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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明明篇(1):父亲叶浅予的速写与人生/叶明明
叶浅予于1990年代授画谢春彦
父亲叶浅予经常讲：“我认为光靠速写不行，那会被速写拘束住，约束了想像力。速写的同时，一定要讲感受。”方法问题也是如此。在学习的时候，没有方法不行，但创作不能光靠方法。“法”的问题，学习就是为了学“法”、求“法”到了最高点是“无法”。为了高必须从低开始。现在中国画教育上最大的危机就是不要“法”，这是错误的，将来会吃大亏。
他认为艺术创新是极其重要的。他一生都没有停止，晚年的时候，国画、漫画结合在一起创作了《长安怀古》组画。但同时适当的保守也是必要的，譬如走路要休息、停顿一下，音乐之有休止符。
他还提到：古今艺术都是和当时的生活相联系的。传统不仅仅是技法的问题，要研究这些艺术所产生的生活背景。要以开阔的胸襟看生活，不要跟你看不惯的东西闹对立，要容忍不同的表现形式。把自己搞得狭窄，就发现不了东西。
“文如其人”在父亲身上是很恰当的，在他的文章中处处透着真实。郁风先生在《叶浅予倒写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述：“他写自己，既不渲染吹牛，也不故意谦虚；他写朋友，既不美言抬举，也不刻薄嘲讽；而是把自己对那人最本质的感觉和看法说出来。写‘文革’，只是当时的真情实感，没有事后的批判，甚至也没有受害者的控诉，一切留给读者感受。”（文章）别致就在于：正如八十年以上的老酒，味醇而厚，不带水分，货真价实。
1949年，叶浅予、戴爱莲和叶明明于北平住所
据黄蒙田先生的回忆，父亲在20多岁就开始了速写，受到了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的影响。从那以后，速写本子就再也没有离开父亲的口袋，随时随地进行速写。即使到晚年，在“叶浅予行路团”时，他也是如此。父亲的速写最初是为了创作漫画储备各阶层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材料。后来创作范围扩展了，在中国画方面进行探索，同样依赖速写积累人物、自然形象。父亲一生画了多少速写，实在是难以统计了。我的手头上有一份父亲的捐赠部分统计，仅向中国美术馆捐赠的速写本就达432本之多。
“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父亲多次在文章和谈话中提到他在1942年赴苗族地区作画，这次生活体验是他从漫画创作走向中国画创作的重大转折点。他说：“1942年我在贵州苗族地区住了一段时间，发现苗族妇女穿得非常漂亮。每逢赶集，人们都把漂亮的衣裙和首饰穿戴上，集场上五彩缤纷，正如百花争艳，任何画家都会动心。可是我那支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对着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心想，如果不改变手法，岂不颠倒美丑，唐突西施吗？从那时起，决心从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中解放出来，另找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我想来想去，觉得应该下苦功向中国画传统中的先辈学习，于是我从漫画创作转到国画的创作方面来了。”
当然父亲转向国画创作，与早在1930年代就和徐悲鸿、张大千等先生的交往也是分不开的。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和南京父亲与张大千先生就经常来往。1945年，他们相约同游西康打箭炉，父亲在成都张先生的府上住了几个月，仔细观察张先生作画时的用笔和赋彩方法。父亲为了答谢主人的盛情招待，画了六幅“大千漫像”回赠。大千先生把我父亲的赠画题名“旅游神通”，由名家题签作注复印后分赠好友。
叶浅予
另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因为工作关系，父亲也经常到齐白石先生的府上，看他作画。
如果说张大千先生和白石老人影响了父亲的国画艺术，那么徐悲鸿先生则是最早地肯定了父亲的国画艺术。1944年父亲在重庆举行旅印画展时，徐先生看后很是激赏，并约他以后到北平艺专教授人物画。1947年，父亲访美回来，应徐先生之约来到了艺专，从此与艺专终身结缘。
实际上，虽然父亲个性强些，但与包括画界在内的很多领域的人士都有交往。人们都知道傅抱石先生善饮，我父亲则很少喝酒。傅先生每到北京来必到大佛寺与父亲阔论。
父亲在解放初致张仃先生的信中说：“我想多学学传统，试以宋画的方法，画画现代人物。”他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画了一些作品，如1953年的《夏天》、1956年的《头等羊毛》等作品。确有宋画周密不苟的特征。这些作品大多在假生宣上创作，工整有了，墨韵却不足。为此，父亲在1956年的时候，画了一部分山水写生和花鸟小品，通过练笔来促进他的人物画技法。父亲一直主张广采博收，反对走“独木桥”。到了1959年的时候，他的人物画已经由工笔转为意笔了。
叶浅予
1976年秋，父亲回到浙江桐庐富春江边。当时，他大病初愈，心情不好，一生从事的人物画是一个危险领域。然而，他在家乡却受到了乡亲的厚爱……这一切激起了他对家乡父老，对家乡山水的无限情意。父亲花费了4年多的心血，几度往返于北京桐庐之间，不顾舟车之劳，不顾不熟悉山水画的困难，深入富春山写生，三易其稿，创作了32米长的山水长卷《富春山居新图》。现在这幅作品悬挂在浙江桐君山江天极目阁里。
父亲自己也说：“富春山哺育了我，要把它画出来，抒发我对祖国大地的感情。”
从1975年父亲获得自由，恢复健康后，便开始了他每年必行的故乡行。父亲长年在外讲的是普通话，但一到家乡，不两天桐庐话就脱口而出。他常常与过路的村民、江边的渔民、上学的学生聊天，为自己对答如流的家乡话说得好很是得意。我记得从1992年起，父亲每次回到家乡后总要感慨地对我说：“明明，我不回北京了。我就在这里安度晚年了，这里是我的安身之地。”1994年因心脏病多次发作住院，未能成行。1995年，父亲为了回家乡，每天坚持行步锻炼。有一次，父亲兴奋地说：“明明，我能走一千步了，能去桐庐了吧？”他无时无刻不在念着故乡。
晚年，他把自己收藏的包括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等人的历代佳作和自己创作的100多幅精品及历年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家乡。朱嘉树先生的《富春佳话》有过这样的记载：叶先生说了自己的捐赠动机。第一，艺术属于社会和人民。第二，报答家乡的哺育之情。第三，对时下的不良现象作一下回应。
叶明明篇(2):叶明明：我为父亲和戴爱莲感叹唏嘘
戴妈妈和我的父亲叶浅予 我的3个母亲，除了生母，另外两个都是名女人：一个是和父亲有过30年不幸婚姻的名伶王人美；一个是和父亲有过10年幸福生活的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前者，父亲评价和她的生活是磕磕碰碰的30年，而后者，是父亲在心里怀念一生的人。 父亲和戴妈妈的相识并非偶然。当年，宋庆龄的秘书找到父亲，说孙夫人想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于是请从英国到香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希望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些画家在宣传上给予帮助。就这样，他们一来二去很快熟悉并相爱了。 认识父亲后不久，两人就结婚了。生活中，戴妈妈一直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父亲的英文虽只有中学水平，但基本的沟通不成问题。 接下来的10年，就如父亲回忆所说：“我和爱莲在那几年就互相当对方的跟班了。她开表演会，我就给她打杂、当翻译、做饭、做舞台监制，而我忙碌时，这些事情又轮到她替我做。我们两人的关系就像一对跑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 父亲的这个比喻的确是他们那10年幸福生活的写照。 人家说婚姻有“7年之痒”，也不完全对，戴妈妈和父亲的婚姻就“痒”在了第10个年头。 1950年，戴妈妈被文化部聘请担任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那年秋天，父亲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考察。小别的那半年，戴妈妈爱上了她参与指导的一个大型舞剧的男主角，这个男人比戴妈妈小几岁。父亲不在戴妈妈身边，戴妈妈身上保留的西方人开放、直率的特点暴露了出来。等到父亲回来时，戴妈妈非常直接地对父亲说：“我不爱你了，我们离婚。”这个消息对父亲来说是晴天霹雳，可男人的自尊心已不允许他再挽留戴妈妈，父亲为此伤感地流过泪，甚至一生都难以释怀。戴妈妈也为这段婚外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文革”中，这个男人卷了戴妈妈的所有钱款逃走了。戴妈妈后来常向我表露对这段荒唐姻缘的懊悔。 6年后，父亲才从他和戴妈妈的感情中走出来，和大明星王人美结婚了。 我陪戴妈妈走过一生 我10岁那年，对于父亲领回来的这个女子，曾不自觉地对她充满了敌意。因为语言不通，我们还无法交流，戴妈妈对此并不懊恼，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做她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夏天特别怕热，一热就睡不着觉，戴妈妈了解情况后，每天临睡前就给我扇扇子，直到我睡着。我那时也不跟她讲话，她要扇扇子，我也不反对。后来我才知道，戴妈妈因为不能生育，而父亲又特别喜欢女孩，他们就达成默契，要好好地教养、疼爱我。 1948年，我们全家到了北京以后，才算真正有了自己的小家。戴妈妈这时开始动脑子教育我了。她教我英文、舞蹈，还给我做跳舞用的芭蕾舞软鞋，但我喜欢和好多同龄的孩子一起学习跳舞，而戴妈妈则是一对一地教我，我觉得比较枯燥，所以学了一段就停了。戴妈妈也不勉强我。后来，我去史家胡同小学念书，因为家住大佛寺，离学校较远，戴妈妈就骑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差不多有一个学期之久。戴妈妈个子矮小，而我是13岁的大孩子了，体重也不轻，可戴妈妈总是风里雨里地接送我，从不叫累。 “文革”期间，我被发配到湖北的干校劳动了两年。戴妈妈经历了第二次离婚，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当我从湖北回到北京后，却找不到父亲，当时我下意识地就想到了戴妈妈，可她也在干校劳动。“文革”之后，戴妈妈的待遇还没恢复之前，我把她接到了我那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里，和我们一家四口一起生活了半年。后来，戴妈妈的学生不忍心看她和我们挤在一起生活，临时帮她解决了住房。 随后的二十多年间，虽然戴妈妈的政治地位和工作待遇都得到了解决，可老人心里一直是孤独和苦闷的。晚年的戴妈妈还想为她热爱的舞蹈事业做点贡献，可毕竟青春已逝，她的力量非常有限，而情感上的孤独更是带给了老人莫大的苦闷。戴妈妈经常一个人守着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无人交流。我看出了老人的伤心，于是跟她约好每周三下午，我都会去陪陪她。这个约定，我们坚持了30年。而我也知道，她是想和父亲说说话的，那时天天和王人美吵架的父亲又何尝不想呢!有几次，实在是想让两位老人开心一下，我便创造了戴妈妈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实在不多，戴妈妈非常珍惜，每次都会和父亲说很多话，临走时把我们送下楼后，两人还会依依不舍。 真的，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彼此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吴大为摘自《中国妇女》)
叶明明篇(3):茂吕美耶：残杀情人的恶女，如何影响半世纪日本文艺史
文 | 茂吕美耶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二月二十六日凌晨至二十九日下午，日本发生名为“二二六事件”的政变。当时，日本陆军内部有一派以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将校为主，支持“皇道派”的派系，在数名少壮军官率领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政变行动。这场政变以“昭和维新，尊皇讨奸”为口号，不仅杀害了藏相、内大臣、侍从长等人，还占领了东京数处据点和军事机关。他们认为只要杀害元老重臣，便能实现天皇亲政、改革财界与政界的腐败现象、打破农村贫困现状等理想。四天后，政变军遭镇压，一部分军官自杀，其他指挥者不是被判死刑便是课以重刑。政变失败后，日本急速走向法西斯主义军部独裁政治，媒体及民间的言论自由遭限制，社会笼罩着一层阴郁沉重的乌云，世间人战战兢兢地静待悄然临近的军靴响声。三个月后，民间社会发生了“阿部定事件”，让媒体以及世间人宛如得到一杯清凉剂，大肆争相报导并议论纷纷。阿部定被捕时，国会正在审议法案，“阿部定被捕”号外一发，众议员互相争夺号外，“被捕了？”“好一个标致女子”，厅堂顿时你一言我一语地吵杂不已，导致国会中断。连国会都如此了，遑论世间或媒体。
▲媒体报道
“阿部定事件”之后，模仿事件频发，光是表面化的事件便有五十多起，如果包括未遂事件和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非凶杀事件，据说实际上可能有上百起。只是，模仿事件的肇事者，都是基于对负心男人的憎恨感情或三角关系的嫉妒心理而行事，纯粹以罪行表达爱情深度的肇事者，只有阿部定一人。“阿部定事件”并非一般性的桃色猎奇案件，因此日后才会不断有人以此案件为背景，写成记实小说或拍成电影搬上银幕。▍阿部定的童年生活阿部定于一九○五年五月生于东京神田区新银町（千代田区神田多町），父亲开一家榻榻米制作店。在七个兄弟姐妹中，阿部定排行老幺。但阿部家次子和三子在阿部定十岁时过世，长女于生后不久也早夭，阿部定上头只剩年龄差距二十岁的长兄，以及两个年龄分别差距十七岁与六岁的姐姐。阿部家父亲是个老实的榻榻米工匠，手下有六名雇员，繁忙时期，家中的雇员多达十人或二十人，是富裕家庭。阿部定从小便学习三味线、日本舞等，她母亲总是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根据阿部定的《预审供词记录》，由于她时常听家里员工交谈的闲话，十岁时便懂得男女之间的事。阿部定的长兄有点爱酒色。阿部定十五岁时，她哥哥赶走正经规矩的嫂子，迎进本来在外面金屋藏娇的酒吧女小老婆。凑巧这时，大姐招家里员工之一入赘为婿，哥哥深恐家产会被入赘女婿夺走，时常有事没事找大姐和大姐夫的碴。母亲因为袒护大姐，家里每天争吵不休。每逢家里起纠纷，母亲便塞零用钱给阿部定，叫她到外面玩。阿部定每天都到一个名叫福田的朋友家玩，在朋友家认识了朋友哥哥的同学。对方是庆应大学学生。某天，阿部定和那名庆应大学生在福田家二楼戏闹时，竟然被对方夺去处女身。当时，阿部定只是觉得很痛，连续两天出血不止。这时她才惊觉自己已经不是处女身，慌忙向母亲禀告此事。之后，她和那名庆应大学生见面时，向对方说：“我已经告诉我母亲了，你也要向你父母报告。”岂知，那名大学生自此以后不再露面。阿部定的母亲去找对方谈判时，对方也避而不见，母女俩吃了个哑巴亏，只能作罢。算起来，阿部定是虚岁十五被夺走处女身。当时，她还未迎接初潮。阿部定说，她当时根本无意和该名学生结为夫妻，但对方实在缺乏诚意，想到自己只是被当做调戏对象，她非常不甘心。又想到自己已经失贞，将来大概结不了婚。虽然母亲对她说，只要隐瞒此事，照样嫁得出去。但阿部定既不想隐瞒，也不愿意在婚前坦白说出这件事，遂对结婚不再怀有任何期待。虚岁十五，满岁十四，相当于现代的初中二年级。“不是处女便嫁不出去”的看法，即便是当时的女性贞操观念，阿部定也未免过于纯真又洁癖了。这种源自男人占有欲心理以及将女人商品化的“处女膜崇拜情结”，有时真的会害死一个女人。此外，连续出血两天后，阿部定才察觉自己原来已经失贞。那么，她前面说的“十岁左右便懂得男女之间的事”这句话，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的知识，其实仍懵懵懂懂。
▲阿部定
▍家境富裕却因父亲而成为艺伎之后，阿部定开始和左邻右舍的不良少年来往，进而扩展地盘在浅草区闯荡。她时常偷家里的钱在外面挥霍，身后跟了约十名不良少年和两名不良少女。但是，这时期的阿部定，也仅和两名在镰仓认识的二十岁青年，发生过一次爱抚关系而已。比起某些现代少女，阿部定的行为算是小儿科。家里的纠纷始终不得解决，阿部定十七岁那年春季，由于长兄夫妇带走家里的钱，她父亲终于决定关掉店门，在埼玉县坂户町盖了一栋新房，带着老婆和幺女搬离东京。迁到坂户后，阿部定依旧在家待不住，和邻居一名男子来往，但这回也只和对方发生过一次爱抚关系而已。无奈那个时代，光是男生和女生并肩走在一起便会惹来警察注目，可阿部定不但有时邀对方一起散步，有时还单独一人到西餐厅用餐，这些行动在当时都算是“卖国贼行为”，因而名声很坏。她父亲大怒，对她说：“既然你那么喜欢男人，干脆去当艺伎算了。”阿部定的父亲真的说到做到，在女儿十八岁时，通过中介业，将女儿送到横滨市一家艺伎住宿所。贷款是三百圆。阿部定在《预审供词记录》中描述：“当时我家在东京有五、六栋租房，家里不缺钱，贷款有一部分给了稻叶（带阿部定到中介业店的人），其他都花在我的装束和首饰上，剩下的全给我当零用钱。”阿部定说，她当时很恨父亲，日后才从母亲口中得知，她父亲根本无意让女儿去当艺伎，只是想让女儿体验一下“陪男人玩”到底是什么滋味，打算待阿部定后悔向娘家求饶时，再让母亲和姐姐去接幺女回来。至于那个名叫稻叶的男人，是阿部定长兄前妻的姐夫。阿部定当了艺伎后，稻叶明明有家室，却缠着阿部定，有一段时期，全家人都靠阿部定的收入生活。对稻叶家来说，阿部定是一棵摇钱树；对阿部定来说，稻叶才是她真正的第一个男人。自此，阿部定从一名不良少女成为艺伎，开始过着她的流转人生。阿部定在横滨换了另一家艺伎住宿所后，不巧发生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的关东大地震，稻叶家因火灾而走投无路。阿部定只得带着稻叶一家人迁移至富山县富山市另一家艺伎住宿所。之后，她又移到长野县另一家艺伎住宿所当艺伎。艺伎本来只卖艺不卖身，但阿部定在长野发现那边的艺伎都是卖身的地下娼妓，因此，她认为，既然如此，干脆辞掉艺伎去当娼妓算了。二十二岁那年正月，阿部定离开长野，前往大阪，在大阪花街的一流妓馆当起娼妓。至此她才好不容易撇开稻叶一家人的纠缠。之后，她逐渐对娼妓这种职业生厌。岂知，她愈是想挣脱，便愈陷得更深。起初在一流妓馆当高级娼妓，日子过得还算精彩生动，却为了摆脱娼妓职业，妓馆换来换去，换到最后，竟沦为于寒冬夜晚也必须在外面拉客的三流娼妓。直到二十六岁那年，阿部定好不容易自妓馆偷跑成功，逃到神户，脱离了娼妓生活。二十八岁那年，她又移到大阪。这期间，她换了不少职业，艺伎、高级地下娼妓、咖啡厅女侍、人妾等，卖的都是女人的“性”。我想，她在少女时代经历的那次非自愿初体验，可能在她的心灵烙下极大创伤。案发后，那名庆应大学生应该还活着，也应该明白这起举国喧哗的案件主角，正是当年自己凭一时性冲动，畜生般地夺走对方处女身的那个女孩。我很想知道这名庆应大学生于他的后半生中，能不能夜夜安枕无忧地入睡？会不会每天都在睡梦中惊醒，再伸手探看自己的下半身，暗自庆幸被割掉的不是自己的小弟弟呢？可惜完全没有他的资料。这种畜生，没有资料也罢。
▍与贵人相遇阿部定在大阪时，轮流当过三人的小妾。由于她在供词中没有说出名字，表示对阿部定来说，都是不值一提的男人。阿部定二十九岁那年，母亲过世，她决定离开大阪，回到东京，起初当高级娼妓，后来当人妾。三十岁正月，这回是阿部定的父亲生病，她回娘家看顾父亲。她父亲泪流满面地对她说：“做梦也没想到可以接受你的看护，我死也无怨了。”看来，阿部定的父亲也很后悔当初把女儿推进花街吧。父亲过世后，阿部定又回到东京当起人妾。之后，她又移到名古屋某料理店当女侍。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四月末某天夜晚，时年四十九岁，任职名门商业学校校长，亦是市议会议员的大宫五郎，带着其他料理店的女侍到阿部定工作的料理店用餐，说是宴会归途。阿部定看这位校长衣冠整洁，对女侍很有礼貌，举止也很端正，觉得他是位绅士。四天后，校长单独一人前来。阿部定边服侍校长喝酒，边和校长闲聊。大宫校长随口问：“你几岁了？”“三十岁。”阿部定答。“如果是普通女子，三十岁至少有一个或两个孩子，你怎么在这种地方陪客人喝酒？大概品行不端吧。”校长的态度和之前一样，很有礼貌。只是，口气带着轻蔑。这句话令阿部定兴起挑战心。她怒上心头，感觉很不愉快，当场决定要“征服”这位绅士。于是骗校长说，她是东京人，丈夫早死，在东京有个九岁女儿，为了孩子，她不得不出来当女侍。大宫校长听了后，递出十圆给阿部定，要阿部定为孩子买点东西。我们先不管大宫校长是否真相信了阿部定编的谎言，或许大宫校长也并非真的相信，却假装相信，并以“孩子”为由，掏钱给阿部定。还未发生关系之前，大宫校长便用金钱讨好阿部定，此举似乎决定了大宫校长和阿部定之间的定位。过了几天，身穿和服的校长又来了。阿部定确信校长对她怀有好意，继续提起“孩子”的事，并故意哭倒在校长膝盖。校长上钩了。此时的阿部定还不知道校长的身分，她从校长的态度和穿着判断这位绅士或许可以成为财路。校长甚至对阿部定说：“我第一次和妻子以外的女人发生关系……你真是个坏女子……不过，事情既然如此，我会照顾你，你以后就改邪归正吧。”这时候的大宫校长大概万万想不到，阿部定于一年后犯下的案件，正是他牵的缘。两个月后，阿部定向校长说，东京的孩子病逝，她必须回东京。其实阿部定只是对名古屋生厌，想回东京而已。这时，大宫校长给了阿部定五十圆旅费。阿部定回东京后，又开始做起高级娼妓的行业。她写信给大宫校长告知联络方式。大宫校长上京后，阿部定带他去浅草玩，又在品川的旅馆休息。大宫校长如常给了阿部定三十圆。七月中旬，大宫校长突然上京，两人决定到热海过夜。在热海，大宫校长苦口婆心地劝阿部定改邪归正：“我在东京等你回来时，向老板娘探听了许多事……你在做高级娼妓，也和别人的丈夫有关系……可是，不管我听到什么事，我都不会惊讶。一开始，我就知道你大概不是品行端正的女人，我很想拯救你。你趁这个机会改邪归正好不好？我仍不能向你说出我真正的名字，但我敢保证，我一定会负责你的将来。”校长整个晚上都在对阿部定讲经说法。也就是说，他虽然和阿部定在热海过夜，却没有动阿部定一根毫毛，第二天还给阿部定三十圆。这也难怪，他是校长，又是市议会议员，而且阿部定是他第一个“外面的女人”。他确实衷心想让阿部定回到正经女人的轨道，为此，他不惜花费金钱。阿部定这时动了心。过去的男人除了嫖客和包她为妾的老爷外，都是把她当摇钱树的寄生虫，从未出现过愿意这么耐心劝导她的男人，大宫校长象是能指引她走向其他光明路程的好长辈。回到东京后，阿部定真的不再当高级娼妓，甚至为了想禁烟，特地到附近寺院做一百度参拜。半个月后，阿部定很想见大宫校长，可是她不晓得大宫校长的真名和职业。但她知道大宫校长别在西装胸前的“丸八”徽章，是名古屋市会议员或市政府人员的标志。八月中旬，阿部定抵达名古屋，凑巧在车站前的小旅馆得知大宫校长的真正身分。她进旅馆订房，随手拿起报纸，报纸上刚好刊出大宫校长的照片，一旁写着“大宫市议渡美”标题。阿部定打电话邀大宫校长出来。大宫校长见了阿部定后，垂头丧气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看了报纸。”大宫校长点头说：“我是校长，万一世间知道我和你的关系，我会活不下去。我得用手枪（自杀之意）。要我死，要我活，都在你。将来我打算当议员（众议院），到那时候为止，你给我老实一点。等我当上议员，你便可以光明正大地来找我。”阿部定赶忙说，只有她知道校长的身分，其他人都不知道。大宫校长继续说：“我今天很忙，你回东京去吧。我只要想到你在名古屋，我连路都走不直了。”这天，大宫校长给阿部定五十圆，让阿部定回东京。大宫校长出国之前，还在东京和阿部定见了面。虽然只有一个钟头，但那时也给了阿部定一百圆。十月下旬，阿部定听说大宫校长将要回国，又前往名古屋打算迎接校长。没想到校长因公事一直待在东京，阿部定在名古屋白白等了两个星期。十一月上旬，阿部定好不容易才和校长见了面，这回也只聊了一个钟头，收了一百圆后便分手。十一月中旬，大宫校长上京，这回比较悠闲，两人一整天都在一起，阿部定收了五十圆。过几天，两人在大阪见面时，阿部定向校长说，她身上长了肿块。校长给她两百五十圆，嘱咐她去千叶县草津温泉乡疗养。因此，十一月下旬至翌年一月十日，阿部定一直待在温泉乡养身。这期间，校长来探望了阿部定一次。夜晚，两人在房间时，大宫校长碰都不碰阿部定一下。听到阿部定戒烟成功，高兴得又对阿部定讲起经说起法来。第二天，两人又前往伊香保温泉过夜。大宫校长在第三天才回名古屋。离去时又给了阿部定一百圆。阿部定于事后描述，大宫校长在伊香保时对她说：“你看起来老实多了，说话的口吻也变了。”这句话令阿部定非常高兴，始终记在心里。话说回来，昭和十一年的一百圆，对一般市民来说，到底有多少价值呢？一块豆腐五钱，一块炸肉饼二钱，一盘荞麦面五钱，一碗拉面十钱，一盘咖哩饭十钱，一杯咖啡十五钱，男子理发费五十钱（甲等）、四十钱（乙等），一包香烟七钱，一双草履六圆。大阪男子上班族的平均月薪是六十四圆四十一钱，东京浅草电影院的入场票是二十钱。一千圆可以买一栋房子。由此可见，一百圆算是巨款。虽是巨款，大宫校长仍二话不说地屡次给了阿部定。看来大宫校长虽然表面彬彬有礼，爱讲经爱说法，但内心极为疼爱阿部定。
▍改变一生的相遇在草津温泉过年的阿部定于昭和十一年正月十日回到东京。同一个月，她和大宫校长约在京都见面。校长对她说：“你最好先准备，将来做点小生意。今年年底，我会给你一千圆，让你开一家类似关东煮那种小料理店。你去找家料理店做事，跟人家学做料理。”阿部定果然没有看错人。大宫校长确实是位绅士，而且有钱，出手大方，更不时为阿部定的将来着想。对一个长年当艺伎、娼妓、人妾，三十过后的女人来说，背后有个有钱有势的靠山，还能拥有一家料理店，恐怕比中彩卷还幸运。因此，阿部定到新宿一家职业介绍所，拜托对方帮她找个钱赚得少无所谓，只要是正经工作就好的职业。俗话说，事实比小说还离奇。读到此，各位是不是会替阿部定扼腕呢？她好不容易才撞见一座好靠山，正要拐弯走向光明路途时，偏偏不巧竟遇上了煞星。职业介绍所帮阿部定找到一家位于中野区的料理店“吉田屋”，让阿部定去当住宿女侍，学习烹调和料理店经营法。“吉田屋”是中野区数一数二的高级料亭。老板名叫石田吉藏，时年四十二岁。阿部定三十一岁。吉藏长得很俊美，举止文雅，待人温柔亲切。十二三岁起在鳗鱼店当弟子伙计，一步一步爬至当时的地位，算是成功男人之一。阿部定是二月一日正式住进“吉田屋”，她立即对老板一见钟情，但不表现出来。一是三十一岁的成熟女子，一是四十二岁的精力充沛壮男，自然是干柴烈火，一拍即合。两人经常避开他人眼目在家里互相调戏，例如捏一下对方的身体、短暂的拥抱、亲亲嘴等，但还未发生肉体关系。三月三日，大宫校长上京。阿部定和校长在新宿的旅馆过夜。校长理了个五分头，阿部定惊讶地问理由。校长哈哈大笑说：“我这回来东京学习，打算返璞归真，回到青年时的心情认真学习。这件事和你无关，你不用放在心里。等我学习完毕，我再带你到盐原温泉玩。”校长还说：“目前你不是我的独占品，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等你开了料理店，你一定要老实点。到时候，如果你有了心上人，尽管对我说。我帮你面试对方，通过的话，我也可以从中做媒，让你们结婚。你结婚后，我会一直把你当妹妹看，就算你死了，我也会照顾你。”如果视大宫校长为“男人”，阿部定可能会觉得不够十全；但若把大宫校长当“长辈”“靠山”看，大概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可靠的人选了。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凶杀案？这点实在令人想不通，难道是命中注定？四月十九日夜晚，阿部定和石田吉藏关掉客厅的灯光，在长椅上打算发生关系时，凑巧其他女侍进来撞见现场，继而向石田的妻子打小报告。吉藏受不了妻子的责问，第二天早上向阿部定说：“我们到外面仔细商量。”石田吉藏老板和妻子本来就感情不合。吉藏自从当上料亭老板后，除了清晨到鱼市挑选当天的食材外，其他事都交给老板娘和厨师长掌管，自然而然就往酒色方面走。过去曾在外面金屋藏娇，被妻子现场抓奸。妻子也曾和其他男人私奔，却为了家中两个孩子，不得不又回到吉藏身边。不过，妻子和情夫私奔一事，是吉藏说给阿部定听的，事实与否，无从确认。四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吉藏和阿部定约在新宿车站见面，再前往涩谷某家旅馆。阿部定原未打算和吉藏私奔，她心里仍惦念着大宫校长，而且已经和老板娘说好将在五月底辞职。况且她和校长约好要到盐原温泉渡假，早已买了香皂和化妆品，满心期待盐原温泉之约。再说，“吉田屋”于二十五日有个八十人左右的宴会预约，阿部定于二十六日也有另一项工作等着。然而，吉藏出门时，竟向家里人说是商务旅行，并偷偷带出保险箱里的三百圆。如此看来，石田吉藏在这天早上似乎已经不打算回家了。吃完早餐后，吉藏对阿部定说：“昨晚我被老婆修理了一顿，你大概也待不下吧，这个月底干脆辞职算了。坦白说，目前店里的电话已是贷款抵押品，不过将来我会帮你开一家小旅馆，到时候我们便可以长久在一起。”也是这天，石田吉藏和阿部定第一次有充裕时间享受床事。两人为了纪念二十三日这一天的“婚礼”，叫了艺伎来庆贺。这时，阿部定仍打算让艺伎陪他们玩两个小时，吃完晚饭后，大约将近傍晚六点回家。岂知，石田吉藏是“猎艳高手”也是“床技高手”，他深知女人心，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女人心服口服。就这样，两人一直待到四月二十七日夜晚，再转移战场至多摩川的旅馆。四月二十九日，石田吉藏带出来的钱用光了。阿部定向吉藏说要出门筹钱，离开旅馆时，还特地交代老板娘，不能让石田回去。她向在柳桥当艺伎的朋友借了十圆旅费，前往名古屋。抵达后，在车站前打电话给大宫校长，没联络上。当天夜晚，她住宿在车站前的旅馆，并特地寄出一封快信给吉藏。四月三十日，阿部定和大宫校长见了面，聊了一个钟头。她骗大宫校长说：“我有个无赖情夫，逼我和他恢复关系，闹到吉田屋。吉田屋老板帮我们调停，对方说，只要我给他二百圆，他会（离开日本）前往大连。”大宫校长回说：“二百圆无所谓，只是我现在身上只有一百圆，你先拿去。五月五日，我有事上京，到时候我再给你钱。”大宫校长给了一百圆后，又递出十圆，说是回东京的旅费。这时，校长说：“如果你喜欢那个男人，你不用挂念我，跟他去吧。”阿部定回说：“如果我喜欢，我就不会来向先生要钱了。”根据《预审口供记录》，这时的阿部定虽然迷上石田吉藏，但她无意和大宫校长断绝关系，她依旧非常敬仰校长。下午五点左右，阿部定搭乘的快车抵达静冈时，她在车内寄出一封电报给吉藏，告知八点抵达东京。八点半抵达东京后，阿部定在车站打电话给吉藏，要他来神田车站接她。吉藏到神田车站迎接阿部定后，两人搭出租车前往尾久某家旅馆。有关快信和电报，阿部定供词说：“我离开东京后，脑子里全是石田的影子。住宿在名古屋的旅馆时，一直在想，不知该不该寄信给他。如果因为没寄信，石田回家了，那寄信也没有用。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寄出信。而且因为石田不在身边，一个人喝了两瓶啤酒才入睡。（中略）快车抵达静冈时，我又忍不住寄出一封电报。抵达东京车站时，我打电话给旅馆，没想到石田竟然一直在旅馆等我回去。想到这点，我的心就不再摇来摇去，全给石田填满了。”五月二日夜晚十点，两人再度搭出租车前往另一家旅馆。如此，阿部定和吉藏从最初的涩谷的旅馆移至多摩川的旅馆，再移至其他旅馆，随心所欲地流浪到哪儿就住在哪儿。五月五日是阿部定和大宫校长约好见面的日子。阿部定晚到四个小时和大宫校长见面，要了一百二十圆。两人在银座用餐后，约好十五日在东京车站见面。据说，阿部定这天和大宫校长连手都没牵一次便分手。夜晚十点左右，阿部定回旅馆，途中曾打电话给稻叶，得知“吉田屋”那边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但两人认为，既然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干脆玩到底。
▍荒唐的婚外情石田吉藏于五月七日上午为了筹钱才回自己家。而且还是阿部定给了他十圆，逼他回家。这对男女从四月二十三日直至五月七日，整整十四天，完全不考虑后果也不规划未来，只是纯粹地沉浸在感官世界中，如饥似渴地享受男欢女爱。这已经超越了一般所谓的“一夜情”或“婚外恋”的基准，但似乎也不能归类为“好色男女的行为”。试想，一是“身经百战”的艺伎娼妓，一是“猎艳高手”的风流浪子，这种男女怎么可能会在短期间内一头栽进情欲世界中而不能自拔呢？答案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陷于一种我们凡夫俗子即便转世投胎几次也都无法抵达的境界。因此，从事艺术的大岛渚导演才会尝试去拍这对男女的故事。只是，我个人认为，大岛渚导演似乎也没有把他们的故事拍成功。大岛渚导演拍的对象是“男方”，也就是石田吉藏。但是，仔细阅读阿部定的口供记录以及手记，我总觉得，大岛渚导演心目中的“石田吉藏”是“很有男人味”的男人，甚至接近“豪迈”的男人。电影《感官世界》则是一部男人拍给男人看的片子。“很有男人味的男人”在床上时，他们脑筋里想的都是“该怎样才能征服眼前这女人”“该如何做才能让眼前这女人销魂飞天”等技巧问题，不会和对方一起沉没于感官世界，也不会和对方一起载沉载浮，更不会“猥亵到极点”（阿部定的形容）。这和男人不会轻易在女人面前喝醉酒的道理一样。所以，真正的石田吉藏应该更接近“软派”。简单说来，在男人眼里看来，石田吉藏很可能是个“非常没有骨气”的男人。阿部定在口供记录中说“石田的技巧最高明”，这句话指的是石田“很懂得该如何和女人谈恋爱”的“技巧”，也就是“求爱技巧”“勾引技巧”“让女人欢心的技巧”，而非知识性的死板“床戏技巧”。话说回来，阿部定送吉藏回家后，暂时寄宿在稻叶家。那几天，她都魂不守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脑子里尽浮出吉藏的影子，一下子挂念吉藏会和妻子吵架，一下子又担忧吉藏和妻子言归于好。她朝夕思念着吉藏，思念到“一生中最难熬”的程度。五月十日夜晚到浅草看戏时，凑巧剧中出现挥舞牛刀的剧情，她马上想到“下次见面时可以用牛刀和吉藏玩玩看”。
▍疯狂的结局看戏当天夜晚十一点左右，阿部定回到稻叶家，打电话给“玉寿司”，这是石田吉藏说过的联络方式。吉藏果然留了口信，要阿部定留下电话号码。阿部定听了后，欣喜若狂，马上离开稻叶家，当晚住在新宿某家旅馆。五月十一日，由于身上的钱不多，阿部定在上野某家估衣铺卖掉冬天穿的夹衣和外褂，观看了一场电影，再打电话给“玉寿司”，告知新宿的旅馆电话号码。接着买了一把牛刀，带回旅馆。夜晚七点半左右，吉藏打电话过来，向阿部定说：“你暂时等到十四日好不好？”阿部定此时喝醉了，嘟囔着硬是不答应，结果两人约好在中野车站见面。吉藏换了一身潇洒和服，飒爽地出现时，阿部定取出牛刀，模仿前一天在浅草看戏时，剧中出现的场面，吓唬吉藏说：“你干嘛穿和服？是不是回家后取悦了老板娘？”吉藏看得笑呵呵。这时的吉藏，身上只有二十圆。原来他没有凑到钱，所以才要阿部定等到十四日。两人在车站前的关东煮小店喝酒。阿部定高兴得喝醉了，不时搂着吉藏亲嘴，再要求吉藏带她去旅馆休息。两人搭出租车前往尾久一家旅馆。
▲案发的旅馆
正是自这晚起，阿部定开始对吉藏“施虐”。同样身为女人，我能理解阿部定此时的心理，毕竟没有人知道吉藏回家后的三天中，到底有没有和妻子同床。何况，之前的三星期中，阿部定买了一条兜裆布给吉藏换穿，分手三天后，吉藏却换了另一条兜裆布前来。这点非常重要，请各位男性看官小心一点，千万不要随便换内裤。阿部定出于高兴和猜忌，在床上一会儿撒娇，一会儿又捶打或啃咬吉藏，向吉藏逼供。吉藏频频否定，甚至说：“她想和我亲热，我一脚把她踢开了。”这话，谁会相信？或许石田吉藏真的没有和妻子同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男方如何辩解，女方也绝对不会轻易相信。就算内心相信了一半，表面也会装作不相信，用各种方法向男方“施虐”。此处的“施虐”，其实是爱情的表现，也是女人的撒娇方式。两人闹到深夜，阿部定再度取出牛刀，故意摆出架势。吉藏看得兴高采烈，反倒向阿部定讲解：“小道具不够，你这样反握的话，应该买尖刀，你这样根本就不像话嘛，杀不了人的。”吉藏是厨师出身，他当然具有丰富的刀刃知识。阿部定故意把牛刀贴在吉藏局部，说：“我把你这儿切掉，你就不能和其他女人玩了。”吉藏依旧看得笑呵呵。读到这里，大家应该能理解吧？阿部定并非蓄意割掉吉藏的局部，特地于事前买了牛刀。她完全是一时兴来，看了戏剧，心血来潮，买了牛刀。手中有了牛刀后，又完全基于好玩，用牛刀唬弄吉藏。换个视点来看，倘若阿部定没有绞死吉藏，也没有在吉藏死后割掉他的局部，这些行为便纯粹是“男欢女爱”的一部分而已。现实世界中，玩得更过火的情侣多得很。五月十五日傍晚，阿部定如约在银座和大宫校长见面。两人用过晚餐后，到品川一家旅馆幽会，但阿部定只是“礼节性”地和大宫校长同床，一颗心全飞到吉藏那儿。大宫校长给了阿部定五十圆，阿部定于十一点左右搭出租车回尾久的旅馆。这回，换吉藏吃醋了。他向阿部定说：“我一定要去买把尖菜刀来。”而且看阿部定在外面洗过澡，一边问“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边拉扯阿部定的头发或捏阿部定的身体。事到如今，当然没有人知道吉藏到底是真吃醋或假吃醋。但阿部定供述，那是吉藏在开玩笑，阿部定甚至认为那是一种爱抚。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可惜吉藏已经死了，无从对证。五月十六日，阿部定于中午托女侍代她送信给住宿在神田的大宫校长。她在信中恳求大宫校长给女侍五十圆，不巧，大宫校长不在，女侍留下信件。吉藏则于傍晚到理发厅理发，这点令人情不自禁想起“死前预感”这个词。
▍三星期的恋情是真爱？还是中邪了？五月十八日上午八点左右，阿部定向旅馆女侍说：“我出门买水果去。中午之前不要叫醒我男人。”下午两点五十五分，旅馆女侍觉得二楼房间静悄悄，女房客出门后也始终没有回来，有点异样，上楼探看。不料，打开房门一看，闯进视界的是沾满了大量血迹的被褥。女侍立即打电话向尾久警察局通报。警察赶到现场时，据说众人也都倒抽了一口气。刑警掀开覆在尸体脸上的毛巾，再掀开沾满血迹的盖被后，眼前赫然出现一具“仰躺着的全裸绞死尸体，阴囊和阴茎自根部被切断，四周没有留下任何一丝肉片。不仅如此，左大腿留下‘定吉二人’的血迹，左上臂亦有用刀尖刻成的‘定’一字，被单靠中央部位也留下约五、六公分大小，用鲜血写成的楷体‘仅有定吉二人’六字，房内找不着男子的内衣和兜裆布”（《警视厅史》昭和前篇）。阿部定在案发这天，还和大宫校长见了面。她打电话到神田的旅馆，约校长出来，两人一起到大冢另一家旅馆休息。阿部定为了不让大宫校长看到自己缠在腰上的石田的内衣和兜裆布，脱衣服时，费了一番苦心。而且，当两人准备进被褥时，阿部定偷偷把裹在纸张内的“石田之物”藏在枕头下。案发后，各家报社同时印了号外在街头分发。《东京日日新闻》还加印了描述得比较详细的第二张号外。石田的妻子在石田离家出走后，即向警察局报了案，所以案发后，相关人员马上查出尸体是石田吉藏，凶犯是阿部定。阿部定本来预计离开东京，抵达大阪后再自杀，遗书也都写好了，却于案发后第三天的五月二十日傍晚，在品川车站附近的旅馆被捕。大致算算，阿部定和石田吉藏这段“恋情”为期甚短，仅有三星期。这三星期的期间，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即便换算成钟点，也仅有五百多个钟头。在这五百多个钟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足以令阿部定绞死石田吉藏，并割下对方局部的事呢？在《预审口供记录》第一回讯问时，讯问者开头第一句便直截了当地问阿部定：“你为何杀了石田吉藏？”阿部定回说：“我很喜欢那人，喜欢得受不了，所以想独占那人，那人和我不是夫妻，只要那人还活着，他大概会和外面的女人接触。杀了他，他便不能对外面的女人触摸一根手指，所以我杀了他。”讯问者问得直截了当，阿部定也答得简洁明晰。光看文字，可以想象阿部定答话时，丝毫不愧疚，也丝毫不后悔，甚至令人觉得她似乎做得很“堂皇正大”。可是，请大家再看一次她的答话。她前面说明，“那人和我不是夫妻”，但后面那句“外面的女人”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很喜欢，喜欢得受不了，不是还有其他方式吗？石田吉藏有意将她金屋藏娇，打算帮她开一家小旅馆，以便两人能天长地久。
就算阿部定无意当小老婆，她也可以逼吉藏离婚，再和吉藏正式结婚。可是，阿部定一次也没有对吉藏提出这种要求。她只是不愿意让吉藏和“外面的女人”接触而已。既然如此，对阿部定来说，她自己才是石田吉藏“里面的女人”，吉藏的正式老婆或小老婆都是“外面的女人”吗？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如果阿部定认为自己才是吉藏唯一的“里面的女人”，她更没有理由杀死吉藏。由此可推测，其实阿部定也无法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吉藏唯一的“里面的女人”。而且她深信，男女之间的“爱欲之情”或“爱情”是流动性的，随时会变质，若要让这段“爱欲之情”或“爱情”固定为永恒，只能让时间停止。而要让时间停止，唯一的手段就是杀死对方。用“杀死对方”的手段让“时间停止”，让“爱欲之情”或“爱情”化为永恒……短短一段逻辑，写成文字或说出来时很简单，但一般女人办得到吗？办不到。绝对办不到。石田吉藏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呢？他为何能让阿部定做出这种一般女人绝对办不到的事呢？法官问了一个对女人来说算是很刁难的问题：“你认为吉藏也很喜欢你吗？”阿部定回答，吉藏也很喜欢她。不过，若放在天平衡量，阿部定占六分，吉藏占四分。这回答非常冷静也极为透彻。一般女人大概答不出来。而且这答案完全没有虚饰也没有逞强的味道，更没有想引起别人同情的算计。彷彿阿部定本人在被捕之后，关在牢房内期间，一直在研究自己的心理，也一直在探寻案件的“真相”。在三星期的逃亡期间中，吉藏始终在劝说阿部定。“你是你，家庭是家庭。何况我的家庭还有两个孩子，我这个年纪，想要和你私奔也嫌太晚了。我会设法给你一栋房子，再让你开一家旅馆，我们就能长久在一起。”吉藏说的很有道理。这项提议应该是最佳选择。可是，阿部定不愿意。她认为这种选择“不冷不热”。热温泉有疗效作用，冷泉水使人精神抖擞，唯有温温的泉水，令人倒尽胃口。没错。这种“不冷不热”的选择只会让“爱欲之情”或“爱情”逐渐变质，逐渐冷却，逐渐溶化，逐渐流向无边无际的大海，最终消逝于世界的彼方。阿部定为了追求“不变的爱”，追求“完整的爱”，追求“绝对的爱”，她只能杀死吉藏。事件审判结果，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判定阿部定是先天性淫乱症，法官则认为是痴情所致，阿部定被判六年徒刑，但实际只服了五年徒刑便遇到大赦而出狱。阿部定于六十三岁时，最后一次出现在摄影镜头前。镜头中的阿部定穿着和服，看上去只是个平凡温和的祖母级人物。不过，反覆仔细听她的答话，可以听出她终生真的只爱石田吉藏一人，而且并非基于SM性爱游戏走火入魔或变态心理，才绞死心爱的男人并割下对方的局部。很可能是石田吉藏心甘情愿让阿部定绞死自己。若真是如此，这桩案件便是所谓的“受嘱托杀人事件”或“过失致死”了。只不过案发现场是专门提供给非正常关系的男女缠绵过夜的特殊旅馆，而阿部定又在罪行后割下男方局部当纪念品带走，才让这桩案件增添了浓厚的猎奇色彩，成为“昭和十一年三大事件”之一（另一桩大事件是“上野动物园黑豹逃脱事件”）。
（本文原标题：恶女阿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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