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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篇(一):胜利的基督教——13世纪
我们刚刚把罗马式时期的艺术跟拜占庭的艺术，甚至还跟古代东方的艺术进行了比较。不过西欧有一点总是跟东方大相悬殊。在东方，那些风格持续了几千年，而且似乎没有理由要它们改变。西方就绝不理解这种固定性：西方是不断地探求新的处理方法和新的观念，永不停息。罗马式风格的流行，连12世纪也没有过去。在用庄严的新方式建造教堂拱顶和配置雕像方面，艺术家还谈不上已经成功，这时就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思想，于是那些诺曼底和罗马式教堂都显得笨拙过时了。这种新思想产生于法国北部，那就是哥特式风格原理。开始，人们或许认为它主要是一项技术发明，但是其实际效果却远远不止于此。那项发现是，用交叉拱建造教堂拱顶的方法，可以发展得更为统一，更为有效，大大超过诺曼底建筑师当初的设想。如果那立柱真的足以承载拱顶中的那些拱，而在拱与拱之间夹上的石头仅仅是填料，那么在立柱之间建造巨大的墙壁实际就全都是多余的了。建起一种石头支架把整个建筑连在一起不是办不到的。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就是修长的立柱和细细的“肋”。其间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省去，支架不会有倒塌的危险，没有必要用沉重的石头墙壁——人们可以安上大窗户来代替它。于是，当时建筑师的理想就变成使用酷似我们今天建造温室的方式来建造教堂。只是他们还没有钢架的铁梁，只好用石头作材料，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细致计算。然而，假定计算没有差错，就有可能建成一种新式的教堂，一种世间从来没有见过的石头和玻璃的建筑物。这就是建筑哥特式教堂的主导思想，12世纪后半叶产生于法国北部。
当然，只有交叉“肋”这一原理还不足以构成哥特式建筑的革新风格，还需要许多别的技术发明才有可能实现这桩奇迹。例如罗马式风格的圆拱就不符合哥特式建筑者的需要；其原因是，如果我们受命用半圆拱横跨在两根立柱之间，那就只能有一种做法。拱顶总是要到达一个特殊的高度，不能高也不能低。如果我想要它高一些，就不得不让拱陡峭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根本取消圆拱，改用两段接在一起。这就是尖拱的设想。尖拱的巨大优越性是可以随意变化，按照结构需要，或者建造得平坦些，或者建造得尖峭些。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考虑。拱顶的沉重的石块既向下面施加压力，又向侧面施加压力，很像一张拉开的弓。就这方面的效果而言，尖拱比起圆拱来也是一种改进；然而，尽管如此，立柱自身也不足以经受这种向外的压力。还有必要使用一个强大的支架来维持整个结构的形状。在起拱的侧廊中，这一点不难做到，可以在外面建造扶垛(buttress)。但是那高高的中殿应该怎么办呢？这就必须跨过侧廊屋顶从外面去维持它的形状。为了做到这一点，建筑者就不得不创用“飞扶垛”(flying buttress)，哥特式拱顶的整个支架(图122)也就最终告成了。一座哥特式教堂好像是悬在那细长的石头结构之间，好像自行车轮子一样，由纤细的辐条固定形状，承载着其上的重量。二者都是由于平均地分配了重力，从而能够越来越减少结构所需要的材料，却不危及整体的坚固性。
图122
巴黎圣母院
1163-1250年
可以看出十字形和飞扶垛的鸟瞰图
然而，要是认为这些教堂主要是工程方面的业绩，那就错了。艺术家力求使我们感到而且欣赏他们的设计所表现的胆量。在看一座多立安式神庙时(见83页，图50)，我们能够感觉到承载水平屋顶的那一排圆柱的功用。站在一座哥特式主教堂内部(图123)，我们就会理解到把高耸的拱顶固定下来的那种推力和拉力之间有复杂的相互作用。在这里，什么地方也没有无门无窗的墙壁，没有粗大的立柱。整个内部看起来是由细长的柱身和拱肋编织起来组成的；它们的网状结构覆盖着拱顶，又沿着中殿的墙壁下来，由一束束石柱组成的立柱收敛在一起。连窗户上也布满了这种交织的线条，称为花饰窗格(tracery)(图124)。
图123
罗贝尔·德·吕札什
亚眠主教堂的中殿
约1218-1247年
哥特式教堂内部
图124
巴黎圣徒小教堂
1248年
哥特式教堂窗户
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早期建造的巨大的主教堂(cathedral)，即主教自己的教堂(cathedra的意思是主教的宝座)大都设想得十分大胆，十分宏伟，以致完全按照原计划完工的建筑，即使有，也十分稀罕。尽管如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已经过许多改建，但是一旦进入那些教堂的宏阔的内部，巨大的空间似乎使一切世俗琐屑事物显得微不足道，那种感受依然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我们很难想像那些只知道沉重、严峻的罗马式结构的人对这些建筑物到底产生的是什么印象。那些较古老的罗马式教堂强大有力，可能表现出一种“战斗的基督教”姿态，它提供庇护所，对抗邪恶的袭击。这些新式主教堂给予信徒们的印象则似乎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在布道和圣歌中必然已经听说过圣城耶路撒冷，它有珍珠的大门，无价的珠宝，纯金和透明玻璃的街道(《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现在那一景象已从天国降临到人间。这些建筑物的墙壁并不冰冷可畏，而是由彩色玻璃构成，像红宝石和绿宝石一样闪耀着光辉。那些立柱、拱肋和花饰窗格上金光闪烁。重拙、俗气和单调的东西一扫而光。沉迷于这整个奇观的信徒，可能觉得他进一步领悟到超乎物质之上的另一王国的奥秘。
即使从远处眺望，这些神奇的建筑物也似乎是在宣告天国的荣耀。巴黎圣母院的建筑立面大概是它们之中最完美的作品(图125)。门廊和窗户的布局是那么明晰、轻快，走廊的花饰窗格是那么轻巧、优雅，我们简直忘记了那高大石头建筑的沉重，整个结构好像是海市蜃楼在我们面前高高耸起。
图125
巴黎圣母院
1163-1250年
哥特式主教堂
门廊两侧的雕像好像是天堂的主人，同样使人感到轻巧、飘逸。阿尔勒的罗马式建筑家让他的圣者形象看起来像坚固的立柱，稳稳地嵌在建筑的框架之中(见176页，图115)；然而建筑沙特尔(Chartres)的哥特式主教堂北翼门廊(图126、图127)的艺术家则使每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他们似乎要活动，庄严地相互对望，他们的衣饰飘拂，再次被用来表现出衣服裹住的躯体。每一个人物都有明显的标志，凡是读过《旧约》的人应该都能认出他们来。我们不难认出亚伯拉罕(Abraham)，这位老人把他的儿子以撒(Issac)带在身边，准备把他献为燔祭。我们也能认出摩西，因为他拿着法版，上面刻着《十戒》，还有那根柱子，上面有黄铜的蛇，他用蛇治愈了以色列人的病。在亚伯拉罕另一边的是撒冷王麦基洗德(Melchisedek)，我们在《圣经》(《创世纪》，第十四章，第18节)中看到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在一次战争胜利后“带着饼和酒”去迎接亚伯拉罕，因而在中世纪神学中，他被看作是管理圣礼(the sacrament)的神父的模范，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一只圣餐杯和神父香炉作为他的标志的原因。这样，聚集在伟大的哥特式主教堂门廊中的人物形象，几乎个个都用一个标志清楚地表示出来，使得它的意义和教旨能够被信徒理解和体会。集中在一起，它们就体现了基督教的教义，像上一章讨论过的那些作品一样完整。可是我们觉得哥特式雕刻家是用一种新精神对待他的工作。在他看来，那些雕像还不仅仅是象征神圣并且庄严地提示道德的真理而已。对他来说，每一个人物想必都是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形象，它的姿态和它的那种美都跟相邻者有别，而且个个都富有一种独特的尊严。
图126
沙特尔主教堂北
侧翼廊的大门
1194年
图127
麦基洗德、亚伯拉罕和摩西
1194年
图126的局部
沙特尔的主教堂大体上还属于12世纪晚期的作品。1200年以后，在法国及其邻国，在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莱茵兰(Rhineland)，涌现出许多新的宏伟的主教堂。在那些新工地奔忙的许多艺术家，当初建造过最初的一批此类教堂，早已从中学到了技艺，然而他们都试图去丰富前辈的成就。
图129出自13世纪早期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哥特式主教堂，展现出那些哥特式雕刻家的新颖手法。它表现的是《圣母安息》。12个使徒围在她的床边，抹大拉的玛丽亚(St Mary Magdalene)跪在她前面。基督在当中，正在把圣母的灵魂接引到他的手臂之中。我们看到艺术家还是注意保留某种早期的严格的对称性。我们可以设想他事先画出那一群人的速写，绕着拱形排列教徒的头，让床头的两个使徒相互对应，让基督的形象处在中心。但是他已经不再满足于第181页图120的那位12世纪艺术名家所喜爱的纯粹对称布局。他显然要给他的人物灌注生命。我们能够看出在使徒的美丽的面部有哀痛的表情，他们的眉毛上扬，目光直视，其中有三个把手举到脸上，那是表示悲哀的传统手势。更富有表情的是抹大拉的玛丽亚的面部和形体，她畏缩在床边，绞着手，艺术家成功地让她的面容跟圣母脸上的安详、幸福的表情形成对比，真是神奇。衣饰已经不再是中世纪早期作品上看到的那种空虚的外壳和单纯的装饰涡卷了。哥特式艺术家想要理解古代传授下来的那些用衣饰覆体的程式。为了寻求启发，他们大概求助于残存的异教石刻作品，像罗马的墓碑和凯旋门，当时有一些还能在法国见到。这样，他们重新掌握了已经失传的古代艺术手法，使躯体结构展现在衣饰褶皱之下。事实上，这位艺术家为他能掌握那种难学的技术而感到自豪。圣母的手脚和基督的手显现在衣服之下的方式，表明那些哥特式雕刻家感兴趣的已经不只是要表现什么，而且还有怎样加以表现的问题。正如希腊伟大的觉醒时期一样，他们又一次开始观察自然，但与其说这是对自然的模仿，还不如说是从自然中学习怎样使形象显得更加真实可信。然而在希腊艺术和哥特式艺术之间，在神庙艺术和教堂艺术之间，还有巨大的差异。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艺术家主要关心怎样构成躯体美丽的人像。而在哥特式艺术家看来，那些方法和诀窍都不过是一种手段，他要达到的目的是把宗教故事叙述得更令人感动、更令人信服。他叙述宗教故事的目的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其中的启示，在于使信徒可能从中汲取安慰和教诲。在艺术家看来，基督注视着垂死的圣母时的态度，显然要比肌肉的精巧刻画更为重要。
图128
斯特拉斯堡主教堂南侧翼廊的大门
约1230年
图129
圣母安息
图128的局部
在13世纪这段时间里，在企图给石头灌注生命的工作中，有些艺术家更有成就。大约在1260年前后，一位雕刻家受命塑造德国瑙姆堡主教堂(Naumburg Cathedral)创建者的像。看到他的作品，我们简直认为他是在为当时真实的骑士写照(图130)。实际上，他不大可能是在为真人写照——那些创建者当时已经故去多年了，他仅仅知道姓名而已。但是，他的男女雕像似乎随时都能走下台座，跟那些以自身业绩和苦难谱写史书篇章的矫健的骑士和文雅的淑女同行并列。
图130
埃克哈特和乌塔
约1260年
取自瑙姆堡主教堂唱诗班席的创建者群像
在13世纪，北方雕刻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主教堂工作。当时北方画家最常见的任务仍然是为写本做插图，但是图解的精神已跟庄严的罗马式书页上的图解大有区别。如果把12世纪的《圣母领报》(见180页，图119)跟13世纪的《诗篇》(Psalter)中的一页(图131)相比较，我们就知道这个变化有多大。图131画的是埋葬基督，题材和精神实质都跟斯特拉斯堡主教堂的那个浮雕(图129)相似。我们又一次看到艺术家已是多么注重于表现人物的感情。圣母俯身抱住基督的尸体，圣约翰则悲痛地绞着手。跟那个浮雕一样，我们看到艺术家下了多大苦功才把他的场面安置到一个规则的图案中去：天使们手拿香炉，在上方两角从云层中现身，仆人带着古怪的尖帽——像中世纪犹太人所戴的帽子——扶持着基督的身体。在艺术家看来，表现那种强烈的感情和规则地分配画面上的人物显然更为重要，压倒了使人物逼真和表现真实场面的想法。他毫不在乎地把仆人画得比那些圣人矮小，他根本没有向我们指明场所或背景。虽然没有这种附带的说明，我们也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艺术家的目标不是把事物表现得跟现实所见的一样，但是他对人体的知识像那位斯特拉斯堡艺术名家一样，还是大大超过了12世纪那幅细密画的画家。
图131
埋葬基督
约1250-1300年
取自博蒙特的《诗籍》写本
Bibliotheque municipale, Besancon
正是在13世纪，艺术家有时会抛开他们的范本(pattern book)，去表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们今天很难想像这一点有什么重大意义。我们认为一个艺术家是随身带着速写本，只要感到惬意，就坐下来写生作画。但是我们知道中世纪艺术家所受的全部训练和教育就大不相同。他起初是给艺术名家当学徒，协助师傅工作，首先是按照指示，填充画面上比较次要的部分，然后才开始学习怎样表现一个使徒，怎样画圣母。他要学习怎样临摹和重新安排古书中所描绘的场面，并且把它们安置到各种画框之中。最后他对这一切就会相当熟练，甚至能够画出没有现成图样可据的场面来。但是在他的生涯中，绝不会有必要拿着速写本去写生。即使在他受委托表现一个特定的人物时，例如表现治国的君王或某个主教，他也不会做出我们称为肖像的东西来。中世纪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肖像。艺术家不过是勾画一个程式化的形象，再给他加上职务标志——给国王加上王冠和权杖，给主教加上法冠和牧杖——大概还要在下面写上姓名，以免弄错。艺术家既然能够制作像瑙姆堡主教堂的创建者那样逼真的形象(图130)，竟会对制作一个特定人物的肖像感到棘手，我们可能觉得奇怪。但是坐在一个人或物体前面去写生的这种想法跟他们格格不入。因而，当13世纪的艺术家偶尔确实在写生时，就非常值得一谈了。不过，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没有程式化的图样可供依赖罢了，图132就是这种例外情况。这是13世纪中期英国历史学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画的一只大象。这只大象是1255年法国国王圣路易(St Louis)送给亨利三世(Henry III)的。这是英国人第一次见到象。大象旁边的侍者形象并不是很令人信服的肖像，但是给我们写上了姓名亨利·德·佛罗(Henricus de Flor)。有趣的是，在这幅画中艺术家力求画出正确的比例。大象的腿中间有拉丁文题词说：“依据所画人物的大小，你可以想像到这只动物的大小。”在我们看来，这只象可能有些古怪。但是我认为，它确实表明中世纪艺术家，至少在13世纪，非常清楚比例之类的东西。如果他们经常忽视那些问题，决非出于无知，而恰恰是由于他们认为那些东西无关大局。
图132
马修·帕里斯
大象和养象人
约1255年
取自一部写本的紊描
Parker Library, 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在13世纪这个伟大的主教堂时代，法国是欧洲最富有的、最重要的国家。巴黎大学是西方世界的学术中心。伟大的法国主教堂建筑者的观念和方法在德国和英国已被争相模仿运用，但在意大利的国土上，由于各城市正在作战，一开始并没有多少反应。
只是到了13世纪后半叶才有一位意大利雕刻家开始模仿法国艺术名家的做法，并且研究古典雕刻方法，以便更令人信服地表现自然。这位艺术家是尼古拉·皮萨诺(Nicola Pisano)，他在巨大的海港和贸易中心比萨工作。图133是他在1260年制成的一个布道坛的浮雕作品之一。一开始不大容易看出它表明的是什么题材，因为皮萨诺遵循中世纪的做法，把几个故事合起来纳入一个画框之中，这样，浮雕左角的群像是“圣母领报”，中间是“基督诞生”。圣母躺在床架上，圣约瑟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两个仆人忙着给圣婴洗澡。一群羊好像在旁边拥挤他们，其实那些羊是属于第三个场面的——天使向牧羊人传报喜讯的故事。这个故事被表现在右上角，在那里圣婴基督又一次出现在马槽里。但是，尽管场面显得有些拥挤，不易理解，雕刻家还是设法把各个事件安排到恰当的地方，并表现出生动的细节。人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喜爱这样一些细致的观察，如右下角的山羊正在用蹄子搔头。人们看到雕刻家对头部和衣着的处理，就能体会到他是怎样地得益于对古典雕刻和早期基督教雕刻(见128页，图83)的研究。正像在斯特拉斯堡工作的那位前代艺术名家，或者像瑙姆堡那位大约年纪相仿的艺术名家，尼古拉·皮萨诺也学会了古人的那些方法来显示在衣饰之下的身躯的形状，并且使人物显得既高贵，又可信。
图133
尼古拉·皮萨诺
圣母领报，基督诞生和牧羊人
1260年
比萨洗礼堂讲道坛的大理石浮雕
在响应哥特式艺术名家的新精神方面，意大利画家甚至比意大利雕刻家反应得更慢。像威尼斯之类意大利城市跟拜占庭帝国接触密切，意大利工匠也是指望君士坦丁堡给予他们灵感和指教，而不是指望巴黎(参看23页，图8)。在13世纪，意大利教堂还是采用“希腊手法”(Greek manner)的庄严的镶嵌画来装饰。
这样坚持东方的保守风格也许会阻碍一切变化，而变化也的确耽搁了很长时间。但是在13世纪将要结束时，正是由于有拜占庭传统做坚实的基础，于是意大利艺术不仅能赶上北方由主教堂的雕刻家达到的艺术成就，而且改革了整个绘画艺术。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同是立意重视自然，雕刻家的工作就比画家要容易。对于用短缩法或用明暗色调造型来产生景深错觉这件事，雕刻家无须发愁；因为他的雕像是立在实际的空间和实际的光线之中。所以斯特拉斯堡或瑙姆堡的雕刻家能使作品有一定的逼真性，而13世纪的绘画却不能与之相比。因为我们记得北方绘画已经公开地不以制造真实感为意了；它的布局原则和叙述故事的原则是由迥然不同的目标支配的。
正是拜占庭艺术最终使意大利人得以跳过分隔雕刻和绘画的障碍。尽管拜占庭艺术生硬、呆板，但就保存希腊化时期画家的更多新发现而言，拜占庭艺术还是超过西方黑暗时期用图画写作的手法。我们还记得有多少希腊化艺术成就仿佛处在冰封之下，隐藏在第139页图88那样的拜占庭绘画之中；那脸面是怎样用明暗色调造型，那宝座和脚凳是怎样表现出对短缩法原理的正确认识。有了这一类方法，一个解开了拜占庭保守主义符咒束缚的天才就能够奋勇前进，到一个新世界去探险，把哥特式雕刻家的富有生命的形象转化到绘画中去。意大利艺术之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天才，那就是佛罗伦萨画家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 1267?-1337?)。
按照惯例，是用乔托揭开新的一章；意大利人相信，一个崭新的艺术时代就是从出现了这个伟大的画家开始。下文我们将要看到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无裨益的是，要记住在实际历史中没有新篇章，也没有新开端；而且，如果我们认识到他的方法要大大地归功于拜占庭的艺术名家，他的目标和观点要大大地归功于建筑北方主教堂的伟大雕刻家，那也丝毫无损于乔托的伟大。
乔托的最著名的作品是壁画(wall-painting)，或称fresco(湿壁画)(这样称呼是由于必须趁着灰泥还fresh，即还是湿的时候，把它们画在墙上)。在1302和1305年之间，他用圣母和基督的生平故事为意大利北方帕多瓦(Padua)的一所小教堂画了满墙壁画。在下面，他画上了北方主教堂的门廊上有时出现的那种善和恶的拟人画。
图134是乔托所画的“信德”(Faith)的拟人形象，是个品格高尚的年长妇女，一只手拿着十字架，另一只手拿着一张写卷。不难看出这个高贵的形象跟哥特式雕刻家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但它不是雕像。它是给人圆雕感的一幅画。我们看到了手臂的短缩法，脸部和颈部的明暗造型，流动的衣裙中的深深阴影。像这样的东西已经有1000年之久完全不画了。乔托重新发现了在平面上造成深度错觉的艺术。
图134
乔托
信德的拟人像
约1305年
湿壁画局部
Cappeila dell"Arena, Padua
对于乔托来说，这一发现不仅自身就是一种可供夸耀的手法，而且使他得以改变了整个绘画的概念。他能够造成错觉，仿佛宗教故事就在我们眼前发生，这就取代了图画写作的方法。因此再像以前那样，看看以往所画的相同的场面，把那些有悠久历史的样板修改一下另派新用途，就不能胜任愉快了。他采用的很像是修道士推荐的做法，修道士在传道时规劝人们在读《圣经》和圣徒传奇时要在心里想像一下：木匠一家逃到埃及时，或者主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那个景象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他不把那一切都很新颖地设想出来决不罢休：如果一个人参与了这样一件事，那么他怎样站立，怎样举动，怎样走动？而那样一个姿势或运动在我们眼睛中应该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把帕多瓦的一幅乔托的湿壁画(图135)跟图131那幅13世纪的同一主题的细密画比较一下，就能很好地估计这一革新的程度。题材是对基督的尸体致哀，圣母最后一次抱住她的儿子。我们记得在细密画中，艺术家并不想把场面表现成当初可能出现的样子。他改变了人物的大小，以便使它们很适于放进那幅画页；而且，如果我们试图设想一下前景中的人物跟背景中的圣约翰之间的空间——他们之前还有基督和圣母——我们就会明白所有这一切是怎样拥挤在一起，而艺术家又是怎样不注意空间问题。正是由于同样漠视场面所在的实际处所，尼古拉·皮萨诺就把不同的事件放在一个画框之中。乔托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了。对他来说，绘画并不仅仅是文字的代用品。我们好像亲眼看到真实事件的发生，跟事件在舞台上演出时一样。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细密画里哀痛的圣约翰用的是程式化的姿势，而在乔托的画中他是一种激情的举动，躬身向前，手臂向两边伸开。如果在此处试想一下蜷缩在前景中的人物和圣约翰之间的距离，我们马上就感觉到他们之间留有空间，他们都能够移动。前景中的那些人物表现出乔托的艺术各方面都很新颖(图136)。我们记得早期基督教艺术曾经恢复古老的东方观念，为了把故事讲清楚，就必须把每一个人物都完全表现出来，几乎跟埃及艺术的做法一样。乔托抛弃了那些观念。他不要那样的简单方法。他让我们如此信服地看到每一个人物是怎样反映出那个悲剧场面的哀痛之情，使我们能够感觉到那些缩身背对观众的人物也有同样的悲痛之情，尽管没有看见他们的脸。
图135
乔托
哀悼基督
约1305年
湿壁画
Cappella dell"Arena, Padua
图136
图135的局部
乔托的盛名到处流传。佛罗伦萨的人们为他而自豪。他们关心他的生活，叙述他聪敏机智的轶事。这也是一件新鲜事，以前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然以前也出现过艺术名家，他们受到普遍的尊重，从一个修道院被举荐到另一个修道院，或者从一个主教处被举荐到另一个主教处。但是，人们一般认为没有必要把那些艺术名家的姓名留传给子孙后代。人们看待他们就像我们看待一个出色的细木工或裁缝一样，甚至艺术家本人也不大关心自己的名声是好是坏。他们甚至经常不在作品上署名；我们不知道制作沙特尔、斯特拉斯堡和瑙姆堡那些雕刻品的艺术名家的姓名。毫无疑问，他们在当时受到赏识，但是他们把荣誉给了他们为之工作的那些主教堂。在这一方面，佛罗伦萨画家乔托也同样揭开了艺术史上的崭新的一章。从他那个时代以后，首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又在别的国家里，艺术史就成了伟大艺术家的历史。
国王和他的建筑师(拿有两脚规和界尺)观看一座主教堂的建造现场(国王奥发在圣阿尔班教堂)
约1240-1250年
马修·帕里斯的素描
取自一本圣阿尔班教堂的编年史
Trinity College, Dublin
13世纪篇(二):13世纪，中国向左，欧洲向右
一、蒙古——掠夺与复仇驱使下的部落战争 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新闻总会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媒体头条，在这些超级大国中，我们很难听到蒙古的声音，这个小国的力量太小，以至于它微弱的声音被淹没在世界潮流中，激不起一点浪花。但在13世纪，它却是世界的霸主，甚至主宰着欧亚各国的命运，并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造就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 公元1206年，蒙古草原的各部落在长时间的兼并战争中完成了统一，并建立了当时最为强大的国家——蒙古帝国，帝国的创业者被部下拥戴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公元1162年5月31日，在蒙古北部的森林和草原过渡带，乞颜部落的首领也速该刚俘获了一位塔塔尔部落的勇士铁木真兀格，当他回家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的儿子出生了！按照蒙古部落的传说，在抓到敌对部落勇士时，如果刚好有婴儿出生，勇士的勇气就会转移到该婴儿的身上。所以，在还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之前，也速该便为他想好了名字——铁木真。等看到儿子之后，也速该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他的儿子必定是一位勇士，铁木真的手里紧紧抓着一个血块，他生来就注定成为一个战士。 今天的蒙古国，地处北纬41.7度到北纬51.6度之间，基本与法国处于相同的纬度带，然而，较法国温和湿润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和广阔的平原，肥沃的土壤及纵横的河流，这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地理条件。蒙古国深居内陆，平均海拔1580米，北部，西部和中部多为山地，但许多山地覆盖有裸露的岩石，森林植被覆盖率并不高。南部则覆盖着全全国面积三分之一的戈壁沙漠，几乎寸草不生。。只有东部地区为丘陵和平原，更是有着一马平川的天然牧场，这里相对比较适宜人类生存，但土壤稀薄，甚至有大片的土地盐碱化，可以说，这里完全不适合农耕文明，放牧是草原居民唯一的生存方式。相较于气候温和的欧洲和土壤肥沃的中国，这里有着极其恶劣的地理条件。这种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使得蒙古国有着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特征，干旱，严寒。年平均降水量仅为200毫米，且集中在夏季，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季节仅持续两个月，但昼夜温差极大，白天在强烈的光照下可以达到35℃，但夜间可以迅速下降到10℃以下。而到了春季和秋季，天气变得反复无常，突发性天气变化是家常便饭，在秋高气爽艳阳高照的日子里，忽然间就狂风大起，飞沙走石，甚至会突降大雪。从11月到第二年4月，这片辽阔的土地在半年的时间里都处于零下15℃以下的寒冬，如果不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大风雪便会肆无忌惮地割伤你的皮肤。这种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和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蒙古族人豪放，率真，粗犷甚至野蛮，但同时也成就了他们最为可贵的品性，刚毅果敢。 公元十二世纪，蒙古草原上驰骋着几十个部落，若两部落狭路相逢，他们总会兵戎相见，在蒙古人看来，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地上也只能有一个王。所以不同的部落相遇时总要决一胜负，胜者会夺走败者的所有随从，马匹，羊群和女人。而后者，更是蒙古草原各部落间即使不会生存空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和平共处的重要原因。在蒙古人原始质朴的意识形态里，如果男人想要得到什么东西，那就义无反顾地去争取，蒙古人的世界里没有财产权，只要能够抢来，那财产就是属于自己的，而女人，无疑是属于男人的财产，由此，抢婚成了蒙古的一大习俗，如果哪个男人爱上了别人的妻子，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抢夺，如果能够成功，他不但不会受到任何道德上的谴责，反而还会因为这种勇武而被视作英雄。而被抢走妻子的败者，他便颜面扫地，从此再无号召力，除非他能重新站立起来，复仇，找回失落的尊严。在蒙古草原上的原始生活状态中，男人的欲望非常简单：掠夺。一个部落首领掠夺的马匹，羊群和女人越多，就表示他的地位越尊崇，他就会得到更多的尊重，从而投靠他的人也越多。而这种掠夺中的失败者，要么被杀，要么成为俘虏，只要他还活着，通常都会选择复仇，一个曾经的部落首领又怎么会甘心于做别人的奴隶？于是，在掠夺和复仇这两种原始的欲望和冲动中，蒙古草原上的各部落彼此仇视，战事不断。而到了十二世纪，这种仇视日益加剧，战争也日益频繁。 原本就恶劣异常的气候在这个世纪忽然变得更加寒冷，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得不更加频繁地迁徙来寻找更大更好的牧场，不同部落间为了争夺牧场马匹和生存空间免不了进行一次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除了本族的这种战事之外，蒙古族还受到了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朝的女真人不断进犯和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随着气候的日益恶劣，部落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和频繁。铁木真出生之时，正值各部落间兵戎相见的高峰时段。 蒙古草原的牧民对各种各样的战争早就习以为常，战争，便以为着死亡，笃信萨满教的蒙古族对死亡有一种极其从容的态度，他们认为个人的生死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轮回，也许正是看多了太多的战争和死亡所以才让蒙古族如此豁达地看待死亡，这种信仰无疑让蒙古人更加勇敢地与敌人厮杀，甚至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在成吉思汗后来的对外征服战争中，蒙古族的每个战士都爆发了超人的能量，他们似乎从来不惧怕死亡，也正是这种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使得成吉思汗被称罗马教皇称作地狱使者。 除了对死亡的从容，萨满教还认为万物皆有灵性，这种信仰使蒙古战士常常能与自己的战马做到人马合一。在成吉思汗西征的过程中，蒙古军队总是忽然出现，把敌人打得猝不及防，在消灭敌人之后，又迅速消失，因此，他们得了一个“蒙古旋风”的称号，令敌人闻风丧胆。事实上，蒙古战士当然不是凭空而降，而是他们非常善于迅速隐藏，牧草是蒙古人的天然屏障，他们可以完美地卧倒在草丛中而不会敌人察觉丝毫，等到消灭敌人后，他们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迅速隐藏，迎接第二波敌人进入埋伏圈，或骑着自己的快马扬长而去。但这种完美的隐藏在敌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人可以卧倒在草丛中不被发觉，但马并没有自我约束能力，这些牲畜怎么能够做到安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不弄出半点动静？西亚人无法理解这一点，他们干脆把成吉思汗的军队神化，并认为他是魔鬼。实际上，蒙古军队的确做到了把自己的战马训练地像战士那样“严于律己”，在萨满教的信仰下，他们对待自己的战马就像对待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并与它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蒙古人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传说：某位部落首领被敌人打伤落马，他的坐骑好像完全能感受到主人的需要一样，马上趴下来让主人爬上自己的背，并载着她拼命逃离敌人的追杀。尽管我们无从考证这些传说的真实性，但从中足以看出蒙古人对马的深厚感情。有了这种感情，蒙古人对待自己的马便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而这种感情也是很好理解的，在荒凉的大漠，除了风沙也只有马和羊与蒙古人做伴，而无论到那里，蒙古人都要骑马代步，马和人就像一对形影不离的兄弟，在日常生活中，赛马便是蒙古人能够想象出的最有趣的娱乐活动，而在战争时期，马的快慢往往决定了主人的生死，理解蒙古人和马这种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便很容易理解人和马之间这种特殊的感情，在战场上他们便可以人马合一，神出鬼没。 对于一个征服世界的军队来说，这种对死亡的豁达和与战马的良好协作还不能使他们攻无不克，他们还需要一种严格的军事训练。蒙古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赛马和摔跤既是各部落经常性的娱乐活动，也是一种军事训练，所以草原上的牧民个个身强力壮，在和平的年代他们是温和的牧羊人，一旦部落发生冲突，他们可以迅速化身为战士，而部落首领，往往也是最勇敢的战士。每年的二月份，正是蒙古草原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平均气温可以达到零下30℃以下，肆虐的狂风和大雪仿佛要把人撕裂。草原上白茫茫一片冰封，水源上往往覆盖着30cm左右的冰层，人们取水便凿开冰层，将冰层运回家。所以，这个月份也被叫做白色之月。就在这个气候最为恶劣的季节，蒙古国十岁左右的少年都要经历一次残酷的“成人礼”：他们要在这种刺骨的严寒中策马奔驰四十公里左右的路程，这是一场毅力和耐力的考验，就算最快的骑手也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跑完全程。骏马踩踏在冰封的雪地上，不时会有少年因为受不住寒冷而从马背上摔下来，也有少年连马一起摔倒。当马到达终点的时候，早已等候的参赛少年的家长首先要帮马擦掉汗水，不然马会因为汗水结成冰而被冻死。九岁的时候，铁木真参加了这种具有“成人礼”意义的赛马仪式，他紧握马鞭直达终点，但跳下马之后他便一动不动地蹲在地上，这是冻伤导致的，原来，铁木真为了抓紧缰绳不从马背上摔下来而脱到了手套，他的手因此肿胀得有原来的两倍大，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铁木真日后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所需的坚毅性格已经在他九岁时就表现了出来，而在这种崇尚力量的环境中长大，也决定了他日后好战的性格。 但要想在部落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残酷战争中胜出，并成为蒙古之王，和欧亚大陆最伟大的统治者，单靠这种严格的训练还不够，除了坚毅以外，一生不曾消停的杀戮还要求他具有冷酷和残忍的性格。同样是在九岁时，一场突然的变故彻底改变了铁木真的一生。 这一年，也速该带着铁木真和几个随从前往蔑儿乞族中为自己的儿子挑选新娘。十年前，身为乞颜部落首领的也速该到这个部落中抢婚，并成功抢走了铁木真的母亲，现在，如果也速该的儿子可以从蔑儿乞部落中选中一位妻子，那么两个部落过去的仇恨就可以化为乌有，从此结盟。但去蔑儿乞部落的路途遥远，在途中路过铁木真母亲的娘家弘吉刺部落时，一行人决定停下来休息。在休息的时候，铁木真喜欢上了这个部落首领的女儿孛儿帖，并说服他的父亲同意自己的选择。在蒙古，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力，一个随从如果可以打败自己的首领他便可以称王，同样，一个随从也有自由决定跟随哪位首领，儿子当然也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新娘。也速该当然同意了儿子的选择，并承诺五年后将迎娶孛儿帖。但这同样意味着另一件事：蔑儿乞部落与乞颜部落的仇恨更深了。 在返回乞颜部落的途中，他们路过一片公共休息地，在一个角落里，塔塔尔人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典礼，塔塔尔人请也速该喝一碗他们的敬酒。在蒙古，向路过的客人敬酒是一种表达尊重的最普遍方式，尤其当这位客人身份显赫时。至今，这种习俗仍被蒙古族人很好地保留了下来。也速该当然没有忘记，在铁木真出生的那一天，他活捉了该部落的勇士，所以，塔塔尔人对他们而言是敌人。那么，塔塔尔人敬的马奶酒是否安全？事实上，不管酒是否安全，也速该都别无选择地只能喝下。因为，如果客人拒绝了主人的敬酒就等于破坏了规矩，这将会受到族人的轻视和异族的进攻，或者，塔塔尔人完全可以因为客人的不敬而将他们杀死，而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其他部落的指责。所以，也速该只能毫无选择地将酒一饮而尽。 这果然是个圈套。原来，在也速该等人去蔑儿乞部落的途中，塔塔尔人的耳目便知道了他们此行的目的，于是他们的复仇计划便诞生了，塔塔尔人日夜守候在也速该归来的途中，并成功让他喝下了毒酒。还没有回到自己的部落，也速该便在途中毒发身亡。 在这场变故中，我们很难用今天的价值观来判断谁是谁非，塔塔尔人只是做了所有蒙古人都会做的复仇，但对于九岁的铁木真，他并不关心这个事件背后的是非问题，他唯一知道的便是，他的敌人杀了他的父亲，这也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享受美好的童年生活，而是成为了部落的可汗。 但对于九岁的铁木真，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失去父亲以后，他的部下泰赤乌氏也跟着叛变，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铁木真和母亲及弟妹逃到了北部的布尔罕山区。牧民出身的铁木真和家人，不得不重新学习生存技能，以渔猎为生。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在气候条件更加恶劣的北部山区，我们无法想象他所生存的艰难，但正是这种艰难，塑造了一个忍辱和稳健的成吉思汗。在这段极为艰难的岁月里，铁木真想要复仇的欲望也日益强烈，同时，在小小的年纪里亲眼目睹父亲的死亡，以及要面对因饥饿和寒冷造成的死亡威胁，这让他变得残忍和冷酷，这在他十三岁那年的一次狩猎中已经表现出来。 身为游牧民族的铁木真及其兄弟虽然从小练习马术和箭术，但他们比较年幼，没有足够的狩猎经验。在森林中艰难求生的铁木真和两个弟弟每天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狩猎，但五兄妹和母亲仍食不果腹，忍饥挨饿变成了理所当然，因此，每个人都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取食物。蒙古人的狩猎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团队合作，有人负责埋伏，有人负责引诱或驱赶猎物进入埋伏圈，有人负责后路防止猎物逃跑，如此的分工合作使他们狩猎的成功率大大提高。铁木真三兄弟自然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狩猎，在铁木真十三岁的时候，三人在森林中开始新一天的猎食，因为饥饿难耐，弟弟别克帖儿小心翼翼地偷走了铁木真射死的鸟，但还是被发现，同样饥饿的愤怒的铁木真毫无留情地将弟弟射杀。我们大可不必批评铁木真的冷酷，在面对饥饿这样最基本的生存考验时，所有的道义和原则都成了一纸空谈，支配我们生命继续下去的只剩下一种最原始的本能：生存，不惜一切代价。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无论是东方以儒家教义严格规范自己的汉人，还是西方以博爱著称的基督徒，他们都发生过比手足相残更加残忍和血腥的事：同类相食。每天都要忍饥挨饿的铁木真，他同样受这种原始本能的支配，而且，他的行刑是在别人先破坏了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饥饿对生命的威胁中长大的铁木真在少年时已经锻炼得对他人的死亡冷漠视之，在日后的征服战争中他在欧亚大陆上发动了数次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屠城，而他，却从未对屠杀的生命表现出丝毫的怜悯之情，无论是杀害老人，儿童甚至是孕妇，在他眼里似乎都像屠宰一头羊或牛一样简单。今天，无论在俄罗斯还是中亚的几个国家，仍有无数人对这个“刽子手”恨得咬牙切齿，但我们也必须理解，如果不是这份残忍，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铁木真仍能保留对生命的怜悯之情，那么他早在森林中的流亡时期就被淘汰，但他活了下来，并长大成人。 十八岁的铁木真带着家人从森林中走了出来，回到乞颜部落召集了残存的还愿意继续追随他的牧羊人，然后赶向弘吉刺部落迎娶自己在九岁时立下婚约的妻子。弘吉刺的部落首领德薛禅是为信守承诺的人，或许这也是因为铁木真的母亲是弘吉刺部落人的缘故，总之，德薛禅同意了这门婚事，不但将自己的女儿孛儿帖许配给他，还送给他一件珍贵的礼物——一件黑貂皮大衣，这是蒙古草原最为贵重的礼物。但在成亲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就像十九年前也速该抢走了蔑儿乞部落首领的新娘一样，十九年后，蔑儿乞人抢走了他儿子的新娘和他的遗孀，即铁木真的母亲，铁木真侥幸得以逃脱。 在经过了漫长的逃亡生涯后刚刚复出的铁木真就遭受了这当头一棒，父仇未报，如今又增添被抢婚的耻辱，在这种困境下，人们要么从此一蹶不振，颓废一生，要么浴火重生，从此大有作为，对草原的牧民来说，绝望和屈服从来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头脑中，百折不挠是与生俱来的性格，更何况，九年饥寒交迫的生活尚能停过，如今的打击又算得了什么？但也正是这种耻辱，让铁木真的复仇欲望一刻都不能等待。 然而，刚从森林中走出来的铁木真只有寥寥数人继续追随他，想要与强大的蔑儿乞人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为此，铁木真做了两件事。他把妻子嫁妆中的黑貂皮赠予了父亲的安答——当然草原实力最为雄厚的克列部首领王汗，王汗同意与他结盟，这既是因为与也速该的情意，也是因为蔑儿乞人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早年，蔑儿乞人曾俘虏了他们的首领。另一件事，则是拜访自己少年时的安答，札木合，同样与他结盟。 十八岁（按照今天通用的西方历法实为十五岁）的铁木真，已经懂得量力而行和结盟，这表现出了一个成功的军事家所必不可少的性格：稳健。他勇敢，但不鲁莽草率，而是善用头脑，巧用战略。在三路盟军的合力进攻下，蔑儿乞人成功被消灭。铁木真因此抢回了自己的妻子和母亲。但这次胜利却产生了另一场危机。 战争结束后，就像所有的军队都会做的那样，首领要对在战争中表现突出的士兵封赏，但铁木真和札木合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判功绩的标准。同样出身与贵族的部落首领中，只有铁木真经历过与众不同的艰苦童年，他深知在灾难面前血统并不能改变什么，只有智慧与力量才能救人们脱离凶险。所以，铁木真封赏了一位作战勇敢机智的牧羊人的儿子。但这完全破坏了蒙古人的传统，札木合等贵族对此非常不满。如果这种意见分歧还能让札木合满意，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无法容忍。 因为对牧羊人的封赏，铁木真更多地赢得了部下的拥戴，甚至连札木合的随从也投靠于他。这让札木合勃然大怒，毅然与铁木真分道扬镳。铁木真率自己的部下返回乞颜部，他还是一只力量弱小的雏鹰，想要在弱肉强食的大草原上立足，他必须要变得足够强大。回到乞颜后，他开始制定严格的军事训练计划，部落里的所有男子都要参加骑术与箭术的训练，孩童也要参加，并通过封赏平民之子等等“仁政”积极地赢得更多的追随者。 两年之后，即1190年，札木合部落的随从接连不断地投靠铁木真，这促使札木合的弟弟跆察儿来到铁木真的部落偷马以作报复，但被铁木真的部下发现并射杀。札木合早对铁木真从自己的部落中挖墙脚的行为非常不满，如今自己的亲生弟弟被杀，狂怒之下他集合乞颜部过去的仇人塔塔尔部落，残存的蔑儿乞部落，以及背弃乞颜部落的泰赤乌部落等十三部三万大军讨伐铁木真，史称十三翼之战。羽翼尚未丰满的铁木真大败并逃至翰难河附近。 十三翼之战是改变铁木真命运的又一大事件。战争结束后，铁木真立下了这样的誓言：从此我铁木真再也不会被大败，并进行了更为严格的军事训练。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失败的战争反而让他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札木合因未能俘获铁木真而无法报仇雪恨，在愤怒的驱使下他残忍地对待铁木真的战俘，将他们扔进七十大锅中活活煮杀。史称七十锅惨案。在蒙古的历史上，战俘并不是奴隶，而仍然是自由人，胜方首领应当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对待他们，这样战俘便可以继续为他舍生入死，他也因此能够壮大自身力量，但札木合在盛怒之下完全丧失了理智，七十锅惨案的代价是部下更大规模的众叛亲离。札木合的追随者在亲眼目睹了首领的暴行之后，纷纷投靠在因提拔平民之子而闻名草原的铁木真的门下。从此，有了这批追随者的加入，乞颜部落迅速壮大，并成为草原上实力最为雄厚的部落之一，而铁木真也实现了他不可战胜的神话。 1196年，塔塔尔部反抗金朝，金朝联合克烈部王汗及铁木真大败塔塔尔部。 1201年，札木合再次联合蔑儿乞部落等组成十二部落盟军合力进攻铁木真，铁木真联合克烈部王汗击败盟军。 1202年，铁木真为报父仇将塔塔尔族所有成年男子全部杀害，威名震惊整个大草原。 1203年，王汗收铁木真为义子，遭致亲生儿子桑昆忌恨，在札木合的怂恿下，桑昆说服父亲联合札木合夹击铁木真，但被铁木真消灭。王汗逃亡中被乃蛮人杀死，桑昆被库车人杀死。 1204年，铁木真征伐并消灭乃蛮部落，部落首领太阳汗被杀死。 1206年，札木合被叛变的部下押送给铁木真，铁木真将其杀死。同年，蒙古各再也无法与铁木真的部落相匹敌，未避免被消灭，他们在翰难河召开大会，推选铁木真为统领蒙古各部落的大汗，蒙古帝国因此诞生，铁木真被授以“成吉思汗”的尊称，意为全世界人民的统治者。 铁木真将草原各部落联合起来，使他们承认草原只有一位王者即成吉思汗，这在蒙古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从此，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蒙古的历史开始了崭新的篇章。
欧洲——基督教严密控制下的黑暗与挣扎（上） 今天的欧洲，面积为1016万平方公里，由48个国家组成，地形以平原为主，因为气候特征的不同，欧洲也可以分成五个区，北欧，西欧，南欧，东欧和中欧。北欧靠近北极圈，大部分地区属亚寒带针叶林气候，夏季凉爽短促，平均气温10℃左右，冬季寒冷漫长，平均气温0℃以下，且降雪较多，往往冰天雪地，森林变为雪林，年降水量为300-600mm，但因为蒸发较弱，所以湿度比较大。与蒙古相比，这里更加湿润，夏天较为凉爽，冬天较为温和，且降水较多，极端天气比较少。由于靠近北极圈，每到冬天这里的白天便特别短促，挪威瑞典芬兰等只有4个小时的白天，北部更会出现极昼和极夜现象。地形以高原和丘陵为主，多湖泊，第四纪冰川期被冰层完全覆盖，所以多冰川地形和峡湾海岸，与蒙古相比，北欧为沿海地区，这里的地形地貌更利于人类的生存，湖泊较多，水源便利，且土壤肥沃，无沙漠地带，这里可以发展农业，畜牧业也很发达，渔产资源非常丰富。 西欧大部分地区属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一年四季温和湿润，全年降水季节分配均匀，虽然日照较少且多雾，但与蒙古相比仍然有着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且牧草肥美多汁，地形以平原为主。 南欧属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最低气温0℃以上，雨热不同期的气候特征对植物的生长极为不利，所以这里的植被类型比较特别，多为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山地高原平原交错，总体来说，比较适合发展农业。除此之外，与身居内陆的蒙古不同，北欧，西欧和南欧多为沿海国家。 东欧大部分地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但与蒙古不同，这里极端天气较少，且因靠近温带海洋性气候，所以最冷月仅在0℃以下，北部地形以平原为主，南部山地平原相互交错。农业牧业均可发展。 中欧位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的过渡带，山湖交错，地形多样，农牧业均较发达。整个欧洲最冷与不低于零下20℃，最热月不高于30℃，而且无论是地质灾害还是天气灾害较其他洲均为最少，可以说，这是一片蒙福的土地，这是地球上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 公元十三世纪，欧洲的土地上分布着比现在更多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单是意大利就由许多独立的城邦组成，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米兰等均是独立的共和国或公国，然而，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王或行政长官，但这些城邦的王权力量非常弱小，不得不服从于罗马教皇的权威，罗马教皇有权任免欧洲各地的行政长官。为了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教皇利用宗教控制了整个欧洲的意识形态。 公元五世纪后期，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兴起，即拜占庭帝国，在拜占庭帝国扎稳根基之前，罗马教皇伪造了《君士坦丁赠礼》文件，声称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城，拉特兰宫等地献给教皇，并建立了教皇国。教会开始了异常严厉的统治，并全面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形态，欧洲从此进入中世纪。 贪欲是人类的天性，也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人们才能不甘于现状，并积极地创造出更好的生活，这种欲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然而，我们也很可能因为这种欲望而不惜伤害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立，即便最善良的人在一生的时间里也难免会犯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比如在童年时抢了弟弟的玩具。然而，这种难免的犯错却被基督教宣传是一种“罪”，并声称只有皈依基督教并忏悔才能为自己赎罪，死后便能进入天堂，否则，将进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而每个人都会犯有或大或小的错误，在对地狱的恐惧下，人们也别无选择地接受了这种信仰。 但十三世纪之前，基督徒并非像今天一样可以拥有人手一本圣经的自由，这本成为今天最大宗教的统治基础的思想文献在当时只有教皇和神父才有权查阅，普通百姓每个星期天都需要到教堂做弥撒，聆听来自“天父”的教诲，并向神父忏悔自己的过犯以此得到宽恕，洗净罪恶。如果普通教徒私下查阅圣经，便会被教诲处以极刑，烧死或绞死。事实上，即便教徒偶然“捡到”了一本圣经，他也不能绕开神父自己与上帝交流，为了维持教皇对千万子民的统治地位，圣经一律用希腊文写成，所以普通百姓根本看不懂。 但这些显然还不能完全让教皇放心，虽然大部分百姓会因为对地狱的恐惧而归于教会名下，但如果有人接受其他思想的“误导”必定会形成对教会的威胁，而在中世纪之前，古罗马古希腊时的文学科学艺术等等成就灿烂辉煌，与教会否定人性的黑暗完全不同，古罗马古希腊的思想多半在肯定人性的光辉，为了消除这种威胁，罗马教皇发动了“罢黜百家，独尊教术”的运动，强制规定学校只可教授服务于神学的经院哲学，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焚书坑科”，将古罗马图书馆付诸一炬，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打为异端，处以火刑或绞刑。在这种黑色恐怖中，整个欧洲都臣服于教皇的权威之下。 然而，以爱为中心思想的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大陆却并非一个充满爱的和谐盛世，反而是一个战事不断的屠宰场。 在英国，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以亲属关系要求英格兰皇室继承王位，遭到拒绝后，便以武力夺取王位，被称为征服者威廉，并建立了诺曼底威廉，这导致了日后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 在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用武力征服了诸多城邦，但在腓特烈一世时遭到15个城市的联合抵抗，并被大败，后腓特烈大帝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溺水而亡，个城邦纷纷独立。 在匈牙利，已经崛起的斯拉夫人试图建立一个摩拉维亚王国，但从中亚来的马扎儿人打破了他们的梦想，公元1000年，匈牙利大公为获得罗马教皇的支持在国内大力推行天主教，并获得教皇的加冕而成为匈牙利第一位国王。 欧洲大陆在连年战争中陷入痛苦的深渊，无数百姓在战争中被夺去生命，贫困和疾病像幽灵一样吞噬者人们的灵魂和肉体，非正常死亡人数年年增高，各国一片民不聊生的局面。 与这种不堪的生活状况所截然不同的是，教皇国中的各主教和神父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为了在教徒心中造成决定的权威，教士主张禁欲，并终生不得结婚，然而，教皇包养情妇和妓女的新闻却在大街小巷中如雷贯耳，同时，神职买卖现象更是司空见惯。 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管的教皇高高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过着放纵成性的生活，仿佛真的成了上帝，然而，教皇虽然清楚了欧洲内部的可能威胁，却受到了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强大挑战，自八世纪以来，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日益感到来自敌人的威胁。
欧洲——基督教压密控制下的黑暗与挣扎（下） 十三世纪之前，伊斯兰教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获取中东地区的统治地位后，穆斯林迅速向西方和北方挺进。712年，不可阻挡的阿拉伯人扩张到了欧洲的西班牙境内，而到了八世纪三十年代，穆斯林更是扩张到了法兰克王国的心脏地带，到九世纪时，西西里和许多地中海岛屿都被穆斯林征服了，这让罗马教皇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危机感，穆斯林大有将基督教世界连根拔起之势。而耶路撒冷圣地中基督徒对穆斯林统治者的支持更让罗马教皇有了末日来临的担忧。 伊斯兰教控制下的耶路撒冷，即便是基督徒的生活也很少受到骚扰，而行政长官征收比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更少的土地税和人头税，政府还在此设立集市，吸引了大批西欧商人和朝圣者。事实上，伊斯兰教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极为开放和包容的城市，来自各国的商人可以在这里自由买卖，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建立不同的宗教和教堂，基督教徒甚至还被允许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生活。这种宽大的政策让耶路撒冷的主教狄奥多西非常感慨，甚至在给君士坦丁堡的信中赞扬了穆斯林的这种宽大政策。 但这封信只让基督教的大主教和教皇感到了更深的威胁。在穆斯林全面控制欧洲以前必须要阻止他们，这成了罗马教皇最为迫切的任务。于是，欧洲街头忽然出现了大量反穆斯林的书籍和传闻，传闻中把穆斯林描绘成野蛮，贪婪，好色和行巫术的下等人，罗马教皇严密控制下的欧洲百姓接受了这种观点，并遗留至今。 公元1071年，穆斯林塞尔柱帝国的扩张引发了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双方因此大战于曼奇刻尔特，结局以拜占庭惨败收场，拜占庭帝国丧失了大半领土，版图只限于巴尔干半岛一隅和安纳托利亚的西北角。更为糟糕的是，塞尔柱人以极其宽大和容忍的态度来统治王朝内的基督徒臣民，更有许多基督徒宁可接受塞尔柱人的统治也不愿接受拜占庭皇帝的统治。 与穆斯林世界繁荣和深得人心的统治所截然不同的是，十和十一世纪之交，在气候变冷的普遍影响下，西欧正处于长期的荒年，教会和行政长官对人们的税收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在某些地区，有产者要把自己所得的三分之一捐给教会，三分之一交给行政长官，自己仅留盛行的三分之一，但这完全不能糊口。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贫民，对于广大的农奴来说，奴隶主为了消减开支不得不解雇奴隶，于是大量的奴隶走上街头成了失业游民，他们饥寒交迫，却没有生计，而世纪之交，有被基督教成称为世界末日，完全被基督教控制意识形态的西欧人们疯狂地相信千年末日就要降临，为了“赎罪”和进天堂，人们疯狂地去圣地朝圣，原先小规模的朝圣在世纪之交变成了大规模的集体朝圣，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从西欧来到耶路撒冷，朝圣人数之多，就像整个民族都在迁徙。在这种情况下，从教会到平民，基督教的欧洲完全处于一种恐慌中。 当被击溃的君士坦丁堡向罗马教皇发出求救信时，看到浩浩荡荡的朝圣者，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做了一个决定，1074年，他发出了“上帝的士兵”的呼吁，决定讨伐穆斯林，并谋求自己在东方的影响力。 这一决定在教皇乌尔巴诺那里得到了实现。1095年，乌尔巴诺在克莱蒙特宗教大会上呼吁西欧应该收复失地，这得到了贵族与平民的热烈响应。事实上，教会并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一场正规的军事行动，于是他们决定招募志愿军。贵族为了能在战争中得到好处而跃跃欲试，平民在贵族的鼓动下也争先恐后，甚至会踏上征途不惜拿出所有的储蓄和财产。1096年3月，这支志愿军出发了。事实上，我们不知道这些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是否还记得教皇的目的是收复失地，但这些由农奴，流民和亡命之徒组成的队伍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目前的窘境。他们携带妻儿老少，拖着双轮小车，车上堆着破碎的行李和全部财产，每经过一个城镇便问，这里是耶路撒冷吗？这看上去完全不是一支即将作战的军队，而更像是举家移民的大迁徙。在沿途中他们进行残忍的掠夺和杀戮，犹太人，匈牙利人被他们当做异教徒而杀害，当然，他们本身也损失惨重，无数人因饥饿死去，打架也会让他们付出生命，疾病更在队伍中蔓延，等这只十字架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已经死伤过半。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又因为与教皇意见不合而命令这些可怜的贫民迎战精锐的突厥人，结果几乎全军覆灭，我们不知道最后有几人成功到达耶路撒冷。 在这次彻底的失败面前，教皇不得不在秋天派出了一支由武装的贵族和骑士组成的正规的雇佣军，1099年，这只十字军征服了耶路撒冷，并建立了耶路撒冷亡国及三个附属国。但这些自称严格遵守圣经教义的基督徒却在安提阿和耶路撒冷进行了令人谈之色变的大屠城，并在穆斯林世界里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疤。 1144年，穆斯林开始反击，耶路撒冷国王向法国国王和德国国王求助，十字军进行第二次东征，以惨败告终。 1187年，埃及穆斯林攻克耶路撒冷，并俘虏耶路撒冷国王。神圣罗马帝国腓特烈一世，英国狮心王查理一世和法国腓力二世发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腓特烈一世在途中溺水而亡，部下只好退出战争返回欧洲。法国也相继退出战争，只有英国继续挺进，最终达成停战协议。 至此，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英国，法国，德国均已卷入战争，但却都以失败收场，欧洲的社会矛盾更加恶化。 但罗马教皇统治下的欧洲并非都愿意为教皇的统治地位卷入战争，在教皇国的北部，因为靠近地中海而有着常年的贸易积累的佛罗伦萨逐渐取得了经济地位上的优势，富商对教会的募捐非常不满意，在几番争斗后，商业贸易发达的佛罗伦萨建立了独立的城市共和国。 教皇和各国国王为了筹集军费，不惜对人们实行“迫捐”，人们要将自己收入所得的三分之二捐给教会和政府，由此造成了更大规模的贫民和流民，而战争也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在东征与内战的双重夹击下，一些参战国内壮年男丁的比例大大下降，到1212年，教皇已经招募不到足够的雇佣兵进行再一次的东征，而不得不在法国和德国境内招募和组织儿童十字军，境内几乎所有流浪儿童都被编入十字军。同时，对教皇的质疑也开始四处传播：我们的罪真的得到赦免了吗？为什么对异端的战争都以我方失败而告终？教皇真的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天堂吗？ 这种质疑声越来越强烈，教皇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烈，这迫使他不得不更加疯狂地想要进行再一次的东征并将敌人彻底打败，以此来证明十字军的东征的确是被神允许，蒙神祝福的。但来自基督教内部的威胁却让他感到腹背受敌。 拜占庭帝国虽然也信奉基督教，但却与罗马教皇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公元五世纪，罗马教皇就假借君士坦丁大帝窃取了教皇之名，而罗马教皇所信奉的天主教与拜占庭帝国所信奉的东正教无论在教会组织还是神学教义上都有较大不同，且分歧在日后逐渐扩大。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一直以来都用希腊礼教堂，1053年，基督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格尔以天主教拒绝使用希腊礼拜仪式为名将拉丁教堂全部关闭，从此罗马教皇与拜占庭相互仇视。 就在罗马教皇感到懊恼和困惑时，成吉思汗在东方的故事通过从西亚回来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商人的口中传来，而从东方而来的波斯商人让教皇更加肯定了成吉思汗的传说。 十三世纪，罗马教皇控制下的欧洲人普遍相信，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位祭司王约翰，他统治下的人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国家繁荣富强，人们安居乐业，约翰王更有一支不可战胜的精锐军队，有一天他将指挥这只军队拯救世界。或许也有人提出了质疑，欧洲已经完全是个基督教世界，但罗马教皇统治下的欧洲并不是一个国富民强的世界，反而战乱不断，生灵涂炭，那么约翰统治下的王国为何能繁荣昌盛呢？但这种声音从没有机会传播到社会上，人们只知道，来自东方基督教王国的祭司王约翰将率领精锐的军队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中。
中国——儒教控制下的文明古国背后不可言说的秘密(上） 今天的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与整个欧洲相差不多，但却是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国地形复杂，气候不一。在北方，草原，沙漠，山地纵横，往南，平原，高原，丘陵交相辉映，东部地区多为温带季风气候，往西则过度到温带大陆性气候，而在西南也有一小块热带雨林气候带，与温和湿润的欧洲不同，这里最冷月可达到-30℃以下，最热月可接近40℃，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在西南部的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在东南沿海，台风，飓风也是常客，而在北方，沙尘暴天气也很多见，被称作中国母亲河且横贯中国北方诸多省份的黄河含沙量可达到50%，改道亦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公元十三世纪之前，中国的版图上有多个政权共存，比较强大的是金朝，宋朝和西夏，而同时影响这些国家政治体系的汉文化中心在宋朝。在开始中国的故事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它的意识形态，不然就很难理解它发生的故事。 十三世纪前的中国，简直就是古希腊人心中的理想国，这是一个由哲学家治国的典范，文官集团控制着政权，在他们的努力下，皇帝被训练成一个道德的典范，是全国百姓言行的标准和“父亲”，直到十九世纪，它的文明一直被世界所颂扬，财富更被各国所垂涎，然而，在这和谐盛世的外衣下，中国也有自己不可言说的秘密。 自汉朝以来，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各朝政府尤其是汉人政府的统治一直是建立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因为对中国意识形态几千年的成功控制而被称为儒教，它与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所不同，儒教完全肯定了人性之善，并认为应当将善发扬光大。基督教的罪人迫于对“地狱”的恐惧不得不皈依教会，方能为自己赎罪，儒教却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划分的标准便是是否能够遵循儒教教义，君子应当严格遵守儒教教义，否则就被打为“小人”，受到其他信徒的孤立和敌视。 基督教的罪人需要定期到教堂中举行宗教活动，并接受来自“天父”的教导，儒教的善人则需要“每日三省吾身”，否则就受到同僚的攻击。 基督教的罪人有一位被称作“天父”的“神”，它创造了宇宙万物，人类最终要受到它的审批，儒教的善人有一整套的道德规范，想要成为“善人”即儒教中的君子，就要严格遵守它。 基督教的罪人需要向教会至少缴纳十分之一的税收，方能体现将自己完全献给“上帝”的诚意，儒教的善人当随时准备舍小家顾大家，当个人的利益与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时，个人当义无反顾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的利益，方能体现君子风度。 基督教的罪人在“君权神授”的论调下成功将王权消弱，使自己成为欧洲的最高统治者，儒教的善人主张皇帝应是全民的道德典范，并成功绑架了王权。 基督教和儒教，横行于欧亚大陆的两兄弟，风格迥异，却目标相同，同为“一元论”的忠实拥护者，并成功控制了欧洲和中国每个百姓的灵魂。 哥哥儒教在两千多年前迫使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弟弟基督教紧随其后在公元一世纪迫使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罗马将其定位国教。 两兄弟共同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教育体系，摧毁了其他科学，使学校完全服务于神学或儒学，而高昂的教育成本更令普通百姓望而却步。而有幸能够得到受教育经历的富家子弟在考试合格后便被输送到教会或政府，除此之外，学生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为了防止底层百姓自我求学受“异教”引导，圣经只用希腊文写成，普通百姓无法阅读，只能通过教士的引导，论语由文言文写成，普通百姓必须通过先生的解释才能理解。 那么，儒教的教义是什么？为何在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帝王将相治国的专宠？ 儒家的核心思想在于以“礼”治国，以“仁”施政，主张中央集权统一政府。 治国应以“仁”为标准，仁即为道德。然而对道德标准的定义上儒学却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一个少年偷了邻居的壁炉好使生病的母亲可以取暖，那么，从道德方面来说，他既可以被称作小偷，也可以被称作孝子。究竟他该被称作小偷从而被打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小人，还是应该被称作孝子从而被塑造成全民学习典范的君子，这成了儒教控制下的帝国最为重要和核心的国家大事。在蒙古的铁蹄踏平了中国北方的土地时，宋朝的文官们还在为究竟文天祥该被封为保家卫国的赤胆忠臣还是被贬为耀武扬威的乱臣贼子而争得你死我活。这看上去非常不可思议，但文官们仅仅是在践行着儒教的经典教义“仁”：因为对仁的遵守而获得官职的孺子心中最为重要的事当然也是眼前的将军究竟是否遵守了仁。如果我们明白了构成这个国家秩序的“礼”，就更能理解文官这种“不可思议”的政治头脑。 礼制主张将人按学识修养的高低（实为对儒教教义“仁”的遵守程度）分为三六九等，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晚辈绝对服从长辈，这样，广大农民群众因无法受教育而位于社会的最底层，并被称为顽民或刁民，在儒教的控制下，他们只有绝对服从地位较高的且受过儒家教育的地方行政长官，而皇帝位于金字塔的最顶端，那么全国百姓自然要毫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权威，从而形成一个秩序井然的礼仪之邦，国家便能太平，人民便能安定，在如此和谐的统治之下便不会发生以下犯上，叛变起事等扰乱社会民生的行为。这种至高权威的诱惑很轻易地就使帝王将儒教引为圣经。
事实上，皇帝固然可以利用至高权威让尊卑有别的全国百姓无条件服从，然而，在以学识修养论等级的情况下，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皇帝也必然要有着最高的学识和修养，因为他是所有大事小事的最终裁判，那么他便被赋予一种道德模仿的期望，假如他对事物的判断稍稍偏离了社会习俗，那么便被以儒教教义为令牌的臣民所弹劾，为了得到臣民的支持，大多数时候他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判断力而去迎合群臣由“之乎者也”论证出来的判断标准，帝王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个毫无感情为儒教服务的木偶，当臣民要求帝王完全摒弃个人感情而按道德标准处理国家大事甚至是家事时，如皇后和太子的废立为臣民看做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但帝王却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赏罚自己喜欢和讨厌的妃嫔和儿子，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儒教而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威的皇帝已经完全被儒教教义所绑架，他也分不清楚究竟从儒教中得到的权力多还是失去的自由多。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君臣不睦在各代王朝中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由此造成的矛盾也引发了多次社稷危机，而由此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更让百姓痛恨得咬牙切齿。 儒教自身的矛盾不但造成君臣，君民之间矛盾重重，更使得文官之间彼此仇视对骂。在“礼”与“仁”的控制下，一个官员被赏或被贬完全不依靠他有多么聪明的政治头脑和多么精明的治国方针，而仅仅是依靠他有多“仁”。然而，就像前面说的，“仁”是一个完全没有标准的标准，因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一个人可以既被称作“小人”也被称作“君子”，那么官员是否能被称作君子而得以晋升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标准。一个因为治水成功而惠及千万百姓并使政府财政收入大增的功臣很可能因为皇室是否该收养一条流浪狗而与大多数官员的“仁”的标准发生冲突，那么，在大多数官员的丛恿下，被视作道德模仿的皇帝就不得不贬罚他。为了证明自己是最“仁”的且获得晋升的机会，官员就需要做最大的努力来搜集论证支持自己“仁”的标准，这些文官像极了古希腊时的诡辩学家。而为了能够使自己在辩论中得胜，官员不得不四处拉人加入自己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自己获得较大的胜利把握。当道德典范的皇帝最终裁定了哪个标准是正确的“仁”时，失败的辩方就会被贬，得胜的辩方当然会被赏，而因为在辩论的过程中不同的辩方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那么一人受贬或被赏，整个利益集团都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这让底层的官员非常苦恼，他们的“政绩”和命运完全由利益集团进行斗争时的“站队”选择来决定。而因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辩论中的胜负并不一致，那么即使一个一生没有做过任何事的官员也因为自己的“站队”而被贬或被赏，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官员的一生几乎总是起伏不断。 政府和人民之间更是形成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由于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是“仁”，而不是对帝国发展有利的真实作为，那么官员便整天沉迷于形而上学的诡辩中，而不愿走到实际生活中观察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那么官员的工作便不是对民负责，百姓的生活疾苦便不为官员所关心，政府对社会秩序也疏于管制，这无疑造成了官民的矛盾。 同时，儒教还推行中央集权，地方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然而，沉迷于形而上学的诡辩中的中央大臣根本从未到地方做过实际观察，那么从他们口中反应出来的地方状况便很难保证真实，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干，政客往往过分夸张地向中央政府表现自己辖区的繁荣昌盛，而自己属下的地方行政长官取得如此骄人的政绩无疑能为自己的“仁”加分不少，且根本无人过问地方真实的百姓生活状况，这无疑大大助长了帝国的浮夸风。同时，对了打败政敌，政客们往往为政敌管辖的地方官请求不可完成的任务，如果地方官不能完成就被扣以“不仁”的帽子，那么政敌也会采用同样弄虚作假的方式欣然接受挑战。在整个中央政府都沉浸在形而上学的诡辩中时，地方官即便不能履行中央政府下达的惠民工程或者有意瞒报地方的盗窃灾情等困境也便很少遭到过问，因此，地方行政长官渐渐学会了不作为，这无疑让百姓深受其苦，更与地方官成敌对状态。 在“礼”和“仁”的统治下，无数惨案至今都让人瞠目结舌，而因为不同的“仁”的标准造成的君臣，君民，臣臣和臣民的矛盾决定了中国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内斗不断的政府，即便国家受到了外敌入侵，只要“仁政”的准则不改变，不同的“仁君”也无法团结一致。 儒教的其他弊端在这个内斗不断的国家里也清晰地显现出来，并完全地束缚了它前进的脚步。
中国——儒教控制下的文明古国背后不可言说的秘密(下） 儒教在肯定人性之善的同时，也刻意回避了人性之恶，在孔子的世界里，人性只有一面，要么好要么坏，没有灰色地带，他因此将人分成绝对的君子或者绝对的小人，一个君子应该恪守各种道德准则，不允许有丝毫的犯错，更不允许暴露丝毫的人性弱点，儒家思想根本不允许同时具有两面性的“人”存在，这完全违背了自然规律，几乎所有人都具有两面性，一个再坏的恶人也会有仁慈的一面，一个再好的善人也会有犯错的时候，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基督教显然要理智许多，它承认人的两面性，并允许人们犯错，犯了错的“罪人”只有忏悔便可以洗净罪恶。但儒教则不同，它将人完全塑造成木偶，君子的一生不能有任何污点，小人的一生是完全而又彻底的肮脏。 如果一个君子太过于展露自己的才华，那便是急功近利，不被原谅的。然而，贪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驱使人类不断进步的动力，儒教刻意回避和否定了它，这等于直接违背了人类的天性，这非但不能使人们戒除它，反而因为它是“肮脏”的而只能以一种秘密的方式进行，那么它的阴暗面所带来的破坏性便更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官员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所作为，并因此获得升值的机会，因为只有不断进取向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然而，在儒教这种压抑的气氛中，一个渴望升值的官员却不得不表现得清心寡欲，如此便造成了人们的言行不一和口是心非。既然不能公开地表现自己来争取更高的职位，那么只能秘密地证明对手其实比自己更愚蠢，于是栽赃陷害自己的政敌就成了儒教统治秩序中最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虚伪和阴险也变成了政客的集体肖像画，这无疑加重了政客的仇视，想要团结一心也更为困难。在此情况下，阴奉阳违和表里不一就成了各个官员的真实写照，弄虚作假在各级政府中蔚然成风。 而儒教束缚了中国几千年并使其处于停滞状态的罪魁思想便是孝道，儒教非常重视孝道，并主张百事孝为先。如果孝仅仅为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它无疑是一种美好的品格，然而，儒教的孝还包括对祖宗的教诲不打折扣地遵守和执行，这严格绑架了中国的思想进步，使中国完全丧失了开拓创新的能力。而中国意识形态上与西方的差距也早在儒教的创始人孔子一代就表现了出来，在孔子之后，他的弟子虽然有所成就，但却无人能够超越老师，以至于众弟子在历史的不断前进中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然而，西方则完全不同，与孔子几乎处于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着造诣更深的学生柏拉图而柏拉图的学生是学识和名气更为深厚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这些人可谓个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于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思想中寻找治国的圣经，而鲜有人提出标新立异的主张或脱离时代局限的思想。 而在政治上，这种强调对祖宗之法完全而彻底地效仿的主张更扼杀了中国政府根据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进行适时的改革的可能性。被全国的百姓看到道德典范的皇帝，按照儒教教义，自然也首先要是个孝子，假使他的治国政策稍稍偏离了祖辈时的方针，那么他的以儒教教义为令牌的文官集团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拉回来，而不管新政策是否有利于帝国和百姓。于是，在儒教孝道的挟持下，中国的政治完全丧失了创新的可能性。 我们不知道古希腊时的哲学家会怎样评价这个“理想国”，然而，在有了将近一千年的历史纵深，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就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十三世纪之前，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和儒教控制下的中国都处于长期停滞的黑暗时期。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批评说，儒教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是一无是处的，事实上，儒家思想有一种深深的时代烙印，若回到孔子所处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先进的思想，要很好地理解它，我们必须了解孔子生活的社会背景。 孔子生于春秋时期，中国的版图上邦国林立，诸国间战事不断，生灵涂炭。生于战乱时期的孔子，他不能不想，假设天下只有一个政权，那么就不会有不同的政权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大开杀戒。而各邦国中也时常会有诸侯叛变，挑起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便向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假想了一个理想国，如果只有一个政权，且是中央集权，那么就不会有谁挑起战争了吧？而这个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者，当然也应当是个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君子，而一个君子如果能够以德治国，那自然是深得人心的。假使下级服从上级，晚辈不会因为自己争强好胜的性格打破祖辈所创造的和谐，全国谨守孝道，那么便不会有人挑起冲突，如果考虑到孔子所处的年代，那么儒家思想无疑是无可厚非的，至于人性的恶与道德的标准所能引起的问题，这里并没有发生在孔子所处的时代里，所以他也很难想象到自己的思想可能造成的问题。归根到底，孔子也只是提出了一个跟眼前的战乱所截然不同的稳定的理想国。 但这种思想显然带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在经历了几百年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社会结构和分工早已与之前大不相同，那么，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思想已经完全无法满足当今的生产和发展的需要，时过境迁，中国的统治者还恪守着一千多年前的治国主张，那么它就很难有所进步，所以，从西汉到清朝，几千年的时间里，尽管朝代更替，但政治体制就像儒家所教导的一样越来越走向集权，而社会矛盾则循环轮回，生活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
十三世纪之前，在气候变冷的大条件下，代唐兴起的宋朝在更为富庶的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统一了中国黄河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它的创业者赵匡胤实由兵变夺取政权，为了防止其他将领“学习”自己的方法，赵宋王朝大大削弱了武将的地位，并制定了文官治国的方针。这让儒教对中国政治的控制更加彻底。但值得庆幸的是，宋朝虽然在治国之道上采用儒家思想，但王朝的政权建立在受儒教影响较小的南方，且在五代十国的战乱中诸多不得志的隐士纷纷把道家作为精神上的寄托，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宋政府在宗教信仰上是偏道教的。 道教与儒教同时发端于春秋时期，由老子创立，并由庄子继承和发展，它主张政府应当无为而治，社会在自然秩序的作用下会自己向前发展，而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行解决，政府只需要保证社会按自然秩序发展即可。这与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提出的自由经济极为类似，政府应对实行自由经济，市场中看不见的手会推动经济的向前发展并自我消化出现的矛盾，政府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但在儒家思想中，商人被认作狡猾奸诈的小人，社会地位也因此最低。他们不从事生产性劳动，却获得巨额利润，且常常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而欺骗善良的农民，这在孔子是不能理解的，儒家思想因此主张重农抑商，假使人们普遍从事生产性劳动，那么便可以保持淳朴的风气，而不会产生邪恶的想法。 在宋朝，宗教信仰上偏道家的统治者减少了对商人的打击，在“无为而治”的倡导下，商人因此可以更为活跃和自由地从事贸易活动，宋朝的商业因此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创造出了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最繁荣的商业文明。开封，益州，兴元府，杭州成为富庶的商业中心。在商业文明的推动下，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开封，益州等比较发达的城市，家家户户都从事纺织的副业，人们因此有了更多的节余来换取日常所需的其他商品，从而更加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宋朝的首都也因此发展成为不夜城。而“占城稻”的引进也增加了农田的单位产量，帝国有了更多的粮食。在这个时期，中国还进行了最大胆最先进的金融创新：发行纸币。纸币诞生于四川，这个天府之都商业发达，在纸币之前已铁钱为货币，然而，铁钱质量较重，商人每次交易往往都有携带上万斤的铁钱，这十分不便，于是，产业较大且信用较好的商家便发行了一种叫做交子的纸质信用凭证，与这些商家进行交易的商人可以选择交子为支付凭证，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随时提取等额的铁钱，或者与其他与交子发行商家有贸易往来的商人，久而久之，交子的流通越来越广泛，四川的商人便懒得提取铁钱而直接把交子当货币使用。而交子发行商家则把商人未提取的铁钱作为本金借贷给其他商人，从而收取利息，商人因此获得巨额利润，交子发行商家的财富比十四世纪的欧洲金融大鳄美第奇家族还有富有，这无疑遭到了政府的记恨，私人交子发行十五年后，政府将这种权力收归国有，并将纸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但这种繁荣兴旺的局面并未能持续发展下去，富裕的商人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但他们在文人笔下的社会地位却没有丝毫改变，资本主义还未萌芽便被扼杀在摇篮中，在商业尚未成熟之际，在商人正在努力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争取之时，便迎来了当头一棒——恶性通胀。事实上，道教虽然一度得到帝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追捧和提倡，但它并未能改变儒教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而且，信奉儒教的文官集团在宋朝有着史无前例的影响力，那么宋朝也只能按照儒教为它指明的方向前进。建立在南方的宋政府并不是中国版图上唯一的政权，在它的北方并存着西夏和辽，在统一国家的指导下，稳定后的宋政府的首要任务便是恢复盛唐时期的版图面积。 宋政府建立之前，中国的土地上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的战争，人们疲惫不堪，为了躲避战乱而四处逃命，宋政府稳定之后，人们才得以喘息。但在建国十九年后，宋朝便开始了对辽的北伐战争，而在重文轻武的政治布局中，中国的军队并不允许强大，所以对辽的战争并未取胜，儒教的教义却迫使宋朝进行长期的北伐战争。 当时的宋朝，生产力刚刚恢复，帝国财力甚至不能支持一场战争，但将北伐作为帝国首要任务的政府完全顾不上百姓的承载能力，而帝国对数目字管理也完全没有概念。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否能够支持一场战争的军费支出，这完全不在帝国的考虑范围中，当国库财力不足时，帝国唯一想到的便是向民征税。而因为战争并没有经过事先预算，军队行至一半时发现军饷已经不能购买足够的粮草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广大武将为保卫国家安全出生入死，却要不时遭到文官的弹劾，这无疑让他们大感委屈，甚至不少将领因此叛变。这种种不利条件使中国军队很难有打胜仗的可能，北伐便成了帝国的例行公事，人们的负担也日益加剧，生活陷入了入不敷出的深渊，帝国政府则陷入了财政危机。 为了筹集军费，宋政府还掌握着世界上最为有利的秘器：印钞。纸币的发明和流通使得帝国可以不受资源限制不顾经济发展水平随心所欲地滥印钞票，这使得整个帝国都卷入了交子满天飞的恶性通货膨胀中，最后迫使百姓不得不拒绝持有交子。帝国不但需要防范外患，还把自己卷入了激烈的内部矛盾中。 恶性通胀首先使商业受到极大打击，无数商人因此中断贸易，手工业便无从继续发展。 广大的自耕农则因为沉重是的税负而食不果腹，饥饿，寒冷，疾病像幽灵一样折磨着普通人的生活。 需要从地主那里租种土地的佃农则因为付不起地租而沦为地主的奴隶。 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则日趋严重。位于社会顶层的官员借国家增加税收之际大肆打劫农民，并将税收的大部分私自截留进自己的腰包，从而获得更多的财产并扩大自己的土地，更为致命的是，为了摆脱贫穷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人们纷纷攀附权力，这使得官员的数量急剧上升。 商人在重农思想的作用下也购置大量土地，而在恶性通胀的影响下，商人更是急于将手中的货币换成土地来保值。官商展开了疯狂的土地兼并行动，而被夺取土地失去生计的农民要么加入军队，而军队人数也由于流民的加入而使人数急剧膨胀，而军饷不足使士兵常常忍饥挨饿，且没有足够的衣物御寒。也有大批流民因此沦为盗贼，以抢劫和偷盗为生。 通货膨胀，两极分化，盗贼猖獗，暴乱不断，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宋朝已经由建国初期的繁荣昌盛变成了如今的民不聊生。到宋仁宗时，陷入内外交困的北宋政府不得不呼吁改革，并启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推行了具体的改革措施，改革的核心内容便是惩戒贪官，减轻百姓负担。然而，儒教控制下的政府是个不允许改革的政府，官员在建国之初便根据创业者的法律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范仲淹的改革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于是，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官员自然比得益的官员多，他们纷纷联合起来，弹劾范仲淹改革的初衷，并制造不利于改革派的案件，使得宋仁宗不得不对保守派低头，改革以范仲淹等人的离京而不了了之。 改革暂停后，政府虽然避免了统治阶级的内乱，来自失地流民的暴乱却日益激烈，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甚至开始威胁政权的稳定。
宋仁宗时（1049-1053），政府官员的数量已经膨胀到两万人，是建国初期的十倍之多，而官员依靠各种搜刮民膏和克扣公款等手段使自己比建国初的官员更富有。这些官员为了使自己的财产保值纷纷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致使流民四起。 流民加入军队使军人的数量膨胀，到宋仁宗时达到一百二五万九千人，军费开支骤增。而这些士兵躲避为了逃避饥荒，所以由流民组成的军队军纪松散，他们终日游荡于市井间，以各种方法诱骗百姓钱财，甚至与强盗无异。 而官费，军费的巨额开支将政府拖入财政危机的泥淖中，1065年，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官费军费等支出却高达一亿两千零三十四万，很明显是入不敷出，然而，在毫无统计和预算的财政构架中，帝国只会考虑如何向民征税以增加财政收入，而完全不考虑百姓承受能力。 在这种苛政下，宋朝哀鸿遍野，帝国仅仅建国半个世纪的时候，宋真宗景德（1004-1007）年间益州已经频频出现贼乱，之后，各地小规模的非乱便此起彼伏。 宋神宗即位（1068）后，已经明显感到帝国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如果不做出一点实际性的改变来缓解眼下的社会矛盾，那么帝国的末日便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刚即位便力排众议着手改革，仅仅在一年间便成立了改革委员会，为此，宋神宗和他的改革委员会遭到了保守派以祖宗之法为令牌的猛烈攻击。 1069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进行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改革的首要内容便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为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其职责与我们今天的“财政部”极为类似，，负责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做预算，并规定政府开支不得以任何借口超出预算，为了避免财政之子，当年（1069）的支出被消减了40%。 其次，为了安置流民避免暴乱，对帝国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措施便是“青苗法”，在当时，大量流民失去土地而没有生计，还有土地的农民也没钱购买种子，于是，王安石提出由政府以20%的利率贷款给农民，是为“青苗”，让农民购买土地和种子，并以收成作为抵押，等到秋天便将本金和利息归还给政府。 再者，通货膨胀致使当时的物价飞涨，投机四起，为了平抑物价，王安石又出台了“市易法”，在首都开发设置“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时再卖出，从而打破商人的投机炒作。同时政府还向破产的商人贷款。 除此之外，王安石和他的改革委员会还出台了许多其他措施，比如募役法，规定农户只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岁捐便可免除兵役。还有农田水利法，均输法等等。 即使在今天看来，我们也不得不佩服王安石的智慧，他以一种极其先进的现代人的眼光，为帝国的弊病开出了切实可行的药方，而这些药方也确实有着“治根”的功效。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被严格执行，中国或许从此便走上了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遥遥领先欧洲几百年。然而，这些改革措施从出台之日起就注定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它太过“现代化”，完全超越了当时的政治构架所能承受的范围，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讲它也不失“局限性”。 这些改革措施无疑有着良好的初衷，然而，想要保证它按自己的初衷被执行，那么就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一个独立的财政部，一个有效的监管系统。而当时，在一个中央集权且丝毫不受监管的政府组织里，这些改革措施的执行程度并不能掌握在改革委员会的手中，帝国只能听凭以利益网为纽带的各级官员利用这些措施谋取私利，而在“仁”的政治构架中，每个官员背后便是一整个强大的深入到中央最高层的利益网，即便皇帝能够发现他们的贪赃枉法却也无可奈何。 青苗法的本意是为了安置流民，然而，地方官为了为了获得20%的巨额利息纷纷劝诱农民负债，而一旦遇到自然灾害致使收成大减，农民便无法偿还本金和利息，并因此被没收土地。官员为了获得债务人的土地，不惜与贼匪勾结，人为地制造一些“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流民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骤增，到宋徽宗时，流民的人数甚至已经超过了居民的人数，他们聚集在一起，并爆发了著名的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但在青苗法的事实中，地方官却因此坐收渔利。 市易法的本意是为了平抑物价，然而，不受任何监管的执行官却因此垄断市场，大肆收购商人的货物，造成商品短缺，然后哄抬价格获取巨额利润。物价非但没有被抑制，反而涨势更加凶悍。 而最为关键的财政预算则引发了更大更多的矛盾。首先，这个措施虽然消减了政府支持，但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财政赤字，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减，事实上，它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政府财政收入，从青苗法等等措施中便可证实这一目的。其次，成立财政部门的作用是为了政府的各项开支能够按预算的进行，但在财政部服从于行政的情况下，预算根本无法规范政府的行政开支，致使它发挥的作用甚微。再者，对各项开支做预算就等于堵塞了官员借机谋取私利的机会，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且，改革派受到皇帝的器重就意味着其他大臣的失宠，所以，随着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大，它遭到了保守派同等规模的强烈抵抗。 改革仅仅持续了八年，其结果与预期背道而驰，社会更加动乱，百姓怨声四起，而在朝廷内部，保守派对改革派发起了轰炸型的弹劾，1085年，倾尽全力保护并支持改革派的宋神宗驾崩，即位的宋哲宗立即叫停了改革，并将改革派成员集体降职或责罚，王安石变法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然而，改革的叫停并没有缓解社会矛盾，改革派再次呼吁变法，纠结的宋哲宗将改革派称为元丰党人，保守派称为元祐党人，如果两派之前还只是暗中较劲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他们便把斗争搬到了台面，开始在光天化日下较量，而宋朝也从此陷入了两党相争的泥淖中不能自拔。1094年，改革派重新得势，宋哲宗开始召回改革派，1100年，宋徽宗即位，并同时启用改革派和保守派，从此，宋朝便在变不不变中痛苦挣扎，左右彷徨，而分成两派的文官集团则完全不关心帝国的死活，更不关心百姓的疾苦，他们只会谁得宠而明争暗斗，磨刀霍霍。与此同时，北方的女真族已经悄然崛起，并说服宋朝联手灭辽，然而，这个代辽兴起的敌人却更加强大，屡次北伐金朝的宋朝军队从未取得实际进展并逐渐败下阵来，以至于在1127年，金朝大军攻破宋朝首都开封，并掳走宋徽宗和宋钦宗，宋政府不得不南迁至临安。 然而，南迁的宋朝继续着北宋的社会矛盾和内部斗争，以至于金朝也被灭亡时，宋皇帝还在为两党的斗争艰难地左右平衡。
草原苍狼对欧亚大陆旧有秩序带来的冲击（上） 成为成吉思汗之后的铁木真，很快消灭了本族内的最后一个敌人，然而，对于一个征服者来说，这绝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南方的女真政权曾经消灭了蒙古的红族，并夺取了蒙古的大片土地，那么，消灭了国内敌人的成吉思汗便开始集中向外部敌人复仇。然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原始而野蛮，想要取得与文明国家的战争胜利单靠勇气与草原单调的智慧还远远不够，他还必须懂得文明国的战略战术，这样才能在世界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惜才与包容弥补了成吉思汗草率上单调的生存智慧的不足。与耶律阿海的相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早在铁木真成为成吉思汗之前，具有危机意识的金朝已经预感到这位勇士日后会成为自己的强劲敌人，如果不被他消灭，那就只能与他结盟，所以，金朝在1203年派出使者耶律阿海，想要与铁木真建立友好的国际关系。 然而，耶律阿海本为蒙古红族人，当他与铁木真相遇时，被他的魅力所征服，他转而背叛金朝，投靠铁木真，铁木真也极为欣赏耶律阿海的智慧，并毫不计较他曾出仕金朝的过往，毫不怀疑地对他委以重任，引为自己的心腹谋臣，两人共议复仇大计。 在耶律阿海的帮助下，还未成为成吉思汗的铁木真就在1205年讨伐了西南方的敌人——西夏，1210年，西夏被迫求和，承认蒙古为其宗主国。而征服西夏后，以及后期对其他国家的征服战争中，成吉思汗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夺走当地的人才，因此，出身与草原且从未受过教育的成吉思汗身边聚集了大批谋士和匠人，西夏的造弓匠，宋朝的医生等纷纷为蒙古效力。而成吉思汗也以博大的胸襟接纳了他们，他不问出身和信仰，只尊重知识，对有技术和智慧的人一律加以重用，并得到帝国莫大的尊重。1208年，信奉佛教的耶律楚材被引荐给成吉思汗，信奉萨满教的成吉思汗仍然以及其包容和诚恳的态度接纳了他，之后，耶律楚材为蒙古帝国的巩固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成吉思汗惜才和包容的美名传到了邻近各国的百姓中，许多他国的人才纷纷主动投靠他，在对金朝的战争中，就有许多金朝将领主动向他投诚，这无疑为蒙古帝国的称霸世界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而蒙古帝国从未有过的统一局面和对西夏战争的胜利使得成吉思汗的自信急剧膨胀，这大大刺激了成吉思汗的复仇决心和征服欲望，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他都敢于挑战，已经成为成吉思汗的铁木真，他要把蒙古变成世界舞台的主角，世界都要倾听蒙古的声音，诸国都要归附蒙古的版图。 1211年，成吉思汗在参谋耶律阿海的建议下，率兵大肆入侵金朝，并在野狐岭成功击败四十万金军。1214年，金朝首都被迫南迁至汴京，成吉思汗趁机攻打金朝的旧都中都（今北京）。然而，横在蒙古大军面前的，却是一道坚固的长城，只要蒙古士兵一靠近，就被长城之上的金军射杀，这道坚固的防线显然是草原骑兵所从未经历过的，也不是草原战术所能攻破的，这时候，就显出了人才的重要性。 在长期学习汉文化的耶律阿海的主张下，蒙古大军并没有急于进攻北京城，而是在城外就地扎营，切断了北京城的供给。在蒙古征服世界的几场决定性胜利中，耶律阿海的这一战略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攻打伊斯兰最强大的国家花刺子模首都撒马尔罕时，面对占据着山坡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穆斯林大军，蒙古军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切断了撒马尔罕的水管。 北京城在饥饿中坚守了两个月后已经不战而乱，开始时大量百姓因为食物匮乏而成为贼匪，靠抢劫和偷窃其他百姓的粮食为生，然而，当其他百姓也无米下粥的时候，人们开始死于饥饿，并被同样饥饿的同胞吃掉，人吃人成了曾经最为富庶的北京城内最常见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同样饥饿的官兵已经毫无战斗力，且不时遭到饥饿的百姓的打劫，城内一片混乱。 这时，成吉思汗在耶律阿海的指点下开始发动最为猛烈的攻击，他们从汉人工匠那里学会了投石器，在长城外向内投掷大量巨石，被当做肉盾的战俘趁机爬山梯子翻越长城，然后出动精锐部队将金兵消灭。北京城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攻占。就是用这种聪明的战略，在诸多谋臣的帮助下，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先后征服了欧亚大陆上最大的政权。 1217年，蒙古大军继续入侵金朝，到1227年时，金朝只剩下黄河以南的小部分领土。 1218年，蒙古大军平定西域灭西辽（波斯）帝国。 1219年，蒙古大军继续向西挺进，收编五万突厥军。 1220年，蒙古大军进攻最为强大的的穆斯林王朝花刺子模，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这个基督教欧洲最为强大的敌人消灭掉。花刺子模政府逃亡至里海一小岛，摩柯末在此病死，而成吉思汗的军队也一路追到追击。 1221年，蒙古大军为了追杀逃至印度河流域的花刺子模继任统治者扎兰丁，将势力扩展到这里、 1223年，向北挺进追杀摩柯末的蒙古大军荡平了沿途经过的高加索山和东欧钦察草原，继续并向北挺进攻打黑海北岸的克里木半岛。 当然，在征服战争中，除了人才的因素之外，游牧民族的天生好战也是蒙古军队成功的重要原因。在西征的过程中，蒙古大军赶着几十万只羊和马，浩浩荡荡而又从容自然地向西前进，他们随时可以扎营，又随时可以前进，这种军事生活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没有两样，在他们看来，蒙古西征并不是去打仗，而更像是整个民族的大迁徙。而游牧民族也从来没有乡土观念，用他们的话说，哪里有草原，他们就可以在哪里安家。这种不断迁徙的生活习惯无疑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
草原苍狼对欧亚大陆旧有秩序带来的冲击（下） 如果成吉思汗仅仅是一位征服者，他的名字还不至于在如此广大的世界范围内口口相传，他同时还是一位英明的统治者。成吉思汗首先废除了蒙古草原一直存在的以出身论社会地位的世袭制，而以功绩封赏臣民，这使平民之子也有了成为贵族的可能性。1204年，成吉思汗建立了千户制，将蒙古民众划分为九十五个千户，由千户那颜管制，这使蒙古草原第一次实现将所有牧民以军事方式编制起来，每个千户都是一个有纪律有组织的小团体，告别了草原过去松散的随意状态。 其次，这位杰出的统治者还深谙文字的力量，在于文明国的较量中，他日益强烈地感受到要使自己的子民接受教化，并创建了蒙古自己的文字，用蒙古语写成了蒙古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成吉思汗法典》，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典，它将行政权与司法权分开，建立了以贵族民主为基础的蒙古贵族共和政体，而两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比英国十九世纪贵族苦苦争取来的判例制度早了600年。这位卓越的具有先进眼光的世界征服者，在达到权力的顶峰后，毅然将权力分给了臣民，这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屋大维都不可相提并论的。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就已经说明，辽阔壮美而又生存条件恶劣的大草原赋予了它的子民最为自由的秉性下，自由也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权力。而“成吉思汗”这个称呼本身也闪耀着民主的光辉，它意味“全世界人民的统治者”，强调了“人民”，而非“全世界的统治者”。成吉思汗成功把蒙古从奴隶制带向了民主制，尽管这种贵族制仍像今天的英国贵族制一样实行世袭，但它仍是民主的，在《成吉思汗法典》约束下的蒙古帝国，甚至超越了古希腊伯利克里时代的民主制。 当然，这位聪明的统治者不但用文字赋予自己的子民以民主，他还懂得利用文字为自己宣传，并命人用蒙古语写成了《蒙古秘史》，今天我们能够对蒙古的历史如此熟悉，而不至于像亚特兰蒂斯一样随着城邦的毁灭而回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这本历史书起了很大作用。当然，按照成吉思汗的意愿写成的《蒙古秘史》，它更像是成吉思汗本人的传纪。这位聪明的统治者不但创建了文字，还非常懂得善用文字， 而在对异邦人的统治中，成吉思汗也非常懂得怎样让自己的统治深入人心。征服花刺子模后，成吉思汗控制了这里的铸币权，并将铸币上用蒙语印上“成吉思汗”，然后用伊斯兰语印上“全世界人民的统治者”。这位宽容的统治者对异邦人的统治也是极为自由的，成吉思汗控制下的花刺子模可以自己任命自己的行政长官，并制定自己的法律，按自己的生活习惯生活，说自己的语言，他们仅仅需要对成吉思汗缴纳3.3%的税赋。这种宽松的统治政策甚至比花刺子模王朝更加仁慈，人们缴纳更低的税赋，可以自由经商，治安也更好，信奉安拉的穆斯林甚至更喜欢这位异教徒的统治。而成吉思汗也从未像基督徒和穆斯林一样对任何已政府的国家和地区推销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以最大的自由和最宽广的胸襟接纳了所有宗教的信徒，所有人都可以在成吉思汗统治下的土地上自由生活。在行至西藏时，信奉萨满教的成吉思汗甚至被喇嘛教所深深吸引，他的这一宗教偏好还被自己的子孙所继承， 最为重要的是，这位伟大的统治者十分重视贸易。游牧民族以肉为食，他们无法从本地食物中获取维生素，只能从中国的茶叶中摄取。所以，无法自给自足的草原生活决定了这个游牧民族必须依靠贸易，而对花刺子模的征服战争也由贸易纠纷引发。1200年，成吉思汗派出一支500人的商队到花刺子模王朝，希望与这个长期封闭的且垄断了丝绸之路要道的西亚大国通商，自负的花刺子模王朝却将蒙古人的商队通通杀死，木不可遏的成吉思汗因此决定用武力打开穆斯林的国门，并为被杀的同胞报仇雪恨。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某些事情上成吉思汗表现得过于残暴，比如征服撒马尔罕后，蒙古大军实行了大屠城。但我们不要忘记，成吉思汗曾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艰辛的童年，遇到过无数次死亡的考验，就像前文说的，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如果不能做到残忍，或许他早已被优胜劣汰的游戏法则所淘汰。其次，成吉思汗在九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因此才落得如此田地，所以，他对复仇的欲望也渴望强烈，进行的复仇行动也最为猛烈，所以，在花刺子模杀了他的500名商人，他便已经决定要以最残忍的手段报复撒马尔罕。而在对撒马尔罕的战争中，他的一个孙子和女婿被射杀，这更加刺激了他的复仇欲望，并进行了大屠城，屠城结束后仍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因此他不惜向北和向南对逃亡的花刺子模残存王朝进行追击。 消灭了花刺子模的成吉思汗从此改变了世界格局，在十字军与蒙古大军左右夹击下的伊斯兰逐渐从欧洲的优势地位中败下阵来，欧洲基督徒因此坚信祭司王约翰的真实性，甚至连教皇本人也开始相信自己杜撰出来的神话，因此而不得不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符合基督教义，在花刺子模被灭之后，欧洲上下一片欢欣鼓舞。而在亚洲，受蒙古压迫而不得不南迁的金朝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土开始加剧了对宋朝的入侵，因形而上学的辩论而卖直求荣的宋朝官员则吸附了帝国的全部精力，南宋的宫廷斗争和社会矛盾更加剧烈。但好消息时，消灭花刺子模的成吉思汗重新疏通了丝绸之路，传统的欧亚贸易要道因此又繁荣起来，这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和不同国家的技术交流。
13世纪篇(三):13世纪欧洲的情况是怎样的？
regu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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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11
13世纪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世纪中的一段，这个时期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最为黑暗的时期。同时也属于文艺复兴时期。
由于蛮族的入侵和定居引起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几乎造成当时欧洲文化的完全毁灭。西欧的封建制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日尔曼、罗马和基督教三种因素互相融合，从罗马灭亡后的废墟上产生、发展起来的。骑士制度同样也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欧洲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确立起来的封建附庸制度。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是一种松懈的领土集合体。
这一时期教权与王权争斗不断，以13世纪为分水岭：以前教会权力大，王权较小eg法国的阿维农之囚：13世纪之后城市恢复，王权扩大，教会权力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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