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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革委会主任玩妇女]高官文革玩弄女性遭举报 江青批“小节无害”不追究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09期，作者：何立波，原题为：《庄则栋、刘庆棠、钱浩梁的人生沉浮》，本文系节选
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人，都会对那位英俊大方、气宇轩昂的娘子军连党代表洪常青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洪常青的第一代扮演者，刘庆棠曾是当时许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那么，刘庆棠是怎么从一个芭蕾舞演员成为文化部领导的呢？
1946年初，16岁的刘庆棠考入白山艺术学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1952年12月，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正式成立，刘庆棠成为该团的民族舞演员。当年，中央歌舞团曾聘请苏联芭蕾舞演员来教芭蕾。苏联老师根据水平，将男演员分成高中低三个班。刘庆棠属低级的第三班，然而他勤奋好学，一年半之后进入属于高级的第一班。
1956年，刘庆棠听说北京舞蹈学校（已改称北京舞蹈学院）开设了芭蕾舞专业，积极要求去学习，得到组织的批准，24岁“高龄”时开始正式学习芭蕾舞。
1959年12月31日，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实验芭蕾舞团，由被誉为“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白淑湘等22名演员和18名演奏员组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实验芭蕾舞团成立后，在古雪夫等苏联专家帮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鹅湖》。在挑选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其他几位候选人在托举女主角白淑湘时显得力量不够，唯有刘庆棠完成得较好，他因此被选为王子的扮演者。首演《天鹅湖》，在中国芭蕾舞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它的首演成功，鲜花、掌声和荣誉接踵而来。《天鹅湖》《海侠》《泪泉》等舞剧，都是刘庆棠和白淑湘一起跳的。在大家的眼中，两人是很好的搭档。但是随着白淑湘名气越来越大，刘庆棠心中颇不是滋味。在排演中，刘庆棠也付出了汗水和艰辛，但是人们大多把目光集中在白淑湘身上。一些内行已毫不客气地指出：“刘庆棠的气质不像个王子，倒像个战士……”刘庆棠不是不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员为主的艺术，但是他就是摆不平心态。为发泄不满，他开始变相整白淑湘。当时，白淑湘是演员队队长，刘庆棠是党支部委员，分管共青团工作。刘庆棠拉拢唆使一部分人，散布“白淑湘只专不红”，“父亲是被镇压的，她跟父亲划不清界限”等言论。不久，刘庆棠取白淑湘而代之，当上了演员队队长。小试牛刀，让刘庆棠看到了权力的力量。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1963年秋的一次谈话。12月，林默涵根据舞蹈界知名人士的建议，决定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创作组很快成立，刘庆棠是成员之一。1964年2月，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11人组成《红色娘子军》创作组，前往海南岛体验生活。创作组组长是李承祥，刘庆棠是副组长。为体验生活，刘庆棠带领编导和其他主演到海南屯昌的解放军某部当兵一个半月。4月下旬，刘庆棠一行回到北京彩排。7月中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完成，请周恩来总理和有关领导审查。北京军区一位领导看后说：“气质不够。满台‘娘子’不见‘军’，手中拿着‘烧火棍’！”
刘庆棠对这个意见很重视，他作为领队带领全体演员、演奏员一百多人又到部队当兵一个半月。回来后再演，气质果然有了明显变化。9月26日，经过重新编排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次彩排。周恩来观看后眼睛湿润了，他在与演员握手时的头一句话就是：“我比你们落后了、保守了。我原来在想，用芭蕾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是否先编个外国题材过渡一下。没想到你们演得这样成功！”周恩来当即决定，用演出《红色娘子军》招待西哈努克亲王。10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毛泽东很高兴，当场赞扬道：“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1964年10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公演，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从此改变了刘庆棠的政治命运。在这部舞剧中，才华横溢、暂时无人能替代的白淑湘仍担当女主角。刘庆棠也当仁不让地成为男主角洪常青的最佳扮演者。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但为了舞剧的成功，还是尽力合作。剧组多次赴海南岛下部队体验生活，刘庆棠自己也确实付出了努力，最终成功塑造了一个高大感人的红军党代表形象。
在政治运动频繁的1960年代，家庭出身愈来愈重要。这让刘庆棠兴奋不已，感到自己的舞台更为广阔。江青从1963年开始下大力气抓样板戏，看中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善于把握时机的刘庆棠明白，这是自己发迹的最佳时机。江青第一次来到北京南城太平街的芭蕾舞团视察时，全团上下非常高兴，没有料到江青会来“关心”他们。在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院、团两级领导在场的情况下，刘庆棠喧宾夺主，积极表现，围着江青跑前跑后，给她拿材料，汇报《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排演情况。江青也想在中央歌剧舞剧院寻找一个可靠的人为自己效劳，仪表堂堂、善于逢迎的刘庆棠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后，刘庆棠便与江青建立了直线联系，经常主动给江青写信，汇报团里的情况。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冲击芭蕾舞团，贴大字报，叫嚣“砸烂芭蕾舞团，禁止芭蕾舞演出”。但江青出于政治的需要，提出“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的口号。在江青的“关怀”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样板戏。一夜之间，芭蕾舞团“扬眉吐气”起来。
在芭蕾舞团，刘庆棠率先造反，贴大字报。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污辱愤然自杀。
一时间，刘庆棠俨然是造反派的领袖，成为芭蕾舞团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大权在握的刘庆棠开始疯狂地整人，白淑湘更是在劫难逃，被宣布为“反革命”。李承祥是《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编导，演样板戏还需要他。刘庆棠借整党之机逼李承祥退党，甚至代他写好了退党报告。在刘庆棠的威逼下，李承祥被迫退党。“文革”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连张春桥、谢富治都一度受到过红卫兵大字报的批判，刘庆棠也不例外。1967年初，造反派将刘庆棠拉下马，进行批斗，关进“牛棚”，勒令他与院里“头号走资派”、原院长赵沨一块抬煤，团里排演《白毛女》时，还让他饰演日本兵跑龙套以羞辱之。
然而刘庆棠得到了江青的信任，他不断给江青写信求助。1967年夏，江青数次指示芭蕾舞团的领导班子应安排刘庆棠。不久，江青在一次接见文艺界代表的讲话中，公开明确表态支持刘庆棠。由于“旗手”的支持，刘庆棠重新成为芭蕾舞剧团的“一把手”。有了被打倒的经历，在重新掌权后，刘庆棠对江青更加誓死效忠。被别人搞下台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他利用当时“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疯狂报复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刘庆棠给他们捏造的罪名繁多，有所谓的“裴多菲俱乐部成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攻击江青同志”等罪名。中央芭蕾舞团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刘庆棠就“发现”了70多个“反革命”。
1968年，刘庆棠以“革命文艺战士”和“样板戏”领导的身份，开始染指中央其他直属文艺团体，实行刑讯逼供，实施“车轮战法”，强迫演职员们招供纯属子虚乌有的“罪行”和“组织”。陈爱莲是北京舞蹈学校教师、著名舞蹈家，1959年以主演舞剧《鱼美人》一举成名，其丈夫杨宗光与刘庆棠曾是老同学，关系还算融洽。仅因与刘观点不一，杨宗光被刘在一次大会上点名为“五一六分子”，当晚就跑到铁路上卧轨自杀。陈爱莲获知这一消息时，丈夫已成为一把骨灰。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多达四百余人。
在江青的提携下，刘庆棠开始“飞黄腾达”。1969年4月，他参加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主席团成员。九大前后，刘庆棠当上了国务院文化组成员。1972年秋季，为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刘庆棠最后一次扮演洪常青。当时，刘已经演了五百多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尼克松、田中角荣的演出，成为他舞蹈生涯中的告别演出。此后，刘庆棠走下了文艺舞台，转向政治舞台。由江青提名，刘庆棠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于1975年初的四届全国人大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从一个芭蕾舞演员到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有人愤愤不平地说：“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中国军乐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练习演奏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准备欢迎这位贵宾。刘庆棠却兴师问罪，把军乐团领导叫来质问道：“怎么能奏这个曲子呢，这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嘛！”军乐团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不悦地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尼克松就职仪式上用过。我们选择它是表示对总统的欢迎。不要太‘左’了，我看很好，可以演奏。”刘庆棠无话可说，悻悻而归。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后，外交部礼宾司提议大家上台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带了一句头，大家开始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场的周恩来也和大家一起唱了起来。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质问道：“这首歌的作者是一个叫李劫夫的反革命。他们为什么唱这支歌，你去查一查，然后向我汇报。”几天后，吴德向江青汇报说是刘庆棠同意的。刘庆棠拒不承认是自己领唱的，把责任推给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几次追问周恩来。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
就在刘庆棠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时候，有人不断地给上级领导部门写信，检举他生活糜烂。“文革”前，刘庆棠就曾因与某歌舞团一个女演员的不正常关系，中央歌剧舞剧院给他党内批评教育的处理。“文革”大权在握时，刘庆棠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次玩弄女性。这些受害女性写检举信揭发刘庆棠，信件最后转到了江青、张春桥手中，他们以“小节无害”为由不予追究，事情不了了之。
“四人帮”垮台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名单中，安排刘庆棠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组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深入调查，搞清楚了刘庆棠的罪行。鉴于他在长时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1983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刘庆棠一案。首都文艺界奔走相告，纷纷前去旁听。中央芭蕾舞剧团去旁听的人太多，不得不特地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观看这个“魔鬼”的下场。
刘庆棠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只有刘庆棠一人被定流氓罪。刘庆棠的妻子是一位老舞蹈演员，也是一位离休干部，知道了他的丑事后毅然与他离婚，子女也与他脱离了关系。1985年，刘庆棠因患肝硬化，获准保外就医。但他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只好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居住，又回到自己当年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子。
1993年10月21日，刘庆棠刑满出狱。他曾试图与前妻复婚，但被拒绝。女儿劝他说：“你想和妈妈和好，我们明白，你是为了这个家。但是，你们确实没感情了，也就没必要再和好了。”刘庆棠从此死了心。后来，他曾应聘到广州某大学教授舞蹈，重新拾起了昔日的芭蕾舞之梦，又曾于北京西山脚下成立北京刘庆棠艺术学校，自任校长。
2010年，刘庆堂因病去世。
篇二:[革委会主任玩妇女]文革中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１９６８年９月，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也就是实现了当时所说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这２９个、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当中，有２１人是军队干部，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所以可以说成立革命委员会就是军管，只不过在加上几个干部和群众代表。越到后来越是如此，这表明了毛泽动急于利用军队结束文革、恢复稳定的心态。
按说这些革委会的主任都是在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在走资派遭到整肃以后上台的，都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用当时的话来说，这些人都应该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了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然而这些人当中几乎一半人后来还是遭到了整肃。
第一阶段的整肃是在“林彪事件”以前，遭到整肃的，共有６人，他们是：
山西的刘格平，１９６９年７月被免职。６９军军长谢振华接任。
贵州的李再含，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被撤职。５４军副军长蓝亦农接任。
河北的李雪峰，１９７１年１月被撤职。文革前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接任。
山东的王效禹，１９７１年３月被撤职。济南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接任。
黑龙江的潘复生，１９７１年６月被撤职。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汪家道接任。
内蒙的滕海清，１９７１年５月被免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接任内。
在这些人当中，山西的刘格平、贵州的李再含、山东的王效禹、黑龙江的潘复生这四个人都是文革早期出来表态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贵州的李再含还是军队干部。这些人所在的省都是成立革命委员会较早的。正因为如此，在文革的进一步动乱中，这些成立较早的革命委员会和这些主任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使这些省长期不能稳定。
与黑龙江的潘复生具有可比性的是河南的刘建勋，都是文革前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是在文革初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表态支持造反派。与贵州的李再含具有可比性的是青海的刘贤权也是在文革初期支持造反派，而且都是军队干部。由于刘建勋和刘贤权没有过深地卷入派性斗争，因而度过了这一轮的整肃。
河北的李雪峰是在１９７０年８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因为陈伯达下台而受到了牵连。毛泽东批判陈伯达实际上是为了打击林彪。李雪峰和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因为过分接近陈伯达，被毛泽东认为是追随林彪，于是遭到整肃。毛泽东把整肃李雪峰和郑维山作为打击林彪集团的一项措施，称之为“挖墙角”。李雪峰和郑维山都在“林彪事件”以后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平反。内蒙的滕海清是在制造著名的“内人党”冤案中犯了严重的罪行，致使３４万６千多人遭到迫害，１万６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内人党”冤案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平反。滕海清在当时只是调离内蒙，并没有真正受到处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内蒙人民曾强烈要求惩处滕海清，但是滕海清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甚至没有一个对错误的深刻认识。
在这段时间里，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变动情况还有：
云南的谭甫仁，１９７０年１２月遇刺身亡。文革前的云南省省长、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接任。
西藏的曾雍雅，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军区政委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任荣接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林彪事件”以前，接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基本上还是军队干部。到“林彪事件”为止， ２９名主任中的军队干部上升到２３人几乎占了百分之八十。这时候毛泽东的思路仍然是利用军队实现稳定。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事件”以后，有４人受到牵连下台，他们是：
广东的黄永胜，１９７１年９月被撤职。在此之前已经调任，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接任。
浙江的南萍，１９７２年被撤职。文革前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接任。
江西的程世清，１９７２年被撤职。文革前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接任。
新疆的龙书金，１９７２年被撤职。文革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赛福鼎接任。
此外还有２人去世：
北京的谢富治，１９７２年去世。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接任。
四川的张国华，１９７２年去世。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接任。
至此，一共有１０人遭到整肃，占了百分之三十四。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开。除了去世的３人以外，遭整肃的１０人以及西藏的曾雍雅都未能进入十届中央委员会。所以，２６名在世的主任当中只有１５人成为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仅为百分之五十七。
１９７５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江苏的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江苏省委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湖北的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安徽的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此前已李德生调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安徽省委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宋佩璋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辽宁的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福建的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林彪事件”以后接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基本上都是文革前的省委干部。老毛这时候的思路和周恩来趋向一直：大量解放和起用文革中的老干部，同时让文革权力过分膨胀的军队退出地方领导岗位。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有４人遭到整肃：
上海的张春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被隔离审查。文革前的海军政委苏振华接任。
吉林的王淮湘，１９７７年免职、调离 。文革前的新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接任。
甘肃的冼恒汉，１９７７年案被撤职、降级。甘肃省委副书记宋平接任。
除此之外，北京的谢富治虽然已经去世，后来还是遭到清算。
去世的２人：
宁夏的康健民，１９７７年病逝。文革前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接任。
贵州的李再含已被撤职，１９７５年去世。
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一大召开，除了遭到整肃的三个人以外，青海的刘贤权也未能进入十一大的中央委员会。
２４名在世的省革委会主任当中，进入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总只有１０人，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
江苏的许世友、天津的解学恭、河南的刘建勋、湖北的曾思玉、湖南的黎原、
安徽的李德生、陕西的李瑞山、辽宁的陈锡联、福建的韩先楚、广西的韦国清。
最初的２９名省革委会主任当中，先后遭到整肃的一共是１４人，几乎一半。
附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黑龙江（１９６７。１。３１）：潘复生－－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为第一书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开始后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军区政委。九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１年６月被撤职。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汪家道接任。１９８０年去世。１９８２年４月中共中央同意黑龙江省委的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革中的错误不做组织处理。
山东（１９６７。２。３）：王效禹－－文革前任山东省青岛市副市长。文革中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１年３月被撤职。济南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接任。１９７９年被开除党籍。
上海（１９６７。２。５）：张春桥－－文革前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被隔离审查。文革前的海军政委苏振华接任。１９７７年７月，被永远开除党籍。１９８１年１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１９９４年死于狱中。
贵州（１９６７。２。１４）：李再含－－１９５５年授大校军衔。文革前任贵州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文革中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被撤职。５４军副军长蓝亦农接任。１９７５年去世。
山西（１９６７。３。８）：刘格平－－文革前任任山西省副省长。八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委员。１９６９年７月被免职。６９军军长谢振华接任。１９７６年底，调回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９２年去世。
北京（１９６７。４。２０）：谢富治－－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中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２年去世。文革前的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接任。１９８０年被开除其党籍。１９８１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鉴于其已死亡，决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青海（１９６７。８。１２）：刘贤权－－１９５５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文革中任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九届、十届中央委员。１９６８年调任铁道兵政委。文革前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浙江革委会主任谭启龙接任。１９９２年去世。
内蒙（１９６７。１１。１）：滕海清－－１９５５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九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１年５月，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的错误，被免职。调回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接任。
天津（１９６７。１２。６）：解学恭－－文革前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为第一书记）。文革开始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文革中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政委。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江西（１９６８。１。５）：程世清－－１９５５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２６军政委。文革中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九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２年因“林彪事件”被撤职、隔离审查。文革前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接任。后被开除党籍。１９８１年解除关押。
甘肃（１９６８。１。２４）：冼恒汉－－１９５５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文革中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７年因“四人帮”案被撤职、降级。文革前的兰州军区国防工办副主任、当时的甘肃省委副书记宋平接任。１９９１年去世。
河南（１９６８。１。２７）：刘建勋－－文革前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中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１９８３年去世。
河北（１９６８。２。３）：李雪峰－－文革前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开始后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中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
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７１年１月，李雪峰因“陈伯达案”被撤职。文革前的河北省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接任。１９７９年１２月改正。２００３年去世。
湖北（１９６８。２。５）：曾思玉－－１９５５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５年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为第一书记）赵辛初接任。
广东（１９６８。２。２１）：黄永胜－－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八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总参谋长。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１年９月因“林彪事件”被撤职。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兴元接任。１９７３年被开除党籍。１９８１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１９８３年去世。
吉林（１９６８。３。６）：王淮湘－－１９５５年授大校军衔，１９６４年晋升少将。文革前任１６军政委。文革中任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九、十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７年２月，因“四人帮”案被免职，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文革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接任。１９８０年被开除党籍。
江苏（１９６８。３。２３）：许世友－－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革中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５年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为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接任。１９８５年去世。
浙江（１９６８。３。２４）：南萍－－１９５５年授大校军衔，１９６４年晋升少将。文革前任２０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九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２年４月因“林彪事件”被撤职，隔离审查。文革前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接任。１９８１年解除关押。１９８９年去世。
湖南（１９６８。４。８）：黎原－－１９５５年授大校军衔，１９６４年晋升少将。文革前任４７军军长。文革中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７０年调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４７军军长。文革前的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为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接任。
宁夏（１９６８。４。１０）：康健民－－１９５５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７７年病逝。文革前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接任。
安徽（１９６８。４。１８）：李德生－－１９５５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１２军军长。文革中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等职。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副主席、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０年调任总政治部主任。文革前的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为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宋佩璋接任。
陕西（１９６８。５。１）：李瑞山－－文革前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第一书记）。文革中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８年，调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文革前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接任。
辽宁（１９６８。５。１０）：陈锡联－－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革中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５年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接任。１９９９年去世。
四川（１９６８。５。３１）：张国华－－１９５５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藏军区司令员，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文革中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２年去世。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接任。
云南（１９６８。８。１３）
：谭甫仁－－１９５５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工程兵政委。文革中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１９７０年遇刺身亡。文革前的云南省省长、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接任。
福建（１９６８。８。１４）：韩先楚－－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革中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５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接任。１９８６年去世。
广西（１９６８。８。２６）：韦国清－－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广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革中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广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总政治部主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九届中央委员、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５年，文革前的广西区委书记处书记、当时的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安平生接任。１９８９年去世。
西藏（１９６８。９。５）：曾雍雅－－１９５５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九届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军区政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任荣接任。１９９５年去世。
新疆（１９６８。９。５）：龙书金－－１９５５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湖南军省区司令员。文革中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九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２年因“林彪事件”被解除职务。文革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赛福鼎接任。２００３年去世。
篇三:[革委会主任玩妇女]省人大主任咋同时玩弄七八名女性？
2014年12月6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江西省人大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陈安众被查除了因插手工程项目外，还聚众吸毒、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发展到同时玩弄七八名女性。“高层对此非常震怒，下令彻查（2014年10月9日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副省级官员的陈安众贪腐插手工程项目并不奇怪，这是落马腐败官员普遍存在的问题。陈安众乱搞男女关系也不奇怪，目前，落马腐败官员95%以上存在养情妇、包“二奶”问题。这一切是当今腐败官员共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然而，陈安众还被曝聚众吸毒就太奇怪了；作为陈安众这样级别的官员难道就不知道吸毒危害；难道陈安众这样官员对毒品就毫无自控能力？陈安众乱搞男女关系也就罢了，更让人震惊的是陈安众竟然发展到同时玩弄七八名女性？
有说法多名男性可以同时玩弄一名女性，却从未闻一名男性同时玩弄多名女性。那么，陈安众是怎样同时玩弄七八名女性的呢？只能是每一女性轮流上场，陈安众则轮流作战。人们真不敢想象陈安众是如何一夜力敌七八名女性的？1954年出生的陈安众，即使是在萍乡市委书记任上也是年近50的人了，咋有如此行为能力，这真的让人很震惊？这或许有冬虫夏草各种滋补品在发挥作用；或许更有许多药物辅助作用！近些年被曝出的多少腐败官员在药物补肾上可大有研究！
在陈安众和每一轮流上场女性床上酣战时，其余六、七名女性自然是轮流观战了。其余女性一定是在欣赏陈安众的床上赤裸表演，观赏陈安众床上表演的功夫，亦或欣赏陈安众床上对付美女的方式技巧！此时的陈安众眼里哪还有廉耻，又哪还有王法？真不知缺乏纪律、法律强制约束的官员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
人们需要追问的是被陈安众同时玩弄的七八名女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假如这些女性都是陈安众的下属，她们被陈安众同时召集到一个床上，或一个房间里如此放肆地淫乱，她们面子上难免有些顾忌，这似乎不可能。当然，这也不绝对！当年，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与22名情人保持不正当关系，还大摆“群芳宴”呢？当然，被陈安众同时玩弄的七八名女性如果是来自不同地方的社会女性也还说得过去；当然，如果她们是来自卖淫女一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无论如何，副省级高官陈安众同时玩弄七八名女性，也是极端荒淫无度的了。陈安众怎么就不怕如此荒淫行为被揭露、被流传出去呢？一个高官放浪淫欲，毫不知收敛到了如此程度，真是让人震惊不已！由陈安众同时玩弄七八名女性一事，就足可以知道陈安众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之一斑了！如此陈安众与人渣没有什么两样？陈安众最终被以受贿、道德败坏及腐化堕落被双开，或许也说明了陈安众的荒淫！
然而，就是这样道德极端败坏的陈安众，何以一步步爬上副省级官员的高位？陈安众在苏荣到江西任职后，与苏荣关系非常密切。在很多事情上，陈安众充当苏荣的“马前卒”，为其冲锋陷阵。苏荣很快将陈安众提拔为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正是因陈安众被查才引发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省委常委赵智勇、副省长姚木根在内官员落马，引发至少牵涉江西20名以上厅级、数十名现任官员落马的江西反腐风暴。
然而，就是这样的陈安众，当年曾作诗“理想信念牢记心，反腐倡廉率先行。阳光运行作风硬，乐受监督修品行”。可惜陈安众从来就没有反腐，更没有倡导廉洁，个人品行更是差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遗憾的是陈安众和多少腐败官员一样心口不一！他们的话确实是当不得真的！
假如不是中央英明决策强力反腐，真不敢想象任陈安众这样的官员发展下去，官场不知将如何荒淫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