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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边业银行:张大帅的边业银行
张大帅的边业银行
2010-01-13 13:50 来源：
在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240号，坐落着一座目前内地最大规模的金融类专业文博单位——沈阳金融博物馆，它的前身则是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盛极一时的金融机构——边业银行。边业银行的主人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作为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张氏父子的身份为这座银行蒙上了几分神秘感。 手枪形银行里的宝贝 今天，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站在沈阳金融博物馆展厅内“边业银行立体模型”展柜前的时候，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惊呼：手枪！它像一把手枪！确实如此，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边业银行的整体建筑，可以看到它东西长而南北短，西侧和北侧的边沿皆平直，而东南则呈阶梯状，越往东边沿越窄，最窄处是边业银行正门所在，仔细观察确有几分像一把平放着的手枪。 这幢由于征地原因几易图纸的手枪形建筑内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它不因地面建筑的增减而改变大小，也不因所有者的更迭而改变用途，从它投入使用的那天起，它的功能就只有一个：藏宝。一扇当年从德国进口的厚达近半米、重约两吨半的铁门后面，就是边业银行的核心部分——地下金库。 最初放在里面的是钞票和金条、银元；日伪时期被洗劫一空后，又用于存放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和硬币；从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到1948年年底沈阳解放，这里存放过东北九省流通券、法币、关金券和金圆券；新中国成立后，这幢大楼地面以上的建筑划归某机关所有，而地下金库的所有者却是中国人民银行，里面存放的东西也有了改变，不再是纸币、硬币，换成了粮票、布票、糖票、油票等珍贵程度不亚于前者的物件儿。 今天，往日的那些黄金、白银、钞票、大洋又回到了这里，只不过不再是作为银行的资本储备，而是作为沈阳金融博物馆的馆藏精品对外展出。唐代罗江县四十两庸调银饼，存世孤品；唐代怀集县十两庸调银饼，已知存世两品；战国时期的郢爰；南宋时期的金叶子；元代至元通行宝钞贰贯钞；清代户部官票五十两钞。 众多展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两件展品：一件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张作霖像壹圆银币，其正面为张作霖短发留须文装像，上有“大元帅纪念币”六字；背面中心图案为北洋政府时期的五色旗和铁血十八星旗，旗杆交叉中配绥带，上有“中华民国十七年”七字，下为英文“ONE DOLLAR（注：壹圆之意）”。张作霖统治时期曾发行民国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共计3个年份4种版别的纪念银币。该枚银币系民国十七年由当时的北洋造币总厂试铸，是张作霖生前的最后一种纪念银币。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因而该种银质样币的铸造数量极少，既是极为罕见的民国时期金融货币类文物，又是张作霖作为近现代著名政治人物的历史见证。另一件是民国时期张作霖像纪念银章。从银章正面张作霖戎装像分析，其与民国十五年（1926年）、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洋造币总厂铸造的3个版别张作霖像壹圆纪念银币上的张氏元帅服正面像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推定该枚银章的铸造地也应是北洋造币总厂，只是将原始模具按比例缩小后进行铸造的，而且铸造时间也不会与银币的铸造时间相距太远。这一文一武两件珍贵的张氏遗存，如今齐聚当年张作霖筹划建造的银行金库之中，为今天的沈阳金融博物馆平添了几分历史神韵，也让人隐约窥见张氏父子的传奇一生。 迷宫般的老建筑 沈阳金融博物馆是利用边业银行的原址改建而成，在施工过程中为了对这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负责，原有的建筑格局被努力保留下来。今天的游客从沈阳金融博物馆正门进入展厅，沿着近千米的展线参观一圈，大概需要左左右右转几百个弯儿，转折盘旋、曲径通幽，不知身在何处，如入百变迷宫。经常有参观者发出这样的感慨：“要是没有导引标志，我还出不来了呢！”这正是当年边业银行大楼设计者所希望达到的效果，而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边业银行主楼正面为罗马式建筑风格，十级台阶之上矗立着6根爱奥尼式立柱，顶托着宽大的露台，显得宏伟气派。进入楼内则立刻就会发现如迷宫般的内部结构，不要说今天的游客，就算是内部的工作人员，不熟悉一阵子也很难顺利地穿行其中呢。建设一座银行大楼，设计者必须考虑到它的实用性、经济性和相关的社会因素，如果我们对这一设计前提有所认知，就不难推断出当初何以要建造如此复杂的内部结构。首先，当时的边业银行以奉系集团首脑人物作为后盾，在整个东北地区的业务发展迅速，与东三省官银号并驾齐驱，九一八事变前职员已达237人，而这些职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就住在边业银行的大楼内，二楼那些纵横交错的狭长房间是作为职员宿舍存在的。其次，边业银行的业务开展除了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外，还需要设置合理的各个部门来推进，这么多部门既缺一不可又不能互相干扰，所以当然需要设计者在有限的空间内巧妙安排了，也就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大小不一、分散各处的许多房间。第三，安全对任何一家银行来说都是头等大事，虽然边业银行背后有张大帅撑腰，东北地面上的中外商户都乐于与之打交道，但“树大招风”的道理银行管理者不会不懂。当时的奉天城内既有日寇觊觎在侧，又有绿林好汉出没无常，谁敢保证不会有胆大妄为者非要在东北王的地盘上薅两根虎须呢。所以边业银行大楼为了加强安全防范的需要，就势必建成一个进得来出不去、转两圈儿还是找不着北的钢筋水泥迷宫了。 “迷宫”的入口位于当年的银行营业大厅，左拐右拐之后，一间中规中矩的办公室出现在参观者面前，这间当年的副总裁室如今被“扶正”，当做边业银行总裁室复原陈列。老式的落地钟、厚重的办公桌、斑驳的衣帽架，如果这一切还不能让人“触摸”到历史的话，那么座椅后面的3组柜子一定可以做到，因为它们是目前除了银行建筑原址和边业纸币实物以外，唯一可以确定为边业银行原物的历史物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对边业银行的办公用品进行了“再分配”，这3组柜子被转往浪速广场（今沈阳中山广场）边上日本人开办的朝鲜银行。斗转星移，岁月匆匆，几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柜子被张氏帅府博物馆征集到了。当金融博物馆开始筹建的时候，在外漂泊了70余年的柜子终于“回家了”。 一张加盖“天良”的纸币 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紧锣密鼓地筹办新边业银行的时候，张作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银行内部干部会议，他对属下们说：“这回咱们把曹锟、吴佩孚这些小子们打躺下了，你们得好好地干，把银行给我做好了。咱们发票子得凭天良，不能坑人，票子上给我盖上‘天良’的戳子啊。”张作霖所说的票子其实就是原边业银行委托北洋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印制的尚未发行的库存票。这种用以昭示信誉的加字“天良”的边业银行纸币如今已是难得一见、身价不菲的珍贵文物了，而它有两个不同的版别。 第一个版别的纸币是在票面左下方加盖了一方黑色的印章，内有篆书“天良”二字，自左向右横书，而在票面右下方与“天良”戳印相对应的地方则是用拉丁字母“Chiaug”拼写的“张”字。此时的张作霖刚刚接收边业银行，下决心将其打造成一家信誉卓著的金融机构，不仅将自己长子张学良任命为董事长，而且把自家的姓氏也作为信用标志印刷于新发行的纸币之上，可见其认真的精神、豪迈的作风和“办事要讲天地良心”的坚决态度，今日观之仍让人感慨不已。第二个版别可以称之为“升级版”，因为它不再是简单地在纸币上加盖印章或文字，而是巧妙地调整了原纸币的票面设计，使得“天良”印章与原票面图案和谐地融为一体。它先是将原票面左下方地名旁的方形“经理之章”去掉，然后在同一位置代之以大小形状相同的红色篆书“天良”印章，如果不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出来。 张作霖的严格要求果然起到了成效，由于准备金充足，保证随时兑现，因此边业银行纸币信誉良好，“商民乐意使用，不仅畅通在东北境内，即在津沪及山东等地也广为流通。” 城头变幻大王旗 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随着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的死去，段祺瑞成为了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而他的心腹爱将徐树铮则成为国务院秘书长。3年之后，段祺瑞将徐树铮调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上任不久，在其撰写的《西北边疆事务计划大纲》中就提出要设立银行。1920年9月，徐树铮得到北洋政府国务会议的批准后，正式成立边业银行。“边业银行”的名称，乃是为了与徐氏《计划大纲》中发展边疆实业的宗旨相互呼应。段祺瑞下台后，边业银行的营业一度陷于停顿状态。此时，作为战胜者的直系军阀曹锟成为最大的股东，而边业银行也顺势成为直系控制下的商业银行。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获胜一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军关内，驻扎在天津，此时的边业银行天津分行负责人章瑞廷是个头脑活络的人，他看准了张作霖有意染指边业银行的心思，遂采取主动迎合的姿态，以兑让的方式将边业银行献给了张作霖。几经接兑后，新边业银行就彻彻底底地成为了张氏父子的私家银行。 张氏将新边业银行的总行设于天津，又在北京、上海、奉天、济南、张家口和哈尔滨等地设立了分行，本拟以天津为中心，逐步扩大新边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以配合奉系集团日益扩张的势力版图，但是之后不久发生的一场兵变再一次改变了边业银行的命运。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宣布倒戈反奉，张作霖被迫将奉军撤回东北。虽然这次反奉事件不久即被平息下去，但郭松龄曾在滦州扣留了一列开往奉天的火车，车里满载着由北洋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印制的边业银行纸币，这使得张氏父子感到边业银行总行设在天津不仅有诸多不便，而且还很不安全。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底，张作霖下令将边业银行总行由天津迁往奉天（今沈阳），7月1日奉天分行正式改称总行，同日天津总行改称分行。至此，新边业银行不但由奉系集团所掌控，而且总行也搬迁到了关外，所以新边业银行又被称为东北边业银行。其后，东北边业银行借助奉系集团的势力，在关外各地的业务得到迅速拓展，先后设立大连、营口、安东（今丹东）、四平和黑龙江等分支机构26处，另外，还在全国设有分行30余处，经营日趋兴盛，盈利日趋丰厚，逐步达到了该行业务活动的巅峰时期。民国二十年（1931年），边业银行的命运再次面临重大转折，这一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后，将边业银行设在占领区的各金融机构尽数查封，同时还劫掠了存放于总行大楼地库内的数千万元钞票和数百两黄金。1932年7月1日，边业银行在东北地区的所有机构全部并入新成立的伪满洲中央银行，东北边业银行的历史走到了尽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被软禁在浙江奉化雪窦寺的张学良致信边业银行留守的几位经理，同意了他们的停业请求。 同年4月，这间诞生于皖系、幼养于直系、壮大于奉系，阅尽风云变换，屡经世道浮沉的民国著名金融机构宣布停业，结束了其充满传奇的历史。
第二篇边业银行:边业银行
折叠 编辑本段 银行简介
折叠 总行
边业银行总行设在库伦(今外蒙古乌兰巴托)，1920年迁到北京。
由于战乱及其它原因，边业银行一直经营不善。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战胜了直系军阀，张学良收购原来的殖边银行的股份，然后再增资扩建，该行由奉系地方势力控制。边业银行于1925年4月10日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再次开业，总行设在天津，张学良为总经理。在北京、上海、张家口、奉天、长春、哈尔滨、黑河设分行。
张作霖父子在1926年6月又将边业银行总行由天津迁到奉天。1926年7月1日奉天分行改为总行，即东北边业银行;天津总行变为分行。东北边业银行成立后，在东北各地先后设立分支机构26处，全国共有分行30余处。由于东北边业银行股东皆为政府要员，业务开展颇为顺利，经营日益兴旺，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共有员工237人。
"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接收，1932年并入伪"满洲中央银行"，张学良又在天津另立边业银行总行。1936年经张学良批准，向关内东北人募集股金，将天津边业银行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但不到一年，因资金不足，股东纷纷抽股，边业银行变为张氏的独资银行。1936年8月1日，总行移至上海。1937年4月，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软禁，同年10月边业银行宣告停业，结束了它的历史。[1] 折叠 资本
边业银行创建时资本总额1000万元，实收资本255.9万元，公积金52736.95万元，特别公积金80173.38元，官股97万元，商股158.9万元。1920年潘复、章瑞廷等加入新股，重新改组。
1925年4月边业银行另行集股，修改章程，股本总额定为2000万元，当时收足525万元，其中张学良与张氏家族出资500万元，旧军阀阚潮洗出资10万元，泰勋(吴俊升)出资10万元，北京财政部出资5万元，另设公积金30万元。
1934年12月经股东会议决，加入新股资本总额改为200万元，另行呈请财政部注册。[1] 折叠 组织机构和领导人
边业银行开业时，董事潘复、曹士藻、徐世章、吴鼎昌、朱宝仁、李光启、勒怀旭、倪道杰、张学良。监事周作民、鲍英麟。总理章俊琛，协理叶登弟。津行经理杨承甫，副理华欣如。
1925年边业银行改组后，以张学良为总董，原奉天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贤、会办姜德春分别任总裁和总理。
1931年总行从沈阳迁回天津后，董事长于学忠，常务董事宁恩成、鲁穆庭，董事王树翰、王克敏、刘尚清、荆有岩、沈振荣、周大文。监察人荆雪岑。总经理韦锡九。
1933年4月，由张学良向住在关内的东北人募集了一些股金，重新成立董事会，推举刘尚清为董事长，张学良等9人为董事。监察人万福麟、张作相、鲍毓麟。总经理仍为韦锡九，津行经理为富连祯。[1] 折叠 营业规模
边业银行成立后，由于其股东皆为政府要员，业务开展颇为顺利。1921年发行纸币72.2万元，1922年发行39.7万元，1923年发行101万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该行业务发展到顶峰，年纯益最高额达到300万元左右。此后，随着形势的恶化，营业规模日益缩小。1932年该行发行兑换券1135500元，存款285.5万元，放款352万元，纯益1013元。1933年存款233万元，放款321万元，汇出23万元，汇入23万元。1936年发行兑换券350800元，存款910625元，放款516702元，纯益10977元。[1]折叠 编辑本段 行址变迁
1926年边业银行总行由天津迁到沈阳的办公地点设在帅府的接待处。边业银行实际是张作霖家族的私人银行。今天张氏帅府南面的小楼，当时是帅府的接待处，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常常聚居的地方，所以有"帅府舞厅"之称。
东北边业银行的新办公楼是由德国人设计的，东临朝阳街、西靠张氏帅府、南临帅府接待办，占地5000多平方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氏帅府建筑群的一部分。建筑采用当时最先进的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地下一层，地上二层，门脸三层。正面采用罗马古典复兴的建筑样式，十级台阶上设有门廊、六根直径为一米的爱奥尼巨柱全部由花岗岩石雕刻而成。1930年竣工后为边业银行总行。1932年被并入"满洲中央银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改为"中央银行沈阳分行大南门分理处"。1949年以后由东北煤炭局等单位使用。1996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沈阳市人民政府决定辟为金融博物馆。[2]
第三篇边业银行:张作霖的“天良”与东北边业银行
边业银行柜台。 张静翻拍
东北沦陷，边业银行落入魔掌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边业银行落入日本人魔掌。1931年9月19日，关东军派懂金融的特务酒井辉马带人到边业银行总行办理接收。酒井辉马的办事效率很高，9月24日，伪新业银行即重新开张，但物是人非，沦入日人之手的边业银行已经不再姓张了。当时，银行总裁彭贤在辽阳养病，副总裁杜荣时及协理梁文彬逃至北京，只有经理郭尚文、副理张宝扬仍在沈阳，在日本人的逼迫下，二人只得继续“工作”，但这样的“工作”已经有了汉奸色彩了。不久，又有一个大汉奸出场，此人便是阎泽溥，他也是张作霖的理财能手，曾任张作霖安国军政府的财政总长。这一次，日本人安排阎泽溥做了伪边业银行总裁。但日本人显然并不信任阎泽溥，次年3月，又派来一个纯种日本人，名叫中川帆三郎，驻在伪边业银行，随时监督。
虽然动作很麻利，但日本人并不想扩大边业银行的业务，反而要清算了事。事实上，伪边业银行复业之后，所从事的业务便有清算意味。9月24日，关东军即公布了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管理办法”。说是叫管理办法，其实叫“限制办法”或者叫“吸血办法”可能更恰当一些。在关东军颁布的条文里，存款的提取和钞票的兑换均要受到严格的限制。至于钞票兑换，也同样不讲道理。日本人的规定是，每人每日最高兑换50元，并且规定不许携带百元以上现洋出城。显然，日本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多的榨取。
另外，日本人的财政理念显然不同于张作霖和张学良，他们更强调“中央银行”的作用。1932年6月11日，伪满按着日本人的意思，装模作样地颁布了“中央银行法”，并于6月15日宣布成立伪满中央银行。按照日本人的思路，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原永信公司)，还有边业银行，均归并于伪满中央银行。
但莫名其妙的是，边业银行的新名称是伪“业字总支行”，这“总”的“支行”颇让人难以理解，而日本人的解释是该行在东北的分支机构，仍归其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称之为“总”。但它同时又归伪满中央银行管辖，所以又可称之为“支行”。其他三家银行也是如此。大概日本人也觉得这样别扭，就于1932年年末，将各行人事及业务完全并入伪满中央银行，取消了原来的机构名称。
损失惨重，张氏边业银行的“收入”与“支出”
边业银行除与一般性商业银行的业务以外，还享有钞票发行特权，此外，还经营大豆、小麦等农产品。边业银行的收入，除留存一部分公积金之外，分作四份，其中四分之一做职工资金，另外四分之三就是张氏父子的红利了。其中，职工资金的分配非常有讲究，也非常细致。按等级来说，总裁、副总裁、总理、协理为一级，分得25%；总行经理、副经理为一级，分得20%；文书、稽核为一级，分得15%；各股股长、分行经理及一般员工为一级，分得40%，这一部分资金按员工年薪水平来计算。规定是规定，但每年的红利分配也很有讲究，据韦锡九回忆，边业银行每年处终结算后，并不向张作霖报告资产负债等报表，只是开具一张纯益及红利分配清单(在红纸上书写)，趁张作霖高兴的时候呈上去，张作霖批示“照准”，大家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分钱。韦锡九称：“当张情绪不高或不喜悦时，不敢去递，因恐其发脾气，批不准，无法进行分配工作。”
除了红利，边业银行还有一些“特别开支”也可能从边业银行支取。比如1927年间，张作霖曾由边业银行支取日本金票50万元，赠给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作为竞选议员之用。另据《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沈阳文史资料》第12辑)记载，町野武马给张作霖做了9年顾问，深得信任。每年，张作霖都要派町野到日本“联络”各界要人，一般来说，张作霖每次都给町野“交际费”3万元，而町野回来时，只把少数结余缴还。“这项费用多系张作霖的五夫人经手，参谋长、秘书长全不知道”。
不过，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开销，但张氏父子还是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边业银行的收入只是一小部分)。据韦锡九回忆，“九·一八”事变时，东北边业银行，资产就在千万元以上，另外，张家在该行寄存的黄金高达“四万七八千两”，此外还有古董字画若干。如此说来，因为“九·一八”事变，边业银行成了张家私人的最大亏本生意。
苦苦支撑，边业银行的行将末路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边业银行总行及分行，日本人可以发挥其强盗特权，肆意掳掠。但关内的边业银行各支行，日本人却鞭长莫及，仍在张学良控制之下。于是，张学良把天津支行改为总行，继续经营，我们可以将此称之为“后边业银行”。“后边业银行”的管理模式改为经理制，由当时驻天津的长芦盐运使荆有岩兼任边业银行监理，韦锡九任经理。
但是，边业银行在东北的全部资产，被日本人掳去，并入伪满中央银行。原关内各分行资金有限，只有不到170万元的资产。不久，张学良又支出现洋120元左右(笔者猜测，可能是资助义勇军抗日)。后来，张学良又给边业银行拨去30万元。而东北籍要人入股的资金不过20万元，旋即抽出。因为边业银行的资金较弱，再加之东北军丢了东北，张学良成了“不抵抗将军”的负面影响，边定银行的业务基本陷于停顿状态。有资料记载，自“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后关闭边业银行止，数年时间，边业银行一直没有盈利。
这期间，伪满中央银行曾想跟天津的边业银行做一笔“买卖”。原来，他们在沈阳边业银行总行“接收”了一批盖有天津字样的钞票(天津边业银行曾作为总行，发行过钞票)。伪满中央银行的人一合计，如果把这批钞票兑换成真金白银，那该多好。于是，便差人到天津兑现。当时，韦锡九已经升任天津边业银行的总经理，对此“严厉拒绝”。这就好像是你抢了一台汽车，却偏要原来的车主给你修路，真是岂有此理。据说，那个日本人离开后，以后也“未敢再来”。
因为资金不足，人气不旺，边业银行已经难续旧日辉煌。张学良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当银行家，对边业银行的关注已经不多。再说，满腔热忱的张学良显然认为，救亡图存显然要比开银行重要得多。不久，张学良着实“教训”了一次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此后，张学良被蒋介石用一个团的经费“养”了起来。情势发展到这步，边业银行也就没了主心骨，很难再存在下去了。当张学良被囚禁于浙江奉化雪窦寺时，韦锡九通过宋子文，请示了张学良，张学良同意停业。
在西安事变时，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张学良驻节西安时，曾在西安开了一处分行，经理名叫王德俊。事变当晚，西安分行里突然闯进去一批西北兵，“似系企图抢劫财物”，但因为银行没有现款，那群西北兵没有抢到什么。气愤之下，竟将经理王德俊，还有与王德俊同住的一位东北大学的学生枪杀了。
1937年4月，边业银行正式停止营业。而在此前，边业银行已经在清理“善后”，用韦锡九的话说：“此时边业银行不欠存户一文存款，没倾过民众一张钞票”。如此说来，在那个年月，边业银行完全可称得上是君子了。人们称张作霖讲义气，对张学良也尊崇有加，可能也与这样的“小事”有关系吧。
薛西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