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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野七生篇一:盐野七生：凯撒的隔世情人
封面人物 the important
悦读客
如果你想认识罗马，那么一定不能错过她。这个来自日本的女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挚爱的罗马，集结成这部15本的《罗马人的故事》。今年盐野七生应邀来到中国进行访问，这对她来说也是新鲜的，因为在日本她很少为书做宣传。悦读客也受邀参与这次活动，盐野七生先生严谨的态度一直感染着我们，本期封面人物带来盐野七生的演讲和访问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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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野七生：一半活在历史 一半活在现实
我16岁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完全被地中海那个世界所吸引，所憧憬，无论如何，我想要去看一看，于是我在那儿待了50年。我开始一直在旅行，偶然遇到了日本中央公论的杂志的主编，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写作。实际上我可能也有一些害羞，所以我一直很少做自己作品的宣传。那么在中国，我想有一天，我的所有的作品都能够被翻译，那就太好了。
如果您读过我的书，我想你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起到作用的地方。但是我要向读者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世界。那么书中的哪一点对现代的我们有帮助？我实际上希望读过书的读者们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讲，我能够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很有限的。我作为一个作者，我脑子里全都是历史吗？不是的，我脑袋有一半是活在现代里的，我会知道谁在干什么。历史并不仅仅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学习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你首先要有兴趣，要对那个东西有兴趣，实际上没有兴趣的话，你想学，你看完了你就会忘掉。
现实世界的人都知道，比如我们都看到现实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横向的一种信息。那么历史是什么？历史是纵向的信息。发生什么事的时候，这是一条线，把这个竖轴逐渐开始移动，哦，原来是这样的，和这个相似等等，能够得到这样的答案，因此我们有很多信息。并不是说信息越多越好，怎么样把这些信息进行统合、分析、整合在一起，然后生出一些新的想法来，这才是重要的。因此，纵向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对生活在现代有很多横向信息的人来说，我给他们一个纵向的信息。大家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个信息，取决于他是否有这样的想象力，有这样的实践需要。
盐野七生：希望描写一位叫凯撒的恋人Q：《罗马人的故事》为什么在中国、日本、韩国、东亚地区非常受欢迎？A：为什么大家喜欢读这部著作，有一位韩国记者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日本写的东西就是日本人写的东西，能感觉到是日本人写的东西。但是读了我的作品以后，感觉不到这是日本人写的著作。所以呢，他们简直就没有感觉到我这个著作是我这样一个日本人写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日本人在写罗马的历史，我只是想写罗马的历史，所以我的作品现在也开始在中国出版了。英文版的《罗马人的故事》也开始以电子书的形式出版了。所以可以这么说，纸媒的书的出版是从亚洲开始的。而现在又出了英文版，美国人、英国人他们都可以阅读了。所以我的感受是，不光是亚洲，不管是在哪里，只要你认真的去写历史，都会有读者，都会受欢迎的。我是这样想的。
Q：有些英雄只是打败敌人，而另外一些英雄，不光打败了敌人还打败了自己，建立了伟大的制度。您是如何理解英雄的？A：不论什么制度，不论什么社会，人是基础。其实我不光是喜欢英雄，任何组织、任何制度，都是以人为基础的，以人为本的。为了更好的理解人、更好的使用人，了解人的人，是很需要的。任何组织都需要有领袖，就好比羊群需要有牧羊犬。所以，领袖就是领路人，是领路的一个存在。如果能够把领袖写好，那么我想，如果能写领袖的话，就能写时代。为什么英雄多出政治家？原因是这样的，比方说我能多少改变一下我自己的命运，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其他很多人的命运。要改变其他人的命运需要有权力，所以我认为社会是需要这样的人的。当然，有权的人不能够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只考虑自身。我对这种自利的掌权的人并不感兴趣，这样的政治家再成功，我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政治家需要在其位，拥有那样的地位，拥有那样的权力，并且能够改变其他人的命运，并且为其他人办事，这样的政治家我喜欢。所以世界上是有这样的政治家的，只是大家有些知识分子不太愿意去看到这个面。所以我写的英雄、政治家都是我所欣赏的这类政治家。
Q：您认为是什么成就了罗马的辉煌，又什么导致它最后衰落，罗马的成功的经验和它失败的教训，哪些在今天看来还依然特别有价值？A：其实我写的这些东西目的并不是要给现代人来做一些什么参考什么的，原因是如果以作为参考为目的来写的话，那么思维就会向这个方向集中。所以我是想把当时的那个时代忠实的、原原本本的呈现在读者面前。所以我写的这些东西，究竟对当前有没有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是请读者阅读之后去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会向读者要求很多，请大家多多的思考，在阅读之后多多的思考。所以在我的读者中间，智商高的人很多，有智慧的人很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现实的理由，就是时代变化的太快了，尤其是现代，尤其是当代。所以如果你要是只考虑到现在，为了我们自己的参考抓住一些东西去写的话，十年以后可能就过时了，这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如果为眼下的人考虑去写书的话，十年以后你的书就没有读者了，这是有风险的，这对作者、作家来说，是一个损失。因为十年以后，你的书就卖不出去了。
Q：《罗马人的故事》这个书名，最关键的部分在于“故事”这个标题。请问您是否认为：历史本来就是故事？A：我将自己写的东西称为“故事”，翻译成英文就是“story”。之所以不将其称为“历史”，是为了避免读者将《罗马人的故事》这套书误认为是历史研究书。但是，不管“故事”还是“历史”（history），翻译成英文都是一样的，希腊语与拉丁语也都一样，只有日语不同。还有一点，学者们对于历史的研究往往是很多人分别创作自己专门研究的领域，而我之所以要坚持独立创作罗马史，是因为如果无法将个人的观点贯彻下来的话，就无法将历史复杂的现象完全地描写出来。正如汤因比所说，“或许会不够全面，但是，通史还是一个人来创作比较好”。
Q：我们常说“历史学家写的故事就好像他亲眼所见一样”，您的书也是如此，《罗马人的故事》中的人物，宛如活生生地存在于那里一样。A：作家写的历史与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当然不一样。如果罗马史研究学者不赞同一个对历史学一无所知的作家写通史，那我只能说“请从专业的角度写一份罗马史”。但至于哪一个更具有说服力，就要交给读者朋友来判断了。
Q：因为历史本身是充满了多样性的。虽然最终只能留给后人去评判，但盐野老师《罗马人的故事》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我认为是因为你非常完美地展示出了你个人的兴趣。A：是的，我本来是想要描写一个叫做凯撒的恋人，结果，却写成了全15卷的罗马史。而且为了表明我对凯撒的痴迷，特意用了整整两卷来讲述凯撒的故事。客观说，不描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才显得奇怪。
Q：盐野老师用15年的时间，利用现有的所有与罗马相关的史料和著作完成的《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图书，是宏大的罗马通史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大手笔的详细描述尚属首次。不知您这15年期间持续写作一个主题的原动力为何？A：在我刚开始从事写作时，司马辽太郎和林健太郎（近代德国史学者、评论家、东京大学总长、参议院议员）等诸位前辈就曾对我说“在日本的历史界，只有纯学术研究和历史小说两个领域，如今你的创作试图打通这两领域，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这些话一直鞭策我至今。到现在为止，书店也还在为把我的书放到哪个类别里而头疼，各大奖项的评委会大概也经常为此困惑。但对我而言，我只是单纯地根据他人的研究成果，自己书写历史而已。为什么罗马可以实现超越民族、文化、宗教的界限成为一个超大世界帝国呢？我一直为求得答案而不懈努力。历史不过是后人眼里的戏剧。或许正因为描写对象是凯撒这样的英雄男子，我才有持续的动力吧。如果是刻画像我这样的女性的话，可能我早就中途厌倦了。后记：由于时间有限，盐野七生没有完全回答完问题，她是这样说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想跟大家说，我没有完全回答大家的问题，但是大家也有责任哦，因为你们提的问题太正式了，我也不得不很正式的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所以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请大家原谅我吧。
(感谢中信出版社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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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野七生篇二:日本著名作家盐野七生:认真写历史都会受欢迎|日本|盐野七生
核心提示：22日下午，年近八十的盐野七生首次到访中国，并在北京大学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盐野七生谈到了古罗马出色的组织制度建设，并表示“包容性”是我们现在可汲取的营养之一：“至于我的作品畅销，我想只要认真写历史，都会受欢迎吧。”盐野七生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上官云，原题为：《日本著名作家盐野七生:认真写历史都会受欢迎》 在近年来的图书市场上，如果要推选一套通俗又具历史性的古罗马史专著，那么很可能会是日本著名作家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22日下午，年近八十的盐野七生首次到访中国，并在北京大学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盐野七生谈到了古罗马出色的组织制度建设，并表示“包容性”是我们现在可汲取的营养之一：“至于我的作品畅销，我想只要认真写历史，都会受欢迎吧。” 年近八十仍写作：曾专注研究“文艺复兴” 出生于1937年的盐野七生是研究古罗马历史方面的专家，曾出版多部作品，因此斩获日本国内多项大奖、获得意大利国家勋章。但面对一个又一个的记者，盐野七生稍微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我是写书的，主要精力都在这上面。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人，尤其是记者。在日本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而事实上，正如喜爱盐野七生的读者所熟知，这位女作家在罗马史研究上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创作《罗马人的故事》之前的20年，盐野七生一直专注于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史料的研究，并定居罗马。其间，她写出了两本主要著作，描写水城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的历史。 那个伟大的时代令盐野七生向往，以至于常常会开玩笑说，书写到最后，她发现自己也“变成”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 “慢慢的我开始对古罗马历史感兴趣。”盐野七生对记者回忆，她非常想写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因为那些先民即使陷入困境也能够自己想办法走出来。盐野七生认为，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英雄梦，而唯有昔日罗马能让人一圆夙愿。 1992年开始，盐野七生以古罗马帝国为题材，开始编织她的“英雄梦”，大概以每年一册的速度，历时15年，于2006年完成这部时空纵深长达一千多年的罗马史。
上学时曾经“不爱学习”：为写书搜集资料 说时简单，但荣誉得来并非一蹴而就。由于受到家庭子女的牵绊，盐野七生实际只有每天上午四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只要进入工作状态，丈夫孩子会被她忘的一干二净。她说，一旦适应这样的节奏，就会变成生活方式，在那几个小时精神是高度集中的：“这是作为个人的一种‘建设’吧，能够组织自己的生命。否则，你就不可能做出流传于后世的成绩。” 话虽如此，盐野七生还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去搜集整理很多资料。她告诉记者，自己上学的时候不是一个太喜欢学习的人，“之所以呆在那里，只是因为我交了学费。这也证明大学时老师们讲课多么的无趣。
盐野七生篇三:盐野七生：十字军东征的故事
本文选自《十字军的故事》，[日]盐野七生著，中信出版社授权转载。
《罗马人的故事》之后，盐野七生把目光投向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盐野七生式的笔触叙述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与中近东整个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对决，完成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四卷本历史故事——《十字军的故事》。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是一段血与火的历史，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恩怨纠葛，是中东大地上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十字军是如何诞生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盐野七生在其新作《十字军的故事》里的叙述吧。当人们试图一举解决各种难题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念头就是发动战争。在接见手持拜占庭帝国皇帝求援信来访西欧的特使之后，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
史称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统治罗马帝国东半部的大国。然而，由于7
世纪上半叶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势力侵入，帝国丢失了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在内的广大地区。此后到11
世纪末，穆斯林军队已经逼近了首都君士坦丁堡，驻扎在从首都乘小船即可到达的小亚细亚地区。
虽然同属基督教信仰的希腊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摩擦不断，当穆斯林到达君士坦丁堡只有三天距离之处时，就容不得任何教理争论的空闲了。作为东方希腊正教会首领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不得不低三下四地乞求西方罗马天主教会的首领教皇，尽快派遣抵御穆斯林的援军。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的拜占庭帝国
事实上，这不是拜占庭帝国第一次向罗马教皇求援。此前拜占庭帝国已经几次向西欧求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而到11 世纪末，坐在梵蒂冈宝座上的教皇，是来自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代表天主教会改革派的乌尔班二世。
乌尔班二世出身于法国香槟地区贵族之家，在法国的克吕尼修道院接受教育。作为很早就受到修道院上层瞩目的青年才俊，他获得了随院长一同前往罗马觐见的殊荣。此时的罗马教皇是格列高利七世。教皇也非常欣赏这位聪慧的年轻僧侣，加上格列高利本人也出自克吕尼修道院，于是将乌尔班从法国调到意大利工作。
克吕尼修道院(11—12 世纪)
乌尔班二世36 岁时被任命为罗马附近奥斯提亚的枢机主教，之后他逐渐作为教皇的代表，出入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各国国王和各大诸侯的宫廷。到公元1088 年，46 岁的他被选为教皇。7 年之后，正是这位乌尔班二世教皇首先提出了十字军东征的动议。
然而，作为改革派的教皇，与发动战争有什么关系呢？
在克吕尼修道院学习的经历，可能是乌尔班二世得到前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重用的原因。由于自己属于改革派，乌尔班自然会推行本派别的观点，格列高利也不会隐瞒对他的支持。
那么，当时的改革派教士，究竟做了哪些改革呢？
如果考察对在贫困中挣扎的基督徒的扶持，就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的圣方济各了。
在此之前百年的天主教会上层所做的改革，是建立在神职人员的领导下，将上帝所托付的人间各种恶行逐一解决的信念。若秉持这一立场，则在罗马教皇之前开辟道路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欧各国国王，有以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罗马教皇的名义，驱逐和惩罚基督教世界的敌人的权力和责任。平心而论，不仅宗教一个方面，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全部事务中，居于顶点的罗马教皇都指导着整个天主教会，而世俗君主们只要忠实地执行其命令即可。
借用后世历史学家的话，这时出现了“社会修道院化”的现象，而反抗这一潮流的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
“卡诺萨之辱”公元1077 年东西方历史教科书上以“卡诺萨之辱”而著名，此事令西欧的善男信女为之惊愕。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反对皇帝亨利四世的人事任命而发端，教皇最终对无视教皇反对意见的皇帝处以开除出教会的绝罚。
绝罚的威力在于，受绝罚者所有的社会关系必须从此将其视为基督徒的敌人。由于中世纪西欧人信仰的深刻，家臣和兵士自然就离开了受到绝罚的主人。因此，绝罚就意味着被整个社会全面地流放。
即使是年轻气盛的亨利四世，也在绝罚的重压之下最终屈服了。从德意志秘密进入意大利的亨利四世，一个人来到教皇驻跸的卡诺萨城堡门前。身穿粗布服装、赤裸双脚的亨利四世，伫立在连续下了一个月的大雪中，只为了乞求教皇原谅自己的罪过。
卡诺萨城堡是在意大利中部拥有广大领地的玛蒂尔达伯爵夫人居住的城堡，夫人以同情改革派而广为人知。城堡中的广场上遍布着熊熊燃烧的火炉，把城堡炙烤得温暖怡人。城中寓居着洋洋得意的57
岁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此同时，城堡内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窗外雪地中一个人站立着的27 岁的年轻皇帝。
这次“卡诺萨之辱” 是将教皇的权威与权力展现在西欧全体基督徒面前的一次大事。事件最终以教皇同意解除绝罚而告终，成为教皇在世俗权力面前的一次大胜利。
然而，之后的事件在历史教科书中就没有记载了。此后的8 年是亨利四世不断清除格列高利七世权势的8 年。对于一名年轻气盛的男子来说，虽然在众人面前受辱不能说是聪明的做法，却也表现了他在格列高利七世面前坚强的意志和政治手腕。
虽然后来格列高利七世被罗马教会列为圣人，他却在匆忙逃离梵蒂冈宝座之后孤独地客死在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
至死之时，这位教皇留下了“我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因此遭到流放而死”的话。然而，格列高利口中的”正义”，不过是凌驾于整个天主教会之上的罗马教皇宝座而已。
继格列高利之后成为罗马教皇的维克多三世尽管性格温厚，仍不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改善关系，上任两年之后郁郁而终。此后选出的教皇就是乌尔班二世。公元1088 年春天，这位当选教皇的修士年仅46 岁。
身为整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罗马教皇，在中世纪时并没有现在的教皇每星期日到聚集着信徒的梵蒂冈圣彼得广场，宣讲如何和平而正直生活的那种安逸。
所谓中世纪，说好一点儿是群雄割据，而实际上则是完全凭实力说话的没有秩序的时代。作为上帝在人间代理人的罗马教皇，并无法保证自己过上安逸的日子。
格列高利七世死在南意大利的萨勒诺，而乌尔班二世被选举为教皇的地点，也在萨勒诺附近的小城特拉齐那。在那个特殊时期，教皇的死也好，通过选举成为教皇也好，都只能在罗马之外了。当时亨利四世只有38
岁。这位不能忘记卡诺萨之辱的神圣马罗帝国皇帝，在依靠军事力量驱逐格列高利七世的同时，为了造成教会内部的分裂而选出了与之对立的教皇，并自此制定了瓦解罗马教皇权威的策略。
然而，经过考虑之后，乌尔班二世公然自称为格列高利七世的继承者，他采取的对策可谓巧妙。与亨利四世以在雪中伫立而取胜相比，乌尔班让对手很容易就陷入无法出手的状态，最终战胜了对方。而他的策略就是去拥有对手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军队。
罗马教皇是不允许拥有军队的，因此他们只有利用他人的军事力量。而乌尔班二世利用的这个“他人”，就是一直试图驱逐亨利四世、救援格列高利七世的南意大利的诺曼王朝。附带说一句，格列高利七世去世之地萨勒诺和乌尔班二世被选为教皇的特拉齐那，都位于统治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诺曼人统治下的地区。
即位教皇的乌尔班二世与200 年前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西西里地区的诺曼王朝关系非常紧密。而枢机主教群集的公会议也并没有在亨利四世支持的对立教皇克力门三世所在的罗马召开，却选择了诺曼人控制下的特拉齐那。
此外，乌尔班二世在上任之后8 个月才得以在诺曼兵士的簇拥下进入罗马。而这时他还只能在罗马城外的台伯河中的小岛上短期居住，不能接近圣彼得大教堂和教皇的宫殿拉特兰宫。因为当时这些天主教会最重要的设施还处在亨利四世和对立教皇克力门三世的控制下。
罗马教皇从四世纪开始，就一直居住在率先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所赠送的拉特兰宫中。而乌尔班二世成为了第一位无法踏足拉特兰宫的教皇。这就是天主教会最高领袖在法国号召十字军东征之前的实际处境。因此，教皇所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是如何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强大实力面前维持自己的权威。
神圣罗马帝国、罗马教皇国和意大利诺曼王朝的领土(11 世纪末)
然而若论起在此时的政治迷局中生存，无论是皇帝、国王还是诸侯，都比不上教皇的消息灵通。毕竟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教士遍布，而主教则在各个教区有效统率着他们。在君主近前必然活跃着他们的忏悔神父。因此，教皇可以通过联络各个地区枢机主教，直接控制修道院。而各地的修道院又是当地经济生产的枢纽。
如果枢机主教不驻在罗马，而在各个教区往复移驻，从这些地区产生的各种信息就可以通过他们逐渐汇集到教皇身边。为主教收集信息的人包括商人和僧侣，而在中世纪，这两种人的信息是最为可靠的。而商人和僧侣之间又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两者往往是同一商业行为的买方和卖方。由于存在这种情况，从大范围的策略运用来看，谁也不如教皇的位置有利。而且与世俗君主相比，教皇身边拥有更多博学之士。
乌尔班二世在从就任教皇到在法国发起十字军东征的7
年间，完全不曾踏入罗马一步。这段时间内，38 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进入了不惑之年的45
岁，但他丝毫没有改变对乌尔班二世的敌对策略。尽管此间教皇在意大利各地辗转往来，这位头脑明晰的基督教世界改革者却因为情报不足，始终未回到罗马。毕竟，与世俗君主仅仅关心自己领土的情况相反，教皇的心中并非只有罗马一城一池，而是心怀天下。因此，影响此后整个世界的大事件在当时的欧洲接踵而至。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1066 年。
由此引起了欧洲西北部全境的大变动。
另一部分诺曼人则将穆斯林赶出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1072
年。由于伊斯兰教势力曾经迫近到距离基督教大本营罗马一周路程的地区，诺曼人收复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对世界历史有着很大的影响。此事在欧洲被称为“解放”而不是征服，是因为诺曼人将原信奉基督教的地区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格列高利七世、乌尔班二世等人最终都依靠在南意大利建立政权的诺曼王朝，并不仅仅是因为该王朝是附近具有军事力量的君主，还因为他们承认诺曼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击败穆斯林的功绩。
“卡诺萨之辱”——1077 年。
对教皇和皇帝权限范围的争议，并未随着这一事件的结束而解决。而乌尔班二世在此后陷入了在法国与皇帝亨利四世斗争的居无定所的15
年流亡岁月。改革派教皇在卡诺萨所采取的强硬政策，使自身吞下了恶果。根据学者的研究，乌尔班比格列高利更善使政治手腕。他不仅通过借助诺曼人的军队，使用了其对手亨利四世所拥有的力量———军事力量，还通过施展仅为教皇自己拥有而皇帝不具备的力量来削弱皇帝。毕竟，无论拥有再强的军事力量，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无法自称拥有上帝授予的君权。
收复托莱多——1085 年。
当亚平宁半岛南部受到8
世纪伊斯兰教势力急剧扩张影响的同时，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分也被穆斯林占领。随着此后200 多年间伊比利亚半岛上基督教国家的“再征服”过程，到11
世纪末，基督教势力重新占据了西班牙中部地区。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这条西班牙战线是抵御伊斯兰的“圣战”。毕竟，西班牙的基督徒在进行着为守卫朝圣者数量不亚于耶路撒冷与罗马的圣地亚哥-
德- 孔波斯特拉圣城的斗争。在200
年历史的十字军东征中，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前往东方。毕竟，先在自己家门口完成“圣战”，才有到此外的地区参加“圣战”的空闲。
基督徒在意大利成功驱逐穆斯林，无疑令罗马教皇喜出望外。而西班牙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响应教皇提出的十字军东征。伊比利亚半岛“再征服”运动带来的热忱，在西班牙人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一部分法国人心中涌动。而欧洲全体基督徒心中的热情，也就由此可见一斑了。
呼吁“圣战”1094年秋天，乌尔班二世驻在意大利中部的比萨。教皇一行从此地出发，经佛罗伦萨前往意大利北部的皮亚琴察。到达皮亚琴察之后，格列高利七世派的主教，也就是赞同基督教世界改革的派别，召开了公会议。所谓公会议(Synodus)与近代国家的国会相似。作为天主教会的重要决策机构，公会议根据格列高利七世的宣言，宣布教会不仅对信仰方面的问题，也对天主教信徒的生活负有全面的责任。教皇在皮亚琴察分别接见了前来诉求其夫婚外恋情的王妃，以及在伊斯兰教威胁下乞援的拜占庭皇帝特使。
乌尔班二世在当年整个冬天都驻在皮亚琴察。春天到来以后，教皇一行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法国，沿着罗讷河向北，最终到达克吕尼修道院。乌尔班生长在香槟地区的田园，少年时期在古都兰斯度过，青年时在克吕尼修道院学习。相比为了避开皇帝军队而不得不过着居无定所生活的意大利，法国自然是非常适合他的居住地。因此他在法国广袤的土地上自由旅行。而乌尔班的周游法国，其实是为当年11月在克勒芒召开的公会议做准备。
公历1095年11月于法国克勒芒召开的公会议的主要舞台，并不在室内，而在室外。因为教皇乌尔班二世要在大教堂前对着广场上密密麻麻的民众直接开讲。
此次演讲的真实内容没有保存下来。但参照编年史家遗留下来的记载，教皇的“呼吁”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这位出自克吕尼修道院的53岁僧侣，在决定其毕生成就的克勒芒，向全体听众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首先，教皇在前半部分的开篇抨击了当时基督教世界道德沦丧的状况。在批评违反上帝教导的利己行为横行于世之后，他斥责道：如果对此放任下去，上帝的愤怒最终会临到人间。因此，为了避免社会继续堕落下去，他提出了“上帝的休战”，即基督教信徒之间永久休战，不再为领土的保全或扩张而彼此争斗。
在演讲前半段非难基督徒的乌尔班二世，到后半段就将话锋对准了异教徒。他指出，在实现基督徒之间休战的同时，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向不断求助的东方的基督徒“兄弟”施以援手。此言既出，教皇接着说了如下的话：
穆斯林在地中海扩大其势力，攻击、杀戮你们的兄弟，贩卖基督徒为奴。他们破坏教堂，并把教堂变为清真寺。我们再也无法容忍他们的暴行。现在就是对他们展开斗争的时候了。因此，我们要继续伸张正义。
这一号召并不是来自我个人的命令，而是主耶稣的命令。向那里前进吧！与异教徒斗争吧！如果你们命丧沙场，就可以使先前的罪孽得到完全的赦免。我在此以上帝所授予的权力，向你们明确这一点。
昔日的盗贼，要变成基督的战士；过去兄弟和亲属间争斗所产生的怨恨，要在与异教徒斗争的时刻化为乌有。只有少许薪水，靠无聊的工作打发时日的人，现在也可以依靠参加上帝所祝福的事业，得到永久的报酬了。
这次出征是绝不能推迟的。请各位暂时回到家中，当冬去春来之后，在主的引导下开始向东方进军。这是为了上帝的期待，成就神圣的责任。
台下的听众无不深受感动，他们自然为“这是上帝的期望”(Deuslo vult) 这句话人声鼎沸。在巨大的欢声中，有一位志愿参加“圣战”的人，在演说刚一结束就冲到教皇面前。他跪伏在教皇身前，大声发誓要参加远征。
此人是勒布伊的主教阿德马尔，在演讲前的克勒芒公会议中受到过教皇的召见。此外，图卢兹伯爵圣吉尔未能出席克勒芒公会议，但他来信告知教皇自己将参加远征。这位伯爵曾经在西班牙与穆斯林作战，并在公会议前准备时与教皇会晤。
西欧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11 世纪)
虽然公元1095年的克勒芒公会议上教会正式决定了向东方的远征，但这一阶段所决定的议题只有以下三点：
一、在基督徒之间，全面实现“上帝的休战”；
二、参加十字军的全体成员，在胸前和背后都戴上红布做的十字印记；
三、向东方出征的时间是次年(1096年) 的圣母马利亚升天节(8月15日)。
至于十字军全体成员要在胸前和背后都戴上红布做的十字印记这一点，乃是因为十字架代表基督徒，而选择红色则是表示为了基督流血牺牲的觉悟。“十字军”的名称，就是由此开始的。在此之前去圣地巡礼的人，大都拿着一个顶端带有十字型的手杖，而这一次，前往圣地的基督徒手中拿着的则是各种武器。
一神教的“朝圣”是一种赎罪，也就是说，通过朝圣，可以将日常生活中所犯下的各种罪过一笔勾销。对于信徒来说，要尽到这个毕生的责任，基督徒应当去耶路撒冷，穆斯林应当去麦加朝圣。因而对中世纪欧洲的基督徒来说，十字军东征也是一次朝圣。但这是伴随着武力而进行的。
在克勒芒公会议的阶段，没有留下教皇关于“解放耶路撒冷”说法的记载。乌尔班二世的考虑，恐怕首先是结束欧洲各个世俗君主之间的战争，实现“上帝的休战”。
但是纵观人类历史，事实往往是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谓世俗君主间的休战，只在当今西方国家之间的权力与能力之下得以实现，其他时候从未有过。十字军向东方进军，同时在本国休战，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解放耶路撒冷”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不是别的，而是“大义”与“名分”使然。如果将身居高位的神职人员所特有的委婉说法完全除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的演说的精华部分：
将此前西欧基督徒之间的争斗，带到东方去，引起基督徒战士对穆斯林敌人的斗争。这样做的本意，无疑是把解放耶路撒冷之类的话，以并不直白的方式说出来。神职人员和信众之间相互理解的关系，是我们现代人所不能想象的。
尽管如此，“夺回圣地”“解放圣地”之类的口号，也不能仅仅作为口号来理解。无论如何当时整个西欧的基督徒都热情高涨，即便是有并不热心的人，也难以反对十字军的东征。此外，一旦东征成功的话，作为发起人的罗马教皇的权威将急遽增长。
乌尔班二世布置了一个大棋局。前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了夸示自身的权威，让皇帝亨利四世在雪中伫立了三天三夜，自身也饱尝强硬政策带来的恶果。而乌尔班二世则通过将数以十万计的军士派往东方，以武力夺回耶路撒冷的方式显示了凌驾于全体世俗君主之上的领导能力和教皇的权威。
十字军的诞生其实，无论是乌尔班二世也好还是别的谁也好，在11 世纪将穆斯林的所谓暴行当作十字军出征的理由，都是非常勉强的。
伊斯兰教把去麦加朝圣当作最重要的事件，这大致上与基督徒去耶路撒冷朝圣是类似的。
有时穆斯林的确做出了一些针对基督徒的暴行。例如1008 年起的9 年间，埃及的哈里发阿尔- 哈基姆破坏了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圣墓教堂。但这一事件距离克勒芒公会议已有90 年之久。
在此之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一带处于塞尔柱突厥人的控制之下。近些年开始，信奉伊斯兰教的勇猛的突厥人偶尔会袭击从欧洲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团体，并且越过拜占庭帝国的边境线，强夺领土。但总的来说，在伊斯兰教统治下的中近东地区，并没有发生导致西欧基督教世界一片悲愤之声的针对朝圣者的大屠杀。
当然，在毫无法律与秩序的中世纪，到圣地巡礼意味着从欧洲到中近东的漫长旅行。不用说常有遭遇强盗袭击的危险，在长途旅行中跌落悬崖、溺毙河中，或是病倒在途中的情形也是时有发生。由意大利商人资助修建的耶路撒冷朝圣者专用的医疗设施，须得到穆斯林的认可，并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得以经营。
而在乌尔班二世的克勒芒演说中提到了居住在东方不断求助的基督徒兄弟。关于这一点，教皇所说的“东方”指的是还未被穆斯林征服的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即希腊正教徒所居住的地区。东方的基督徒在伊斯兰教统治下多有改变宗教的人，但并非全体变为穆斯林。虽然有一些基督徒作为异教徒被杀，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居住在11
世纪的中近东地区。
毕竟东方的统治者，穆斯林的领导人，并未威胁这些异教徒的生存。但是他们受到种种制约的限制，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二等公民。一种称为“吉兹亚”的“异教徒税”也是基督徒和犹太人需要履行的社会义务。
关于伊斯兰世界对异教徒的种种制约和“吉兹亚”的详细情况，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卷中有详细的描述。请参照该卷相关内容。在此不再赘述，以免偏离本文的主题。
虽然征收“吉兹亚”税代表了对伊斯兰教以外宗教信仰的承认，并成为穆斯林所称颂的“伊斯兰的宽容”的写照，在中近东居住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还是无法形成相互对等的共生关系。
在伊斯兰统治的区域，禁止基督教堂的钟鸣响，也禁止基督徒乘马出行，而在同一条道路上，基督徒必须在一端等待穆斯林通过之后再经过。这就是在两者共生的情况之下，殊为不平等的局面。
称为“吉兹亚”的人头税，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说，是穆斯林统治者保护异教徒的代偿，而实际上则是宽容异教存在而征收的税金。相形之下，在西方天主教世界，却是连异教徒的存在都无法容忍的。因此在那个时代，东方的希腊正教基督徒甘愿缴纳着代表二等公民身份的“吉兹亚”税金。300
多年的岁月中一直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基督徒，大都对此习以为常了。
因此这些人一直没有接受西方的罗马教皇援助、“解放”自己的要求。而邀请教皇派遣援军的，是希望收复曾经占有的中近东失地的拜占庭帝国皇帝。
教皇乌尔班二世不仅善于煽动群众的情绪，也具有超凡的组织才能。他在克勒芒演说时的激动与兴奋，立即烟消云散。之后经过10 天的讨论，做出了以下诸项决定：
一、凡参加十字军者，其罪行可获得完全赦免。
天主教的教义，是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原罪和生活中犯下的小罪过相加，就算是没有特别的恶行，也会在信徒死后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带来不安。在中世纪，大多数善男信女都这样认为。而如果参加十字军就可以保证升天堂，对这些自认犯罪的人来说，无疑带来了救赎的喜悦。而且这种完全的免罪，对于杀人犯和各种凶恶的罪犯来说都是成立的。只要参加十字军，就可以将此前的恶行一笔勾销，这就使不法之徒们个个摩拳擦掌，积极要求加入。
二、如果因疾病或类似原因无法参加十字军者，要为其他人提供参加十字军所需服装、武器等费用的资金。
这一决定为贫民参加十字军提供了物质支持。
三、参加十字军者出发以后，其在国内的资产，包括动产、不动产等全部在内，以及其归国以后的保全，由罗马教皇为保证人，在参加者所属教区主教的实际监督下得以保障。
这一点是指，十字军成员不必为归国后的事务担忧，可以安心出征。
四、若为参加十字军筹集经费而必须售卖自身资产，或通过资产担保获得贷款，其资产的合理价值由教皇个人做担保，实际的监督由所属教区的枢机主教和主教负责。
五、参加十字军者必须首先向所属教区主教提出申请，在得到许可之后，在十字架前发誓，之后才可以出发。
这是将乌合之众排除在十字军之外的条件，但实际上远未达到效果，下述的“贫民十字军”就是例证。
六、在十字架前发誓后不出征，或在出发以后提前归国者，一律处以绝罚。
从以上诸项可以看出，乌尔班二世曾经打算将得到相当程度组织的军队派往东方，（通过一战去播撒教皇的权威）。
这之后的故事还有很长，向大家推荐《罗马人的故事》作者盐野七生的又一本新作《十字军的故事》。
[日]盐野七生《十字军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