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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撤市设区获批篇(一):彭州撤市设区 请您来赐名
2015年，在成都市彭州市信访受理平台上，有网友提问，彭州网传要撤市设区是否属实？此信访信息受到了彭州市民政局的官方回复，撤市设区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已进入材料审核阶段。
今年两会
在《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
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了
加快推进城镇化
“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市，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
可见
“撤县设市”俨然成为了
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里的重要一步
并将可能逐步
放开限制，增加名额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
四川已经有11个地区启动了
“撤县设市”“撤县、市设区”的申请工作
其中就有彭州哦
彭州撤市设区总体规划
彭州市辖１个街道办事处，19个镇，１个国家级保护区，１个国家级家纺产业园，１个国家级蔬菜基地，１个省级开发区，１个市级工业区，多个县级产业园，共有117个社区，236个村。2016年，彭州GDP总额达360.7亿元，曾连续被评为四川省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的十强县，也荣获过“中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的称号。
彭州撤市设区后，总体分为４大区：都市区、现代农业区、国际度假区、自然保护区，５大功能区：商贸区、家纺区，工业区，旅游区、农业区。
都市区
都市区包括：天彭镇、致和镇、濛阳镇、丽春镇、九尺镇。
现代农业区
现代农业区包括：升平镇、三界镇、敖平镇、军乐镇、隆丰镇。
国际度假区
国际度假区包括：丹景山镇、龙门山镇、桂花镇、通济镇、小鱼洞镇、磁峰镇、红岩镇，新兴镇、白鹿镇、葛仙山镇。
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包括：龙门山镇大部分、通济镇部分、小鱼洞镇部分、白鹿镇部分。
５大功能区
彭州撤市设区的几点好处
现行的市辖县（含县级市）模式，仅仅是管辖的意思。而一旦把县（含县级市）变成区，那就不只是管辖，而是把它变成了自身的一部分。简单的说，要是彭州撤市设区，那么彭州就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不在由成都管辖了，而且在行政职能上和成都有了同样的权限。以往彭州人都羡慕成都人，说什么住在省府，以后这样的情况就不会有了，彭州也变成了四川的省府，多高大上啊！
撤县（县级市）设区不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化，它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撤县（县级市）设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城市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撤县（县级市）设区说明本区域进一步迈上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新台阶，而融入了都市圈。
撤县（县级市）设区，城市基础设施将纳入城市整体规划，这一点可不能小看呀！因为县（县级市）属于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城建资金按要求大多数需要自筹解决，而改成区后，成都将进一步统筹彭州的发展。同时彭州也给成都的经济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助于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
区和县（县级市）固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内涵变化却非常大。一般说来，由县（县级市）改区之后，意味着一个县域经济单位能够全面接受中心城区辐射，其公共服务和老百姓生活质量必将得到不同程度的进步。
区一级政府可按增值税、营业税等总和的7%提取城市建设税（费），而县是没有这一税种的。对民营企业来说，则意味着更多的政策利好、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财富机遇。
从招商引资角度说，区比县（县级市）有更强的吸引力。有助于彭州引进数目更多、质量更有的企业，促进彭州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彭州撤市设区请你来赐名 彭州地处城北半小时经济圈，又是成都近郊的卫星城，无论从地理、人文、环境、经济等方面来说都满足了撤市设区的要求。
撤市设区之后，对于彭州人来说有莫大的好处，彭州的城市化建设和生活水平都会得到飞速的发展，公共服务更加完善，企业发展空间无限壮大......用一句概括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既然彭州撤市设区这么好，那么作为彭州市民的您支持吗？彭州设区后应该叫什么区呢？请点击图文底端右下角的“写留言”为彭州赐名吧！
让我们一起祝福彭州，彭州的明天一定会更美！
面向社会征稿无论你爱好写作，还是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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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欢迎您与我们有约！
彭州撤市设区获批篇(二):2000年以来成都和重庆城市经济发展简论 ——基于中国区域经济视角的比较分析
本文是本人一篇论文的主体部分，略去图表、文献索引等。
摘要：
成都、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特大型中心城市。本文主要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对成渝两市200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和比较。文中简单介绍近现代以来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梳理成渝两市新世纪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对全国主要城市的经济总量和结构指标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中国近年来城市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此评价成渝两市经济发展的现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绪论
成都、重庆是中国西部地区经济总量最大，发展水平最高的两大中心城市，在整个中西部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成渝两市面临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实现经济战略调整，深化城乡统筹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成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焦点。
成都、重庆同属四川盆地，文化同源，地理相近。长期以来，两大城市同处一个一级行政区划之内，尤其是近百年来，两大城市作为四川经济的两大核心，在整个四川地区乃至于中国西南和西部地区发挥龙头作用。
进入21世纪，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开始进入从低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转型期，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经济转型迫切性日益增强。同时，大城市大乡村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仍很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各种矛盾仍在凸显。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结构面临固化风险，居民消费持续不振，而成都、重庆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集中地面临上述问题的挑战。
重庆直辖之后，行政区划分割对成渝两市经济发展也带来影响，成渝经济区发展战略的提出，也是中国探索打破行政分割，建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跨行政区经济区的重要探索和尝试，本文着力从成都、重庆两大城市经济出发，分析两市应如何在四川盆地经济的框架中提升发展空间。
成都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重庆是典型的生产型城市，成渝两市经济结构的区别近年来日趋明显，但同时，两市又同样面临城乡统筹的重大任务，并强化着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结构，经济转型出现了瓶颈。这便是重庆和成都经济发展的异和同，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鉴于本文研究对象是城市经济，因此在文中的重庆经济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老重庆（即1997年6月重庆直辖之前四川省重庆市的范围，即重庆主要的城市经济范畴），另一类是涵盖整个重庆直辖市的，即老重庆和前四川省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组成的新重庆直辖市总体。
二、近现代成渝经济发展历史回顾
分析2000年以来成渝两市的经济发展，需要梳理两市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脉络，这部分对成渝近现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1 （晚清）成渝地理条件和环境不同决定近代化的不同起步，重庆在四川率先开始近代化
1840年以前，四川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清帝国天朝上国中一个偏安的富庶省份。经过近两百年的移民和开发，四川已经重新成为中国的大粮仓。四川人口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到清末，四川人口已经接近7000万。
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对四川的影响比较小。清政府对外战争失利后的国门洞开让西方列强纷纷涌入中国，但由于四川地理位置较为封闭，四川自然经济受到的外界干扰也较少。西方经济势力对四川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长江沿线，重庆成为西方在四川进行商品贸易活动的据点和中心。但是，西方进入四川初期，商品交易和贸易比例较高，因而对四川资本输出并不太多。
四川最早的近代工业，出现在成都和重庆。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成都开办四川机器局。这是洋务运动中四川的第一家官办的工业企业。而重庆最初的民族经济出现在外资和民族资本领域。1891年3月1日，重庆正式开埠，成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开始在重庆兴办火柴厂、猪鬃厂、新丝厂等。从1889年开始，重庆民营资本也开始投资火柴、纺织等行业。
四川的经济重心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东移趋势。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地带在近代工业、金融业起步的过程中较以重庆为中心的沿川江地带慢。在当时，成都平原和川江沿江地区之间没有公路、铁路沟通，彼此相对独立，因而川西平原保留了较多的自然经济成分，而川东则成为四川最早开始近代化的地区。清末，四川的新办企业，也得到过四川地方政府的某种扶持，四川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2 （民国）政治形势成为影响成渝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重庆经济全面超越成都
辛亥革命后，四川陷入军阀混战中。成都平原是军阀混战的重点争夺地区，经济发展受到军阀混战的影响。而重庆情形较成都为佳，相对而言较为稳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总的来看，四川军阀混战的战事并不十分激烈，在自然经济的轨道上，四川经济发展总体而言还是比较平稳的。四川唯一的工业城市——重庆，在这一时期一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的发展速度，总体来说是比较快的。
另一方面，由于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四川一直不是中央政府统治区。无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无法染指这个军阀的独立王国。因而相对于长江中下游省份，四川经济表现出惊人的独立性，除鸦片输入和生产较多，反映出川省具有半殖民地的色彩以外，整个省份的经济还没有完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三十年代以后，四川逐渐纳入国民政府中央统治范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四川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战争的大后方。1937年年底，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大量人员、物资从四面八方涌向四川。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前，国民政府利用长江丰水期展开了武汉大撤退，四川接收了大量从东部沿海转入的机器设备，工业生产迅速发展。抗战期间，中国沿海大部沦陷，川省成为最大的军源地、国民政府最大的粮仓，也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工业基地。重庆人口在1936年年底不到35万，到1937年年底增长到近50万，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已经增加到125万。成都虽不像重庆一样有数倍的人口增长，但其周边经济仍然发展相当迅速。成都平原作为四川的大粮仓，自然也成为全中国抗战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3 （1945——1975）战后恢复与新中国初期的建设，四川开始全省工业化，成渝现代化进程差距缩小
抗战胜利后，返乡潮导致重庆和全川的工业经济迅速凋敝。没有了从东部沿海入川的人员、设备，四川战时经济基础一时间大受影响。工业经济比例较低的成都，形势稍好，而重庆一带则萧条更烈。因而国民政府在1946年宣布还都南京时，不得不明令重庆为国民政府永久陪都，以安抚当地人心。
四川是中国大陆地区内战的最后一个战场，但是并非内战的主战场，在1949年下半年以前，基本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四川经济受内战影响相对较小。1949年以后，对四川的经济改造紧锣密鼓地展开。四川在1949年已经有七千万人口之巨，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强，土改在四川的进行风风火火，给部分家庭带来的创伤相较全国为甚。同时，中共中央西南局开始在四川进行基础设施建设，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成为新中国建成的第一条铁路。
1949年以后，四川经济一度处于很不平衡的状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四川的工业项目完全由中央政府决定。“一五”计划期间，成都成为八个重点发展工业的一类城市，而重庆却仅为第三类工业城市，新上项目较少，主要是对旧有工业部门进行恢复和重整。六十年代以后，中央决定开展“三线”建设，四川成为工业建设的重点省份，尤其是重庆，成为军工企业部署的重点，从而重新恢复了一些元气。东方电机、东方汽轮机、东方锅炉三大厂分别落户德阳、自贡，大大增强了四川的工业经济实力。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四川“大炼钢铁”运动十分热闹。当时的四川省委负责人，加倍执行“左”的政策，给四川造成了巨大灾难。文革”开始后，四川同样受到较大冲击。尤其是川东地区，武装械斗十分激烈，尤以重庆为甚。武斗给四川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同时，由于中央进一步加大备战力度，“三线”建设的高潮没有过去，四川仍然得到了大量的中央项目，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宝成、成昆铁路相继通车，四川的交通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
4 （1975——2000）四川经济从全国领先到逐渐落后，成都经济重新超越重庆
1975年， 新到任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开始对四川经济进行全面的整顿。此间，四川经济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遇。1976年，四川的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例是5.12%, 到1980年上升到6.44%，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5.18%，到1980年上升到6.29%。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当时四川的发展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说明四川当时的第三产业增长显著，民生改善明显，走在了全国改革的前列。到1980年，四川的经济总量达到332亿元，是当时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
七十年代中期，四川财政一度十分困难。当时的四川省委向中央要政策，最终1977年、1978年地方财政的增收部分全部在四川留用，为四川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金。1978年，四川省委放宽农村政策，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包产到组、包产到户。 1978年上半年，四川省委制定了“四川十二条”，探索四川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就有了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苗头。广汉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前沿，1980年，广汉向阳公社撤社设乡，一时间石破天惊。 四川还是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策源地。四川省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是放权、让利。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业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6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四川经济发展开始明显滞后于沿海地区，四川没有沿海开放政策的支持，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相对而言不再受到中央的明显倾斜。
改革开放以前，四川得到大量国家投资，尤其是战备投资，导致四川经济重型化特征明显，重工业重，轻工业轻，军工工业尤其发达。这种状况事实上逐渐成为四川省的包袱。四川国有经济比例极高，尤其是重庆市，直到本世纪初，经济总量中仍有百分之七十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效益不佳，在八九十年代之后发展停滞，甚至大量破产。重庆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成都GDP总量超越重庆，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沉重负担对重庆的拖累。
回顾1840年到2000年成都和重庆经济发展的过程，重庆在西南凭借交通和区位优势，在现代化早期扮演引领者角色，以外资和民间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早期动力，建国后逐渐从传统的工商业综合城市转为典型的重化工的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工业基地。
成都在西南地区先处于重庆的追随者角色，到新中国成立后逐渐从商业城市变为综合性的工商业经济中心，并且凭借成都平原地形、经济发展协调性和省会政治优势三大因素，成为西南地区经济结构最优、质量最高的经济中心城市。
三、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概况
2000年中国的GDP为89404亿元，该年度中国内地所有地级市中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第31名的西安市GDP为689亿元，约占当年全国GDP的0.77%，而2010年中国中国的GDP总量为397983亿元，该年度中国内地所有地级市中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第31名的福州市GDP为3068.21亿，约占该年度全国GDP的0.78%。因此，在2000年和2010年超过中国GDP总量0.77%的城市均为31个。本部分主要分析中国经济总量前35名以内城市的情况。鉴于厦门市作为计划单列市，因而在分析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时候将厦门纳入。
1 中国城市经济总量的排名区间及重大变化
在总量统计时，我们把中国经济大市分为四个集团。2000年以2000亿、1500亿和1000亿、600亿划界。2010年以10000亿、9000亿、5000亿和3000亿划界。
京沪穗深苏津地位强势
2000年，中国内地城市经济总量超过3000亿的城市只有一个，即上海市。有两个城市位于2000亿到3000亿之间，北京和广州，超过1500亿的有深圳、天津和苏州。京沪穗为第一集团，深津苏为第二集团。
到2010年，中国内地城市经济总量超过9000亿的城市与2000年超过1500亿的城市完全一样。三甲仍为上海、北京、广州，四到六位中，苏州上升1位，天津下降1位。但苏州和天津2010年最终核算数只相差4亿，在伯仲之间。第一集团和第二集团城市没有变化。
广东江苏发展迅速，中西部和东北城市发展偏慢，闽浙城市优势逐渐丧失
2000年中国内地有14个城市的GDP在1000亿到1500亿之间，而2010年有11个城市在5000亿到6000亿之间。第三集团中杭州始终领跑，即总量第七，成都、武汉分别从2000年的第8、9名下降到2010年的第12、13位，无锡上升2位居第8，佛山上升12位跻身第10，重庆从第15位上升到第11位，而宁波与之易位从11跌到15。大连、南京分别居第14，第17，十年中基本保持稳定。福州、哈尔滨、石家庄、泉州四市2000年GDP超过1000亿位居第三集团，到2010年GDP未能突破5000亿，跌落到第四集团，其中泉州市排名下降9位，2010年为第25位，哈尔滨下降4位，2010年为第24位，石家庄跌7位，2010年为第27位，而福州跌幅最大，从2000年的第18位跌到2010年的第31位，由第三集团之尾沦为第四集团之末。
2000年中国GDP在600亿到1000亿之间的城市有15个，2010年GDP在3000亿到5000亿之间的则是14个。2000年的第四集团中的温州、绍兴、台州、淄博、常州到2010年都未达到3000亿，温州和常州GDP接近3000亿。2000年的第四集团中，佛山进入第三集团。而2010年的第四集团中，哈尔滨、泉州、石家庄、福州原属第三集团，东莞则是新进入第四集团并排在全国第21位，在2000年东莞市GDP还不到500亿元。长沙在2000年GDP仅为656.41亿，排在全国第33名，而在2010年达4547.06亿，为全国第18位。除长沙外，郑州从第29提升至第22，唐山、烟台从第23、24提升到第19、20；南通、西安分别从第28、31提升到26、29。济南、长春则从21、26分别微跌至23、28。
2 中国经济大市人均GDP的分布区间及重大变化
人均GDP是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而人均GDP排名变化较经济总量变化大得多。按照2000年的汇率计算，当时的2000美元等于16540人民币，1500美元约合12405人民币，中国经济大市的人均GDP由这两条线分为三个集团。2010年，我们也分别按10000美元（66227元）、7500美元（49670.25元）划分为三个集团。
东部城市人均GDP普遍较高，投资出口提升人均GDP
在2000年的35个经济总量超过600亿的经济大市中，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有12个，分别为上海、广州、深圳、无锡、苏州、北京、杭州、宁波、大连、天津、佛山、绍兴。在2010年的31个经济总量超过3000亿的经济大市中，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有11个，深圳、无锡、苏州、广州、佛山、大连、上海、天津、北京、杭州、宁波。深圳和无锡上升趋势迅猛，在2010年的人均GDP均超过90000元，远远超过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天津人均GDP在2010年达到71296元，首度超过北京。佛山和大连也超过了75000元，在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之上。而杭州、宁波的位次则有所下滑。
2000年人均GDP在15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的有11个，2010年人均GDP在75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间的有9个，（因淄博、绍兴、常州在2010年GDP未达到3000亿，没有纳入2010年的统计范围）2010年的第二集团城市基本和2000年的第二集团城市一致，仅有长沙、东莞是新面孔。东莞2010年进入全国经济三十强，人均GDP也超过50000元，而长沙的人均GDP排名也在十年间上升了17位，从第30位上升到第13位，也是中西部地区唯一一个人均GDP超过60000元的经济大市。
除长沙外，中西部及东北城市总体经济效率偏低
2000年其他经济大市的人均GDP大多位于1000美元到1500美元之间，南通、西安、潍坊和重庆没有达到10000元，唯一一个没有达到1000美元的城市是重庆。2010年人均GDP没有达到7500美元的城市，人均GDP均在5000美元到7500美元之间，其中南通、郑州、泉州、长春、福州在6000美元到7500美元之间，成都、西安、哈尔滨、重庆、潍坊和石家庄在5000美元到6000美元之间，重庆人均GDP超过了潍坊和石家庄不再在全部GDP超过3000亿的经济大市中垫底。
3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整体特点
中国内地城市的经济发展，受到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主要仍是高速，然而经济发展的质量并未有实质性的提升。投资驱动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同时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中国外贸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也显著提高。
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经济转型出现瓶颈。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表现特征包括低消费、高投资、低成本、高消耗。
投资导向日趋明显，居民消费持续不振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2002年是44%，2009年进一步降到35.6%(高辉清2010)；（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5年左右，前后10多年的时间里，几千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待业、再就业，把全社会工价拉向农民工的水平。）中国的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2002年是36%，2008年是55%，2009年上升到65%，201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69%；
对外依赖日益显著，出口拉动地位巩固
同时，中国大力推行“招商引资”“出口导向”战略。 2002-2010年，中国GDP(当年价)从120，333亿元增长到397，983亿元，增长了2.31倍（翻了一番多）；中国的出口从3256亿美元，增长到15，779亿美元，增长了3.85倍（翻了两番多）；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从2864亿美元增长到28，473亿美元，增长了8.94倍（翻了三番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2010）
外商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了1/3，在中国工商税收（包括海关关税与进口增值税）中的比重，达到了30%左右；外商企业在中国的出口交货值的比重，始终维持在60%上下；外商企业在中国雇佣的劳工，达到了数千万人；外商企业70%以上的产品销在了中国的市场上。
在中国，由“招商引资”引来的外资经济，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与作用，远远大于统计上的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成为推动国企解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这一期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基础原材料、能源工业发展，以各级政府为主导的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光纤通讯、仓储、超市、星级宾馆以及各类城市开发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围绕着“招商引资，制造出口”，大大加快了配套投资的步伐。到处可见“投资热土、总部经济”的招牌，城市面貌迅速改观。
摆脱了数以10万计的传统的亏损累累的国有企业，把自身服务的基础转到三资企业、民营经济和笃定不愁市场与效益的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来，使中国的财政与银行得以较快地告别困窘与危局。
政府主导下经济面临系统性风险
对投资和出口的高度依赖，是中国内地近年来发展的典型特征。而维持这一特征的因素，则是政府主导。政府通过规划、政策、垄断、专营和准入管制等方式实现对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没有明显的提高。同时，外汇占款逐步成为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而负利率现象也日趋严重。外汇储备增长迅速，但贬值风险也在加大。
4 对中国内地区域和城市经济地位发展变化的分析
区域发展仍不平衡、东中西部差距巨大
沿海和内陆的经济发展差距没有明显缩小，中国经济发达的城市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在2000年全国GDP超过600亿的35个城市中，中部和西部各有三个（中部：武汉、郑州、长沙 西部：成都、重庆、西安），东北有四个（大连、沈阳、哈尔滨、长春），东部地区有25个。在2010年全国GDP超过3000亿的31个城市中，中西部和东北城市仍然是上述10个，而东部仍占21个。
投资拉动态势显著，江苏模式大行其道，闽浙城市地位下降
沿海地区城市中，福建省城市和浙江省城市地位都有下降，广东、江苏两省城市地位进一步强化。投资驱动的“苏南模式”在近十年内大放光彩，苏州经济地位持续提升。苏州市在2000年的经济总量尚低于重庆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到2010年则已经超越两市，在2000年苏州的GDP仅为其后的杭州的112%，而到了2010年，苏州GDP已经达到杭州的155%。江苏省省内差距有所扩大，苏南的苏锡常镇在省内经济地位进一步巩固，尤以苏州、无锡经济实力极强。
在政府主导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与所有制结构关系不密切
许多非公有制经济占比比较低的城市，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国有经济在这些城市的地位极为重要。如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公有制经济比例都不到一半。同时，由于民营经济的薪酬水平参差不齐，全社会工价总体较低，因而出现一个现象，国有经济占比较高的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并不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进程在特大城市趋于缓慢，亦即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下存在。
国际经济波动向国内传导，民营经济趋向非生产领域
沿海地区城市，尤以闽、浙两省为最，城市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较大，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两省城市经济地位下降比较明显。九十年代如日中天的“温州模式”不仅在当前面临危机，而温州的实际人均GDP也已经不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也处于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商业经济向二十一世纪的工业经济的转型，而这一转型尚未完成，金融和房地产又成为新的投资重点，闽浙两省近年来实体经济的地位有所下降，也与当地民众的大量非生产型投资有关。
民富情况与人均GDP脱节
从各省市区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省份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都低于该省份的人均GDP，仅有贵州、云南两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的人均GDP，这是由于这两个省人均GDP极低，农业占比高所致。同时这两个省的收入排名远比人均GDP排名高，如云南省2010年人均GDP排名第30名，但是城镇收入排第15，这是由于云南城市居民大多数都有“单位”，而且大量在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工作所致。同样，贵州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排在第27位，甚至高于东北的黑龙江。甘肃省的城乡收入，都是排在全国倒数第一。
中西部省份中，内蒙古和陕西上升势头迅猛。而这也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征，即依靠资源的粗放型增长。西部大开发以来，陕西经济总量从2000年的第23名上升到2010年的第17名，而内蒙古更从第24位上升9位居第15，这是由于这两省大量发展煤炭产业所致。西安城市在陕西省的首位度，不升反降。同时，依赖资源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陕、蒙，民富情况却不容乐观。陕西的人均GDP排第15，但是城镇收入排在第19位，农民收入排在第27位。内蒙古情况也类似，内蒙古人均GDP到2010年排在全国第六，但是居民收入排第十，农民收入排第十六。
同样，近年来江苏省经济增长虽然迅速，但是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生活水平仍有差距。浙江省人均GDP在2010年已经低于江苏省，但浙江省的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江苏的119%，农民纯收入则是江苏的124%。其中浙江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人均GDP高于其的天津市还要高，仅次于上海、北京，排在全国第三。
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其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往往偏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除云贵以外，有11个省区居于60%到100%之间，16个省区市居于40%到60之间，而内蒙古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仅为0.37，而最低的天津仅有0.34。天津投资驱动极为明显，虽然在2010年其人均GDP已经超过北京，但是其收入水平仍低于北京。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则更可怜，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占人均GDP最高的省份是江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27%，而占比最低的则是陕西和内蒙古，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当地人均GDP的15.29%和11.72%。
城市经济排名格局洗牌，东北及中西部城市地位继续下降
城市经济方面，2010年的格局与2000年相比，总量排名和人均GDP排名都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中西部城市地位总体下降，除西安基本保持稳定以外，仅长沙增长迅速，成都、重庆等城市的经济地位，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东北城市地位也出现一定下降，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排名都有退步。
广东省、江苏省城市进步神速，尤以东莞、佛山、苏州、无锡为最，无锡和浙江杭州的总量差距已经很小。
人均GDP方面，格局变化较大，2000年全国人均GDP前十名的城市是上海、广州、深圳、无锡、苏州、北京、杭州、宁波、大连、天津，到2010年这十个城市变为深圳、无锡、苏州、广州、佛山、大连、上海、天津、北京、杭州。虽然大体上城市未变，但是深圳、无锡、苏州超过了上海、广州，而杭州的人均GDP则被后起的大连、天津等超过。但收入方面的情况则大相径庭，2010年统计公报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设区市是广东东莞，达到36350元，比第二位的深圳多出近4000元，可能是由于这一统计针对的主要是本地户籍居民所致，东莞外来工比例高，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是被压低的。同时，令人注意的是浙江省的杭州、宁波两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很高，分列第六和第五，虽然两市的人均GDP排名不高，但是民富水平仍远在其他省份之上。宁波、杭州都是仅有的六个超过30000元的城市。无锡人均GDP仅次于深圳，但是其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排在第11位，不仅不及邻近的苏州市，甚至还不如经济总量和人均GDP都远低于其的省会南京。依靠出口加工业发展的佛山，人均GDP已经排到全国第五，但是城镇居民收入也仅列第12。有类似情况的还有湖南长沙，人均GDP已达全国第13，但城镇居民收入仅为第18。
东北民众收入持续偏低
东北三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最高的大连虽然人均GDP排在全国前十，但是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1293元，与人均GDP仅有其一半的成都差不多，而沈阳、长春、哈尔滨，则更低，其中长春、哈尔滨2010年的城镇居民收入还不到20000元。在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天津、沈阳、大连的城镇居民收入与人均GDP之比还不到0.4。经济发展过程中，天津、大连等城市明显体现出“强而不富”，民众对改革发展成果分享严重不够。
四、2000年以来成渝两市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
成都地位下降，重庆地位微升
成都、重庆两市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偏低，尤其是近10年来，两市的地位并未有明显增强。（在本段分析中，考虑到重庆城市经济实际上的格局，将原四川省重庆市部分单独列出，称老重庆，如指整个重庆直辖市，则用重庆市）
2000年成都市GDP总量排在全国第9位，（重庆直辖市以整体纳入计算时，如只计算老重庆则为第八）在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排第八，在副省级城市中排第四。到2010年成都市GDP总量则是全国第12位，名次下降了4名。成都市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在2000年是1.47%，到2010年则是1.39%，下降了接近0.1个百分点。
2000年老重庆的GDP排在全国第15位，而重庆直辖市的GDP则是全国第6位。到2010年，老重庆GDP排在全国第11位，上升4位，但重庆直辖市整体排名却下降一位，变为第七位。而老重庆地区在直辖之后获得较好的发展机遇，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老重庆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在2000年是1.2%，到2010年是1.42%，上升了0.22%，而重庆直辖市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在2000年是1.78%，到2010年是1.98%，相对于2000年也大约上升了0.2%。但由于天津、苏州两市经济发展比重庆更为迅速，因而重庆与这两市的差距由较为明显的拉大。
成都人均指标中下，重庆人均指标处于下游
从人均GDP来看，成都市2000年的人均GDP排在全国主要城市（35个）中的第26位，到2010年这一名次没有变化，而重庆市始终低于其他各主要城市（因为重庆市农村比例高），而老重庆的人均GDP在2010年略有上升，排在31个3000亿俱乐部城市的第29位。
在收入水平上，成都市2010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835元，排在32个主要城市（31个超过3000亿元的经济大市和厦门）中的第23位，比其人均GDP排名高两位，人均农民纯收入为第26位，相对于其人均GDP排名低两位。（深圳市无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故参加农民收入排序的只有31个城市）。重庆市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532元，仍在所有城市中排最后一名，人均农民纯收入为5277元，也是31个参加排名的城市中最低的。
城乡收入比方面，成都的城乡收入比为2.539，在所有主要城市中排在第22位，比人均GDP排名高4位。而重庆市城乡收入比为3.322，由于重庆市辖区面积大，大城市大乡村特点明显，是32个主要城市中唯一一个城乡收入比大于3的城市。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为0.64，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为0.19。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为0.53，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为0.21。
因此，成都、重庆在全国主要城市（即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中，总量大约处于第十名到第十五名左右，但由于成都、重庆分别是人口最多的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使得其人均值比较低，成渝两市的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人均指标均排在中下游，而重庆则基本上一直是最低的。成渝两市的主要民生指标，仅比部分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好。
成渝在西部优势明显，在整个中西部地位不容小觑
但同时，成都和重庆在西部地区优势明显，两市一直是西部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远远超过西部人口和经济第三的西安。在整个中西部地区，成都、重庆也一直和武汉并列经济总量的三强，2010年成渝两市经济总量均超过武汉，排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前两位，因而经济战略地位仍然重大。
成渝两市所在的川渝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区。2000年川渝地区的GDP总和为5602.9亿元，占全国GDP的6.27%，2010年川渝地区GDP为24792.84亿，占全国GDP的6.23%，十年间基本保持了在全国GDP中的地位。2000年川渝地区占西部12省区市GDP总量的34.28%，2010年占西部12省区市的30.67%，是整个西部地区绝对的经济高地。其中，在2000年，川渝地区占西南三省一市两区（川渝滇黔桂藏）的比例为52.3%，2010年，川渝地区占西南地区的比例还上升到53.18%，因此是整个西南地区绝对的经济重心。
如果把中部六省区纳入考察，2000年川渝地区占整个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的15.52%，到2010年为14.91%，在整个中西部地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比中西部GDP总量最高的单一省份河南的占比还高出近一个百分点，因此四川盆地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经济高地。
2000年成都和老重庆GDP之和为2382亿元。2010年成都和老重庆GDP之和为11198.65亿元。两大城市在川渝地区占比，2000年为42.51%，到2010年更上升为45.17%。。在整个西南地区的占比，2000年为22.25%，2010年为24.02%。两市在西部地区的占比，2000年为14.57%，2010年为13.86%，亦即在整个中国西部，有七分之一的财富都是由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创造的。两市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占比，2000年为6.6%，到2010年微幅上升为6.74%。因此，成都和重庆是中西部最重要的双核城市，其经济体量之庞大，是任何其他两个中西部城市不可比拟的，武汉与长沙之和，郑州与西安之和，都大大小于成渝两市之和。
五、2000年以来成都经济发展的特点
总体来说，成都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但是相较于全国水平，有一定的波动，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有幅度不大的下降，在副省级城市中的地位，也有一定的下降。
1 经济增速连续波动，经济在全国地位先提升后下降
从GDP总量来看，成都在2000年到2004年经历了一段比较快速的增长。GDP占全国的比例，从1.47%上升到1.6%左右。但在2005年，成都GDP的比例降到全国的1.3%，然后持续在这一位置徘徊，直到2010年才回升到1.4%左右，仍未达到2000年时的水平。
成都经济总量的变化特点，体现出成都内陆经济城市相对于沿海地区不太敏感的特点。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一轮紧缩周期，在这一周期中，成都由于对外依存度低，所以受到的冲击也相应较小，在进入新世纪之初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也有一定的提升。这时候也恰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成都也赢得了一定的发展机遇。而在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明显趋于过热，因而全国经济增幅明显提升，尤其是依靠对外贸易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在这一时期的增速远远比成都快。同时，国务院相继提出“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势也有所弱化，因而成都的经济地位又开始下降。2008年之后，对外依赖度较低的成都经济又较沿海经济表现出较好的抗风险能力，汶川地震重建的大量投资也对成都的经济总量指标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成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又有所回升。
成都在2000年时经济总量，在副省级城市中仅次于广州、深圳、杭州，到2006年，已经被青岛、宁波超越。2009年宁波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增幅大跌，但成都又被武汉所超越，在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仍未第六。2010年年度成都比武汉多出不到40亿元，但2011年上半年武汉GDP仍高于成都。武汉、成都、重庆2010年年度GDP都在5500亿到5700亿之间，争夺中西部发展高地的竞争日趋白热化。
2 第三产业和外贸发展迅速，金融业在中西部最发达
在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成都的城市化率总体是偏低的，因此成都的第一产业占比也高于大多数其他副省级城市。第二、三产业的比例，成都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快于第二产业，在2000年成都第三产业增加值就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
成都第三产业占全国比例最高的出现在2003年左右，达到当时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3%，后来逐渐降低，同样成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例也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
成都经济结构的显著特征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在特定行业比较集中。工业企业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既有投资的基础，在入世之后外资经济因素也增加。以贸易、出口和吸引对外投资三大指标为例，成都占全国经济的比重持续升高。在2000年，成都仅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0.31%，出口总额的0.33%，到2010年成都占到全国进出口总额的0.83%，出口额占全国的0.88%，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占全国总量比例，更从2000年的0.65%猛增到2010年的0.459%，翻了7倍。
到2010年，成都经济结构指标显示，第二产业重要程度远远低于第三产业。而另一方面，成都经济发展对于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也在近年来不断提升。成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居于中西部的最前沿。
另外，成都的金融业增加值在2010年达到437.28亿元，占GDP总量的7.88%，在中西部地区仍是金融业占比最高的城市。
3 企业规模偏小，实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民营经济青睐金融地产结构不尽合理
成都的企业规模总体偏小，工业企业高度集中在电子信息行业，总体而言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近年来由于沿海地区人力资源等成本的上升，成都成为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地，因而成都的外资经济地位也日益显著，最为突出的就是英特尔（中国）将主要的生产部门由上海迁至成都，芯片生产线投产当年即占到整个四川出口额的三分之一。富士康项目的投产，又进一步提升了成都外资的电子加工业的水平。但是与此同时，成都内资的IT行业企业并没有大的发展，没有产生像华为、中星微电子、爱国者等一批具有先进技术的IT硬件和周边行业的大公司，也没有产生像腾讯、阿里巴巴等具有较好创新性和成长性的网络企业。这和成都的人才储备结构并不适应。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电子信息教育高等学府，为成都IT业的发展储备了丰富的人才资源，然而成都本土企业实力的缺失和创新能力的不足，制约了人才优势的发挥。
国有的电子工业企业还未完全走出阴影，普遍存在核心竞争力弱，企业待遇偏低等问题，五十年代国家在成都安排的大量基本建设项目，许多经营还面临困难，企业的平均薪酬还达不到成都全市的平均薪酬，对人才的吸引力极弱。
成都民营经济规模虽大，但是总体上集中在少数行业，成都最大的民营企业是新希望集团（新希望虽然将总部迁到上海，但是主要核心业务仍在四川），大量民营资本并未投入实业领域，房地产投资持续热络。在汶川地震前的2006年、2007年，成都房地产投资占到全国的3%以上，地震后虽然房地产投资一度有所下降，但是现在仍占全国的2.6%以上，超过四川整体的一半，因此成都是“造城经济”较为典型的城市，而成都房地产投资主体又是民营企业，因此民营资本在地产业等行业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一现象与全国民营经济的总趋势一致。根据周其仁的分析，全国民营经济从实业领域向其他领域的抽逃实际上是个长期趋势，为何民营经济走向非生产性领域，根本原因在于在生产性的竞争性行业，民营经济获利空间越来越小，尤其是近年来美元发毛，而人民币升值幅度有限，央行动用基础货币购买外汇，外汇占款导致输入型通胀进一步推高国内物价，因而企业成本压力持续增大，在实业经济的投资进一步减少。而成都地处内陆，交通条件相对滞后，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实业投资风险更大，因此成都对房地产依赖程度相当高。
成都大企业总体而言以国有企业为主，四川省全省的情况也大致如此。2011年公布的2010年成都企业100强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东方电气，即东方锅炉、东方汽轮机、东方电机等集团的总和。事实上东方电气的主要生产部门分布在四川德阳、绵阳、自贡等地，并无在成都分布，成都经济总量很大程度上是由省内企业的“总部经济”来拉动的。
中西部省会城市的首位度提高，与“总部经济”关系密切。成都最大的企业东方电气、武汉最大的企业东风汽车，都是典型例子。
成都大企业的行业分布，也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领域，除此之外则是像水井坊、科伦等食品、制药行业，传统经济布局的四川化工等，也仍在成都经济中扮演重要地位。
4 中等以上收入阶层消费大方，贫富差距偏大
近年来，成都的消费城市特点在经济统计意义上不断削弱，然而成都的城市消费两极化趋势却同时更为显著。
成都的汽车消费和奢侈品消费十分惊人，虽然成都的GDP和人均收入排名在全国并不突出，但是成都一直保持全国私家车保有量第三名，（本世纪初还曾仅次于北京列全国第二），到2011年9月，成都的机动车数量已经达到240万辆，成都车展也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车展之一。同时成都的奢侈品消费额也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甚至超过广州、深圳（成都奢侈品消费额超越广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广深的奢侈品消费者大量直接到香港采买奢侈品，因此压低了本地奢侈品的销量），足见成都的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之强。这种情形是和成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大略相仿的其他中西部乃至于东部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但同时，成都的平均收入并不高，成都收入差距比较大。根据统计研究表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占比高的城市，民众贫富差距比较大，成都在整个中国内地范围内，都属经济结构与香港较为相似的，因而也呈现出和香港类似的特点，即在同等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下，贫富阶层之间的生活水平悬殊较大。
5 城乡统筹取得一定成效，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初步打通
以“三个集中”推动城市化，得益于成都平原环境
2003年起，成都开始推行“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开始了所谓的“城乡统筹”。成都的城乡统筹试验，依托成都平原地形和土地优势，利用成都城市规模扩张的契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成都的城乡统筹，实际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开始出现基本框架，即成都农业经济的转型。成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总体不高，主要是由于成都市管辖区域面积广大，达1.24万平方公里，远郊区自然条件受限因此农民总体较穷困，但成都接近市区的农民收入水平接近甚至超过东部地区水平。
成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最早兴起“农家乐”，成都近郊的郫县、锦江区三圣乡、龙泉驿区等地农民，开始通过发展观光农业实现了主要收入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而2003年开始的全域范围内的“三个集中”，则使得成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进入“全域时代”。
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由于成都的面积在副省级城市中排第二（仅次于哈尔滨），人口排第一，农业人口比例也在副省级城市中最高，因而成都的城乡收入比仅为2.53，和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成都的武汉市基本相当，更超过西安、重庆、福州、济南等城市，则是成都城乡统筹成果的体现。由于成都本身实体经济资源有限，决定了成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不可能像珠三角和长三角那样通过全面工业化来实现，因此成都要拉低城乡收入比比较困难，而这是成都取得的较大成绩。
城市规模扩张吸纳农村人口转移
成都城乡统筹试验所取得的一定程度的成功，是建立在成都城市规模的大幅扩张上的，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成都中心城区的人口数量仅为247.35万，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成都中心城区常住人口激增到529.5354万，增加了114%，这在近十年的全国大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成都中心城区以外的常住人口在十年中没有增长，反而微幅下降，因此成都是通过将资源向城市集中，提升了农民个体的资源禀赋。
全面推动还权赋能和全域户改，制度创新发挥功效
2008年以后，成都统筹城乡改革的重点转向“还权赋能”和“全面户籍改革”。所谓“还权赋能”，即进行土地“确权颁证”，对农民个人发放保障宅基地永久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明，给农民的房产发放证明其为农民私人财产的房产证，从而使得农民个体能够以这些证明主张自己的独立的经济权利，实际上提供了现行制度框架下最接近于“土地私有”的制度安排。
汶川地震之后，成都在此基础上启动了“地票交易”，即将农民的部分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然后向农民置换集中居住区的房屋，通过节省宅基地建设用地指标，将这一指标挪到城市周边，使得城市化进程能够超越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界限，城市周边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地票交易”方式进行市场化取得，而取得“地票”者将负担拆迁、建设新农房和复垦耕地的有关费用。这一实践在去年一度叫停，原因是由于成都的“地票”最高拍出了92万元一亩的价格（这不是实际购得土地建设使用权的价格，只是对该面积的土地进行开发的“权利”，包括农房拆迁新建、农地复垦等费用还要再后期另外投入），因而国土资源部认为涉及推高地价。而今年，中央政府已经通过电话方式通知成都，宣布取消“地票”交易禁令，成都“地票”交易也已经恢复。
成都户籍改革的具体内容，是在成都全面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登记方式，全民均登记为“居民户口”，全面推动农民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和城镇居民接轨，逐步赋予城乡居民完全同等的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并在此同时保留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永久使用权。同时，成都提出全域自由迁徙的概念，城市居民向农村，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迁徙不受限制，成都中心城区全面取消了对成都郊区县市的落户限制。
六、2000年以来重庆经济发展的特点
1 世纪之初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困难
重庆市和成都市情况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即重庆市在本世纪之初处于经济相对困难的时期，因此本部分对重庆经济的分析不同于成都，首先简要陈述重庆在本世纪之初的经济发展基础条件。
重庆直辖市由前四川省重庆市、涪陵市、万县市和黔江地区组成，整体上略成头朝东的骏马形状，马后部和尾部，是经济比较发达，工业基础较好的原四川省重庆市，马头部则是库区的万县市，马前蹄区域则是原来在四川省内最为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土家族、苗族）的黔江地区。万县市和黔江地区经济基础非常差，属于全国贫困区域行列，面临典型的“一穷二白”的西部现象，而老重庆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滞后，出现了“东北现象”，即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人民生活水平缺乏改善。2000年重庆市工业企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
重庆市经济主要沿川江分布，而本世纪之初正是三峡移民的关键时期，整个三峡库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大量县城面临搬迁，尤以前万县市管辖区情况最为典型，大量资源、人力、财力都用于移民，实体经济发展缓慢。
2 经济发展持续快速，高度依赖投资和第二产业拉动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重庆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十年。老重庆经济在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低迷和徘徊期之后，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老重庆（大致相当于重庆主城区+渝西经济走廊）在重庆市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以不到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创造了重庆直辖市接近四分之三的的产值，是重庆经济密度最高的地区。尤其是重庆主城九区发展速度更加惊人，在整个重庆直辖市和老重庆的占比都在高速增加。2000年，重庆主城区经济总量占老重庆的54%，重庆直辖市的37%。到2010年，这个比例上升为老重庆的63%，重庆直辖市的46%。
重庆市经济持续增长，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1.8%上升到2010年的1.99%，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劲，2000年重庆直辖市固定资产投资仅为全国的1.8%，与其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比例相当，到2010年重庆直辖市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全国的2.49%，高于其占全国经济总量0.5个百分点。重庆市投资的持续增长，是近十年重庆经济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
重庆经济指标中，GDP占全国的比例有所增加，第二产业增加比例则十分迅猛，2000年重庆第二产业增加值为全国的1.4%，到2010年则增加到2.34%，反而第三产业并未增加反而下降，在全国的占比从2.2%下降到1.68%，亦即重庆由第三产业占比高于全国变为第三产业占比低于全国。
外贸方面，重庆近十年的进出口总额成长也不显著，2000年重庆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0.38%，出口额占全国的0.4%。到2010年进出口总额分别为全国的0.42%和0.35%，进出口总额占比上涨不多，而出口额占比不升反降，外贸发展被成都超越，而且落后成都的差距被拉大。但2010年重庆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十分可观，达到全国的6%，比2000年的0.6%翻了十倍，因而重庆未来的进出口额将会有大幅增长。
3 第二产业发展明显快于第三产业，经济结构重型化加剧
重庆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投资拉动趋势的不断加强。重庆市整体经济中，第二产业占比在1978年到2006年一直保持在40%到50%之间，而经济产业结构变化主要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此消彼长。
2002年以后，重庆直辖市经济发展与全国其他大城市相反，出现了第二产业占比升高，第三产业占比下降的情况。重庆市第三产业占比最高的年份是2002年，占GDP总量42.9%，和第二产业持平。 2002年之后，第二产业占比持续升高，到2007年突破50%，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由2000年到2002年的35%左右到2006年突破40%。2010年，第二产业占比和工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超过55%和45%，分别达到55%和46.7%。而第三产业占比则持续下降，到2007年跌破40%，到2010年更只有36.4%。
与此同时，重庆直辖市的三次产业贡献率也值得关注。改革开放以来，重庆第三产业贡献率最高的年份是直辖之初的1998年，为55.4%，远超第二产业的40.3%。到2010年，第三产业不仅产值降低，而且贡献率更跌破30%，仅为28.2%，而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则高达68.6%。重庆市第三产业随着经济发展的增长趋势极不显著。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总体顺利，非公有制经济占比到2010年超过了60%，非公有制经济比例的提高，没有明显的波动。
4 大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贡献显著
重庆直辖市整体上产业结构偏重，主要支柱产业是工业，第三产业发展远远滞后于京津沪，也滞后于大多数副省级城市。
重庆产业发展中的支柱产业，高度依赖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重庆直辖之后，基础设施建设经费连年增长，重庆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对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带动。在南方的主要城市中，重庆的地形条件最差，“山城”限制了重庆的发展，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耗费极高，单位道路的建设成本超过同类型平原城市4倍以上，因此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总量的货币绝对数量拉动，也远远超过同类型的其他城市。
重庆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巨大，在直辖之后投资上马了大量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例，重庆目前已经建成两条轻轨，一条地铁，运营轨道交通线路达到3条，是唯一一个轨道交通初步成网的非东部城市。重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51.85公里，比成都、沈阳两市现在的轨道交通运行线路的总和还要长10公里。
近年来，重庆大力发展公租房建设，对建筑业也是相当大的刺激，因而也进一步使得重庆的第二产业占比增加。
重庆企业规模比较大，如嘉陵摩托、长安汽车、力帆集团等，形成了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在重庆的大企业中，民营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重庆在汽车、兵器、化工、钢铁等领域都有具有全国性竞争力的大企业。重庆啤酒集团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啤酒生产商，重庆火锅业规模效应也很大，如德庄进入重庆企业的100强行列，同时，重庆还产生了有史以来首个赴美上市的中式快餐企业乡村基。
大企业和工业产业对重庆经济的支配和带动，是重庆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
5 民富与民生情况一般，与全国其他大城市差距依然明显
重庆的民生情况，在全国的大城市中居于后列，即使是老重庆和重庆主城区，总体民生情况也不容乐观。
重庆市主城区各区2010年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渝中区为20050元，而其他各区均未达到20000元，在19000元到20000元之间，即使是渝中区单独参与排名，其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仍只能排在全国第26位，在副省级以上城市中仅高于长春和哈尔滨。
而重庆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例为1.87%，低于其GDP占全国城市的比例，也显现出重庆消费不旺，消费率偏低的事实。而重庆的私家车消费和奢侈品消费，与邻近的成都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截至2010年年底，成都私家车（私人轿车）保有量已经突破100万，而重庆私家车（私人轿车）保有量仅为39.93万辆。而重庆直辖市面积是成都市的7倍，人口是成都市的2倍。
6 城乡统筹措施近似成都，城乡统筹难度较大成效一般
重庆市是全国唯一一个省级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于2007年获批，是2007年国务院送给重庆的“直辖十周年大礼”。
重庆是全国最大的市，大城市大乡村格局明显。成都没有一个区县（县级市）为国家级贫困县，而重庆市有14个区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占到重庆市所有区县的35%。因此重庆市统筹城乡的任务，比全国其他任何大城市都要艰巨。
重庆市城乡统筹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与成都近似，包括地票交易和农民转户，都和成都相当近似（因为在成都已经展开此方面叙述，这里不再赘述）。不同之处，则在于重庆的地票交易涉及的空间范围远比成都更大，而农民转户的步伐不可与成都相比。
重庆市提出符合条件的农民“穿着风衣进城”，即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但并未宣布取消城乡户口的差别，更没有提出全域自由迁徙，这主要是由于重庆市面积广大，不同区域之间条件差别很大，三峡库区和老重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使得重庆市无法落实像成都市一样的全覆盖的城乡统筹。
而在成都实行确权颁证之后，重庆也相应推出了和成都类似的确权颁证政策。（对确权颁证在成都一节有介绍，这里不再展开）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重庆的城乡统筹试验和成都差距很大，重庆的城乡收入比在2010年是3.32，远远高于成都，而重庆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也较成都显著得多。2000年时，四川省和重庆市的GDP总量之比为2.5228，到2010年由于重庆市发展较快缩小为2.1406，但原万县、涪陵、黔江地区与四川省除成都市以外的地区的GDP之比，仅从0.1918微幅上升到0.198，亦即原万县、涪陵、黔江地区发展仍远远滞后于前四川省重庆市辖区。重庆市人均GDP高于四川省，但重庆市去掉主城区以外的地区与四川省去掉成都市中心城区以外的地区的人均GDP相比，前者反而较低。
把重庆市作为整体纳入全国的考察，也可以发现重庆市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国各省市区排第十，高于其人均GDP排名，然而人均农民纯收入排名却在全国各省区市排第19，低于其人均GDP排名。
七、2000年以来成渝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1 重庆经济发展快于成都，生活水平与成都仍有差距
不可否认，重庆市，尤其是老重庆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成都和四川省。但是重庆市的发展相对四川省来说，存在更为严重的畸形和不平衡，重庆市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比四川省严重，重庆市三峡库区的人均GDP与老重庆之间的差距，十年间只缩小了6个百分点，而四川省成都以外的城市的人均GDP与成都市之间的差距，十年间缩小了11%。成都作为四川省唯一一个常住人口增加的城市，大量地吸纳了四川省内的劳动力转移，也相对拉平了以常住人口为基准的人均GDP之间的差距。
重庆主城区和成都中心城区的比较，则更为典型。以常住人口为基准计算，重庆主城区2000年的人均GDP为10702.7元，而同期成都中心城区的人均GDP为22490.9元，到2010年，重庆主城区的人均GDP增长到48204.7元，而成都中心城区的人均GDP仅有53605.3元，这自然是由于成都中心城区人口增长远远快于重庆的结果（重庆主城区人口从542.51万增加到745.76万，同期成都中心城区人口从247.35万增长到529.54万），但也从侧面说明重庆主城区与成都的经济总量差距缩小。
但同时，成渝两市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2010年，成都市中心城区中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均在20000元到25000元之间，高于重庆市所在的19000到21000元这一区间。而且成都市2010年统计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金牛区为20304元，比重庆主城区中最高的渝中区还要高254元。
根据全国主要城市的统计，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城市，通常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同等人均GDP下第二产业占比高的城市，成渝生活水平的差距，正是这一统计结果的体现。
2 成都侧重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 重庆侧重大企业和第二产业 消费型城市与生产型城市结构进一步强化
成渝两市在2002年的第二、三产业比重格局大致相当。其中2002年成都的第二产业比重还比第三产业比重略高。但到了2010年，成都第二产业占比大约为44%，第三产业占比达到50%，而重庆第二产业占比为55%，第三产业占比仅为37%。
成都和重庆的投资依赖程度都较高，但是成都近年来投资率有所下降。成都固定资产投资在2009年（地震后恢复重建期间）一度占全国总量的1.8%，但到2010年已经下降到全国的1.52%，仅比同期的GDP占比高0.05个百分点，而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居高不下，到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例已经超过其GDP占全国比例的0.5个百分点。
成都近年来总体消费率虽然有所降低，仍然远高于重庆。成都的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占全国的比例在2010年为1.54%，依然略高于成都GDP占全国经济的比例，但重庆市的社会零售品总额占比低于其GDP占比0.19个百分点。
而重庆市金融业占比也远远低于成都，即使按照2010年以后重庆调整后的金融业增加值统计，重庆市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仍比成都低1.5个百分点以上，成都仍是西部地区金融产业密度最高的城市。可以这样说，成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以金融、地产为核心的第三产业，而重庆的经济发展则主要依赖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成都的消费型城市特征依然明显，重庆的生产型城市特征不断增强。
就企业而言，重庆企业的规模明显大于成都。重庆是一个大企业主导的城市，而成都则相对而言更接近于中小企业主导的模式。所有制结构的战略调整两市都已经基本完成，非公有制经济占比都已经达到60%左右，甚至超过60%。
3 成都对外资吸引力总体高于重庆，重庆近年来引资正迎头赶上
成都对外开放一直走在中西部地区的前列，长期以来都是全国除东部地区以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城市，直到最近两年总量才为重庆所超越。但成都的进出口总额仍远在重庆、西安、武汉等同类型城市之上。
除京沪穗深外，成都是大型外企（尤其是欧美世界五百强）最青睐的中国城市，对外企的吸引力长期以来大于重庆。到2011年7月，成都已经有超过200家世界五百强企业落户，而同期重庆的这一数字为180家。而成都的世界五百强在华总部和区域代表处数量，也依然领先重庆30%以上。
在外资利用的具体领域，成渝两市外企也有一定差异。将中国区总部或生产重点放在成都的外企，集中在金融、高新技术、贸易等领域，如法国家乐福（中西区总部）、英特尔（中国总装厂）、安盟保险（中国区总部）等，而在重庆的外企，则更多集中在生产领域，如惠普、华硕等笔记本电脑厂商。
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升高，成渝两市所在的地区获得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明显增加，但是由于产业转移总量实际上有限，承接地之间争抢项目的现象极为明显，成渝两市竞争也日趋白热化。如重庆市近年来接受外资直接投资数量猛增，大量采用超优惠的政策，如惠普笔记本电脑项目，重庆市跟惠普签订有关惠普(重庆)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备忘录规定，为重庆下单结算惠普产品而设立的独立法人，设立十年内若有额外的税收成本，重庆将余额返还；作为惠普商业伙伴的物流供应商，其在重庆设立的独立法人，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至2020年。按此优惠政策，该项目建成投产十年之内，不仅对地方财政无任何所得税、营业税等税收贡献，地方政府还必须列支大量财政资金，用于返还惠普公司所缴纳的所得税国税部分。
成渝两市由于行政上分属两个不同的行政单位，在吸引外资上的竞争趋势日趋激烈。由于重庆近年来吸引外资增速较快，成都和四川省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压力。
4 成都首位度提升不显著，老重庆在重庆市内部地位强化，库区经济集中在万州一点
衡量城市首位度的指标很多，由于重庆是直辖市，因而重庆的首位度衡量指标使用主城区（即特大城市重庆）和第二大城市（中等城市江津或万州）的经济总量之比，而成都在四川省内的首位度衡量指标，则使用成都市与绵阳市的经济总量之比。
2000年时，重庆市内各城市中，GDP总量排在第二位是靠近市区的江津市，GDP总量为80.14亿，当时重庆主城区的经济总量为580.63亿，重庆主城区与江津的GDP之比为7.245。到2010年，重庆市内各城市中，GDP总量排在第二位的是万州区，GDP总量为500.13亿，同期重庆主城区经济总量为3490.83亿，二者之比为6.97，亦即重庆主城区相对于重庆市内第二大城市，首位度有小幅下降。
2000年时，四川省内各城市中，GDP总量排在第二位的是绵阳市，当时GDP为317亿元，成都当时GDP为1310亿元，成都/绵阳为4.13，当时成都和绵阳的常住人口之比为2.14，到2010年，绵阳市GDP为960.2亿元，成都GDP为5551.3亿，成都/绵阳为5.78，但成都和绵阳的常住人口之比为3.04，因而成都/绵阳经济比例上升40%，而两市人口比上升42%，成都实际上的首位度也并未明显增加。
根据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总体统计数据，两省级行政单位的经济发展区域特点有所不同。重庆市内经济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尤其是向重庆、万州两大城市集中。重庆经济集中分布在老重庆和长江沿江一线。而四川省经济资源并未向成都市这一单一城市集中，成都市占四川经济的比例长期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并无明显增加，而是总体向成都平原集中。
四川省的城乡差距相对缩小，区域差距也不如重庆市显著。
三峡工程和汶川地震，对重庆市和成都市经济有明显影响，三峡工程建设前期，即2003年以前，三峡库区主要工作重点在移民和搬迁，因而万州的经济地位处在低谷，2003年以后，随着移民工作基本结束，万州成为重庆市新的投资重点，因而三峡库区迎来了一次“凤凰涅槃”，实际上是对三峡工程建设期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的弥补，但至今，三峡库区除中心城市万州以外，总体仍然严重落后于重庆市总体，而黔江地区和老重庆的差距则更大。
汶川地震对成都的影响相对短期，到2009年在各地援建下成都GDP，尤其是都江堰、崇州、彭州的GDP迎来了井喷。这又反过来维持了成都在四川省内的首位度。
七、以全国性视野审视成渝经济区未来发展
上面我们对成都和重庆的经济发展特点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比较，这一部分，基于全国视角提出成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设想。
1 加快建设成渝经济区 增强合作，减少恶性竞争
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过去，成渝两市在四川省内曾经围绕着“分蛋糕”的问题展开剧烈的争夺，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渝两市理应打破行政壁垒，建立全新的经济发展格局，实现四川盆地经济的再一体化。
川渝分治之后，四川经济发展的中心转向成德绵乐一线，重庆的发展重心也在沿川江地带，导致两个区域之间的发展轴呈现出平行格局，没有交汇，导致川渝交界地区的城市面临经济塌陷，而川南城市群（内江、宜宾、自贡、泸州）也面临边缘化。这对于整个四川盆地的资源优化配置是极其不利的。成渝两市之间的广阔地带，应该是成渝两市共同的经济腹地，而不是两市进行简单竞争的“防火墙”“隔离带”。
成渝两市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应该逐步建立统一的要素配置市场，使各种经济资源能够在两市间更加自由的流动，发挥本地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而不是在同一产业领域捉对厮杀。重庆应继续发挥其在培育优势企业方面的经验，强化工业生产优势，而成都则应该着力提升服务业的质量和水平，大力发展服务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端服务业和科技产业，强化成渝经济的差异化特征。
2 发掘资源优势，继续深化城乡统筹
成渝两市相对于中东部城市，拥有不可比拟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充分发掘这一比较优势应该是其提升经济地位的重要手段。
成都应该继续现有的城乡统筹成果，进一步加强对土地资源和区位资源的发掘，进一步强化其中国西部地区旅游中心和外资运营中心的地位。同时发挥既有的人才优势，成都作为全国高校总量第四的城市，拥有西南财经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丰富的金融和高技术人才储备，更应提升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层次。
重庆要正视当前出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避免老重庆地区在经济总量上“单兵突进”，尤其是应该进一步把落后地区的开发与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发挥川江航道作为黄金水道的特殊作用。
3 控制投资冲动，优化投资结构
成渝两市投资驱动经济的结果，是投资对消费的挤压，使得民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难度加大。尤其是重庆市，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的联系较弱，更应重视第二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过高带来的问题。而成都也需要加快培育大企业，壮大实业经济，避免经济陷入以金融地产和“造城运动”带来的空心化，削弱了城市的整体竞争力。
彭州撤市设区获批篇(三):在中国共产党成都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深化改革开放 聚力创新发展 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成都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4月25日）
范锐平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成都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请予审议。
中国共产党成都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省委“三大发展战略”，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深化改革开放，聚力创新发展，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而奋斗！
一、砥砺奋进、接续奋斗，成都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勇担历史使命，抢抓战略机遇，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顺利完成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这五年，我们坚持稳中求进、专注转型发展，城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经济工作，大力实施工业强基行动和服务业提升行动，培育形成6个千亿产业集群，产业支撑能力和发展后劲不断增强。2016年，全市经济总量达到12170亿元，五年年均增长9.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175亿元，五年年均增长11.5%。
这五年，我们勇于先行先试、深化改革创新，全社会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重点领域改革成效明显，“三证合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科技成果“三权”改革等取得重大突破。全面创新改革“一号工程”系统推进，成都科学城创新引擎作用初显，“创业天府”行动计划深入实施，“菁蓉汇”“创交会”品牌彰显，激发了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五年来，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超过106万户，新增科技型企业5.3万家，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4%。
这五年，我们融入国家战略、携手合作共赢，双向开放取得明显成效。坚持以大通道促进大开放，实施“蓉欧+”战略，成都国际铁路港建设高水平推进，天府国际机场开工建设，双流国际机场加快扩能改造。获批自贸试验区。国际合作园区建设稳步推进。成功承办《财富》全球论坛、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国际性会议。国际（地区）航线达到96条。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数达到278家，驻蓉外国领事机构达到16个。
这五年，我们优化空间布局、着力城建攻坚，城市功能品质不断提升。天府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核心区承载功能加快构建。以北改工程为龙头，中心城区加快有机更新，“小街区规制”逐步推行。全面代管简阳市，双流、郫县撤县设区。城市轨道交通加速成网，运营里程达到108公里。成都博物馆等一批城市功能设施投入使用，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建设有序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全面打响。
这五年，我们秉持为民情怀、推动共建共享，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市级财政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66.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年均增长9.6%、11%。累计新增城乡就业166.5万人。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全面形成，基本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险。教育综合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新型医联体实现基层全覆盖。文化惠民取得新成效，成为全国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高标准推进简阳脱贫攻坚，积极对口支援甘孜州、阿坝州19个藏区县，圆满完成“4·20”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和对口援建雅安任务。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
这五年，我们发展民主政治、推进依法治市，城市现代治理迈出新步伐。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地方立法和人大监督有效加强。支持政协依照章程履职，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政协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巩固和壮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法治政府、法治成都、平安成都建设全面推进，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荣获全国综治最高荣誉“长安杯”。扎实抓好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连续七届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明显增强。
这五年，我们履行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政治生态发生明显变化。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四个意识”“四个自信”明显增强。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不断完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区（市）县、乡镇、村（社区）集中换届圆满完成。构建了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体系，建立完善了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四风”整治不断深化，党风政风持续向好。探索开展党委巡察，旗帜鲜明惩贪治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政治生态发生明显变化。
五年来成都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指引、亲切关怀的结果，是省委坚强领导、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历届市委勠力同心、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中共成都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向全市各族人民、党员干部、驻蓉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向关心支持成都发展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向全市老领导、老同志和所有为成都改革发展稳定作出贡献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回顾五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深刻体会到：核心凝聚力量，唯有忠诚坚定，才能把准航向，我们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站位决定格局，唯有站高谋远，才能赢得主动，我们必须善于用全球眼光、战略思维和全局意识，谋划推动成都各项工作；创新引领发展，唯有勇于变革，才能走在前列，我们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纵深推进全面创新改革“一号工程”，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法治维护公平，唯有依法治市，才能善治善为，我们必须着力构建法治良序，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创造历史，唯有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进，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治党务必从严，唯有风清气正，才能永葆本色，我们必须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巩固和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在坚定发展信心的同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更高要求，要清醒看到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对照适应新常态和贯彻新理念的要求，发展不足和结构不优并存，科教资源富集、人力资源充沛、市场腹地广阔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综合竞争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二是对照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发挥首位城市作用的要求，科技创新引领、金融创新服务、双向开放合作、产业分工协作、中心功能支撑，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三是对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城市空间优化布局、人口资源合理分布、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环境交通综合治理、市民生活品质改善，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四是对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活力、正风肃纪锤炼严实作风，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对此，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更加注重践行新发展理念，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遵循发展规律，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更加注重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提升市民的获得感；更加注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二、勇于担当历史使命，努力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高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新局面新境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时，作出了坚定不移抓好发展第一要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重要指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发表了重要讲话，着眼党和国家全局，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扎实开展创新创造、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等方面提出了重要要求，为成都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省委对成都发展历来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提出了“成都要继续一马当先，发挥首位城市带头引领辐射示范带动作用；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成为带动全省创新发展的引擎；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提高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城市经济综合实力；推动城市建设管理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科学发展水平；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努力提高民生福祉；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持续用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等重大要求，寄予了“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为全国全省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更高期望，为成都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
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同类城市加速转型发展。从成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看，城市定位正从区域中心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产业体系正从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型，城市治理正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新的形势任务、新的机遇挑战，需要我们围绕大局精准定位，保持定力科学作为，努力建设宜业宜居之城、创新创业之都，不断开创成都发展新境界。
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揽成都工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省委“三大发展战略”和对成都工作的总体要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遵循规律，稳中求进，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而奋斗。
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勇担历史使命，深化对标管理、推进比学赶超，全方位提升城市能级、全方位变革发展方式、全方位完善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生活品质，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城市建设发展的生动实践。
——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建设创新驱动先导城市。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基本形成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双轮驱动”的创新创造新格局，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引领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基本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中心。
——贯彻协调发展理念，建设城乡统筹示范城市。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不断提升区域协同、城乡融合的发展层次和水平，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继续发挥城乡统筹发展在全国的示范作用。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加快推动生产体系、生活方式、生态环境绿色化，明显改善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基本建成碧水蓝天、森林环绕、绿树成荫的美丽中国典范城市，让市民在大都市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贯彻开放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配置资源、拓展市场，着力打造以我为主的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引领，不断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城市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大幅提升。
——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建设和谐宜居生活城市。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推进城市有机更新，营造高品质生活环境，促进人与城和谐共生；加大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就业、社保、住房等保障体系，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民生净福利指数，让市民生活更幸福，让城市未来更美好！
三、坚持全球视野国际标准，全面提升城市能级水平
城市能级水平体现城市价值，决定城市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影响力、辐射力和集聚力。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肩负国家使命、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形象、引领区域发展，必须切实增强“五中心一枢纽”支撑功能。
增强西部经济中心功能。以融入全球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核心为导向，构建以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核心的高端高质高新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城市、国家服务业核心城市和国家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城市，不断扩大经济影响力、区域带动力和环境吸引力，加快建设面向亚欧、辐射西南的经济中心。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2年基础上实现“两个翻番”的发展目标。到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1万亿元。
增强西部科技中心功能。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等创新要素集聚优势，深度推进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研发平台、一流产业基地，加速融入全球科技创新体系。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催生新经济快速成长，全面提升城市创新力、创业力、创造力。
增强西部金融中心功能。全面构筑现代金融产业集群和支撑体系，强化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加快发展新兴金融业态，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增强“资本市场、财富管理、结算中心、创投融资、新型金融”五大核心功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全面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部金融中心。
增强西部文创中心功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塑造城市精神，丰富文化供给，建设蜀风雅韵的历史文化名城、开放包容的现代文明之城、享誉全球的文化创意之城，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凝聚力、创造力，为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奠定坚实基础。
增强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功能。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充分发挥国际机构和世界500强企业集聚优势，大力拓展对外交往渠道，全面提升国际交往便利度和交流合作紧密度，增强国际资源要素的吸附力，建设国家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和国际友好往来门户城市。
增强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全面提升对外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加快建设国际空港枢纽、国际性铁路枢纽、国家级高速公路枢纽，构建通达全球、衔接高效、功能完善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高速、泛在、融合、安全、绿色的信息网络，打造“一带一路”的重要信息通信节点、数据中心和国际信息港，初步建成国际性区域通信枢纽。
四、优化拓展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坚持完善城市体系与提升城市功能互促共进，重塑城市空间结构和经济地理，全面增强城市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城市宜居性和舒适度。
构建城镇空间四级城市体系。科学修编城市总体规划，构建成都平原经济区、大都市区、区域中心和功能区、产业园区和特色镇四个城市层级，形成分工合理、层级清晰、有机衔接的大都市城市体系，创新城市发展模式，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坚持“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东进”，就是沿龙泉山东侧，规划建设天府国际空港新城和现代化产业基地，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开辟城市永续发展新空间，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南拓”，就是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天府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空间结构，完善管理体制，建成行政政务服务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区域性总部基地、高新技术产业服务基地；“西控”，就是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空间布局，大力发展高端绿色科技产业，提升绿色发展能级，保持生态宜居的现代化田园城市形态；“北改”，就是建设提升北部地区生态屏障，保护好历史性、标志性建筑，加快城市有机更新，改善人居环境；“中优”，就是优化中心城区功能，降低开发强度、降低建筑尺度、降低人口密度，提高产业层次，提升城市品质。
构建“双核联动、多中心支撑”网络化功能体系。着眼增强区域竞争力和实现城市永续发展，优化城镇功能体系和空间布局形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东移，减轻中心城区环境压力，为城市长远发展拓展产业承载空间。实施“双核联动”，推进中心城区和高新区有机更新，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强化金融商务、总部办公、国际交往、文化创意和都市休闲旅游等功能，打造现代服务业发展增长极核。推动天府新区产城融合，突出国际化服务和创新型引领，突出天府国际空港新城的国际门户功能和龙泉山现代化产业基地的集聚优势，把天府新区打造成为新兴增长极核。强化“多中心支撑”，坚持把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与城市总体规划布局有机衔接，以城市战略规划引领城市空间布局和经济地理，构建与城市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特征相匹配的城镇空间布局，实现人口、城市、产业相互融合。强化各功能区域的整体支撑作用，加快形成先进制造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文化创意中心、公共服务中心、商业中心、消费中心、物流中心等各具特色、功能互补的区域性多中心发展格局。
构建现代化高品质的城市设施体系。科学规划、统筹实施，构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适度超前的城市功能设施体系。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全域公共服务设施均衡化布局，建成奥体中心、城市音乐厅及音乐坊等一批国际一流的文体功能设施，加快推进教育、医疗、体育、养老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构建全市15分钟基本公共服务圈。规划建设一批人物雕塑、园艺小品等景观休闲设施，记录成都符号，传承成都记忆。加快建设公交都市，完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大力推进轨道交通加速成网，强化城市间快速交通联系，到2022年地铁开通运营里程达到600公里以上，基本形成半小时轨道通勤圈；优化快速公交和常规公交线路，形成分工明确、相互协作、无缝衔接的地面公交网络；加强城市慢行系统建设，畅通城市微循环。完善市政公用设施，加快污水和垃圾分类处置设施、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建设，提高排污标准和环保设施利用率，加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建设第三水源，统筹推进能源、公共安全、消防等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综合服务能力。
构建区域协同发展体系。深入落实省委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首位城市作用，积极推动五大经济区合作发展。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和建设天府新区、天府国际机场、天府国际空港新城为契机，促进区域设施共建、产业协作、功能统筹和环境共治，推动成都平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以共建自贸试验区为载体，推动与川南经济区协同发展；以成渝深化合作为契机，推动川东北经济区融入成渝经济区发展；以资源开发、旅游合作为重点，强化与攀西经济区协作；以建设成阿、成甘等飞地工业园和省内对口帮扶为载体，加强与民族地区在清洁能源利用、绿色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合作。积极参与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推动城市间相向发展、功能共享、设施互通、环境共建。主动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深度合作，拓宽城市发展的外部空间。
五、培育转换城市动力，增强城市持续发展能力
城市动力决定着城市发展的速度、质量和可持续性。加快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形成以创新、改革、开放、人才为主的城市动力结构，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全面加强创新供给能力建设。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更加注重依靠创新培育壮大新动能，提高市场集聚和配置创新要素的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同产业发展有机融合，打造西部硅谷，让创新创造成为成都永续发展的强劲动力。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一号工程”，加强整体谋划和系统设计，协调政策资源，对接发展战略，改革联动、协作共进，促进各类试验融合发展。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效应，促进创新要素同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对接，推动成都制造向成都智造、成都创造转变，提升成都在全国全球产业体系分工中的竞争优势。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建设以军民融合为方向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规划建设核工业、新材料、航空航天、集成电路、信息安全、轨道交通等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基地，打造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支持品牌整合和平台共享，大力推动标准化建设，培育一批“成都创造”领军企业，把成都科学城打造成为“西部创新第一城”。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化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高水平办好“创交会”“菁蓉汇”，营造好环境，建设大平台，努力让人人都有创新创业机会，处处都有创新创业活力！
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谋划推进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促进企业降本增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放宽放活社会投资，完善政府投资体制，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应，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拓展重大项目资金来源，充分挖掘社会资金潜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体系，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多元化；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放大国有资本财政资金的集成效应，更好发挥国企在推动政府重大战略实施、重大民生项目建设和重大产业发展中的引领示范作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施政的精准性、稳定性、有效性，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重点，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提高行政服务效能；深化教育、医药卫生、就业保障等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改革，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激发社会活力，提振社会信心。坚定不移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作用，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在融资服务、财税政策等方面一视同仁，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让成都成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沃土！
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牢固树立“更全面、更深入、更务实”的新开放观。更全面，就是推进城市、产业、企业和人才的全面开放，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更深入，就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人才链，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更务实，就是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务实开放体制，不断把双向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坚持以新开放观服务全省跨越发展，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全面融入“一带一路”战略，高标准、高水平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打造国家向西向南开放门户和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加强与各市州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工协作，注重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推进有利于共同发展的产业跨市域布局和梯度转移。探索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等协作引进机制，全面提升合作园区开发建设水平，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要素合理流动、产业错位发展，助推全省开放型经济结构优化、效益提升。坚持以新开放观服务西部大开发，深化跨区域城市间的经贸合作，建立健全货物一体化通关、产业协作配套、科技协同创新、金融区域协作等机制，推动形成高效共赢的一体化对外开放新格局。坚持以新开放观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构建战略大通道促进大流通引进大项目，加快推进国际空港枢纽、国际铁路港和物流中心建设。改进招商思路和方式，瞄准世界500强、美欧日500强、中国500强、民企500强、服务业500强和新经济500强等领军企业开展高端招商。加快中德、中法、中意、新川等国际合作园区建设，鼓励引导本土企业参与科技、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强市。坚持把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牢固树立“不唯地域、不求所有、不拘一格”的新人才观，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构筑国际化人才高地。坚持以“高精尖缺”为导向，制定实施人才国际化战略，深化“人才+项目+资本”协同引才模式，形成人才引育的链式效应，加快建设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规划建设一批国际高端社区，吸引和集聚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打造国际一流的人才汇聚之地、事业发展之地、价值实现之地。形成具有鲜明比较优势的人才政策，吸引优秀青年人才。借鉴运用国际通行、柔性灵活的办法，建设最受大学生和求职者喜爱的城市。建立人才绿卡制度，在创业扶持、住房医疗、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方面，向高素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倾斜，形成更具人性化的引育用留政策体系。全方位扩大与国内外一流高校、知名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战略合作，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为优秀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和政策支持，创造更多的成功机会，让“蓉漂”成为时代风尚！加大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氛围。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本土人才自主培养计划，促进人才规模壮大、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大力发展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造就一批“成都工匠”。加强人口战略研究，总体把握人口变化趋势，保持合理人口结构和规模。设立“成都发展卓越人才奖”，每年评比表彰一批为成都建功立业、献智建言的功勋，让尊重优秀人才、尊重创新创造、尊重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风尚，让为成都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才受到社会尊重、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六、发展壮大城市经济，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命脉。坚持做大经济总量与提升产业层次互促共进，实现三次产业良性互动、融合发展，增强城市产业支撑力。
培育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制造业是城市经济的脊梁。要深入推进“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以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为方向，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加快建设国家制造强市。推进差异化布局。按照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城市功能分区，科学定位20个工业园区、10个工业集中区的产业方向，制定园区产业发展目录和规划建设导则，创新园区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优势产业、优秀企业向特色园区集中，引导优质资源配置向特色园区倾斜。促进集群化发展。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食品饮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五大支柱产业，加快发展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五大优势产业，积极发展人工智能、精准医疗、虚拟现实、传感控制、增材制造等未来产业，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产业链垂直整合和产业间协同联动，打造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产业集群。实现企业梯队发展。深入实施大企业大集团发展战略，内培外引、做大做强一批龙头企业，培育一批本土企业进入中国500强、民企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发展一批成长性好、专业性强的中小微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竞相发展的梯队格局。
打造现代服务业新引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瞄准高端市场发展高端服务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都服务”“成都消费”品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推动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科技服务、工业设计和行业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提档升级。高水平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做大做强西部金融机构集聚中心、金融市场和交易中心、金融后台和服务中心、金融人才聚集中心，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在成都创办和延伸金融服务，实施经济证券化行动，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企业梯队，培育壮大上市企业，提升国资证券化水平。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顺应产业和消费升级大势，促进商贸、文化、教育、娱乐、康养等生活性服务业提档升级，加快建设国际购物天堂、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国际美食之都、国际会展名城和国际赛事名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顺应产业跨界融合趋势，发展研发、设计和营销、结算、物流等2.5产业。促进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大力发展分享经济，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数字化城市。
构筑都市现代农业新高地。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推广“农业共营制”等适度规模经营方式，完善农业科技、农村金融等社会化服务，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物流、农村电商等产业，实施“天府源”农业品牌战略，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农业领军企业，加快构建产销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全域旅游、特色镇和美丽新村建设为引领，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健全农业农村投入持续增长机制，不断提高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层次深度合作，拓宽城市发展的外部空间。
七、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努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成都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是古蜀文明重要发祥地，孕育积淀出思想开明、生活乐观、悠长厚重、独具魅力的天府文化特质。要传承历史文化，弘扬现代文明，让天府文化成为彰显成都魅力的一面旗帜。
涵养天府文化，扬城市之韵。成都，既有现代都市的快节奏，又有休闲城市的慢生活；既有传统文化的优雅从容，又有现代文明的前卫时尚；既有崇尚创新的基因，又有兼容并蓄的气度；既有聪慧勤巧的秉性，又有友善互助的美德。要深度发掘地域文化特质，从市民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汲取营养，推动天府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继往开来、革故鼎新的时代风尚，发展“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让人文成都别样精彩！
传承历史文脉，固城市之根。深度挖掘成都作为全国十大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魅力，大力弘扬古蜀文化、三国文化、大熊猫文化等特有文化，加强古蜀文化遗址、工业文明遗址、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里、古镇、古村落、古建筑等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传承成都故事和民风民俗，留住天府文化的根脉和记忆。加大天府文化品牌打造和营销力度，精准实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和城市形象推广，高水平建成成都中心、天府中心等城市文化地标，持续办好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成都创意设计周等文化活动，打造“非遗之都”“音乐之都”“设计之都”和“会展之都”，彰显天府文化的时代风采，让人文成都享誉世界！
激发文化创造，立城市之品。萃取天府文化精华，融合创意创新智慧，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创造和文化产业优势。集聚文创资源要素。优化文创产业空间布局，构建文创产业集聚区和文创产业带，打造一批重点文创产业园区和文创特色街区。推动文创产业跨界融合。优先发展现代新兴文化业态，推进传统文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以音乐、文博、设计、动漫、影视、传媒、文学创作等为重点的现代文创产业体系。实施文创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龙头文创企业、骨干文创企业、小微文创企业。培育巴蜀文化名家，推出天府精品力作，讲出成都故事，传播成都声音，让人文成都勇立时代潮头！
共建精神家园，铸城市之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凝聚团结奋进的共同价值追求。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用新发展理念凝聚城市精神，引领文化建设方向，以文化人、以德润城，让人文成都闪耀真理光辉！
八、持续改善城市民生，加快建设宜业宜居宜商的城市环境
城市的核心是人。要坚持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以市民感受为导向，努力使城市发展更有温度，让人民群众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好！
全面增强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公共服务统筹规划，优化空间布局，提升服务功能，完善教育、医疗、体育、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动态增长机制，在产业和人口密集区域，增加公立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全面提升教育和医疗水平，促进公平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城乡均衡发展。推行教育发展标准化，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强化义务教育，办好其他各类教育。加快建设健康城市，实施基层医疗卫生能力提升行动，全面加强纵向型、紧凑型医联体建设，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市民健康。全面开展优质学校培育计划，增加优质教育供给。着力发展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公立医院和重点专科。支持和鼓励吸引高端医疗、教育、体育、文化等机构进入成都。构建多层次、普惠制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活出尊严、活出品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努力建设体育强市。
全面提升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增强公共就业服务供给能力，完善自主创业支持体系，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岗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经营性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统筹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提高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保障水平，支持社会关爱援助和慈善事业发展。完善租售补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着力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切实保障妇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合法权益，让大爱阳光照亮每个角落，让党的关怀温暖每个家庭！
全面加快小康社会建设进程。高位推进城乡扶贫开发，统筹抓好基础扶贫、产业扶贫、新村扶贫、生态扶贫和能力扶贫，着力缩减城乡相对贫困人口，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全力推进简阳脱贫攻坚，按照“两年脱贫攻坚、三年巩固提升、五年高标准全面小康”的目标，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确保到2020年与全市同步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开展对口支援，全力支援甘孜州、阿坝州藏区贫困县，助推贫困藏区如期脱贫奔康。
全面加强人居环境建设。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强化尊重自然、绿色低碳理念，引导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实施最严格产业准入和环境保护制度，坚决打赢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铁腕治霾。完善成都平原环境建设协作机制，规划建设城市通风廊道。强力实施电能替代、尾气治理、扬尘管理、工业减排、露天禁烧，让市民看到更多的蓝天白云、呼吸到更加清新的空气。科学治堵。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倡导共享绿色出行，加密轨道交通网、城市公交线网，加快街区循环成网，疏通改造拥堵节点，加强智慧交通系统建设，加快构建快捷高效的城市交通网，让市民出行更便捷更畅通。重拳治水。全面实行“河长制”管理，坚持生产、生活、生态用水“三水共治”，强力实施重污染流域综合整治、城乡黑臭水体综合治理、良好水体保护、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病害整治、饮用水环境安全保障等工程，打造“宜居水岸、活水成都”。全域增绿。按照“景观化、景区化、可进入、可参与”理念，构建生态区、绿道、公园、小游园、微绿地五级城市绿化体系。建成环城生态区，高标准打造天府绿道，加快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启动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新建一批城市综合性公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小游园、微绿地，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重现“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的盛景，让市民“慢下脚步、静下心来，亲近自然、享受生活”！
九、加强和创新城市治理，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遵循特大城市治理规律，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建设与国家中心城市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加强依法治理。深化法治成都建设，让法治成为城市最显著、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大力提高立法质量，积极构建适合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规体系。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切实维护司法公正。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全面实施“七五”普法规划。深入推进平安成都建设，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牢牢守住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监管“三条底线”，确保城市安全、社会安定、市民安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让守信者一路畅行，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推进系统治理。加快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深化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城市治理重心下移、职能下沉，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发展，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村（社区）服务能力建设。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能力，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平台和机制，激发广大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主人翁意识。
提升智慧治理。大力实施“互联网+城市”行动，运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深入推进网络理政，构建城市智慧治理新模式。加快推进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构建智能化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管理体系。大力运用智慧化促进城市科学发展，实现民生服务智慧运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强化精准治理。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实现城市管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盲区。推动城市管理服务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精准对接，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科学化管理中有更多获得感。坚持用科学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管理，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提高总体规划的协调性、专项规划的精准性、城市设计的兼容性。加强城市公共管理，提高日常保洁、设施维护、安全保障、应急管理整体水平，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
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提供根本保证
事业成败，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严格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提高管党治党科学化水平，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统揽成都工作、指导成都实践。坚持把增强“四个意识”作为根本政治要求，认真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把贯彻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作为重要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把对党绝对忠诚体现在看齐落实的坚定行动上。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把维护核心的要求转化为思想自觉、党性观念、纪律要求，注重把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融入思想教育，健全落实党的建设各项制度，推动管党治党长效化。
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广泛凝聚共识、集聚发展合力的保证。坚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支持政府依法行政，加快转变职能，不断增强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支持政协依章履行职能，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协商议政建诤言，民主监督促落实。坚持汇聚各方智慧力量，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巩固和壮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做好新形势下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工作。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加强党管武装和双拥共建工作。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忠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宣传组织动员群众能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发扬党内民主，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途径，健全党委重大决策论证评估和征求意见等制度，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不断增强党的创造活力。
大力提升领导和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能力。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建设水平直接检验执政能力。提升谋大势、观大局的战略思维能力，培育全球眼光和专业素养，不断深化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时代性、系统性、规律性认识，提升因势而谋、因时而进、因事而新的实战水平。提升讲民主、重法治的科学决策能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完善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规范专家学者咨询论证和市民参与建言机制，养成依法执政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自觉，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改进领导和组织方式，提高驾驭全局和领导发展的能力。
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执政骨干队伍。治蓉兴蓉重在选贤任能。着眼长远发展加强战略培养储备，紧扣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需要，优化干部成长路径，持续开展优秀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畅通各类优秀人才有序流动渠道，培养造就政治强、懂城市、会经济、善管理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着眼事业需要精准科学选人用人，坚持好干部标准和“三重”用人导向，注重在改革发展稳定主战场培养发现使用干部，注重针对战略定位、目标任务、功能结构选配专业化干部，健全干部差额比选机制，增强选人用人的准确度和党组织领导把关的科学性。着眼干事创业激发干部队伍活力，健全干部日常管理监督和能上能下机制，完善正向激励和容错纠错机制，锤炼一马当先的创新精神、能为善成的严实作风、真抓敢管的担当勇气，形成心无旁骛、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着力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活力在基层、根基在基层。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与时俱进拓展党建工作内涵和领域，着力构建科学的组织动员体系、法治的管理运行体系、精准的引领服务体系、严格的权责约束体系。坚持以先锋引领夯实基层基础，深化“蓉城先锋”党组织创建和党员示范行动，探索推进“网络党建”“智慧党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以政治引领推动城乡共治，加强党对基层组织的领导，深化“一核多元、合作共治”基层治理机制，改进村（社区）党组织运行方式和治理模式，以城乡共建共治共享助推城乡发展一体化。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用力正风肃纪，锲而不舍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保持高压惩贪治腐，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铲除腐败“污染源”，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压倒性态势。持续用力强化监督执纪，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推进政治巡察常态化、全覆盖，完成市县两级监察体制改革，增强全方位监督合力。持续用力标本兼治，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大宣传”格局，多元化组合式治理“微腐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努力营造亲商重商优商环境。加强廉政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构建科学规范的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同志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城市永续健康发展，就是我们的神圣使命。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怀着对全市人民的炽热情怀、对城市发展的崇高责任，努力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谱写更加绚丽的成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