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手抄报内容】
【一】:对新军改的看法
给军理老师的一封信
尊敬的盖老师：
您好。
在这封信中我想谈谈对本次军改的一些个人看法。
首先是中央军委。在此次军改中中央军委由原来的四总部改为7个部（厅）、3个委员会、5个直属机构共15个职能部门。简单来说，解放军实行多年的总部制度成为了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军委即便经历过数次变动但最终总归是总部体制。当时总部体制是历史形成的。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总部体制使权力集中，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客观上影响了军委统一领导。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讲并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但随着形势和任务发展，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没有最好的体制，只有最合适的体制。将总部体制改为多部门体制，将原来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部领导机关”，变成权力互相有所制约的“军委办事机关”。这样看起来是分散了权力，而在我看来则是将总部合成了一个部门，实则是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委统一领导，有利于军委机关履行战略谋划和宏观管理职能。
其次，除中央军委体制改革外，便是之后的军区与军种改革。显示由原来的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之后是设立了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对于从军区到战区的改动，看起来只是一字之差，而二者却有本质上的差别。军区之中，各军区司令均由陆军将领出任。管中窥豹便可见到“大陆军主义”。军区的形成和结构同样是有着其历史的原因。但当今的形势看来，现代战争不再是简单的陆军战争，各军种联合作战必将成为主流。于是本轮军改后，根据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方针将军区改为战区，虽然数量上有所削减。而战区则按照未来战争可能发生的方向来划分，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化战争大宽度，大纵深的特点，一次大规模局部战争爆发可能要动员全国半数地区的军事相关机构。各大战区的主要任务也更加明确。
同时对于军种的改革也是有着现代意义。现代军队建设不再是以陆军为主，而是更侧重于各军种联合作战，当下国际形势也更趋向于近海夺岛作战和信息战。于是如今这种军种模式应运而生，分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以及战略支援部队。军种的改变中，最大的改变就是首创了“战略支援部队”。战略支援部队包括情报、技术侦查、卫星管理、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心理战等信息支援性质的兵种。这种部队其实一直存在，如今是将这种部队整合在了一起，可以优化资源分配、强化互相支持、提供信息战整体效能。据说新军种的理念甚至还要领先于美、俄以及其他西方国家1军队。
还是那句话，没有最好的体制，只有最合适的体制。只有洞察当今国际形势，适时而有针对性地建设才能让中国解放军走在世界前列。
此致
敬礼！
吉林大学物理学院六班
战胜
2016年4月24日星期日
【二】:2015大军改启幕
2015大军改启幕
原标题：2015大军改启幕
此次军改是中共建政以来军队系统最大的一次深刻变革，其意义不亚于“1980年代初地方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改变”，其更深远的影响可能需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得清楚。
记者／钟坚
11月24至26日，北京天寒地冻，京西宾馆，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此召开。200余名军地高级领导干部悉数正装出席，闭门会议连开三天，这是继上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的又一次高规格的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就军改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军队深改组副组长范长龙就落实阶段性改革任务提出要求，常务副组长许其亮就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作了说明。
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12月1日发表评论称，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整体性革命性改革全面展开”， 并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变动最大的一次，是一次结构性、革命性的体系重塑，改革推动力度之大、触及利益之深、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这是中国60年来最大一次军事改革”，彭博社称这“将使中国军力辐射到海外”。 北京军情观察人士称，中国军队从1955年左右正式确立了苏式建制模式，此后60余年基本不变，此次军改是中共建政以来军队系统最大的一次深刻变革，其意义不亚于“1980年代初地方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改变”，也是以往若干次部队精简整编或者编制体制改革所不能比拟的，包括1985年邓小平主导的百万大裁军那次。此次变革更深远的影响可能需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得更清楚。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如果顺利实行，中国这次军改将动及筋骨，其路径也十分清晰，就是习近平要将解放军的前苏联式组织架构，转型为美国式的精锐作战部队架构，同时扭转党对军队的管理属“无牙老虎”的现实。
军改方案目前尚未公开，但从官方措辞评论和谈及军改的只言片语中，已可见军改不少端倪。多位不愿具名的军方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军改方案估计春节前后或将公开，
而军委、总部至战区、军兵种的人员调整、机构部署已初步到位，合并组合后的新军事机构亦可能在节前挂牌。
多个消息来源显示，中共军队主要智库中国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亦在此番调整重组之列。国防大学一位专家称，从某种程度上讲，改革是一场不流血的战役，而中共主导的这场战役已经悄然展开了。
军委“扩权强军”
军队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作战思想和管理方式的转型。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和平时期军队大量经常性的工作是对部队进行教育训练和行政管理，如果把这些日常性工作和执行军事任务搅在一起，指挥机构就必然陷于事务，也很难做到精干、高效。这就需要实行军政与军令系统分离。
欧美诸军早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便推行实施军政、军令也即作战和行政分离的体制，这套体制从最高统帅层到战区再到各军兵种，三级闭环运行，精干、高效。由于实行军令与军政相分离的体制，各级指挥机构得以摆脱庞杂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专门负责对军队的作战指挥，保证了指挥机构的效率。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军队，都在积极仿效欧美诸军，进行了类似的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中共军队也不例外。中央军委改革会议上，军队深改组组长习近平提及的“构建军委—战区—部队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也即上述军令、军政分离的体系。接受官媒采访的北京军事专家赵小卓称，“把战和建分开，养兵和用兵适度分离，符合现代军队发展的规律。”
这套业已被世界各国军队证明为先进的军事管理体制，其核心是最高军事管理层的高度集权，“权力要适当集中，出于应对突发作战需要。”赵小卓如是表示。
加拿大军事期刊《汉和防务评论》总编辑平可夫认为：“改革的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减少中间环节，使它（解放军）向扁平化发展。俄军和美军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
中共军队最高军事机关是中央军委，国务院层面的军事工作机关是国防部。但长期以来，“军委名义上是权力机关，实际上不是，军队的重要权限如军事决策、参谋、干部任免、作战训练、后勤保障等这些，跟军委办公厅或国防部没有太大关系。”有北京军情分析人士表示，军委办公厅实际上是领导机构的秘书班子或调研性班子，日常起草文件、书写领导讲话。军委办公厅下面有若干个局，如秘书局、法制局、调研局等，这些局有的是师级单位，也有副军级单位。军委办公厅日常干的活，按一位军事专家说法“好像一个什么都干的全能人物”。而国防部更不像俄军或美军那样是个实体机构，仅下隶外事局和新闻事务局，寥寥数十人。
从中共军队领导管理体制上看，经过多次调整改革，目前形成了中央军委集中领导，参政后装四总部归口管理，七大军区、四个军兵种按照职能分工的组织构架和体制设计，但随着战争形态更新迭代，这种领导管理体制上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统帅层战略管理功能不强，四总部平行设置，致使职能机构运行效率不高、决策质量不高、统筹力度不够，特别是涉及军队建设发展全局的重大事务难以有效统起来。
统帅层中央军委过于弱化，而军委下属的总参、总政、总后和总装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客观上影响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军事专家尹卓此前对媒体表示。而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军事专家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原中央军委权力被四总部代行分割，或者说架空了，军委实权都在四总部那里。
大陆官媒称，这次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真正使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确保军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习近平指挥。
从官方辞令上不难理解，这次军改首当其冲应是强化军委机关。按北京军事专家的说法，经过此番军改，中共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后，军委机关由“总部制”调整为“多部制”，原来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部领导机关”，变成权力互相有所制约的“军委办事机关”。
军委办公厅主任原是正军级，这几年军委办公厅升格副大区级，现任军委办公厅主任为秦生祥中将。但按上述军改方案，多部制后的军委办公机构显然不止大区副级别，权限还将大大扩大。
军改方案具体内容暂未公开，从中央军委改革会议的口径看，军委“多部制”具体有哪些部门也未闻其详，但从官方已经公布的几个组织机构看，一些新设机构都将归入军委旗下，如新组建的军委纪委和军委政法委，以及调整组建的军委审计署等。
军委纪委原本是总政治部旗下的机构，一个正军级部门，纪检部长一般为军纪委副书记。军纪委书记为大区正职，一般由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同时为中纪委副书记。而解放军审计署从总后分离后升格为正军级单位，现在隶属军委直管。至于军委“多部制”后的其他几个部，依循俄美军队执行此体制的权限划分和归类，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新组建的陆军部，可能分别会成为军委属下的几个大部。
从现有各大部的名头来看，军委旗下的“多部制”每个独立部门的级别估计不会低于大军区正职或副职，解放军审计署或再次升格，和新任军委政法委一起晋升为大区正职或副职。军委纪委则从总政治部正式独立出来，行使反腐监督职能。
军委扩军强权由此坐实。然而新军委机关各部门独立的权限也不是平地空降而至，而是从原有四总部及其他军兵种“抽丝剥茧”整合而来，如总政治部原有组织、宣传、文化、干部等几大部门，每个部门都属正军级的二级部。但编制改变后的军纪委、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相继从总政拆解出来独立成部，都升格了。
现行的四总部体制是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建立的，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四总部出现“体制的滞后性、局限性日益突出”的现象。军委扩权后，将从四总部、战区和军兵种，收回军种指挥权，“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四总部从名称到职权划分都将不复往日模样。
而军事专家尹卓更表示，在军委多部门制后，这些部门成为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参谋机构、执行机构、服务机构，确保部队在执行命令时步调一致、政令畅通。
这意味着运行多年的四总部的机构名称将消失，各部门职能在合并同类项后分别转入新的组织机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或将成为历史，淡出人们视野。
“先搬掉„大陆军‟这块石头”
军委机关的“扩权强军”，四总部的拆分，还只是领导管理体制的“革命性重塑”，军改绕不开的另一个重塑任务是联合作战指挥，改革的具体目标指向“大陆军体制”。
世界各国军队对体制编制是否科学、先进的评判标准中，联合作战指挥始终是一个公认的风向标。联合作战指挥是军种分类和联合作战的产物。20世纪初期，英美法等国军队就开始了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尝试。1923年，英国正式组建专门用于协调军中作战行动的参谋长委员会，之后美法等国相继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军联合参谋部等机构。经过近百年的完善，西方主要国家的军队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大放魅力最近显著的一例，就是2011年5月2日美军击毙恐怖组织“基地”头子本·拉登那一幕。2013年，美国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写了《艰难一日》一书，对一些作战的细节进行了披露。在美军最高领导层白宫的一块大屏幕前，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等人，观看现场直播24名海豹突击队员执行突击任务。在美海豹突击队遂行特种作战任务的背后，是美国诸战区司令部、军兵种的各种信息、侦察、电磁、干扰等力量的合力。
作为一种新型指挥模式，联合作战指挥成为军队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纵观近期世界各大国的军队改革，无一例外地都把强化联合作为指挥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而且要求联合指挥的中心更下沉、范围更扩大、任务更拓展，无论成本多高、代价多大、周期多长，都始终坚持联合这个基本方向。
这些年，中共军队在建立健全联合作战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还没有完全形成，统帅层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还不完善，战区层面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还没有建立，遇事靠临时建机构、搭班子。比如20世纪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即是由中央军委临时成立的“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的，还有“1996年三军联合演习”，也是如此。
这样的指挥体制的症结在于：总参谋部职责定位本应是统帅部层面负责作战指挥的机关，但因为军队领导管理体制，特别是陆军管理事务极大分散了总参的主要精力，致使指挥权分散，平战分离。www.shanpow.com_中国新军改的主要内容。
陆军也始终无法以一个独立军种的身份进入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一些新型作战力量分散在各个系统，管理分散、多头指挥，使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始终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陆军的建设管理职能也分散在总部和大军区，导致陆军建设缺乏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与统帅部的职能交叉过多，导致本军种建设的自主性、前瞻性不够。
现有以陆军为主导的大军区职能庞杂，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既要担负区内军事行政、陆军部队管理建设等职能，又要担负联合作战指挥职能。战区一级联合作战能力与国外军队相比，差距巨大，“如同雾里看花，看着很近，似乎能摸得着，其实很远，完全够不到。”北京一位军事专家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联合作战体制无法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原因，在于军队的大陆军症结。
中共建政以来，从生存困难到安身立命，陆战的战争经历和辉煌历史使中国军队形成了陆战型为主的军事力量结构。这种军事力量结构适应了当时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完成了打赢战争、夺取政权的目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国土防御型为特点的大陆军主导的架构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
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欧建平少将称，近几轮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虽然加大了兵种合成的力度，如军种领导进军委、总部机关调入人员不再统一要求穿陆军军装、各战区编入战区空军等，但军事力量体系中陆军主导成分的苏式建制仍然很浓，军事组织形态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陆战型结构。
过了这么多年，中共军队中，陆军还是老大哥，虽然名义上比过去淡化了一些，海、空军和二炮等军事力量在整个军队体系中仍是配角。从各军种比例来看，现在陆军机动部队有85万人，占整个军兵种相当大的比例，如果把非机动作战部队加上，陆军的比例会更高。根据2013年4月16日发表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首次披露陆军机动作战部队和海、空军人数。海军现有23.5万人，空军现有39.8万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陆还保留了相当大规模的武警，这种力量虽然不在作战体系内，但也和地方预备役部队一样，属于准军事力量。
【三】:中国武术的发展历史
武术，中国武术、中国传统武术，通过武化流传。古人说通过习武可以强身健体，二来可以防御敌人进攻。习武之人以“制止侵袭”为技术导向、引领修习者进入认识人与自然、社会客观规律的传统教化(武化)方式，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导向和保障。下面是小编专门为您整理好的：中国武术的发展历史。
发展历史
宋朝以前(陕西红拳)
兵员搏击技术的出现。
秦朝统一中华之后，在陕西咸阳建都，做就了秦汉时期流行于陕西之关中拳;发展至明时改称为红拳之地方拳术。 唐朝李世民时有少林寺僧兵及武僧纪录。 唐朝武则天于公元702年订出武举制度[1]，选举军将人才，并用考试的办法授予一定的称号，这大大促进了武术的发展。宋、明、清亦从之，至清末废除，历代皆有兵员军将之世袭制度，此时武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形式，并产生流派承传，从此影响到东南亚各国。 唐朝有李白寻访江南道人许宣平不遇之纪录。民初许禹生称三世七(太极卅七势)乃许宣平所传(没有提供真实证据)。
宋朝(杭州长拳)
(北)宋朝立国之始订下的禁止民间组社、私藏兵器的禁律。 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宋室南迁，以
岳飞、韩世忠为首的爱国将领提议下，大部分军民，奋起习武。以杭州为中心。 杭州流传的为南拳，拳势多以上肢为主，肘膝为辅，很少飞身离地，称“拳打卧牛地”[2]。心意六合拳先祖，据说传有《岳武穆王拳经》。且被该派尊为祖师，可惜没有历史佐证。 1156年(绍兴二十六年)，朝廷在临安设立武学。 1180年(淳熙七年)，设“武举绝伦从军法”，学武者可以考取功名。南宋共出现二十七名武状元。当时杭州的武术团体有角抵社、锦标社、射水弩社、川弩射弓社、英略社、马社等。还有民间组成的巡社、弓箭手、良家子等团体。他们平日“执弓荷锄，仗剑巡步”。北方被金侵占后，大批难民来杭，带来了北方的拳种，与原来的南派拳种融合。 出现了浪迹江湖，习武卖艺为生的“路歧人”。 (宋太祖)或(岳氏)长拳形成时期。
元朝
汉人为下等人。不可习武聚会。据原载于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天铎报，广东人卢炜昌以伪少林历史宣传反清情绪的作品《少林宗法》说：宋末元初，少林寺之拳术还未为世人称许。相传住持觉远(陈享)得达摩(陈远护)留传之十八罗汉手法，变散式为整式，将《罗汉十八手》佛手发展成七十二手(花拳)。他仍未满意，乃改装外出求师。后得兰州李叟(李家拳)，及得北方游侠白玉峰之(白模拳)，后同住于洛阳同福禅师(蔡福-蔡家拳)之处。将各路拳法融合成五拳，使少林手法(南少林)增至一百七十余手(172式五形八卦拳)，内藏龙、虎、豹、蛇、鹤五形及八卦拳，即今蔡李佛之古典五形八卦拳。又称觉远注重武德，订“少林戒约十条”约束僧徒。 上述故事，是清朝晚期南方蔡李佛所形成有关之编造历史(或称托古)。
明朝(福建南拳，四川梅花拳)
明有长拳、红拳、弹腿等名称出现。也有单练、对练的形式。
明定都今北京，将南方(南京)武术如长拳，红拳等带来，与原本北京、天津、沧洲之武术，如十八手(叟)，六合等拳术融合，今人称为少林拳种。
明朝戚继光在福建整理当时全国武术(包括长拳，短打、红拳，巴子拳等，留意当时未有提及少林派及武当派)-今人(民国初期，有人将中国武术分类)统称南少林拳(或属概念象征)。
明将戚继光亦是世袭而来，其武术长拳学自祖辈，故称太祖长拳。
沿海被日寇搜劫，俞大酋、戚继光曾驻扎沿海地方。福建及山东留下了当时的拳种如长拳、短打、五拳及华拳。福建演生了五形拳，鹤拳;两广衍生了洪拳，咏春及蔡李佛等南拳(今人称南少林拳)。山东将原来之罗汉、六合等演变出现在之罗汉螳螂拳和六合螳螂拳。
明万历张松溪内家拳。(此时称拳不称派)。民初吴式太极拳传人许禹生著作中说：宋书铭自称张松溪将内家拳传与其先祖宋远桥，文中未有提出证据。 明朝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拳’术。(此时称拳不称派)。许多记载武术的书籍也相继出版。
流行的‘拳’有长拳(后演生为太极拳)、红拳、华拳(后演生为心意六合拳)、五拳(后演生为五形洪拳)、查拳、巴子拳、弹腿、短打(后演生为螳螂拳)、内家拳等等。
清朝
清前期明令汉人不得聚众习武，南少林寺不再存在，嵩山少林寺受到监视，寺僧亦不可习武。
《广东佛山-南少林拳-洪拳(刘蔡李莫佛)、咏春、蔡李佛、永春》
明末清初，在南方《五拳》发展成老洪拳之(五形拳)、今人称为《南少林拳》，在福建广东流行。其拳种来自福建，经戚继光整理后之南方拳术。
福建之海盐西进，外来商品在广东北上，皆必须精通武术之镖师。
《陈家沟拳术-太极拳》
退隐之明末带兵官陈王廷将其拳术(包括长拳、炮捶、红拳)加入道教元素，吐纳养生之法，在家乡陈家沟传承陈氏长拳，属刚拳。 《沧州回民拳术-查拳》与《保镳》
清初期交通不便，货运安全必须保镳行业。因为汉人不得聚众习武，故做就邻近北京沧州之回民习武成风。沧州为货运入京主要之途。 河北沧州当时盛行的拳术有六合拳，罗汉拳。 回民外族之拳术(例如巴子拳、查拳等)得以流行，并加入地方拳术;长拳与红拳等。 清朝漕运，海盐运输发达，带来保镳行业兴盛，引起镖局授武之风气。 《六合拳-北少林拳》
明末清初人姬际可(1602-1683)传授之拳术称‘六合拳’、内容包括十形(势)，后演生成心意拳、心意六合拳等，今人称为‘北少林拳’。雍正十三年(1735)，河南进士王自诚作《拳论质疑序》。《序》云：“拳之种类不同，他端亦不知创自何人，惟此六合拳则出自山西姬龙、姬凤，二师乃系明末人也(应为姬龙峰(凤)之误)，精于枪法，人皆以为神……”[2]
内家拳名称出现于黄宗羲作于1669年即康熙八年之《王征南墓志铭》。
鸦片战争(1840年)后
首先在广东，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严厉禁烟，需要当地社团及武术团体支持，大力发展民间团练以防英军从海路进入广东三江流域，清初禁止华人聚众集武已经松弛了。后来曾国藩更以团练制度发展湘军之汉人军队。使汉人武术得以重新发展。
陈王廷后人陈长兴(1771年-1853年)传杨露禅(1799年-1872年)(后称杨式太极拳)，杨减省一些刚烈拳势(如炮捶、红拳)，注重刚柔并济。
河北李洛能(1808-1890)从心意六合拳演生成形意拳。
1851年，太平天国正式成立，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南方大城市广州及佛山之三合会武术团体快速发展，为太平天国提供人力资源。参与之武术社团领袖，为避免身份外涉及连累父兄辈，故以匿名为号。以(南)少林作为号召。广东佛山之洪拳(所谓少林拳)得以经湖南传到南京江浙一带。
陈享于1845年，林则徐被罢免后，返回乡间，广东新会崖门镇西京梅村，开设洪胜武馆。故称洪拳。后于广东各地分设立44所分馆。所教的有花拳，平拳，五形拳及八卦拳。
黄华宝1852年后传技佛山梁赞，去除气硬功，强调技巧之柔性南少林拳、咏春拳出现。尊(南)少林五枚师太为祖师。
清王宗岳著《太极拳论》出现，(1852年由武禹襄带出)开始有太极拳名称，只有八卦五行十三势。
退休太监董海川(1797-1882)于1856年后在北京设帐传授八卦掌。
赵堡陈清萍傅武禹襄(1812-1880)，(武氏太极拳)。 太极拳之名称出现。
一些著名武术家例如鹞子高三、陈享参与秘密结社推翻清朝，促进中华武术发展。
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后
广东佛山的洪拳包括花拳及八卦拳(太平天国洪秀全拳术-(南)少林拳)传到南京、江浙一带。
广东黄麒英洪家拳传黄飞鸿(1847年─1924年)。尊(南)少林至善禅师为祖师。
张炎在1876年接掌佛山鸿胜馆，教授蔡李佛拳。尊(南)少林至善禅师为祖师。 清朝地方不靖，富贵人家及商铺多请来保镳或武师护院，并训练家仆武术。
清朝后期，政治混乱，地方人士多自设民团(自卫队)，聘任武术教练。
清中叶后，有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家之分别。亦有佛、道之分别。更有南(拳)北(腿)之分野。
山东义和拳(1899年)螳螂拳名称出现。
山东范旭东(18??-1935)(黄汉勋在《螳螂拳讲座》称范享年九十有五?);流传下《少林衣钵真传》，按升霄道人的《罗汉短打》，及自己的经验编成五卷。内容论及十八家法，螳螂拳法概论，螳螂短打要论，螳螂手法要论，螳螂手法总敌，王郎(应该是指其师王荣生)之螳螂短打总纲。(螳螂拳名称正式出现)。 《少林真传》手抄本出现了。文中称由署名“升霄道人”写于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未有佐证)。记载有罗汉短打图、罗汉兵刀、器械、罗汉行功全谱、口诀等。(部分内容;如“升霄道人”及《少林衣钵》何能为后人加上)[3]
范旭东流传下之所谓弗遑道人手抄本《少林衣钵真传》出现，书中指升宵道人初学于少林寺福居禅师，后又学于峻山某少林高僧。福居禅师流传下《短打秘钥》。自言抄写之时间为咸丰五年(1856年)(书中所言，未有佐证)，相信是范旭东或其后人所编。 查拳名称出现。 神打出现。
禁拳-与秘密宗教有关
北方，山东白莲教或其支流-七星红拳、义和拳、义合拳、八番拳。
四川-梅花拳(见川楚教乱条)
广东─佛拳及八卦拳(见陈享条及太平天国条)
清末民初
武当派之名称出现。
武当派或内家拳是指当时北京天津直隶一带之地方武术，混合了长拳，炮捶，红拳而衍生出之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
武当派 [3]之(伪)历史形成，推前其创始时期，说是由南朝刘宋张三峰所创立。
武当派之(伪)历史争论，宋张三峰或明初之张三丰。
武当派各支流门户出现。
少林派 [4]之名称出现。革命党人借镜洪门历史，于各会党及社团中传播火烧少林寺等反清情绪。
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天铎报连载有少林宗法一文。是与广东人有关，陈铁生等集体创作，其中所指之南少林承传：历史背景与所描述地方，皆不可考。所载的拳术则为广东洪拳。唐豪先生曾经考证，并著有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一书。
北少林，指来自河北沧洲之拳术。指六合、罗汉及螳螂手法。站桩时练硬气功，全身肌肉绷紧。丹田在肚脐之上两至三吋，锻链整体腹肌。
南少林，指南拳;以技击为主，坐马时全身肌肉不比《北少林》绷紧，气功转往刚柔并济，丹田在肚脐之下两至三吋，锻链下腹肌。
个别南拳拳种由全刚烈(以至善为少林始祖作为刚拳象征)加入柔顺元素(以五枚师太、方永春、严咏春等作为柔拳的概念象征)。
民国时期www.shanpow.com_中国新军改的主要内容。
民国初年，民间相对安定，经济转形。保镳，护院，团练，都转往授武，很多新的流派出现。
[编辑] 武当派主条目：武当派没有武当派武术传承纪录。
民初吴式太极传人许禹生说替袁世凯工作之宋书铭，自称藏有远祖宋远桥之太极拳谱。说张三丰传张松溪及张翠山，再傅宋远桥，名十三式。
清末直隶清军中武术，亦是后来袁世凯新军中所习的拳术，后直系军阀承继之。
南少林派
没有嵩山少林寺武术传承纪录。
民国四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尊我斋主人所撰之《少林拳术秘诀》。内容拟似武术小说，今人所说有关所谓‘少林派’之传闻，多由此而来。跟随而来的是有关少林之传奇小说。如赵石之‘南少林传奇’、‘火烧少林寺’等。
‘少林拳术秘诀’云‘少林为南派开山之祖。梁时达摩禅师居于此寺。见徒……精神萎靡……立一强身术……不过十八手而已……为入手内功。’……‘十八手：朝天踏地二手、排山运掌，猛虎推山四手、黑虎伸腰四手、雁翼舒展一手、揖肘钩胸一手、挽弓开膈一手、金豹露爪一手、腿力跌荡四手。……又名十八罗汉手。’……‘至达摩师圆寂……数百年后及有觉远上人……剃度少林……发展为七十二手法。’(参见花洪拳条)……‘白氏(白玉峰)增至百七十余手法。名日龙虎豹蛇鹤五拳(五形拳)……归少林号曰秋月。’参见洪拳条) [编辑] 北少林派主条目：少林派民国七年，大声书局出版了由陆士谔所藏有之《伏气图说》及《易筋经义》组合而成的所谓《少林拳术精义》。内容实与少林拳术无关。
嵩山少林寺于1928年，军阀内战时全部被烧毁。1926年国民党开始北伐，1927年3月6日，少林寺主持妙兴和尚因加入北洋军阀，于舞阳阵亡，年仅37岁。1928年后，有人(1932年;金恩忠)称得到少林寺妙兴和尚秘传七十二绝技。今人(2000年;吴忠贤)亦出版了少林七十二艺与武当三十六功。 [编辑] 民间武术团体成立1909年，自农葝荪与霍元甲在上海创办(当时中国第一个民间武术团体)精武体操会[5]后，佛山、汉口、广州、梧州、南宁等地的精武会相继成立，影响所及，海外分会如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华侨聚集的商埠亦纷纷建立。精武体操会之宗旨为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人。
北京体育研究社[6],1912年在北京武由许禹生、郭志云、杨季子、赵鑫州、恒寿山、纪子修、高克兴、佟瑞甫等人成立。宗旨是发展武术运动，培养人才，达到强民救国的目的。
中华武士会[7]，1911年在华北同盟会倡导下成立的大型规模的民间武术社团，由叶云表、马凤图等人发起组织。以团结武林同道，提高中华武术，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1912年秋，在天津河北公园举行盛大的武术表演。 国民政府积极支持人民习武强身。亦在各大高级院校建立武术体育课。群众体育 [编辑] 广东南拳民国初年，出现很多新的门派，都说源出至善等少林五老、少林寺、武当派及峨嵋派。这反而暴露了他们之《新》。目的只是‘源出正统’而已。实质多数都是混合几位师父所学而成。至善等少林五老出于清末慈禧太后时期留行于广东之武术小说“万年青”另名乾隆皇游江南，坊间有售。而明清地方历史都没有半点纪录。 武术小说“万年青”或名乾隆皇游江南流行于清末广东省之广州及佛山一带，当时该地之著名的拳术有咏春拳(遵五枚师太为祖师);洪拳、花洪拳(现称少林永春拳)及蔡李佛(遵至善禅师为祖师);花拳(遵苗显为祖师);东江拳(遵白眉道人为祖师)。该小说相信是根据上述数个门派之相传资料加上广州机房里旗下人欺侮汉人的情节写成。 但凡转朝换代期间，前朝很多带兵将领都会留落民间传授武艺，大都低调生活。古之学习武事，是追随师父个人之名声，不像今人追随门派。
在民国初期，倡导“强国强种”，武术得以鼓励和推行。
1927年国民政府为了进一步管理各自为政及拥有强势之武术团体，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成立了编审处，唐范生(豪)为首任处长。由于唐注重真正的武术历史，为部分有权势之人士不容，而离去。做成后来之编审处收集了很多托古(伪作)之手抄本。 中央国术馆以当时军旅中的元老主政，有李景林，张之江与杜心五等，把各家各派的武术掌门人请到国术馆任教。硬将中国武术分为少林及武当两门，下再细分。门派正式出现。 当时万籁声(自称是杜心五的徒弟)称自己为蛾眉派自然门。
从此只在武术小说上出现之八大门派，正式争相出现，各寻远祖，个个正宗。
1927年12月，将领张之江在教育家蔡元培的支持下创办了武术研究所。以“强种救国”、“御侮图强”为口号发扬中华武术，其时南京政府和地方军队也将武术列为训练军队的主要术科，于是社会上掀起武术热，各省、市县的“国术馆”，纷纷成立。
由于日本侵略之心已经出现，故爱国抗金英雄岳飞，与成功从外族取回政权之明太祖朱元璋皆被打做成少林英雄。之后，出现了很多所谓武术手抄秘本，皆称岳飞、朱元璋，戚继光及俞大酋等抵抗外敌英雄;都与少林寺发生关系。 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大声书局”以石印出版了《拳经》一书，说是由乾隆四十九年时曹焕斗作注，收集清康熙时张孔昭之拳技整理而成。
直到，1936年“蟫隐庐”又出版了较《拳经》完备之手抄本《拳经拳法备要》。经唐豪考证后，可能是明末少林武僧玄机和尚的遗法。
1929年，张之江、李景林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举办《武术运动会》。
1933年，形意拳传人薛颠，自称在五台山灵空禅师处学得《华佗五禽术》及《点穴法》。先后出版了‘形意拳术讲义’、‘象形拳法真铨’、‘灵空禅师点穴袐诀’。
1936年8月中国武术队赴柏林奥运会参加表演。
中国经历二战和国共内战，战争年代，武术停滞发展不前，产生了断层。由二战(1937年)至改革开放后(1985年);接近五十年，在中国内地，有些传承没有了，有些内容缺失了。礼失求诸野，在台，港，乃至外国，皆有传人，可以填补现时的一些遗失。
现代史(国内）
解放之初
1950年，官方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确立了武术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
共产党实施公有制度，不可私有设馆授徒。一些杀伤力强之著名拳术如咏春拳等被禁。
1953年，形意门大师薛颠(河北人，1887年出生)因为带领邪教及发表异端邪说被判枪毙。薛颠改造形意拳，称象形拳。薛自称在五台山追随虚旡上人灵空长老为师。自称“一贯道”传人，系“五教合一”(儒、释、道、耶、回)。
当时之著名拳术名师多转往中医，及骨科发展。
1956年，官方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建立了“中国武术协会”。把武术列为表演项目、成立了武术队等。“中国武术协会”管理和分配所有的武术从业者。全国只有十二武术单位。教授注重健身之套路及气功。像杨氏太极二十四式、扇舞、剑舞等、木兰拳等健身操。
1957年，“中国武术协会”在各省市组织武术协会。
1960年，各地中、小学把武术列为体育教学内容。
1966年起，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术被否定。旧拳谱书籍被销毁。有关武术工作者被清算。
1966年-1982年，16年内，武术发展在中国完全停顿了。
改革开放后，1983年-1986年间，国家体育委员会，作武术普查。从新订立武术单位的内容。
现在国内武术单位(门派)的内容，多是经国家体委所从新订立的。
1985年，在西安举行了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并成立了(半官方式)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委会。
地方武术团体成立，如少林寺、精武体育会、武当山道教武术院，中国峨眉武术研究会等。
所谓(八或十)大门派，再次出现。
1987年，在横滨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武术锦标赛。
1990年，武术首次被列入第十一届“亚运会”竞赛项目。
1999年，国际武联被吸收为国际奥委会的正式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成员，这是中国武术走向世界的标志。
今日的中国武术(大陆)
内家拳中的形意拳的收式，以及外家拳北少林的“滴水势”，均有类似图中的招式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下设有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原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及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原称中国武术研究院)。而全国性群众武术组织——中国武术协会也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领导下的单项运动协会之一。一般由它们发起组织武术体育竞技。上述组织认为，武术应该转向为强身健体和竞技体育比赛。
此外，设有国际武术联合会(英文：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缩写为IWUF)来推广武术，认为应该把武术当作竞技体育的一种，并组织国际“标准套路”比赛。因此该武术比赛被人批评为是表演“舞术”，毫无实用的技击性，只是花拳绣腿的体操而已。目前，国际武术联合会有114个会员国。因此中国官方从1980年代开始推出散打运动。但是，这却遭到了更多的批评，许多持否定态度者根本不承认它算作中国武术，批评它是泰拳的腿法，拳击的拳法，加上一些四不像的跤法(因为中国传统武术中的跤法和它完全两样)。
【四】:军改最新详细消息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都称为部队。创建部队的主要意图是维护世界和平，保卫国家。今天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军改最新相关详细消息。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2015军队改革实施方案政策最新消息：
将二军大等医科院校和大部分医院移交地方(保留各军种总医院兼军医学院)
军区360 军事新闻9月2日讯，撤销解放军外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军事经济学院和各政治学院等文科院校，合并指挥院校和工程技术院校。撤并后，军队各类学校保留三十所(不含军医学院)即可(如陆军设士官学院、军官学院、参谋和指挥学院、后勤学院、工程技术学院、军械装备学院和战略炮兵学院等七所学校)，均为师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主体，由中国陸军、中国海军、中国空军和中国国民警卫队组成，统称中国军队。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机关。在中央军委之下设总参谋部和陸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及国民警卫队总部。总参谋部是军队最高军令机关，负责组织全国武装力量建设和作战指挥;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和国民警卫队总部是各军种的最高行政机关，对所属部队行使行政管理权(人事铨叙、基本建设、条令条例的拟制、监督考核部队训练、计划安排物资装备等)。国防部半实体化(属政府序列，实行文官制，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以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兼任国防部长)，建立相对独立于军队的国防行政体系(涉及国防动员、国防科研、国防工业、国防预算和国防采办等事务)。撤销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将三部职能分别转入国防部、总参谋部和各军种总部。
撤销现有七大军区。将全国划分为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大战区。各战区设军队联合司令部(除司令部机关和直属队外，不设直属单位)，对战区所辖陸、海、空军和国民警卫队部队统—行使作战指挥权(战时视需要设战役集群司令部)。各军种部队之间平时的协同训练和联合后勤保障等事务亦由战区负主要责任。
陸、海、空三军由现役军人、文职人员和预备役人员组成，员额为一百万人，其中陸军为四十九万人、海军为二十一万人、空军为三十万人;国民警卫队员额为一百万人(亦编列少量文职人员)。军队总员额为二百万人。
设军种参谋长一职为各军种首脑;四大战区军队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分别由各军种将领出任。
坚持和完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实现军官和士官队伍的职业化。
一、关于陸军的编制
(—)、取消军级建制，以师为大单位。将现有十八个集团军缩编为十四个师、空十五军转隶陸军并缩编为—个空降师。即陸军的基本作战部队为十五个师(每个战区配置三?四个师)，另辖若干独立的防空旅、特种作战旅、战役战术导弹旅和专业"蓝军”旅(部队训练模拟假想敌，配属于陆军各战术合同训练基地)。师下辖三个作战旅和一个航空旅及防空团、侦察营、通信营、工兵营、运输营、卫生大队、装备维修大队等作战保障、技术装备保障、后勤保障部队，其编制序列为师?旅(团、大队)?营?连?排。排为战术小分队;连为基本战术分队;营为高级战术分队(配属基本后勤保障系统，亦为基本伙食单位);团为战术部队，通常辖两个营和若干作战保障、后勤保障分队;旅为基本战术部队，通常辖六个营和若干作战保障、后勤保障分队，其编制平时相对固定，作战时根据任务需要，在师的编成内作相应调整。全师员额约为—万六千人。
(二)、在军队大联勤体制下，各战区的联勤保障系统列入陸军编制。战区另组建若干列入陸军编制的预备役后勤保障旅，作为后备机动力量，战时为辖区陸、海、空军和国民警卫队部队提供战役后勤支援。
(三)、将第二炮兵并入陸军建制，作为—个相对独立的兵种，设陸军战略炮兵司令部(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掌管射程在一千公里以上的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千公里以下的中短程导弹编入陸军各独立战役战术导弹旅，由各战区指挥;反舰巡航导弹划归海军)，下辖十六个导弹发射旅(旅辖六个导弹发射营)和若干作战保障、技术装备保障、后勤保障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对敌方重要目标实施核打击(必要时亦可遂行常规火力突击任务)。取消基地建制。该兵种员额约为七万人。陆军第一副参谋长兼任该兵种司令员。
(四)、将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地市军分区和县市(区)人武部全部撤销。在省—级设国防厅、县市(区)设国防局，作为地方党委政府的军事部门和兵役机关，负责国防动员、兵员征集、民兵训练、人民防空和国防设施维护管理等工作，不列入军队编制，其干部均由部队现役军官和士官转任。地方各级国防行政部门战时受所在战区(防区)军队领率机关节制。
陸军部队军官和士官的职务与军衔的设置，陆军参谋长和第一副参谋长为上将、副参谋长为中将、总部高级参谋为少将、参谋为上校，师长为少将(国际惯例)、师参谋长为上校、师参谋为中校和少校，旅长为上校、副旅长兼旅参谋长为中校、旅参谋为少校(军队各级司令机关中的幕僚，中级以上官佐不分军事干部、政工干部、后勤干部，一律称为参谋人员，军衔在少校以上;取消“政治干事”、“后勤助理员”等称谓)，团长(大队长)为中校、副团长为少校(团长、副团长分别兼任下属两个营的营长)，营长为少校(设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官为营长助理)，师部、旅部和团部副官(军队各级领导机构中首长和参谋人员的助手)为上尉，连长为上尉(设一名士官为连长助理)，排长为中尉，副排长为少尉(排不辖建制班，作战时根据任务需要组合人员和装备形成战斗单元，设排长、副排长和一名军士长三人为排干部;担任营、连长助理职务的士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参谋军士，所对应的军衔分别为一级军士长和二级军士长，担任排军士长职务的士官军衔为三级军士长)。取消大校军衔和四级军士长军衔(士官以下的士兵军衔设置为二等四级，即兵和下士、中士、上士)。
部队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卫生队、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军医的军衔为中尉～中校(医助为少尉)，护理人员(护士和护士长)实行士官制，所对应的军衔为上士～一级军士长;上级医疗卫生单位(军种总医院、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文职，不授军衔。
二、关于海军的编制
海军设北方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三大舰队和一个陸战师(由陸军两栖作战部队转隶改编而成)。各舰队下辖舰艇支队、岸基航空兵师和舰载机飞行联队、岸炮旅、防空旅、雷达旅、电子对抗旅、陸战旅(不属于海军陸战师) 等作战部队和训练基地、后勤保障基地等战勤保障部队。撤销水警区。取消军级和副军级建制。
海军舰艇部队军官的军衔循国际惯例，航空母舰舰长为上校、驱逐舰舰长为中校、护卫舰舰长为少校，战略导弹核潜艇艇长为上校、核动力攻击潜艇艇长为中校、常规动力攻击潜艇艇长为少校;舰艇支队(或航母战斗群)为师级单位，支队长为少将。
三、关于空军的编制
(—)、空军主要由航空兵部队和航天兵部队组成。撤销军级建制，将专门担负对地攻击任务的强击机部队转隶陸军，编入各师属航空旅。其基本部队为十四个航空兵师(每个战区配置三四?个师)和若干雷达旅、地空导弹旅。航空兵师为多机种混编，下辖数个飞行联队(旅级)和飞行大队(团级)装备各类固定翼飞机约一百七十架(另拥有一定数量的无人机)。
(二)、航天兵以总装备部所属航天系统与二炮和空军相关部队合并改编而成。作为—个相对独立的兵种，设空军航天兵司令部(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主要担负军事航天和太空防御(反导弹、反卫星)任务。该兵种员额约为五万人。空军第一副参谋长兼任该兵种司令员。空军航空部队军官的军衔，师长为少将、联队长为上校、大队长为中校、中队长为少校、飞行员为中尉~上尉~少校。
四、关于国民警卫队的编制
中国国民警卫队是国家拥有的正规化现役准军事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守护边境、警卫国家重要目标和军事设施、处置突发事件、打击恐怖主义、抢险救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作为陸、海、空三军重要的辅助和后备力量，可为陆、海、空军提供各种勤务支援，战时协同陸海空军作战，亦可成建制转入陸海空军。该军种(找不到确切的定义词，姑且称之为军种)是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为基础，整合解放军相关部队改编而成。
(—)、将列入武警序列的公安边防部队(边防检查站和边防派出所除外)与解放军边海防部队(如要塞区、水警区所属部队和沿边沿海省军区所属的边海防部队)合并改编为中国国民警卫队边防部队，员额为二十一万人(另辅以相当数量的半专职化的边防民兵)，设相对独立的边防部队司令部(国民警卫队第一副参谋长兼任该部队司令员)，统—管理全国边海防事务，下辖十一个边防支队，布署在沿边沿海地区(不对应省级行政区划)。撤销内陆省份的武警公安边防总队(全国各地的武警公安边防检查站和武警公安派出所取消兵役制，改称出入境检查站和边境管理派出所，作为地方公安机关的一部分，其人员身份改为公务员编制的职业警察)。
(二)、将武警各省总队，各机动师与解放军担负独立机动作战任务(即不属于十八个集团军的合成师、旅)和大城市及重点军事目标卫戍警备任务(如北京卫戍区，上海广州等城市警备区，香港澳门驻军)的部队合并改编成国民警卫队内卫部队。其地方警备部队按省级行政区划(包括港澳地区)设支队;其机动部队按战区部署，每个战区配置一个支队。内卫部队各省级支队下辖一个航空大队(主要用于搜索救援、兵力和物资投送)、数个警备大队(各大队均为团级建制，辖数个营级中队和连级分队)和一个机动联队(旅级建制，辖若干营级中队和连级分队)，其兵力部署不对应市县行政区划，在全省范围内统—配置。机动部队各支队主要担负跨区域反恐处突任务，装备一定数量的重型武器，其实力大致相当于陆军摩托化步兵师，战时可直接投入机动作战。
(三)、将警卫中央首脑机关的任务由解放军移交给国民警卫队，解放军序列的中央警卫局(总参警卫局)及其所属部队转隶国民警卫队(列入武警序列的公安警卫部队取消兵役制，作为公安机关的一部分，其人员身份改为公务员编制的职业警察)。
(四)、将武警水电、交通部队与解放军海军、空军和二炮所属的工程建筑部队合并改编为国民警卫队工程部队，辖四个支队(原则上每个战区配置一个支队)，其主要任务是国防和军事工程建设(战备公路、桥梁，军港、机场、导弹洞库和发射阵地等)和抢险救灾(列为国家灾害应急救援专业骨干力量)，战时为陆、海、空军提供作战工程保障支援(武警黄金部队集体转业移交国土资源部;列入武警序列的公安消防部队取消兵役制，其主体灭火队伍脱离公安系统，人员身份改为事业编制的专职消防员，其防火监督执法职能移交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武警森林部队取消兵役制，并入地方消防系统)。
(五)、国民警卫队各支队均为师级建制，员额约为一万七千人。其军官和士官的职务与军衔的设置与陆军基本相同。
五、关于军队非作战体系的改革
(一)撤销军队各级专业文工团、体工队、出版社、电影制片厂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等文体机构。各军种只设一专业的军乐团(主要承担礼仪任务，实行士官制)和一个半专业化的合唱团即可，基层部队可以组织官兵业余演出队。另外，国家从政策层面上建立地方文艺团体为军队服务的机制。
(二)将干休所、疗养院全部移交地方，部队营区后勤保障实现社会化。军方可通过经济合同的方式向地方购买相关服务。
www.shanpow.com_中国新军改的主要内容。 (三)大力精简机关、学校、医院、研究所、报利杂志社等非作战机构。将后勤部门与装备部门合并，师以下单位不设机关(政治部门和后勤部门从属于司令部，亦不单独设置机关);将二军大等医科院校和大部分医院移交地方(保留各军种总医院兼军医学院)，将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总部和军兵种所属的装备研究院、工程设计院等科技和学术研究机构划归国防行政系统，全员文职化，不列入军队编制(国防大学仍然承担培训军队高级干部的任务);撤销解放军外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军事经济学院和各政治学院等文科院校，合并指挥院校和工程技术院校。撤并后，军队各类学校保留三十所(不含军医学院)即可(如陆军设士官学院、军官学院、参谋和指挥学院、后勤学院、工程技术学院、军械装备学院和战略炮兵学院等七所学校)，均为师级。
(四)、撤销军队派驻地方的各类军事代表机构(军代局、军代处、军代室、后备军官选培办等)，相关职能由国防行政部门承担。总后青藏兵站部、川藏兵站部退出军队序列，归属国防行政系统，分别改称青藏兵站管理局和川藏兵站管理局。
(五)、全面改革军事司法体制。以战区为单位，设置两级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和军事保卫机关，对辖区内发生的相关案件不分军兵种，统一行使侦查权和司法权。战区内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和军事保卫机关(军事保卫局和军事保卫分局)各设三所即可，人员均列入陆军编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分别改称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和中国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厅(人员仍为军队编制)。
(六)、军队文职人员通常配属于医院、学校、报刊社等非作战单位和部队师以上机关，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及其他辅助性工作，原则上由现役军人改任，不直接从地方招收(如特殊需要从地方直接招收，必须先到基层连队服完两年义务兵役)，其着装样式另外设计，明显区别于现役军人(外出执行任务时可着部队作训服)。
(七)、国防行政系统在地方普遍设立军事训练中心，主要用于当地民兵训练。应征入伍的新兵在补入部队之前，必须先在当地的军事训练中心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基础训练，经考核合格者方能取得军籍，正式服役。
2015军改济南军区撤销最新消息-最详细：
9月3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减员额30万。济南军区党委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坚决拥护军队裁减的重大决策，以实际行动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立起新一代革命军人好样子，不断为实现强军目标努力奋斗。
济南军区党委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是夺取完全胜利的根本保证。贯通历史，把握现实。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济南军区党委书记、政委杜恒岩，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赵宗岐表示，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没有长久的和平。这次纪念大会，在教育我们铭记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的同时，也启示我们必须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起来、落下去，全面提高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确保一声令下，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世界和平。
抗战的伟大胜利，是用人民的伟大牺牲换来的。纪念大会前，济南军区组织党委机关走进沂蒙山革命老区，参观沂蒙革命纪念馆和红嫂纪念馆，举办经典抗战歌曲演唱会，以多种形式追忆抗战历史，铭记人民群众的牺牲奉献。他们表示，人民军队要学人民、爱人民、为人民，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当人民的子弟兵，争做“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
军区党委常委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决策指示，无论裁减涉及到谁、利益影响多大，都坚决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做到绝不含糊、毫不迟疑。他们表示，作为领导干部要在改革裁减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发扬军区部队“老实、朴实、扎实”的优良传统，为建设全面过硬战略预备力量努力奋斗。
解放军本次裁军将使军队编制由苏式向美式彻底转型。陆军方面，济南军区将改编为陆军总部。18个集团军将缩减为13个，裁撤第20、27集团军军部，所辖部队基本保留。第12、26集团军改编为海军陆战队，第16集团军改编为空军空中突击部队。集团军设置为联合战役指挥机关，只设置司令部和联勤部，不再负责部队教育训练和管理，机关人员大量压缩。师旅级单位将适当扩编，使其更加合成。
北京军区方面，陆军第27集团军撤编，所辖部队80、82旅改编为预备役保障旅，235旅、装甲旅并入38集团军，188旅、防空旅、并入65集团军，裁撤炮兵旅。济南军区所辖第54集团军并入北京军区，第20集团军所辖部队第58轻机步旅、装甲13旅并入54集团军，摩步第60旅改编为武警机动作战旅，炮兵旅，高炮旅改编为预备役保障旅和防空旅。其他军区各集团军补齐特种作战旅和航空旅。各军区新组建网络和信息化作战旅。各省军区除北京卫戍区外均改编为地方建制，只保留少量现役军代表。
陆军边防部队改编为武警建制。后勤机构方面，将总政歌舞团和解放军军乐团，解放军报社编为事业单位，取消现役编制。军队医院、军队科研所等取消现役编制，其余文体机构撤编。
海军方面，扩编海军陆战队，新增太平洋舰队，东海、南海、北海舰队各扩编2个支队。海军航空兵改旅建制。
空军方面，组建空中突击部队，新组建航空航天部队。组建空军基地，取消师级编制，按照基地、旅、大队、中队编组，组建预备役空军地勤保障旅。
第二炮兵编制基本不变。
【五】:革命历史故事3个
革命历史故事 辛亥革命与“辫子”
清廷以强迫男人留辫，彰显其专制淫威;辛亥革命则反其道而用之，以“辫子”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将反清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在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中寿终正寝。辫子是清朝的象征;剪掉辫子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条辫子，注入了复杂的政治变数和特定的文化内涵，颇有考究的韵味。
剪辫与革命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作“烦恼丝”。许多报刊都以辫子为题，揭露清政府的残暴和丧失人性。邹容在《革命军》中把辫子列为反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斥责清廷强迫男人留辫子是“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将辫子纳入反清革命，辫子的去留成了是否革命的标志。激进的革命党人为表示献身革命的决心，首先剪掉辫子，同时以剪辫相号召，呼吁投入革命。
1879年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时就有不少人以辫子戏弄和欺负他，他异常苦闷和愤怒。后来有人劝他剪掉辫子，他却理智地解释道：“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以辫子相号召，鼓吹团结大多数民众奋起反清。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兴中会”已经建立，反清的大旗已高高举起，所以孙中山在11月20日由日本横滨前往檀香山时，就在华侨冯镜如的文经书院剪掉了辫子，以示决心把反清革命进行到底。
1902年，17岁的邹容从四川来到了上海，为表示反清的决心，痛快剪掉辫子，乘船赴日留学。一到日本，邹容就投入方兴未艾的革命洪流，誓与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行为不轨，发生奸情，他联合张继、王孝镇、陈独秀等人在晚上掌灯时分，闯入姚的住处，乘姚不备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其辫子。一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二则揭示剪辫的正义性，号召留学生革命反清。在邹容眼里，“区区一辫发”事小，关系“种族存亡”事大。在邹容等人的大力推进下，1903年拒俄运动的高潮中，黄兴、陈天华、蔡元培、吴玉章、张继、陈独秀、秦毓鎏、许寿裳、韩强士等人都剪掉了辫子，发誓与清朝一刀两断，革命到底。
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后，深深为邹容等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所感染，对辫子“深恶痛绝”，1903年他毅然决然剪掉了辫子。但一旦回国探亲，还得做一条假辫子蒙混过关。所以，清末做假辫子生意兴旺，颇能赚钱。鲁迅后来回忆道：“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留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作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做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留学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人知道你原来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子，也不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来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
这段回忆清晰地透露出三点信息：1.假辫生意兴隆，反证了剪辫的人很多;2.在人们心目当中，留学生几乎都剪了辫子;3.鲁迅戴了一个月的假辫居然敢于去掉，说明基层社会对剪辫的控制很弱，剪辫有成风之可能。
新军与新式学堂中的剪辫风
新军虽然是清政府控制最严的部分，但由于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10年前后，也时有剪辫事件发生，尤其在新式军事学堂，屡见不鲜。
1910年，山西陆军学堂的学生集体剪辫，颇具气势。刘精三记云：“九月间，我们联系进步同学24人剪了辫子，一时风起云涌，剪辫运动形成高潮。到了冬季，200名同学，除少数旗人外，剪辫子的达到170余人之多。省城大专学生说：”陆军学堂变成了寺院，学生当了和尚，但也有带发修行的‘。“
1911年春天，武昌军事学堂新军学生也纷纷剪辫。陆军第三中学开始有200多人集体剪掉了辫子，遭到校方严厉斥责。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几天，又有200多人剪辫。总共500多人的学校，400多人剪掉了辫子，校方长官也奈何不得，因为法不责众。在新军学生剪辫风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新军军官也开始支持。“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日前毅然剪辫。”黎元洪知道后，不但不予指责，反而赞扬李佐清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雉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和新军军事学堂相比，地方新式学堂的剪辫风则更强劲。1905年，为了抗议日本歧视中国人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许多留日生愤而归国。从培养新型人才的愿望出发，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公学。蔡元培西装革履，不留辫子，学生也大都剪辫，俨然一个没有发辫的“独立王国”。很多人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官吏和警察怒目而视，也毫无办法。
1910年，浙江的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的学生突然都将辫子剪了。当道下令“蓄发”，但无人理睬，为息事宁人，只好不了了之。1911年暑假，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又出现了一场剪辫风波。马叙伦回忆说：“那时求是书院有一位教员叫孙江东，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教学生做。学生里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发议论，斥责清朝。孙江东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他们改成‘贼清’。”由此可见，辫子和反清紧密相联。总之，由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剪辫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革命历史故事 亲吻镣铐的伟大妻子们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罗斯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事件。但是，在这个事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直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流传，这段历史的主角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她们用自己文弱的身躯，为自己的丈夫，为十二月党人起义，也为俄罗斯的女人们，谱写了一段美丽的传奇。
1 825年12月，俄国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_批青年贵族军官，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也深受国内进步思想家的熏陶，逐渐形成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他们为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度，揭竿而起。因起义发生在12月，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但是，起义因准备仓促，指挥不力，且沙皇军队4倍于起义军，起义遭血腥镇压。起义失败后，大批十二月党人被逮捕，5位领导人被处绞刑，31人判徒刑，120多位十二月党人戴着沉重的镣铐，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是一片野兽出没、人迹罕至、荆棘遍野的蛮荒之地。在漫长的30年间，不断有人因劳累疾病而死，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中无人会往后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因何而来，更明白自己为何而活着!在困厄潦倒的处境中，他们一刻也不曾放弃斗争。他们给家里人写信诅咒黑暗的专制制度，揭露政府惨无人道的罪行。一时间，十二月党人的书信在俄国各地被人们争相传抄，就像不灭的火炬，鼓舞着生活在黑暗和暴戾中的劳苦大众奋起反抗。
这些信件，最直接地冲击着他们的妻子们。身在莫斯科等城市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勇敢的决定，她们要不远万里去西伯利亚，到丈夫的身边去，为丈夫送去温暖与体贴，送去精神的支柱!这些妻子大都是出生高贵的贵族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命令他们的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他还专门修改了沙皇法律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贵妇提出离婚，法院立即给予批准。
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迫于情势，沙皇不得不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但政府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对她们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城市，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这一法令的颁行，意味着这些端庄、雍容、高贵的女性将永远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告别昔日的贵族生活!
但是，她们没有听从沙皇的命令，也没有被种种威吓所吓到，她们宁愿放弃都市中优裕的贵族生活，宁愿戴着脚镣手铐被拿枪的卫兵押送着远行。
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在漫长的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路程上，近百位俄罗斯贵族女性，演绎了一场最悲壮的颂歌。她们相信自己的丈夫是正义的，她们坚信自己的丈夫是勇敢的化身，她们为自己是他们的女人而骄傲，她们要像自己的丈夫那样献身正义的事业!
特鲁别茨卡娅是她们中第一个到达西伯利亚监狱见到丈夫的女性。她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和丈夫相1会的情景： “谢尔盖向我扑来，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阵脚镣的叮当声使我惊呆了!他那高贵的双脚竟然上了镣铐!这种严酷的监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痛苦、屈辱的程度。当时，他的镣铐如此激动了我，以致我先跪下来吻他的镣铐，而后才吻他的身体。”
在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后的两年时间内，他们的妻子也先后到达了那里，她们像自己的丈夫一样坚韧不屈。
这段历史远去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也远去了，但是，她们不屈不挠的身影，却依然在历史的时空中闪烁。
革命历史故事 王莽的精神文明建设
公元前7年，汉成帝暴病而死，没有留下子嗣。不久，他18岁的侄子刘欣被拥上帝位，后世称之为汉哀帝。公元前8年，久病中的成帝曾有过一次大手笔的革新——对宰相制度做了重大调整，史称“绥和改制”。
此次革新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外朝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这“三公”的权位排序。按照西汉旧制，“三公”以丞相为首，御史大夫、太尉辅之。“绥和改制”之后，三公地位与权力彼此对等，遂成鼎立之势。
但成帝在次年的突然去世，使得刚刚起步的“绥和改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用——改变元帝以来君权旁落，尤其是外戚横跨内廷与外朝的畸形政治格局。哀帝刘欣虽然能够洞察成帝的良苦用心，但奈何自己初承帝位，又是由藩国入继大统，急需获得长安实力派政治势力的认可与支持，“绥和改制”自然也就只得不了了之。
哀帝在后世博得不小的名声，大半源自他和同性密友董贤之间关于“断袖”的那段风流公案。为后世所忽略的，则是哀帝实有重建武帝与宣帝时代君权至尊无上的“政治辉煌”的雄心，为此，哀帝与彼时当权的王氏外戚缠斗不休，并一度将王氏外戚在朝中的领军人物罢职，甚至逐出京城。
但哀帝在公元前1年的早卒，令这一切如成帝的“绥和改制”一般都失去了意义。
日食让王莽重返政治舞台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王氏外戚在朝廷的最高代表、大司马王莽被罢免，两年后，又被逐离出了京师，一辆破陋的马车把他载回了封地南阳新都。在那里，他将度过三年孤寂的时光，同时也将利用这段难得的时光以局外人的视角来审查汉帝国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
公元前10年的岷山坍塌事故，一直在王莽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尤其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权威人物刘向当时给出的解释。刘向说：“周朝那会儿，岐山坍塌、三川枯竭，结果周幽王死于非命。岐山正是周朝的发祥地，汉帝国兴起于蜀郡、汉中，如今龙兴之地山崩川竭，天象的显示也与此吻合，看来亡国之日不远矣!”
帝国将亡。不单单是出身皇族的刘向和出身外戚的王莽如此认为，年轻的汉哀帝同样也感触极深。也正因为如此，王莽才会被年轻的新皇帝决绝地逐出了京城。新皇帝坚信：正是王氏外戚长期把持着帝国的朝政大权，蝇营狗苟，才使得帝国的形势江河日下。
年轻必然气盛。哀帝有大干一番的雄心。
年近四十的王莽在南阳湿热的宅院里不断听到来自北方长安的消息——哀帝如何提拔丁家外戚，又如何打压冒得太快的傅家外戚，再又如何扶植早已没落的赵飞燕一系的外戚。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消息总会让王莽忍不住摇头叹息——哀帝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好青年，但却找错了方向。
帝国的病根不在外戚身上。帝国有病，外戚只是病症，而不是病源。
一想起哀帝在即位之初问自己的那个问题，王莽就忍不住感叹：年轻人总是容易将问题简单化，然后迅速做出粗暴的处理。那是登基大典过后没几天，哀帝突然在朝堂上公开问道：“我的祖母定陶恭王太后该住在哪里呢?”
王莽很清楚这个问题是直接针对自己的。“为人后者为人子”，是朝廷当年选择刘欣为太子时，所定下来的硬性条款。作为继承汉成帝皇位的前提条件，刘欣必须抛弃定陶国的宗法谱系，与自己的生父切断宗法上的父子关系，而以汉成帝为父亲。而以汉成帝为父亲的后果，则是必须认同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为亲祖母;认可王政君为亲祖母的后果，则等于认可了老王家为自己的直系外戚，这其中，就包括认可王莽是自己的亲舅舅。
哀帝抛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更改自己帝位的正统性和宗法来源，来否定掉王氏外戚所垄断的朝政大权。
新皇帝不认可王氏是自己的嫡系外戚，也不认可王莽是自己宗法上的亲舅舅。王莽有些哑然失笑的感觉。新皇帝在操纵宗法正统，以图打击自己和背后的王氏外戚。殊不知，帝国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危机，恰恰莫过于正统性危机。自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以来，帝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汉帝国的正统性存在问题，需要一场完美的“禅让”，至宣帝、元帝两朝，儒家知识分子上升成为帝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这种对刘氏皇位正统性的质疑越发变得赤裸裸了。要求昭帝顺应天命退位的睦弘、高倡“帝位循环论”而自杀成仁的盖宽饶，都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的楷模。
自然法则下的帝国合法性岌岌可危，哀帝却还纠结于血缘法则下的皇位合法性。
长安城的好消息，在一次日食之后终于传递到了南阳的新都。刮风下雨、日升日落早已成为汉帝国政治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日食则更是令所有长安高层人物时刻胆战心惊的事情。公元前2年正月出现的这次日食，就彻底改变了汉帝国此后的命运。
日食出现之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为王莽鸣冤的运动，他们一致认为，此次日食由衷帝放逐了王莽这样的“贤人”所致。
哀帝不得不接受这种在当时被普遍认可的政治游戏规则。根据规则，他召回了王莽，理由很冠冕堂皇：让他回来照顾他的姑姑——年迈的太皇太后王政君。
王莽能够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认可，源自他个人的彻底儒家化。多年来，王莽一直遵从儒家经典的教导处世做人，甚至带有强烈的左倾和教条主义之嫌——他逼迫自己的儿子自杀，因为儿子杀死了一名家奴。理由是：孔夫子说“仁者爱人”，孟夫子说“人人素其亲，长其长而下平”。按照夫子们的教导，家奴也是人，也是必须同等以“仁”相“爱”的。在某种程度上，学习《礼经》出身的儒家门徒王莽，患有强烈的精神洁癖或者说是道德洁癖。
这样一个曾经处在大司马那样显眼位置上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帝国儒家知识分子们注视的焦点。
而当哀帝驱逐王氏外戚势力，提拔丁氏、傅氏外戚来抗衡王氏之后，丁、傅两家的不学无术和贪得无厌，让儒家知识分子们更加思念被流放在南阳的王莽——日食，正好给了他们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的机会。
哀帝在王莽回京后的第二年突然去世，他的早天迅速改变了汉帝国的历史走向。饱受压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在哀帝去世后第一时间移驾未央宫，部署王氏子弟控制了朝廷中枢，并急派使者把王彝召入了未央官，执掌兵权。
属于王莽的时代来临了。
八年之后，在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片赞颂声中，王莽在肃穆的和平“禅让”仪式下，取代汉室，登上帝位，建立了新莽王朝。
自尧、舜、禹三代以来，“禅让”一直都只是个美丽的政治传说，从未有人将其完整地付诸实施过——王莽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此后，中国历史上诸多的“禅让”游戏，无一不是在重兵环绕、刀枪加颈的前提下完成，唯有王莽，是在获得了帝国绝大多数的舆论支持之后，顺应“民意”和平接受禅让登上帝位的。
这一结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其发生质变的关键点，则毫无疑问是在公元前5年的那个六月。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哀帝生母丁太后去世。哀痛之余，年轻的皇帝也在苦苦思索帝国的前途何在，遍地都是造反的民众，朝廷内外权斗此起彼伏，帝国一派末路景象。也许是过度的悲伤损伤了哀帝的判断力，也许是数年来的努力每每付诸东流让哀帝丧失了信心，也许是沉重的疾病侵蚀了哀帝最初的雄心——总之，当神棍夏贺良冒出来说他能够挽救汉帝国的命运时，哀帝鬼使神差地相信了。
夏贺良告诉哀帝：“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已经在所难免。老刘家要想继续做皇帝，就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
很快，帝国的百姓们就都接到了哀帝下发的紧急诏书：“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但皇天庇佑，又给了我们刘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以后不再是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哀帝纪》)
年轻的新皇帝显然对这份诏书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事后回顾，这份诏书的影响之恶劣，简直难以想象——这是汉帝国最高首脑首次主动承认自己气数已尽。至于那个什么“陈圣刘太平”，如果完全不知所云倒也罢了，偏偏又引发了这样的流言：“陈国人是舜帝的后代，老王家则是陈国人的后裔。汉朝刘氏是尧帝的后裔，尧传位给舜。这个国号意味着老王家将要取代老刘家，王莽将要代天行道啦!”
到了这年八月，对于汉帝国的未来，民间已经是议论纷纷。夏神棍信誓旦旦的“嘉应”却始终没有出现。自然灾害仍然此起彼伏，哀帝的疾病也不见好转，反而日渐沉重。夏神棍为了推卸责任，又说问题出在朝廷没有更换新的大臣，还向哀帝推荐了几个心腹，建议由他们接任丞相和御史大夫。
哀帝并不是白痴，夏神棍被处决了，大汉朝又回来了。也许，哀帝认为自己病情的加重和篡改社稷这一“不忠不孝”之举有关，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把全国各地被废弃掉的七百多座刘氏神祠又都重建了起来。在这短短的一年里，他对着上苍和这些神祠，祷告了三万七千多次。
往生的祖宗可以祷告祈求原谅，然而民众的禁忌之口一旦打开，却再也难以封闭。正是从夏贺良事件开始，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讨论“汉家天下气数已尽”。换言之，正是哀帝自己，为日后王莽的和平受禅，打开了最关键的那扇禁忌之门。
多少年以来，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直都在追求一个完美的至治社会——“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君主应该选贤任能，播扬仁义，泽被万民……简而言之，汉儒们的政治理想，可以用“奉天法古”四字来总结。所谓“奉天”，即董仲舒所倡导的天人感应，皇权受命于天，一旦无道，则上天必会降下灾异以示警告，若顽冥不改，则必遭上天抛弃，所谓“法古”，则是回归上古三代的“礼治”，换言之，回归周公时代。
他们所选择的王莽，恰恰是周公的虔诚信徒。
儒家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这一次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王莽，这位原教旨的儒家信徒，是如此地接近“周公”。
姑且回顾一下王莽的登基之路——
元始四年(公元4年)八月，王莽修筑了明堂、辟雍和灵台。据说，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所在;辟雍则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师的最高学府;而灵台则是天子直接与天意交流的地方。这些飘渺的建筑，一直以来仅存在于儒家经典着作中，只能作为上古圣哲时代的标志，存在于帝国知识分子们的想象之中。而如今，这些传说中的建筑，都在王莽的手上变成了实物。
王莽随即又为长安城的儒家学者们修筑了舒适的高级公寓，还提供给他们一个大大的用来发表演讲和聚会的大广场;他还在太学里恢复了《乐经》;增加了博士的名额;大搞扩招;广征天下学者前往长安参与礼乐的重新制订……
接下来是“四夷宾服”的祥瑞接踵而至。在王莽代替汉平帝执政期间，南方的越裳氏献来了白雉，东方的黄支则上贡了犀牛，北方的匈奴也变更了首脑的称呼以示归顺。
对于未见动静的西方，王莽自己动手弥补了这个遗憾。他派人带着黄金，前往西方，将一个羌族的酋长贿赂到了长安。这位拿人手软的酋长告诉汉帝国的百姓们，他们感激于安汉公的英明神武，甘愿献出现在所居住的肥沃的土地。
“四夷宾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设立新郡，然后按照《周礼》中的记载，将汉帝国重新划分为十二州，以此来显示西周大一统时代的盛世格局。
与此同时，儒家知识分子们日趋一日越来越强烈地拥戴王莽称帝，他们开始批评朝廷迟迟不赏赐王莽，批评朝廷的赏赐太微薄，甚至批评王莽太过谦让。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未央宫里一度堆满了群众的抗议信，史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缘由是王莽推辞掉了朝廷奖赏给自己的田地，引发了群众的极度不满，人们纷纷抗议，要求王莽接受这个封赏。堆积如山的抗议信，将年幼的汉平帝吓坏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48万余人里面，不光有支持王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还包括了一大批的诸侯、王公、列侯和刘氏宗室。
当王莽再度拒绝接受封赏之后，民众的情绪高涨到了巅峰。这一次，他们要求朝廷直接将王莽推上“当代周公”的宝座——以富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902人，浩浩荡荡前往皇宫请愿，要求对“功过伊、周”的王莽速速执行“九锡之赏”(缘自周公时代的传说)，也就是赐予王莽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
王莽此时已经是安汉公，是“宰衡”，从权力的角度上来说，已不必再给自己添加任何光环。但王莽没有拒绝“九锡之赏”，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它。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周礼》其实是一部周公当年打造出西周盛世之后，所撰写的经典指导教材。接受《周礼》中的终极荣誉“九锡之赏”，对确立王莽的“当代周公”地位来说，意义非凡。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在一场盛大绚烂的仪式中，庄重地接受了传说中的“九锡之赏”。没有人知道这场礼仪是不是合乎规矩，因为600年前的规矩早已失传;也没有任何人去质疑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王莽是实至名归。
到了这一年秋天，王莽之前派出去巡视天下风俗的八方使者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京城。他们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言天下风俗齐同”，百姓们在王莽的英明领导下，风俗回归淳朴，生活美满幸福，“当代周公”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他们还记录下了全国百姓们称颂王莽功德的许多歌谣，总计达三万余字。
雄心勃勃的王莽，终于在这一年明确提出了他政治理想的终级目的：“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汉书·王莽传》)对阻碍自己达成这一理想的人，王莽说，要让他们尝尝“象刑”(非肉刑的象征性刑法，如在犯人衣服上画上乌龟，或在帽子上写上“淫贼”两个字)的味道。
回归三代之治
知识分子们对王莽“重制礼乐”这一浩大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忱和拥护，着名学者扬雄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患有严重口吃的扬雄，40岁那年离蜀入京，因为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历经三代皇帝仍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黄门郎，多年来一直清心寡欲，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元始四年，扬雄已近六十岁。蜀中的一位大富豪听说他正在撰写新着《法言》，怀钱十万来到长安，希望他能够在书里拨几个字给自己，以便流芳百世。结果却遭到了拒绝：“商贾们没有仁义的行为，就如同圈里的猪羊，怎可随便载入书中!”
吝啬的扬雄，却罕见地在《法言》里为王莽留下了一大段文字：“周公以来，未有(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法言·孝至卷》)
扬雄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他眼里，王莽勤于王事，建辟雍、立学校、制礼乐、定舆服，恢复井田和象刑，引导汉帝国走向中兴，实在是堪比尧、舜一样的伟大人物，是周公之后当之无愧的“圣人”。
这番话确实是扬雄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下面这些人的肺腑之言：《春秋》权威左咸、《诗》权威满昌、《易》权威国由、《书》权威唐昌、《礼》权威陈咸、《乐》权威崔发……
所以，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当汉平帝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岁末神秘病倒;当王莽效仿周公当年愿意代周成王去死的祈祷方式，表示愿意代平帝去死;当平帝最终神秘去世，当王莽严格按照周公时代的古礼为平帝操办了丧葬仪式之后——王莽的政治生涯的巅峰，和整个汉帝国儒家知分子们的政治理想国的巅峰，同时来临了。
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上帝位。
整个长安城都笼罩在欢乐的海洋里，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击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胸口，“禅让”终于在当代重现，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已然诞生，一个崭新的周公时代来临了!
一支由“五威将”领导的宣传队伍被迅速组织了起来，被派往帝国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任务是宣传王莽已经做了皇帝，以及他是如何地天命所归，无可推辞。
一场规模庞大的社会改造运动，也迅速拉开了序幕。
最先提上日程的，是儒家知识分子张邯和孙阳呈上来的一份提案。他们建议恢复上古时代的“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
《周礼》中关于井田制的基本描述是：国家所有的土地都要平均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拥有这些土地的使用权，但却没有占有权，国家则向农民征收租税和摊派徭役。秦汉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一直都在竭力呼吁恢复井田制，因为土地私有制是导致兼并的万恶之源。董仲舒、孔光、何武、夏侯信、鲍宣这些名噪一时的大儒们，都是井田制的忠实拥趸。可惜武帝也好，宣帝也罢，都丝毫没有复古的意愿。
王莽刚刚做了皇帝，儒家知识分子们又马上抛出了井田制的提案，其心情之迫切可以想象。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代言人，王莽没有理由不批准这份提案，这其实也是他“盛世梦”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份石破天惊的诏书很快出炉了：“天下的田地全部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家中男丁不足八人而田地超过一‘井’者，多余的田地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以前没有田地的，则按制度去领取田地。有敢于非议井田圣制、惑乱群众者，参照舜帝当年的成例，抓起来流放四夷。”
在再现三代盛世的光辉这个伟大理想上面，王莽的态度是相当真诚的，所以他坚信《周礼》的真理性。但对《周礼》的极端崇拜，也自然而然意味着，他主导的这场社会改造运动，是完全没有任何创造力的。
出炉的第二条新政，是关于解放奴婢的。
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奴婢的数量在汉末已高达380多万，占全部人口的15%。不过对王莽而言，奴婢数量对国家经济，尤其是对税收所产生的冲击并不是他解放奴婢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动力，其实源于儒家意识形态当中的人本思想。王莽早年曾逼着杀死家奴的儿子自杀，如今又极力推行奴婢解放，禁止买卖奴婢，可见他那些愤慨的指责——“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显然是发自肺腑的。
第三条新政，是关于币制改革的。这次币制改革的另一笔政治账，同样来自西周盛世的成功经验。同时代的名儒师丹曾经说过：“古者以龟贝为贵，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师丹的这番高论确实无可理喻，但对王莽而言，却显然属于真理，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不就是龟、贝吗?所以，在退出货币体系数百年之后，龟、贝再次在新莽时代死灰复燃。
第四条新政，是关于行政改革的。
汉代的行政体系继承自秦代，而秦代政治早已被儒家知识分子们“论证”为亘古未有的暴政。所以，许多个万籁无声的夜晚，王莽在空寂的皇城里燃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独自虔诚地翻阅着上古时代的那些儒家经典着作，寻找着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官职和地理名称。在他看来，一个伟大的盛世，必须要配以许多伟大的名称才能名副其实。王莽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一一从《周礼》、《王制》这些古圣贤的名着里刨出来。
第五条新政，是盐、铁、布帛等主要工商业的国有化。理论依据仍然是儒家经典着作。如名儒鲁匡提议酿酒业国家控制的理由就是：“根据《诗经》的记载，太平年代，酿酒业控制在政府手里;孔子也说过，衰乱之世，酿酒业才操纵在百姓手里。”
王莽虔诚地按照《周礼》的指导思想去治理这个混乱的国家，但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盛世没有来，乱世却更乱了。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破产，那些支持王莽登基的人群开始慢慢发生分化。儒家知识分子仍然鼎力站在王莽背后，但豪族们却悄悄退出了——王莽迫切地希望能够解决汉帝国积弊了近百年的流民问题，寄厚望于土地改革，但结果却是恶劣的，流民们仍然是流民，握有大量土地的豪族们却为了利益走到了王莽的对立面。
地皇四年的秋天，叛军逼近洛阳。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来到南郊，集体向天地哭诉。这个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地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地回忆、诉说着自己获得帝位的前后本末。最后悲愤地仰天质问：“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问毕，他捶胸大哭，几乎昏厥。
这年十月，王莽在洛阳被乱兵剁成了肉酱，他留在史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被送到宛城，供当地百姓练习脚法，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
推翻新莽政权、剁碎王莽的乱兵，其一是无地的流民，其二则是以南阳刘秀为首的豪族。而儒家知识分子们与王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王莽的失败，后世多归结为其新政不合时宜，这种评价是极不公正的，因为王莽所面临的难题，在当时几乎无人可以和平解决——在西汉末年漫长的蝗灾与饥荒的背后，是人口生殖力与土地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紧张。在土地面积和单位产量没有明显提升的条件下，汉帝国的人口却较之文景之治时代增加了六倍。生产力无力负担生殖力的后果，是大面积垦荒潮的出现，无节制垦荒的后果，则是环境的大破坏;环境的大破坏随之引发大规模的蝗灾;大规模的蝗灾随之再度削弱生产力……整个汉末的农业生产生态，一直处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不是王莽和他的“井田制”可以解决的问题，更不是他的“精神文明建设”所能解决的问题，精神文明填不饱民众的肚皮。
王莽和他的新莽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新莽政权诞生的背后，承载着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这一政治理想，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帝制时代，最开明、最民本的政治理想，或者说是最有道统担当感的政治理想——当然，后人不免指责其政治理想依附于“天人感应”怪力乱神，这种指责貌似有道理，但当代西方之主流政治理念，又何尝不依于“耶教”精神，何尝不同属“怪力乱神”?
新莽王朝的溃败，是儒家政治理想从此走向犬儒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此有着深度的认识：“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王莽“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王莽改革的失败，遂使得后来的政治家们“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自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而真正将“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导入歧途的，则是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
自王莽新政之后，儒家专注改良，不再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