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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语言认知:论语言在认知中的作用
论语言在认知中的作用
叶峰 2016.12.24.
作者简介：叶峰，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16 年 11 期
原发期刊：《世界哲学》2016 年第 20165 期 第 72-82 页
关键词：语言转向/ 分析哲学/ 人工智能/
摘要：在人工智能研究中，人工神经元网络进路之成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语言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作用。人类语言是一维符号系统，但世界是四维的，因此语言难以有效地记录事物的时空结构信息。人类大脑中的表征系统很可能是多维而非一维的。人类语言的主要功能是在大脑间传递对世界的多维表征而不是用一维符号序列去表征世界。分析哲学中的所谓语言转向夸大了语言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作用，提供了一幅关于人类认知活动的不真实的图画。
一、引言
2016年3月，谷歌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围棋(AlphaGo)以四比一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九段，这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更是人工智能研究中人工神经元网络进路之成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符号计算与人工神经元网络是人工智能研究中模拟人类智能的两个进路。自上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产生以来一直存在两个进路之间的竞争，但符号计算进路一直在几乎所有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主流人工智能研究者不认为人工神经元网络算法能够实现通用智能，而是仅仅将其视为几种实现机器学习的方法之一，而机器学习只是众多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的一个①。直到2006年左右，深度人工神经元网络的学习算法获得突破，使得深度人工神经元网络在解决一些应用问题上超越了传统的符号计算方法，特别是解决了一些传统符号计算进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近十年来人工神经元网络进路越来越受到主流人工智能研究者以及工业界的关注。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在许多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领域中，人工神经元网络进路都有取代符号计算进路的趋势②。
人工智能的符号计算进路用符号语言表达关于世界的知识，例如，用谓词逻辑的原子语句表达关于简单事实的知识，用条件句表达关于一般规律的知识。它假定，拥有知识就在于拥有描述世界的真语句，具有智能则在于能够对语言中的词项、语句等作恰当的变换处理，包括作演绎推理以及不确定性推理(如贝叶斯推理)等等。它认为，能够通过图灵测试是具有智能的主要标志。所谓图灵测试指的是，让一个人工智能系统与你对话，使得你无法分辨它是一个真人还是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将图灵测试作为检验智能的标志，也就是认为具有智能主要在于能够恰当地使用语言。
与此相对，人工神经元网络进路是通过学习来调整一个人工神经元网络中神经元结点上的权重分布，学习的结果是一个具有恰当的权重分布因而能够完成某种任务的人工神经元网络。这样一个人工神经元网络应当也记录了关于世界的一些知识，但它不是将知识记录成符号语言中的一系列语句，也不能简单地转换为这样的一系列语句。事实上，人工神经元网络进路在模拟智能时不需要使用符号语言，既不用语言中的语句来描述简单事实及一般规律，也不对语言中的语句作逻辑或统计推理。例如，一个人工神经元网络经过学习后能够识别猫、狗、人、汽车等几类图像，但学习过程中不涉及任何描述猫、狗等的外表特征的语句，学习的结果中也不包含这样的语言描述。同样，阿尔法围棋系统中也没有用语言表达的棋理规则，比如关于什么情况下应该打入、什么情况下不应该的规则。人工神经元网络进路的成功似乎说明，语言对于认识世界、记录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进行像下围棋那样的高级智能活动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拥有知识不必在于拥有真语句，运用智能不必在于对语句进行正确且高效率的推理。
这促使我们哲学研究者重新思考语言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作用，因为，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所谓语言转向正是将语言的使用视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活动的核心。一些20世纪分析哲学家假设了这样一幅关于语言的图景：语言是人类心灵通达世界的通道和媒介，所有认知活动都不得不通过语言，最终都是使用语言的活动，因此分析语言，特别是分析语言如何具有意义，成了探索世界、回答关于世界的认识论与本体论问题的关键。其中一些哲学家如早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奎因、戴维森等接受真值条件语义学或冗余论语义学，认为语言是像图画一样描绘世界。但因为我们不得不在语言背后透过语言这层幕布或有色眼镜看世界，而语言可以有多种而且蕴含一些不确定性(即有多种语言框架的选择，有指称及翻译的不确定性等)，因此这些哲学家又认为，我们不能看到完全真实、完全客观的世界。另一些哲学家如后期维特根斯坦、达米特等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其使用而不是描绘世界。这样，意义本身不是完全客观的东西，因而世界也不是我们初看起来那样的实在。特别是达米特，由分析语言的使用如何确定语言的意义得出了一些关于世界的反实在论的结论。这是一个“主体—语言—世界”三分的图景，其中语言将主体与世界隔离开，同时又是主体认识世界的媒介，因此语言在这个关于主体与世界的关系的图景中处于中心地位，研究人类认识世界的活动也因此主要在于研究语言。“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是这个图景的一种概括。如果我被我的语言包裹着，与世界隔离开，而且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能见到的世界的界限，那么我将不得不依靠使用语言来探索世界，同时依靠分析语言来探求世界的界限，探求世界上可能有怎样的存在物。
分析哲学界的学者们迄今为止已提出了许多与语言在人类认知及智能活动中的地位相关的观点。事实上，各种观点的组合都有人尝试提出并为之辩护(参见博登，2001；Carter，2007；Fantl，2012)。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的关于“如何做”的知识(know-how)不是用语言表达的命题性知识，也不能转换为命题性知识。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这种知识是非表征性的，既没有使用语言来表征事物，也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表征，即他们认为大脑不是通过构造对世界的某种表征模型来记录这些关于“如何做”的知识并控制行动。有的学者甚至进一步认为，直观上明显属于命题性知识的那些知识其实在大脑中也不是被记录为类似于语句的信念，他们完全否认大脑中存在类似于语言中的词项、语句等等的概念和信念。这些是所谓取消主义者，他们否认语言在认知活动中具有中心地位。也有学者否认大脑中存在任何形式的表征，不论是语言表征还是其他非语言的表征。这些是彻底的非表征主义者。还有的学者不否认语言在智能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但强调我们对于日常语言的使用活动不能理论化，不能用一些语言规则来概括，同时他们也否认语言的意义在于表征事物。这包括德雷福斯(Dreyfus)那样推崇海德格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及常识的思考的学者。还有一些学者如塞尔(Searle)没有否认拥有知识在于拥有真语句以及具有智能在于能够理解及恰当处理语言，也没有否认语言的意义在于表征事物，但他们强调，语言的意义不能完全归结为对语言符号的纯形式上的操作变换。以上所列举的是哲学家们已经提出的、对语言在认知及行使智能中的作用的种种哲学观点。当然还有认知科学家及人工智能专家们提出的涉及技术性方面的许多观点和理论。
本文的反思主要是哲学上的反思，但本文将采取一个新的、涉及一些技术问题的出发点，它是受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人工神经元网络进路的启发而注意到的三个事实：(1)人类语言是一维符号系统，而世界及其中的事物是四维的，这使得人类语言不能有效地记录世界中的事物的时空结构信息；(2)大脑神经元网络可以实现一个多维而非一维的表征系统；(3)语言的真正功能是在大脑间传递多维表征，而不是用一维符号序列去表征世界。笔者认为，注意到这些事实是澄清许多相关的哲学问题的关键。一方面，这些事实能够说明分析哲学中的“主体—语言—世界”这种三分图景的错误何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意味着，否定语言在认知中的中心地位不等于放弃表征主义，大脑中还是可以有对世界的表征模型，但它们可以是多维的、以神经元网络为基础的表征模型，而不是一维的语言表征。大脑中存在对世界的表征这一点，既符合常识中的直观，使得我们可以理解、想象大脑如何运作，也有科学证据的支持，因此保留它应该是一个优点。从这些事实出发也可以说明，我们的常识包括日常语言的使用并非原则上不能理论化，只不过是不能用一维的语言有效地理论化。换言之，理论化，或运用理性智能来概括知识，不必是用一维语言陈述一些规则来作概括，然后进行一维语言中的推理，它还可以是恰当地构造抽象的、具有概括性的多维表征，以及对多维表征进行有规则的处理变换。同时，这些事实也告诉我们，语言的意义不能完全归结为对语言符号的纯形式的操作变换，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为语言的意义究竟何在提出一个解说，即语言的意义在于与语言符号相关联的大脑中的多维表征。因此，从这三个事实出发，我们可以澄清、甄别上面所提到的种种有关语言在认知及行使智能中的作用的哲学观点的正误，可以对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提出自己的回答。
但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详细阐述作为这个出发点的三个事实，以及它们对分析哲学中的“主体—语言—世界”图景的解构。对于其他问题的详细论述要留待以后的研究。
二、一维语言与四维世界
不论是自然语言还是现代逻辑中的形式语言都是一维符号系统。语言的最基本的成分是互有差异但没有内在结构的一些符号，语言的表征单元即词组和语句则是由符号组成的一维线性序列，即符号串，它们只能通过各种符号在一个一维的符号串中的相对位置来记录世界的信息。对语言表征的操作变换只是对一维的符号串进行匹配、切割、连接、替换等等。逻辑推理就是对一维的符号串的这种匹配、切割、连接及替换。例如，假言三段论就是匹配和切割，代入规则是替换。假如世界也是一维的，世界中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维线性序列上的相对位置关系，那么语言可以很直接地、很完整地模拟世界。但世界是四维的。每个物体本身占据三维空间的一个部分，而且在时间维度上会发生变化，所以一个物体是四维时空中的一个部分。物体之间也是在四维时空中有相对位置关系，包括(可能是动态的)包围、嵌入、缠绕等等复杂的相对位置关系。
用一维的语言难以记录四维事物的时空结构信息。比如，考虑如何用语言记录这个房间内的物体及其部分的相对时空位置(包括它们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相应于公理化几何与坐标几何，也有两种用语言来记录的方式。一种是直接用谓词逻辑语言中的语句描述物体及其部分的相对时空位置关系。这需要赋予每个物体及其每个部分一个名字，然后用表达相对位置的谓词加一系列名字为主目，构成原子命题，来表达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例如，
a：瓶子，b：瓶盖，c：瓶中的水，d：桌面；
同时还需要全称语句来帮助确定这些谓词的意义，例如，
但很显然，以这样的方式很难记录所有四维的结构信息。这种直接使用谓词逻辑语言来表征世界的方式，是先把四维世界的结构信息碎片化，用一个原子命题那样的一维符号串来记录四维世界中的某一小片结构信息，然后将许许多多这样的符号串以一维的、线性的方式连接起来，试图以一个很长的、一维的符号序列，来完整记录四维世界的所有结构信息。也许原则上一维的符号序列可以记录四维世界的所有结构信息，而且原则上可以由一维记录再重构四维结构，但这中间不得不经过大量多余的、很不自然的转换，带来大量的冗余计算。更为困难的是表达四维物体的动态规律，如“碰瓶子的上部更容易使瓶子倾倒”这种动态规律。另一个人们熟知的难题是所谓框架问题(frame problem)。瓶子的倾倒对于四维世界来说只是一个局部的变化，但对于(1)那样的描述世界的语句序列来说，为了从描述瓶子倾倒前的世界的语句序列变换到描述瓶子倾倒后的世界的语句序列，需要进行极为复杂的、非局部的操作。例如，这个瓶子的倾倒与旁边那个瓶子本不相关，但倾倒前这个瓶子与那个瓶子平行，倾倒后则与它垂直，所以，所有记录两个瓶子之间的位置关系的命题都需要更新。瓶子的倾倒不再是一个局部的事件，而是成了“一维符号世界”中的全局性事件。这就是所谓框架问题(cf.Shanahan，2016)。这些都显示以这种方式不能有效地表征世界。
另一种用语言记录四维世界的结构信息的方式是设立时空坐标，将时空分割成小方块，将一个物品看作一些时空小方块的集合，然后用语言描述每个时空小方块的特征，比如颜色、硬度等等。这也是先将四维世界的结构信息拆解、一维化成一个由数字等符号构成的线性序列，只不过在一维化过程中用了一个统一的编码，即坐标编码。然后，物体的四维结构特征需要在这些一维记录上来回作数学计算得出。
当一个物体的形状比较规则时，我们可用算法函数压缩对物体的坐标表征。比如，对一个规则的圆柱形，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学方程表达一个条件，坐标满足此条件的小方块就是属于这个圆柱形的小方块，而不必将所有那些小方块的坐标列出来。而且此时容易用一些较快速的算法计算出物体的一些特征，包括动态特征，比如确定属于这个圆柱形的底部、侧部的小方块，确定圆柱体倾倒过程的轨迹等等。但是，对形状不规则的物体就只能靠在一维的坐标记录上来回穷尽列举、穷尽搜索得出其四维结构特征(含动态特征)，这就带来许多冗余的计算。同样更为困难的是表达“碰瓶子的上部更容易使瓶子倾倒”那样的动态规律。
要以智能的方式表征世界，表征产品应该比世界本身更简单，应该能够恰当地忽略世界中的事物的一些不相干的细节，进行抽象，同时，对表征产品的操作变换应该比被表征的事物的实际变化更简单，这样才能体现出智能。但是，用一维的符号系统来表征四维世界，总是不得不先将世界的四维结构信息拆解、碎片化，用一维的符号串来记录一小片信息，然后又以一维的连接方式拼接，试图以此完整地记录四维世界的结构信息。同时要用对一维符号序列的处理变换对应四维世界中的物体的变化。这使得表征产品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扭曲了被表征的事物，因此表征产品以及对表征产品的操作处理，比被表征的事物本身以及它们在实际时空中的变化还要复杂。这不能达到智能的目的。也许原则上可以用一维的语言完整地记录四维世界的信息，但智能在于有效地做一件事，而不是原则上可以做什么。例如，原则上我们可以用穷举法下围棋，但这显然不是智能的方法。用一维的语言表征四维的世界，即使原则上可以做到，似乎也不是智能的方法。
三、大脑中的多维表征系统
人类大脑对世界的表征很可能是用某种由神经元网络实现的多维表征系统，而不是一维的语言符号系统。以视觉表征为例(cf.Goldstein，2010)。已知初级视皮层对所见物体的表征直接保留了物体的空间结构信息，是一种近似于拓扑同构的表征，相近的神经元对应于物体上相近的线条(edge)，物体上的线条之间的相对位置信息被直接记录下来。所以，初级视皮层中的一个表征单元自身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多维的结构，而且是用自身的多维结构直接记录所见物体的多维结构，而不是记下一些一维的、线性的结构，然后再以一维线性的方式拼接这些记录，来记录物体的空间结构。初级视皮层可能只是记录了线条以及线条的相对位置信息。对于识别由线条构成的物体(object)的神经元机制以及识别物体的运动的神经元机制等等，我们还所知甚少，但当代计算视觉理论中已经提出的一些表征物体的模型，都很自然地是多维模型而不是一维的模型，不是用类似于语言中的语句那样的一维符号序列来描述线条如何构成物体(cf.Frisby and Stone，2010)。一些心理实验似乎能够证明大脑中有视觉图像那样的表征(cf.Kosslyn，Thompson and G.Ganis，2006)。同样，用深度人工神经元网络进行图像识别时，网络的中间层次的结点可以表征图像中的线条、轮廓、物体等，这些也是直接保留了事物的空间结构信息的表征(cf.Goodfellow，Bengio and Courville，2016：Chapter 1，Fig.1.2)。
一个神经元可以与许许多多个神经元连接。这种灵活的连接方式应当使得神经元网络可以直接地模拟多维结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其中的机制。比如，想象一个由空间中的一些点构成的一个空间立方体。将每个点看作一个神经元，每个点与相邻的点有线条连接。这是一个三维结构。再想象有一系列这样的立方体，而且前一个立方体中的每个点有一条线与后一立方体中的一个对应点相连接。这样一系列的立方体实际上就构成了对一个立方体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的记录，即表征了一个四维(而不是三维)的结构。也就是说，三维空间中的点可以直接表征四维结构，只要点之间可以灵活地连接。(一维符号串中的符号之间恰恰不能这样灵活地连接；在一维符号序列中，每个符号只能固定地与左右相邻的两个符号连接，一个符号序列中的任意两个符号之间只有一个关系，即中间相隔几个符号这个关系。)这仅仅是设想一个例子。人类大脑表征三维物体及其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的方式，肯定比这个更有效。这只是想表明，有理由相信，神经元之间的灵活的连接方式，应该使得大脑可以较直接地表征物体的四维结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其中的机制。所以可以设想，大脑神经元网络对事物的表征应该是多维的，不是一维的。
事实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大脑中存在三维物体的缩微模型，而且不只是静态物体的缩微模型，如前面所描述的，可以设想大脑中有物体在时间维度上的一系列变化过程的缩微模型。至少，当我们试图设计一个可以表征四维世界的机器人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时候，可以尝试让机器人人工智能系统内部的东西这样直接地模拟外部四维世界及四维物体。然后，世界中物体的运动、变形等就直接被表征为大脑中的缩微模型的变化，反之缩微模型的变化也就是大脑对世界中的事物的变化的想象。然后，可以再设想，大脑能够将两个缩微模型进行模式识别中的那种匹配。比如，大脑观察到一只手水平地推瓶子的上部，大脑中生成这个场景的缩微模型，然后大脑将这个缩微模型与记忆中的一个具有类似开端的四维缩微模型匹配成功，由此就可以根据记忆中的那个四维缩微模型的结局预测到这个瓶子将倾倒。同时，缩微模型还可以直接参与控制手去完成扶住瓶子这个恰当的动作。还可以想象，这种缩微表征模型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抽象。比如，表征一张桌子的缩微模型可以只是一个大致的立体结构，类似于一个大致地像桌子的抽象立体雕塑。类似地，表征“水平地推一个柱形物体的上部使其倾倒”这种场景的缩微模型，可以是像一个抽象动态立体雕塑。这使得一个表征可以匹配许多不同的具体事物或场景。还有，可以想象，这些缩微表征模型可以拆解然后重新组合，可以通过联想互相关联。比如，一张桌子的缩微模型可以拆解成桌面、桌腿、抽屉等等的缩微模型，而且由桌子的抽屉的缩微模型可以联想到橱柜的抽屉的缩微模型，又联想到橱柜的缩微模型等等。这样的一些缩微模型可以构成一个多维的表征系统，能够更灵活、更直接、更有效地表征四维世界中的四维事物。
这些只是设想人类大脑或以神经元网络为基础的机器人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如何构造对事物的多维表征。至于究竟如何在人类大脑或机器人人工智能系统中实际做到这些，当然还需要许多深入的研究。但既然当代计算视觉理论已经比较肯定大脑中的视觉表征是多维的表征，同时我们又可以设想缩微模型这样的多维表征模型，而且可以设想这种多维表征如何更灵活有效地模拟事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大脑中应该是有一个多维的表征系统。
四、人类语言的真正功能
如果人类语言不适于表征世界，而人类大脑中的表征系统是多维的表征系统而不是一维符号语言系统，那么人类语言的真正功能是什么?
从进化历史看，人类语言的首要功能应该是在大脑之间传递信息，包括传递大脑对世界的多维表征，而不是用一维的语言符号序列自身来记录世界的信息。动物大脑对世界的表征能力的出现显然要早于语言的出现，而且是远远地早于语言的出现。当极简单的动物语言出现时，动物大脑的视觉表征能力已经很强了。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假设大脑中对物体的视觉表征是像人类语言那样的一维的符号序列。人类语言的出现当然是更晚近的事情。从进化的角度看，不论是动物语言还是早期人类语言的产生，应该主要是为了完成在大脑间传递表征信息这个功能。早期的人类语言应该十分简单，那种简单语言自身显然不足以记录人类从世界获得的丰富的视觉信息。
例如，设想你看一眼窗外，你所能得到的有关窗外的楼房、树木、道路、车辆等等的视觉信息是如此之丰富，使得你几乎不可能用语言详细地、足够准确地记录所有这些事物的形状、色彩、相对时空间位置等等信息。而简单的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传递大脑中极其复杂的表征，是因为人类大脑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使得两个大脑对同样的物体或场景产生的内部表征(如看见一个物体所产生的视觉图像)大致是相同的。因此，两个大脑之间只需要传递一个很简单的、包含很少信息量的信号，比如，只要传递物体的名字，就可以使它们联想起同样的内部表征，而这个内部表征所包含的信息量要远远超过一个简单名字。比如，你看着窗外说，“一辆红车在树下急刹车”。如果在电脑中每个汉字用两个字节存储，这个由十个汉字构成的句子自身的信息量至多不过是20个字节即160个比特。但由这个句子能够在大脑中产生的视觉联想(包括对动态场景的视觉图像)是非常丰富的，所包含的信息量远远大于160个比特。所以，一维的、简单的语言，虽然略去了大量的四维世界的信息，却可以在人们之间很有效地传递很复杂的多维视觉表征。
有的人可能认为，只有语言符号才能表达抽象概念。这也是一个误解。比如考虑“婚姻”这个概念。“婚姻”这两个汉字所能直接记录的信息量也是太少。即使加上许多其他相关的语言描述，例如“婚姻是两个人的契约”(“婚姻”的字面定义的一部分)、“婚姻是旅程”(隐喻)等等，所能直接记录的信息量也还是太少。我们理解“婚姻”这个概念，依据的是由这个词联想起的大量的视觉及其他知觉表征，比如对婚礼、家庭生活、孩子的出生与培育等等众多场景的视觉记忆，对种种婚姻故事所传达的场景的视觉想象等等。注意，就婚姻故事来说，重要的不是对婚姻故事中的语词本身的记忆，而是对故事所传达的场景的视觉想象，后者比前者要丰富得多。如果没有对旅程中的种种场景、事件的丰富的视觉想象及其他非视觉记忆(比如，对旅途中的新鲜感及疲劳感的记忆)，“旅程”这两个字也只是32比特，隐喻“婚姻是旅程”对理解婚姻也无所助益。所以，不是一个抽象名词自身就是一个抽象概念，也不是一个抽象名词再加上一些包含这个名词的相关句子就成为一个抽象概念。一个抽象名词的主要功能同样只是使人联想起一些非常复杂的非语言表征，而抽象概念的意义在于后者，而不在于那些语词及语句。
当然，当复杂的人类语言产生之后，它对提高人类表征世界的能力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段语言描述能够将一系列视觉想象等非语言表征组合、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更复杂的表征。这也就是讲一个复杂的、包含许多场景的故事时语言所起的作用。这里，语言是将一系列非语言表征组合、串联起来的线。这样一条线是必要的，但认为这样一条线本身就能表征世界，那就是误会了。不过，用语言线条可以编织一个很复杂的网络，将大脑中的大量非语言表征包括视觉表征串起来，构成一个很复杂的表征。特别是书写文字被发明以后，人们可以把这种由语言线条织成的网络保存下来，而且不断地组合、扩大，成为了今天人类表征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这里语言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这里，语词序列依旧是将视觉表征等包含更多信息的非语言表征串联起来的线，虽然由这些线织成的网自身也已经很复杂，因此使得人们误以为是语言自身在描绘、表征世界。
许多人已经指出，我们的语言的一个特征是具有系统性和组合性(systematicity and compositionality)。这指的是，语言中的词项可以依规则任意组合，构成潜在地无穷多的有意义的句子，而且我们一旦掌握了这种规则，也就能理解潜在地无穷多的句子。比如，你能理解“约翰爱玛丽”也就能理解“玛丽爱约翰”，以及“约翰爱玛丽，但玛丽爱汤姆”等等。哲学家福多(Fodor)提出，我们大脑中的思想也应该具有系统性和组合性，因为我们也能思考潜在地无穷多的思想。由此他试图论证，人类大脑中应该有类似于自然语言的所谓思想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而人的思想就是由思想语言符号构成的语句(cf.Fodor and Lepore，2002)③。这是由大脑中的表征系统应该具有系统性和组合性以及语言确实具有系统性和组合性这两点出发，试图得出大脑中的表征系统应该类似于语言。这个论证的错误是没有考虑到多维的表征系统同样可以有系统性和组合性。由表征系统应该具有系统性和组合性这一合理前提出发，不能得出表征系统必须是一维的语言符号系统。事实上，普通的三维物体也可以被拆解成部分又重新拼装成新的物体。例如，桌子、椅子等可以拆解成部分然后重新拼装成新的物体。但这是在三维空间中依三维结构的组合，不是一维的线性组合。也就是说，具有系统性和组合性的东西本身可以是多维的，不必是一维的。
更具体地说，我们的语言的系统性和组合性的基础其实是我们的知觉想象能力的系统性和组合性。你能想象约翰爱玛丽的种种场景，也就能想象玛丽爱约翰的种种场景，以及约翰爱玛丽但玛丽爱汤姆的种种场景。如果不能将知觉想象组合，我们也不可能理解语词的组合。比如，当我们试图理解一个描写大场面的文本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依靠我们对视觉想象的组合能力，将所读到的文字引发的一系列视觉想象组合起来，由此才能得到对整个大场景的理解。缺了这种对视觉想象的多维的组合能力，一个人就无法理解那些描写大场景的文本。也就是说，语言的系统性和组合性其实是视觉表征等非语言表征的系统性和组合性的后果。
然后更进一步，假设如前面所设想的，大脑中是用物体的缩微模型来表征物体，想象物体就是在大脑中构造缩微模型。那么，大脑的知觉想象能力的系统性和组合性其实在于这些缩微模型的系统性和组合性，即缩微模型可以被拆解然后重新拼装。事实上，人的视觉想象的组合方式要比一维语言的组合方式复杂得多。你能将想象中的一个四维的物体或场景以许多种方式分割成部分，而对于一个一维的符号串，你只能将它在其中某一点一分为二。你能想象两个四维物体，就能想象它们在四维时空中以多种形式组合、互动，包括可能是动态的碰撞、嵌入、包围、缠绕等等。你能想象两个场景，就能想象它们以先后相续、并行或交织等多种方式来组合成更大的场景。而对于一维语言，系统性和组合性仅仅在于简单的分割和重新作一维的拼接。
所以，语言的确具有系统性和组合性这些功能性特征，但语言的这些功能性特征的基础是大脑中的多维的表征系统的系统性与组合性。我们不必像福多那样，认为大脑是在使用一维的思想语言，也不必认为日常语言的系统性与组合性就足以使日常语言自身可以表征世界。
另一方面，人类语言之所以是一维的语言并非必然，而是具有生物偶然性的。人类是靠声带发音来传递信息，而声音是一维的。这就是人类语言一维性的原因。人类语言的一维性是依赖于人类靠声音交流这个偶然的生物特征。这意味着，语言并非必然是一维的，多维语言也是可设想的，而且将比一维语言更适于表征世界(也具有更复杂的系统性和组合性)。
比如，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外星人，他们没有发音的声带，但他们进化出了一种人类不具有的能力：他们的眼睛像电影放映机，可以像放映全息立体电影一样将他们脑子里的四维视觉想象直接放映出来，其他人通过看这样的全息立体电影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视觉想象。他们是这样传递他们大脑中的信息。因此，这种外星人的语言就是四维的、视觉的、图像的语言，而非一维的、听觉的、声音的语言。他们对别人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不是用一维的声音符号串去激发别人的视觉想象等非语言表征，而是直接向别人放映全息立体电影。
这样的图像语言也有系统性和组合性，而且有比声音语言更复杂丰富的系统性和组合性，因为他们可以将放映出来的四维图像以多种方式分割与重新组合。这种视觉语言同样可以表达抽象概念，也可以有语言约定。一方面，一维语言可看作这样的四维图像语言的一个极简单的子语言。你可以放映四维图像，当然也可以放映一维的符号串。因此一维语言所具有的丰富性及表征能力，四维图像语言都会有，包括一维语言中抽象名词具有的、使人联想起大量非语言表征作为抽象概念的意义这种能力。而且，四维图像语言可以有更复杂、丰富的表达抽象概念的方式。比如，在四维图像语言中，你可以用像抽象画、抽象雕塑、甚至动态抽象雕塑那样的四维图像表达抽象概念，而且这些表征单元之间可以以动态碰撞、嵌入、包围、缠绕等等无尽的方式组合，以表达更复杂的抽象概念。可以想象，不论是表征具体事物还是表达抽象概念，四维图像语言都将远远优于一维语言。由此也可以反过来得出，我们的一维声音、文字语言并不那么适于表征世界，其功能更多地是传递人类大脑中的表征。
更进一步，甚至作为大脑之间交流信息的工具的语言本身也不是绝对必需的。比如，按科幻小说《三体》中的设想，一个三体人可以直接感知另一个三体人大脑中的东西，不需要我们的语言这种传递媒介。机器人其实也不需要传递机器人大脑中的表征的另外一种语言，因为一个机器人可以通过无线网络将自己大脑中的整个内部表征直接复制给另一个机器人，不需要将大脑中的表征先转化为一种语言再传递给另一个机器人，更不需要先转化为一种一维的声音、文字语言。
这些都应该被理解为思想实验，只是在设想一些可能的事物与情境。但这些应该有助于澄清人类语言的真正功能与地位。综合起来，由于生物偶然性，人类的语言是一维声音符号系统，它自身不适于记录四维事物的时空结构信息，不适于表征世界。有理由相信我们大脑中的表征系统是一个多维的表征系统，它也具有系统性和组合性。我们的一维声音、文字语言的首要功能是在大脑之间传递大脑中的视觉表征等非语言表征，而不是用一维符号序列来表征世界。对于能够认识世界、具有高级智能的生物(或机器人)来说，作为交流信息的手段的语言甚至不是绝对必需的。这些加在一起应该能够说明，人类语言在人类认知活动中并没有一些20世纪分析哲学家所想象的那么重要的作用与地位。
五、分析哲学中的语言崇拜
20世纪分析哲学对语言的特别关注可以追溯到弗雷格在19世纪末发明现代数理逻辑这一事件。弗雷格的目的是为算术奠定严密的逻辑基础，为此他发明了现代逻辑语言。就其哲学目的来说，弗雷格的逻辑主义没有成功，但就用一种严格、精确的语言表达我们的算术知识这一点，弗雷格是完全成功了。然后，由于罗素、维特根斯坦、希尔伯特等人的推进，人们开始相信，数理逻辑的语言原则上可以完全地表达所有数学知识。就表达关于自然数、实数的数学理论来说，这应该是很自然的，因为数字、小数展开式这些事物本质上是一维的。对于几何，事实上，数学家们在构造证明的时候依靠的是空间直觉而不是语言中的逻辑推理。当然，我们还是认为，原则上几何学也可以在数理逻辑的语言中形式化，但这已经是很大的“原则上”。一些哲学家们则进一步设想，语言原则上可以完备地描述整个世界，表达我们关于世界的所有知识。这当然是更大的“原则上”。的确，只要设立时空坐标，我们“原则上”可以用一维的语言描述世界上的一切，但这种“原则上”可行的做法与人类实际上如何表征、认识世界已经相差太远了。
也许是因为哲学家们往往只关心原则上可以怎样，不关心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或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语言的这种“原则上”的表征能力使得一些哲学家(比如卡尔纳普、奎因、达米特等)很自然地就认为，语言自身就包括我们所有的表征、概念、思想，就包括我们所具有的一切知识，因此哲学研究可以专注于分析语言。大脑或心灵中非语言的东西渐渐被忘却。这些哲学家进而认为，通过分析语言如何具有意义就能说清我们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甚至能回答一些关于世界的本体论问题。对语言的这种关注最后演变成为一个关于语言的“主体—语言—世界”三分图景。语言不再仅仅是用于大脑之间传递信息的、简单的、能引发大脑中的丰富联想的一维声音文字信号，而是成了心灵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媒介，隔离心灵与世界的幕布，以及心灵不得不通过其“看”整个世界的有色眼镜。
这个图景之不真实，通过想象不需要语言的三体人及机器人(比如变形金刚)就不难看出。对于不需要语言的智能生物或机器人，如果还有所谓“看世界的有色眼镜”，那肯定不能是我们目前所说的汉语、英语或一阶逻辑语言这种语言。也许它是三体人或机器人大脑中的某种表征系统。但如果是这样，对于我们人类，所谓“看世界的有色眼镜”也应该是我们大脑中的多维表征系统而不是我们的语言。类似地，说“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其实等于说“这个大脑与那个大脑之间传递信息的声波信号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这显然荒谬，而对于不需要语言的智能生物或机器人，这个说法就更没有意义了。语言只是相对简单的、通过联想引发大脑中丰富的非语言表征来传递信息的一维声音和文字符号系统。它不是大脑与世界之间的媒介。理解认知应该主要是在于理解大脑如何存储、处理信息，包括如何构造大脑中对世界的多维表征，而不是主要在于理解大脑之间如何用声音、文字交流信息。语言的意义是在于大脑之外的声音、文字符号与大脑中的那些多维表征之间的关联。由分析语言如何获得意义去探讨世界上有什么存在，等于是由分析人类声带振动产生的声波模式如何与人类大脑中的多维表征相关联，去探讨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什么事物存在。这也是荒谬的。那种“主体—语言—世界”的三分图景是一幅关于语言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极为扭曲的图画。
对语言的作用的过分夸大可能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20世纪以前的主流哲学传统，不论是经验论、唯理论、德国观念论，都是在谈论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性或精神性的观念(idea)、概念等等，背后是二元论、观念论或唯心论的世界观。进入20世纪以来，受科学尤其是进化论的影响，很多哲学家相信我们应该放弃二元论、观念论及唯心论，而接受自然主义的甚至物理主义的世界观。比如，卡尔纳普和奎因都接受某种形式的物理主义。但直到20世纪中叶以前，人们还完全不能想象大脑神经元网络如何工作，如何能在大脑中产生视觉等知觉表征，如何能有智能。而另一方面，语言多少显得是有物质基础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用科学方法描述的东西，不像传统哲学中的观念、概念等。而且，图灵机模型使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机器如何能够处理语言符号，能够进行逻辑推理。人们甚至实际地制造出了能够处理语言符号和进行逻辑推理的计算机。因此，语言自然地成了这些哲学家(以及尝试模拟智能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专注的对象，他们以此回避他们对之完全缺乏认识的大脑神经元网络及其中的多维表征。这里，夸大语言的作用正是因为对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即大脑中的表征的无知。这是可以理解的现象。
但今天科学家们已经开始认真探讨大脑神经元网络如何工作。计算视觉理论已经对大脑神经元网络如何构造视觉表征提出一些模型，虽然还只是一些很粗略的设想(cf.Goldstein，2010；Frisby and Stone，2010)。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人工神经元网络进路已经开始尝试模拟神经元网络如何以不同于一维符号语言的语句的方式记录：关于世界的知识，以不同于进行推理的方式行使智能。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回避大脑或心灵中的那些非语言的东西。同时，我们还应该对语言还其本来面目，拒绝过分夸大语言的作用的那种“主体—语言—世界”三分图景。这不是要完全否认分析语言对于澄清我们的知识体系的价值。既然我们是用语言作为线条编织一个复杂的网络，将我们大脑中非语言的多维：表征串起来，构成我们对世界的知识体系，语言所编成的网络至少显示了我们的知识体系的某种粗线条的结构，因此分析语言肯定有助于澄清我们的知识体系。这只是强调，我们不应该忽视我们大脑中非语言的表征，而且，要真正澄清语言如何获得意义正是需要正视那些非语言的表征。
原文曾在智能与心灵学术研讨会(2016年4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及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前沿讨论班上报告过，作者感谢参会者的批评及建议。
注释：
①见拉塞尔和诺维格(Russell and Norvig，2010)著作的第一章中对人工智能发展历史的简要概述。这本很流行的人工智能教科书只用很小的篇幅讨论人工神经元网络学习。卡特(Carter，2007)及加森(Garson，2015)对符号计算进路及人工神经元网络进路(又称联结主义)的介绍，适于哲学学者阅读。
②最新的综述可见古德费洛、本希奥和考维尔(Goodfellow，Bengio and Courville，2016)著作的第一章。
③福多一直是人工神经元网络进路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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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语言认知:语言认知与民族身份构建
【摘 要】本文主要从认知语言学视角讨论认知、语言与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关系。首先，语言、认知和概念系统是同步发展的，这是语言与思维相互影响的基础。其次，语言认知是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基础。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符号，它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和社会思想也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与特征，对一门语言的认同也或多或少是对这门语言承载的文化的认同及对社会现实的表达。第三，个体的民族身份意识是民族国家意识的一部分。在一定环境中自然习得语言的过程，也是对这个语境中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辨识与吸收，形成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都是整体民族国家身份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认知；语言；民族身份；民族国家
【作者简介】
肖燕，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外语教学。
文旭，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语用学与外语教育。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语委科研项目“中西语言战略比较与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YB125-167）的阶段性成果。
0. 引言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沃尔夫假说和后来人们对沃氏假说的评说中都有较多的讨论和争论，沃尔夫及其追随者则把思维看作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的（Whorf & Carroll 1964:66）。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在大脑的工作分工中，思维、推理和语言都由左脑控制（Brown 2007:125），这就意味着语言、感知和行为使用了相同的大脑结构，概念形成的经历也是相同的，而概念由词语、词素和语法结构表达，正是语言塑造并表达了概念，同时，概念的表达也反映了语言是什么（Gallese & Lakoff 2005:473）。因此，语言也借助概念表达思想，体现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文化背景。在更为宏观的层面，语言是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象征，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形象背后都有这个国家的语言符号。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言表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信仰、文化和语言使用者的价值观，语言和文化身份二者之间相互建构（Trofimovich & Turu?eva 2015）。因此，语言认知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不能分开。
本文从语言认知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角度出发，讨论语言在民族文化身份构建和国家认同中的作用。
1. 语言的认知基础
语言、概念系统与思维是同步发展的，这是语言认知的基础。在大脑发展其左右脑功能分工过程中，左脑具有的范畴化能力早期偏侧优势不仅形成了对语言的绝对控制，也逐渐形成了语言中的范畴（Brown 2007: 67；Hama & Borst 2011）。因此，大脑作为思维的机器，在语言的发展和概念形成以及概念化思维中始终发挥重要作用。Whorf & Carroll（1964:55）认为，语言不是心智、情感、或其他内在心理的经历，它只是外部世界的观察。语言不但促进经验的组织产生，也可以表达这些经历。但语言并不是简单表达这些经历的技巧或工具。从认知语言学的具身现实主义视角看，心智、意义都是具身体验，思想是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具身体验（Johnson & Lakoff 2002）。在认知体验世界的过程中，持续的感觉经历经过认知处理后得到合理的分类和组织，Whorf & Carroll（1964:55）把这种组织分类看作是语言的组织与分类，我们因此可以借助语言符号轻松表达一定的世界秩序、一定的板块划分，在更为通俗、更广泛和多种意义上，语言起着与科学一样的作用。
“认知是人类心智的基础，语言只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种能力”（文旭 2014: iii），即语言是认知的一部分，也与认知同步发展，它“是人类最重要和最明显的认知技能”（Tomasello 2003: 323）。根据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婴儿在具有话语能力之前没有概念系统，只能依赖认知过程学习感知信息（Mandler 2012）。由于人的心智由语言塑造（Fox 2001），认知发展过程也是语言、概念、思想逐渐形成并且成熟的过程，完整语言体系形成后也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概念体系和初步独立的思想意识，思维的语言是在表征外部世界过程中获得了意义，对一个实体的认知也从碎片似的零散辨识发展到思维中的一个概念实体。在经验现实中，感知、感觉和思维之间没有裂缝（Johnson & Rohrer 2007:19-22）。由于人的理解和思维都是社会化的，随着个体语言体系的成熟，思想体系也趋向成熟，对事物的判断更加基于认知分析，并且成为一种无意识习惯。
从社会认知研究方法视角看，人的语言发展受心智、身体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动态互动的驱使，本质上，人的认知状态，如个体特有的变量和心理表征，通过外部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中。语言在人与现实的互动中显露出社会工具的功能，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会以一种灵活、适应性工具功能发生变化。因此， Trofimovich & Turu?eva（2015）把语言发展概念化为学习者在社会、认知学习环境中的一种渐进、互动顺应和调整。
2. 语言与民族国家身份
民族身份构建过程涉及诸多因素，社会机构如学校、文化机构、媒体等营造的公民文化氛围、意识形态结构、历史传统、跨文化交际等通过语言的使用表达概念与观念、组织活动、规范言行，这不仅建构民族身份，而且体现民族身份。语言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也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现实，它可以塑造一个民族，也在一个民族中反映出来，每一种语言都表达了语言使用者的个性特征，语言与民族意识具有不可分离性（Demont-Heinrich 2005）。
2.1 语言认知与个体民族身份习得
个体的民族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生活学习中经历和感知集体民族身份中包含的各种民族符号，从精神层面的语言文学、历史文化、音乐艺术、媒体节目、社会形态到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等都促使个体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生与觉醒，对其民族身份的习得与意识产生持续的影响。在民族身份习得过程中，语言如何对集体民族身份中的概念化实体内容进行表征决定了以何种方式输入信息，个体就是在接受信息的内容和信息输入方式中习得自己的民族身份。根据社会化理论观点，所有知识都基于语言和语言表征，或者从更宽泛的角度看，基于符号系统（Fox 2001）。对于具体语言文化来讲，语言是其核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可以用来建构民族身份（Schiffman 1996:11）。
语言与认知能力的同步发展使学习者形成了相应的语言自我感，个体身份与所学的语言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即语言与身份的一体性。对于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来说，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也是身份确立的过程。Browm（2007:69）认为，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个体的身份就是在发出信息、得到反馈这样的交际过程中得到确定的。从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具身认知观看，心智和身体是不能分割的两个概念结构，是具身的，不是超凡的，它们组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不能脱离彼此而存在，身体的经历过程中会自然产生经验（Johnson & Lakoff 1999:96-97）。由于语言承载的概念和文化符号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身份与特征，因此，习得一门语言的同时也习得了语言承载的概念、价值观及其文化内容，具备了与集体民族身份相适应的语言文化身份。
个体身份的习得也是民族身份的习得。Bulck & Poecke（1996）认为，个体身份不是自动化产生的，它形成于人的社会化过程，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对比、辨识自己，从而形成个体身份。民族身份通过历史、文化、语言、政治等多种因素构建而成，它包括“单一种族或多种族群体中个体的各种情感、经历、行为的总和对其身份地位的建构及其与群体的关系”（Trofimovich & Turu?eva 2015：缺页码）。对个体来说，民族身份形成是在包含这些因素的主观经历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融入自我情感认识、确定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部分。由于民族身份也并非与生俱来，民族符号、语言、语言表达的文化内容及传统、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都是塑造个体民族身份的重要来源。在概念的表达和信息传送中，说话人总是从一定的视角出发描述所理解的事实，相同的信息可以是正面的、负面的或中性的语言表达。因此，语言如何描述这些知识与事件不但传递了叙事的视角，也会影响到受众以何种方式去观察和描述世界，相关概念在这些经历中逐渐固化，因此，Trofimovich & Turu?eva（2015）认为，民族身份与语言在特定语言使用语境中相互包含与构建。同时，语言承载的民族特征也通过个体得到表征和传播。
由于个体习得语言的条件和文化环境不尽相同，个体身份可能是单一或双重的，也可能是多重的。一个从未学习过其他语言、也未曾踏出国门的中国人，个体身份是单一的中国人。而一个成年后移民澳洲、会讲中文和英文的中国汉族人，个体身份时而是中国人，时而是澳大利亚人。如果一个移居美国的中国苗族人会讲汉语、苗语和英语，个体身份更加多重化，可以是中国人、美国人、苗族人。苗族是族群认同，会伴随一生，中国人或美国人则是民族国家认同，会随着交际环境不同而转换。这些个体身份的习得是在语言文化习得过程中形成的内在身份。身份的外化取决于交际环境中的两个因素，一是身份自我认同，二是交际环境中自我和他人对其身份的共同认同。例如，中国移民在处理与美国政府部门相关的自己私人事务时，面对政府官员，他们的身份是美国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他们的身份是中国人。
2.2 语言与民族国家身份构建
语言与民族、国家是不可分割的概念，一个独立的国家常常被称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几乎是等同的，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往往由不同族群构成。Steedly（1996）和López（2014）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民族，有其国家型态（还是形态？）和语言，语言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在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中，语言输入方式对信息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语言参与的各种信息输入和输出建构了个体和群体的思想意识、影响其行为规范，使个体和群体之间持续互动，塑造了一个由庞大个体组成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生活在共同法律体系下，由立法机构表征的个体集合所组成的一个民族或国家”（Hobsbawn 1996：缺页码）。
语言的多角度表意和应用功能使其在社会现实中充当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反映了人的心智特征与属性”（Evans & Green 2006: 5），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是一种文化遗产；从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理论视角看，语言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不仅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也在民族与国家意识形成过程中帮助构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身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和文化是等同的，语言如果不能承载相应的文化，势必导致学习者身份的迷失。例如，在中国台湾，民进党执政之前的台湾教科书，国语课本与大陆的语文课本一样传递中国文化，历史课本讲大中国历史，台湾历史部分与中国其他省份历史部分地位相当，台湾人整体认同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而台独势力为了抹去或模糊人们的中国身份认同，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开始搞“去中国化”，修改课纲和教科书，编写了《发现台湾》这套教材，包含国语、社会、历史、地理、艺术与人文等10多个科目。这套教材在叙述方法、语言文字使用上做文章，例如，禁用“台湾地区”“历史上”“古时候”“古代”“上古时代”“老祖宗”“古人”“先人”“全省各地”“两岸”等词，禁用“国字”“国画”“国剧”“京剧”“古典诗词”等词汇来描述“中国特有的文物、文字、书画、戏剧、诗词等”（张方远 2014）。该套教材的语言和文化自相矛盾，历史课本中的台湾史与中国史分开，台湾史部分成为主体。这样做的结果是，台湾人的视野会变得越来越狭窄，对于语言承载的中国文化无法说清楚来龙去脉，语言习得、文化习得与身份习得三者无法协调，习得的是一种不清晰的矛盾身份，持续下去，民族文化的继承会逐渐走向断层。
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造就国家精英、创造民族身份。在文化的组成成分中，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Whorf &Carroll（1964:65）直接把语言称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为文化提供方向性指针并成为文化的标记，各种文化形式最终都是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Johnson & Rohrer 2007:44）。在某种意义上，语言的力量既塑造一个民族，也是这个民族国家中人民共同拥有的思想宝库，它稳固种族情感和希望，通过知识分子和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实践活动，成为民族性中所有其他概念和标记的载体，Bulck & Poecke（1996）甚至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几乎可以代表整个民族，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偏颇，却反映了语言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密切的关系。
由于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族群）国家，语言呈现多样化，人民包括多维度，Demont-Heinrich（2005）认为，无需用清楚的理由去解释为什么讲同一种语言或不同语言的人有着相同或不同历史和现实情景的人民组成了同一个国家，这也是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它使民族成为国家的象征，它可以包含多个有着自己文化、语言、宗教、历史传统的族群，他们共同组成一个代表国家的民族整体形象。例如，澳大利亚有着多元文化的民族身份，但实际上是双语和二元文化的，对外形象是英语和英语文化身份（Harvey 2003）；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了中华民族，每一个族群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标识，共同代表中国，但国家语言文化身份象征是汉语和中华文化。因此，一个民族的形象可以是多文化和多语种的，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实现对外交流、体现整体身份时，往往只有一种或两种文化和语言能够代表这个国家被标识。
语言与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可分离性决定了标准语言在一个多族群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语言与意识形态两个概念在人类学、社会语言学和文化研究中常常共同出现，几乎成了一个概念。一般意义上，语言意识形态可以被界定为文化思想（Wodak 2012），它不仅仅涉及语言形式，还把群体与个体身份、道德、美学、认识论等联系起来，支撑起社会习俗与制度，使国家、教育、法律等社会制度在语言意识形态框架下实施（Woolard & Schieffelin 1994）。因此，语言不能置身于社会之外，也不是简单反映社会，而是塑造了个体和群体的意识形态。个体、族群和政府所遵循的价值标准以及公共意识、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的形成和思想表达都是通过语言完成的。同时，意识形态极大影响语言和语言选择，在语境中，通过媒体、政治、民族归属叙事、广告、学术文本和通俗文化表现出来（Wodak 2012）。在社会政治范畴内，国家内部的诸多事务涉及不同族群的生活，往往需要一门标准语言来促进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理解沟通。Hobsbawn（1996）认为，标准语是民主的象征，它帮助政府管理国家、所有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因此，一门具有代表性的标准语言不仅仅是民族国家身份象征，也是政府与公民以及公民之间沟通的必要条件，对于多族群组成的国家来说，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的政府事务会更加高效。
2.3 语言生态与民族国家身份象征
语言本身也是一种身份象征，从语言的历时发展看，这种语言身份在特定的语境中得到建构和重新建构。例如，英语在英国历史上的外来征服后吸收大量拉丁语、法语词汇得到重新建构，特别是诺曼征服后，诺曼贵族为显示其优越身份，在宗教、教育、政府等领域使用法语词汇，用Old French取代Old English，现在普遍使用的男性姓名William, Robert 和 Richard就是当时法语取代撒克逊英语的标记。Wodak（2012:216）认为，在日常交流中，我们所遇见的词汇和使用词汇的方式形形色色，各种交流的语言文体已经成了社会实践，语言使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对话、沟通、辩论与讨论、学习与记忆，我们选择语言或语言变体把自己以合适的身份形象呈现在他人面前，因此，这种语言选择和语言本身就是身份构建的一部分，是民族国家身份的象征。
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同一个地球村的文化同质化不应该也不能减弱人们的民族化意识，相反，这个时代更加彰显了国家的民族性与民族的国家性，这种身份的独特性直接或间接通过语言文化表征出来。因此，在民族国家时代，传统的浪漫民族主义会继续影响群体身份构建，这个前提之下，共同的语言在建构民族身份中起着重要作用，语言是国家意识中最重要的体现，是区分“我们”与“他们”的工具（Schwartz 1995；Bulck & Poecke 1996）。在不同国籍的一群人中，语言是分清楚其国籍的最直接和重要标记。个体的口音、语言标记如词汇使用、语码转换、语码混合等都是身份标记（Trofimovich & Turu?eva 2015）。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我们通过语言或方言的选择表现自己，语言选择和语言本身都是个体或群体身份的一个部分。语言和使用语言表明“我们是谁”，我们部分地通过语言和语言行为界定现实（Wodak 2012）。
在一个国家内部倡导一门通用交际语的同时，维护多语种并存的语言生态也很重要。国家内部各个族群的语言文化符号不仅不会削弱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且会使一个国家的文明更加丰富，更有生命力。例如，在中国，正是中国的120多种语言（惠红军，金潇晓 2008）共存构筑起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反之，对其他语言文化的排挤会带来诸多社会矛盾，如二战后（1945-1956）的马来西亚，为增强其马来语为代表的民族身份，教育系统只允许使用马来语和英语，而占人口39%的华人不能享有华文教育，后来的结果不仅没有抹去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播种了种族之间的仇恨，引发了1969年针对华人的骚乱（López 2014）。另外，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信息的传播更加依赖极少数语言，少数人口族群使用的语言成为濒危语言的可能性随之增大，对于多族群国家来说，仅仅依赖法律保护这些语言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政府还可以通过一些可操作性项目，培养大量双语人才投入学校教育中，通过强化双语甚至三语教育，让这些族群在传承他们自己的语言的同时能够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成果，融入全球化进程，维持良好的语言生态和健康的语言意识形态。
3. 结语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一直在不断的争论中，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虽然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可以脱离语言存在，但体验哲学和发展心理学从具身认知和概念发展角度，论证了语言与思维是同步发展的。因此，语言习得也是概念和身份习得的过程，个体民族身份与其民族意识的认知度是一致的，这也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对于用于组织社会结构的语言来说，尊重不同人群使用的语言是民族完整性的前提。当然，国家和民族身份由多种因素构成，语言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语言不等于国家，也不等于民族，它在国家内部和世界的影响力取决于所处语境中各种力量的互动。良性的互动可以在外部形成世界性语言文化身份，内部成为联系国家或民族大家庭中族群和人民之间的纽带，让民族国家的概念更为清晰，形象更为凸显，在民族国家身份的建构中体现其应有的作用。
通过语言、认知与民族国家身份的关系讨论我们得到两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对于一门世界性语言而言，其生命力的长久性在于保持自己语言身份的独特性和接纳其他语言文化的开放度。从人类学对文化决定论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不同的语言文化及其约定俗成的规则对其成员的思想行为有很大影响力，一门语言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语言，只有建立在维护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化精髓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姿态尊重差异性，去除语言的单一文化载体化，才能实现语言文化创新并被广泛接受。
二是对外语教学来说，二语习得的最佳效果是民族意识对二语习得产生良性影响，“在保持自己民族身份的同时习得一门外语和一种新的文化身份，与所习得的目的语融为一体”（Trofimovich & Turu?eva 2015）。习得一门外语就成了双语者，自然拥有两种文化知识和观点。从知识结构看，习得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也习得了另一种思维方式，个体的知识层更加丰富，看问题的角度会更加灵活，视野更为开阔，有利于世界视野的培养。但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也承载了另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避免对本族语言文化的冲击，外语教学需要进行本土化，在教学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同时实现外国文化的接受与本族文化的继承与传播，避免民族文化身份及国家认同度弱化或模糊，让学习者具备世界意识和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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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外语研究》2016年第4期)
第三篇语言认知:認識語言、思想的力量
認識語言、思想的力量
2013-11-22 雜貨店夥計
思想具有能量，語言是有聲的思想，所以語言具有很強振波。當我們說一些不中聽、不吉祥的話時，常會聽到人們說：快閉上你的烏鴉嘴！因為當負能量的語言一出，你已經在發出振波，更明白說，你是在吸引同頻道的事件上門，這也就是為什麼烏鴉嘴會特別靈驗。
尤其是忿怒和怨恨時所說的話，那些話都帶有很強的能量，再透過負向的振波，結果往往讓人意想不到。你一定也聽說過，某些人因為一時氣憤，說出了重話，後來真的發生嚴重的後果。這種事情在醫院的急診室履見不鮮，比方夫妻吵架，然後妻子氣憤的對先生罵道：「你去死啦！」結果先生真的就死了；父親氣呼呼的對孩子叫罵著：「有本事你就永遠不要回來！」結果孩子真的因為一場意外就再也沒有回去過。
有人或許會問：我只是說說而已，又不是真的，有什麼關係？。如果有人告訴你，說你最近身體的那些異常現象很像是癌症，你會怎麼樣？也許他也只是說說而已，但他的話對你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我們來看一下老吳的真實故事。幾個星期來，老吳感到胸部不適、咳嗽，而且有點呼吸困難，吃藥也無多大改變，隨即住進大醫院接受檢查。結果診斷出是一個快速發展的惡性腫瘤，醫師預測他只剩下一、兩個月的壽命。這個悲慘、可怕、難以接受的壞消息，震撼了老吳和他的家人。得到「癌症」兩天後，老吳便開始惡化。他感到非常虛弱，體重迅速下降。他開始無法離床，家人都認為，能夠度過這個星期已屬幸運。沒想到醫院打來一通電話。一個帶著歉意的聲音告訴老吳的太太，老吳根本沒得到癌症！那個很窘的聲音解釋說，是醫院報告弄混了。獲知實情之後，老吳在二十四小時內立即離床。他的食慾恢復，疼痛也消失，而且行動自如。他的衰弱完全不見，留下的只是剛開始的症狀：咳嗽與呼吸困難。
你說我只是說說而已，就像說我只是放顆炸彈而已一樣。你說有沒有關係？言語甚至比真實的情況影響更大。
言語的力量
美國思想家文學家埃默森曾經說過：「用刀解剖關鍵性的字，它會流血。」足見語言是有生命的，它具備了創造和毀損的能力。詩人安琪洛（Maya Angelou）也談到過言語的力量。她說，言辭就像小小的能量子彈，射入肉眼所不能見的生命領域。我們雖看不見言辭，它們卻成為一種能量，充滿在房間、家庭、環境和我們心裡。她相信，身邊的言辭會滲透我們的生命。
語言就是發出聲音，這聲音一天少說也要講上幾百句到幾千句，不知不覺地就會影響到自己的情緒、心態和命運。
有些人喜歡罵人，或在背後說別人的壞話，他可沒想到，聽到的都是他自己。罵人的聲音就像魔音一樣，聽得最多的人，傷得也最深。當口出惡言成為習慣後，經由自己的耳朵日以繼夜的聆聽、灌輸，久而久之，這種語言就成了心田的種子，早晚會給自己創造惡運的果實。
所以，我們說任何話都要心存善意，而在措詞用字上面也不要太重。我們談吐時所用的字眼直接明確地影響我們的思想和情緒，一般人處理情緒的中心是右腦，語言中心在左腦。當右腦認知一個負面的情緒時，會越過並底體傳遞到語言中心，說出相應的字。同樣的，當我們左腦在接收到負面的字眼時，也會傳到右腦，反應相應的情緒。所以，你選擇用什麼字眼來表達就相當的重要。比方，如果有人觸怒了你，你可以用困擾或遺憾的字眼來取代氣憤忿怒，想想看，當你改以遺憾二字時，你還會火冒三丈嗎？
言語是心的畫像，我們應該多以正面肯定的言語來思考和說話。當然，剛開始的時候並不容易，長期累積的習慣很難一下就改變過來。我建議你可以這麼做，找一本小筆記本，寫下一些美好的字眼，你也可以把這些話語寫在一張小卡片（如名片）上，擺在皮夾裡，每天早上都念它個十來遍，接下來的一天只要遇到機會，就把這些字眼用在交談中。當你不斷重複這些字眼，很快就會把這些意念灌注到潛意識，改變你的思、言、行，讓你也成為這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