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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篇一: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连续几个交易日以来，市场在有利好呵护而无利空压制下诡异杀跌，投资者严重亏损，社会上关于股市的传言不断，市场早已脱离了正常的调整与回踩，股指期货与标的指数严重倒挂，究竟是什么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在做空A股？
中国的改革全面进入深水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改革中被触动既得利益和依然保留冷战思维者对中国的改革始终抱有敌视态度，而A股市场能否健康有效的发展，恰是中国改革推进的一个重要环节。
6月29日尾盘我加仓了银行B等待反弹，6月30日，上证指数走出振幅接近10%的深V形态，到最终收盘银行B大涨9%以上，市场内很多股票涨停收盘。从当天来看，这次加仓是正确的一次行动。短期的抄底成功也让我自己的信心回升很多，逐步抓回了对市场的理解和把握，心情和状态都好多了。
前几天，尤其是6月26日那天大盘诡异跳空低开在MA60之下，一直到29日晚上更新完收盘笔记，都感觉极度窝火。感觉窝火的原因不是近期因为损失了很多盈利，而是自从2011年初一次惨痛投资损失和努力恶补投资知识之后，虽然一直没有什么惊人的盈利，但是起码对市场的脉络一直都有较好的把握。从那以后，这几天是第一次对市场里发生了什么完全失去判断能力，甚至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犹如走夜路被人打了一闷棍，痛就算了，连仇人是谁，为什么挨打都不知道。简直要屈辱死了。
29日晚上更新收盘笔记的时候，本打算好好写写我对这次大暴跌的发动者的推测，但是总感觉不太对，因为周六在大连和朋友们讨论股市时，我觉得大跌主因应该是市场主力，以及产业资本解限产生的“新庄家”默契制造下跌。原因是对政府出台的银行混改以及国企改革相关方案不符合市场预期，而产生的抵制，用下跌来进行抗议，倒逼政府推出更加有力度的改革方案，就像当年连续下跌逼的“国际板”最终被放弃，和“钱荒”时期，央行被逼最后向市场妥协一样。因为这两次我都经历过，这次恰好有所谓上海要上新兴产业板和中概股蠢蠢欲动要回归。市场未来要面临的扩容压力比较大，估计现在的市场主力不希望自己种的果子被后来的扩容摘桃子，而对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但是周六晚上回去仔细复盘，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因为如果是主力闹情绪对政府进行政策倒逼的话，应该是小孩子撒娇耍无赖威胁大人那种，差不多意思意思，再顺手捞点便宜筹码就完了。比如钱荒那次。虽然因为央行出乎意料的强硬态度而导致市场的情绪化下跌。但是最终主力也是先适可而止的拉升之后，静待央行是否对市场做出让步。下跌过程也是因为市场流动性紧缺而出现小幅连续下探，随着年中流动性严重枯竭和央行强硬态度而逐步扩大跌幅的。
而这次，尤其是6月25日，在集合竞价时间内，直接把上证指数砸到低开，甚至低开在MA60均线之下。完全不像之前的主力砸盘行为。根本不像是孩子胡闹要奶吃，讨玩具的那种架势。完全就像是闹着玩的时候突然就挖眼睛，上撩阴腿一样的下死手。恶意杀跌迹象已经开始显露。
尤其周一午后，在上证指数已经超跌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居然还有资金在逼停绝大多数股票，市场当时的传闻说是因为场外配资爆仓，导致踩踏出逃什么的，我第一反应是不能采信这种说法。因为配资公司和做配资的股民我都有接触的，打个电话问问现在有多少被强平的和多少追加了保证金的，就知道是不是真实原因了。带配资在操作的股民，几乎都有很强的赌性，只要有一线机会就绝不认输的那种，绝大多数都追加保证金，期望市场出现反弹。真正强平的少之又少。散户更没有踩踏出逃的情况，我最了解散户，历来大跌，散户第一反应就是等反弹再跑。遇上大阴线就玩命出逃的股民非常少见。所以媒体中流传的踩踏出逃绝对不是最终的真相。
29日亚投行启动时间点上的狂暴大跌，以及下午的紧急救市拉升，更加明显能判断出做空力量并非市场自发行为，上证指数上下10%的剧烈波动，完全是国家队级别的战争对垒状态。我也怀疑过是外资做空，希望在亚投行启动时间点上让中国政府难堪。但是仔细想了一下。有两点导致这个推论不成立。第一，外资没有那么多筹码做这么大的举动，而且其针对性和对A股市场软肋的理解，完全不像外资应有的水平。第二，这样大规模的做空，消耗的资金和筹码只能通过股指期货做对冲，外国政府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想要这么做需要索罗斯那种类型的的金融大鳄去冲锋陷阵，而这样的风险和收益比，显然不足以驱动国外金融大鳄做这样的殊死之斗。同时打压下来的便宜筹码会被国内资金顺利接盘。脏活累活抢着干，最大好处别人拿，这完全不是外资金融大鳄可能去冒的险。
而30日上午开盘之后，明显的国家队拉抬权重和期指护盘时期，唯有中证500指数的现货全面跌停。在所有期指都上涨的情况下，中证500期货和现货严重惊天背离，市场里资金死死咬住这个软肋不放口。这时我才找到答案，和国家队这样殊死搏斗的，只能是一种人，在后续改革中，利益将严重受损的既得利益群体。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动机和能力。
所以这场金融战争，狙击的不是散户和融资盘，也不是私募和市场主力。而是现任领导班子的形象和改革的前途。
因为政府确实想清理融资盘，目的是避免资金过度流入股市，以及过度高估值股票风险爆发时期的舆论压力可能出现的社会不满情绪。但是政府的想法是逐步疏导，逐步清理。真把一群融资者逼上天台是政府绝对不想看到，也难以承受的事情。只有想阻止改革，制造社会动荡的人才想。
而且股市是否能够健康有效，承载了几项关键的改革推进，养老金的入市是需要股票市场尤其是大蓝筹逐步恢复合理估值来解决的，国企中国有股份的退出和让渡给民营资本也是要靠合理牛市来做价格确定的，注册制和新兴产业的融资更不用说。在这个时间点上逼停牛市，导致市场信心崩溃，就相当于直接断了政府规划的改革路径。因为国企和央企的股价现在还是比较便宜，合理的牛市一旦流产，国有股权类资产的出售能给地方财政的缓解压力能力大幅下降，即使强卖出去，政府也要背一个贱卖国有资产的骂名。养老金入市和注册制就更无从推进了。
所以我们最终在30日看见政府相关部门和国家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火力全开，逼空救市。
有没有外资在做空过程中推波助澜现在还不确定，但是最大的敌人基本可以确定来自内部。尤其是死咬中证500现货这一行为，实在是太专业了，真的打在中国股市七寸上。救市力度再小一点，反应再慢半天，市场情绪可能就彻底逆转了。
因为整个现在回顾，其实一开始就是针对中国市场特征，进行的定向爆破。先是汇金意外减持四大行，之后高管随即出走。然后市场针对场外配资清查的夸大化谣言满天飞。之后定向狙击公募基金重仓的创业板，创业板下跌之后，基金按规定要准备更多的现金以应对赎回风险，而这时候创业板几乎全线跌停不能卖出，只能卖出获利相对较多，流动性相对较好的中证500标的股。这样真正逼出市场的连锁反应，中证500筹码松动之后，再逼停这些标的股票，基金再抛售股票，只能抛售流动性最好的大蓝筹，大蓝筹一跌，指数跌幅就惊心动魄了。只要咬死中证500再多几个小时在跌停板上，市场就真雪崩了。而做空者30日上午在国家队救市过程中就放弃其他板块，全面死盯中证500。大盘真的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圈。
这个时间之前，上证指数和股指期货市场都是红盘，这轮大跌都是因为死咬中证500牵连出来的下跌。当时中证500现货指数和期货指数最高竟然相差超过10%。
好在今天上午观察期货发现了异常，心里有个大概的预期，只要政府反应过来是谁在恶意干扰市场，目的是什么的话。绝对不会放任做空成功，救市战争就还有希望能赢。所以最终说服自己没在上午大跌，击穿日线BOLL（99）中轨的时候出局。等来了下午的解放军。保住了日线中轨，还收获了较大的反弹利润。
30日虽然抄底成功，但是观察到大盘进一步的走势有可能遇到15分钟线BOLL（99）中轨的压制，同时做空力量有备而来，这场金融战未必已经完胜，所以决定7月1日根据上证指数是否有效站上15分钟线BOLL（99）中轨作为是否加仓的依据。
而今天的走势果然被15分钟线压制，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上午的胶着状态之后，做空力量突袭市场近期的冷门板块有色和煤炭，再次在尾盘做空大盘，导致大量个股跌停。投资信心已经不堪折磨，尤其是在国家队进场和利好护盘之前还有期望的话，在一系列利好和国家队入市之后，今天尾盘再遭突袭，信心几乎濒临绝望边缘，而场外融资者们追加保证金的资金已经几近枯竭，如果明天没有长阳线的话，真正的踩踏出逃将上演。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我们看到，今晚政府相关部门再次集中释放重量级利好，救市之坚定，令人动容。
一场决战即将打响，今夜注定很多人无眠，我们期盼A股市场转危为安，我们坚信正当的改革规划不会流产，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拨云见日的晴空。恶意做空股市，阻扰中国健康发展者天理不容！
附，国企改革与A股市场关系的基本面分析。
首先，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本届政府面临的最大，最直接挑战就是经济增速的下滑，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度不够。对于各国政府，提振经济的三架马车都一样，无外乎外贸，消费和投资。我们先分门别类的看一下这三驾马车。
外贸在加入WTO之后，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一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但是08年之后随着欧美日韩的萧条状态，外贸这一引擎一度被牵连，最近几年虽然整体平稳，但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和国外市场消费能力下降，导致增速不大，可以说是自保有余，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GDP增速方面的输出。
消费这几年有明显的增长，尤其是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以及互联网行业等服务业增速不错。但是对于消费中占极大比例增长的是来自于前几年的房地产市场突飞猛进，目前房地产业，尤其是二线以下的房地产市场也进入去库存期和低迷期。剩下的主力就是服务业和轻工业制品的消费比较活跃。但是轻工业制品的消费需要人们消费观念的更新，所以时效性一般，而服务业的发展一直都是极为稳定，增速慢，观察美国这种消费大国就知道，一般服务业大国，GDP增速都不太高。互联网行业虽然爆炸式增长，但是毕竟中国经济基数太大，短期的爆发式增长之下，依然在整个经济体量中占比不高。所以消费这块是稳定器，还不能成为提振经济增速的驱动器。
那么主要的短期提振经济增速的重担就都压在了投资上。中国投资现在三大块，农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地产投资。地产消费低迷，投资也停滞，这个不用多说。前任政府的前半段大力推动农业投资，后半程搞了四万亿投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农业投资在近几年还是相对饱和的，而且农业投资见效比较慢，对GDP直接贡献不明显。
那么最近几年保证GDP增速下滑可控，以及大力消化就业，促进消费的重任只有依赖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比较明显，如果我们没有良好的基建打底，今天可能发展的形态会比较像印度。基建也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抵御经济衰退和下行风险的便利工具。短期能够保增长，长期能够提高经济运作效率。这个可以参见现在的高铁，在四万亿时期提振了短期GDP，现在已经在经济发展中起了良好作用。
所以去年发改委公布了七大领域的七个工程包。完成这七个工程包需要数万亿资金，（这次不同于四万亿，四万亿有些仓促，大部分是新工程，这次是新老结合，有很多是为了扩大优质的已经试运营的基建项目）那么关键问题来了，钱从哪来？
私人参与基建项目资金只占到基建总规模的10%不到，剩下的都是政府来筹集的，四万亿时期有土地财政顶着，税收增速也很高，地方平台债务还没有现在这么高风险。
而反观现在，土地财政就别想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也比较突出，税收也放缓了。新增资金少，那么是不是可以在别的地方省一省？但是对不起，省不了！地方政府在养老金，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上的支出只会增而没办法减。那么挣不来钱，也省不下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借。但是最近财政纪律越来越紧，现在只有省级政府可以用债券进行借款，除此之外7000多家地方融资平台都没有借款能力，可以借，但是切断了政府的信用担保和背书，所以一般银行也不太敢借，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央行放水之后，银行即使让这些钱外流到配资公司手里也借给地方融资平台的原因，而就在一年半之前，他们之间还曾经那么亲密过。
最后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卖家当过日子。当然这不是败家子那种卖，而是暂时卖掉旧家当，争取用这笔钱去赚了钱换一批新家当。这就是所谓的国有资产处置，这块换来的资金来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截止2014年底，地方国企拥有48万亿元人民币资产。这些资产如果通过证券化的形式转化为现金，那么政府将顺利突破现在的资金瓶颈，保证GDP增速，同时倒开手去经济转型。以后在基建这块，政府会逐步效仿发达国家做PPP形式的合作，也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具体有很多形式，BOT（建设——经营——移交），BOO（建造—拥有—经营）,TOT（转让—经营—转让）,ROT（修复—经营—转让）。说白了政府所说的要转型为服务型政府不是一句口号的，而是真的期望能够实现，很多原来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情将逐步交给社会资本，或者是民营资本。这样之后政府会甩脱很多财务包袱和道德包袱，轻装上阵，更好的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做好组织者和裁判员的角色。
比如说一些产能过剩的国企，现在很多传统国企不但交不上税，产生不了上交国家的红利，还年年吃数以亿计的财政补贴，因为不补贴，员工会抱怨政府，因为企业的性质是国有企业，如果是私企，员工早就一变骂老板，一边换工作了。
而民营资本参与基建和国企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提高效率和根除腐败，国企领导因为不是自家买卖，管理低效，但求无过不求用功，看看辽宁整个经济增速和国企效率就知道了，所以民营资本进来之后，对利润的渴求会马上拉动国企效率上一个台阶，有天翻地覆的效率改进。同时董事会和高管既有代表国家的人，也有民营资本的人，虽然这样留下一个问题，就是谁的话语权更大的问题，但是起码利益交错之下，谁也没办法贪腐。
所以改革到了现在，最关键最直接的就是政府怎么让民营资本来接收国企股权。卖东西必然要商量价钱，而这个价钱，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股市里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因为如果出售鞍钢股权给民营资本的话，无论以什么形式，股价都是一个最好的参照物，如果鞍钢股价10块，政府出价15，民营资本会说，那我自己去二级市场去收好了。我为什么要出15。如果民营资本只出5块，反过来政府也不会同意。
而且为什么政府在这轮牛市里对股价这么敏感，极其希望其走出慢牛。希望蓝筹估值合理。因为如果鞍钢净资产8块，股价只有5块的时候，这时候国企改革启动不了，因为本身政府希望国有资产更多融一些资金来解决现在的地方债问题和发展基建，即使政府愿意折价出售，人民群众能不能答应？贱卖国有资产的嫌疑怎么解释得清楚。
而股价，尤其是蓝筹股价过高也不行，民营资本是渴望进入国企现在处于的各类垄断性行业，但是假如国企市盈率炒到创业板那么高，那国企对民营资本就不是肥肉而是毒药了，他们谁也不想做高位的接盘侠。
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保增长，促转型需要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吸引民营资本进入，而民营资本是否进入，关键看国企资产的定价是否双方都接受，国企资产的定价过程中，二级市场的相关股票交易价格是参照物。一旦股价中期一直处于过度高估和过度低估，国企改革就没有办法正常推进。
这会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说狙击现在的股市就是狙击政府的改革了吧？
只要配资盘大批爆仓，短期跳楼自杀等等社会动荡不说，整个市场信心崩溃，大蓝筹就没有办法在短期上涨到合理价格区间。一旦大蓝筹再次回到去年中期那种股价大幅低于净资产的状态，那么国企改革就错失了最好的时间窗，本届政府任期内既出现股民跳楼惨剧，又完不成承诺的国企改革，年内GDP增速保七肯定不能完成，这样政府的改革形象崩塌，极为不利中国发展。
附二，交通银行收购华英证券获得江苏证监局批准，在A股市场被恶意做空的同时，银行业的改革和多元经营并没有停滞，而在继续积极推进。这也让投资者有理由相信，眼下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危机，一切终将过去。价值低于合理范畴的股票依然应该回归其应有的价格。
文：刘鹏程 摩尔金融撰稿人、资深投资人士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篇二:一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争
酒啊，装在瓶里像水，喝到肚里闹鬼，说起话来走嘴，走起路来闪腿，半夜起来找水，早上起来后悔，中午端起酒杯还是很美！ 喝酒是和平年代没有硝烟的特殊战争，其成本之高，伤亡之大，场面之惨烈，不亚于一场核战争，往往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或是相反或是同归于尽。 这种战争以在亲朋好友之间展开为主，是在欢歌笑语中直接攻击对方肝肾胃等要害部位。 酒战期间，作战双方以宁要感情不要身体为宗旨，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吐血为指导方针，以宁让肠胃穿个洞、不让感情裂个缝为突破口，以你不喝、我不喝、我们感情必滑坡为着力点，以你不醉、我不醉、商务酒店没人睡为支撑点，采用酒风如作风、酒品如人品、酒量如胆量等强大舆论攻势，麻痹中枢神经，摧毁抵抗意志，消除恐惧心理，使举杯者视死如归！ 感情越深伤势越重，甚至牺牲。 这种战争源于古代盛在当今，是古今中外最富人情味的战争形式。往往是屡败屡战，乐此不疲。 人生一次不醉，则终生遗憾；人生经常大醉，则会遗恨终生！酒要微曛，花要半开，愿朋友们勿轻启战端，以和为贵!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篇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央苏区反贪倡廉斗争纪实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恶劣的战争环境，在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同时，时刻注意加强自身建设，从来没有放松党内的反腐败斗争，以自身的清正廉洁和先锋模范行为，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使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高悬利剑，严惩腐败
中国共产党早在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上，就提出了反腐败问题。指出：必须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密切党群关系。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在临时中央政府下面，成立了中央工农检察部。工农检察部计有七八十名人，部长是何叔衡，下设控告局和突击队。突击队可以公开突击检查任何苏维埃机关、国家企业和合作社，以揭露该机关或企业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败的现象，也可以扮作普通工农群众，去机关请求解决某些问题，以测试该机关对工农的态度和工作效率。控告局设有调查员，他们每天到各个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然后根据群众的控告，调查核实。工农检察部犹如一把利剑，在它的监督之下，苏维埃政府才得以成为“真正的廉洁政府”。
为加强中央苏区廉政建设，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一成立就制定了一套严厉的反腐倡廉制度：如，1931年颁发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1932年12月，发布了《关于检查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第二号训令；1933年12月，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党颁布的第一个反腐败法令。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
随着这些文件和法令的公布实施，苏维埃中央政府从1932年2月开始，采取了有组织地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方式，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先后在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总务厅、粮食调剂局、中央合作总社等单位查出贪污腐败分子60余人。对其中情节较重者处以重刑，极个别的还判处了死刑，充分显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如，一个被称为“江西老表”的红军干部，因倒卖两担红军急需的粮食而被红色法庭判处死刑。他的尸体被贴上一张醒目的宣判书：“腐败变质、倒卖军粮的可耻下场！”这些举措，为巩固和建设中央苏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轰轰烈烈的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逐渐进入高潮。这场斗争直到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后才暂告结束。
红都瑞金，惩腐枪响
在中央苏区，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步步深入，一些大案要案被纷纷“曝光”。在政策和法令的威慑下，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在萍乡、上饶等地区，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感人事例。按照临时中央政府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其犯罪事实一经查明，一概立案依法处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时根据地内民间流行的歌谣，十分生动地记叙了这样的情景：“《训令》如霹雳，震得天地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在红色政权两年多的反腐斗争中，揭露并处理了一批腐败犯罪分子。例如，仅江西省乐安县增田、善和两区、乡，就查处72人，万安县、区各机关共查处60人，石城县查处49人，永丰县查处43人。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谢步升案。谢步升是瑞金县九区叶坪乡人，家境贫穷，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变质。他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通行证等证件，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他将一位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掉队的红军军医秘密杀害，占有了其金戒指和毛毯。他生活腐化堕落，与一个大地主续弦的老婆勾搭成奸。1932年2月，他又企图强奸同村的一个妇女，被举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却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于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并称由中央局调查处理谢步升的问题。
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得知后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他决定亲自去苏区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要调查员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并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三小时内执行，没收谢步升贪赃枉法所得全部财产。当日下午，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这也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另一典型案件是对反革命分子、贪污犯左祥云的处理。左祥云曾任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他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机密，私偷公章，企图叛逃，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放走左犯。事发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惯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于是，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立即组织工作队专案调查，在查实左祥云上述罪行的同时，也查清了徐毅的问题。徐毅除放走左祥云外，还放走其他两名罪犯，从中索贿金戒指两枚，且官僚习气严重，生活腐化，浪费公款数千元。左、徐捉拿归案后，苏维埃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立即召开群众公审大会，1934年2月1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最高法院根据苏区法律判处左祥云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徐毅6年徒刑，并追回所有贪污受贿之财物。
与贪污腐化现象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住的是普通民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在叶坪时，白天帮助农民车水抗旱，夜晚组织老农农民座谈农业生产的经验，还参加修堤、开荒等工作。朱德总司令与战士拿一样的津贴，常与战士一起挑粮上山。还有很多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在廉洁奉公方面也堪称楷模。如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从不搞特殊，就连他的兄长、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前来视察时，他也坚持不用公费招待，有时仅是一杯开水而已。有一次，方志敏的胞弟、中共黎川中心县委书记方志纯，招待省委检查工作的领导吃了一碗米粉肉，到财务报账时，毛泽民坚决不同意，并严肃指出：“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更要率先艰苦奋斗，不应该用公款招待。”他对方志纯说：“志纯同志，这笔钱要从你自己的伙食费中报销！”在毛泽民的严格要求下，苏区国家银行从未发生过贪污盗窃和行贿受贿案件。在苏区物资严重匮乏、军民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陈云、邓颖超、博古、罗迈、毛泽覃、陆定一、成仿吾等人联名致信《红色中华》，表示“每天少吃二两米，不领热天衣服，让给红军。”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村工作人员（少量技术人员除外），都没有工资报酬，只领伙食费。领导者高尚的道德风范，深深影响和激励着苏区广大干部群众，使苏区干部好作风蔚然兴起。1933年冬，为克服财政困难，约8万名中央苏区的干部“自带干粮去办公”，“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成为整个苏区的普遍风尚。
持续了三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虽然至今尚未有全面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其斗争之坚决、成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从《红色中华》报就可见一斑。据该报报道，中央各机关仅在1934年4月至7月，行政费就减少30%，共节省经费8.7896万元。中央政府还裁减通信和杂务人员35%、机关人员10%，中央政府各部门裁减工作人员20%。人员的减少，经费的缩减，不但没有影响工作效率，大家反而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工作。在瑞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为预防赤痢，当时军委总卫生部规定部队不准吃酸、辣等刺激性的食品。这一规定让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叫苦不迭。他是四川人，没有辣子吃不下饭。有一次，刘伯承实在熬不住了，便偷偷地弄了点辣椒吃，不巧被检查组发现。刘伯承二话没说，把剩下的几支辣椒如数上交，他还为此受到通报批评。一些曾经在苏区中央政府工作过的老红军，在回忆录里回忆道，苏区中央党政机关精兵高效，作风正、纪律严，因此得到群众的高度信任和热情支持。
排除干扰，严厉执法
要想使反腐斗争取得实效，必须有一批执法如山的干部。在这方面，何叔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32年5月，有人向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举报，说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滥用职权，向群众摊派索要财物，利用地痞流氓欺压群众。何叔衡不相信，共产党内竟有这等组织部长，决定亲自带人到组织部驻地黄柏村进行调查。
五十多岁的寡妇李秀梅向何叔衡哭诉道：“陈景魁驻进村后，见我儿媳长得漂亮，就进行调戏，还用酒把她灌醉，施行强奸。我儿知道后，去区里告状，竟在路上被陈景魁派来的一伙打手打成血人，手臂和腿骨均被打断。”何叔衡听了非常生气，决心深入调查。结果他又发现，陈景魁在村里还强奸了另外三名妇女，并与一名寡妇经常厮混。同时还查明，陈景魁拉拢结交一伙赌徒、打手、恶棍，经常在一起打牌、酗酒，强摊款物，对不服从者施以打击报复。
调查清楚后，何叔衡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名义，签发了对陈景魁的逮捕令。然而此时，何叔衡却收到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面对这种情况，有人劝何叔衡说：“陈景魁有一帮黑势力，千万要小心！”何叔衡轻蔑地笑道：“共产党人生来就是与黑势力作斗争的！这帮恶棍若不除掉，民众何以安宁。”何叔衡毫不退缩，决意要将陈景魁法办。就在这时，有人传出信息：“中央某领导人讲了，陈景魁不能杀。”何叔衡不为所动，坚定地说：“我身为执法干部，要排除干扰！没有胆气和硬劲儿，就难以主持公道！没有公道，民众如何生存！革命如何发展！”何叔衡速战速决，将陈景魁公审后枪决，其他恶棍与打手也分别受到了严惩。寡妇李秀梅一家人为感激何叔衡，特地酿了一壶香米酒送去。何叔衡婉言谢绝，他说：“我本是专门与那种向群众索要财物的坏人作斗争的，怎么能反过来收受你们的东西呢？”对此，李秀梅一家和村民们深受感动，于是“何青天”的美名便在苏区传开了。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的反腐倡廉措施，开展的反腐肃贪斗争和廉政建设，不仅战胜了国民党军频繁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而且为巩固苏区红色政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