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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惟宁一:《金评梅》作者是丁惟宁
《金评梅》作者是丁惟宁
《金评梅》作者是丁惟宁
房文斋
困扰学术界数百年、被称为“歌德巴赫猜想”的《金评梅》作者之谜，经过诸多学者的艰苦探索，候选人的范围日益缩小，近年来只剩下山东峄县贾三近，浙江山阴萧鸣凤，江苏太仓王世贞等，还有人为之争“著作权”。甚至有一些“新发现”见诸报端，指人点物，言之凿凿。据说，不但在徽州找到了“《金瓶梅》的作者”汪道昆，而且发现了文学作品《金瓶梅》“遗址”，以及文学人物“西门庆故里”并建起了《金瓶梅》遗址公园，恢复了故居原貌。似乎，有了这些“无可争议”的“物证”，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从此可以划上大大的句号。殊不知，其他地方的证据更加完备。
（一）
这些年，争名人之风愈演愈烈，《金瓶梅》的作者自然不能幸免。各地提出的“新发现”和“证据”，归纳起来不外下述几种：
一，当地有笑笑生的“籍贯”——兰陵。山东峄县兰陵是贾三近的故乡，兰陵笑笑生非他莫属。而与峄县阡陌相连的仓山县，不仅有着名气更大的兰陵，而且是浙江萧鸣凤的祖籍，故而萧氏便成了“无可争议”的人选。其实，叫兰陵的地名，全国有多处，江苏武进县，山东济南、五连县九仙山也均有此地名。只是出美酒的兰陵，经过诗仙李白的讴歌，名气更大而已。
二，《金瓶梅》所描写的街道、建筑、园林等在当地能够找到一些影子。徽州，扬州，徐州甚至临清等地都有这样的“遗迹”。据此，便断定作者是当地人。果真如此，兰陵笑笑生岂不成了到处是“籍贯”的“兰陵漂族”？
三，被认为是“笑笑生”的作者，无一例外都是进士出身，符合沈德符所谓“嘉靖间大名士”的界定。
四，他们不仅有创作奇书的水平和才气，而且有充裕的创作时间。
五，《金瓶梅》基本上是用鲁东南一带方言写成，作者非山东人莫属，这是学术界的公识。由于书中夹杂着部分南方土语，一些研究者便认定“作者”是南人。甚至找一些“别处所没有”的方言词汇，来加以左证。殊不知，所举事例往往别处也能找到。即使在别处找不到出处，也不能证明作者就是当地人。因为，原著经过了不止一人的“加工润色”，添上一些当地土语是很自然的事。原书后半部很干净，并无不当的淫秽描写？显然是经过别人的染指。一个人的作品，前后如此不一致，是不可思议的。而有人只持有手抄本的前半部分，却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有的学者考证，为前半部加上淫秽描写的，是徐阶的曾孙女婿，湖北麻城的刘承禧。另外，原著是“词话本”，与“绣像本”从回目到内容有诸多不同，更是经过后人修改的铁证。
很显然，仅凭上面五条理由，便断定《金瓶梅》的作者为谁，是远远不够甚至是站不住脚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是作者为了躲避写“淫书”之玷，特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而用了“兰陵笑笑生”的化名。以致鱼龙潜踪、扑朔迷离，真伪难辩。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被认为是“笑笑生”的后选人，几乎无一例外，手中都曾持有过《金瓶梅》的手抄本。因为是禁书，手稿持有者便极力隐瞒书稿的来源，看到的人便以为其人就是“笑笑生”，以至以讹传讹，流传甚广。
（二）
令人惊奇的是，今年三月五号，中央电视台十套“探索与发现”栏目播出的“《金瓶梅》与王世贞”，将认同的目光，再次投向大名士王世贞。沉寂许久的王说再次得到张扬。
王世贞说，源自康熙版谢颐《序》中的话：“《金瓶梅》一书，传为凤洲（王世贞）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出凤洲之手。”由于王世贞是一代大名士，他的父亲是被奸相严嵩所害，于是，清代许多论者纷纷附和，“孝子写书”说，一时间甚嚣尘上。直到上世纪初，经过鲁迅、郑振铎、吴晗等的深入研究，确认是谬说。所谓王世贞是将自己写的剧本《鸣凤记》增补后改名《金瓶梅》送给严世蕃，以投其迷恋淫秽小说的癖好，更是臆造之言。《鸣凤记》是写夏言、杨继盛等与严嵩的政治斗争，很难加上妻妾争风、男女媾欢之类世俗内容。何况，严世蕃根本不是被王世贞抹在书页上的砒霜毒死，而是被朝廷砍了头。
电视节目说，文革平坟时，发现王世贞的父亲坟中只有一颗金属头，证明确实是被严嵩砍了脑袋，似乎为“孝子写书”说找到了新的根据。历史上清官廉吏掉脑袋的事数不胜数，但他们的后人用写书复仇，不仅闻所未闻，而且也离奇得很难令人信服。至于说，《金瓶梅》中有七十余处词语为太仓“所独有”，书中写到的中药“三七”，当时也只有王世贞熟悉，笔者认为，这只能证明书稿是被王世贞或者他的门人修改的结果。这样说，是有根据的。王世贞《金瓶梅》早期手抄本的拥有者之一，他完全有条件对原作进行修改和增删。（后面还要谈到）
有人在王世贞的父亲名字上搞猜谜式的“索引”，有人发现，王世贞曾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同样不能证明王世贞就是奇书的作者。曾被认为是《金瓶梅》作者的屠岸，就径直用过“笑笑生”的化名，事实证明，屠岸并不是《金瓶梅》的作者。
总而言之，上述理由并不能证明《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贞。
那么，《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据本人及其他学者的多年考证，答案已经明确，他就是山东诸城的丁惟宁。
（三）
丁惟宁（1542——1611），山东诸城人，万历进士，曾任过监察御史，四十岁辞官归里，在现在的五莲县九仙山别墅隐居近二十年。他才华横溢，诗文俱佳，不仅主编过诸城县志，还写了大量诗文。他有能力、有时间写出《金瓶梅词话》这样的传世奇书。理由于下：
一，早期手抄本大多来自诸城。拥有《金瓶梅》早期抄本者，共有十二人：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沈得符、徐阶、刘承禧、文在兹、王稚登、王世贞、邱志充。这十二人所“拥有”的手抄本，大多是亲友间传抄（阅）的。而董其昌、王稚登、王世贞和邱志充手中的抄本，全部来自山东诸城丁惟宁处。董其昌祖籍山东莱阳，曾在诸城丁惟宁别墅居留许久，参加过丁惟宁倡首的“东武诗社”（诸城原名东武）。王世贞曾任山东青州道兵备副使，诸城是青州属下，王世贞不仅到诸城拜访过丁惟宁，而且二人惺惺相惜，诗酒唱和。山西王稚登是丁惟宁的朋友，九仙山丁公石祠的门匾“羲黄上人”四个大隶字就署着“太原王稚登书”。邱志充则是丁惟宁的近亲和学生。上述几人能得到奇书手抄本乃是清理中事。既然早期手抄本无不源自诸城，写书人是丁惟宁还有疑问吗？
二，为《金瓶梅词话》写序作跋的，都与丁惟宁有着密切的联系。“欣欣子”乃是青州进士钟羽正，他和丁惟宁是好朋友，两人往还频繁。他的《驼山行》诗中就有“习静欣欣子，披襟邀熏风”的句子。愚以为，丁惟宁将自己的杰作署名“笑笑生”，什九是受欣欣子的启发。另一位写序的“东吴弄珠客”，就是上面提到的丁惟宁的朋友董其昌。而作 “跋”的“廿公”，则是丁惟宁的五子、著名戏剧家，有“南李（笠翁）北丁（耀亢）”之誉的诗人丁耀亢（字野鹤号紫阳道人），在二十岁时写下的。
三，“廿公”（丁耀亢）在“跋”中写道：“《金瓶梅传》……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这是在高声呼喊，作者是怀着大慈悲之心，在对人间丑态进行针砭讽刺。很显然，他之所以要再写一部《续金瓶梅》，正是借用阴阳轮回，进一步为被诬为“淫书”的父亲杰作正名。
四，在《金瓶梅》第一百回，就在全书终结处，违反创作规律，突兀地插入两句诗：“三降尘寰人不识，倏然飞过岱东峰。”笔者认为，这是丁耀亢加上去的。证据是，《续金瓶梅》第四十二回，也是在接近收尾的地方，根据《搜神后记》虚构了一个丁令威“三降尘寰”的故事：辽东三韩鹤野县华表庄出了个神仙丁令威，历经三次转世：一转为朱顶雪衣白鹤；二转为善于锻铁的匠人自称丁野鹤；三转为明末东海人，也自称丁野鹤、紫阳道人。鲁迅先生早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即认定，最后一个紫阳道人就是丁耀亢。但没有说另外两个是谁。据考，第一次转世的仙鹤是丁耀亢的祖父丁纯，第二次转世的“锻铁匠人”是他的父亲丁惟宁。此说并非臆造之词，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已经作了明确的暗示。镶嵌在九仙山柱史（监察御史的尊称）丁公石祠四壁、逃过文革浩劫的碑刻上，更有着清楚的记载。常州徐升题诗：“令威翩翩一柱史，早薄荣名谢天子。”王化贞题诗：“仙人乘鹤五云中，华表（庄）归来息此宫。”海上后学乔师稷题诗：“华表不归丁令鹤，东武（诸城）空说九仙峦。”关中唐文焕题诗：“白鹤归华表，青山做主人。”诗中一再称祠主人是“丁令威”、“华表归来”，足见，这个丁令威就是善于锻铁的丁野鹤。历经四百年风雨，完好无损的石壁题诗，堪称是三代写书的铁证。
五，有人倘要提出疑问，上述证据固然可以证明三次转世。但怎能证明《金瓶梅》乃是祖孙三代人的作品呢？回答是肯定的，证据同样很充分。丁耀亢为《金瓶梅》写的“跋”，巧妙地回答了这一问题：“《金瓶梅传》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世庙”是指明世宗嘉靖朝。这“钜公”为谁？他当然不能公开说明。但也有迹可寻。诸城一带，有以先人曾在何处为官，便以其地冠称某公的习俗。丁耀亢的祖父丁纯，嘉靖年间曾任过直隶钜鹿县训导，故丁耀亢尊称其为“钜公”。这说明丁纯是《金瓶梅》的始作俑者。
六，进一步的证据是：“爱日老人”在《金瓶梅·序》中的话：“天台智师，性善兼明性恶，六祖，七祖，善恶都莫思量。相持义门，强明因果，证穷念绝，何因何果？善读是书，檀郎只要闻声；不善读是书，反怪丰干饶舌耳。”据《琅琊天台丁氏家乘》载，丁氏的六世祖是丁纯，他的儿子是七世祖丁惟宁。这里的“六祖、七祖”并非佛门世系，而是丁家的辈分。据丁其伟等先生考证，“爱日老人”是丁纯的重孙子丁豸佳，称先人为“祖”，正符合晚辈的身份。这充分证明，《金瓶梅》是丁惟宁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在九仙山别墅面壁十年完成的。他的儿子丁耀亢在父亲去世十年后，对父亲“遗书”又作了个别补充（如上面的两句诗就是），到苏州镌版印刷的。而丁耀亢也是把自己的续书，看成是《金瓶梅传》的组成部分。足见，说《金瓶梅》凝结着三代人的心血，并非空穴来风，乃是不争之论。
七，有人之所以至今仍将目光盯在山东峄县或苍县，无非是因为那里有“兰陵”其地。殊不知，丁惟宁九仙山别墅后面的一条峡谷就叫“兰陵峪”。丁惟宁用“兰陵”作为“笑笑生”的“籍贯”，更是清理中事。
足见，《金瓶梅》作者之谜，已经清晰确凿地破解。不知哪里还能找到与上述七条比肩的证据？有人仍然固执一端，无非是地域情结作怪，只恐徒劳无益。
丁惟宁二: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考（下）
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考（下）
● 张清吉
三、《金瓶梅》作者、序跋者化名的由来
（一）关于“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卷首的“欣欣子”《序》言及“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吾友笑笑生为此”云云。以此可以认定，“兰陵笑笑生”即《金瓶梅》作者，亦即作者的化名。这点，学术界已公认了。关键是，“兰陵”为何地？”笑笑生”为谁？
以上已述，我认为《金瓶梅》作者是丁惟宁。那么，丁惟宁为何化名“兰陵笑笑生”？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说明的。
兰陵，按地名讲，即山东省峄县之兰陵（今枣庄市峄城区兰陵镇）。也有人说是江苏武进，因为历史上武进侨置过“南兰陵”。—说安徽省境内也有一“兰陵”。于是，诸多学者在这三处“兰陵”苦心寻觅《金瓶梅》作者。但遗憾的是，找出的几位“作者”都因缺乏积极有力的佐证而不被人们普遍认可。于是，又有人认为“兰陵”非地名，乃指“美酒”，作者乃爱酒之人。又有人说战国时荀况曾废居兰陵，”兰陵”乃“废居之地”的代称，等等说法，把人打入闷葫芦里了。
“兰陵”到底指何？我说，它指一“山”。陵，山丘也。“兰陵”乃一山名的隐指和拟化。《金瓶梅》作者连自己的姓名都拟化了，为了隐遁，其籍贯也是要拟化的。不然，直书籍贯，即使使用化名，人们一眼就会望穿作者为谁。这岂不“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依作者的明哲处而言，他不会干这种蠢事。因此说，“兰陵”是作者经周思熟虑后而采用的蕴含深刻寓意的拟化山名。说到底，“兰陵”是丁惟宁拟化的山名，它即指其罢归后隐居著书的九仙山。
为什么丁惟宁把诸城九仙山拟化为“兰陵”？这里有讲究。
我们知道，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大书法家王羲之偕同他的友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今浙江绍兴西南）“修楔”祓灾，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文中云：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楔事也。……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也。
实地勘考，其“兰亭”在会稽山阴的“兰渚山”下。山下有溪，名“兰溪”；亭傍溪流，故名“兰亭”。今其地貌与王羲之笔下所描绘的仍同。令人骇怪的是，土人俗称此地为“东武里”。东武，乃诸城的旧称。西汉初年置县，因山为名。隋开皇十八年（５９８）改名诸城，沿用至今。为何“兰渚山”下的这地方却称“东武里”？查阅史籍，我们明白了。《齐道里记》载：
东武县本有东武山，忽因三日昼昏，山移于会稽。
《越绝书》、《吴越春秋》亦持“东武山移说”，记载与《齐道里记》同。嘉靖《青州府志》亦载：
龟山旧在诸城，……走入会稽山阴县界，今有“东武里”。
乾隆《诸城县志·山川考》载：
自九仙山东南岩石梁千仞一线缒下者，为锦衣卫口，亦名恶山，……又南，为会稽山，与越山同名。相传勾践曾登此。按《越绝书》：龟山一曰“怪山”，往古一夜自来，故谓“怪山”也，地名“东武里”。《吴越春秋》遂以为东武山徙会稽矣，今东武亦有会稽山，恶知他年不傅会徙来耶？
山丘竟会移动，本是不经之谈。但在诸城，相信“东武山移”之传说的不乏其人。嘉靖《青州府志》、乾隆《诸城县志》竟将其载入方志，可见其影响深广。清代诸城文士孟继世更是另有新说，他认为”飞”到浙江会稽山阴的东武山曾又“飞”回诸城，成为“九仙山”。会稽山也同“飞”来诸械。他在《楞伽峰》一诗中写道：
半空侧落千寻壁，一线才窥石上天。
愿御长风倚长剑，飘然我亦学飞仙，
巍巍插汉根无著，岌岌临风势欲摧。
笑向石头头上向：几时飞去复飞来？ ——《静远堂诗》
楞伽峰，为九仙山之一峰。峰为二巨石并立，中有一缝，一曰“一线天”，又曰“试剑石”。其南，有一山名“会稽山”，在魏家、王世疃二乡境内，总面积１４平方公里，主峰海拔611.9米，巍然奇秀。清代文士丁恺曾登临此山，写下《小会稽》一诗。诗中云：“爰登海曲山，塌然摧肺腑。号曰‘小会稽’，于义何所取？……可笑东晋人，流觞捉玉麈。”这“会稽山”之阴，即“奇秀不减雁荡”（苏轼语）的九仙山。观览二山的位置和形势，“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俨然王羲之笔下之景观。宋熙宁八年（1075）春，任密州（今诸城）太守的一代词宗苏轼游览九仙山，在流杯亭（亭址在九仙山兰峪西）同友人修祓禊之礼，写下了《满江红》一词。词序中云：东武会流杯亭，上巳日作。其词下阙云：
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
当时，苏轼还写下了《泛金船·流杯亭和杨元素》一词，其词上阙云：
无情流水多情客，劝我如相识。杯行到休辞却，似轩冕相逼。曲水池上，小字更著年月。
还对茂林修竹，似永和节！
旷代词宗苏轼竟认为诸城会稽山阴的九仙山一带风光与浙江会稽山阴的兰渚山情景酷似，且与友人在此“修禊”，曲水流觞，无怪乎诸城人更是确信不疑。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暮春，诸城籍文士王化贞、王华瞻、邱名西（邱志充之父）、张献之、孙信甫等游九仙山过”丁公（惟宁）石室”，各留诗赞咏（其碑刻诗文均存于“丁公石祠”内壁）。王华瞧的一首《夜坐》诗云：
白石堂初构，恍疑是玉堂，
层峦舒望眼，曲涧引流觞。
胜地来诸彦，巳辰对众芳，
兰亭称具美，还逊此风光！
显然，王华瞧亲临丁惟宁山居别墅，面对水色山光，亦认为此地与浙江兰渚山一带风光酷似且更美，道出了“兰亭称具美，还逊此风光”的赞叹。因此说，九仙山等同“兰渚山”。先前已说过，陵，山丘地。“兰渚山”可称“兰陵”。丁惟宁博洽经史，谙熟典故，将其居处之九仙山拟化为”兰陵”，既隐晦，又恰当，那是颇具匠心的，也是一定的。
“兰陵”既明，那么我们即可来探究丁惟宁为何化名”笑笑生”了。
丁惟宁有《山中即事》诗三首，署“少滨主人著”，草书，镌刻于“丁公石祠”内壁。其第一首云：
四围翠巘环茅宇，一派清谬下远郊。
晓雾深深应变豹，澄潭隐隐欲腾蛟。
儿童啻可绍先业，玄白何须拟解嘲？
信步闲吟聊寄兴，拙夫翻笑苦推敲。
诗的前四句，是丁惟宁写自己山居“茅宇”周围的景色。前面已述，与《金瓶梅》“引首”词中所写情况相同。五、六两句的意思是：后代儿孙只要能继承祖业，自己的是非功过何必要向那些嘲笑我的人作自我解释呢？据《丁氏家乘》记载，丁惟宁有六个儿子，曰耀斗、耀昴、耀翼、耀箕、耀亢、耀心。均有才名，尤以五子耀亢最负才名。丁惟宁在仕途上虽然遭遇坎坷（蒙冤贬官），但他看到身边能够继承先业的才华横溢的儿辈，心灵上感到莫大安慰，难怪他不打算解释被人嘲笑的地方了。诗的第七句作者写出居山的悠闲从容的举止，与“引首”词中所云的情形亦相同。诗末句说“拙夫翻笑苦推敲”。“拙夫”，丁惟宁自称的谦词；“翻笑”，即“反笑”；“苦推敲”，苦心反复斟酌考虑。结合以上三句诗意来理解，此句意思是：苦心推究、考虑那些嘲笑我的人的世俗心态和举动，我却要反笑他们的卑陋和可笑。记得有一副赠佛楹联云：“大肚能容，容世间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诸城丁家，累代佞佛，“家藏罗汉卷”。（丁耀亢语）丁惟宁面对宦途的蹉跌，“水誉自了高月旦，神游从此托仙山”；（丁惟宁《山中即事》）对世俗的嘲笑，予以“翻笑”，大有“笑天下可笑之人”的气概。因此说，“笑笑生”化名的由来，并不是像有人推测的那样，是作者具有诙谐、戏谑、轻佻的气质，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丁惟宁诗作甚多，而唯特意将《山中即事》勒之贞珉，以期传之不朽，我想他的用意即是让后人从这首诗中详加推敲，追寻出“解嘲”、“翻笑”的真正含义，明白“笑笑生”是谁。
综上，可归结成一句话：“笑笑生”乃丁惟宁化名，其“笑笑”二字乃是从《山中即事》诗中的“嘲”、“笑”化出。
邱石常《楚村文集》中有《题〈史笑〉前》一篇题跋。全文云：
余集《史笑》，友读之，不笑也。闻长安乐则西向而大笑，又笑其所笑。予未到长安，安知长安之可笑？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长安之可笑？世人开口而笑者，笑世人之所笑，我笑我之所笑。哀乐之事，原不相同，安知世之所笑者，我不哭乎？世之所哭者，我不笑乎？
这里，邱石常反复阐发“我笑”和世人之“笑”的两种不同的内涵，前面已述，邱石常藏有《金瓶梅》一书，且常常在夜深入静时拿出来“随心”阅读。我揣测《史笑》可能是《金瓶梅》。因为《金瓶梅》即明代的一部“稗史”，塑造了众多令人可笑的人物形象。邱石常是否将书名悠谬言之？倘《史笑》是《金瓶梅》，那么邱石常反复论及的“我笑”和世人之“笑”，不是对丁惟宁“翻笑”“世人之笑”谛义的进一步阐释吗？我搜索到了《邱氏族谱》、《楚村文集》和《楚村诗集》及一些邱氏文稿，但未寻觅到《史笑》一书，不知其书面目，故不敢妄下结论。只觉得这跋的议论与“笑笑生”的“笑笑”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公布于此，供方家研讨、探究。
（二）关于“欣欣子”
《金瓶梅词话序》后署“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欣欣子”为谁？“明贤里”为何处？这也是《金瓶梅》研究遇到的棘手问题。有人认为，”笑笑生”与“欣欣子”实为同一人。其实是一个误会。《金瓶梅词话序》分明写有“吾友笑笑生为此”云云，可见，“欣欣子”乃“笑笑生”之朋友，并非“欣欣子”就是“笑笑生”。从“序”中言辞看，“欣欣子”不仅为“笑笑生”挚友，且尤深明“笑笑生”的平生，亦深明其作《金瓶梅》的动机和意旨。不然，“序”中怎会谓“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呢？“笑笑生”作《金瓶梅》，连姓名、籍贯都隐遁起来，不拟炫世，倘与“欣欣子”交往并不密洽，他怎会让自己的秘作让“欣欣子”过目呢？“欣欣子”又怎会中肯地赐“序”呢？因此说，“欣欣子”是”笑笑生”的朋友，且与其相知相善。说到底，他们二人职官相当，遭遇相似，有共同语言。不然，地位相处天壤，道义相左，志趣迥异，“欣欣子”是不会给《金瓶梅》这部“奇书”赐序的，更不敢妄称“笑笑生”为”吾友”。
既然如此，那么“欣欣子”是谁呢？我说，他即是万历八年（1580）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殁后赠太子太保的山东青州人钟羽正。
钟羽正（1554-1637），字淑濂，号龙渊，益都（今青州市）钟家庄人，《明史》卷二四一载：
（羽正）万历八年进士，除滑县知县。甫弱冠，多惠政，征授礼科给事中，疏言朝讲不宜辍，张鲸不宜赦，不报。迁工科左给事中，出视宣府边务、哈刺慎、老把都诸部挟增市赏二十七万有奇，羽正建议裁之，与参政王象乾慑以利害，莫敢动。兵部左侍郎许守谦先抚宣府，以贿闻，羽正劾去之。又劾罢副总兵张充实等，而悉置诸侵盗军资者于理。
还为吏科都给事中。劾礼部侍郎韩世能、蓟辽总督蹇达、大理寺少卿杨四知、洪声远不职，四知、声远坐贬谪。时当朝觐，请禁馈遗，……帝善其言，敕所司禁之，且命阁部大臣公事议于朝房，毋邸接宾客。吏部推孟一脉应天府丞，蔡时鼎江西提学，副以吕兴周、马犹龙。帝恶一脉、时鼎尝建言，皆用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脉、时鼎，中外谓建白之臣，不惟一时见斥，而且复无进阶，销忠直之气，结诤谏之舌，非国家福。”疏入，忤旨，夺俸有差。
二十年正月偕同官李献可等请皇长予出合豫教，帝怒，谪献可官。羽正以已实主议，请与同谪，竞斥为民。杜门读书，士大夫往来其地，率辞不见。林居几三十年。光宗立，起太仆少卿……
据钟氏遗稿知，钟羽正罢官家居时，青州发生大饥荒，他倾资赈济，救活一千五百余人。使者据实上奏，朝廷赐“代天育物”门匾。是年，吏部尚书郑特上疏，请起用钟羽正。获准，但钟羽正没有到任。天启二年(1622)，授佥都御史。到任后连劾方从哲、沈淮等昏官。翌年，拜工部尚书。不久，因群阉闹事而连上三本乞归，获准归里。天启四年（1624），逆竖霍维华追理“梃击”等三案，钟羽正又以“委身门房”之罪被削夺官职。直至崇祯初年，方得昭雪复官。崇祯十年（1637），八十三岁的钟羽正在青州钟家庄去世，赐太子太保。钟羽正著作甚富，有《厚德录》、《崇雅堂集》、《玉山诗钞》、《玉山诗钞补遗》、《东阳杂录》等。他还编撰了万历《青州府志》。
以上史料可知，钟羽正聪颖过人，二十六岁即进士及第，为官清正，忠直敢言，曾劾罢不法朝廷重臣数人；为人正派，勇于引咎，不慕荣利，在直诤“建储”事件中而罢归；学识渊博，著作甚丰，然一代大家。
纵观钟羽正的生平履历、仕宦生涯、精神气质和文学才华，与丁惟宁趋于同俦。丁惟宁二十四岁进士及第，钟羽正二十六岁进士及第；丁惟宁罢归时仅四十来岁，钟羽正罢归时仅三十九岁；丁惟宁家居二十四年，钟羽正居家三十年；丁惟宁罢官归里时间是万历十五年（1587），钟羽正是万历二十年（1592）；丁惟宁居家时编撰了万历《诸城县志》，钟羽正居家时编撰了万历《青州府志》。因此说，在万历年间的青州府（辖诸城等十一县），丁惟宁、钟羽正是当时名望相当、遭遇相同而志趣一致的“天涯沦落人”，即“难友”。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青州钟氏和诸城丁氏有交往吗？钟羽正是丁惟宁的“友人”吗？回答是肯定的。
众所周知，钟羽正是丁惟宁少子丁耀亢的业师。崇祯六年（1633），丁耀亢曾作《天史》一书以献钟羽正。钟羽正不仅一一选评，而且慨然赐序。钟“序”中对丁耀亢和《天史》作了高度评价。钟羽正曾将毕生著作赠授丁耀亢，丁耀亢罄其家资将其书剞劂刊印而得行世。丁耀亢《明工部尚书太子太保钟先生集序》云：
忆明李癸酉，亢修《天史》。书成，执赞请益。先生辞不受。既以书进观，喜曰：“吾得道器矣！”乃具冠服束带，受拜如弟子礼，为《天史》作序，时年八衮矣。神清貌古，如乔松孤鹤，谈古今娓娓如家常语。亢退而恍然若有得也。瞿然若有失也。每入郡，必造谒。先生亦时徒步过寓，款洽忘年，夜深不倦。……易箦之夕，属冢君伯敬曰：“请勿祭葬，勿请谥。予有《厚德录》二十卷，《管见》一册，诗一编，以遗丁子。惜远不及面，丁子必来，奠时以书授之！”明年，先生葬于北阡，亢执绋临圹，冢君始授书。亢长跽拜授，惧不克终。时国辜孔棘，藏书山笥。……先生以明神宗朝直诤建储，同时邹南皋诸名臣。疏载《明史》中、卧田间几三十年。光宗立，以遗诏起晋秩大司空。窥魏珰弄权，半载告归。修仰天寺山水，以著书讲道自娱。名刺不及州郡。末年，屏居习静，颐养天和。临终从容，诗成而瞑，可谓全归矣。乃先生讲学而不立道学之帜，著书而不矜文章之名，服官而不附声援之党，隐居，而不炫箕颖之僻，旷然天游，意兴泊如也。殁之日，家无担石，祖田百亩，外无生产，食窭自得焉。……海内读《明史》者，第知先生为明直臣而不知诗皆靖节、少陵道脉心传，则实宗洙泗洛闽也。读先生东归诗，为万历戊戌，今刻成于顺治戊戌。亢以已亥生，计今六十年，而亢以诗传。然则文章之道，岂贵贱、死生、年代远迩为契阔者哉？扬子云之与桓谭，去人何必有间也。
“序”后署“琅琊门人丁耀亢野鹤拜识”。
钟羽正殁后，青州钟氏与诸城丁氏的友谊仍绵绵保持。顺治七年（1650），丁耀亢亲至青州钟家庄拜望钟羽正之子钟伯敬且祭扫钟羽正墓。丁罐亢《宿钟伯敬村居》一诗写道：
霜花丛菊乱垂盆，小屋疏墙映板门。
鸟雀满阶惊客至，故人藏酝已开樽。
其《过尚书钟龙渊老师墓》又写道：
《厚德》名书世不闻，传经惭愧自河汾。
十年痛苦羊昙路，宿草寒花对古坟！
由以上材料可知，钟羽正与丁惟宁少子丁耀亢之间的师生情谊何等深厚！《明史》云：“(钟羽正罢归)杜门读书，士大夫往来其地，率辞不见。”可见是门墙高峻，拒人千里，更不要说“无名小辈”的求见了。然而，钟羽正却破例接待了年轻少壮的“青青子衿”丁耀亢，且收为弟子，并为《天史》校订、赐序，临终又以书相托。这里的原委何在？难道仅仅是钟羽正赏识丁耀亢的才华这一原因吗？检阅史料，我们明白了：钟羽正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丁耀亢父亲丁惟宁与其有着一段甚密的交往和志同道合的友情！
万历二十二年（1594）孟夏，即钟羽正罢官归里的第二年，钟羽正自青州亲至诸城拜访贬官家居的丁惟宁，写下了《甲午游东武丁氏小园即景》一诗，诗云：
小小仙园东郭东，委曲小巷仄经通。
转过溪桥豁双瞳，别有天地非俗同：
对面石山气秀雄，左萦左拂嶂几重。
山头突起一高峰，嵌空峭壁岫玲珑。
下有草厅居其中，明窗静几门未封。
阶前碧绿倚长松，修竹千竿对青桐。
松筠桐阴影更浓，芝兰瑶草绿几丛。
极南凉亭可乘风，周围环绕万花红。
万花红，景无穷；酒一盅，乐融融！
此诗以隽永的笔调写出了“丁氏小园”的优美。从“酒—盅，乐融融”字眼看出，宾主酣饮畅怀，情意缱绻。《金瓶梅词话序》中说“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云云，可以说即通过宾主的酣饮畅谈，钟羽正进一步洞悉了丁惟宁的私衷而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表露了出来。
至于“明贤里”，亦有迹可寻。诸城，俗称“贤人里”。（见民国诸城籍书画家李宇超画轴题字）因为诸城是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孔子女婿公冶长的故里，故称。丁氏后人又告诉我，“明贤”是明代诸城丁氏家族的堂号。此堂号依据“贤人里”而来。清朝定鼎，“明贤”触犯清廷忌讳，改称“内省堂”，（见《诸城文史资料·诸城堂号简说》）这样看来，“明贤里”熔“明贤”和“贤人里”为一炉，“欣欣子”这种闪烁其词颇具匠心。《金瓶梅词话序》署：”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现在已十分明白：“欣欣子”的这篇“序”是钟羽正拜访丁惟宁期间在诸城丁氏家宅内一间小阁房里写成的。
也许有人会问：钟羽正为何化名为“欣欣子”呢？丁耀亢《明工部尚书太子太保钟先生集序》说得十分明白：“（钟羽正）旷然天游，意兴泊如也。”又云：“（钟羽正罢归）修仰天寺山水，以著书讲道自娱。”“屏居习静，颐养天和。临诀从容，诗成而瞑，可谓全归矣。”钟羽正“习静”，崇尚庄子的”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的境界，大有“所之既倦，情随事迁，向之所欣”，“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的气概。
钟羽正有《驼山行》诗一首。诗云：
泉流呜咽去，山列翠微屏，
习静欣欣子，披襟邀薰风！
这里的“习静欣欣子”，显然是钟羽正自况。这一句道白，道出了钟羽正罢归后气质和胸怀的全部底蕴。因此说，“欣欣子”即钟羽正化名确凿无疑，《金瓶梅词话序》为钟羽正所撰亦确凿无疑。
（三）关于“东吴弄珠客”和“廿公”
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多参差错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来推算却往往不误。例如西门庆，第四回说他是“属虎的，二十七岁”。若从壬辰年倒推上去，则知他生于丙寅年。而于二十九回写吴神仙为西门庆一家算命和三十九回西门庆玉皇庙打醮时都表明西门生于“丙寅”，丝毫不差。再看潘金莲，她与西门庆交谈时说：“奴家虚度二十五岁，属龙的……”西门庆道：“与家下贱内同庚，也是庚辰属龙的。”这里的“庚辰”是唯一搞错或抄措的地方，以壬辰年算，二十五岁当为戊辰年生，故在三十九回将“同庚”的吴月娘的生年改成了“戊辰”，可见作者最后也没有搞错。再如第十回写冯妈妈说“他今年五十六岁，属狗儿的”，第二十四回写冯妈妈家的丫头时说“他今年属牛，十七岁了、”这一年都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相识后的第二年，因此，若以壬辰年的次年倒算的话，冯妈妈当为戊戌年生，确属狗；其丫头为丁丑年生，确属牛。所有这些，不可能都是巧合，它们说明了作者很可能就在壬辰年着手开始创作的。这是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特别是写到人物生肖，作者很可能就是根据当时周围人物情况来移花接木，这也就无意中留下了他从壬辰年来考虑问题的痕迹。据此，我认为定《金瓶梅》写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是可信的。这样，早巳故世的李开先、薛应旗、冯惟敏，濒临死亡的王世贞、徐渭，尚属年幼的沈德符，还未出世的李渔，均无写作之可能。——《〈金瓶梅〉作者屠隆考》
黄霖先生真有眼力！
据《丁氏家乘》载：“祖（惟宁）生于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嘉靖二十一年为“壬寅”年，丁惟宁属虎。这样，丁惟宁根据自己的生肖，以“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西门庆“属虎”，推算其他人生肖，当然”比较方便”，当然“丝毫不差”。因此，笔者完全赞同黄霖先生的分析和沦断！
只是，我要补充一点：《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前面已述，万历二十二年（1594）孟夏，钟羽正至诸城拜访丁惟宁在—丁氏家宅的小阁里为《金瓶梅》撰“序”。倘书未成，钟羽正未通览全书，他能泼墨赐”序”且如此中肯吗？
黄先生是我夙向敬仰的学者，对其《金瓶梅》的成书年代论断，我由衷赞成。但是，对其《金瓶梅》作者“屠隆说”实又不敢苟同。遂想在这里仅陈陋见，以求教于黄先生。
黄先生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一文中，认定其作者为屠隆的最主要理由是《金瓶梅》中全文引用了屠隆的一诗一文，即《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
其实，即使《金瓶梅》全文引用了屠隆的这一诗一文，也不能证明屠隆是《金瓶梅》作者。只能说明《金瓶梅》作者或与屠隆有交往，或手头即具有屠隆的著作，创作时予以引用。今观丁惟宁、陈烨编撰的万历《诸城县志》，其中就收录屠隆的两篇大作。一为《翟节妇赞》，一为《闵贞赋》。不防全文照录如下：
翟节妇赞有序
客有从京师来者，为言：翟太学士銮孙，思荣妻张氏，生二十年，思荣病死，张哭之。哀已不哭则绝粒，坐夫柩旁。张父母及诸戚族咸至，日夜劝其食，曰：“若夫无禄死已矣，何为自苦若是？尔即不守若志，非夫子妇也。即守若志为未亡人，犹夫子妇也。奈何死为？即死，若命会当有尽时，见夫子地下，未晚也。人寿几何？生者，唯死是息，而子速之，无乃非人情乎？”张不应。第瞑目坐竟日。夜不就寝。倦则稍作伸状，已，复端然不动。家人取水浆强饮之，齿噤不启。久之，气息渐奄奄以微，积二十日，竟饿而死。京师士大夫及闾巷之民走视如云。屠隆闻而悲之，曰：嗟乎，烈哉！翟家妇也，妇即矢志，靡他可以无死，劝者之言是也，而妇竟死，过矣！虽然，世之衰也，男子之无刚肠久矣，矧妇人哉，矧妇人哉！朝释衰经，暮为荣华，腼面而事两姓者，何可胜道？有如翟家妇竟死哉？且不死水火，不死刀锯，而死饿死，善矣！君子奈何求多于烈妇哉？于是，乃为之赞。赞曰：谓天盖梦，谓鬼神盖荒。烈妇之夫，云胡以殇？匪夫之殇，厥为妇殃。白日杲杲，照彼繁霜。人命不延，胡涕而滂？飘风摇摇，逝波汤汤；鬼伯相呼，夫子相将。吁嗟！茫茫九州，岂不乐康？他人则乐，妇心之伤。黄垆阴冥，归途何良！归来归来，与夫翱翔。岂适百年，与天地长！吁嗟！匪岁则饥，匪室无粮。绝粒而死，死胡不臧？缅邀孤竹，义士同行。葬妇何所？于彼首阳之旁！
闵贞赋有序
翟节妇之死，余既为之赞，乃心高不已。既读杨司空《闽贞赋》，感焉。可谓异世同慨，遂有此作。顾富材劲力，既乏汉声，亮节繁音，复惭六代，聊以写余心之忡忡矣。
煌煌燕京，端居至尊。倚拔堪舆，包络川原。居庸虎视，大行龙奔。金台崔巍，高枕帝阍。玉河汤汤，流于蓟门；王气盘礴，秀结雄屯。览方舆之胜概，吊往古之遗踪。昭王发愤，昌国景从。太子召乎马角，荆卿感乎白虹。田光慷慨而折首，渐离击筑而悲恫，精光变天，啸歌生风。燕丘荒而侠骨销，易水寒而壮士去。灵气不收，山川奔互；蜿蜒郁纠，是生贞妇。维此贞妇，婉娈静柔。叶凤占于太卜，迎雁币于蹇倚；奉君子之清尘，惧下女之是羞。荐萍宗庙，采绿道周。调瑶瑟之和声，结锦缡之绸缪；指白日以莅盟，誓黄河之长流；娱清风于曲房，眺明月于高楼。银钅工照夜，纨扇度秋。期千龄而万岁，不挂人间之离忧，何失君之不延，倏淹化而诀绝？恒岳峰摧，辽海波竭；荣华霜殒，光景电灭。朱弦惨其无声，玉箫短而吹折。尔其为景也：高天氵穴寥，平野萧条。朔云下垂，层冰折胶。大陆不流，蓟马失骄。河尽柽柳，原枯兰苕。日照沙昏，烟起风。鬼火微，阴房青；华烛灭，玄堂肩。冷月鉴乎
帷，飘风动乎铭旌。佳人惨怛，黯乎伤情。尔其为容也：伊伊喑喑，漆漆沉沉。霜栖素面，泪落空襟；米粉不御，罗襦尘侵。脱去玉珥，弃掷华簪；神亡形槁，若聋若。瞑息决苫之上，枯坐灵车而之下。鬼伯相呼，司命不假。怅夫君之不来，白日匿而长夜；屏寝食以彷徨，愿灵□之速化，从夫君之夜台，永与世而相谢，我思古人，忄屯
郁怦怦；唏心令女，矢志陶婴。凝妻断臂，梁寡残形，游目苍梧之野，想鼓瑟之湘灵；殷啼痕于修竹，销绿黛于黄陵，尔乃绝粒而逝，枵腹而槁，影闷寒垌，坟荒古道。孤月照而流黄空，双飞燕而重门俏。绣被委于香尘，玉骨化为瑶草。悼夫妇之精魂，托茑罗而凭幽。鸟效伉俪于黄垆，后天地而不老！
屠隆这一“赞”一“赋”中言及的“翟节妇”——张氏，是诸缄人。万历《诸城县志·烈女传》有载：
张氏，顺天府庠生翟思荣妻，荣为进士汝俭第三子，文懿公孙，也。隆庆辛未，荣病，张与之相约同死。又数日，荣卒。张遂拜别祖先、父母、族属、尊长，跪饿于荣枢前。众以百计劝解，不听，复卧柩旁，饮食不入口者二十余日，遂卒，年二十四。巡视东城察院题奉钦依准照例竖坊旌表。
读罢上述史料，我们就明白：即使《金瓶梅》全文引用了屠隆的一“诗”一“文”，也不能证明屠隆即其书作者。万历《诸城县志》不是全文引用了屠隆的一“赞”一“赋”吗？这能说万历《诸城县志》是屠隆所撰吗？显然不能。这种情况只能确凿证明：万历《诸城县志》编撰者丁惟宁与屠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和联系，手头存有许多屠隆的诗文歌赋。在编纂《诸城县志》时，丁惟宁将其一“赞”一“赋”收录进方志；在创作《金瓶梅》时，将其一“诗”—“文”引入小说，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金瓶梅》是丁惟宁罢官家居的万历二十年壬辰（１５９２）前后创作，万历二十二年甲午（１５９４）杀青；其书作者绝非屠隆，书中屠隆的一“诗”一“文”，乃藏有屠隆诗文的丁惟宁引用所致。
结语
我们沿着《金瓶梅》抄本“发源地”的追踪这一可靠线索，对其作者、作者化名和成书年代等等作了一番探考，考证出《金瓶梅》最早是从山东诸城流传出去的；作者是嘉靖、万历间“早年叱驭，强仕悬车；盟坚泉石，性癖图书”的丁惟宁；该书成书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丁惟宁的友人钟羽正、董其昌为该书撰“序”，董其昌在其书刊刻时又作了“跋”。笔者十数年来一直从事丁耀亢和《醒世姻缘传》研究，对《金瓶梅》未敢置喙。今把查找资料时顺便发现的一些资料和我的意见写出来，供大家讨论。如果谁找出了另一作者，材料更多，更确凿，更具有说服力，笔者自当收回鄙见。因此，期待着海内外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注]
①丁纯，丁惟宁之父，丁耀亢之祖。
②范绍，邱橓岳父。
转自日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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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惟宁三:丁纯、丁惟宁、丁耀亢住地考析
丁纯、丁惟宁、丁耀亢住地考析
[日期：2013-03-23]
来源：琅琊丁氏网 作者：丁增熙
[字体：大 中 小]
丁纯祖是琅琊丁氏即诸城丁氏（藏马丁氏、天台丁氏）六世第四十九支起始人。丁纯和丁惟宁的出生地是丁家大村（或周家庄社），后移居诸城城里“东坡台左之敞庐”。 在诸城西南门里有较大的宅第，之后在城南九仙山附近有橡槚沟别墅和“草庐”、石祠，以及丁耀亢晚年逝世的五莲山。现在分属胶南（黄岛区）、诸城、五莲三个区县，这些地方早年都属诸城。所以以此为据，说他们都是诸城人，没有错。他们的祖居地是诸城东南乡（胶南）丁家大村也是肯定的。 我见到有两个文件记载丁纯的居住地，一是在明隆庆四年诸城知县王锡侯所绘“九老图”上丁纯画像旁的记载，丁纯是“周家庄社人”；二是在清初其孙丁耀亢在容城任教谕时写的《述先德谱序》中说：“祖讳纯，号海滨先生，居东海琅琊台之北，地名大村，即藏马山西麓”。这两种说法，究竟是丁家大村，还周家庄社人？需要研究确定。 丁耀亢所说，祖讳纯居藏马山西麓的大村，应怎样看待呢？如果这话是丁纯、丁惟宁所说，可靠性就大些。丁耀亢没见过祖父，丁惟宁去世时丁耀亢只有十岁，他是不是听父亲说过或看过父亲的文字记载？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他所写大村是否准确，也未可知。他说的这句话，语句很别扭，有无别人改动，我也存疑。同一篇文章中，他把海州始祖丁兴，写成丁普郎，显然是错的。假定丁纯的住址是大村，丁惟宁的出生地和幼时居住地，肯定是随父丁纯居住在大村的。可以确定的说，他们是大村人。至于丁耀亢，则是生于诸城城里，成人后常住城南橡槚沟（即今相家沟），不能笼统地说丁耀亢是大村人，只能说他的祖居地是丁家大村。 丁纯的传记有一句话说，“初徙邑中，去祠墓远，每徙百里往会祭，公令子孙以清明、中元、十月朔日祀祠墓，犹沿公故事也”。宗祠和祖茔是在大村，距城虽不足百里，文章可以用“每徙百里往会祭”的说法，让子孙沿习着他的规矩去大村祀祠墓，丁耀亢自然知道并去过大村祭祀过祠墓。但他未必知道其祖、父两代是住在大村还是住在周家庄。 假定“九老图”记载是可靠的，那么周家庄社在哪里？周家庄与大村是什么关系？在我的记忆中，“社”曾经是明代地方基层组织的名称。有可能当时丁家大村是属于周家庄社辖区的一个村庄，像清末的凤凰练和民国的龙马乡一样，都包括了丁家大村。另一个可能是丁纯甚至其父、五世祖丁珍，其二弟丁珏、和丁纯的叔兄弟丁緯、丁綵已移居西南庄一样，多数同辈已散居到大村附近各村，甚至到更远些地方去了。丁纯是否已由大村移居周家庄，周家庄在那里？我没有查到此问题的资料，需请了解明末地方基层组织的有识之士和熟悉丁家大村历史及附近村庄的人士考证。 丁纯祖在长垣县教谕任上，丁惟宁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连捷进士，先是直隶清苑县令，调任山西长治县令不久，又调任京畿监察御史，丁纯为回避惟宁到直隶进行监察，怕增加父子二人的麻烦，遂辞去了教谕职，回到诸城东南乡大村或周家庄社，在老家安置了三子丁惟一等住在乡下。慑于“甲科盘鱼肉乡里，择长者自庇”，自己携带夫人和佣人数人移居诸城城里，与诸城名流范绍、臧节、刘士则、谭章、常云、陶成、候廷相、窦昂等人，组成诸城“九老诗社”，经常吟诗作画，“客至则高怀雅兴，笑傲自适，襟度豁然”，过着悠闲高雅的生活。 有几本书上说丁纯和丁惟宁住在超然台下，与“九老图”所写东坡台左，稍有差别。台左，贴近的是县衙，他的住处可能在县衙以东。我知道自丁惟宁后来辞官回到诸城后，他在诸城西南门里有较大的宅第，并以丁纯和惟宁二人名义，在西南门内大街、郭街以西竖立石质牌坊一座。到清代丁惟宁的后人家景衰败，将这座宅邸的大部分卖给本县临浯（现划为安丘）人、清嘉庆四年进士苑鸿绪家。直到我幼时在诸城读书时还属苑家，苑家后人都知道他们的宅第是由丁家转让的。后面有剩余部分，由丁氏何人所有我未得知。 丁惟宁为官在三十四岁时丁纯谢世。丁惟宁辞官归里后，推测全家诸兄弟及子孙都已移居城里，丁惟宁及妻妾有时住“城南别墅”或到邻近之九仙山丁家楼子结庐著书交友。惟宁的长子耀斗发迹后，为他在九仙山丁家楼子建了石室，远近文人雅士常来此交游、切磋学问，丁惟宁逝世后，石室改为供奉惟宁的石祠—仰止坊，存留至今。 丁惟宁发妻胶州纪氏，无后，三十岁纳侧室安丘徐氏，三十七岁又纳本县仪氏，两妾共生四子，五十六岁娶黄县田氏，生耀亢、耀心，共六个儿子，多移居城南、九仙山以东的山区，这里满山遍野广植柞树和楸树，故名橡槚沟（现名相家沟）和六谷等村居住，现有野鹤桥等遗存多处。他们的后裔在相家沟、六谷、徐家庄（现称东徐、西徐）龙门口、花园、庐山、水墩、贾悦、海岱庄等村镇，现在分布更广。琅琊（诸城）丁氏四十九支已成为丁氏族群人数繁茂，文化水平最高的支脉之一。 丁增熙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