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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来源：文汇报
编者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配合在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日前，《求是》 杂志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围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今刊发部分专家发言观点，以飨读者。
发现中国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总结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哲学社会科学须进行一次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冯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哲学社会科学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反映时代呼声，引领时代步伐，发现中国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总结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为治国理政当好参谋和智库，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进行一次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堪此大任。
治国理政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理论指导、立场观点和思维方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必须是以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这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实践不断地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凝练、提升和升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系统化、理论化。
治国理政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帮助把握时代脉搏、世界大势和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治国理政的主体，正经受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正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这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从党史、党建、经济、法律、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方略。
治国理政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需要和治国理政的需要来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关注中国现实，提出中国问题，不仅要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还要给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总结提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要以国际上听得懂的话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
治国理政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国理政就是要处理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等各种事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同时也是治国理政的紧迫任务。
李琪 (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新形势下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首先要牢牢把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灵魂和方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就特在理论基础和理论旗帜上，特就特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上。特别是在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情况下，更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
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首先就是要站稳政治立场、理论立场，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切实解决好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不够、理解不深不透的问题，切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水平，切实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各个领域。
沈国明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习近平总书记的法治思想针对目前法治建设实践，结合我国国情有很多理论创新，同时也具有操作性。
第一，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框架下，提出五个子体系：一是法律规范体系，就是传统法理意义上的法律体系，还有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另外创造性地把党内法规纳入第五个体系，是党内法规体系。
第二，他提出了党法关系、权法关系。法治的核心价值是制约公权力，所以他这样明确提出权大还是法大是真命题，对真正建设成法治国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非常明确的理论创新，正因为要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所以他对于严格管理各级领导干部提出非常高的要求，而且明确能否健全法治国家，他们是关键的少数。在司法法治思想的冲击下，在这样一种纷繁复杂思潮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的法治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狠抓落实。法学理论认为，法律永远是实践而非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很注重怎么扎实推进法治实施，除了五个体系之外，至少要有两个基础条件：第一，公民素质提高；第二，诚信体系建设。
“读本”和“选编”的内在逻辑是： “立”字当头、“破”在其后、“创”在其上、“治”在其间、“容”在其中
施芝鸿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贯通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和“选编”的理论主线有两条：一条是2016版“读本”指出的“居于引领地位的宏伟奋斗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条是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通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和“选编”的内在逻辑是：“立”字当头、“破”在其后、“创”在其上、“治”在其间、“容”在其中。
“立”字当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从各方面的“立”来展开其治国理政总布局的。首先是立目标、立导向。其次是立规章、立规矩。此外是立标准、立标杆。
“破”在其后。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发展、推动作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纯洁政商关系等方面，都坚持了立破并举。重点倡导了旨在净化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六立六破”：一是立新的发展理念，破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二是立清风正气，破“四风”积弊和腐败积垢。三是立“明规矩”，破“潜规则”。四是立公平正义和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破各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五是立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破“好人主义”盛行。六是立新型政商关系，破官商勾结、利益输送。
“创”在其上。“立”和“破”，都离不开创新思想、创新理念的指导和创新举措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党建领域等都提出了创新思想、理念和举措。
“治”在其间。无论是“立”还是“破”和“创”，都同“治”紧密相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主要有四层内涵：一是关于制度之治；二是关于法治之治；三是关于参与全球治理之治；四是关于现代化、专业化的治理能力之治。
“容”在其中。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而大智慧就是有容乃大的大胸怀。总书记倡导的兼容、包容、宽容、容忍、容错这“五容”，正是这种大格局、大智慧、大胸怀的生动体现。
黄中平 (《求是》 杂志社副总编辑、研究员)：看一个理论是否是系统的科学理论，要着眼于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看它有没有一个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中心问题，换言之，必须要有自己的主题主线；二是有没有围绕着主题主线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穿其中的主题和主线，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这个时代主题，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展开，阐发一系列彼此联系、相互贯通的思想观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从目标任务来看，体现在时间上有长短之分。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回事。这是因为两者在目标内容上具有同一性，存在互为一体、互相促进的内在联系。
中国梦战略思想是对中国道路的新表述，之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外还提出中国梦，是因为面对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新形势，面对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只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凝聚中国力量、讲好中国故事，沿着中国道路的康庄大道实现中国梦。
周仲飞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深刻阐释了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等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内容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丰富内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
刘靖北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科研部主任、教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由目标、道路、布局、理念、环境和保障条件构成的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具体来说就是：一是提出了奋斗目标，即提出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统领下的目标体系，包括“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包括各个领域的目标，为中国人民的奋斗树立起鲜明的目标指引；其次是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只能走这样一条道路而不能走别的什么道路，这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惟一正确道路；三是规划了总体布局，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布局谋篇、排兵布阵至关重要，战略和策略至关重要，因此，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党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四是形成了指导发展的新的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全党同志要用新发展理念来规划发展、引领发展、推动发展。五是营造了一个良好外部环境，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拓了中国走进世界中心舞台的新天地。六是打造坚强的领导力量，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实现中国梦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把握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立场、观点、方法，包括他的同辩证思维、世界眼光相联系的历史思维
李君如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具有深邃的历史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也是他领导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特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立场、观点、方法，包括他的同辩证思维、世界眼光相联系的历史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有鲜明的特点。首先，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维。其次，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是揭示和反映历史规律的科学思维。再次，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是党中央以史为鉴治国理政科学方法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认识和改造世界为己任的，融科学与人文于一体的，并用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辩证的历史的思维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源自他的大历史观。从有关论述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思想中有一个非常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思想内涵。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这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把过去、现实和未来联系起来考察问题、作出决策的大历史观。这种大历史观，不仅是我们观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和认识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大视角，更是我们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视角和方法论。因此，学习和研究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历史思维，必须注意到并深刻认识他的这一大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基因”说是他的大历史观的依据。一是他强调历史研究要研究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二是他强调文化基因就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党史研究也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归根到底，他强调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为了坚守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为了在全社会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为了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为了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历史，重视历史中贯通的“文化基因”，其重要目的，是为了在党内和全社会形成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精神力量。这个力量，他叫做“文化自信”。首先，这一重要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之间的深刻关系。其次，这一重要思想也破解了这几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遇到的难题。再次，这一重要思想同时要求我们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2015年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第四次全国文明城镇、文明道德先进代表发表重要讲话，讲到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信仰，最主要是指共产主义信仰；它不仅仅是一种承诺的，也是一种基于知识这样的一种信仰。这种基于科学知识的信仰，又和纯粹的科学知识，如物理学理论、天文学理论、化学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它必须有主张者的态度、承诺要放进去。共产主义信仰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这种信仰和其他信仰相比有其特殊性，而且在于它作为一种信仰，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性。共产党主张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但是共产党要求有敬畏之心，有最高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东西要坚守住，这对当今社会来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这样一种加以敬畏的东西，从执政党角度来讲，就是给我们制定长远规划、坚守道路，提供一个最坚实的依据。
如何有共产主义信仰？ 这需要处理三个问题：第一，处理好价值和认同的关系。第二，处理好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关系。我们尽可能把对于社会生活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也用来阐释个人精神生活。第三，处理好统一和多样的关系。总书记讲的最大公约数的观点，就非常有发挥的价值。最大公约数要在不同信仰当中找到一个交叉共识那块。关键的少数这个概念，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当代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现状
当代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现状
作者：David Kotz 译者：yuweiyuwei
来源：http://www.monthlyreview.org/0907kotz.php
关键字：马克思主义 新古典经济学 改革开放 物权法
David Kotz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博士，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最近和Fred Weir合着了《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国之路：苏联之亡和新俄罗斯》（Russia’s Path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and the New Russia ，Routledge, 2007）一书。犹他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李民琪帮助翻译了中国物权法条款。
在2006年11月13-14号，我参加了北京“所有权与产权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这并不是一个研究性会议，它与当时中国所发生的对物权法草案的激烈争论有关。尽管研讨会的报告没有直接涉及到物权法，但大家都知道这是研讨会争论的潜台词。
研讨会与会者提出的命题提供了一个直接观察到在中国社会变化方向上意识形态斗争的窗口。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和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方式来陈述观点，其中还夹杂着从主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提取出的观点，在中国，新古典经济学现在被用来为中国转型到私人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完成做理论支持。下面我将复制研讨会发言与文章的报告与观点。但是，首先给出一些背景信息将帮助读者在他们的历史背景中理解这些观点。
物权法草案的支持者论证道：中国更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要求，必须保证商业企业的私人所有权和其他私有财产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详细解释的新法律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确保私人财产所有权。
批评者则反对物权法草案， 他们指责说，物权法代表向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他们论证道：确保私人产权并将其提高到与公有产权具有相同水平的程度，这将毁蚀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有企业的关键作用。批评者指责到，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新法甚至潜在保护了通过内部交易的腐败方式最终控制了私有化的前国有企业的那些腐败分子的所有权要求。2 这回鼓励更进一步的欺诈性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更深入地论证到，这将会使得私人企业中发生的劳动剥削合法化。
那些政治性争论在中国一般是很难被观察到的。在中国社会，这种争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正发生着，包括研究机构和各种共产党与国家机构中。上述的研讨会变提供一种从外部直接观察的路径，甚至还可以参与这种争论。
该研讨会主要的赞助者是不太知名的中共中央的一个机关（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叫中央编译局。研讨会的合作赞助者是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the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of Germany）， 该机构附属于民主社会党。民社党源自于前东德共产党。
研讨会由一些外国参加者，不过大部分都来自中国。中国的参加者包括来自各个中国大学的教授，来自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者，以及一些党政干部。这些党政干部中有一个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该机构提供政策建议给总理，还有一个来自中央党校。国外参加者在知识与政治上是完全多样化的，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罗莎卢森堡基金选来的。总的说来，我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批评者，特别是私有化的批评者，我在中国正因此而为人所知。 我被邀请陈述美国的所有权和产权进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个论题可能和中国的产权与私有化争论有关。
长期以来，在主流媒体上读到的那些陈词滥调——中国的政治争论一向不是被幕后操纵的就是一种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在这个研讨会上，马克思主是一种讨论的官方语言，至少对于中国的参与者来说是这样。尽管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自1978年所谓的市场改革与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一种官方马克思主义仍然保持着正式身份的意识形态和经济议题讨论的语言。因此，研讨会中的大部分中国发言者，无论他们是主张哪一方的观，他们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达观点，还经常使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来支持他们的主张。然而，西方新古典经济思想在中国大学领先的经济系科中已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在很多情况下，发言者的评论中隐含着新古典思想，无论是否采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最后一个相关的背景信息涉及到今日中国的阶级结构以及其与中共的关系。原本，共产党员资格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开放。1990年代早期开始的私人企业的迅猛发展创造出一个本土资本家阶级，尽管他们富有并越来越有影响力，但至少从正式的权限来看，他们仍被禁止加入执政党中共。几年前，在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后，中共党章被修改为对“企业家”开放党员资格。除了私人产权以外，政治斗争的回响也能在研讨会的一些发言中听到。
读者现在能够鉴别一下研讨会上各种不同参加者引人注目的观点与主张了。在一些情况下，我提供一个直接引用，但大部分的观点我都会意译之。下面每一个陈述都是至少一个中国发言者所做，一些则是被好几个发言者稍加改变地重复。在一些情况下，我在括弧中加入一些解释性或阐释性评注。我以支持目前中国社会改革方向的与会者的陈述开始，大部分发言者都支持改革方向。最后我以要么反对中国向资本主义行进,要么至少反对扭曲马克思主义来迎合这个行进的极少数人的观点结束。
来自研讨会的报告和论题
1)当国有企业转变为拥有许多股东的股份公司时，这代表了马恩所描述的所有权社会化，因为所有权由单个所有者拥有变成大量所有者拥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来自中央党校的某个人说的]。
2)假如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并且赠送给雇员一些股份，那么，这就完成了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目标。
3)在处理国有企业时，我们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并且建立一个现代产权制度。[就像198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所引用的术语是对资本主义标准和资本主义产权的一种委婉用语。]
4)只要企业是私人所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就会有效率。[被好几个人所说的这个观点直接来自于西方的新古典经济理论。]
5)国有企业剥削工人，并且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国有企业通常有非常高的剥削率。[这个观点是说，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会引入剥削或资本主义关系，因为这两者本身就存在与国企中。]
6)企业所有权性质并不依赖于一个国家是否是资本主义的或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总应为私有所有并以利润为目的。国家是否为社会主义主要看政府对剩余价值的税收，以及通过养老金和其他社会性规划方式使用这些财政收入以对人民有益。[除了为私有化便户外，这暗示了，当中国经济变得更像美国和西欧时，中国不抛弃社会主义，因为根据这个定义，所有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都是社会主义。]
7)美国的公司拥有数百万的股东，这比中国的企业形式更具有社会化形式。
8)“[二战后]资本主义不仅放弃了对工人的残酷对抗，还开始和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现代资本主义……逐渐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更像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
9)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一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例如， 1949解放后的这一时期，党说，已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还未企图建立社会主义]。后期的政策改变 [此时，党把目标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上来]是一个错误，反而新民主主义政策应该继续。 [这和1989-1991年的莫斯科广泛的争论有种诡谲的相似，当时有人主张，苏联共产党应该停留在1921-1927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那也被称为混合经济，在混合经济中，私人企业具有重要作用，市场力量则主要发挥调节作用。]
10)除了活劳动与死劳动之外[后者是马克思主义术语，表示被用来生产生产方式的劳动]， 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劳动，叫做风险劳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考虑第三种劳动类型，那种劳动被通过创业冒风险的人所消耗。[这观点明显是说，“企业家”，例如资本家，是工人的一种类型，因而，他们被允许加入中共是正确的。]
当我听到这些论题，并且当我在提问或讨论阶段提出有关问题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时空错乱（déjà vu）感。许多论题类似于我1991年——苏联的最后一年在莫斯科听到过的苏联研究机构和党政官员的发言。
现在让我们看看反对私有财产和私有化浪潮的与会者言论：
1)马恩的德文原着对共产主义的彻底研究表明，他们把共产主义看成是包括了私有财产的废除。那些主张这种观点是对马恩着作的误译的人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扭曲马克思主义来为目前的政策作辩护。[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主张，马恩绝没有真地写过共产主义要废除私人财产。]
2)私有化运动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方法。正确的使用方法应该是资本属于工人并为他们创造利益。
3)“非正式私有化” [这表是一个国企领导非法地把国有资产变成他自己的私人公司]创造出资本主义企业但却不应被允许。
4)尽管国企利?罂赡鼙冉系停腔窭芰Σ⒉皇嵌砸桓龉毕子谏缁岷途酶＠钠笠到衅兰鄣暮帽曜肌?
5）许多支持罗纳德 科斯[右翼英格兰产权理论家，其因反对有意义的政府对私人企业的规制而出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是错误地。科斯的中国追随者声称，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而科斯提供了中国所需要的产权理论。相反的是，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生产关系。与科斯的观点相比，私人财产对于效率来说并不是必须的。公共产权应该是首要地位的。[这个老左派学院经济学家详细引用了著名的美国中左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科斯理论责难的说法。中国左派经济学家所依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多少有些异端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科斯的批判，这又让我想起1991年在莫斯科，少数左翼苏联经济学家引用诸如加尔布雷思这样人的话挣扎着来批判自由市场。]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于2007年3月16号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2. 在内部腐败性私有化之后，新私有化的企业经常被卖给第三方，第三方至少没有卷入官方的初始私有化的过程。反对者指责说，只要最终所有者能够声称其具有良性企图（benign intent）获得财产，物权法草案第106款就会洗白最终所有者并会确保其个人所有权。
附:英文原文
The State of Official Marxism in China Today
David Kotz
David Kotz teaches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He is coauthor, with Fred Weir, of Russia’s Path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and the New Russia (Routledge, 2007). Minqi Li provided assistance in interpreting provisions of the new property law in China.
During November 13–14, 2006, I participated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wnership & Property Rights: Theory & Practice,” in Beijing. This was not just an academic conference, it was related to a sharp debate taking place in China at that time over a proposed new law on property rights.1 Although none of the presentations at the conference made any direct reference to the proposed new law, everyone knew that it was the subtext of the conference debate.
The positions put forth by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conference provide an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direction of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ey illustrate the ways in which Marxist language and Marxist propositions, intermixed with ideas drawn from mainstream Western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are used today in China to support the completion of China’s shift to private property and a market economy. Below I will reproduce some of the statements and positions voiced (and written) at this conference. But first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ill help to place the statements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The supporters of the proposed property rights law were arguing that further economic progress in China required that private ownership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other assets must be made more secure. To achieve this end, a new law was needed specifying, and more importantly guaranteeing, the rights of owners of private property.
Critics resisted the proposed new law, charging that it represented a step toward abandon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y argued that guarantee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elevating them to the same level as public property rights, would undermine the key role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OEs) in a socialist system. To make matters worse, critics charged, the new law could potentially even safeguard the ownership claims of those who ended up in control of former SOEs that had been privatized through a corrupt insider deal.2 This would encourage further fraudulent privatizations of SOEs. Further, they argued, it would legitimize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which occurs in private enterprises.
Such political debates are normally difficult to observe in China. This debate had been taking place in various loca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including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various Communist Party and state institutions. The above conference provided a way for an outsider directly to observe, and even participate in, this debate.
The main sponsor of the conference was a little-known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alled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The conference was cosponsored by the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of Germany, which is attached to the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The latter is descended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former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While there were a few foreign participants, most were from China. The Chinese participants included professors from various Chinese universities, researchers from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ome party and state officials. Among the latter there was one from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which provides policy advice to the prime minister, and one from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The foreign participants were quite diverse intellectually and politically, with most of them selected by the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I am known in China as a critic of neoliberalism in general, and privatization in particular, and I was invited to present a Marxist analysis of ownership and property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might be relevant to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privatization debate in China.
It has long been commonplace to read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that political debates in China are typically conducted, not just behind the scenes, but in a kind of Aesopian language. In this conference Marxism w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discussion, at least for the Chinese participants. Despite the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since the beginning of what is called the “market reform and opening” in 1978, a kind of “official Marxism” remains the formal state ideology and the language for discussion of economic issues. Thus, most of the Chinese speakers at this conference, whichever side of the debate they were on, couched their views in Marxist language and often used traditional Marxist propositions to buttress their claims. However, Western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ought has become dominant in the leading economics departments at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in many cases it was neoclassical ideas that underlay the comments of the speakers, whatever the language used to express them.
A final relevant piece of background information concer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hina today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CCP. Originally membership in the CCP was open to workers, peasants, and intellectual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business starting in the early 1990s created a class of indigenous capitalists who, while wealthy and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were at least officially barred from membership in the ruling CCP. Then a few years ago, after a sharp political struggle, the CCP membership rules were changed to open membership to “entrepreneurs.” Reverberations of that political battle, as well as the one over property rights, could be heard in some of the conference presentations.
Readers can now appreciate the remarkable statements and positions put forward by various participants in this conference. In a few cases I provide a direct quotation, but most of the statements below paraphrase the main theses or points made by various Chinese speakers at the conference. Each statement below was made by at least one Chinese speaker, and some were repeated, with variations, by several speakers. In some cases I have added interpretive or clarifying comments in brackets. I begin with statements by participants who favor the current direction of social change in China—which represented the vast majority of speakers—and end with pronouncements by the few who either oppose China’s march to capitalism or are at least resisting the distortion of Marxism to justify that march.
Statements and Themes from the Conference
When an SOE is turned into a joint stock corporation with many shareholders, it represents socialization of ownership as Marx and Engels described it, since ownership goes from a single owner to a large number of owners [among others, this was stated by someone from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f SOEs are turned into joint stock corporations and the employees are given some shares of the stock, then this would achieve “Marx’s objective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perty.”
In dealing with the SOEs, we must follow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establish a “modern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at the end of the 1980s, the terms in quotes were euphemisms for capitalist norms and capitalist property rights.]
Enterprises can be efficient in ou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only if they are privately owned. [This statement, voiced by several people, comes directly from Western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SOEs exploit their workers and are state capitalist institutions, and SOEs often have a very high rate of exploitation. [The point was that privatizing SOEs will not introduce exploitation or capitalist relations since both are already present in SOEs.]
The nature of ownership of the enterprises has no bearing on whether a country is capitalist or socialist. Enterprises should always be privately owned and operated for profit. What makes a country socialist is that the government taxes the surplus value and uses the proceeds to benefit the people through pensions and other social programs. [Along with justifying privatization, this implies that, as China’s economy becomes much like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China is not abandoning socialism since, by this definition, all of the industrialized capitalist countries are actually socialist.]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mpanies with millions of shareholders, which is a far more socialized form of ownership than anything that exists in China.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Capitalism not only gave up its fierce antagonism to labor, but even began combining with labor....Modern capitalism...is gradually creating a new type of capitalism that is more like socialism.”
The CCP followed the correct approach, in line with classical Marx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cy [i.e., the period directly following the 1949 liberation, when the party said it was completing the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but not yet trying to build socialism]. The change in policy after that period [when the party shifted its aim to building socialism] was an error, and instead the New Democracy policy should have been continued. [This was spookily similar to the widespread argument in Moscow in 1989–91 that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should have stayed with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of 1921–27, which called for a mixed economy with a significant role for private business and with market forces playing the main coordinating role.]
Besides current labor and past labor [the latter the Marxist term for the labor required to produce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re is a third type of labor, namely “risk labor.” Marxist theory should take account of this third type of labor, which is expended by those who take risks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The obvious point was that “entrepreneurs,” i.e., capitalists, are a type of worker, and hence it is correct that they are allowed to join the Communist Party.]
As I listened to these themes—and as I raised questions about them in the question/discussion periods—I had a strong feeling of déjà vu. Many of them were the same themes I had heard (and had argued against) in Moscow in 1991, the last year of the Soviet Union, coming from Soviet academics and party and state officials.
Now for some comments by Chinese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that swam against the private property and privatization tide: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original German vers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writings on communism shows that they clearly viewed communism as involving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Those who have argued that this idea arose from a mistranslation of Marx and Engels’s works are mistaken. We should not distort Marxism to justify current policies. [Some “Marxists” in China have been arguing that Marx and Engels never actually wrote that communism would involv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Privatization is not the right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the SOEs. The right to use capital should belong to the workers and serve their interests.
“Informal privatization” [in which an SOE’s director illegally turns it into his private company] creates capitalist enterprises and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While some SOEs may have low profit rates, profitability is not a good measure of an enterprise’s contribution to social and economic welfare.
The many Chinese economists who support the theories of Ronald Coase [a rightwing British property-rights theorist who is known for opposing any significant state regulation of private business] are mistaken. The Chinese followers of Coase claim that Marx had no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at Coase supplies the property rights theory that China needs. On the contrary, property rights are the legal manifest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 relationship which Marx analyzes at some length. Contrary to Coase’s view, private property is not necessary for efficiency. Public ownership should be primary. [This older leftist academic economist cited at some length statements by the well-known U.S. left-of-center economist Joseph Stiglitz condemning the work of Coase. The reliance by a leftist Chinese economist on the pro-capitalist—yet somewhat heretical—U.S. economist Stiglitz to make a criticism of Coase reminded me of 1991 in Moscow, when the few leftist Soviet economists struggled to criticize free market theory by citing people such as John Kenneth Galbraith.]
Notes
1. The new “Property Right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pass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March 16, 2007.
2. After such corrupt insider privatizations, the newly privatized enterprise is often then sold to a third party, who at least officially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original privatization process. Opponents charged that one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oposed new law (article 106) would hold the final owner blameless and secure that person’s right of ownership, as long as the final owner could claim that she or he obtained the property with “benign intent.”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
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
——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体会
2014.02.16 08:00 来源： 《求是》 期号： 2014/04 作者： 王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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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对于全党全国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党的十八大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党领导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已经行进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国际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形势发生了逆转，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形势越发有利于我，但竞争更为激烈，使我国既面临有利的国际环境，又面临复杂的全球局面。从国内看，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正确的历史选择，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事业的科学指南，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社会制度。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累积了一些难题。
正是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这一决定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内涵极其丰富的重要讲话，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十分肯定的政治结论。这些重要讲话，为治党治军治国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政治宣言，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对于全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把关、定向、凝心和聚力作用。
在重大原则和根本方向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使党员、领导干部有了极其明确的言行准则。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对于“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发出了明确无误的政治信号，有利于我们坚定“主心骨”，筑牢“压舱石”，知道“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仰，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和政策选择。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政治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表明了党的最根本的政治主张。他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握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起到了正本清源、把关定向、明辨是非、提高认识的重大作用。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不能丢，丢了这些，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要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等等。这一系列重要论断，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全党只有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用讲话思想指导实践，认识才能统一、步调才能一致，在大是大非面前才能毫不含糊，在根本方向、根本原则问题上立场才能愈益坚定。
二、对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给予明确回答，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新举措，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文献。
关于坚持和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既要把“老祖宗”的话说对，又要把“新话”说好。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客观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必须始终不渝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明确必须以发展的观点对待科学社会主义，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要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排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认识，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了中国梦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实现路径和实践要求。这一重要论断之所以能够得到13亿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一致拥护，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共识，成为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主要是因为它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统一起来，并成功转化成了人民听得懂的语言、摸得着的未来。
关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发展就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切实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激发全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创造活力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明确了改革的性质、方向、目标、任务、总体思路和重大举措。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都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他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为主，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和领导权。
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势判断和工作措施上来，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关于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提高从严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习近平同志都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做好港澳台工作、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等，也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对策，丰富和创新了党的理论。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典范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穿了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贯穿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这也是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活的灵魂和精神实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最根本的是学习讲话贯穿的思想精髓即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能力。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科学掌握客观规律的创新产物。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住实事求是精髓，一切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从客观事物的规律出发，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说明问题，导引出解决当前中国一切复杂难题的良方益药。他客观分析我国国情、党情和发展变化的世情，得出了一系列正确判断和科学结论。这些重要讲话就是对当今中国实际和世界实际全面把握和实事求是分析的科学成果。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概括，是共产党人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要善于运用辩证法正确地观察分析事物，研究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主动性。要从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有总体设计和总体规划，包括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以及战略目标、工作重点、优先顺序等。要加强顶层设计，增强改革措施的系统性、协调性，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行整体谋划，加强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研究，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掌握了矛盾分析方法，也就掌握了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娴熟地运用“矛盾论”和“两点论”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要求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他关于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既要坚定不移地抓好党的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又要坚定不移地、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既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又必须牢牢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既要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既要立足当前又要放眼长远，既要把握国情又要了解世界，既要循序渐进又要竞相突破，既要胸怀全局又要抓好局部，既要治标也要治本，等等，为我们提供了成功运用辩证法的范例。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哲学总说明，是共产党人认识与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远见卓识，科学地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既看到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又清醒地看到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告诉我们，既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所显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同时又实事求是地看到资本主义现在还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正因为站在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正因为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总趋势的彻底的理论把握，他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起来，把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统一起来。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从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和分析方法出发，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提出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发展生产力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是不断发展的，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带动全面改革。
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一切为了群众，—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我们党的价值追求，是党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和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推动在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面转变作风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