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节日作文】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篇(一):思想史上的谬误——浅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思想史上的谬误——浅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者：石绍成 发表日期：2010-9-2 11:09:42 来源：中思网
关键字：知识社会学 意识形态 乌托邦
思想史上的谬误
——浅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石绍成
[摘要] 卡尔·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认为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并且这些思想的载体是群体。他认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思想存在两大错误，它们分别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关键词]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意识形态；乌托邦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物。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知识的日益庞杂化，同时也增加人们掌握它们的难度。齐美尔的“文化悲剧”（tragedy of culture）理论透露出了这方面的担心[①]。因而对知识、思想的清理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知识社会学正是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本文将集中地讨论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以及人们在思想领域里所出现的谬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种形式。
一、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卡尔·曼海姆在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探讨的是人如何进行思考的问题”（曼海姆，2007）。当然，这样的论断似乎太宽泛，因而也无法说明知识社会学的准确内涵。但是，这句话已经隐隐的说明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人的思想。在上文我们已经说明，对知识和思想史的清理是知识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但是，知识社会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研究。思想史本身就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结构，就是说思想史本身与其外在社会环境有相对独立性。仅仅的思想史问题并不能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命题，只有将思想与其具体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才能纳入社会学视野之中，知识社会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曼海姆说：“我们不能把思想进化仅仅理解为一个遗传的生命过程，以此来探索知性（intellectual）潮流潮起潮落的奥秘，并且在其中发现有意义的模式，因此我们不得不抛弃思想史纯粹内在的因素的观点。”（曼海姆，2000）同时曼海姆也明确地指出了知识社会学自身最为重要的特征：“我们可以断言：一个问题在未成为现实问题之前，不会成为知性问题……‘位系’范畴隐含的问题就要求我们不仅对于某一时刻的所有理论有一个概要性的了解，而且要考虑同一时刻的实际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曼海姆，2000）另外，作为知识社会学重要特征的是“它不断地从集体行动的背景产生出来的具体的现存思想方式”，（曼海姆，2007）就是说，知识社会学研究所采用的并不是个体的视角，而是集体的视角。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知识社会学认为，人的思维方式、思想实际上是他所属群体的产物，[②]也唯有从社会学的角度才能真正地理解思想。
在仔细梳理人类社会中的思想问题，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将思想纳入自己研究范畴之内的远非知识社会学一家。史学特别是思想史以及哲学都可能与思想有关系。因此，也很有必要将知识社会学与哲学以及思想史对知识问题研究进行区分。
首先，哲学以及思想史都没有考虑到总体的社会－历史进程，它们在进行理论建构之时往往忽略了研究对象具体的历史条件。哲学和思想史具有很多共同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始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思想的产物总是可以与它的心理学或社会学起源相分离，因此它们的研究计划也总是从内在实体的水平出发，独立于它们的起源。”（曼海姆，2002）当然，它们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哲学对思想的研究，往往通过“研究这些独立的内在实体的结构和内容以获得它们的根据和有效性”，而“思想史则企图对时间发展的交互关系进行历史的重建，但又独立于具体事件的后果。”（曼海姆，2002）
其次，关于思想与认知的哲学研究以及社会学研究的路径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别。哲学倾向于将对思想史的研究建立在一种没有时间性的，永久和绝对的理性之上，或者假设理性的形式属性是不会变化的。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保持着较远的距离。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思想史问题是纯粹的经验问题。“如果经验的探究表明思想的形式随着历史和社会的进程在发生变化，知识社会学就会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经验科学的发现（曼海姆，2002）。”
上述分析基本能够将知识社会学的内涵给表现出来了，在此，我们也将给出知识社会学的定义。曼海姆认为：“它是一门探讨每一个知性立场对其背后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并且它把追溯各种立场的进化视为己任，因此视乎历史主义为此学科提供了一个富有收获的开始，同时也指明了一个可能取得进一步成果的方向。”（曼海姆，2000）
二、知识社会学的使命及其产生历程
任何学科的产生都不是瞬间的事情，而是依赖于长期的历史演变以及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知识社会学也不例外。人是能够思维的动物，思想作为人思维的衍生物，长久以来都是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正确的思维、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的知识于是乎变得更加重要。但是曼海姆认为，在他的年代里人们的思维依然是不科学和不精确的[③]，为了能够克服这一问题，就需要建立一门新的科学——这就是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最基本的任务就“在于设计出适当的方法来描述和分析这种类型的思想（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相关）及其变化，阐述那些既与公平对待它的独特性质有关，又与制定从根本上理解它的方法有关的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在这里还需要对这一看法进行必要的补充。我们知道，科学探讨的是客观性、普遍（适）性、可重复性的问题。曼海姆的这一论断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知识社会学是具有这种特征的。实际上，曼海姆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是思想本身，可以通过“彻底地推敲对含义的分析”，可以达到各类不精确的概念“由各种思想类型的愈益精确和具体的特征所取代”（曼海姆，2007）的效果；其次，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思想背后所分化的社会群体，可以将这些群体视为相互作用的社会力量网络，“从中通过不同时代显示自身存在的现实已经产生的各种观察和思维模式”。通过上述两个步骤，曼海姆认为能够赋予知识社会学以精确论述的能力，从而形成一种可以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科学化的工具，这也正是知识社会学的使命所在。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在含义分析和社会境况判断的结合之中，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精确论述的可能性，以至于总有一天把它们同自然科学的方法做比较。”（曼海姆，2007）
知识社会学产生的现实基础之一在于集体无意识动机变成有意识的过程，然而并是所有时代都会产生社会群体对自身的动机经行反思的条件，“显然，只有在分歧比一致更明显的时代这种问题才可能成为普遍。”（曼海姆，2007）这种差异的出现是以社会“横向运动”和“纵向运动”达到一定的频度为基础的。所谓横向运动，指的是人的空间位置的改变。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拥有自身传统的思维习惯，频繁的交流往来无疑能够让这些习惯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而纵向运动指的是身份地位的改变。用曼海姆的话来说，“只有当横向运动伴着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才会改变。”（曼海姆，2007）这些改变也伴随着从集体无意识到对动机的反思的漫长演化过程，这也是知识社会学自身产生、演化的历史。
西方社会的思想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段黄金期，各个思想流派纵横捭阖、著书立说，也可算是一段佳话。在这期间，希腊启蒙时代的诡辩学派已经开始触及知识社会学的核心命题。[④]曼海姆称诡辩学派唤起了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怀疑主义的浪潮，这种怀疑主义集中地体现了城市手工业者与统治贵族之间认识论方面的差异。然而，自西方社会步入中世纪以后，人群间认识论上的差异就被抹杀掉了。社会在认识上高度的同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高度同质的“知识界”决定的。“巫术师、婆罗门、中世纪的传教士都被看作知识阶层”（曼海姆，2007），在世俗社会处于神权统治的中世纪里，这些职业在社会中无疑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这些知识界“之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在其社会中享有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的垄断性控制权，而其享有对于重建其他阶层朴素形式的世界观或调节其差异的控制权”。在此基础之上，他们通过步道、忏悔、训诫等手段，“在较不复杂的社会发展层次上不同的世界观得到了调和”。（曼海姆，2007）
然而，随着中世纪的结束，由教士特权等级把持的对于世界解释的垄断权已经被打破，知识界的阶层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界正在越来越多地从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中补充人员，它的思想已经不再受等级组织的禁锢和支配。知识界的去组织化给予了知识份子较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各自的思维方式和经验方式，甚至开展竞争。教会对知识垄断的崩溃带来了知识的繁荣，这一过程使得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有了反思其世界观的机会和可能。
知识社会学的产生除了与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相关外，还与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变革有关。这些研究方法分别是认识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⑤]这些方法的出现对于知识社会学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正是建立在对这些方面的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之上。
当然现代的认识论、心理学以及社会学方法的出现都是以教士阶层对知识垄断的结束为前提的。我们也不难发现在西方的哲学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唯理主义的哲学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这种观点的极端。因此，在西方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上存在这样的取向：“主体比客体对于我们来说更直接地易于理解，客体由于受到种种不同的解释而变得过于模糊不清。”（曼海姆，2007）因此，认识论的观点认为“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必须以经验为根据在主体之中重建思想之源，因为主体是我们更易于把握的。”（曼海姆，2007）当然更为极端的是，认识论的观点认为只有感觉自己可以控制、证实的东西才是有效的。
曼海姆也明确地指出这种求助于主体的认识论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也正日益分化成大量专业分工的领域。心理学基本上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是“看到每一种含义的背后原因，并且按照它起源于主体来理解它（发生的观点）”。（曼海姆，2007）第二种是“企图以被形式化的和抽去含义的心理体验为要素，构造一种机械的科学（心理力学）”。（曼海姆，2007）心理学的方法对于知识社会学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含义，[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解开始涉及到对单个主体生活经验的思考。
认识论的方法和心理学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方法相比，它们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企图从主体的意义上来解释含义，虽然它们的研究可能涉及到对个人生活经验的理解，但是两者都共同地将这些情境与群体分开了。“因此，它们在认识论和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中不知不觉地引进了错误的假说。”（曼海姆，2007）一旦将对各主体的思想的解释与其更广泛的集体环境结合起来，这就涉及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同时“把发生于个人的含义同发生于群体生活背景的含义并列起来，这就是社会学观点的长处。”（曼海姆，2007）这种基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出现标志着知识社会学已经开始成型。
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在上文已经提到，知识社会学致力于达至一种精确的描述和理解。然而在自近代以来，伴随着集体无意识的觉醒，两种错误的思想在类似于知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路上阻碍了人类正确地认识社会事实，这两种错误的思想分别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出现是与对集体无意识的反思分不开的，特别是在政治与科学理论联姻过程中产生。“这种政治学与科学思想的混合的结果是，每一种类型的政治学逐渐地在它们提议接受的形式上被赋予了某种科学味道，而每一种类型的科学态度也依次带有某种政治色彩。”（曼海姆，2007）但是这种结合是也有其非常危险的一面。这种不利的情况可以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1）“虽然知识想要公正的判断一些新的事情，可是它总是不得不保留它的经验特征，而由政治态度所支配的思考却不能允许自身不断地适应新的经验。”（曼海姆，2007）这对于知识份子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知识份子愈是成为党派的工作人员，他们便愈是失去了他们从他们原先的不稳定状况所带来的理解力和弹性的优点。”（曼海姆，2007）（2）政治思想的危机也将成为科学思想的危机。由于政治本身就是冲突，并且在某些时刻还能成为一场生死斗争。“政治讨论具有根本上不同于学术讨论的特征。它不仅寻求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且还寻求摧毁其对手的社会和思想存在的基础。”（曼海姆，2007）摧毁对手社会和思想存在的基础就意味着要对群体思维中无意识的情境决定的动机进行揭露。曼海姆认为以上两种情况是其时代智能危机的突出表现，这种智能危机的最终加强，以至于可以用两个类似于口号的概念来表示，那就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一）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及其产生过程
1.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政治冲突领域里的一个发现，即统治集团在思维中强烈地倾向于把利益与形式密切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再也不能看清那些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支配感的社会事实。对多数人来说，意识形态是与马克思主义者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者最早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于当代人来说，意识形态之争最突出的表现可能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争端。但是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及其包含的意义都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更悠久，而且这个词的新含义也是层出不穷，而且这些含义的形成也都与马克思主义无关。[⑦]
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在于，它不会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而只依据论敌实际的言论。意识形态关注是论敌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其表述的实际含义，并且它也倾向于从个人或者集团的社会状况来片面地理解论敌的言论。这就意味着在意识形态的视野里，“观点、陈述、命题和观念系统都不是在其表面价值上被了解，而是根据表达者的生活状况来做解释。”（曼海姆，2007）这样，论敌的言论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下不过是沦为他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的功能罢了。
为了能更好地揭示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内涵，曼海姆将这个术语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和可区分的含义——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在论述特殊概念与总体概念之时，曼海姆并没有给出他们的具体定义，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对这两个概念的比较之中分析得出它们的具体内涵。在曼海姆看来，意识形态的特殊含义指的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它的总体含义，指的是“这一时代或这一集团的整体思维结构的特征和组成”。（曼海姆，2007）
意识形态的总体含义与特殊含义存在如下区别：（1）特殊概念只表示论敌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且这个概念仅仅涉及对方言论的内容；相反总体概念批判的是论敌的总体的世界观，并且这种批判还试图将论敌的观念理解为他所参与的集体生活的结果。（2）特殊概念只是在纯粹心理学的水平上对思想进行分析，此时的批判仍然假设双方共享相同的判断标准，之所以出现谬误那是因为对方在撒谎；而总体概念的批判则是达到了一种精神层面，它认为差异出现的原因是在于思想体系、经验模式以及解释模式的差异，因而它将批判上升到了思维模式的框架。（3）与前者存在对应关系的是，特殊概念认为利益的差异是一个谎言或者欺诈出现的原因；而总体概念则假定论者的社会状况与一个既定的观点、见解、直觉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总之，特殊含义从未脱离心理学的层次，分析的参照点总是个人，总体含义则更多地指向思想的总体概念，分析的参照点是社会群体。
2.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
“意识形态”这个词开始的时候并未包含不同现实领域的价值观之含义，它最初只表示社会理论。“意识形态主义者”是法国的一个哲学团体的成员[⑧],他们主张摒弃形而上学的传统，寻求将人文科学建立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后来拿破仑发现这个哲学团体具有反对他的倾向，从而轻蔑地将这些人称为“意识形态主义者”，从而导致了现代意识形态观的诞生。这个词从此也带上了贬义的色彩——一种与现实不一致的状态。在19世纪末，经过政治家的努力，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逐渐流行开来。
由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是立基于心理层次的，所以这个概念可以在许多历史场景中得以成立，而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则是以群体无意识的揭露为历史条件的。因此，由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向总体概念的过渡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如下重要的步骤：
（1）意识哲学的发展。认为意识是由一致的要素构成的统一论的观点，在德国得到了发展。“意识哲学在一个无限多样化的和混乱的社会中确定了经验组织体，其统一性的保证是有领悟力的主体的统一性。”（曼海姆，2007）在这个阶段，世界被设想为一个结构上的统一体，而不是众无联系的事件。这种结构统一体在其整体性上与主体相关联，但在这种情况下，主体指的并不是特定的个人，毋宁说，世界就是虚拟的“意识本身”。
（2）人们开始用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意识形态总体的、然而也是超现世的观念。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哲学家们认为，这个统一体处于持续的历史变化的进程之中，并且倾向于在更高层次上不断地恢复它的平衡。黑格尔开始将超社会的实体“意识自身”融入“世界精神”之中，认为它在具体的历史－政治潮流中是不断变化的。
（3）当“阶级”取代“种族”或民族之时，意识形态的总体含义最终形成。在这一阶段集体意识找到了与之匹配的社会结构。阶级意识形态的出现使得意识形态出现了综合化、集中化的趋向，同时这一概念又更趋灵活且更具适应性。[⑨]
(二)乌托邦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过程
1.乌托邦的基本特征
“乌托邦”这一概念反映了政治斗争中的发现，即某些政治上受压迫的群体在思想上如此强烈地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感兴趣，以至于他们在社会局势中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素。乌托邦思想全然不关心存在的东西，他们全力地在思维中寻求以改变现存局势的因素。因此，与其说乌托邦思想不是对现实局势的判断，倒不如说它只是用来指导行动。
如果一种思想与现实情况不一致，则可以称这种思想为乌托邦。乌托邦与现实不合的地方也很明显，“这种思想状况在经验上、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朝向于在实际环境中并不存在的目标。”（曼海姆，2007）然而，并不能把所有与现实状况不同的思想都称之为乌托邦。所谓的乌托邦“只能是那样一些超越现实的取向：当它们转化为行动时，倾向于局部或全部地打破当时占优势的事物的秩序。”当然，由于立场的差异性，所谓的“与现实不一致”或者“不可实现”都只是相对的，因此，乌托邦概念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⑩]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只要某个思想还能够与那个时代总体的世界观特征结合在一起，那么它还是那个时期适当的意识形态，一旦这一思想试图打破现有的秩序或者引发革命，那么它就是乌托邦，这也正是“无托邦”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的重要差别。
2.乌托邦的历史过程
在历史上出现过三种乌托邦的形式，它们分别是再浸礼教徒的狂热的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以及保守主义的思想。
（1）再浸礼教徒的狂热的千禧年主义。所谓的千禧年主义指的是地球上出现一个千年王国的思想，这一思想总是包含着一种革命的倾向。在再浸礼教和托马斯·闵采尔眼里，这一千年王国是此时此刻便能重返人间的，因此，千禧年主义为当时的社会行动注入了神奇的动力和热情。“千禧年主义体验的唯一真实、而且也许是唯一直接的识别特征是绝对的存在。”（曼海姆，2007）这一“存在”是不以时间为转移的，它就发生在此刻。正是因为这种看法，所以千禧年主义者具有及其强烈地反对现存秩序的热情，并且他们把革命本身视作一种价值，而不是一种目的。
（2）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相对于千禧年主义以及保守主义来说，自由主义是一种相对折中的乌托邦思想。自由主义“只被用来当作一把‘尺子’，据此可以从理论上来估量、评价各种具体的进程”。（曼海姆，2007）与千禧年主义割断历史的做法不同，自由主义持着一种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它认为，在达到完美状态之前的所有试验阶段都具有相对的可行性，因此它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千禧年主义的吸纳。但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过于专注于规范，而不关心实际存在的真实状况。所以，它必然为自己构思一个理想世界。”(曼海姆，2007)
（3）保守主义思想。保守主义思想本身没有理论化的倾向。那是因为保守主义认为，只要人们很好地适应了生活的环境，就不会对其进行理论分析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保守主义实际上是属于对现状态拥有实际控制力的知识。然而，在“只有新事物有继续存在的前途，其余的一切事物都逐渐的消亡” （曼海姆，2007）这类“进步思想”的刺激下，保守主义开始走向理论化。与自由主义强调经验中的“规范”、“应该”相反，而在保守主义中，强调的重点转移到了现实，即“是”什么。甚至这种取向还出现了以下的强化方式，那就是它倾向于将过去具有的当前行和直接性当成了实际体验，即它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过去。
参考文献：
[1] 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杨淑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3] 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m]，徐彬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m]，李朝晖、牟建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①] 参见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杨淑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②]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③]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④]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⑤]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⑥]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⑦]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⑧]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⑨]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⑩]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11 这里对曼海姆的看法进行了修正，删去了其关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论述。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第215-270页。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篇(二):曼海姆及其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文汇学人;纪念
曼海姆及其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袁志英
今年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诞辰120周年，他的代表作《文明的进程》在出版之初无人问津，几十年后才成为畅销书，风靡整个西方世界。埃利亚斯所谓“文明的进程”是指，对本能和情绪的控制，高水平的社会分化与相互依存所需要的长远眼光的发展，或者说“合理化”行为的发展。在埃利亚斯那里，“文明”一词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它涵盖如下的内容：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是一个过程，至少是过程的结果。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被称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是21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学术成就可以与德国另一位社会学大家马克斯·韦伯相比肩，这样一位横跨两个世纪的学者恐怕并不多见。埃利亚斯于1897年出生于原属德国、战后划归波兰的布雷斯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他的代表作《文明的进程》曾经成为畅销书，风靡整个西方世界。一部学术书，且是社会学的著作，动辄就有数万册的销售量，这几乎是个奇迹。该书被译为几十种文字。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译本，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续出版，今年已经出到了第五版，每一版次都会多次印刷。算算看，中文译本的印刷量就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
“从前人手里接过火炬，跑了一程，又把火炬交给了来者”
诺贝特·埃利亚斯从小身体孱弱，几乎所有的儿科毛病都找上过他，为此，双亲没有送他去幼稚园，而是延师在家进行学前教育。年长一些，他可以去学校上学了，他所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名校。埃利亚斯身材不高，但他在学校里总是坐在后排，这是因为学校按照成绩排座次，成绩优秀者一律后坐。他喜欢钻研哲学，在中学时代和同学组织过一个哲学兴趣小组。该小组阅读以艰深著称的康德的著作，并在阅读速度和理解深度方面展开竞赛。埃利亚斯如此自讨苦吃，是因为他早就立志在布满荆棘的“homme de lettres”（文人、学者）之路上跋涉，要成为教授，所以才有意识地进行一番智力上的磨炼。
中学毕业后，埃利亚斯进入布雷斯劳大学，可刚一注册，席不暇暖，他便像其他同学一样，报名参军，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他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洒血“光荣的战场”，而体格羸弱的他竟然挺过了战场。战争让他变得坚强，并培育出一种自律的能力。他从战场归来，遵从父命学医，兼修哲学，但在通过了医学基础科目的考试之后，便逐步专注于哲学。医学知识为他后来的名山事业带来了莫大裨益，因为这大大有助于构建他的有关西方人心理发生的理论。
在布雷斯劳大学，他师从新康德主义者理查德·霍尼希斯瓦尔德（Richard Hoenigswald），为扩大眼界，他还曾游学海德堡，听过他心仪已久的贡道尔夫的课。后者是歌德专家，也是诗人。1930年，年轻的冯至来到海德堡，也将他对贡道尔夫的美好印象写给他“沉钟社”的同仁。著名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讨论班也使他获益匪浅。1920年，他又去弗赖堡，听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讲歌德，而对其现象学，由于受到导师霍尼希斯瓦尔德的警告，则敬而远之。
埃利亚斯在其博士论文《观念和个体》中表达了他从解剖生理学的角度出发所得出的认识，这一下子惹火了导师，要他进行根本性的修改。他一方面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小修小补”，以使导师满意。
1922年他通过了以下学科的口试：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化学，1924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上世纪20年代，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埃利亚斯父亲的退休金变得微不足道，于是他不得不设法自己养活自己。他进了一家中型企业做营销工作，“下海”学起商来。他经常仆仆风尘穿梭于北欧诸国，和各种人打交道，他看到工人生活的贫困，也了解到工厂主之所以孜孜为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使然。士兵的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条通向社会的裂缝，而这次学商的经历则使大门洞开，对其后来的学术生涯至关重要。《文明的进程》的许多观点就是源于这次的“下海”经历。
在布雷斯劳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后，埃利亚斯便转至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系：海德堡大学的学术气氛很浓，这里的社会学全欧洲有名；他要在这里向教授论文进军。社会
学系是韦伯兄弟的天下，首先是马克斯·韦伯。他于1897年来这里任教，由于劳累过度，1899年便基本上停止了教学活动，1903年则完全放弃了这一职位。可他“人还在，心不死”，将课堂搬至家中，韦伯夫妇周围形成了一个交谈切磋的沙龙，参加者皆为学术界的名流。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异常热烈，时时迸发出思想的火花。韦伯在其中起着中心作用：他往往一语中的，再艰深的问题在他面前总是迎刃而解，具有使人心悦诚服的力量，他家的沙龙有“海德堡神话”的赞誉。德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都服膺于两个“马”，一为马克思，一为马克斯 ·韦伯。韦伯的沙龙，埃利亚斯无缘躬逢其盛，可是在韦伯过世后，其夫人所主持的沙龙他却参加了。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是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但他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埃利亚斯就是在阿尔弗雷德的门下攻读教授论文的。
海德堡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曾在卢卡奇那里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有着精深独到的见解，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该书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第三帝国时代也曾再版，但并非出于纳粹的宽容，而是由于愚昧无知。这是一部常销书，德国友人曾将一部出版于1985年的第七版赠给笔者。曼海姆那时在海德堡还是一个私人讲师，即有了教授资格，但无教授身份。曼海姆倾向于历史唯物主义，而阿尔弗雷德·韦伯则有较多的唯心主义色彩。两人在学术观点上每每不合，这也影响了两人的私人关系。两人在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甚至闹到公开冲突的地步，使埃利亚斯也无法置身事外。比如1929年9月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学大会上，曼海姆向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发起了进攻，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阿尔弗雷德·韦伯。后者则反唇相讥曼海姆是在玩弄“唯智主义的把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后来埃利亚斯也发了言，他说阿尔弗雷德·韦伯是“永恒思维的代表”，而曼海姆是“过程思维的代表”，但他还是表明他倾向于曼海姆，说他“带来了全新的理论”，尽管他彼时正在阿尔弗雷德·韦伯手下赶写教授论文。在苏黎世会议上，他还作了有关艺术起源的发言，也非常精彩。锋芒初试，崭露头角，埃利亚斯从此也登上了国际社会学的舞台。
也就在1929年，曼海姆应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约埃利亚斯偕行，做他的助教，并许下三年之后便可通过其教授论文的诺言，而在阿尔弗雷德·韦伯这里要等十年的时光。法兰克福大学是人文荟萃之地，马克斯·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执掌社会研究所，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则成了前者的得力助手，后来又有马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等人加入，形成了声名赫赫的辩证批评派，亦即法兰克福学派。这里的学术空气甚至比海德堡还要浓，课堂里、讲座上辩论不完的问题，便在私人聚会或咖啡馆里继续辩论。不但有学者教授学生参加，一般的市民也趋之如骛。曼海姆的讲座最为叫座，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女性最具吸引力，人称“面纱讲座”。可埃利亚斯很少参加这些讨论会，因为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学生、特别是博士生“泡”在一起。他对人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那种乐于助人的精神有口皆碑。
在这样的氛围中，埃利亚斯如鱼得水，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他论文的题目为《宫廷社会》，1969年才得以出版。他写论文，语言独具一格，明白晓畅，形象生动，没有故作高深的学究腔，而又不失科学性。后来他写《文明的进程》，采用了该教授论文的不少材料。论文通过了曼海姆的鉴定，埃利亚斯甚至被告知，私人讲师的资格水到渠成，只差试讲这一最后环节。在大学任教的梦想就要实现，学者的奥林匹斯山顶已经在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风云突变——希特勒上台了，成了帝国总理，以授权法为尚方宝剑，对大学进行砍杀，清除犹太人，整肃知识分子。埃利亚斯的试讲再也无法进行，眼看要成为私人讲师的计划也要胎死腹中。
连曼海姆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低估了纳粹的力量，认为他们太粗野、太蛮横、太无知，对其不屑一顾。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研究那个问题，就是没去认真对待纳粹。希特勒上台后，曼海姆还预言，希特勒这么疯狂，六个星期就会垮台。可六个星期后，社会研究所关门大吉，社会学系亦遭封闭，曼海姆不得不远走英国，埃利亚斯也手提一个小行李去了法国，等待他的是30多年的流亡生活。生存所迫，他不得不再次“下海”，这次是自己开办玩具工场，但运气不佳，到头来弄了个血本无归。1935年深秋，埃利亚斯来到了英伦，幸而他得到犹太人流亡组织的一份奖学金，于是他便经常出入大英博物馆，为他那部构思已久的伟大著作《文明的进程》收集资料。1937年，《文明的进程》由私人试印出版，但完全为世人所承认，则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英国社会学界的人士接触愈益频繁，他和大名鼎鼎的曼海姆的关系也有助于他结识圈内的人物，其中就有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根司贝尔克（Morris Ginsberg，1889-1970），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是英国独一无二的社会学教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埃利亚斯个别通晓德文的英国同事读了他的《文明的进程》之后，感到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并向根司贝尔克推荐。两人过从甚密，当前者需要一个助教时，大家猜想，非埃利亚斯莫属。可后者竟然没被选中。谁都没料到，原来此事是坏在10年前为埃利亚斯打开高等学府发展大门的曼海姆手里。原来曼海姆也应根司贝尔克之请来伦敦经济学院，在他手下担任讲师，可他下车伊始，便和根氏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处处以最为高明的社会学家自居，而他也确实讲课生动活泼，学生都涌进他的课堂。招来这样一个对手，使根氏受到伤害，最后只得让这个异邦人走人。根司贝尔克向埃利亚斯解释，聘他为助教，会使他想到曼海姆，想到那令人伤心的往事。实际上根氏是唯恐曼海姆事件重演，而埃利亚斯却被迫承担了两雄相争的后果。
由于德国军队在法国势如破竹，英伦三岛一夕数惊。英国当局忽然发布命令，所有外国人，即使是明白无误的流亡者一律进拘留营。埃利亚斯逃脱了纳粹的虎口，而今又进了英国的龙潭。护照被英国当局收去“统一保管”，连身上的钞票也被搜去，生活要靠外面接济。根司贝尔克也真是够仗义的，是他定期给埃利亚斯汇款，助其渡过难关。在拘留营中，埃利亚斯再次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竟办起了“大学”。他待人温和，为人随和，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成了事实上的“校长”。拘留营的英国军官对这场战争毫无概念，对被拘留的埃利亚斯报告了这样一个“好消息”：“德国军队占领了巴黎。”1941年春，埃利亚斯走出了拘留营，英国朋友甚至为他开了欢迎会。曲终人散，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在大学谋一教席，功败垂成；《文明的进程》出版了，但似乎被人忘却。埃利亚斯只得在提供成人教育的业余大学上课，人家需要什么，他就教什么。他的许多学生成了教授，而他自己还是没有功名的“一介寒儒”。直到1962年，埃利亚斯终于圆了他的教授梦：在加纳的阿克拉大学出任社会学教授。那时加纳是在恩克鲁玛领导下的英联邦的成员，其大学教师主要从英国聘请。在加纳的两年，埃利亚斯教学科研可谓双丰收：生动活泼的授课受到欢迎，还搜集了大量有关非洲社会起源的资料，收集的面具和雕塑亦不计其数。加纳归来，1964年4月底埃利亚斯去海德堡参加德国15届社会学家大会，可说是“三十一年还旧国”。从此他便被德国各大学请来请去，担任客座教授。他也被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等地讲学。1969年《文明的进程》再版，这使他声名鹊起，该书后来更成为畅销书。1977年，他已年满80岁，在其希望的明灭之地法兰克福，埃利亚斯接受了社会科学最高荣誉——阿多诺奖金。此时的埃利亚斯已经名满天下了，得奖之后，他表现得极为平静，也很谦虚，说他是从前人手里接过火炬，跑了一程，又把火炬交给了来者。
1990年8月1日，埃利亚斯在阿姆斯特丹逝世，终年93岁。他的其他著作还有：《宫廷社会》《什么叫社会学？》《干预和间距》《论时代》《社会学和历史学》《德国人研究》等。
“埃利亚斯和他的《文明的进程》属于世界社会学”
埃利亚斯将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心理分析、经济学、种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熔为一炉，冶炼出《文明的进程》这部作品。它对人类的过去进行了总结，对未来又有所启示。如今，这本书已是攻读社会学，特别是攻读历史社会学的学人必备的参考书。但此书在1937年试印出版之后，却是经历坎坷；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试印本出来后，埃利亚斯曾分发给有关学者，但反响并不热烈。1939年夏，在二战爆
发前夕，该书由鹰房出版社正式出版。托马斯·曼接到埃氏的赠书后，曾写下这样的话：“埃利亚斯这部书比我想象的有价值得多，特别是对中世纪的表述，以及对走向没落的骑士时代的论述。”这几句话大约是对该书最早的评论之一。先后还有几篇正式评论，但在烽火连天中，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直至上世纪50年代，荷兰的社会学家高茨洛姆（Johan Goudslom）“发现”了《文明的进程》，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高茨洛姆是很有影响的学者，由他开路，该书开始在荷兰风行，甚至成了教师的必备参考书。埃利亚斯离国时尚未成名，流亡在外，在国内没有知名度，这也影响了该部著作的传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风行的是由北美传来的系统论；六七十年代时兴的则是新马（新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他的文明理论难以插足其间，天时、地利、人和，不得其一。1969年《文明的进程》在瑞士再版，每部70马克，这是令人望而却步的价格。
1975年，《新苏黎世报》刊登了冯·克罗考夫（Chirstian Graf von Krockof）的长篇评论，特别提出《文明的进程》的现实意义：埃利亚斯对各方力量保持平衡的国王机制对于西方民主是否可行的辩论是个启发；埃氏提出的相互交织的心理和社会机构的改变是极为复杂的问题，这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是个参考；暴力垄断和外部与内部规范的问题。这篇长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文明的进程》于1976年由苏尔卡姆普（Suhrkamp Verlag）出了简装本之后，才算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时出版社很有些担心，唯恐出书容易卖书难，没想到当年销售了20000部，很快突破了80000部！这样畅销，绝非寻常。后来苏尔卡姆普出版社简直成了埃利亚斯的专属出版社，他的其他著作也纷纷在这里面世。
而今有关“文明”和“文化”的定义不下千种，在埃利亚斯那里，“文明”一词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它涵盖如下的内容：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是一个过程，至少是过程的结果。埃氏没有进行价值判断，只试图进行客观的表述。而以往，正如埃氏所说：“我们习惯把文明看成是一种财富，一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成的财富。至于我们究竟是如何达到这一步的，……则不加闻问。”
对埃利亚斯的基本论点可进行如下的概括：源于本性，人总是要竞争的，竞争结果使得社会经济情况发生分化，表现为职能（功能）分工的复杂化。职能分工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单个的行动和过程要愈益相互协调配合，这样就会愈益提高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和依存的水平。随着功能分工的日益复杂化，相互依存的链条也会越来越长。这种行动链条需要一种可靠的、可调节、可监控的行为加以配合，否则就会运转不灵。埃氏在大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人的行为方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冲动、本能、情绪化的行动逐步为经过调控的、自我强制的习惯所代替。人的每一行动都处于相互依赖、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这一网络要求人在采取行动之时瞻前顾后。这种瞻前顾后慢慢形成了自动化的机制，亦即成了自我调控的机制，从而也成了人的个性结构的因子。
对本能和情绪的控制，高水平的社会分化与相互依存所需要的长远眼光的发展，或者说“合理化”行为的发展，埃利亚斯称之为“文明的进程”。而经过调控的、“文明化”的行为又会翻转过来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或者说多元化，所以说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两种进程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社会的共同生活总要采取一种形式，而今最重要的形式依然是国家。国家有其稳定的规则和建制，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对暴力的独占，有了它，内部的和平才能得以保障。不过国家形式的出现只有在个人行为文明化，比如对攻击性的自我监控，达到一定水准时才有可能。而今习以为常、自然而然之事，绝非原本如此、天然如此，而是历经数百年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他以人的就餐、如厕、擤鼻涕、吐痰、男女关系和攻击性等方面的行为举止为例，来表明这种规范进程的方向。在平和的社会里，稳定的政权为个人提供了足以使其放弃暴力的安全，个人攻击性的监控只有通过自我强制才会有效；自我强制来遏止攻击的冲动，或将攻击性的情绪扼杀于萌芽之中。暴力实施的心理调节的前提是社会对暴力的调节，其形式正是国家对任何暴力实施的独占。
《文明的进程》另一部分主要内容是谈国家的社会发生。在埃利亚斯看来，国家是社会秩序的同义语。政府和行政机构，法律和警察暴力成了调节社会共同生活、强制个人进行情绪监控，同时也使个人有可能进行情绪自我调控的建制。情绪调控的心理发生适应于国家的社会发生。他认为国家是一种统一的、完整的、稳定的社会形体。中世纪早期那些分分合合的王国算不得国家。
分散和集中，竞争和垄断，最终导致国家的形成。相邻的封建诸侯之国总是处于相互竞争的态势。在一个地区，各方势力处于相持不下的局面不会维持太久，我们所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也是这个意思。竞争的结果是一人或一个集团垄断了该地区的权力，在自然经济阶段，也就是垄断了该地区的土地分配权，其他势力全都依附于它，此乃“分久必合”。然而“合久必分”，封臣的独立性日益彰显，离心力量重又取得上风，竞争重又开始，如此循环往复，陷入怪圈之中。如何从中走出来呢？中央领主光是占有土地还是不行，还要完成对暴力的独占，而后者的前提则是税务独占。有了税收，方能养活一支常备军。军队是镇压臣下的反抗，巩固国内政权的必备手段。没有暴力的独占，捐税也收不上来。暴力独占和税务独占是相互依存的。随着中央领主对其领地的统治日趋巩固，便会出现埃氏言说的“垄断的社会化”。暴力和税务的独占起初似乎是领主或国王的家事，后来事务愈益繁杂，家庭成员或近臣无法胜任管理的重任，于是渐渐从王室家族和宫廷中发展出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所统治地区越大，军事力量越强，税收越多，建立一个分工明晰的管理机构，亦即国家机器就越是必要，国王对行政机构的依赖也会日益加深：于是个别人对行政机构的私人独占也会逐步社会化：先是转变为社会阶层的独占，继而公共独占，进而转变为一个国家的中央机关。埃利亚斯将垄断的社会化称为“固有的法理”，这是一种社会相互依存的功能。相互依存意味着：不仅是被统治者受到统治者的制约，反之亦然。
垄断社会化之后，竞争又转至另一个层面，即为着独占内部的机遇展开竞争。在王国内部，贵族、教会和崛起的市民阶层为着权势和财富相互争斗不已。国王为捍卫其统治地位也向离心力量进行斗争。国王处于竞争的中心地位，因之能够进行调控，使竞争向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最后将各个领主和利益集团纳入埃利亚斯所说的“国王机制”之中。其特点是：国王利用其分配权挑动各个集团相互争斗，消蚀其实力，使其无法对自己反抗。国王所遵循的原则是：“分而治之”，使各方实力保持平衡。国王机制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它不仅透露出中央政权一步步走向稳定的轨迹，也使人认识到各个相互依存的社会集团的相互交织的关系。各派力量平衡的结果，使各派相互依存的关系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与此相应的是宫廷社会高雅的风范，对感情的调控也达到了高水准。翩翩的风度、潇洒的举止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重大的机遇只有通过赏赐，通过拉帮结派，通过溜须拍马，通过行贿收买才能得到。
然而这种“国王机制”并不能千秋万代，永世长存下去。随着等级社会、专制主义社会的崩溃，社会的逐步分化，崛起的市民阶级将特权看成是分工细密的社会经济进程的障碍。法国大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但第一第二等级归于消灭，而且第三等级中有官衔和特权的市民阶层也被剥夺了权力。可是国家对暴力、对税务的独占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了。埃利亚斯认为，民主民族国家的独占抑或垄断，不仅实际上，而且法律上也是社会化了。
《文明的进程》第二卷末的“文明论稿”，是理论上的概括，其重要的结论是：社会发展的进程是没有计划的，却有阶段性，并沿着一定方向进行。
对《文明的进程》的评价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埃利亚斯克服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人为的藩篱，使其相互贯通，精心打制出这部著作，为21世纪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所以他被称为革新者和克服者；埃利亚斯使历史研究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研究社会经济，而且考察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不仅重视重大的事件，而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探讨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埃利亚斯以其《文明的进程》成为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拓者，在西方世界兴起了研究宫廷或近代初期的衣食住行的热潮；传统社会学把个人和社会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埃氏推翻了这种错误的两分法，提出两者不可分割：“同是人的两个不同的、相互联系的方面。”他认为它们的关系不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抑或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是，个人不可能在社会之外，社会也不可能在个人之外。人的个性化不仅不能脱离社会，相反，有了人群的高度多元化，才会有人的高度个性化；在埃氏看来，人是一个统一体：他将生物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形而上的人综合在一起，联结成为“人”，所以对人不可单方面去看，而是要综合分析。《文明的进程》表明，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人类历史应被看作是人际关系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埃氏使人以另外的眼光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使人愈益增长一种地球上所有人都密切联系的意识。此外，《文明的进程》还使人从两种极端的历史观——要么把历史看成是无法调控、无法把握的一团混乱，要么把历史看成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进程——解脱出来。埃利亚斯认为，历史是过程，是偶然和系统有序的结果，其长期的能动性是有轨迹可寻的。《文明的进程》主要以法国为例展开论述，兼及其他国家。埃利亚斯将19世纪的进化论和20世纪的社会变革论综合于这部著作之中，他的整个社会长期的结构变迁的进程模式也为21世纪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有人认为，从来没有哪一位社会学家像埃氏一样为国际社会学作出这么大的贡献，“埃利亚斯和他的《文明的进程》属于世界社会学”。
在笔者看来，《文明的进程》影响巨大，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绕不过它，对研究政治，甚至对当前的国际政治都有参考价值。然而，本书的主张是否适用于东方、适用于中国，这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题目；埃利亚斯从经济的发展、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人与人相互交织的关系来考察文明进程，这是一条我们所熟悉的路子，也是正确的路子。所谓“人的相互交织的关系”，所谓“人际关系网络”，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总和”，埃利亚斯谈得最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可意识形态、精神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很少触及。行文至此，不禁想到：如果写中国的文明进程，难道能撇开孔夫子吗？——这是我的不解之处。但无论如何，《文明的进程》本身是一部值得介绍到中国来的著作。
[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篇(三):【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