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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屏篇(1):周东屏：徐海东大将的“屏障”
周东屏：徐海东大将的“屏障” 时间：2006年10月15日09:00
徐海东与周东屏，同样是一对在长征中出生入死，经受战争洗礼的革命伴侣。毛泽东曾说过徐海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而很少有人知道周东屏，这位为了照顾“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徐海东，付出一切的女人。
周东屏，原名周少兰，安徽裕安（六安）人。 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红二十五军，在军部医院任护士。1934年11月，长征出发前，军部决定遣散她们。她与军医院的另外6名女战士在路旁抱头痛哭。这时徐海东军长来了，问她们为什么哭鼻子。一位娇小而清秀的女战士上前一步，抹了抹泪，要求徐军长能留下她们。这位勇敢的女战士，就是周少兰。徐海东被打动了，决定让她们继续跟着部队走。7位女战士，克服重重困难，一路行军作战，一路抢救医护伤病员，留下“七仙女长征”的佳话。
部队进入陕南后，徐海东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他第九次负重伤，一颗诡异的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打进，从后颈飞出。无设备无药品的医生除了用盐水洗伤口，用绷带包扎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血汩汩地流着，无情的伤势蚕食着战友们的希望。可周少兰却没有失去希望。当她被派来护理徐海东的时候，她就相信，他一定会醒过来。她守在昏迷的徐海东身边，将炭火烧旺，用心地为他换绷带，擦拭伤口，用嘴吸出卡在他嗓子里的痰……
一天、两天……就在人们的希望即将消失殆尽的时候，徐海东睁开了眼睛。在逐渐清晰的视野里，是周少兰的面容。他觉得在哪里见过她，但又一时想不起，他只是轻声问道：“现在几点钟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少兰的眼泪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流了下来，她说：“首长可醒过来了！五天五夜不省人事，把人都急死了！”
徐海东的头肿得像米斗，嘴巴已经变了形。他却努力地扬了扬嘴角，笑着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徐海东身体虚弱，加上时逢冬季，队伍又经常转移，他的伤口愈合很慢，这使他的心情很不好，经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吓得医生与警卫员只好远远地躲开。周少兰却不慌不忙地坐在他身边劝慰他。徐海东的虎脾气经周少兰慢条斯理的话一化解，也就平息了下来。暗地里，大家都说：“咱们这个虎将可碰上能治他的人了。”渐渐的，连徐海东自己也感到有些离不开周少兰了。到了陕北，他们结婚了。在他的要求下，周少兰改名为周东屏，意为“徐海东的屏障”。一个驰骋沙场、出生入死的大将，竟然要求娇小柔弱的妻子做自己的屏障！也许他们并没有刻意塑造让人们仰视的爱情典范，只是用真诚的行动恪守了爱情的诺言。（刘振）
周东屏篇(2):中国女红军介绍 (2012-06-02 00:06:40)
红一方面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红一方面军中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的名字，她们中有的是中央领导人的夫人，有的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和“政治战士”，虽然她们的身份地位不同，但是都本着同样一个信念踏上了征途，去接受长征的严峻考验。
蔡畅
美国名记者哈利森索尔兹伯里曾评价有位女红军为“长征路上的圣徒”，这位圣徒就是她——蔡畅 。
蔡畅，湖南湘乡人，1900年5月出生。是红一方面军女红军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也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蔡畅的母亲有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在蔡畅19岁时就将她送往法国马赛留学，在长征途中，她经常组织起一些留过学的同志高唱《马赛曲》，鼓舞红军将士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康克清后来把蔡畅唱的歌曲和讲的故事称为长征路上的“精神食粮”。
在红军过雪山时，许多红军战士坐在雪山脚下吃着干枯的玉米粒充饥，由于红军长期没有油盐吃，牙齿和肠胃功能都退化了，嚼着干枯的玉米粒就像是嚼蜡一样，怎么也咽不下去，许多战士索性直接囫囵吞下，撑饱肚子。但是，蔡畅却是很有耐性的把玉米粒嚼得碎而又碎，嚼出甜味再往肚子里咽。她有了体验后，便对囫囵吞的战士说：“你们不要囫囵吞，要慢慢嚼，从苦中嚼出甜来。
蔡畅的这句话是富有哲理的，苦中本来就包裹着甜，如果囫囵吞，苦只是苦，如果把苦揉碎，甜就在其中。
邓颖超
假如爱情真像诗人赞誉的，是“一种相似的灵魂联盟”，那么，周恩来与邓颖超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妻。从1925年8月到1976年1月，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一直奉行着 “八互原则”，相偕相伴中以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被人们誉为模范夫妻。
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别离，对于这对恩爱的夫妻来说就像一日三餐一样的平常。因此，他们常以书信往来，每次在寄信时，互相都会在信封里放上一片红叶或海棠花，寄去相思之情。
1925年10月，邓颖超第一次有了身孕，但是，当时正值革命战乱年代，她为了选择革命，自己做主，拿掉了孩子，本想着还有机会做母亲，谁知在第二次 生产时由于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最终，孩子还没见天日就夭折了。此后，由于产后身体疲劳，落下病根，从此，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邓颖超身为革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她和其他女人一样，也渴望能成为一个母亲。但是，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残酷的事实面前，她永远都不能成为母亲了。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吩咐警卫员将骨灰盒留了下来。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逝世，就是那个曾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也装了邓颖超的骨灰，并将她的骨灰撒向曾撒过周恩来骨灰的江河大海之中，这两位伟人的恩爱之情将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同存!
贺子珍
在当年的女红军队伍中，曾有一位手持双枪、驰骋沙场的巾帼，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
贺子珍，原名桂圆，1909年出生于江西永新，16岁时就当任了永新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妇女部长， 1927年，她参加组织了永新农民武装暴力后，随袁文才上了井冈山，就这样，这位永新一枝花结识了当时满腹革命理想的毛泽东。1928年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从此这位驰骋沙场的巾帼放下双枪、不做武将做文将，留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一渡赤水后，她曾经分娩过，但是当时情况紧急，她连孩子的模样都还没有看清，也没有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就将孩子送给了当地百姓，自己踏上了漫漫征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在那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长途行军，对于一个身体强健的男红军尚且不容易，更何况是一位刚刚生过孩子的女红军战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柔软的女性，在分娩后不久，为了营救修养连的同志而被炸伤，全身十多处受伤，其中有七块弹片深深的嵌入她的身体里，终身都没有取出。每逢秋冬季节她将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危秀英
在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有位被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称为 “像小白胡桃一样的娇小”，她就是钟赤兵的妻子危秀英。就是这个子不到1米4的她，却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３０位女红军中背东西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女红军。
在行军途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子背上背着许多东西，跑起路来，腿脚很是有力，在强渡乌江时，危秀英从民夫手里夺过担架，两手举起担架高过了自己的头顶，将一副副担架送上了渡口台阶。
长征路中，危秀英有一件宝贝，那是一口在战场上缴获的脸盆，可别小瞧了这口脸盆，它的用途可大着呢！下雨时用来挡雨，休息时用来烧水煮饭，女红军生孩子时又用来接生。从这脸盆的作用中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的生活用品是相当匮乏的
建国后，这位年近9旬的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这样说到，有几百万。中华儿女倒在了战火硝烟中，而我只是幸存者，我知足。只要生命不息，就要好好地活着，给年轻人讲讲过去，讲讲现在，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邓六金
在走完长征路的三十位女红军中，有位被后人称为“红色妈妈”的女红军，她就是曾山的夫人，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母亲。长征途中，有一次邓六金患了痢疾，连续拉了两天两夜的肚子，导致她全身疲软，没有力气再行军。休养连的一个领导准备把她托付给老百姓家里，等好了以后再追部队。邓六金坚定地说：“我虽然病得很重了，但是我也不离开队伍，哪怕是死掉，也死在队伍里。”就这样，她在危秀英的搀扶下，凭着坚定的意志，走了四天四夜的夜路，追赶上了红军队伍。
然而，就是这位始终坚持革命信念走完长征的女红军，却在建国后不做部长，选择了创办保育院，做“红色妈妈”。
1948年4月，在山东省青州的教堂里,她和其他同志一起办起了能照顾一百多个孩子的保育院, 其中就有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将帅的子女。在担任院长时，她经常穿一件洗得褪了色、肩头和膝盖补了补丁的军装来到保育院,亲切嘱咐保育院的阿姨们:“千万要照顾好他们,孩子就是我们的明天哟!”邓六金为了这些孩子历尽了千辛万苦,堪称尽职尽责。她常常是为了照顾别人的孩子而将自己的亲生骨肉弃之一旁。而当年那些被这位红色妈妈养育的孩子们如今已步入了许多重要岗位,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康克清
人们总认为长征苦、长征累，但是康克清却不这样认为，建国后，当记者采访她问及长征有所感受时，她这样说道：“长征不算苦、不算累，就像是在野外散步一样。”
无独有偶，和她有同样感受的就是她的丈夫朱德，就是这样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最有意思的是康克清在答应朱德求婚时，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生孩子，第二不做家务，第三不能干预我参与革命工作，在面对心爱女子提出的要求时，这位从封建社会走出来的男子竟满口答应。
其实，在长征路上，她同朱德一样，也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司令，其威名一点也不亚于朱总司令， 在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中，她沉着勇敢的指挥游击队打垮了敌人的数次进攻。从此，“女司令”的威名名扬在敌我阵营。
李坚真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女红军，被称为长征路上的百灵鸟，不管走到哪里，李坚真都是一路歌声一路欢笑，激励和鼓舞战士们向前进。 就是这个从山村普通农家走出的女青年，以自己的执著和坚韧，从故乡丰顺的乡村，追随着革命队伍，一路远行，出生入死。
红军在过泸定桥时，她用自己柔弱的肩头，一个肩头扛药箱，一个肩头抬伤员，护送红军战士过泸定桥。当毛主席看到这一情景后，对她称赞道：“你呀！巾帼不让须眉”。
刘英
刘英，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夫人。这个曾被毛泽东称之为“娘娘”的娇小女子，是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的早期党员。
红军长征在过雪山时，由于雪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使红军队伍行军非常困难，速度又缓慢，这时，担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就发明了拽着骡子尾巴上山的办法，这个办法得到了许多女同志的认可，蔡畅、刘群先就是这样拽着马尾巴上山的。
但是，让刘英记忆最为深刻的就是过草地，红军过草地时，连一块巴掌大的干地方也找不到，只好几个人靠在一起，把年龄小、身体弱的挤在当中，互相挤着取暖。建国后，当刘英在回忆起过草地的日子时，她这样说道：走出草地，就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李伯钊
当年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她们有的出生于贫穷家庭，有的出生于富裕之家，然而，有这样一位女红军，她毅然放弃了自己富裕的生活，艰苦卓绝地三次通过雪山，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让人肃然起敬，她就是李伯钊。
李伯钊，1911年出生于重庆的书香门第之家，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杨尚昆夫人，是我党文艺宣传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她与石联星、刘月华一起，被誉为苏区“三个赤色舞蹈明星”和红色戏剧的“三大名旦”。
长征路上，李伯钊不仅要完成艰险的行军任务,而且还要开展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时而跑到队伍的前头进行宣传,时而又返回队伍后面进行鼓动。战士们每天行军60里,而她往往要往返巡回走120里,所以人们称赞她是“五万里的长征战士”。
长征留给李伯钊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于是，她在1950年把这震撼世界的悲壮行程用歌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创作了歌剧《长征》，第一次以宏大的气势，再现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跋涉两万五千里的伟大历程。也是第一次以艺术的形式在文艺舞台上塑造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后来，记者采访她，问及对长征的感受时，她这样说道：“长征在我脑子里，革命印在我心上。”
刘群先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女红军曾被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洛誉为“中国杰出的女工领袖”刘群先。红军离开瑞金时，她刚刚流产一个多月，身子很弱，当时，组织上为了照顾一批身子较弱的战士，组成了一支特殊连队，她当任这支连队的队长，红军到了遵义后，总政治部安排刘群先搞工运。在短短12天时间里，缝纫工人为红军赶制军服万余套；还帮助红军碾米运粮达10万余斤。红军离开遵义时，由工人们组织起来的“政治保卫游击队”部分成员都参加了红军。
建国后，刘英回忆说：长征中，刘群先是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是个很能吃苦的同志。
谢飞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有一位传奇式的女英雄。她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坎坷、饱受磨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她，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谢飞。
谢飞，1913年2月3日出生在海南文昌茶园村，长征路上，她主要负责后勤工作，红军到遵义时，她和其他女红军一起为红军舂米筹粮，当她走到一户农户家里时，发现牛圈的牛粪里有几粒没有消化掉的玉米粒，她就用双手刨开牛粪，将玉米粒取出来冲洗干净食用。
红军快到泸定桥时，大雨如注，山路崎岖狭窄，战士们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在“滚进”。有的战友担心谢飞过不了泸定桥，提议将她寄在老乡家。倔强的谢飞连声说道： “不，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红军走到底！” 最后，她想了这样一个办法：由低处向高处时，就爬；由高处向低处时，自然下滑；爬不动滑不动时，将两手撑在地上，将臀部填得厚些，在地上磨、拖……4个小时后，她以惊人的毅力赶上了队伍，化险为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现离休在北京，已是99岁高龄。
金维映
她是中共定海独立支部的发起人之一，在岱山盐民运动中表现出色，被宁波地委称为“定海女将”。
这位女将是早期革命领导人李维汉之妻，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的母亲。
遵义会议后，她在干部休养连当过党支部书记。当时，她配有一匹马，但她和蔡畅一样，马上总坐着病中的警卫员、体弱的民夫或者脚打泡的女同胞。而她却常常背上别人的东西，杵根棍子，艰难地走在漫长的山道上。在她一步步走完二万五千里征途后，她的身体也被这漫长的征途完全拖垮了。1938年，组织上送她去苏联治病，后来因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在敌人的炮火下，她牺牲在莫斯科，年仅37岁 。
周越华
贺诚的妻子。长征中，她担任卫生队政治指导员。并协助贺诚办卫生学校，培养医护人员，教育他们细心护理病员，出色的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周越华被编入左路军长征，她爬越大雪山，三次过草地，经受了长征的严峻考验。
杨厚珍
罗炳辉的妻子，如果说在长征中，女红军比男红军艰辛的话，那么杨厚珍就要比其他的女红军更多了一份艰辛。因为她有一双三寸金莲脚，大家都知道，三寸金莲脚最多只能来回于锅炉与灶台之间，但是在长征途中，她就是迈着她那双三寸金莲，在崎岖的山路上，一步一步艰难地行军，用她的三寸金莲脚，量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吴富莲
吴富莲，1912年出生于福建上杭。在她18岁时就已经担任了中共上杭区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1933年7月和刘晓结为夫妇，在长征中，吴富莲和危秀英都是干部修养连的政治战士，她们各自承担着照顾四个伤员的任务，她们不仅要抬担架，还要照顾伤员和做民工的思想工作。红军长征来到遵义时，在她们宣传讲解下，有200多位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
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她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任妇女先锋团的政委，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在一次突击任务中受伤被俘，在敌人的监牢里，吴富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从不妥协，最后吞针壮烈牺牲，年仅25岁。这位曾在长征路上挥枪断后的英勇女子，早早地离开了这个让她历尽人间艰险，却又无怨无悔的世界。她走了，但她的精神永远留在后人传唱的颂歌里。
廖似光
廖似光原名廖娇， 1911年4月出生于广东惠阳， 1931年春与少共省委书记凯丰（何克全）扮为夫妻，掩护少共省委机关。革命斗争使他们产生爱情，于是两人正式结为革命伴侣。 长征开始时，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组织上为了照顾她，将她编进了干部休养连。但是对于一个孕妇来说，每天行军几十里，甚至昼夜兼程急行军100多里。这该有多大的困难！然而，廖似光毫不退缩，挺着大肚子行军，由于过分颠簸疲劳，既无任何营养补品，又得不到起码的休息，部队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怀孕仅7个月的廖似光早产生下一个小男孩。为不拖累红军行军，她忍痛割爱，把孩子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收养，而这位倔强的女红军在休息不到十天就起来帮着大家一起找房子、找粮食。有时还到群众中去调查当地地主土豪的财粮情况，为部队征粮筹款，大家都夸她是红军队伍中的女强人。
这位当年英姿飒爽、叱咤风云的巾帼在2004年7月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吴仲廉
吴仲廉，1908年出生于湖南宜章，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秘书。她写得一手好字，司令部发下来的命令，通知，文件都是由她抄送给各个部队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她随西路军出征时，遭到敌人突围，由于队伍被打散，她被马步芳部队俘虏。在中山医院服劳役时，她利用各种机会，秘密传送纸条，告诫被俘的同志，注意掩饰身份，保护革命同志。就是这位被俘不忘掩护同志的大姐，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在牢笼中，坚守了自己的革命信仰。
钟月林
宋任穷的妻子，是红一方面女红军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9岁时随部队踏上了长征路，长征路上，由于行军紧张，女红军们基本上不洗脸、不洗澡，更不能脱衣睡觉。时间一久，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多到什么程度，危秀英曾回忆说，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里面藏了很多虱子，把她身上咬烂了好几块地方。在贵州猴场休息时，贺子珍要她把毛衣脱下来，放到脸盆里煮，煮了一个多小时，脸盆里漂起了一层虱子的尸体。
由于，女红军身上虱子多，浑身刺痒难当。所以，休息的时候，她们便会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这简直成了一种乐趣。对于这种现象，彭德怀曾概括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钱希均
红军长征途中，曾经留下了许多革命夫妇的英勇事迹。1926年，21岁的钱希均嫁给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从1926年到1939年的13年的时间里，钱希均跟随毛泽民出生入死，创建并扩大党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红军长征来到遵义时，钱希均和当时担任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一起挑着挑子去为红军兑换粮食，然而，等到红军要离开遵义时，她们又一起挑着物资将苏维埃币换回来，因为她们知道，红军一走，苏维埃币在当地就不流通了。
刘彩香
在长征队伍中，有一支特殊连队，那就是担架连，而刘彩香便是这支队伍里的一位“女挑夫”，她忽略了自己的性别，忽视了自己的生理特点，和男战士一样行军打仗，用细嫩的肩膀一次次扛起负伤的战士，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的行军，以坚强的意志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危拱之
当年参加红军长征的序列中有一位被称为军中“花木兰”的女红军，她就是危拱之，危拱之是早期的女革命家之一，她禀性刚强，11岁时她为了学好体操课，毅然扯去裹脚布，争得一双"解放脚"。22岁报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我国第一批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女共产党员。
长征途中，她负责一方面军司令部总务工作，由于总务工作很繁重、拱之同志不仅要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还要做好各种善后工作。据宋任穷回忆：在过草地时，她生病发烧，双脚淌着脓水，而她仍坚持拄着木棍追赶队伍。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
然而，危拱之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但她百折不挠，始终满腔热情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就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危拱之被病魔摧垮了，再也未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甘棠
四川南溪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3月，奉命到新组建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治部任党总书记，1936年12月，在云南扎西水田寨战斗中被俘，出狱后，几经周折，才和组织接上联系，建国后，担任重庆市委妇委书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
萧月华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是长征路上唯一的“出征夫人”肖月华，虽然她长的不算漂亮，却是一位非常贤惠，能歌善舞的女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百灵”。1933年，她接受组织安排，嫁给德国军事顾问李德，但是，由于语言不通，性格不合，李德脾气粗暴，对她长期打骂有加，她忍受着身心的创痛，维持着这段本不幸福的婚姻，直到长征结束以后，肖月华毅然结束了和李德的夫妻关系。就是这样一位女性，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一个女人能做出的最大牺牲。
曾玉
俗话说：“女人生孩子是过鬼门关”，那么，在长征路上生孩子，就等于是在阎王殿里寻生路。长征途中第一个生孩子的，是一个叫曾玉的女红军。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也在出征的行例中时，竟不管不顾地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外”成员。因为是“编外”，她没有口粮，没有装备，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她只是凭着一个女红军坚强的毅力和一个女人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紧紧跟随着大部队。红军进入贵州老山界时，遭受敌人袭击，就在这时，曾玉马上就要临产，经过一路的颠簸和惊吓后，只见孩子的头都已经探出了母亲的身体。就这样，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婴儿降生了。然而，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曾玉狠心地将女儿留在了出生的地方，继续跟着部队行军打仗。
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女红军将生下的孩子用毛巾或者白布一包，内附一张纸条，放在出生的地方，似乎成了长征途中先生后舍的模式。这些放弃自己孩子的母亲是不幸的母亲，但同时她们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李建华
江西高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在红三军团当文书。1931年，到红军无线报员训练班受训，毕业后调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工作，当报务员。1934年8月，李建华和罗若遐在瑞金结婚，遵义会议后，由二局调到三局工作。1935年3月随红军到达云贵川边时，因奉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或另有任务而脱离长征队伍，各奔征程，后来和王泉媛、李伯钊、周越华、吴仲廉、吴富莲、康克清6人一起在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留在红四方面军工作。
王泉媛
王泉媛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1930年参加革命，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出征，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王泉媛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女红军组成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随西路军出征。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相遇，妇女先锋团主动担任阻击任务，经过四十多天血战后，全军损失惨重，王泉媛最终被俘，在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后，却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沿途乞讨回乡。等到享受老红军待遇时，已是76岁高龄。就是这位在长征路上历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的女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有着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那是在1935年1月，红军长征来到遵义，王泉媛和王首道均被调到保卫局工作，白天两人在一起工作，渐渐的产生了感情，她们的心思被蔡畅、金维映和李坚真有所察觉，决定给他们牵起红线。就在红军进遵义城的第7天，她们结为革命伴侣，新婚当晚，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按照家乡的习俗王泉媛应该送王首道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当时在急速的行军和打仗，根本没有时间和材料做，第二天这对新婚夫妇不得不跟随大部队撤出了遵义城。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先一步到达的王首道得到消息后，派通信员送信给王泉媛，叫她晚上到他住的小木楼去，但是她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晚竟成了他们人生当中最后一晚，两位老人再次相见时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
1982年夏天，王泉媛从江西来到北京，请康克清大姐为自己作证恢复党籍。等她办完事准备离开北京时，被告知，这时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王泉媛忍不住留下眼泪，在妇女联合会上，王首道向王泉媛缓缓走来，王泉媛上前拉着那双曾经是自己丈夫和战友的双手，眼泪刷刷地流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1994年，王泉媛再次来到北京，看望病中的王首道。这次，王泉媛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地说道：“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了王泉媛的手，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1996年，王首道病逝后，王泉媛足足病了三个多月。
有人用了九个数字来概括王泉瑗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她常常这样对后人说：“磨难，几乎是我人生的全部”
丘一涵
袁国平的妻子。1907年出生在湖南平江。1930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担任红军大学教官，建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56年11月2日因患癌症在南京逝世，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在《怀念邱一涵同志》一文中这样说道：“革命战争的烈火考验、锤炼了邱一涵一颗坚强妻子的心，一颗伟大母亲的心，一颗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心。她默默地把悲痛埋在心底，把困难置之度外，以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准备迎接新的考验。”
陈慧清
邓发的妻子。1929年10月，陈慧清和邓发在香港结婚，这是一对历经磨难才走在一起的革命伴侣。但是，他们却没有一起走完人生的全部路程。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邓发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听到这个消息的陈慧清悲痛欲绝，写下了《为了永久的记忆》的文章，纪念自已的丈夫。文章写的十分感人，在这里我节选一其中一段给大家念一下：“在飞机失事没有证实以前，有许多许多的消息传来，我还希望着你不至于死，并祝福你能度过这个苦难，或者在这个不幸之中而负了重伤归来。不管你如何残废，我将尽全力来照护你！”
李桂英
在长征途中，她是第一位荣获了三个“第一”的女红军：这三个第一分别是，第一个放开裹脚布，第一个剪去长辫子，第一个解除童养媳婚约。
谢小梅
长征开始时，有一位和贺子珍一样，是在大部队转移的最后时刻，才接到通知随队出征的女红军，她就是当时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这位来自福建客家山区的普通女人，她走过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忍受着反“罗明路线”的错误批斗，毕生追随丈夫罗明，在被剥夺党籍的情况下仍矢志不渝地献身于革命。她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坚忍与忠贞。
她的一生没有任何的显赫的地位：她做过文化补习学校教员：省民委一般干部、广东民族大学图书管理员；中国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工会干部。1973年，她退休后每月工资只有45元5角。直到1981年，广州市委批准恢复了谢小梅停止了近半个世纪的党藉，承认她是“老红军”。就在那一天，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流泪了。
红二方面军
这里展示的是红二方面军的部分女红军英勇事迹，这些女红军没有单独的编队，没有统一的组织，被分散在部队的各个单位，她们中有的是干部，有的是机要员、护理员、炊事员， 有的是姐妹，有的是母女。她们主要做的都是宣传和后勤工作，都以坚定不移的信念跟随部队走到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终点——宁夏隆德将台堡。
李贞
在女红军队伍中，有一位女红军在1955年时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我国众多将军中唯一的女性。她就是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夫人——李贞。 1936年7月中旬，当部队进入漫漫草地时，不幸的厄运降临到李贞头上，由于草地气候恶劣，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恰恰是在这最艰难困苦、最难行走的征途中，怀孕7个月李贞早产了。由于产妇没有充饥之粮，又没有奶水，孩子饿的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为她送来了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但这毕竟非常有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没等李贞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孩子夭折，产后虚弱，伤寒病的侵袭，使李贞病痛缠身，高烧不退，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不能喝冷水，甘泗淇就那水壶揣在怀里捂热，李贞不宜骑马，甘泗淇就背着她走。战友们见这样下去不行，做了副担架才使甘泗淇从背上放下了李贞。但甘泗淇坚持自己抬一头，尽量减少战友们的负担。就这样，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终于顺利地到达了陕北。贺龙曾称赞他们为“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这对革命夫妻一生没有一个亲生孩子，却收养了20多位革命烈士遗孤。正是她们用无限大的母爱和浓浓的情意诠释了母爱的伟大和爱情坚贞。
陈琮英
任弼时与陈琮英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在长征中也相互鼓励走完了全程。长征途中，任弼时把采到的野菜，嫩的留给陈琮英，老的留下自己吃。任弼时患重病，没有人抬担架，由一个战士背着他行军；陈琮英就跟在后面用双手抬着他的脚，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
在这对恩爱的夫妻身上，足以证明在恶劣的环境中，夫妻之间的感情不仅不会减弱，反而会加深！
蹇先任、蹇先佛
在红二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一对漂亮的姊妹花，姐姐叫蹇先任，妹妹叫蹇先佛。姐姐嫁给了贺龙，妹妹则嫁给了副总指挥萧克。1935年11月，部队出发前20天，蹇先任生下了一个女婴。此时恰好前方传来胜利的捷报，姨夫萧克给孩子取名为贺捷生，由于孩子尚未满月，既不好揣在怀里，也不便抱在手里，更不能扛在肩上，只能将其放在一个背篓里，由妈妈背着走。细竹编成的背篓里面，底下堆放着必备的棉毯，尿布、衣物，顶端搭着一块棉布，用来遮风挡雨。面对这一情景，贺龙不由地逗趣说：“白鹤有个滩头做宿营地，锦鸡有个山头做宿营地，这一路上红军的宿营地就是两只铁脚板，我女儿的宿营地就是这背篓竹篮”。
蹇先佛
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则是在松潘草地生下孩子的，产后，她带着孩子走过了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经历了只有红军母亲才能忍受的千辛万苦。遗憾的是，孩子在被送回湖南老家后，不幸死于日本侵略军的轰炸之中，成为这位母亲一生之痛。
马忆湘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是一位才女，她是晏福生的妻子。1935年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长征的终点陕北。解放后，马忆湘随丈夫调入湖南工作，担任湖南省面粉厂厂长。在1958年，马忆湘萌生了写书的念头，经过数年的努力，写出了长达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朝阳花》。当时还得了一万多元的稿费，但是她全都交给了党。
红四方面军
在所有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队伍中，参战人数最多的部队就是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初期，有2000多名女红军随军行动，这些女红军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军总医院、妇女独立团、和妇女学校等各个部门中，她们中许多人都是两过雪山，三过草地。令人最为惋惜的是，她们在随西路军出征是，遭遇匪军马步芳的残酷袭击，她们为了掩护部队撤退，主动担任阻击任务，最后只有不到300人活着返回陕北。
张琴秋
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先后成为红军中唯一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红军作战部队中职务最高的女师长，解放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在长征中，她曾带领五百农妇缴白军一个团，而国民党的一些报纸则把张琴秋说成“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师后，张琴秋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当时有1300多位女红军组成的妇女先锋团随 “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当她随部队刚冲过第一道防线时，一个男婴降生在冰天雪地的戈壁滩上，谁知戈壁滩的暴风雪在转眼间就扼杀了这个小生命，这位母亲还没来得及给婴儿喂一口奶就不得不忍痛丢弃婴儿的尸体，翻身上马，挥泪出征，产后的鲜血染红了马鞍，最终，她因产后失血过多昏迷而被俘，在俘虏营中她仍然与敌人进行着艰苦的斗争，直到抗战爆发后，在周恩来营救下，她才回到了延安。
汪荣华
刘伯承和汪荣华这对革命伴侣是在长征中相识、相爱，并于1936年10月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际结婚的，她们的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酒宴，没有崭新的被褥，甚至没有红烛新房，但她们却感到是那样的幸福，他俩的爱情就像天上皎洁的明月，穿过长征路上的万里风云，闪射出耀眼的光芒。
林月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女红军，她叫林月琴，她是全军43名校级女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林月琴，1914年1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小商人家。在父亲的影响下，林月琴16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她和队员一起贴标语、作宣传，使劳苦大众了解了红军，看到了革命的希望。1931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她带领大家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赶制衣帽、鞋袜、被装，解决了数万指战员的穿衣问题，受到了前方将士发自肺腑的称赞。
就是这位心系群众，心灵手巧的女红军战士，在长征结束后，结识了一生的挚爱——罗荣桓。当时，林月琴住在中央党校,罗荣桓住在后方政治部，两地之间隔着一条延河?春天的延河水位上涨,无法涉足?两人虽然仅一河之隔,但想见面必须绕道很远过桥再走回来,或者骑马过河?爱开玩笑的人把延河说成是“银河”，把罗荣桓比作牛郎，林月琴比作织女，每天吃过晚饭,林月琴就会站在党校南侧一里外的延河边,等待着白马驮着“牛郎”过河?1937年5月，这对隔河相恋的爱侣终于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相携相伴共度一生。
王定国
谢觉哉的妻子。1913年出生于四川营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在长征路上，她熬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她的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当时，他们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顶上，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而这一位坚强的女红军并没有因为掉了一根脚趾头而流一滴眼泪。
艰苦卓绝的长征给了王定国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力量，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王定国还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25岁，敌人的弹片击断了她的腿骨，72岁，意外车祸使她脊椎受伤，75岁，癌症切除手术在她身上留下了30多厘米的疤痕。但是，老人依然乐观的面对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也就是从70多岁开始，她开始练习书法和绘画，现在已是99岁高龄的她写着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而且在她家里随处可见他的书画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和长征有关。
陈真仁
在红军队伍中，有一家三代11口人踏上了西去的漫漫征途，这就是陈真仁一家。陈真仁，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傅连璋的夫人。她是1955年授衔的三位开国女上校中的一位，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获得者。就是这位从革命家庭走出来的女子，在长征结束后，因为一次误会结识了她挚爱一生的伴侣。1936年6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陈真仁调到粮食总局运输二连当文书。当时，不少指战员都患上了红眼病，一天，粮食总局局长何长工给她们带来了福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傅连暲同志要来给你们看病，大家要把卫生打扫干净。”陈真仁不以为然地回答说：“一个副连长有什么了不起，不要说是副连长，我们这儿连长有的是。”一听这话，何长工不禁也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了，原来她把傅连暲听成是“副连长”了，就是这样一次误会，反而促成了这桩美好姻缘！
张文
洪学智上将的妻子。张文191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5年参加长征，作为女性，张文和姐妹们在长征路上尝过的艰辛，无法用语言形容。对于长征，她曾这样说道；“当时，我们既没有前方支援，也没有后勤保障，就靠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前进就没有出路，我们女同志空着肚子跟在男同志后边走过草地，硬是没有掉队。”
何莲之
何莲芝，1905年出生于万源丝罗乡，28岁时参加了在四川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参军不久，何莲芝当上了赤卫队分队长，并主动请缨到黄钟一带侦察敌情，结果被敌人发现被俘，面对敌人的屠刀，她这样说道：“参加红军不怕杀，杀头不过头落地，坐牢正好歇口气。”
贾德福
贾德福是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里年龄最大的一位。说是最大，其实当时也不过二十七岁，是妇女工兵营炊事班班长。由于她对年纪小的战士们特别爱护，日子久了，大家不知不觉中就把她的辈分抬上去了，都喊她“贾老婆”。
长征路上，“贾老婆”是背上几十斤的食物和一口大铁锅行军的，正因为这样，“贾老婆”的锅成了长征途中妇女工兵营的一面旗帜。当红军在过雪山，面临大雪纷纷，飞沙走石时，贾德福总会把珍藏的辣椒和生姜用来熬汤，让战士们驱赶风寒。可是，一次惨烈的战斗中，贾德福的生命悲壮地定格在这口铁锅之下。
红二十五军
当年参加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有一支队伍中的女红军被人们亲切的称为“长征路上的七仙女”，这支队伍就是红二十五军。
当时，红二十五军中的这七位女红军一直担任护理伤员的任务，他们随部队一起上前线，战斗打响时，他们义无反顾的冲上战场将伤员背下来，悉心照顾，并将自己的口粮分给伤病员吃，在她们的照顾下，伤病员们恢复的很快，因此，大家都亲切的称她们为“七仙女”。这七位女红军中有两位牺牲在长征路上，只有五位到达长征终点。
周东屏
周东屏，原名周少兰，为什么回来会改叫东屏？是他丈夫徐海东给她改的，这还得从徐海东受伤说起，。
1934年12月底，部队进入陕南后，与敌进行了一次恶战。徐海东在战斗中负伤，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打进，从后颈飞出，穿过了徐海东的头。由于伤口的影响，使徐海东的喉咙里卡有大量的淤血，导致徐海东不能呼吸，这时，周少兰放下女性的矜持，用嘴将徐海东喉咙里的淤血一口一口的吸了出来，使他呼吸得以顺畅，就这样，一连四天四夜，周少兰一直守着徐海东，并用心地换绷带，擦拭伤口，日以继夜、不敢合眼。终于，在周少兰的悉心照顾下，徐海东恢复的很快，慢慢的两人产生了感情，并结为革命伴侣，新婚当晚，徐海东对周少兰说：“少兰，如果没有你，就没有我徐海东，你改叫东屏吧，为“徐海东屏障”之意。
1940年，徐海东旧病复发，从此卧床不起，而她则日复一日地俯在床边悉心照顾，直到1970年徐海东去世，她用行动告诉世人：爱不会因为世事的变迁而改变，爱不会老去！
戴觉敏
湖北红安人，她家有14人参加革命，先后牺牲了11人，还有2人后来病故了，她是唯一的幸存者。1955年授予少校军衔。2003年11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在万里长征的铁流中，这些女红军们不仅要面对战争的残酷现实，还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正是这些柔弱的女性以不屈不挠的气概，守住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者的坚强信念。正如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这样说道，她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自己赢得了红星下的合法地位。所以，今天的我们，更应该彰显她们“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不朽事迹，学习她们千难万险只等闲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将女红军精神一代代发扬和传承下去。
周东屏篇(3):徐海东遭蒋介石满门抄斩 被杀66口
徐海东是党领导武装斗争时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的代表，也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一员虎将。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徐海东传奇般的经历本身，便构成一部壮丽的武装斗争的史诗。
共和国十位大将中，徐海东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在红四方面军中人称“徐老虎”。国民党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徐海东是一个从农村贫苦窑工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将领。他一生的经历，完全能绘成中国革命战争最生动的一个画面。近代中国因阶级压迫造成的深重苦难，在徐海东身上有最鲜明的体现。他年轻时，有一次挑着瓦盆到外乡卖不出去，冻饿交加晕倒，幸亏一位农妇给了碗热粥才能活下来。苦大仇深的他，一旦听到共产主义的宣传，便会为改变自身和本阶级的地位而拼命战斗。代表反动地主豪绅利益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残酷镇压这些反抗者，对他们的家属也进行株连报复。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
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蒋介石亲兼武汉“剿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红25军长征后又建立红28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5师。正是由于有徐海东这样的成长于鄂豫皖血泊与烽火中的老战士，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写下了光荣。
徐海东参加革命只是为阶级的解放，个人日后的目标仍是当个普通劳动者。他虽当了军团长，还向新交的“洋鬼子”朋友斯诺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红军初建时，徐海东虽当过正规军的班长、排长，但毕竟缺乏组织大部队的经验，是靠边打边学，用鲜血交的学费。当时部队火力很差，农民战士普遍缺乏战斗经验，他从当队长起，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并亲自带领战士冲杀，先后9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来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通过在大别山多年的战争实践，徐海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往与敌人一接火，就能判断出对手的兵力和火力情况。1934年春，他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当时，因环境残酷，经常出现叛徒，一些领导人盲目地乱搞“肃反”。徐海东为人耿直，一次，在省委会上当面批评书记指挥错误，有人便想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他得知后，感到不如在战场上牺牲落得个光荣，于是留下文件，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向敌人冲锋，一举打垮了一个旅。战后，那位书记来找他，非常激动地拉住他的手称赞不已，并对大家说：“我不死，不许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此后，党内再没有人怀疑徐海东对革命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