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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德彝一:封德彝为何说没有人才
封德彝
为何说没有人才
罗日荣
唐太宗令封德彝举贤，可是一直没下文。唐太宗询问他，封德彝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批评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哉！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封德彝所处的位置不容许他举贤。封德彝虽然位居宰相职位，但也经常见到李氏父子杀功臣的事情，李氏父子为了巩固其江山社稷，对于杀功臣往往是毫不含糊的，尤其是那些有能耐的功臣，更是眼睛都不眨一下。李渊杀刘文静时，理由就是“刘文静的才能谋略确实在众人之上”， 封德彝如果举贤，那么被封德彝推荐上来的人就是他的门生，封德彝位居高位，各种诽谤也就难避免，那些窥视宰相宝座的人就有了诽谤封德彝的借口，封德彝由此可能就会被扣上拉帮结派，甚至密谋造反的帽子，到时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封德彝不举贤，也是职场形势所逼。人在职场，有时候装傻也是一种智慧。
封德彝先侍杨素，后来又投靠李渊，又在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太子之争中左右逢源。能在乱世中立于不败之地，归根结底就是他信奉一句话“小心使得万年船。”这不是封德彝的错，而是那个动不动就能取他人项上人头的制度的错，那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制度才是封德彝小心谨慎的原因。封德彝死后，唐太宗赠他为司空，谥号明。唐太宗后来知道封德彝在自己和李建成之间阴持两端，改谥号为缪。这又怪得了谁呢？
封德彝二:封德彝错在哪里？
贞观君臣中，有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名封伦，字德彝。隋朝时，他就已经进入高层，在揣测隋文帝夫妇的心理上，他展示出自己过人的小聪明。隋朝大臣杨素本来很自负，谁都看不起，唯独对封德彝另眼相加，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降唐以后，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立有功绩，唐高祖时就担任吏部尚书，升中书令，太宗即位后，封德彝改任尚书仆射。
封德彝是从吏部干出来的，在人力资源上应该是内行。太宗为了倚重他，专门把他叫来，问道：“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结果，封德彝一句话就把太宗顶了回来：“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这一下，把太宗说火了。本来，他是好心好意同封德彝商量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没想到封德彝倚老卖老直接说没有人才。于是，太宗批驳他道：前代明主，使人如器，用其所长，弃其所短。没有一个朝代是借用其他朝代的人才去治理国家的。“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如果说，只有像商朝武丁梦到了傅说，西周文王遇到了吕尚，然后才可为政，那么，这政务也就太玄乎了。“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均见《贞观政要·任贤》和《旧唐书·封伦传》）把封德彝弄了个大红脸。
封德彝的错误，在当今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还很常见。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说法：当今缺乏人才，或者别人那里有人才而我们这里缺人才，或者我们的人才顶不上劲，如此等等。反正，工作上不去，绩效不够好，创新开展不起来，都是因为没人才的缘故。所以，有必要对这种观点稍加辨析。
首先，从人才的分布看，有一种自然均衡趋势。孔子有一句名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这句话的前半句，就是谈人才的自然分布，那怕是很小的聚落，肯定也有忠信如同孔子一样的人。如果以理想信念作为人才的评判基础，到处都有人才，而且会大体均衡。但是，小聚落中能找到像孔子这样好学的人，则不多见。这个学习，不是一般的泛泛学习，而是在某一领域达到拔尖水平。过去在农村，能在一起共事的人多了，但可以把事情做得出神入化的人极少。比如撒籽踩摞，一把把油菜籽撒出去，等长出来一看，均匀且没空白；背着手叼着烟袋，在麦秸上用脚七踩八踩，踩出一个高大的草垛。不用任何其他工具，全是麦秸，大风吹不倒，雨水渗不进，可以作一年的牛饲料。像拥有这种手艺的人，在乡村并不多见，但每个村里也有那么两三位。显然，一般的人才，到处都有；具有特定技能的人才，虽然少，也会因为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自然产生。
其次，人事政策有可能鼓励人才冒尖，也有可能压抑人才出头。过去农村，那种撒籽踩摞的人才，很有可能在村上享受特殊待遇。一个全劳力干一天活记十分工，但部分村里对具有特种技能的人可能给记十二分工。多二分工在过去也换不来多少真实收入，关键是这种人会得到村民由衷的尊敬，他们也为自己的技能而自豪。在这种风气下，只要生产队长办事公道，人才的诞生会源源不断。然而，如果手艺技巧式追求变成了单纯算经济账，痞子更能弄来钱，那么对不起，社会风气有可能逐渐走向笑贫不笑娼，农田里的手艺人会迅速绝迹。部分守住本分的农民，也只是靠自律来维持自己的底线。传统社会的人才不复存在，而突破道德底线的“致富能手”会变成新的榜样。
当然，生产工艺和流程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人才。像上面说的撒籽踩摞，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这不是关键，因为旧技术旧手艺被淘汰后，新技术新手艺会随之出现，其更替过程会滚动式发展。
再次，现代的人才流动和社会分工，会使人才分布产生与传统不同的变化，从而对人才的形成机制、流动机制、作用机制产生新的变量。这属于现代管理学的问题，在此从略。
任何事情，人才是根本。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有声有色，在于贞观君臣个个都表现出一种励精求治的不懈追求。他们更多的不是靠技艺取胜，但却在治理国家中表现出类似技艺考量的认真。例如，写作进谏奏章，能够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学式迷恋；推行某一政务，能够为发现了某个从来没发现过的细节问题而激动不已；甚至同皇帝发生了争执，也要为这种争执如何能够把皇帝堵回去且能变通出更好效果而呕心沥血。贞观时期的唐朝人才辈出，不是因为上天偏爱唐太宗，而是因为当时形成了激发人才作用的环境和氛围。
封德彝的错误，在于他以多年主管人事的高级官员，对人才问题没有追求，只有公事公办的敷衍。打官腔式的应付与全身心投入的琢磨，其效果有天壤之别。
由贞观时期联想到当代，如果我们的教师，能够把上课作为一种艺术追求；如果流水线上的工人，能够把流水线上的部件当作工艺品关心；如果我们的管理者，在追求绩效的同时还追求美；如果我们的官员，在制定出的政策中能够翻解出政策的渠渠道道，那么，根本不用呼唤人才，也会人才辈出。当然，这需要相关方面共同努力。(文 刘文瑞）
封德彝三:死后才露出小辫子的封德彝
死后才露出小辫子的封德彝
2011年07月14日 03:32来源：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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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笔记手法，生动再现了唐太宗的领导艺术及其政治手腕，还原了历史本相。李世民登基后，放过了为兄长出谋划策的党羽，收编过来，为我所用，顺利化解了流血政变后的不稳定因素。
唐太宗最厉害的治官手法是折腾官员，让他们按自己的需要成长，贞观盛世的一大批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恭、李靖等在唐太宗的麾下服服帖帖，任他驱使，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足见唐太宗治官之道的博大精深。
[上期回顾]
天不怕地不怕的权万纪常常到李世民面前打小报告、告黑状，把朝中一干大臣都得罪了，但李世民就是重用他。
我常常会在闲暇无事的时候，品评当朝人物。品来品去，我发现，能跟我斗上一辈子法，且不分高下，一直到死后才露出小辫子被我抓住的，只有两个人。魏征自然要算一个。而另一个，就是封德彝。这个封德彝，真可谓是深谙官道。可以说，如果能驾驭整治住封德彝，那要对付其他的臣下就太容易了。
说起来，他出道混进官场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而且，起点也不高。最开始只是在隋朝政府中做一个刀笔小吏而已。降唐之后，他却能在乱世中独善其身，迅速升为侍郎、中书令，再到尚书右仆射，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要做到这一点，封德彝有两个随身携带的法宝——一是揣摩，二是讲求实用。
封德彝能上位，靠的就是揣摩。最早，他投靠的恩主乃是内史令杨素。杨素曾经为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也许是因为太过热心了，杨素将这座宫殿修得富丽堂皇。这下可惹火了崇尚节俭的隋文帝，吓坏了的杨素赶紧找来封德彝讨主意。这位封德彝确实要高人一筹，他轻松地说：“没必要担心，等着领赏就行了！”果然，隋文帝虽然不满意，可他的皇后独孤氏却爱上了这座华美的宫殿，连声称赞杨素会办事。一向怕老婆的隋文帝也只好改口夸奖杨素。杨素这下自然对封德彝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声说：“先生的揣摩才能，非吾所及。”
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上者。”像封德彝这样以静制动、“指挥”若定的，也算是官场里的“善之上者”了。
不过，假使封德彝是只懂得成天揣摩上司心思的庸官，那也不可能在乱世中混到位极人臣的地步。就算你再善于揣摩上司的心理，却不能替他想出解决之道的话，要你何用？封德彝能升官，有他的能力摆在明面上。
隋朝的时候，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揽一切，然而能力有限的他将朝政搞得一塌糊涂。封德彝揣摩透了虞世基的心思，便暗中襄助虞世基处理政务，博得了能干的好名声，这才逐渐受到重视，最终脱颖而出。隋炀帝避位江都的时候，朝局已经岌岌可危。而那个傻里傻气的虞世基却仍然自我感觉良好，成天忙于收受贿赂，炫耀权力。而作为虞世基亲信的封德彝在干什么呢？他一面不动声色地为虞世基帮闲，另一方面早就悄悄搭上了宇文化及兄弟的关系。不久，宇文化及发动兵变，隋炀帝和虞世基都死于非命，而虞世基手下那些嚣张一时的僚属也一个接一个丢了脑袋。可这位封德彝不仅毫发无伤，还摇身一变，成了宇文氏集团中的重要谋臣。
不久，封德彝又嗅出宇文氏集团内部深藏的隐忧。他再次发挥揣摩的本领，把宇文氏三兄弟比较了个遍，最后选上了机变无双的宇文士及，自然也就攀上了宇文士及与我李家这条关系线。很快，他瞅准机会，鼓动宇文士及带上自己外出筹粮，一举跳出了险境，来到长安，投奔到我父皇门下。
正是因为他过去的种种表现，我才能把这个人看得很透。他这一辈子，只会做锦上添花的买卖，绝不会有雪中送炭的义举。除此之外，这位有才的封德彝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然而因为太有才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显得那么义正词严。比如在我父皇治国时，朝廷上下以厚葬为风，虚耗大量人力财力。这时，封德彝揣摩到我父皇准备提倡节俭、积聚国力的心思，于是马上上奏表示：“历代帝王皆崇尚厚葬，将大量金银宝物埋藏在地下，不能为国所用，白白便宜了盗贼，也无益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不如提倡节俭薄葬的行为。”对此，我父皇深表赞许，自此下令禁止厚葬之风。其实，论起封德彝自己的日常生活来，绝对谈不上“节俭”二字，他如此说，只不过是摸准了我父皇的脉搏而已。
同样的事情， 在我即位之初，他也上演过一次。那时许多人建议我大封诸侯以巩固国家，收揽人心，不过当时我并不赞同这一观点——许多王公亲贵并不是因为战功才得享高位的，分封他们会虚耗国家的土地税户。我准备举起刀来，对这一弊政大加改革，只是苦于一时找不到附议之人，总不能由我一个人把恶事做尽吧？这时，封德彝瞄准机会，又上奏了。他以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表示：“称王者太多，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也会让其他立下大功却未能封王的人感到很不公平。”
好！就等有人先站出来开这个炮呢。于是，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除了立下大功的少数人之外，其他宗室诸位郡王，一概降为县公。丢掉王爵的众人一片哗然。不过封德彝持议在先，又说得头头是道，无可指责。这些宗亲向来无拳无勇，无功无德，发上一阵牢骚，也只好各自接受既成事实。
这，就是我任用封德彝的原因。在政治格局中，我自然需要像魏征、王珪这样的谏臣给我提意见、唱反调，以避免政令出现严重错误或偏差。然而，假如朝廷上下全都是像魏征这样的谏臣，那恐怕我做起事来，便会有束手束脚之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听话而又能干的封德彝就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臣了。
封德彝成为这段时间独一无二的元老重臣，即便是房玄龄等一干新贵，多少也要给他几分面子。可以说，封德彝迎来了人生的顶峰。不过，他并没能得意多久。因为我不想让他得意太久。道理很简单，对封德彝这样的老臣来说，一旦朝中再也没人可以和他唱对台戏，那他便会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如何揣摩我的心思上来，然后欺上瞒下，一手遮天。我不是不相信自己玩不过他，只是，这样做太累，也没有必要。
我认为，只有在受到政敌威胁的时候，封德彝才可能尽量抑制住自己那不断膨胀的私欲，小心翼翼地贡献出自己的才华。否则，局面便会失衡，难保他不会背地里干出如当年曾在隋朝时做的那些不忠之事。这个政敌，就是魏征。
经过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整合布局，武德年间的旧臣势力已经被消化干净。房、杜、长孙、魏征等新贵也逐渐牢牢控制住了中央各个机构。封德彝等旧臣势力的代表可以说已经起不到政治上的稳定作用了。而现在的他，除了说说好听的奉承话外，在实际政务上贡献甚微。这一点，比起同样善于揣摩上意的宇文士及要差很多。
接下来的仕宦之路，估计要开始走下坡路了。对于这一点，他也许心里有数。不过，幸运的是，还没有过上多久，封德彝便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他的生命，似乎也永远定格在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瞬间。
不过，封德彝死后不久，我却发现了一个让我震惊的真相。早先，我一直以为在武德年间那场残酷的兄弟之争中，封德彝一直是偏向于我的人。现在我才知道，他同时也在劝我大哥建成赶快做一件事——找机会除掉我，永绝后患！这样恶劣的行径，其实我早该想到的。毕竟封德彝一直就是这样的人，他要是一开始就忠心耿耿为我效力，那才真的是奇怪的事情呢。
不过，人都死了，一切都过去了，还能怎么样呢？那就大度一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