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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水县白鹿原篇一:白鹿原 人物出处（五）
1936年初，胡达明回到家乡鹿原，以小学教员为掩护，任蓝田抗日救国会武装部长兼十七路军独立旅特支书记，同赵伯平、汪锋、方仲如等一起在蓝田举办抗日骨干训练班，亲自编写教材为学员讲课。同时组建了蓝田抗日义勇队，担任义勇队指导员。1937年2月，蓝田义勇队随红十五军团北上，6月胡达明离开蓝田任省委巡视员、候补委员，负责西安工委、省职工部工作。
1938年12月胡达明任沿河地委副书记，翌年5月任陕西省委执委。1940年任省委职工委书记、省委干部科副科长。1942年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在西北局组织部工作。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省委机关工作中，始终以身作则、模范带头，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被无记名投票选为省委机关党支部书记。在中央党校和西北局的日子里，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劳动竞赛始终走在前面。刻苦攻读马列毛革命理论，结合革命生产实际写了十万多字的笔记，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罪行。
1946年夏，胡达明随汪锋等人去陕南接应中原突围部队，开创豫、鄂、陕边区革命根据地。胡达明在严峻险恶的斗争环境面前坚强的说：“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向敌人屈服，要和敌人拼到底，决不叛党”。在根据地残酷的斗争中，胡达明作为边区一分区专员、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带领游击队纵横转战，活跃在镇安、柞水、山阳、蓝田等县境及湖北边界一带的秦岭山区，充分运用游击战术，灵活机动的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消灭敌人，取得了多次以少胜多的战绩，不断壮大武装力量，发展根据地，成为深受战士爱戴的“好政委”。
1946年12月，十倍之敌乘大雪封山之机，对根据地发动了二次大规模清山围剿。胡达明带300多名战士不停的迂回转战，声东击西，和敌人作迷藏。21日，部队行进到商县麻池沟李家老庄宿营，被恶霸、伪副乡长向敌告密，遭敌伏击。密集的子弹把部队压到山底峡谷，
形势万分危急。胡达明挺身向前，带头突围，不料未冲出几步便身中数弹。战士们要背着他走，胡达明大声命令不要管他，他倒在地上一边向敌射击，一边命令战士争取时间，冲出险境，抢占高地。战士们眼含热泪，奋力冲上侧面的山梁，突出重围。胡达明爬到一个石碾盘旁，继续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最后把身上带的重要文件全部撕碎吞入肚中，面对疯狂扑来的敌人英勇就义。敌人残忍的把胡达明及8名阵亡战士的头颅割下悬在城楼。第二天战士们返回麻池沟，哭着掩埋了自己的首长和阵亡战士遗体，继续投入新的更加残酷的战斗，直到迎来镇、柞地区的最后解放。
1951年，胡达明烈士遗骨移回蓝田，当日蓝田全城普降半旗志哀，在万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胡达明的老首长、老战友汪锋、赵伯平分别代表西北局、西安市委讲话，号召学习胡达明烈士精神。当胡达明烈士灵柩从蓝田县城送往白鹿原胡家村时，沿途三十里群众冒雨设祭，情景动人。当时的《群众日报》连续两天作了报道。
小说中的胡达林活动并不多，故胡达明烈士的大部分革命活动没有在《白鹿原》中出现。小说人物毕竟不是人物传记，只能依其故事构成，取其一部而已。但可以肯定的是：起码小说中胡达林的部分事迹是取自胡达明的，胡达林的人物名称也与胡达明仅一字之差。
廖军长与红三十六军----刘志丹与红二十六军
《白鹿原》中的廖军长即陕北早期革命领袖刘志丹。红三十六军即刘志丹在陕北根据地斗争中创建的红二十六军。刘志丹，又名刘景桂，陕西保安县人，1903年生。刘志丹是陕北早期革命斗争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党的委派去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中共高级将领中受过专门军事训练的优秀人才之一。军校毕业后刘志丹回到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曾被党派往许权中旅开展军队工作。1928年刘志丹与唐澍、谢子长、许权中、王泰吉等共同领导开展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回到陕北，拉起陕北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29年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陕北根据地和游击武装迅速发展壮大。1932年，以刘志丹率领的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陕北第一支红军队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先后创建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不断的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成为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35年，红二十五军首先长征到陕北后，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组成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北路军总指挥等。同年10月任二十八军军长。此期间刘志丹开始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下坚持工作和斗争，他以党的事业为重，忍辱负重，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才及时扭转了这种错误路线的蔓延和危害，解救了刘志丹及根据地大批优秀干部和部队指战员。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奉中央和毛泽东命令，率部东征，在晋西中阳县的战斗中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
在刘志丹的军事生涯中曾两次进入蓝田：1928年“渭华起义”时，刘志丹以军委主席的身份领导了这次起义。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和总司令唐澍一起退入商洛山区，唐澍阵亡，刘志丹率余部经商县进入蓝田。当刘志丹等行至灞龙庙时，被拥有200多人武装和1000多人红枪会势力的蓝渭八保总团团长李林荣挡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直接冲突，刘志丹给许庙民团分团长、共产党员尹耕辛写信，经蓝田地下党组织利用当时复杂而特殊的统战关系，把刘志丹接到张家坪与先期而来的许权中会合休养，后又送刘志丹北上到陕北，继续开展游击斗争。
第二次进入蓝田，即《白鹿原》中记述的红三十六军和廖军长的故事，其中有一段以刘志丹为原型的廖军长的描写，颇为生动形象;“……这个长着四方脸盘英俊漂亮的陕北汉子，一口鼻音浓重言词笨拙。廖军长是黄埔生，投身国民革命战功赫赫。国共翻脸以后，他带着他拉出的那一部分队伍参加了习旅的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就成了光杆司令，几年间又创建起红三十六军来。”小说所述的故事发生在1933年5月，由于省委常委、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在军中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红二十六军是“梢林主义”、“富农路线”，给刘志丹头上加了许多罪名。强令二十六军离开根据地，“建立更大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因而才发生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并在蓝田张家坪全军覆没的严重后果。刘志丹和王世泰张坪溃败以后，由于有了五年前在灞龙庙和李林荣的认识，以及曾随刘志丹参加“渭华起义”,现在李林荣民团当文书的薛增平的关系，遂通过薛、李两人的帮助和蓝田地下党的努力，在青岗坪村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和前来营救的中共三原武字区委负责人黄子文一起来到黄的家乡渭南，再由黄的妻子与王世泰扮成夫妻，提着“祭品”，过河“吊丧”。刘志丹等也以同样方式从其它渡口过了渭河。
据时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的回忆：红二十六军南下溃散的人员，陆续被营救或逃出后，以各种身份为掩护，混过敌人哨卡。一般首先来到三原，再通过三原中心县委护送到照金根据地。有一位红二十六军干部在途经三原时，在赵伯平面前埋怨刘志丹南下招致失败。赵伯平解释这次南下失败完全是由杜衡一意孤行造成的，并说部队南下以后，省委曾在三原召开会议批判了杜衡“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强调了刘志丹同志对部队南下是作了抵制的，如果听刘志丹的话，就不会犯这次错误。上面这段话，可以看作是赵伯平代表省委对这次军事行动的客观意见和结论。这说明当时在以杜衡为代表的“左”的思想路线在军内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备受排挤的刘志丹的正确路线是无法贯彻的。作为这支部队创始人的刘志丹，在部队南下之前即被杜衡撤销了军长职务仅为参谋长而已，而并非小说中所称的军长。这就是《白鹿原》中，鹿兆鹏说廖军长对姜政委“似乎也有点说不清为什么的怯惧心理”的原因。
刘志丹返回陕北后，认真总结了南下失败的教训，重新组建起红二十六军，并在三原武字区游击队的基础上，又组建起了红四团，继续为壮大红军和发展陕北苏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这位革命英雄、人民的功臣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夕，也和“白灵”等许多忠诚的革命者一样遭到囚禁，差点被杀。幸被及时赶来的周恩来营救出狱，重返部队。但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未彻底肃清，刘志丹不仅离开了他亲手创建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部队，反而降职为刚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就是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率领着兵力不强的红二十八军渡过黄河，孤军作战、壮烈牺牲的。这就是《白鹿原》里描写的白灵被活埋以后，廖军长被周恩来下令释放，牺牲在黄河东边的前线这段故事的真实情况。
刘志丹的优秀品质和对革命的杰出贡献，使他在红军和人民中赢得很高的威信和深厚感情，他牺牲的噩耗传来，陕北为之震动。战士战马都穿白戴孝，白布为之一空。4月24日的追悼会上，数千名红军指战员、中央机关干部和农民群众像失去亲人一样痛悼刘志丹。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于1936年6月将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3年又在志丹县城北的高山上建起“刘志丹烈士陵园”。在移灵公葬仪式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都题写了挽联，对其革命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题词为：“群众领袖、革命英雄。”周恩来题了“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刘志丹烈士陵园永远成为人们瞻仰遗容，怀念英雄，接受革命教育的地方。
姜政委投敌叛变——杜衡的“左”倾路线及其叛党投敌
《白鹿原》中的红三十六军姜政委，其原型就是红二十六军原政委、省委常委杜衡。小说以较长篇幅详尽描述了姜政委一意孤行，强迫红三十六军从陕北根据地南下进攻西安，在部队到达渭河平原时，借口去省委汇报情况，回到西安叛变投敌，导致红三十六孤军深入，全军覆没，中共党组织因之遭受重大破坏的情况。
事实正象小说记述的那样，杜衡作为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之一，一味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听不得正确意见。但是在部队面临危险时又动摇逃跑，被捕后贪生怕死，叛党投敌，充当敌人特务爪牙，给党组织和党的武装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成为中共陕西党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反面人物之一。
杜衡，又名励君、杜振庭，陕西佳县人。1924年在绥德师范加入社会主义共青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在西安从事革命。曾任西安市委第二部委书记，陕甘区委候补委员。1928年4月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省委常委。1929年3月，在中共陕西省委、团省委连遭破坏时，幸免于难的省委委员王林被推选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书记。不久杜衡由陕北回到关中，重新召开临时省委会议，担任了临时省委书记。从此杜衡便以极“左”面目出现，盲目发起一系列游行、暴动，无一成功，使党的力量屡屡遭受重大损失。但善于钻营的杜衡在中共北方局的支持下，于1930年底省委班子调整时，仍继续保留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职务。
1931年3月在省委六次全会上，批判了杜衡在立三路线时期的错误，另选高维翰为省委书记。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再次统治全党，中央派巡视员来陕，要求继续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路线在陕全面推行。在这种情况下，杜衡又恢复了陕西省委书记职务
1932年8月，省委决定将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甘红军游击队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急于抢抓军权的杜衡又成了红二十六军的政委，由孟坚接任省委书记。12
月24日，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杜衡以省委常委、部队政委的钦差大臣自居，独断专行，以“稍林主义”、“富农路线”等帽子首先把这支部队创始人之一的谢子长迫令去上海学习，支离部队。又将刘志丹排挤为有职无权的参谋长，王世泰为当时红二十六军仅有的红二团团长。强令这支弱小的红军部队进攻曾与之保持统战关系的地方民团武装，使红军在刚组建时就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导致许多指战员无谓牺牲。在省委发出“红二十六军不应用‘撑架子’的办法，勉强按红军编制，而是应当编成许多小游击队，更好的发挥地方游击运动的作用”的指示后，杜衡认为这个指示违背了“北方会议”确定的王明路线，居然以部队代表的身份回到省委，停止了省书记孟坚、省委常委贾拓夫、刘映胜三人的工作，由袁岳栋担任省委书记，杜衡还不放心，便暂留省委，派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委。
1933年5月，杜衡又窜到红二十六军，面对敌人对照金根据地的围剿，丧失坚守根据地的信心，违背省委及刘志丹等绝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强迫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建立更大的根据地。仅有六百多人的红二十六军二团渡过渭河，暴露在渭河平原时，就像一叶孤舟驶进了布满巨礁的汪洋大海，到处险象丛生，危机四伏。《白鹿原》曾形象地描写：“那个黄埔生出身，长着四方脸盘英俊、漂亮的陕北汉子廖军长，在省委派来的、前额突出有点像列宁面孔的姜政委面前总是有一种怯惧心理，以致使姜政委在部队南下的争论中始终占据上风。红军在姜政委美妙善辩的鼓动下，陷入一种战前的狂热之中……，队伍拉出山沟，进入坦荡如砥的关中平原，这九百多人的队伍就不再显示出浩浩荡荡的气势，反而觉得过于细瘦了点儿。沿途无一例外的遭到保安队的突袭和骚扰，根本不曾发生一呼百应的情况。”事实上这时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和地方民团已经在前堵后截的围拢上来。此时的杜衡一下子从狂热中跌入冰谷，从不可一世的英雄变成瑟缩怕死的哀狗，他借故向省委汇报情况，撇下部队夹着尾巴跑到西安。正如《白鹿原》在这个故事开头所说的一句话，“那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进军”。陷入绝境的红二十六军已经难以返回陕北，只好在敌人的一路追击下进入秦岭，最终以全军覆没完成了这次南下的结局！
杜衡离开部队后的6月28日，省委曾于三原召开了有省委书记袁岳栋、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以及黄子文、杜衡等人参加的会议，批判了杜衡强迫红二十六军南下的错误，免去了杜衡二十六军政委职务。尽管这些批评还是很有限的，但杜衡“太上皇”的心理和坚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态度并未改变，只是在大家的“说服”下，“勉强承认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由于会议一致认为部队南下是一条危险之路，故立即派黄子文南下追赶红二十六军，但已经为时太晚，红二十六军在南山溃散的消息已经传来。为保留红二十六军的番号，鼓舞根据地军民士气，在赵伯平的提议下，又以三原红军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红二十六军四团。岂料这个给红二十六军造成毁灭性损失的杜衡，又在红四团成立时跑到根据地，再次以省委领导的身份为红四团授军旗。接着又成为以王泰吉为总指挥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党代表。从这些情况中可以看出杜衡那近乎膨胀的军权野心以及当时省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组织状态。
由于杜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省委的操纵，西安全城曾在“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连续大搞“红五月”庆祝活动，不断暴露党的组织，致使省委和妇联机关先后又遭敌破坏，四名同志被捕。省委非但没有总结和警惕这种后果，反而继续准备组织“八一”庆祝游行。1933年7月28日，也就是杜衡离开红二十六军回到省委一个多月后，袁岳栋、杜衡、贾拓夫、高岗等在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口福盛楼饭店开会，被早就秘密跟踪的敌人侦探发现。贾拓夫、高岗二人破门而逃，袁岳栋和杜衡当场被捕，囚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头子宋志先家中。贪生怕死的袁、杜二人当即叛变投敌，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鹰犬。并于当晚带领敌人把省委的一切文件材料全部搜去，第二天就开始在大街上盯稍捕人。不久，袁岳栋、杜衡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叛党声明。杜衡还在“自白书”中详细供出了各地党组织及党员活动情况，亲自带领敌人到三原和渭北地区逮捕了数百名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被捕后，本可通过关系予以保释，但在杜衡铁的指证下仍被判十年徒刑。无耻的叛徒还组织“肃反委员会”向各地派出专员，以致西安、陕北、陕南、关中及甘肃等地区的党组织都遭受严重摧残，造成空前未有的损失。为打击叛徒特务的嚣张气焰，新组织的省委成立了以赵成壁为队长的特工队，出没于西安及城郊各县对付这些败类。刚从南山溃散到蓝田的红二十六军幸存者赵启民被省委派来的老王调去了两只短枪，就是为组建“打狗队”而用的。这便是《白鹿原》中鹿兆鹏等地下党组织设计消灭叛徒姜政委一节故事的依据。
白灵----巾帼英雄张静雯烈士
《白鹿原》中塑造了一个令读者难以忘怀的、个性特别鲜明的年轻女革命英雄白灵的形象。这个人物所以那样生动逼真，跃然纸上，这是与她的人物原型——巾帼英雄张静雯烈士那感人的英雄事迹和可歌可泣的真实斗争经历分不开的。
张静雯是白鹿原东南部的蓝田县安村乡宋家嘴村人，1911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张静雯从小生就一种叛逆性格，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性格刚烈，好打抱不平，但对穷苦人家却极为同情，人们都说她心地善良。张静雯8岁入本村私塾读书，经常把家里的白馍拿出来送给吃不上馍的穷孩子和讨饭的人。有一年将临过年，她把家里刚蒸出的过年的包子拿了许多分送给穷人，父亲斥责她时，她说：“哪怕我不吃，也不能眼看着这些人受饿”。有一次，村里来了一个小商贩，存心欺哄一个不识数的妇人，在一旁的静雯小脸都气红了，二话没说，上去踢翻了商贩的担子，折断了秤杆。村里人都说：这女娃将来一定是个大材料的人物！
1924年，不堪做大家闺秀，不耐富家小姐生活的张静雯要到西安上学，于是就被送到陕西省教会学校读书。1926年末至1927年初的西安解围之后，张静雯亲身感受并参与了这一时期西安大革命热潮。1928年，张静雯又考入省女子师范学校，这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西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时期。西安当局追随蒋介石，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挥起了屠刀，大批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被活埋、枪杀。宋哲元组织的一个“铲共团”，一次集体活埋共产党员9人，一次6人，零星埋掉者难计其数，革命转入低潮。这就是《白鹿原》中描述大批共产党人被投入枯井的那个时期。就在这一时期，早就有倾向革命思想的张静雯却勇敢的靠拢共产党的组织并接受了党的培养和考察。1930年，张静雯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又于同年下半年转为中共党员。
张静雯入党后，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忘我的为党工作。1931年7月受省委委派，冒着生命危险回蓝田传达省委指示，建立党的组织，圆满完成任务。“九一八”事变后，西安地区的青年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各中等学校迅速建立起以党团员为骨干的抗日救国会。时在女师任团组织和学生会负责人的张静雯，积极组织女师师生走出校门，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并勇敢的参与了捣毁国民党省党部，火烧反动分子住宅的行动。
《白鹿原》中记述了白灵和西安学生痛打戴季陶的一段故事，张静雯就是这次学生革命行动中的骨干之一。1932年4月，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奉蒋的旨意来西安地区兜售“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压制西安地区革命群众的抗日高潮。省教育厅决定在民乐园礼堂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参加的欢迎戴季陶大会。中共陕西省委及时指示西安高中、西安女师及师范学校等党团组织，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25日，张静雯等2000多名学生对戴季陶喋喋不休的反共媚外的演讲，纷纷递条子提出质问，戴季陶吱唔搪塞的反动解答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慨，在一片高呼“打倒顽固派，打倒戴季陶”的口号声中，张静雯首先喊一声“打”！早已准备好的石头、砖块、瓦片直向戴季陶打去。戴季陶在军警的保护下狼狈而逃，愤怒的学生又烧毁了戴季陶的汽车。第二天西安各界学生发起驱陶游行大会，女师学生在张静雯的带领下，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展开搏斗。张静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遭到拘捕。反动当局见只有张静雯一个女的，决定单独关押她，静雯誓死也要和其它同学在一起。当局要先放静雯出去，静雯坚决反对：“要放一起放，只我一个决不出去。”最后在地下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全部释放了被捕学生。通过这次斗争洗礼，张静雯更加成熟、坚强，成为西安地区学生运动中很有威望的领袖人物之一。“第一个打戴季陶的是个女学生”也在当时被广为传扬。
1933年1月，张静雯在蓝田以小学教师为掩护，与丈夫徐国连及蓝田地下党负责人白耀亭、林子屏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四名教师被捕，徐国连去陕北参加了红二十六军。十月，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随着陕北苏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许多西安地区的革命青年纷纷赴陕北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陕西省委决定张静雯也去陕北红二十六军工作。这就是《白鹿原》中鹿兆鹏叫白灵去陕北南梁时说：“廖军长创建下一个根据地”的背景。张静雯一到陕北就受到刘志丹、习仲勋的欢迎。开始时分配张静雯搞宣传工作，她带领宣传队到处唱革命歌曲，编排节目，刷写标语，带动了许多当地婆姨姑娘纷纷走出家门，参加了革命队伍。
1934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张静雯担任了苏区政府妇女委员长。为了发展苏区教育事业，苏区政府办起了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张静雯担任学校教师。她带领60多名学生垒土台，支木架，用窑洞做教室，自编教材，以地面当纸，以木棍当笔，出色地开展起苏区教学工作。学校里有12名十三、四岁的红二十六军先锋队员，张静雯象母亲一样的关心、爱护他们，
给他们洗手、补衣、捉虱子，孩子们都很敬重她。1935年3月，张静雯的爱人在一次遭遇战中不幸牺牲，张静雯把仇恨和悲痛埋在心里，继续在反围剿的恶劣环境中坚持工作，不懈斗争。学校在经常的转移中被迫停办，张静雯又出现在苏区的一户户群众家中，继续做起了妇女工作。她衣着简朴随俗，生活艰苦，常常光着脚片，穿一双粗布鞋，一走进群众家，就脱掉鞋光脚坐在炕上，亲热地和群众拉家常，启发他们革命觉悟，当地的婆姨姑娘们无不把她当亲人对待。直到全国解放数十年后，洛川县下李湾的人们还记得张静雯当年那熟悉的身影。
1935年秋，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接着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开始了那场不啻为自相屠杀的肃反运动，把从西安到陕北根据地的同志统统当作肃反对象，实行残酷迫害，大批革命同志含冤被杀。张静雯也在这时被诬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派往根据地的“奸细”遭到刑讯逼供。张静雯的据理反驳激怒了左倾路线执行者，他们终于对张静雯下了毒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位巾帼英雄，党的优秀干部被拉出去活埋了，时年仅24岁！直到1950年2月21
日，才在蓝田县城召开追悼大会，为张静雯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这就是《白鹿原》中白嘉轩接到革命烈士牌后才知道女儿白灵下落的一段史实原貌。
二营长焦振国----国民党伪保警起义人员齐振国
《白鹿原》里的滋水县保安团有三个营：一营长白孝文，二营长焦振国，三营长黑娃（鹿兆谦）。焦振国参加起义后，看出了白孝文的居心叵测，一再要求辞职，后解甲归田。
蓝田解放时有一个叫齐振国的国民党红岩寺保警局长率部起义，被编入蓝田县第二游击大队任大队长。这两个仅一姓之差的同名人物都出现在同一历史背景，同一地区，同为敌伪起义人员头目。看来，小说作者在塑造焦振国这个人物时，是以齐振国这个真实人物为原型的，起码在人物名称上是触及了灵感的。那末，这个历史上的齐振国到底何许人呢？
齐振国：字子华，1907年生，蓝田县草坪乡黄沙岭高砭村人。早年先后在陕西省农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渭南粟行事务所、国民党蓝田县党务委员会工作，大革命后回归故里。
齐振国经过国共合作时期大革命运动的洗礼，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1929年在家乡草坪街和共产党员白耀亭、林子屏等共同创办了崇光小学，进行新文化教育，并以崇光小学为阵地、秘密开展地下活动。在革命低潮时期，共青团省委利用崇光小学为掩护，召开了共青团陕西省委代表大会。齐振国尽其所能为大会创造条件，提供保护，保证了会议的安全顺利进行。1930年，齐振国与蓝田县地下党林子屏等共同领导了著名的“蓝桥暴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身份暴露被捕脱党。此后齐振国在较长时期藏身于郑效仁民团，仍与党保持着联系，为党作了许多工作。1932年利用在郑效仁民团担任大队长之便，将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过时留下的多名伤员隐蔽治疗，伤愈后为其筹备路费，出山归队。郑效仁从西安购买枪枝运往南山的消息，被齐振国告知焦岱地下党负责人王力，在百神洞顺利截获。红二十六军张坪战斗失利，汪锋所带数十名战士被郑效仁俘虏，蓝田地下党通过齐振国作郑的工作，最后郑终于全部放还了被俘的红军战士。
1937年至1939年，齐振国随郑效仁民团不断转移改编，先后在洛南、商县、户县等地任郑部连长、大队长、营长之职。1940年郑部驻防耀县牛村、小丘镇一带，执行胡宗南对陕北根据地的封锁任务。齐以职务之便，多次掩护进入边区的干部和革命青年,汪锋曾在小丘镇对齐说：“你留在国民党军队工作，比到边区更有利于革命”。
1945年3月，齐振国接王力指示，在鹿原吴村庙武装竞选镇长成功，从而控制了南山通往西安的交通线。1946年秋，时任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主席的汪锋通过胡达明派周斯瑞与齐振国联系起义，齐当即表示：“党啥时通知我，我就啥时起义。”1949年元月，齐振国担任国民党红岩寺保警局局长，积极扩展势力，为党掌握了一支武装。是年5月下旬蓝田解放，齐振国接中共葛玉区委指示，率部300
多人起义，被蓝田人民政府任为蓝田县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于南山剿匪。9月率部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齐振国先后在陕西、新疆、西北军区历任营长、副团长、干部休养团供给处主任等。1954年10月从部队转业到陕西蒲城，先后任蒲城县油脂公司经理、县联社供销部经理、蒲城县政协委员等，1986年12月病逝，终年80岁。
1949年蓝田解放时，主要有两起起义：一起是以卫玉山、郑春霆、李震为首的伪蓝田自卫团在县城起义，另一起是以齐振国、曹大汉为首的伪红岩寺警察局和伪蓝田突击大队在南山的起义。后一起本属两个互不相联的武装势力，但由于齐、曹二人互相联系，同时起义，起义后又编在一起，统一行动，所以历史上将其作为一起起义看待。
齐振国和曹大汉早就和中共地下党有密切联系，都是党组织长期的重点统战对象。齐早在1946年已开始等待通知，准备起义。葛玉区政府负责人周斯瑞于蓝田县解放后和齐振国联系商妥，于5月25日在葛牌镇召开乡、保群众大会，举行红岩寺警察局官兵和伪乡、保人员起义仪式。会上宣读了人民解放军的布告，由周斯瑞代表区人民政府接收起义人员。齐振国代表起义人员在大会上宣誓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领导，效忠人民政府。起义人员当场摘掉国民党帽徽、领章，编为区游击大队，齐振国为大队长。5月27日，蓝田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接管伪政权。县人民政府即命同时起义的曹大汉所部300多人与齐振国部合编为蓝田县第二游击大队，齐振国为大队长，曹大汉为副大队长，配合解放军转战南山，剿灭国民党残匪和盘踞在南山的各种反动武装。
第二游击大队成立后，在齐振国、曹大汉的率领下，于6月初出兵袭击了商县牧护关王义汉民团，收编了该部。接着陆续击溃张荣顺、郑效仁、吴**等反动团匪，又将伪商洛专员袁德新的一旅之敌从葛玉地区赶回商洛。7月奉命进入商洛，配合商县部队消灭了商洛巨匪周寿娃所部。9月，齐振国、曹大汉率部出山，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岳部队的独立一团，齐振国任营长，曹大汉任副营长。齐振国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蒲城县从事商业工作，临终前，经党组织研究决定，批准其为中共正式党员。
齐振国较之先他几天起义的卫玉山来说，算是很幸运了。他是按起义人员对待、按复转军人安排的。小说《白鹿原》中的焦振国起义后急流勇退，解甲归田，终于免遭象黑娃那样被杀的厄运。这个情节大概是小说作者综合了齐振国起义后的幸运和早年一度解甲归田的经历而处理的。不过小说中的黑娃倒有许多经历和齐振国极为相似：如两人都参加了早期农民运动，接着分别参加了“渭华起义”和“蓝桥暴动”，后又当了土匪，在土匪中都为救护红军作过努力，也都从土匪进入国民党地方武装，最后都参加了蓝田解放起义。看来这些情节并非偶然巧合，也许是小说作者有意对人物原型进行分解整合，重新构造脉络，塑造人物，以符合小说情节的整体创作之需要。
白孝文起义受嘉奖——贺龙弄错了
《白鹿原》中的白孝文是从一个循规蹈矩、体面斯文的富家公子成为一个护卫封建礼教的宗族族长继承人。继而又堕落成抽烟嫖赌、踢产弃妻、破坛破摔的不齿乞丐。接着又变成一个颇受重用的国民党保安团一营营长。最后又成为争先起义，枪杀伪团长的“功臣”，从而当上了滋水县县长的一个工于心计的人物。
《白鹿原》初问世时，蓝田人对书中的白孝文、黑娃当县长之事颇有议论。但细思之，其中却有许多奥秘。《白鹿原》在滋水县和平解放后，有这样一节故事：最先和黑娃、鹿兆鹏在一起商议起义的原保安团二营长焦振国把一份《群众日报》摔到黑娃桌上，原来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签名的一则电讯，是表彰滋水保安团起义的。电文的称呼为“滋水县保安团一营营长白孝文同志”。黑娃看罢说：“贺龙弄错了，咱们是整个保安团三个营千十个官兵全部起义了，不是一营三百多人单独起义的。”焦振国说：“你再看看下面的文章”，黑娃就看到白孝文写给贺龙关于率领一营起义的致敬信。黑娃咂咂舌头说：“孝文这熊弄事光顾自个，你把咱们全团三个营一同起义的事报告给贺主任，贺主任肯定更高兴。”焦振国说：“写报告也抡不到他嘛！你是起义的发起人，又是大家公推的头儿，这是跟鹿兆鹏当面说定了的事，他凭啥先给贺主任报头功！”这里所说的贺龙就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贺龙元帅，西安解放时任“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贺龙弄错了，就是说贺龙签署的表彰滋水县保安团起义中指明白孝文不符合事实。
小说中的这段记述，是缘于蓝田解放时，发生在自卫团起义中的一件颇为蹊跷的真实事件：这里的白孝文实际是暗指当时的自卫团二营营长李震。而真正最先和军代表接洽并实施起义计划的是自卫团团长、伪代理县长卫玉山和自卫团一营营长郑春霆。要弄清这回事，还是请当年直接策划起义亲自处理蓝田和平解放全过程的解放军十六师联络科长胡田勋自己来说。下面是胡田勋1982年就这件事的经过和原委的一篇书面自述。
我行至距蓝田县城三里的白杨寨时，被自卫团一营营长郑春霆的侄子郑仲长接到县城郑春霆家。郑仲长指着一位穿国民党上校军服的人对我说：“这位长官姓魏，是他派我去接你的。”我这才知道这个叫魏良的同志是地下党派到民团做工作的，蓝田自卫团所以能够起义，固然是大势所趋，也是地下党组织艰苦工作的结果。
魏良告诉我：卫玉山过去一直和地下党负责人谢华、于谦有来往，掩护过王力等地下党的负责人，郑春霆也与地下党王超北有接触，都受过党的较深影响，起义条件是比较成熟的，但也不能麻痹大意。晚饭后，郑仲长让我们和三营长贾德民一起到营上找卫玉山，我们当即动身前往。
营上村离县城不到十里，我们先去了离营上不远的火烧寨郑春霆营驻地，郑春霆又和我们一同去见卫团长。到卫的团部后，郑让我先在外屋少等，他去内屋见卫玉山。这时突然从外面走进一个跨着二十响手枪的彪形大汉，我急忙双手握住两把手枪，以防不测。一会儿卫玉山从内屋出来，与我握手问好，说那个大个警卫是他的外甥李子龙，让我不要介意。我遂取出一封政治部写给卫和郑的信件，卫看后说：起义基本成熟，并说国民党早已失掉人心，前任县长为自己逃跑，让他代理县长兼自卫团长，实际是想把他推入火坑。卫还介绍情况说：县自卫团共800多人枪，装备比较好，一营兵力最多，也可靠。二营在城内，也拉得出来。三营没有多少人。全团多数官兵有起义思想，唯副团长张耀臣系黄埔生，胡宗南的亲信。我们当即决定可以在必要时除掉张耀臣，谁知张耀臣在当天晚上闻风逃走。我们连夜商定起义方案，制定五条措施，定于22日全团在县城集结起义，并让卫当晚派人把计划告诉二营长李震。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卫玉山派的几名警卫去了县城。
二营长李震在县城一见到我，表明了他起义的决心，又送我一把左轮手枪。县政府已空空荡荡，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电话员，机灵诚恳，表示愿尽力帮解放军做事。我就让他守好电话，再给我的房子架一条专线，除我外，不准任何人和西安通话。在解放蓝田的整个过程中，我与六军及西安军管会的电话畅通无阻，没出一点问题，和这个电话员有很大关系。
21日下午，47团来到蓝田，以防起义有闪失，听我介绍情况后，第二天便走开了。22日上午，卫玉山和郑春霆按计划把部队全部集中到县城。这时卫玉山取出一封国民党商洛专员袁得新写给他的恐吓信，警告卫玉山若是投共，必灭九族。这件事使我提高了警惕，当即命卫玉山把一营拉出城外，命二营于各要隘加强防守，互相照应。当晚我步行回西安汇报了情况，并要求派干部充实改编自卫团，又请求再次出兵蓝田以震慑敌人。5月23日清早，十六师吴宗先师长和我乘吉普车先到蓝田，命48团带70多名政工干部随后急行军向蓝田进发。中午48团来到蓝田城外时，已经作了布置的蓝田各界群众在城南公路上敲锣打鼓、鸣放鞭炮、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军进城。吴师长在城隍庙接见了自卫团中队长以上军官，并讲话勉励官兵走向光明，参加解放军。下午3点，全体起义官兵在体育场集合，由我向大家讲了解放战争形势和起义奋斗方向，宣读了一野政治部和军管会改编蓝田自卫团为六军独立团的决定：任命卫玉山为独立团团长，我为政委，
团原参谋长王谡儒为独立团参谋长，郑春霆为一营营长，李震为二营营长。宣读完毕，起义官兵欢欣鼓舞，有的高兴得跳了起来。
团在蓝田驻防两天后返回西安，南山反动武装始终未敢轻动。改编后的独立团在县北三里镇集中短训，此时孙生贤已就任蓝田县长，主持工作。我于5月29日奉命带独立团回西安，（注：不久，按有关规定撤消了独立团，人员全部遣散）从而结束了在蓝田策划起义的全部任务。
谁知起义成功后，自卫团二营营长李震未经任何人审批，抢先给西安军管会发电文。由于当时军务繁忙以及工作中的疏忽，1949年5月27日的《群众日报》在头版以《自卫团起义解放蓝田，本市军管会电勉努力进步》为题，做了如下报道：
[本报讯]：前国民党蓝田县自卫团团长李震于5月23日率部200余人在蓝田起义，蓝田宣告解放。西安军管会主任贺龙接李氏来电，即去电慰勉
喜悉贵部在蓝田起义，从此贵部官兵走向光明大道，殊堪祝贺。尚望努力进步，为彻底解放西北，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到底！
贺龙、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赵伯平
从此，李震将这条消息剪下来长期保存，并散布说：卫玉山、郑春霆对起义怀有抵触情绪，是他通过各种努力硬拉过来的。这种说法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第一，李在原蓝田自卫团和六军独立团时期，从未任过团长的职务，消息上的“自卫团团长李震”纯属自封；第二，起义官兵九百多人，非二百多人；第三，整个起义是卫、郑二人于我共同研究决定的，李震从未参与研究，他说卫、郑二人是他“硬拉过来的”纯属无稽之谈。
解放后，蓝田历届政府在各种运动中涉及自卫起义问题时，李震凭此消息骗得信任，成了“正统”起义者，其它人有口难辩，只能说：“如若不信，请问军代表胡天舜去。”我团随军去新疆工作，“文革”后期始得回陕，且又更名为“胡田勋”，故蓝田地方政府长期未找到我，致使许多人不能按起义者对待。今天这个被篡改歪曲了的历史，终于纠正过来了。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肯定是看到过上面的这个材料，因此便有了黑娃在临刑前，对探监的妻子说：“你要去寻兆鹏，你寻不着，你死了的话，由儿子接着寻”的不平则鸣的感情，也是作者塑造“白孝文起义受奖——贺龙弄错了，”的史实依据。
滋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秦继贤----蓝田首任县委书记朱平和县长孙生贤
！
当《白鹿原》的历史画卷即将展尽的时候，迎来了滋水县城的解放。进入蓝田县城接管旧政权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是秦继贤。其实这个小说中的秦继贤双关了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即首任中共蓝田县委书记朱平和首任蓝田县县长、又在同年继任中共蓝田县委书记的孙生贤。
朱平:又名朱怀林，1920年7月生，陕西蓝田县孟村乡石官寨村人。朱平少年时即投身革命活动，1933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同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支部书记、西安民先地方队部书记，临潼县委宣传部兼青年部长，1940年以后，先后任延安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支部书记、关中地委政务秘书、宣传部通讯干事、关中报社副社长、陕西工委《陕情汇报》编委主任，省工委办公室副主任等。1949年蓝田解放后，历任中共蓝田县委书记，共青团西北工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处长，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和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研究员，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省委研究室主任，省委委员，省农工部部长，省委研究室主任，省五届人大常委，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88年9月于西安病逝。
孙生贤：化名梁浮，1914年生，陕西蓝田县三官庙乡冯湾村人。1932年至1939年在西安一职、西安师范、西安高中就读时，先后参加蓝田旅省同学救国会、西安民先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西安师范党支部书记。1939年10月任中共西乡县工委书记。1941年赴陕甘宁边区，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副科长。1942年任中共关中地委统战部科长。1946年任中共关中地委、陕西工委家属学校校长。1948年任关中地委城工委委员、秘书。1949年5月任蓝田县人民政府县长，同年8月朱平离蓝后接任中共蓝田县委书记。1951年任渭南地委统战部部长。1955年任西安辋川水库筹建处主任、书记。1956年任中共西安市委农工部副部长。1961年任中共甘肃省兰州市委副书记、书记。1977年任甘肃省地震局局长。1979年任兰州市委副书记、顾问。1983年于兰州离休。
朱平是和孙生贤同时从关中地委调去蓝田县的。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之前的1949年5月下旬，当时西安已于5月20日解放，接着蓝田县于5月23日和平解放，5
月26、27先后由孙生贤、朱平两次带领接管人员进入蓝田县城，开始了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工作。朱平有一个《从边区到蓝田》的回忆文章，介绍了这个过程
西安临解放时，朱平和孙生贤随关中地委由老区转到三原。5月23日在关中地委院内见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刚从太原前线归来的彭总司令。习仲勋一见到朱平就问：“蓝田解放了，你怎么还没去？”因几天前朱平曾听说让他到渭南地委工作，变化后的情况并不清楚，便说：“没有通知呀”！习仲勋遂说了让朱平和孙贤生分别去蓝田县担任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决定，让他们立即就去。接着又把确定从关中地委调去蓝田的白浪涛、李文、祝瑞年、王子伟等十几名同志交给朱、孙，临走指示：“蓝田是通往商洛的要隘，陕南尚未解放，到蓝田后要首先打通同商洛的联系”。
朱平和孙生贤当晚就带着调往蓝田的十几名人员取道高陵，从交口渡渭河，昼夜兼程，直到24日晚才赶到渭南地委报到。翌晨，地委书记白清江与地委组织部长李广业宣布了蓝田县主要领导的分工：书记朱平，县长孙生贤，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赵子和（原蓝田县地下工委书记，人还在蓝田县），公安局长白浪涛，宣传部长韩民栋。
同时又从渭南地委也给蓝田抽调了一批人员，共二十多人随同朱平、孙生贤于中午从渭南出发，翻越横岭，至天黑时到了蓝渭交界的蓝田县厚镇。由于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难行，当晚就住在厚镇。朱、孙商议利用这个时机在厚镇召开一次县委会议。孙生贤提议由他先带一部分人进县城了解情况，所以第二天会议孙生贤没有参加。
26日在厚镇召开的县委第一次会议整整开了一天，赵子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各区和县级科局主要干部的配备以及进城后的主要工作。会议结束时天已大黑，雨仍然下个不停，当晚仍住在厚镇继续学习有关政策，作进城思想准备。
27日，孙生贤派人来报告了蓝田和平解放、解放军联络人员已进城作了安排等情况。鉴于当时尚有反动武装骚扰的情况，还派来了接应的武装人员。下午，朱平等人随同前来接应的人员一起从厚镇进入蓝田县城。
1949年8月，朱平调离蓝田，孙生贤任中共蓝田县委书记，并继续兼任了10个月蓝田县县长，1951年8月孙生贤调离蓝田。
朱平、孙生贤在蓝田任职期时间，正是蓝田新旧社会交替和确立新政权的特殊历史时期，主要工作是
一、建立人民政权，做好接管工作。当务之急是干部缺额很大，除继续请求上级增派和从地下党员中选拔一批干部外，还用“干训班”的方式紧急训练了一批积极分子干部，陆续配齐了14个区、117个乡的主要领导骨干。抓紧从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补齐了没有党员的乡的指导员。到朱平离开蓝田时，全县已建立了基层党支部24个，有党员250多名，配备各级干部480多人，顺利完成接管任务。
二、大力开展支前。蓝田解放后，西北、西南战事尚在进行。为支援解放大军西进，全县共组织运送军粮2300多担，枕木5000多根，军鞋45000多双，长期担架200付，担架队员1300多人。还有大量驮骡、大车、圆木等，由专人带队，参加西府、汉中等战役。直到把胡马军赶到四川境内才回到蓝田。
三、建立人民武装，保卫新政权。组建了由孙生贤任大队长，朱平任政委的100多人的县大队，负责县城机关保卫和城乡社会治安。接着又成立了由齐振国、曹大汉为正副大队长的第二游击大队，连同各区的游击队员共1000多人，配合解放军转战南山追剿国民党残部武装，清剿土匪特务，收缴伪乡保枪枝。全县平定后，这部分武装编入解放军正规部队离开蓝田。1950年，建立武装民兵和公安队，继续完成残顽搜捕和社会治安工作。
四、镇压反革命。坚决镇压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土匪恶霸田云汉、贺景章、郑效仁、王继武等反革命罪魁祸首。1950年在灞河滩一次枪毙18名反革命分子，震慑了敌人，群众拍手称快。到1951年全县共镇压各类罪犯40多人，有力促进了全县诉苦反霸、减租减息、和依靠广大贫苦农民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为接着开始实行的农村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滋水县白鹿原篇二:电影【白鹿原】...
《白鹿原》(图片来源：资料图)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1993年6月出版后，其畅销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所罕见。1997年荣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后被改编成同名话剧、电影等多种形式。
作者简介：
陈忠实，1942年生于西安市灞桥区，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七卷及散文集《告别白鸽》等40余种作品。《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全国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在日本、韩国、越南翻译出版。曾十余次获得《当代》、《人民文学》、《长城》、《求是》、《长江文艺》等各大刊物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及西安工业大学陈忠实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为陕西省作协名誉主席。
故事梗概：
《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第六房女人胡氏死去以後，母亲白赵氏仍然坚持胡氏不过也是一张破旧了的糊窗纸，撕了就应该尽快重新糊上一张完好的。
他在去请阴阳先生的路上，无意间发现了传说中的白鹿。白嘉轩用先退後进的韬略，借助冷先生的撮合，谋到了是鹿家的那块风水宝地。随即给父亲迁坟。
第七个新婚之夜。嘉轩看着吴女，他躺下来。那温馨的气息像攻瑰花香一样沁人心脾，心里的灰冷渐渐被逐出，又潮起一种难以抑制的焦渴。他井喷鼓起勇气伸手把她揽进怀裹，抚摸她的脖颈、丰腴的肩膀和最富诱惑的胸脯。她默默地接受了，没有惊慌也不反抗。她在他的怀里微微颤抖着身子，出气声变得急促起来。他受到鼓舞，就把手往腹部伸去，却触到了一只倒霉的心棒槌，猛的仙草一把一个扯掉了腰带上的六个小棒槌，「哗」地一下脱去紧身背心，两只奶子像两只白鸽一样扑出窝来，又抹掉短裤，赤裸棵躺在炕上说：”哪怕我明早起来就死了也心甘！”
白嘉轩从山里娶回来第七个女人吴仙草，同时带回来罂粟种子。罂粟种植的巨大收益比鸦片的香气更具诱惑。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於白鹿村村巷里。这年春天，正当罂粟绽开头茬花蕾的季节，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吆着牛扶着犁，毁了白嘉轩的罂粟。朱先生所做所为，顷刻之间震动了白鹿原。十天不过，川原上下正在开花的罂粟全都犁毁。结婚一年后，这个小厢房厦屋的士炕上传出一声婴儿尖锐的啼哭。仙草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婆婆白赵氏无微不至的服侍。坐满了月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後取名骡驹，这个家庭里的关系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罂粟引种成功骤然而起的财源兴旺和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带来的人丁兴旺，彻底扫除了白家母子心头的阴影和晦气。她第八次坐月子，生了白灵！
传说又一年二伏天降流火，大如铜盆小如豆粒的火团火球倾泻下来，房屋焚为灰烬；人和牛马猪羊犬全被烧焦，无法搭救无计逃遁自然无一幸免；祠堂里的神轴和椽子檩条又一齐化为灰烬，村庄的历史又一次成为空白。至於蝗虫成精，疫疠滋漫，已经成为小灾小祸而不值一谈了。活在今天的白鹿村的老者平静地说，这个村子的住户永远超不过二百，人口冒不过一千，如果超出便有灾祸降临。这个村庄後来出了一位很有思想的族长，他提议把原来的侯家村（有胡家村一说）改为白鹿村，同时决定换姓。侯家（或胡家）老兄弟两个要占尽白鹿的全部吉祥，商定族长老大那一条蔓的人统归白姓。老二这一系列的子子孙孙统归鹿姓；白鹿两性合祭一个祠堂的规矩，一直把同根同种的血缘维系到现在。改为白姓的老大和改为鹿姓的老二在修建祠堂的当初就立下规矩，族长由长门白性的子孙承袭下传。
白嘉轩怀里揣着一个修复祠堂的详细周密的计划走进了鹿子霖家的院子。翻修祠堂的工程已经拉开。嘉轩和鹿子霖分头负责。这年夏收之後，学堂开学了。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两姓列宗列宗显考显妣的神位，西边三间厦屋，作为学堂，白嘉轩和鹿子霖，商定一块去白鹿书院找朱先生，让他给推荐一位知识和品德都好的先生。朱先生推荐了白鹿原东边徐家园的徐秀才。白嘉轩的两个儿子也都起了学名，马驹叫白孝文，骡驹叫白孝武，他们自然坐在里边。鹿于霖的两个儿子鹿兆鹏和鹿兆海也从神禾村转回本村学堂。在白嘉轩的劝说下，鹿三让黑娃进了学堂。
鹿子霖一上任乡约，就建起了滋水县白鹿仓第一保障所。第一保障所创建成功，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鹿子霖首先约请了顶头上司总乡约田福贤，还邀请了第一保障所所辖管的十个村子里的官人——包括白嘉轩在内的各村的族长。
在闹“交农”事件的前后一年多时间里，《乡约》的条文松弛了，村里竟出现了赌窝，窝主就是庄场的白兴儿。白嘉轩把白兴儿等人叫到祠堂院子的槐树下着人用一条麻绳把那八双手捆绑在槐树上，然后又着人用干枣刺刷子抽打，八个人的粗的细的嗓门就一齐哭叫起来。那五个输家被解下来，趴在地上叩头：“嘉轩爷（叔哥）我再也不……”白嘉轩却冷着脸呵斥道：“起来起来！你们八个人这下记住了没？记住了？谁敢信啊！把锅抬过来---”几个人把一只大铁锅抬来了，锅里是刚刚架着硬柴烧滚的开水。白嘉轩说：“谁说记下了就把手塞进去，我才信。”几个输家咬咬牙就把手插进滚水里，当即被烫得跳着脚甩着手在院子里打转转。白兴儿和两个赢家也把手插进滚水锅里，直烫得叫爸叫爷叫妈不迭。白嘉轩说：“我说一句，你们再记不下再赌的话，下回就不是滚水而是煎油！”
这年新年前夕白嘉轩研了墨，裁了红纸，让孝文孝武白灵三人各写一副对联：“谁写的好就把谁的贴到大门上。”结果自然是白灵独出风头，春节，二姐和皮匠二姐夫带着两个女儿来拜年，那两个外甥女公开纵容灵灵到城里去上学。白灵说：“爸！我今年该进城念书了。”白嘉轩第一次对白灵冷下脸来说：“你的书已经念够了。城里不去，十天后，白灵突然失踪。白嘉轩找到城里皮匠姐夫家，白灵和两个表姐正挎着书包放学回来。白灵说：“爸！你要是逼我回去，我就死给你看！”说着就抓起皮匠铰皮子用的一把大铁剪子支到脖子上。白嘉轩一句话没说就回到原上来。
黑娃外出打工，却引回了举人家的小老婆——小娥回到白鹿村，被白鹿两家不容后，他们住进了村子东头一孔破塌的窑洞。
一队士兵开进白鹿原，驻进田福贤总乡约的白鹿仓里。杨排长用乌黑的枪管对白嘉轩说：“马上回村给我敲锣。你再敢说半个不字，老子就打断你的腿，叫你爬着给我敲。”说着就拉开枪栓，推上子弹：“你是不是想尝尝洋花生的味儿了？” 白嘉轩敲了锣。白鹿村的男女老幼都被吆喝到祠堂门外的大场上。杨排长讲了话，征粮的规矩是一亩一斗，不论水地旱地更不按“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摊派。黑娃受兆鹏鼓舞夜里烧了白鹿仓。
朱先生重新回到白鹿书院，组织起来一个九人县志编撰小组。白嘉轩在乌鸦兵逃离后的第五天鸡啼时分，就起身出门去看望在城里念书的宝贝女儿灵灵，却发现她和鹿兆海在一起。鹿兆海在补堵被围城的军队用枪炮轰塌的城墙豁口时。挨了枪子儿，白灵几乎天天都到临时抢救医院去看望他。鹿兆海即将出院的时候，学校的那位英文教员来看望他时正式通知他：“你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了。”白灵掏出尹那枚铜元递给鹿兆海。鹿兆海在手里抚摸了一会儿，又交给白灵说：“你保存着好。”俩人推让的当儿，英文先生转着好奇的眼睛：“定情物？”鹿兆海和白灵都红了脸，却极力否定说：“不是，它更有深意。”在此同时鹿兆鹏加入了共产党，黑娃受兆鹏的鼓动在白鹿原掀起了“风搅雪”，砸了祠堂，抓了田福贤。
白灵回家探亲，在与鹿兆鹏接触时给她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鹿兆鹏是一件已经成型的家具而鹿兆海还是一节刚刚砍伐的原木，鹿兆鹏已经是一把锋利的斧头而鹿兆海尚是一圪塔铁坯，他在各方面都称得起一位令人钦敬的大哥哥。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了。鹿兆海认为国民党才是他的选择，而白灵却改投共产党，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鹿兆鹏和黑娃等人开始了亡命的生活。习旅长观看完黑娃的射击比赛就把他调进旅部警卫排，在队伍被打散后，黑娃慌不择路的当上了土匪“二拇指”，在打家劫舍中，他唆使手下打折了白嘉轩的挺直的腰杆，并且杀死了鹿太桓。田福贤下套捕捉黑娃，小娥为了救黑娃去求鹿子霖，鹿子霖乘机“爬灰”。却被白嘉轩搅了兴致，为了报复他唆使小娥勾引白孝文，年轻的一代在小娥的“教育”下真正成“人”了，白孝文在受刑后撕下了面具，终于在小娥面前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和雄健。
一场异常的年馑临到白鹿原上。饥馑是由旱灾酿成。白嘉轩率村民，伐神取水。求雨雨不降，畏寒寒偏来！当这场年馑刚刚注定要来的先一年初冬，饿殍堆积，白孝文在分家之后，饥饿难忍之下卖掉了土地，毒瘾的逼迫下又卖掉了房屋，终于沦为乞丐。
原本要白孝文“现世”的鹿子霖，却无意中给了他新的生命，到滋水县保安大队仅仅一月，孝文身体复原了信心也恢复了，他第一次领晌之后，就去酬答指给他一条活路的恩人田福贤和鹿子霖，并打算把剩余的钱给小娥，但小娥却神秘的死了！黑娃一知道小娥被杀的消息，他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出来的就是鹿子霖那张眼窝很深鼻梁细长的脸。就在黑娃准备杀死白嘉轩时，鹿三抖出句话来——人，是我杀的。
朱先生重新开始因赈济灾荒而中断已久的县志编纂工作，一度冷寂的白鹿书院又呈现出宁静的文墨气氛。他四处奔走的劳顿和风尘早已消失，饥饿造成的恐怖阴影却依然滞留在心间，眼前时不时地映现出舍饭场粥锅前拼死拥挤的情景，尽管这样，他的心头还是涌起案头文字工作的渴望和生气。
白灵激进的行为使她很快成为党的骨干力量，就在此时她与鹿兆鹏发生了感情，当鹿兆海来哥的住宅接嫂子时却发现是已怀孕的白灵！白灵在兆海的掩护下逃到了南梁根据地，然而在肃清运动中，遭到了“清洗”被活埋了。
白鹿原又一次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庄里蔓延，一切村庄里的一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穷人和富人，都在这场无法抵御的大灾难里颤抖。白鹿村被瘟神吞噬的第一个人却是鹿三的女人鹿惠氏，仙草倒显得很镇静。从午后拉出绿屎以后，她便断定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无可更改的结局。鹿三被小娥附了身，一身正气的族长，力排众议造了镇妖塔，瘟疫终于停歇了。
鹿子霖许久以来就陷入一种精神危机当中。鹿子霖瞥见被公开枪毙的郝县长的一瞬间，眼前出现了一个幻觉，那被麻捆缚的人不是郝县长，而是儿子鹿兆鹏。
白孝文终于从大姑父朱先生口里得到了父亲的允诺，准备认下他这个儿子，宽容他回原上。白孝文开始进入人生的佳境，升为一营营长，负责县城城墙圈内的安全防务，成为滋水县府的御林军指挥。他的名字很快在本县大街小巷市井宅第被人传说；被人注目和被人传说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显示出这个有一双严厉眼睛的人开始影响滋水的社会政治和生活秩序……，就在白嘉轩从族人热烈反响里得到荣耀和心理补偿时，却被来家搜捕白灵的兵，搅乱了心情。
朱先生的县志编纂工程已经接近尾期，经费的拮据使他一筹莫展，朱先生忍不住撂出一句粗话：“办正经事要俩钱比求割筋还难！”朱先生约一帮文人去从军，但意外的发现鹿兆海在中条山阵亡讣告内容的虚假。
滋水县境内最大的一股土匪归服保安团的消息轰动了县城。鹿黑娃的大名鹿兆谦在全县第一次公开飞扬。黑娃被任命为营长，并且娶了妻子，开始向有思想的人转化，他回乡去探亲，重新被这个家族容纳了。而鹿三却在孤独中死去。黑娃接受鹿兆鹏的意见倒戈反将，却依旧死于肃反派的屠刀之下。朱先生在坟墓中的言语，却成了造反派们永远解不开的谜。
鹿子霖重新雇了长工，赎回坐监期间被女人卖掉的土地，家底开始垫实起来。可是在枪毙岳维山、田福贤和鹿黑娃时，他变成了痴呆。白嘉轩看着鹿子霖挖出一大片湿土，被割断的羊奶奶蔓子扔了一堆，忽然想起以卖地形式作掩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做坟园的事来，儿子孝文是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 他俯下身去，双手拄着拐杖，盯着鹿子霖的眼睛说：“子霖，我对不住你。我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人的事，我来生再世给你还债补心。”
滋水县白鹿原篇三:《白鹿原》——一个民族的秘史
鲍亚民
【故事梗概】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从十六岁那年娶了头房夫人起，几年间白嘉轩六娶六丧，几乎耗尽了家产，在他请阴阳先生的路上，在鹿子霖的漫坡地上发现了一株奇形珍草，他的大姐夫朱先生说那是白鹿原古老传说中那只能带来吉祥的白鹿的化身。白嘉轩便使了些心机从鹿子霖手中换到了那块白鹿显灵的地。接着他把祖坟迁到了这块风水宝地上，又进山娶了吴仙草为妻。与此同时，白嘉轩也带回来了罂粟种子。然而朱先生却反对罂粟的种植，但这并没有影响种罂粟给白家带来丰厚的利润。此外，仙草先后为白家生下了大儿子孝文和二儿子孝武。吉祥的白鹿的化身让白家从此人财两旺。
不久，白鹿两家因为争买土地而大打出手，引发了一场恶斗，在两家的世交白鹿镇中医堂冷先生的劝解和朱先生致书调节下，双方化解了这场争斗，两家重归于好。
白嘉轩决定修复祠堂，得到鹿泰恒的支持，在同鹿子霖的合作下，祠堂很快竣工，并在祠堂里建立了学堂。当年夏收后，村办学堂开学，鹿子霖的长子鹿兆鹏和次子鹿兆海，白嘉轩的儿子孝文和孝武以及白家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都在学堂念书。几年后，白嘉轩的三儿子孝义和女儿白灵相继出生。白灵满月后的一天夜里，冷先生从城里带回了革命党造反的消息，在省城和县城里军阀的频繁更替中，白鹿原陷入了恐慌中。朱先生制定了《乡约》，白嘉轩率先履行成为楷模。
鹿子霖被任为白鹿镇保障所乡约，他受命按土地和人头征税。白嘉轩对征税不满，组织各乡村民到县城交农具罢工。冷先生深感交农具事件后白鹿两家裂痕渐深，便把自己的大女儿许给鹿家长子兆鹏，二女儿许给白家二儿子孝武，意图调和两家的矛盾。
白嘉轩居住在城里的二姐一家回家过年，引起了白家的骚动，白灵提出要念书，白嘉轩把她送进了学堂。第二年，白灵进了新式学校。
鹿家兆鹏兄弟和白家孝文兄得先后去白鹿书院进一步学习，他们走后，黑娃就收拾东西离开了学堂。1７岁那年，黑娃到渭北郭举人家扛活，与郭举人的二房田小娥发生了恋情。不久，黑娃携小娥私奔回白鹿村，鹿三不认二人的关系，白嘉轩不答应让田小娥进祠堂，黑娃只得引者小娥在村东头一孔破窑洞里安家。
孝文和孝武从白鹿书院回到白鹿村务农。白嘉轩命孝武进山经营药材收购，让长子孝文留在家里以便将来统领家事继任族长。第二年春天，白鹿镇第一所新学校落成，校长是鹿兆鹏。
正月初一这一天，白鹿原农民协会总部成立大会在白鹿村祠堂前的戏楼上召开。黑娃砸了祠堂，农协批斗了贪赃的总乡约田福贤和鹿子霖等，并铡了作恶多端的碗客庞克恭和三官庙的老和尚。
“四·一二”后国共分裂。兆鹏和黑娃逃进山里，田福贤在祠堂前的戏楼上疯狂惩治农民协会骨干，而此刻白嘉轩正领着人修复祠堂。
为了阻断共产党在原上的活动和抓住兆鹏和黑娃，田福贤召开家属会，动员跑了的农协会员回来请求宽容。在邻村贺家坊的“忙罢会”里，戏迷白孝文被田小娥用手段逼进了一个破窑。等孝文回到家里，黑娃已经为了替小娥报了仇，将家里洗劫一空，白嘉轩的腰也被打坏。
一场史无前例的旱灾降临到白鹿原上，找父亲借粮被拒绝后，孝文把两亩水地和三间门房都卖给了鹿子霖。他的老婆已饿死，自己却染上了大烟，卖地卖房的钱都被他和小娥挥霍一空。不久，在饥饿和烟瘾的逼使下，只得出村讨饭。鹿子霖和田福贤见他可怜，荐举他参加了县保安大队。一月后，黑娃悄然回村给小娥送粮食，得知小娥已被人害死。他先后摸进鹿子霖和白嘉轩家中报仇，不料最后却得知是父亲鹿三杀了小娥。
白灵组织学生大闹会场，用砖头砸伤了给学生训话的中央教育部陶部长，成了被通缉的首犯，白家因此遭到了军统的搜查。鹿兆海利用自己的身份把白灵送出城。她到了根据地，在后来的清党肃反中被活埋。
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的剿共和征丁征粮在白鹿原上引起恐慌。鹿子霖因受兆鹏的牵连被捕入狱，他的女人为救他而将房子和田地卖给了白孝文。黑娃决定重新做人，并拜朱先生为师。
鹿子霖出狱后本已心灰意冷，然而突然一天，一位少妇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儿子来访说是兆海的妻儿，后留下了儿子走了。有了孙子的鹿子霖重新找到了生存的决心，于是去找田福贤，后仍在村里任职，又雇了长工，把坐监时卖掉的土地一块块赎回来。
朱先生终于将《滋水县志》编纂完成并印毕，随后就谢世了。死时，朱先生化作一只白鹿，从白鹿书院腾起，消失在原坡上。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０日，鹿兆鹏回到滋水县策动起义成功，滋水县解放了。白孝文、黑娃因领导起义有功，被本别任为县长和副县长。半年后，黑娃被县长当作反革命镇压，并与田福贤和岳维山一同杀害。在台下陪斗的鹿子霖受到刺激，从此痴呆。
已如超脱之境的白嘉轩，忽然想起巧取鹿子霖漫坡地做坟园的事来，面对已经丧失记忆的鹿子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艺术特色】
《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历史观，即历史不只是一部单线条的阶级对抗史，同时也是一部在对抗中互相依存、互相融合的历史；历史不只是一部单纯的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心灵史；历史的生动性不只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展开，也是在人性和人的心理层面的展开，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生动，更为丰富，更有价值。
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真实而又有独创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白嘉轩是其中的第一主人公，他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变的一个人格典型。在他身上包容了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又有负面。他既是一个刚真的男子汉，富有远见的一家之长，仁义的族长，又是一个封建文化、封建制度的身体力行者。
写法上，《白鹿原》在总体写实的基础上，糅以民间传说和灵怪色彩，既表现出关中地区的民情风俗，又有一种亦真亦幻的感染力。小说的语言朴素、平实，是高密度的大笔勾勒，具有节奏感和耐人的韵味；不足之外是个别地方过于匆促、粗糙，缺乏细致推敲。
总之，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形成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令人震撼的真实感，是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
【名家评说】
1.卡尔维诺说，经典者，每重读必有初读般的新鲜感；而初读又有唤起珍贵记忆的重逢之感。我读《白鹿原》的感觉接近于此。
——作家、文学评论家雷达
2.初次读到《白鹿原》的时候非常震撼，因为从1949年起，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文学作品。作者对于近现代历史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陈忠实站在国家、民族这样一个立场，从这样的角度看到了那么多的死亡那么多的灾难和毁灭，这非常难得。
——文学评论家李建军
【拾遗】
陈忠实说《白鹿原》
写《白鹿原》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生活也非常困难，娃上学几乎交不上学费。我给我老婆说，我回老家去，你给我多擀些面，这事弄不成，咱养鸡去，养鸡为主，写作为辅；这事弄成了，咱写作为主，养鸡为辅。老婆给我擀了一大堆面，说吃完了回来再擀。
有一次叫我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开会，路遥发言，李星绕到我的后面，耳语：“今早听广播，《平凡的世界》评上茅盾奖了！”接着说：“你年底要把那事不弄成，你干脆从这楼窗户跳下去！”回乡后我发愤写，到年底终于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我抱上稿子回到西安家里。老婆问：“弄成了？”我说：“弄成了！”就这不同标点的三个字！我把书稿交给李星，看看到底弄得咋样。一天，碰见李星，问他看完没有。李星铁着脸，我心里忐忑。他一把拉住我，说：“跟我上楼。”刚一进家门，他把书稿往床上一摔，说：“事咋叫咱给弄成了！”
当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贤君高度称赞的信件送来以后，我趴到沙发上半天没起来，老婆慌了，“出啥事了，出啥事了？”我说：“咱不养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