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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我的1958]我在1958年 李增禄
(2013-09-11 13:32:52) 人生在世，就像一头老黄牛，埋头负重，任劳任怨，而获取的仅仅是一把草充饥而已，有时甚至还要挨饿。比如，我在1958年——
1958年暑期，我初中毕业，因为家境贫寒，被学校免试保送到保定地区所属的定兴师范学校。尽管当老师非我所愿，但因为“不花钱”还能继续上学，也是我之“幸甚”了。所以我暗下决心，到校一定要发奋自强，好好学习，学成后独立生活，报效国家，为党增光。
暑假里，我天天打草，背到畜牧站卖钱，以备上学零用。一天传来消息说，毛主席视察了徐水，还到离家乡仅20里的大寺各庄农业社俱乐部、食堂、棉田视察……后来又听说徐水全县都在搞“大跃进”，一下实现了公社化、军事化、食堂化、共产化，都是从来没听说过的“新生事物”，当时我就感觉到，祖国真是一日千里啊！
开学了，我到了学校，就和不熟悉的同学搞开了军事化，按班、排、连、营编制，举行了开学典礼，随后就按“团”的番号，一人一把铁锹，把师生拉到农村，帮助新建立的人民公社搞深翻地种麦。我因为牛高马大，身强体壮，被任命为班长，带十几个人，帮一个生产队深翻。那时，地里红旗招展，贴着“一天等于二十年，赶英超美夺高产”之类的标语口号。我们无论上工、下工，都要“立正、报数、稍息”折腾一通，然后我才按照在营里学的程序，把大家分成三组，一组四个人，第一人把掘的表土放在左边，第二人跟着把掘的中层土放在右边，第三人再深掘最底层（拿尺量，必须深到1尺），然后第四人就把右边的土填进沟里，把左边的土填平地面，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地力……如此一环套一环，循环往复，平时一个人干的活儿，现在需要四、五个人才能完成。据领导讲，这是毛主席在视察徐水时说的，“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因为他听说山东有个农业社深翻增了产，就鼓励各地大搞深翻，说深翻土地，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要用人海战术，在5年时间里把耕地全部深翻一遍。哦，难怪我们开学不能上课了，原来是毛主席号召大搞深翻啊！农村劳力不够，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新青年，当然要大力支援，大干特干了。
有一天，我们正搞深翻地，团部忽然调我回校，说有新任务。我按军事化的要求，跑步赶到了学校，听领导讲，原来是为了“赶英超美”，要我们“大炼钢铁”。当时“大跃进”的气氛正浓，人们都在喊“一天等于二十年”，我们当然更不例外，白天黑夜连轴转，在学校后院用耐火砖建起小土炉，把搜集来的破锅、秃镐等废铁倒在炉里，填上焦炭，用鼓风机一吹，便炉火熊熊炼起来……我是经过培训的炉前工，眼罩护镜，头戴护帽，手握钢钎，专听炉长指挥，只要炉长一声“出炉”，说时迟，那时快，我用钢钎往出铁口一点，再一搅合两捅咕，铁水就“奔流”出来，接着就是一阵手舞足蹈的欢呼声……没多久，我又调往学校在太行山的前线炼铁基地当炉前工，一到工地，我就被那场面感动得热血沸腾了：土高炉一座连一座，比后方的小土炉又高又大；工棚遍布山头，处处红旗如海，人声如潮；到了晚上，灯火炉火互相辉映，把夜空映得通红……当时又是全民写诗的年代，领导要求我们“开动脑筋，人人写诗”，不知怎的，我一时来了“灵感”，写了四句顺口溜：土炉高高山上耸，我是一个炉前工，手握钢钎超英美，铁水奔流满山红。没想到，竟然被《狼牙山文艺》（当时易县出版的县级刊物）以《铁水奔流满山红》为题刊登了。看着这28个铅字排成的“作品”，我心里直劲“偷着乐”，别提有多惬意了！
就这样，先搞深翻地，后搞大炼钢铁，一直到年底冰天雪地了，我们才从前线撤下来，四、五个月，没上一天课。转年，我们又开始了学习“大跃进”，三年课程两年学完，到1960年暑期，我们就毕业分配了。也就是这一年，我们开始饥饿，不分男女老幼，不论饭量大小，每人每天一律“八大两”，没一点油星，又没任何副食，我一个牛高马大的小伙子，能吃饱么？两年的“赶”来“超”去，竟然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了！
篇二:[我的1958]天津，我的1958——二则
一、除四害
那时是四年级小学生，也走出学校，到社会上去了。 同学们人手一拍，除了追打苍蝇之外，还肩负另一重任：追逐那些没带蝇拍就上街的人，教育他们响应“除四害”的伟大号召。 平时不管有理没理，全是大人呵斥我们，不是仗着个儿大、胳膊粗以势欺人，就是凭着“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三纲五常”以辈压人。这回好不容易捞到一个能堂堂正正教训他们而他们又必须“恭听”的机会，自然决不轻易放过。 我们三五成群在马路口左顾右盼，好不容易见到个赤手空拳的跚跚而来，便蜂拥而上，七八十来个个圈住他一个，确信他已无可逃匿之后，便热情而又声色俱厉地开道理，争先恐后地告诉他苍蝇如何如何坏，手指头也没闲着，一个个掰着给他算算一只苍蝇身上能带多少种乃至多少个细菌，又能传染多少种疾病，最后推导出不消灭它是如何如何不应该的大道理。周围的苍蝇见那么多苍蝇拍都不往它们身上招呼，没了危险，也嗡嗡嗡地跟着起开了哄。 谁要是经了这番一教育，下次出门就是忘了穿鞋也准拉不下苍蝇拍。 一报还一报，当知青回家探亲时回违犯了交通规则。我兴冲冲地用自行车驮着一个胖大姑娘去别人家聚会，在马路上被拦住，除了挨红小兵们“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违犯交通规则是起帝修反别动队起不到的作用”的教训，再“自学”上一段“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语录之外，还得饶上一大段原先在城里没赶上学的“忠字舞”。好在这种舞蹈动作简洁，不经过学习班的专门培训也能跳。只是我们一胖一瘦歪脖子撅屁股张牙舞爪地跳出来的舞姿叫前来围观的路人乐得前仰后合，连呼：再来一个！打那以后就对一切舞之蹈之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厌恶乃至于恐惧。直到９０年代，当我被一位老太硬生生拉下舞池，转得满身是汗，闹不清那雷鸣般的乐曲到底是《蓝色的多瑙河》还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之际（其实只有一两分钟时间），还以为又闹开了文革呢。老太着实嘲弄了我一番：现在就是大姑娘拽小伙子，小伙儿也不至于臊得满脸通红……呀！ 无言以对——她那些话就是倒回去１０年说，也算陈词滥调。 打那次当众表演之后，一向比较遵守交通规则。 不久，我就被另一项能取得实际利益的活动所吸引，不再枉费口舌去教育那些觉悟不高、记性欠佳的芸芸众生了。为鼓励小学生打苍蝇，派出所搞起了物质刺激——上交１０只苍蝇，就可以换回一支白杆铅笔。打到一只，便小心翼翼地捏着它的翅膀放进小瓶里，满了一小瓶，就到派出所去领奖。一开始，警察还要我们数，我每次都兴致勃勃地把打得几乎稀巴烂的苍蝇从小瓶里倒在手掌心，一五一十地用手指拨拉着数个一清二楚，让站在身边咧着嘴巴的警察叔叔过目。 日子不多，警察可能是嫌麻烦，就免去了这套手续，让自己报数；老实了一两次后就开始虚报成绩。虽然每次都提心吊胆，担心警察会检查检查是否属实，但这样的事一直没发生过。还是人小胆也小，没敢成千上万地报，于是我攒下一大把用诚实的劳动和不诚实的谎言挣来的白杆铅笔。 同院的大人见我一回回攥着一大把铅笔招摇而归，都羡慕地夸我能干，并号召自家孩子向我学习。而我并未因为得到夸奖而把秘诀泄露出去，所以，那些傻蛋就是成天守着苍蝇成堆的垃圾箱也只能望洋兴叹。初次尝到斗智不斗力的甜头。 打麻雀最受我们欢迎，可以肆无忌惮地玩弹弓了。以前被老师发现可是件大错，学校经常要我们打开书包，还要撩起小褂，检查肚皮后腰处是否有夹带。如今却可公然拿在手中或塞在衣兜露出把儿来大摇大摆地把它带到学校，做得好的，还能得到老师公开表扬，于是那弹弓啪啪地打得更勤，目标倒不单是麻雀。 全市统一行动消灭麻雀是场令人振奋的大战役。那天早晨四五点钟，所有的房顶上都站上了人，开始敲各式各样能发声的家伙；马路上有人拿着扫帚之类的东西在等着扑打。小小的麻雀落脚之处虽多，却被锣鼓、脸盆、铁簸箕发出的噪音惊得不敢落下来；到了下午，它们的翅膀便顶不住了，有的飞着飞着就一头栽到地上，于是人们一拥而上，欢声扑打。 同院的小孩都跑到了平时严禁上去的楼房房顶，扯开嗓子大呼小叫，除了完成这一战斗，还趁大人不注意，偷偷往楼下丢小石子，撒沙子，搞点儿小小的恶作剧。楼下挨了砸的自然要骂，那些倒霉蛋儿骂得越来劲儿，越难听，我们就越快活。若是听到一两句骂得绝的，就学过来七嘴八舌地加倍奉还。有时，那些大人也乐，我们就更来了情绪，八仙过海各显奇能，直到兴奋过度骂出了圈，把简洁的“X你妈”受累不讨好地骂成“X你妈个XXXX”挨上顿呵斥才罢。唯一的遗憾是不敢把弹弓拿出来大显神威，大人们不像老师，就是在这时候也还是把它当惹祸的根儿，让他们见了就没好儿，准把楼里楼外不知哪年哪月被击中的破玻璃、烂灯泡算到你的帐上。大人就是这样喜怒无常，让人琢磨不透。娃娃心虚的时候鼓励，一旦娃儿们想大展身手要显显压箱底儿的真本事，却又斥骂。几年后又听说麻雀并不是害鸟，还给它们平反昭了雪。当然，平反过程自不会像我说得这样简单，有不少麻雀还得做出牺牲，为了弄清它们同类肚子里虫子和粮食的比例，那同情它们、为它们鸣冤叫屈的学者毫不留情地解剖了一大批。好象都死得很值，大多数吃得虫子多，证明了麻雀家族虽不大清白，却功大于过。麻雀不打了，代之以臭虫。 熏臭虫基本上插不上手，大人说药有毒，把我们赶得远远的，然后七手八脚地在楼上楼下点几个炉子，上面放上破锅铁片之类器皿，放上药，然后紧闭门窗熏将起来。我们扫兴地在一边儿看着不怕毒的他们兴冲冲地忙活，看着刺鼻的白烟从门缝、窗户缝、墙窟窿里往外冒，直到在外面胡同里吃提前预备好的中饭时才兴奋起来，那天家家都是白面，或是馒头，或是烙饼。害人虫倒霉之际就是我们开心之时。臭虫这玩艺儿实实在在地折腾了好多年，家家户户或白或黄或黑的墙上总有不少被捻死的臭虫留下的点点血迹，大片血点儿可能是吃饱了的留下的，小血点儿恐怕是没吃饱的留下的。不知为什么，我在捻那些饿死鬼儿时用的劲儿更大，许是嫌它们不出血吧。往年家家户户也熏，因为从未像这次一样统一行动全民围歼，所以臭虫总有躲藏之处，东家薰就跑到西家，西家薰就再搬回东家，总也绝不了种。各家经常倒腾出铺板来用开水烫，但熏药一般都耗着──我们楼里哪家的掌柜都当过兵，甭管是吹号背药包的、扛机关枪别手枪的都懂点儿孙子兵法，全会后发制人。 自打那回大家齐动手熏了之后，感觉安稳了不少日子。 听说外国人管那东西叫南京虫，是笑话咱中国人不讲卫生，所以招臭虫。这话不知是真是假。“除四害”的人民战争虽然没断了它们的活路，毕竟一年比一年少，不知打哪年起，这玩意儿就绝了根儿。 当时怎么捉老鼠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８０年代某一年，岳母单位下达了任务，每个人必须打两只老鼠，并要交出两条耗子尾巴为证，否则扣发当月奖金。 岳母有事女婿服其劳。略加思索之后，便否定了她老人家买老鼠夹下耗子药还有找人讨只猫要不就用小碗大碗或抽屉再加上炒得香香又滴上香油的饵料做下机关扣的所有主意，这些都见效慢而且毫无把握，果断决定蹬车去郊外，跑到村子里寻寻觅觅，找死老鼠。 我做事一向比较讲究预见性，所以那几十里路没有白跑，根本没凄凄徨徨，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土道上遇到两只横死的老鼠，然后就地取材，拣两块石头地上垫一块手中拿一块砸下两条干枯的尾巴，凯旋而归。 那一条尾巴值１０元钱。 二、大跃进
母亲一天只能回来做两顿饭，其余时间全在单位，说是搞什么超声波。那种神奇得就像孙猴子八宝如意金轱辘棒的玩意儿对商场有什么用，我不知道。 以后闲得没话可说时问过母亲，大跃进时弄那玩意儿干什么。母亲革命热情虽然跟大家一般高，对这项伟大的科学革新却不甚了了，只记得弄了好些铁管子，锯了焊，焊了锯，还连砸带弯，人人出好几身透汗，不少人手上又是口子又是泡足以证明尽了力。完事就系上红绸红花抬到公司向上级敲锣打鼓地放着鞭炮报喜，回来后又焊，又锯，又砸，又弯。 这件事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几年后跟人闲聊还是念念不忘，想觅得其中的道理。终于有一天遇到了明白人告诉我，用那玩意可以大大加快水烧开的速度，只要把那喷着超声波的铁管往水里一伸，那水转眼就咕嘟咕嘟冒泡。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已经相当聪明，觉得还有省事的办法，就是在锅里扣上一只碗，水不久便能咕噜噜地“开”将起来。似乎开老虎灶卖开水的就这么干过。 那水烧得眼瞅着哗哗开，可愣一点儿不烫。比起超声波来，还不费电。 学校里也挺忙，总有报喜的单位找学生鼓乐队去吹吹打打，甚至有一天马不停蹄地赶三四场。 男女老少人人都越来越忙，饭都顾不上做，连窝头咸菜棒子面粥也不能按时吃进口，食堂应运而生，连我们学校里也办起来了，下课后（升入高小我们就开始整日上课）就去食堂打饭，用不着再回家了。食堂开张第一天，那主食让我一看就惊呆了──身着雪白大褂的大师傅竟然端上来一大盘一大盘烤得几近枣红色的槽子糕，这可是我奶奶有病时才会出现在我家的珍品！而且只能闻闻，从未入过口，可那股甜甜的香味足以让我流着口水陶醉许久，甚至大逆不道地盼着老太太多得几回病。 一下子便爱上了食堂，更向往明天的共产主义。苏联人全都吃面包喝牛奶，我们跟它们的缘份多半只是唱唱童谣《颠倒歌》：吃牛奶喝面包，挟着火车上皮包……拣起狗来打石头，石头咬人一大口……牛奶自小没喝过，面包的滋味有病时倒偶尔尝过，又松又软，又香又甜，比平时难得吃上的馒头不知好上几倍。 难道说我们今天就也进了天堂了？ 大师傅端着笸箩，笑嘻嘻地挨着个给我们发那整整齐齐码在里面的美丽槽子糕。几乎等得熬红了一双小眼儿，幸福才降临到我身上，战战兢兢拿到手后，来不及细闻便狠狠咬上一大口。妈呀，竟然是形似槽子糕的烤窝头！已经放凉了，除了秀色可餐，还不如在家吃的热窝头好咽呢。 就这还是现开张时才给的好东西，以后一天不如一天，窝头先恢复了本色，后等而下之。副食更是每况愈下，到食堂快关门时，几乎上顿下顿给我们瓦灰色的臭虾酱吃。好在因食堂开办的时间短，没赶上花样迭出的“瓜菜代”和“增量法”，只是吃过几回说不清道不明是什么滋味什么色儿、看上去颤颤巍巍的“人造肉”。 超声波的热潮过去，那些派不上用场的奇形怪状、粗细不等、长短不一的铁管子正好用来“大炼钢铁”。一开始报纸上，墙上全是大红１０７０万吨几个字，后来这个指标又变成了１１７０。为了炼出这１１７０万吨钢，除了钢厂外，所有的人必须四处搜寻废铁，用就地去材的土高炉小高炉炼钢。举国上下男女老少全民齐动员，听说连宋副主席都在屋外窗台下架起了３块砖头大炼。废铁很快就见不到了，学校交的任务又必须完成──校长在全校动员大会上说了──否则，１５年之内怎么赶上报纸上画的那矮胖的老约翰牛哇（其实哪一幅画上的中国人都是高高在上地骑着红箭头早飞到前面去了，戴礼帽的英国佬不管是骑不骑着牛、有没有那留着山羊胡子穿燕尾服的山姆大叔拿着气管子往他屁眼儿里打气，始终是拿着文明棍遥遥落后，抻着脖子望尘莫及）。学生们只好挖空心思想招儿。我们创造了奇迹──马路上几乎与柏油长到一起的铁道钉竟然也让我和一个同学单用手指头就给抠了出来两个（这事至今想起来还纳闷儿，但可以人格作保──这既不是白日做梦，也不是虚构，绝对纪实性，不同于当时玉米大的花生、冬瓜大的玉米、小船大的东瓜，纯属用革命热情吹起来的）。 很快，家里家外就连半截烂钉子都弄不到了，我们便成天胡乱转悠，翻墙钻沟，搜寻范围一天比一天大，甚至在一个霉味儿扑鼻的黑黝黝湿漉漉的地下室里倒腾出两箱子被大人们认出是日本造的烟卷儿来，可以想象得出那儿是个多少年没人去的地方。最后，活动范围终于从市中心延伸到开阔的郊区，发现了一堆堆小山般的铁渣。这些东西就是土高炉的成果，过完秤报完喜后就没用了，拉到郊外一扔，回去后接着再把所有能搜集到的有用没用的铁家伙──什么锅、盆、刀、铲、暖气片、铁栅栏、铁门（这东西进小高炉前得用手锯一一锯开，“老将黄忠、佘太君”和“女将穆桂英”们干这个细活儿，“赵子龙”们在大小炉前舞钢钎）──继续炼成一块块这玩意儿，接着再过秤，再报喜，再拉走一扔。 我们喜出望外，不异进了藏宝穴的小阿里巴巴。 这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遗憾的是往回弄的在半路上像掰棒子的熊瞎子一样，边走边丢──那玩意儿太沉，等我们两个“小将罗成”经过市中心一身臭汗地回到了学校，剩下的也就不多了。 这种远征实在不合算，而且，除此之外，我们还怀疑自己的做法是否有问题，因为除了我们，没见再有人拿走那东西，只见到有人往那儿送。万一学校怀疑这些东西的来路，岂不是得招出窃取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光彩行径？为了不至于受怀疑，还得费尽力气拣那些没炼得大走原样的家伙拿。还得在近处打主意。一天，我们在一条马路边儿上看到一个用旧汽油桶改制的烙大饼的炉子。“炉条！”我们不约而同地惦上了那几根拇指般粗细、长的有两尺多、短的也比一尺长的大炉条。 当天晚上就学着电影《渡江侦察记》上的侦察兵，机警地（我们做起来就是像偷油的老鼠那样东张西望，只没有尾巴好夹起来）“渡过”空旷无人的马路，“偷袭”了炉子，干净利落地把炉条统统抽了出来，只在结成块儿的炉灰最后“哗啦”一声掉下来打破夜半的寂静时，吓了一大跳。 那几根炉条的分量足以保证完成两天的任务定量。 第二天一大早，又跑到那儿来了个战地重游，想看看炉子没了炉条怎么烙大饼。烙饼的老爷子正在跳着脚破口大骂，小罗成们听得乐不可支。过足了忆往“夕”峥嵘岁月“愁”的瘾后，便一溜烟儿跑回家去，抱上裹在小褂里的沉甸甸炉条前往学校，交差请功去者，锵，锵嘟浪当锵，锵锵锵锵锵……锵！
当年的“小高炉群”：
篇三:[我的1958]1956—1958我在成电的日子
伦?弗列别捷夫简介：技术科学博士，莫斯科动力学院功勋教授，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俄罗斯联邦科学与技术功勋活动家。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出现了超高频电子学和微波技术，并获得广泛发展。在苏联，对这一科研方向联同其它两个最新领域—原子技术和火箭技术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在五十年代中国政府同样准备积极发展超高频电子学，但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解放和革命胜利之后，急需帮助。 1956年夏天，苏联高教部建议我到中国去，目的是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培养中国电子工程和国民经济需要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根据我的工作性质，我适合做这件事，因为我从1954年秋季起就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电真空器件（现更名为“电子器件”）教研室讲授超高频技术和器件课程，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并担任若干名研究生指导教师。我同苏联的电子工业企业界和苏联科学院也有紧密联系。 早些时候，在1955年，上级领导曾以同样目的建议我到印度去，在孟买创办一所技术大学。那时我坚决的拒绝了这个建议并继续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 我可以坦率的承认我曾经因若干理由想过拒绝到中国出差。因为由于出差，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两年）内，搁置我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和工业界领导的我感兴趣和重要的研发工作。当时已经有一批结果允许我写博士论文，但长时间的工作中断，将使提交和答辩博士论文遇到很大的困难。 但是根据国家之间的条约，我必须到中国去。我不得不同意去中国，并在暑假的一个半月里，写出博士论文并提交给莫斯科动力学院学术委员会审阅。然后，我迅速地收拾行李，将妻子列别杰娃.维拉.伏拉基米洛夫娜和我们的小女儿留在莫斯科，在1956年8月底乘飞机前往我完全陌生的国家。当时从莫斯科到北京乘依尔12飞机需要飞两昼夜，经停7个中转站：喀山、斯维尔得洛夫、奥木斯科、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牙尔斯克、依尔库斯科和乌兰巴托。 苏联高教部事先告诉我，到了中国后我要讲授超高频技术和器件的课，还要在组织和开展科研工作中给予帮助。因此，我从莫斯科向北京发出一大箱行李，包括必要的波导和其它设备，某些仪器以及成套的设备和装置图纸，及一批学术文献。事实证明，这箱行李对于我在中国开展工作是非常有用的。 我是1956年8月30日到达北京的。北京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是新鲜的、陌生的和不熟悉的。很快来了一位令人喜欢的年青人——刘盛纲，他是195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陆钟祚教授领导的超高频电子系学生。这一时刻起，刘盛纲成了我的主要翻译。命运使我和他幸福地相处很长时间。有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证明了刘盛纲的能力，他在我到达中国前的几个月里，受陆钟炸教授委托开始自学俄语，就开始担任我的翻译了。当时我还认识了两个年轻的中国教授——刘树杞和孔诗瑛，我同这两位教师友好地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孙诗瑛成为我的第二位翻译。之前，她是苏联科学院谢尔盖?阿尔卡基耶维奇?越克师恩斯基院士的翻译，越克师恩斯基院士是苏联电真空技术领导人之一。 一开始，我并没有马上在中国开始实质性工作。因为中国高教部和第二机械部（十局）对于我应在那个城市工作有不同的意见，并发生争论。起初，甚至有三个方案：北京、成都、南京。争论最大的方案是我们在南京还是在成都工作。中国著名的领导人王甲纲（他后来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和十局总工程师王世光讲了一些有利成都的话。当时在十局工作的顾问鲍利斯?尼克拉耶维奇?毛热耶维洛夫支持他们的观点。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这件事我多次到位于北京王苏路的十局设计所。 但是中国高教部杨秀峰部长的决定有利于南京。在中国高教部的苏联顾问伏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阿尔赫波夫支持杨部长的意见，他认为，最好不要在成都一所新建的学院开展电子学的工作，而应该利用南京已有该专业的高校。当然，这个争论并非是他个人意见。看来，为了在成都创建和发展超高频电子学，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在中国的腹地（四川省）发展电子工业和发展国防工作紧密相关。 在北京经过若干次长时间会议之后，领导建议我和刘盛纲一起去成都再去南京实地看看，到底哪个地方有更合适的条件开展我的工作，以便中国领导人做最终的决定。 所有这些在中国出行和很多次的会议占用了大量时间。我本人得出结论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刚好在1956年9月建成，具有最佳的发展前景。当时已经有由莫斯科往北京到达成都的苏联专家，他担任过莫斯科电真空器件工厂总工程师，并兼任莫斯科动力学院教研室主任P.A.尼列恩杰尔教授。他和我一样支持成都。尽管如此，在同中国高教部多次交谈之后，他们仍然通知我尽快去南京，并在南京长期工作。我甚至撤消了我在北京的领事登记，他们为我和刘盛纲买了去南京的火车票。但是在离开北京去南京的最后一天，通知我说，采取了另外一项决定：去成都，并在成都发展超高频电子学。我们不得不去退已购的北京——南京的火车票，并重新购买我与刘盛纲飞往重庆的机票（经停太原和西安），从重庆乘火车到成都，否则就得长时间等候下一班自重庆到成都的班机。 很有趣的是，在火车的同一节车厢里，遇到一组多家报社的苏联记者。其中包括刚刚发刊的《苏维埃俄罗斯》报的记者，我们交谈了中国的成就和很多关于认识成都的非常正面的印象。这位记者回到莫斯科后，在该报1956年12月6日的报上发表了关于我们见面的特写。我夫人收到这份报纸（我们家订阅了该报），并将这份报纸保存至今（附件给出特写的译文片断）。这种报纸至今仍在发行，并且是俄罗斯最进步的报纸之一。今年7月，该报也将应祝发刊50周年，几乎同电子科技大学同时庆祝50岁的生日。 在结束上述过程之后，我终于在1956年10月21日同刘盛纲一起来到成都。此时，我未来的研究生、进修生和教师，从中国各地汇集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稍早时候另一位苏联专家伏拉基米尔?尤里维奇?罗金斯基从列宁格勒电工学院来到成电，他讲授无线电测量课，一年后来自梁赞电工学院的第三位苏联专家鲍利斯?依万诺维奇?布拉金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讲授无线电元件课。 开始在成都工作 吴立人校长和王甲纲副校长是创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领导人，当然，他们两人都不是电子专家，我认为他们是出色的党和国家的工作者。在苏联早期建立高等学院时，也有过类似情况，我记得我是1940年考入莫斯科动力学院一年级的，当时的校长就是一位党的工作者——依万?依万诺维奇?都特基。后来适合做科研组织工作的著名学者被任命为高校的校长和副校长。王甲纲是一位热情和很活跃的发展成电的支持者。正是他在中国教育部和二机部的争论中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许多年后，1990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了王甲刚，当时他躺在成都的一所医院里，他患了重病——中风。在成电同我进行很多合作的是两个系主任，他们是中国著名专家蒋葆增教授和顾德仁教授，还有刘树杞老师。我和他们不仅讨论系的教学计划，还讨论具体的学术问题。我记得同顾德仁教授深入广泛地讨论波导电动力学和电子光学的某些问题。但是同刘盛纲讨论了更加仔细和感兴趣的问题，尽管他还年青，但他不仅很快做了我的翻译，并成为很多讨论的参与者。我和他一起准备了我讲课的讲稿，由他译成中文，然后很快印刷出来，并分发给所有的听课者。他总是在教室里口译我的课，翻译听课者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这些课程每周两次，每次3小时，每周还有3、4小时关于上述课程讨论问题的答疑。因此,刘盛纲的负担是相当重的。尽管如此，还是决定让他成为我的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目的是在准备中国第一批超高频技术和器件的科学技术博士论文。 在各次谈话和答疑中孙诗瑛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她的俄文很好，她听我的课并同其它研究生和进修生一起通过了所有的课程的考试，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孙诗瑛保持友好通信联系，据我所知，她做为上海大学教授，取得了不少成果。 稍晚时候，王祖耆从美国归来，他在L.S.Ware教授指导下，获得美国科学硕士。我同王祖耆的来往和友谊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他后来为另一所大学的校长。若干年后，在北京我们做为老朋友再次相见。 我给研究生、教师和从北京、南京、西安和其它城市来到成都的年青进修生讲课。除了刘盛纲外，研究生共有6人，他们工作很积极。他们拥有很好的基础知识，但这些知识需要加深和扩展。我怀着满意和尊敬的心情，回忆这些研究生们：关本康、张其劭、叶幼璋、曾绍箕、查春江、耒尧丰。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布置了单独的超高频器件和装置的课题，目的是创建新的实验装置，在众多的进修人员中（约40~60人），我特别记住了张克潜、周炳坤、裘明信、杨存皋、胡德钦、潘华章、袁榘、胡埃明、钱慰宗等。若干年后，我见到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高等学院的著名专家。 1957年元旦前夕，我妻子和一岁半的小女儿婀拉终于来到成都。他们乘火车从莫斯科到达北京，然后乘飞机往太原、西安、重庆到达成都，我的生活变得正常起来。 1957年2月初，莫斯科动力学院召我回莫斯科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我到中国之前已经顺利地通过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学术委员会博士论文的审查。答辩是在1957年2月15日进行的，很顺利。然后，我立即返回成都，我从莫斯科动力学院随身携带了一批成电还没有的新仪器。这些仪器在成电今后的发展中是十分需要的。我现在可以承认，当时从苏联携这些仪器是没有得到任何允许的，因为没有时间办理这些手续，幸好在依尔库斯克海关没有检查我的行李（当时认为依尔库斯克是莫斯科——北京的航空班机的国界）。 我回到成都后，恢复了所有的讲课和答疑。在我回国期间，又来函一批将同我一起工作的进修人员，当时成电的主要任务是一切走上正规，来了不少设备。所有这些，为后来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研究生、工业界的合作 在这篇文章里，可以不写我们同研究生、教师和进修人员开展的详细的学术活动和具体的工作。但必须说的是，这些工作同当时最新型的超高频器件紧密相关的。这些器件包括速调管，研控管，行波管以及气体放电超高频器件，热敏电阻、半导体超高频二极管。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关苏联发展雷达过程中，在这领域所积累的积研教学经验，其中也包括莫斯科动力学院的经验。当时，我们还考虑了其它国家，首先是美国的成就。我们还努力最大限度的照顾到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和传统。 当时，我坚持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必须立即创建和考虑教学过程和工业界以及国防实际任务的联系，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尽最大可能使理论、和计算同电子器件工艺和结构联系起来，充分利用从莫斯科运来的仪器，技术文件和成套的工业图纸。很有趣的是，这些图纸不仅用于成电的教学过程中，还直接在中国已建成的工厂（776、774、772）中得到应用。据我们所知，这使得在苏联电子工部正式移交中国工艺文件前，就已经加速了某些器件的生产。 在所有的苏联高等工业院校中，大学生的生产实习起了很大作用。生产实习是在三年级或四年级后进行（当时苏联高校是五年制）。我们在1957年夏天就开展了类似的实习。为此，我同王祖喜、刘盛纲、孙诗瑛和5个研究生先到了北京的工厂，然后又到了南京的工厂。研究生们在那里熟悉了电真空器件的研发和生产过程，每个人完成了单独的解决生产中急需的任务的方案。 后来，这批研究生在成都完成了毕业论文。1958年5月进行了这些论文的公开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学院领导、系和教研室领导组成。新校长谢立惠教授也出席了答辩会。 刘盛纲是按特别的单独计划完成的学术工作。他的工作是关于新型宽带波导气体放电开关器（微波双工器）理论和实验研究。当时在中国尚没有副博士论文答辩系统。但是中国高等教育部为了刘盛纲，首次允许按照苏联进行副博士答辩的方式开展这项答辩工作。我必须说明的是，刘盛纲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答辩是在1958年5月8日举行的，来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在成都新建工厂工作的苏联专家。所有出席人员对刘盛纲发表的论文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他提交的论文有高的学术水平和创新，是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的。答辩委员会进行了秘密投票，刘盛纲以全票被授予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这一学位同世界其它各国的Ph.D学位是相应的。 离开后重回成电 我在成电工作的两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亲自目睹了一个大学术集体的出现，这一学术集体开始成功地培养电真空器件和无线电工程新领域的工程师。成电的教师们不仅开始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已开始出售某些超高频设备的商业产品。这些设备是在成电所属专用车间生产的。成电的建筑物以高速在建设中，从而保证了教学、有前景科研活动的需要。并考虑到科研的前景和扩展应用及进一步的发展。 在初期阶段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均被成功克服。所有这些都证明，当时决定成电创建和发展超高频电子学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超高频电子学教研室和电真空技术系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超高频方面的工作已不只局限于厘米波段，已进入毫米波段。出版了超高频电子学的教材，以上、下两卷的形式大量印刷，成为中国所有有关高校的教材。 由于我在中国工作取得的成果，我得到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向我颁发的最高奖赏——中苏友谊章，这枚章我保存至今。 在离开中国回国前，我有两个感觉。首先是高兴，在完成受托任务后，我和妻子、小女儿在同苏联朋友、同事和亲人要人分离两年后终于可以回到祖国，回到莫斯科了。第二个感觉是遗憾，我不得不和如此好的集体、出色的人们、同中国分别了。在这两年中，中国几乎成为我们的祖国了。但是我们相信，成电将会成功的延续从1956—1958年开始的工作，实际上正是如此。 回首往事，我不仅想用美好的语言回忆我在本文中提到的中国同事和领导，还想到我第3个翻译董永昇给予我们的帮助。他不仅是教学、科研翻译，是日常生活方面的翻译。我们家遇到的困难是，当时，我们的女儿很小（1955年5月16日出生），董永昇经常帮助我夫人去找中国医生、买菜和处理其它生活方面的事宜。我还要回忆起懂俄文又帮助过我们的中国同事——刘发栋和李苏娅，我们记住了他们和很多其它中国朋友。 我回到莫斯科后，又继续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工作，而我夫人在莫斯科大学工作。我同很多被派谴到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其中有贾续彪、周充东、陈忠英、陈胡如、刘全如、金钟、罗衣林。他们回到中国后，和其它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生都成为中国不同城市的专家、学者，并出色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李慎成为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他在莫大物理系同我夫人相识。 李慎完成了副博士论文答辩回到中国，成为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当他做为代表团成员重返莫斯科时，我们同他多次相遇。我们同张开华教授也建立了良好地联系和友谊，他在发展电子科大和俄罗斯的友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我们同中国科学院刘盛纲院士一直保持着联系和特殊友谊，他是世界级的学者，并多年担任过电子科大校长。 在1990年和1995年，我同夫人又回到成都，并为成都的变化，为中国的巨大变化感到高兴。2006年，我们向电子科大所有师生，我们的老朋友刘盛纲、顾德仁、刘树杞、张其劭、关本康以及李慎教授、张开华教授和许多其他更年青的朋友，热烈祝贺电子科大50年校庆。 祝愿你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6年6月于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