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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球人物杂志]《环球人物》杂志
美国穷人将涌向何方
环球人物 发表于 2011年10月21日 14:25 阅读(16862) 评论(0) 分类： 个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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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杂志 驻美国特派记者 张旸《环球人物》杂志 驻美国特约记者 李正明 2011年9月17日，近千名美国民众在纽约金融中心——华尔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权力斗争及社会不公正。一个月来，这场被称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迅速向全美各地蔓延。据美国民间组织统计，截至10月7日，全美共有847个城市爆发了“占领华尔街”式的运动。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佛罗里达州的坦帕、新泽西州的特伦顿、首都华盛顿以及波士顿、休斯敦、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和费城等大中城市，民众纷纷举行集会抗议，人数也由最初的近千人增加至数以万计。一场复杂的示威活动 这场示威活动是加拿大一家反主流文化杂志《广告克星》于今年7月最早发起的。当时，他们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布网络倡议书，号召全球网民发起抗议行动，希望“能够召集到2万人，涌入华尔街声讨金融危机祸首，将占领行动维持数月，表达要求获得就业机会的诉求”。《广告克星》主编凯利·拉森说：“我们感到，美国已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很多人失去工作，无家可归，整个国家都在受伤害，而造成这些后果的那些人却置身事外，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9月17日，是美国的宪法日。这一天，抗议者响应网上呼吁，来到华尔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园，带着帐篷安营扎寨。他们每天都举行示威游行，在金融机构外举标语、喊口号，晚上裹着毯子或在睡袋里过夜，也有的睡在别人捐助的床垫上。他们设立了简易厨房、图书馆等，还成立了“冬季化委员会”，以便越冬。 人们找不出示威的核心组织者，也无法给示威者准确划分政治派别或阶级背景。他们中有失业的工人和大学生，也有退伍老兵和家庭主妇，还有各个民间组织的代表，甚至有不少“职业抗议者”和流浪汉。他们的诉求也各不相同，有人谴责大型金融公司；有人反对美国进行海外战争；有人对华盛顿政坛表示不满；有人指责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悬殊；也有人呼吁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保障民生的项目中，而不是补贴大企业。他们打出的标语、喊出的口号更是五花八门，有“重塑美国”、“超级富豪的末日到了”，也有“拯救我们的国家”、“平等和变革”、“战争经济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等等。他们在街边散发自编的《占领华尔街日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抗议者将其见闻通过社交网络“推特”实时播报，使事件迅速升级，不少高校、社区和工会组织也开始支持抗议活动。抗议者还收到世界各地的捐款，有3万多美元捐款已送到在祖科蒂公园扎营的抗议者手中。还有机构在教人怎么进行“抗议”和“示威”。“占领华尔街”运动有个网站，上面发布的消息说，目前，加入游行的工会组织多达15家，还有20多家各类非官方的组织和团体参与。 10月6日，华尔街的抗议活动蔓延到了首都华盛顿。上千人参与到 “占领华盛顿”的活动之中，这是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美国首都爆发的首场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抗议的地点选在白宫和国会之间的“自由广场”，示威者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还有人在广场上搭起了舞台和帐篷，带来了睡袋，似乎打算长期“占领”。 全美范围内有多所高校发起了“占领高校”行动，称美国的政治和金钱应分离，这样大学生及其他人都将受益。穷人愤怒的根源 这场动荡发生的原因，既简单也复杂。从直接原因上说，就是经济不景气带来的高失业率，造成民怨沸腾。目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就业疲软。据美国10月7日公布的数据，今年9月美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为9.1%，连续第三个月保持在这一高位。抗议活动兴起之时，“要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口号。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出了一个4470亿美元的创造就业法案，建议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就业，增加失业津贴等。 说其复杂则是因为抗议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花了不少钱，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今年9月结束的2011财年，联邦政府赤字达1.3万亿美元，连续第三年超过万亿美元大关，而这与一系列救市和扩大开支计划有关。2008年10月，美国政府出台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注资，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庞大的救市计划。2009年2月，美国政府又推出了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35%用于减税，65%用于投资，这是“二战”以来美国政府最庞大的开支计划。政府还采取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理论上，这都是对的：金融业是百业之首，金融体系一旦垮了，企业和民众无处贷款，美国经济也就完了。所以，一些大银行不能倒。 然而，示威民众认为这些钱没有花到点子上。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我们救出了银行，我们的理解是这将恢复银行的贷款功能。但是真正被恢复的只是奖金。”如今，美国的银行依旧不愿放贷，企业不愿雇工，经济增长缓慢。但金融寡头们却依靠政府的救助，不但避免了破产，还恢复了高额的奖金。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犹如一场“穷人拯救富人”的闹剧。投资家乔治·索罗斯说，他能理解抗议民众心中的愤怒，因为纳税人的钱被用去填补亏损连连的银行，还让银行因此获利。华盛顿难辞其咎 而在自由派学者们看来，华尔街的“病根子”在华盛顿，那就是权钱交易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让美国的民主制度变了味。在街头，示威者喊出的口号是：“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着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这1%的人服务。” 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同行、经济学家马德里克都把矛头指向了政府对金融的无效监管。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因金融系统过错造成的损失正由社会均摊，收益却进入私人腰包，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扭曲的经济。”马德里克则表示：“银行家们每年都得到大笔奖金，这是通过高风险投资而取得的。这种高风险的策略，肯定要出事，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在出事之前，已经拿着钱离开了。请问华盛顿能不能做点什么？”这次示威民众提出的一个要求，也是要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众所周知，美国今天的经济困局，起源于“次级贷款危机”，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把大量有问题的房屋贷款，包装成证券，拿到金融市场上去销售。真相暴露后，这些证券一钱不值，一波一波拖累了整个经济。马德里克称，美国政府原本是可以采取行动的。“早在2004年，联邦调查局就发现，在房屋抵押贷款市场出现了大量的欺诈行为。华盛顿和美联储应该采取监管行动，但他们没有做。更多的问题贷款出现了，而有权有势的人物，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却光荣退休。” 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莱西格看来，“在经历8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面临重大金融崩溃的风险比10年前更加严重。”在穷人们走上华尔街示威的时候，莱西格的新书《失去的共和国：金钱如何腐蚀国会》也正好出版。他在对示威者表示支持的同时，也感慨万分：“多年以来，人们感慨华尔街的影响超过了华盛顿，而这导致了2008年的大崩溃。数十亿美元的游说和竞选捐款，让华盛顿的政客们放松了监管，甚至撤销了监管机构。1980年，金融工具几乎100%受到（罗斯福）‘新政’时代的严格法律监管。到2008年，90%的监管被豁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想法都是要放松监管。” “我们的系统已被金钱腐蚀。两党都不敢越过华尔街，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华尔街的钱，就不能控制国会或白宫。华尔街的金钱已损害民主。”可能的三大结局 舆论认为，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华盛顿”，民众的抗议矛头已从最初的谴责华尔街金融机构，演变成对民主、共和两党政客的厉声责难。明年就将举行总统选举，这场运动带来的影响难以估量。 抗议浪潮冲击首都，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出面说话了。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称，美国民众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但至今金融业仍充斥着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抗议活动，反映了美国民众对金融业的不满情绪。 美国副总统拜登说，“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此前出现的“茶党”运动有许多相像之处，都对联邦政府救助华尔街金融大亨感到愤怒。而“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所以吸引越来越多人参与，是因为救助华尔街的讨价还价，已经使美国人民产生不和，觉得这个系统不公正、不平等。但拜登也不忘为奥巴马辩护说，希望美国选民意识到上一次的经济衰退有多糟糕，而在奥巴马政府领导下，经济已有好转。 虽然拜登把这次的抗议与“茶党”运动相提并论，但美国舆论认为，两种运动其实并不相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茶党”代表了美国的极端保守派势力，他们要求减税，削减福利，反对奥巴马的种种“大政府”政策。而这次的抗议者中，很多人持有激进的自由派立场，他们原本支持奥巴马，但又对他上台后对华尔街的一些妥协之举感到失望，认为应该用增加向富人收税等办法来扩大社会福利。 两派力量的争锋，令奥巴马非常为难。他既不愿意得罪在街头抗议的民众，也怕这些人的激进举动，吓走了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中间派选民。在这种情况下，副手拜登出来“和稀泥”就容易理解了。 而共和党人则“不买账”。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10月7日发表声明称，示威者都是“暴徒”。“我对占领华尔街和全美其它城市的暴徒们日渐担忧。不管你信不信，一些人实际是在纵容美国人反对美国人的行为。”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表示：“我认为这种不同阶层间的‘战争’是一种危险的举动。” 这场运动如何收场？一种可能是闹上一阵就偃旗息鼓。目前，抗议者缺乏特定的诉求目标、抗议主题和抗争焦点，所提出的主张也太过空泛。虽然运动蔓延全美，但人数至今有限，参加者鱼龙混杂。 第二种可能是被两党利用，最终对华盛顿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比如，民主党借机压对手通过一些扩大福利、增加对富人收税的法案，抗议者满足后“鸣金收兵”。 第三种可能则是局面失控。到目前为止，抗议者还是“守规矩”的，没与警方发生大冲突。但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和平示威也有可能会升级为像欧洲那样的街头骚乱。这是华盛顿政治家们最为担心的。
(2) [环球人物杂志]环球人物杂志
他曾被嘲笑被看衰 如今离世界首富仅一步之遥
2017-07-06环球人物杂志
原标题：被抛弃、被嘲笑、被看衰，但他如今离世界首富仅一步之遥
今天环环要讲一个关于选择和坚持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近来最热门的人物之一——杰夫·贝佐斯，亚马逊的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CEO。
为什么他这么红？且看环环一一道来。
去年10月，贝爷超过巴菲特成为世界第二有钱人，亚马逊表示我们老板↓↓
今年6月，亚马逊宣布137亿美元全现金收购美国全食超市，土豪式进军线下市场，股价蹭蹭上涨3.3%。
随着亚马逊股价飙升，作为最大股东的贝佐斯自然身家暴涨，接下来的几天，关于贝爷的新闻基本上就是和比尔·盖茨的身家差直播……
6月20号，他们俩身家差50亿美元↓↓
6月26号，变成了40亿↓↓
又过了一天，差距又缩小到了36亿↓↓
永远的首富大人比尔·盖茨表示贝爷猛于虎，追赶好恐怖。
别看如今贝爷分分钟亿万上下，他的人生抛物线可比这跌宕起伏多了。看看他时不时的颠笑，还有那锃亮的脑门，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他，就是个有故事的男人。
人们很难想象，那么爱笑的贝佐斯出生时就带着些揪心。他出生时，父亲18岁，母亲17岁，两人都还是高中学生。他们奉子成婚，一年后就离婚了，原因是男方酗酒、熬夜、对儿子不闻不问。离婚后，贝佐斯他爹就彻底抛弃了母子俩，给了一点分手费后就再也没有支付过抚养费。3年后，贝佐斯的母亲嫁给了一个刚移民到美国的古巴男人——迈克·贝佐斯。
虽然是“接盘侠”，但贝佐斯的养父却是对他视如己出，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的成长。比如养父自学英语、酷爱阅读，这些都成为贝佐斯的榜样。贝佐斯14岁时立志当宇航员或物理学家，16岁时能安装风车、使用弧焊机，高中拿全国奖学金，18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普林斯顿大学，这些都和他“后爸”的影响密不可分。
贝佐斯与父（迈克·贝佐斯）母合照
1986年，从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贝佐斯一头扎进了华尔街。当过码字工，做过银行家，成为信托公司副总裁，迎娶同事兼女友的白富美，那时候的他，有钱、有颜、有头发，画风正常中带着点帅。
1994年，贝佐斯偶然进入一个网站，看到了一个数字——2300%，即互联网使用人数每年以这个速度在增长。他意识到商机来了，必须在网上做些什么。他列出表格，上面有20多种可能在网上出售的产品类别，最终卖书成为首选。他也不管父母的不理解，找辆车就往西雅图跑，老婆在路上开车，他就在车上写商业计划。
1995年，亚马逊公司正式成立，从此，贝佐斯就彻底改名“被作死”，悲催地度过了“永远在亏损，常常被挖角”的20年。亏损主要原因还是贝爷太认真，网站一定要做得细致入微，快递和服务一定要最优质，商品价格低到不能再低，他还会亲自阅读大多数顾客的投诉，并转发给相关员工……
于是，亚马逊的快递费用和耗时都要高于同行业水平，那些年业内都说：在科技圈内，亚马逊的利润率是最低的。
1997年3月，亚马逊在纳斯达克上市，不久后行业大V雷曼兄弟公司就分析：“我们确信，公司在未来的四个季度中，现金流会枯竭。”然后投资人就开始抛售亚马逊股票，股价下跌20%——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雷曼兄弟破产了，但亚马逊的市值已经逼近了5000亿美元。
其实，除了行业大V，贝佐斯身边人也常常倒打他一耙。首先，贝爷是个非常节省的人，说得难听点就是抠门。他用废弃的门当办公桌，员工也很少有津贴补助，甚至有的员工回家办丧事，他也不近人情地拒绝付薪水。他还不断重申要用心工作、努力工作和超时工作，导致许多员工忿恨离职。
贝佐斯的员工还被其他公司挖角：他的音乐编辑就被乔布斯挖走打造出了Ipod。当年，看着Ipod红遍全球，贝爷心里应该非常不好受吧。所以最后，贝爷下定决心开发不擅长的硬件（Kindle），奋起直追老乔。
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亚马逊的市值缩水到1/7，《哈佛商业评论》写下：“亚马逊，破产边缘。”华尔街的投资者都在骂亚马逊和贝佐斯，纷纷前来要债。
外界看衰，亲信背离，但贝佐斯照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笑去吧。
别人说他的公司是“习惯性亏损”，他就说：“谁说我非得盈利呢？我可是在做一件大事！”
别人让他多学学ebay，不要老是在用户体验上做文章，他说：“最开始我们就是以客户为出发点，现今只是回到起点，为了服务好客户，我们学习所有需要的技巧、开发和建造所有需要的技术。”
也正是这样坚持后，2016年，亚马逊连续5个季度盈利，终结了“习惯性亏损”的命运，超越脸书，成为美国科技巨头市值TOP5！
一个魔鬼老板，一个异想天开的男人，最后靠着坚持，完成了外人并不看好的选择。所以后来他回到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主题之一就是奉劝学生们抵挡天赋的诱惑，要为自己的选择骄傲。他说：“我选择了那条不安全的道路，去追随我内心的热情。我为那个决定感到骄傲。”
2010年，贝佐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
今天，贝佐斯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富有的人，他的投资从《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媒体到Uber等新兴公司，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以亚马逊为平台，构建起了一个商业帝国，给曾经不看好他的人狠狠一击。
他用不盈利的哲学告诉世人这样一个道理：放最长的线，钓最大的鱼。出身不佳、商路坎坷，这都不是问题，没看到世界首富之位已经在向贝爷招手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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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球人物杂志]环球人物
邓小平给中国留下了什么
本刊记者 | 张勉 田亮 《 环球人物 》（2013年第3期）
“请大家落座。”主持人说了两遍，还是没人愿意坐下。人们都踮着脚，想要透过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多看几眼主席台中间的那位老者。1月18日，《邓小平时代》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所有来宾热切关注的正是这本书的作者——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他也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也是邓小平启程南巡21周年的纪念日。
新书发布后的第二天一早，在与三联书店一条马路之隔的华侨大厦，傅高义教授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连日奔波，让这位老学者看起来略显疲惫。他的话音有几分沙哑，桌上还放着一盒喉片，但倾10年之力写就的《邓小平时代》，终于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和亿万中国读者见面，这让他很兴奋。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傅高义的脸上一直挂着热情、和善的笑。一口流利的中文，更是让记者有一种在与一位中国学者畅谈的错觉。
“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邓小平”
2011年，《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一问世，就为舆论广泛关注，入选众多图书奖项，《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等国际权威媒体把它评为2011年最佳图书。《纽约时报》两次发表书评，认为这是一部“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最全面的记录”。2012年，这本书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该奖专门授予以英语写作、关于外国事务的非虚构类著作，基辛格的《论中国》也一同入围，但最终被《邓小平时代》击败。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原因使您决定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
傅高义：2000年，我70岁，从哈佛大学退休。这时我决定写一本能向美国人介绍亚洲发展的书。我在韩国度假时，遇到了老朋友、《华盛顿邮报》亚洲事务资深记者唐·奥伯多弗。他对我说：“你应该写写邓小平。”而我也认为，研究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比研究邓小平更重要了。当时也到了研究邓小平的最佳时间，他的很多基本的年谱材料已整理发表，很多回忆录已经出版，另外，我还有许多历史学家无法拥有的机会：能跟邓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很多和邓小平接触过的人交谈。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了解亚洲的关键是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邓小平”，这是因为什么？
傅高义：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潜力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外国人想了解亚洲，必然先从中国开始。
而在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上，20世纪还有其他国家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多吗？我尽力客观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但也没有掩饰我对他的钦佩。当时，中国正承受着“大跃进”和“文革”的后果，他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前进方向。今天，这个国家和1978年相比，变化让人难以想象。中国的变化改变着世界，我相信，没有一个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如此的影响。我希望中国读者认可这本书，因为它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一次严肃的尝试。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人把邓小平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您为什么称他为“总经理”？
傅高义：我觉得设计工作，需要事先有一个蓝图，规划好应该怎么走，但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试试看，一边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设计”的做法。他那时候又是一个国家的总领导，所以我说是“总经理”。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书中强调，个性对邓小平成为一代伟人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坚定、有条理、强势，等等。您眼中邓小平最突出的个人品质是什么？
傅高义：直率、大胆。最主要是直率，比如说，周恩来会说外交辞令，但邓小平不会，他很真实。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书中用不少篇幅写到了和邓小平同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您怎么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
傅高义：邓小平在革命初期很佩服毛泽东。毛泽东在江西的苏维埃成功了，邓小平在广西的起义却失败了，邓小平比毛泽东年轻，他看着毛泽东怎么指挥军队打仗，怎么进行战略部署，他认为毛泽东很了不起。在很长时间里，毛泽东说什么，邓小平就做什么。但邓小平对毛泽东并不是一味地崇拜。1959年以后，邓小平看到“大跃进”和毛泽东的错误，逐渐开始同毛泽东保持距离。我想，毛泽东后来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做了妥协，让邓小平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
邓小平也很佩服周恩来，两个人在法国留学时就认识了。后来，到“文革”时期，周恩来与邓小平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不过，周恩来很会搞外交关系，在“文革”后期，邓小平向周恩来学了很多东西。从本质上讲，他们没什么冲突。周恩来去世，是邓小平念悼词，一向感情不外露的邓小平在追悼会上一度哽咽。看得出来，他的确对周恩来很有感情。
环球人物杂志：书中还写到了和邓小平同时代的经济工作领导人陈云。有人认为，以前对陈云的研究不够充分，对他工作的评价也过低了。您这本书对陈云做了恰当评价。您如何评价这对在工作上关系密切的战友？
傅高义：两个人的性格不同，大体上讲，邓小平走得快，陈云走得小心。陈云和邓小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陈云在落脚之前，要搞清楚每一块石头是否牢靠。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家企业，陈云要负责看人才够不够、钱够不够。1978年以后，邓小平挂帅，他想前进，陈云的工作是要考虑实际情况是否允许这么做。他们考虑的事情有些不同，这是陈云和邓小平基本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意陈云的想法，前进应该要踏实，应该按照实际情况，不能太快。后来，邓小平又觉得陈云的看法太保守，认为中国能走得更快。他们的看法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不一样的，但互相从不说对方坏话。对中国来说，两人都重要，都需要。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傅高义：邓小平没有留下什么私人档案，很多重要决策也从没有公开。早在上世纪20年代，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就具有了一个特殊本领——完全依靠记忆力。此外，邓小平严守党纪，从来不跟家人谈论党内高层的事，也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过去的经历，人们都知道他不爱说话，出言谨慎。而且，遗憾的是，我从来无缘和邓小平本人交谈。我与他最接近的一次，是1979年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招待会上，我离他只有几步之遥，却没有交谈。因此，我要了解邓小平，就像一个历史学家要去了解自己的研究主题一样。
环球人物杂志：在写作这本书的10年里，您像个记者一样去了太行山区、邓小平的老家广安，以及江西瑞金；还访问了很多与邓小平接触过的政要、中国学者和领导人后代。他们给您讲述的邓小平会有不同吗？
傅高义：我跟你们记者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不用每天、每个星期都写东西，时间比较充裕（笑）。有一批人，跟他们见面的确不容易。我会事先做好准备，尽可能多了解。要是问题太尖锐，他会反感，不会跟我讲，我也理解。所以，我会考虑受访者能谈什么事，我就问他什么。有时候，我只是想让他解释为什么邓小平那样做，而不是评价事情的好坏，因为人们对邓小平的评价不一致，比如保守派和自由知识分子相互之间就不认可。但即使有人对邓小平提出批评，我也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为什么批评。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您打算再写一本关于朱基的书？
傅高义：你们的消息很灵通啊（笑）。如果可能的话，我是想写朱基。但是，我恐怕没有精力去做了。我认为朱基不仅仅能搞经济，也能搞政治，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我见过他几次，非常佩服他。
“要大胆地继续改革开放”
出版方曾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邓小平时代》首批50万册已经被预订一空，现在正准备加印30万册。正如有评论者所说：“傅高义十年磨一剑，用十年时间写一本书，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现在能够坚持做到的人不多。有的学者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学术心态非常浮躁。这更显得傅高义坚持精神的难能可贵。”
环球人物杂志：有评论认为，在十八大之后推出《邓小平时代》，会使很多人把它跟中国未来的改革联系在一起。您想过这本书会在中国引起热销和热议吗？
傅高义：我以前没有想过，后来和出版商探讨，觉得应该会热起来。习近平等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明了继续深入改革的决心，他还重走了邓小平的“南巡”之路，我应该表示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好时机。另外，我想我这本书的确不错，对于邓小平的全面把握和理解，没有更好的书了（笑）。
环球人物杂志：出版这么一本题材重大而略带敏感的作品，有压力吗？
傅高义：我不觉得有压力。我已经老了，写这本书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我的书本来是为美国人写的，现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能发挥作用，我觉得是好事。
环球人物杂志：邓小平留下了哪些宝贵的执政经验？
傅高义：第一，跟外国搞好关系，不要学苏联。邓小平说，苏联的一个大错是敌人太多了，他们不得不把钱用在军备上，而不是国内生产上。所以，最好跟别的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大国。第二，要大胆地继续改革开放。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时期就能做完的，而是不断继续，所以有新的问题出来，就要大胆地改变。我认为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环球人物杂志：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您罗列出了邓小平时代留给中国的一些问题。那么，您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傅高义：首先，中国应该更重视法律，对待腐败问题应该更严厉，法律要取得更高的地位。其次，是全民的医疗和福利，我听很多中国朋友说，还有很多人得不到好的医疗条件。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很多中国人喜欢提“中国模式”，并引以为傲。
傅高义：我不太喜欢“中国模式”这个提法。因为各个国家情况都不一样，中国人口这么多，之前还有过战争、“大跃进”和“文革”。我认为邓小平看得对，应该去了解全世界的情况，再根据自己的历史情况、自己的条件，把能用的拿过来用。“模式”这个说法，不能适应所有国家。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亚洲的研究是从日本开始的，30多年前，您写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畅销全球。最近20年，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在您看来，日本的教训能给中国带来什么警示？
傅高义：我个人对日本经济停滞的看法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认为日本这20年很倒霉，我认为日本的社会基本还是健康、安定的。尽管他们也有社会问题，但并不是那么严重。
日本从高速发展到低速发展，他们确实有些问题。在美国，如果一个公司出现亏损，老板炒员工的“鱿鱼”是家常便饭，但在日本不能这样做。由于实行终身雇佣制，企业很难迅速降低劳动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所以，如果从经济方面来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公司收入下降，股票价格下跌，市场表现不好，这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日本。应该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还在照顾工人和普通百姓，终身雇佣制在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相比较而言，现在中国的发展还会继续，这比日本强。但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社会稳定问题相当突出。中国有很多暴发户，而日本基本没有暴发户，日本人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差距不是很大，他们的生活也比较舒服，老百姓对生活基本满意。但很多中国人还没有达到满意的生活水平。所以，中国应该把农村问题、医疗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解决得好一点，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不像斯诺那样，只说中国好
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傅高义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中国先生”。1973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退休，傅高义接替他，成为这个中心的第二任主任。他曾半开玩笑地解释过自己和这位前辈的不同：“费正清是历史学家，而我是研究社会学的；费正清是哈佛出身，用中国的说法，在美国他算得上是‘高干子弟’，而我是小镇上长大的青年。”
1930年7月，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上的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重视培养中国问题的人才，都想扩大对中国的研究，纷纷招收和选拔年轻学者。1961年，31岁的傅高义被费正清选中，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中文、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她在语音上要求很严格，所以我们这批学生比别人教出来的水平应该更高一点。”傅高义笑着回忆说。
年轻的傅高义很快为自己取了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是EzraVogel，Vogel是个德国姓，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E，取其谐音，又选了‘义’字。”他曾对记者解释说，“我知道在中文里，‘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
那时的傅高义，已下定决心将中国作为他的研究对象，此后50多年里，他对中国的观察从未中断。
傅高义对中国的观察是从南大门广东开始的。1963年，他在香港用一年时间做广东研究。那时，东西方冷战正酣，唯一可以近距离研究中国的地方是香港。在香港，他能读到《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还有一些政府工作报告，也能接触到偷渡到香港的广东人——那些人给他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事实。
傅高义请了一名刚从广东到香港的年轻人做他的助手。“我们一起看《南方日报》等报纸，我看了1949年到1963年几乎全部的《南方日报》。我看的时候他也跟着看，我有不明白的就问他。比如我看报纸说‘反对×××’，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他就会很详细地告诉我，特别是有关土改的经验，比如最开始的政策是什么，几个月后政策又变成了什么。从中我可以了解报纸和现实矛盾的地方。”
196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第一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这本书描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个省份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的政治运动，从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一直到“文革”开始。作品抛弃了西方学者的偏见，描绘中国的本来面貌，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书将成为社会学家们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杰出范例。”费正清如此评价。
上世纪80年代，广东省和马萨诸塞州建立友好关系，广东省政府邀请傅高义继续到广东做研究。接待傅高义的是广东省经济委员会，当时的经委主任正是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广东省的领导认为，自己宣传的东西外国人不一定相信，要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到中国做研究、写文章，外国人就会打消疑虑。”傅高义回忆说。但傅高义最关心的是能否以科学的标准从事研究并写出成果。他说，自己不可能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只报道中国积极的一面”，必须自由地报道他所看到的。最终，傅高义决定自费采访，以保证独立性。广东省的领导也同意不审查原稿。
从1987年6月到12月，傅高义在广东实地调查了70多个县。1988年夏季，傅高义又调查了3周，1989年写就《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是外国学者研究、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部书。这部书和《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相隔了20年，共同构成了广东的一部当代史。
1987年的广东之行，妻子艾秀慈也陪伴在傅高义左右。艾秀慈任教于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是一位人类学研究者，会讲广东话。傅高义十分珍惜这份感情，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扉页上第一行就写道：“献给我的妻子艾秀慈”，以表达他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时至今日，两人仍彼此支持。“今年4月她会和我一起来中国。”傅高义很开心地告诉记者。
与中国高层的亲密接触
如果仅仅将傅高义称为“汉学家”肯定有失偏颇，他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事实上，他的日语说得比汉语还好。
傅高义关于日本的两部著作《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写于上世纪60年代）和《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写于1979年）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出版后，美国许多企业家纷纷邀请傅高义去做报告，以增加对日本的了解。
傅高义后来才知道，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有一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基率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下面有人向朱基提问：“你认为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朱基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该问傅高义啊！”没想到，底下一阵大笑。朱基问大家为什么笑，有人回答：“提问的人就是傅高义！”
有这样的研究背景及影响力，不难理解傅高义的另一个身份：受到政府重视并信任的亚洲问题专家。1958年以来，傅高义每年都要访问亚洲，而他联系的都是最高层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
在推动中美关系上，傅高义多年来更是投入了极大热情。上世纪60年代，美国创建过一个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冷战期间，它对推动中美双方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由它推动的，而傅高义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费正清与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称，“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傅高义还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去华盛顿，找国务卿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很具体的建议。
1993年，傅高义应好朋友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教授、提出“软实力”一词的著名政治学者）的邀请，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情报官一职。傅高义说：“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做研究的帮助很大，当时的驻华大使芮效俭的报告我也能看到，我经常与在政府工作的那些人交换看法。”
在执掌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期间，傅高义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各国首脑和美国民间互动的平台。那段时间，对傅高义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1997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哈佛之行。“我以前在北京见过江泽民，那是1996年带领一个团访华，我代表大家向他提问，讨论了一些问题……当时知道他要访美，我就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果江泽民想来哈佛，我可以帮助安排。中国大使馆有几位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后来就和我商议具体事项。”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如期在哈佛大学进行了演讲。此后，傅高义又在北京见到江泽民，每次江泽民都会提起：“哈佛那次，组织得很好！”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退休了。但因为研究邓小平，他不仅没有停止对中国的观察，反而在用一种更宏观、更深刻的视角研究中国。他以一种犀利的笔调写道：中国改革有陷入“乱象丛生的社会”的危险，在法制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当前和未来都面临巨大挑战。正如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所说：“傅高义告诉了西方读者，也包括中国读者，中国的发展道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他帮助读者理解了我们所亲历的中国改革时代的昨天和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