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节日作文】
篇一:[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
抗日战争之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蒋光鼐、蔡廷锴指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在淞沪地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 日本侵占东北后，又很快在上海发动武装侵略。1932年初，日本制造一系列事端，挑起军事冲突。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馆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勾结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华名金璧辉)制造了所谓“日本和尚事件”。是日下午，住在江湾路妙发寺的日莲宗(日本佛教的一个支派)僧侣天崎启升等5人，行至杨树浦区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时，在墙外向厂内正在操练的工人义勇军故意掷石寻衅，双方发生冲突。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受伤僧人死于医院，指使日本“上海青年同志会”会员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1月20日，又煽动日侨千余人集会，会后游行示威，无端滋扰，打毁商店多家。1月22日，日海军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兼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为“日本和尚事件”，要求上海市政府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抗日运动，声称如不圆满答复，将采取严厉手段。随后，日本增派巡洋舰“大井”号、航空母舰“能登吕”号和第十五驱逐舰队驶抵上海，并调集日海军陆战队在浦东登陆布防。1月2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4项要求:一、市长对总领事道歉；二、逮捕肇事者；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四、取缔排日运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限48小时答复，否则，将采取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利益”。次日，村井仓松又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声称“24小时不见满意答复，即采取自由行动”。1月28日下午4时许，吴铁城答复日本驻沪总领事，全部接受所提要求。晚11时10分，盐泽幸一发表声明:“帝国海军因担心有多数日侨居住的闸北一带的治安，特决定配备兵力负责维持。”要求中国当局撤退闸北驻军，撤除防御工事。10分钟后，日海军陆战队即分3路向闸北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一路由北四川路向淞沪线天通庵车站进袭；一路由虬江路向宝山路攻击；另一路由北四川路向宝兴路进攻。驻上海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在总指挥蒋光鼐(1887-1967，广东东莞人)、军长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战斗打响后，闸北守军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首当其冲。在日军逼近前沿阵地时，旅长翁照垣一声令下，予日军以迎头痛击。两军在街道相连、楼房栉比的市区内激战。当日军铁甲车冲入宝兴路时，中国士兵冒死攀登房屋高处，投掷手榴弹，炸毁敌铁甲车数辆。至次日拂晓，守军打退日军多次进击。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北火车站中国守军阵地冲击。中国军队苦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下午5时，第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主力反击，将北站夺回，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从2月2日起，日军连续3次进攻闸北，守军顽强战斗，坚守阵地。日军毫无进展，被迫于2月5日退回原进攻出发地。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将原在上海和新增援的海军编成第三舰队，调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为司令官，代替盐泽幸一，并以植松炼磨少将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同时，加派陆军第九师团和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增援上海作战。2月7日晨，日海军陆战队分两路向吴淞进攻。一路以铁甲车为先导，由杨树浦沿军工路进至张华浜；另一路以军舰和铁壳驳船由浦江至高桥沙渡，在张华浜粮米栈码头登陆。两路敌人会合后，即向蕴藻浜车站进攻。敌军舰10余艘也先后集中吴淞附近。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第四团英勇抵抗，至中午，将敌击退。2月12日上午，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为在蕴藻浜北岸夺取进攻吴淞的支撑点，令步兵第十四联队第二大队经纪家桥附近占领沈家宅，并令工兵中队在永安纱织厂附近架桥，以备步兵通过。中国守军发现敌偷渡企图 后，即将架桥之敌击退。当晚，日军利用夜暗在纪家桥附近架桥成功。次日拂晓，敌强渡蕴藻浜，在曹家桥附近突破守军防线。第十九路军急调第六十师第一二二旅增援，将渡河之敌包围，双方展开肉搏战。被围之敌在步兵第二十四联队第一大队接应下拼力突围数次，均未得逞，大部被中国军队歼灭。2月14日，植田谦吉率日军第九师团抵上海，继任侵沪日军司令官。2月18日，植田谦吉向第十九路军发出最后通牒，提出6项无理要求，要中国军队立即停止战斗行为，于2月20日午前7时以前，将现据之第一线撤退完了。同时撤除炮台及其他军事设施。第十九路军当即召开高级军官会议。指挥部命令前线部队炮击日军阵地，作为对敌最后通牒的答复。这时，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一个山炮营到上海，与第十九路军共同作战，归蒋光鼐统一指挥。蒋光鼐以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官，接替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线第十九路军防务；以蔡廷锴为右翼指挥官，指挥第十九路军担负由南市、龙华、北新泾、真茹亘闸北、江湾之线的防务。日军不等中国方面答复，即于2月19日下午4时下达进攻命令，除以一部兵力监视吴淞炮台外，主力攻击庙行、江湾一线，企图将中国守军消灭在苏州河以北地区。第十九路军将领通电誓以铁血答复日牒，抵抗到底。2月20日晨，集结在赵家浜附近的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向庙行镇方向攻击前进。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奋起迎击。至午后4时，日军仍停留在中心巷、金家宅、孟家宅等地区不得前进。日军第九师团右翼队和中央队在坦克、炮兵掩护下，进击江湾镇。第十九路军各师沉着应战。激战3昼夜，日军伤亡惨重。植田谦吉电请东京再增兵，并调整部署。2月22日拂晓，日军突入庙行镇东端中国军队阵地及麦家宅一带。守军第八十八师将其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仍未击退敌军，且伤亡很大，呈全线不支状态。蔡廷锴当即指挥第十九路军由江湾至蕴藻浜全线反击。第六十一师一部由江湾西北小场庙、竹园墩向敌侧击，进占赵家宅、孟家宅。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南渡蕴藻浜，先后攻占北孙宅、陆家桥、南孙宅，与第六十一师部队相连接。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加入庙行正面战线后即与第八十八师实施反冲击。进攻庙行之敌陷入中国军队包围之中。这时，日军第九师团急令步兵第七联队及吴淞支队一部增援。是日黄昏，双方展开白刃格斗，战斗之惨烈为开战以来仅见。日军突围时，一小部被中国军队消灭在金穆宅、麦家宅一带。与此同时，日军对江湾中国军队阵地也发起攻击。守军在八字桥展开英勇的阻击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淞沪抗战得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有力支持。一二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武装起来，实行决死抵抗，并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1932年1月30日，上海日厂工人举行罢工，组织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会，支援中国军队抗战。上海工人、学生、妇女、退伍军人等纷纷组成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运输队，或直接参战，或开展战地服务工作，救护伤员，运送弹药，递送情报。据不完全统计，在第十九路军中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达2万余人。上海各界民众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各种工作。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制军火，供应前线。中国守军急需大批手榴弹时，上海总工会即募集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往前线使用。2月初，日军飞机、舰炮轰击吴淞要塞，上海工人送去数百块大钢板，供守军构筑掩蔽部。同时，上海和各地民众广泛开展捐献运动。在淞沪抗战期间，海内外同胞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达700余万元。在战斗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胡阿毛烈士即是其中一例。2月26日下午，司 机胡阿毛到虹口百老汇路探亲访友，行至中虹桥附近时，被日军搜出驾驶执照，被拘禁于汇山码头日军司令部。次日晨，日军逼令他驾驶满载弹药的卡车去公大纱厂。在4名日兵监押下，他开足马力急驶到公大纱厂附近时，车头一转，连人带车坠入黄浦江中，为国捐躯。由于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中国军队在劣势装备的条件下，与优势的日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的作战，迫使敌人3易主帅，数度增兵，损伤1万余人却无法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迷梦。2月29日，日本增调第十一、第十四两师团到上海，派白川义则大将接任侵沪日军司令官。至此，在沪日军达10万人。3月1日，日军对淞沪地区发起全线攻击，第十一师团在七丫口强行登陆，进占茜泾、浏河镇，第九师团进抵大场。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破坏淞沪抗战，中国守军兵力不敷分配，在腹背受敌的严重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庙行、江湾、闸北阵地，撤退到昆山至福山一线。3月3日，淞沪地区全被日军侵占。
篇二:[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二）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驻守在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较有爱国思想的一支部队，它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1925年，师长陈铭枢）、国民革命军第11军（1926年，军长陈铭枢），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以后这支军队被蒋介石利用，参加中原大战、围剿红军的内战，为其立下赫赫战功。1930年成立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师长蔡廷锴、戴戟，但实际上仍受陈铭枢节制。
十九路军原本在江西参加围剿红军，之所以驻防淞沪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内情，容我多啰嗦一会儿。
1930年，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他踌躇满志地认为国内再也没有可以同他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为了进一步垄断政权，蒋介石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并一度渴望通过约法将自己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蒋氏此举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1931年2月，蒋介石悍然将胡汉民扣押于南京。这种极端行动，再度引发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的大联合，最终导致党内又一次大分裂——宁粤对峙。
1931年4月30日，针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事件，经过多方酝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邓泽如、萧佛成四人首先发难，公开发表弹劾蒋介石的通电，逼其下野。一周后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地方实力派通电响应。而此刻在南京的孙科、王宠惠、马超俊、李文范等国民党粤籍领袖纷纷脱离南京或直接加入广州反蒋阵营。为了扩大反蒋同盟，胡汉民更是暗中指示孙科、古应芬等人同自己的政治宿敌汪精卫握手言和。陈济棠也同原本武装对峙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部和解，两广迅速连成一片。与此同时，粤方还积极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等势力共同反蒋，形成了国民党内新一轮的宁粤对峙。
原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历来是拥蒋的，但是其掌握的十九路军远在江西，所以在陈济棠等通电反蒋后出走香港，后转日本。6月，他回国，在江西赣州任“剿赤”右翼军团总指挥，率19路军参与对江西红军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的最大不同，就是它动员面之广、参与派系之多，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以往的历次反蒋战争多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除蒋系以外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而且是首先爆发自党内，再带动地方实力派加入。胡汉民也承认：“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
蒋介石原本希望通过自己控制的中央政府，重新分配权利资源，以期消除粤方的反抗，但粤方对此毫无反应。5月底，在蒋氏授意下张继又追到广州希望说服粤方不要公开组织同南京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新的中央政府，粤方仍不为所动。27日，粤方责令蒋介石下野的期限一满，立刻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第二天，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南京政府相对峙。张继为此特电南京报告：“此间明日成立国民政府，惟介石兄若能引退，则成立之后仍可取消。”但蒋介石并不轻言放弃，他进一步指示蔡元培等人转告粤方：“使方负责者引退乃决裂，非调和矣。使已引退者重负责，乃真调和。其条件可尽善美，其范围可较广大。”6月1日，张继复电南京称“此地诸负责同志并不欲党内再战”，“弟意调和仍有希望。”蒋介石得知“粤事有和平商量之余地”后，于6月5日晚宴请立法院全体委员，公开表示：“粤变发生，不过为党务和政治上之一种纠纷，中央应付绰有余裕。故中央对于粤事一本和平精神，决不轻启兵戎。”可见，直到粤方公开成立同南京相对抗的中央政府时，蒋介石仍不愿甚或不敢采取武力镇压的方式解决粤变。
蒋介石既不肯释放胡汉民，而粤方又坚持蒋氏必须下野才肯合作，以致张继无功而返。第一轮的宁粤和谈可谓毫无结果而散。
自7月下旬起，长江流域发生了六十年来未有的大水灾，受灾地区之广，损失之重，遭灾人民之众多，都打破了历史记录。此外，东北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发生，更加剧了中日间的冲突。蒋介石寻求政治解决的意图，更加迫切。
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两广先头部队迅速占领湖南的衡阳。此时，蒋的求和心态更加紧迫，这主要是因为蒋的军队大都正用于剿共和镇慑北方，无力抵抗粤方攻湘。北方的不稳首先是石友三率先反叛，随后暂时庇护于大连日本势力范围的阎锡山也于8月初秘密返回太原。为此，蒋通过同桂系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精卫和李宗仁、白崇禧，希望政治解决宁粤纠纷。但此时胡汉民仍被蒋介石扣禁于南京，而反蒋势力则在不断壮大，粤方自然是肯轻意言和的。
而此时北方多事，日本的侵略意图又咄咄逼人，国内各方都不希望宁粤兵戎相见，有识之士纷纷奔走，以促和解。
内外交困的张学良最积极参与宁粤调停，密派罗文干赴粤疏通。而粤方则派王葆真在天津会晤胡若愚，“磋商粤奉合作问题”。据王伯群电蒋报告：“罗文干赴粤确得张同意，其任务（一）观察粤状况；（二）申明阎果无碍华北安全，绝不与之为难；（三）劝粤提和平条件，彼愿作调人。”
双方各自坚持己见，和平解决的希望已很渺茫。9月18日，蒋介石考虑“剿赤援湘策略”时，已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对粤决令第十九路军先占潮汕，第十八军集中赣南，而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第四届委员，余在四中全会中引咎辞职。”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宁粤对峙的局势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而九一八事变也为蒋介石寻求政治解决宁粤对峙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抵北平时，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特急”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接受调停”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也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面对迫在眉睫的外侮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对外的呼声，粤方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公开通电表示赞同“和平统一”，但同时提出和平统一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一)蒋介石下野；(二)取消广东国民政府；(三)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其中，蒋介石是否下野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得知粤方的态度后，立即复电粤方表示：“公等致蒋马电钦佩万分，北方袍泽一致照此进行，必期达到目的而后止。”
21日，孙科在广州非常会议纪念周上作题为《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的演讲，更是警告南京道：“蒋如下野即可和平解决，不一定要出兵。但蒋下野如是骗人的假话，两广军队仍可随时开动应付。这便是国民政府对于和平的表示。”
同日下午，蒋介石自南昌返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会议决定：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蒋介石并表示：“如粤方必欲以渠下野为条件者，渠亦甚愿承受，如愿共同合作而充实政府者，渠亦均可照办。”同时，针对粤方提出的三个条件，蒋介石同陈铭枢等人当面制订解决粤局的三项原则如下：
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
9月28日，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同期抵达香港，双方展开先期谈判。
舌剑唇枪之后，达成如下两项协议，由陈铭枢等人联名电蒋：
(一)钧座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粤方亦发一通电，亦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赴京开会，取消广州政府，并不以钧座下野与否为条件。两电须同时发表，电稿均在草拟。(二)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俾粤方诸同志即可安心来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
当日，蔡元培、张继又将双方草拟的通电文稿报蒋，并表示：“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以人选为第一义，拟请任陈真如(陈铭枢)为首都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已得陈及粤诸同志同意……此事为和议重要关键，发表之期愈早愈好。”
第二天，蒋介石致电蔡元培等表示：“京沪卫戍事宜请真如兄主持，即日照办。中应引咎自责及个人去就不成问题”，但他仍借口“两方通电时间若与实际解决相距过远，照目前形势深虞于外交、财政发生困难”为由，主张粤方“同志即日来沪，详商一切”。
陈铭枢由此就任了京沪卫戍司令长官，成为南北都能接受的人物。顺理成章，十九路军也调赴南京、上海驻防，这也是粤方代表的要求。毕竟是广东部队，北上之后心理上有安全感。十九路军藉此进驻上海，继而成为威震天下的抗日英雄部队。
宁粤双方讨价还价谈了一个多月，终于有了眉目。大家以国事为重，捐弃前嫌，蒋介石也原则上同意下野。1931年11月宁、粤分别召开了自己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求同存异。12月15日，蒋介石正式下野。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粤方见目的达到，各中委陆续北上赴宁。12月22日，国民党宁粤沪三方中委在南京召开了统一的四中全会，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即离开南京。25日，通过中央政治改革的诸项议案，26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等法案，28日，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29日，大会闭幕。至此宁粤对峙宣告结束。
讲完插曲，咱们继续说十九路军。
篇三:[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德械师
1932年1月28日，淞沪事变爆发，当时驻扎在上海的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次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表示“为执行中国主权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并对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1月30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改组军事委员会，并命令第十九路军
全力防守上海，而德式师的第87师和88师负责南京防务。2月1日，国军再次调整京沪地区部队部署，第61师将江阴防务移交给第87师，开赴上海大场；第88师主力集结苏州，作为第十九路军预备队，另以一个团加强江阴要塞防御力量。2月中旬，日军第24混成旅团、第9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上海，鉴于日军增兵上海，十九路军势单力孤恐难持久，时任87师师长张治中向蒋介石主动请缨，得到蒋介石的批准。2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将分驻京沪、京杭地区的第87、第88师组建成为第5军，由第87师师长张治中兼任军长，统一指挥第87师、第88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此时总队长为唐光霁）和独立炮兵第1团山炮营等部开赴上海，加入第十九路军序列。此时的第5军汇集了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全部是德式部队，是中央军系统内的绝对王牌精锐！这样的嫡系精锐尽数投入，国民政府抗日之心可见一斑。第87师261旅在旅长宋希濂率领下首先从南京出发，并于14日当天正式接防上海蕴藻浜北岸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第87师259旅也在旅长孙元良（台湾著名影星秦汉之父）率领下于15日进抵南翔。与此同时，第88师也从经沪杭线开到南翔附近集结待命。2月16日上午张治中率第5军军部从南京和平门登上火车出发，于当天到达南翔，开始部署所属部队接替十九路军防务。第5军在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线展开，并以一部在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担任沿江警戒。其中第88师防御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第87师担负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西端之线，教导总队之一部警戒狮子林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带，以上部署于18日接管完毕。张治中同时担任左翼军指挥官(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任右翼军指挥官)，第5军军部也由南翔前推至刘行镇。日军第24混成旅团从2月20日晨7时30分起，即在重炮和飞机支援下，向庙行猛攻，坚守庙行的第88师顽强抵抗，给予日军重大杀伤，阵地屹立不动。入晚之后，日军继续猛攻，战斗更加激烈，枪炮声竟夜不绝于耳。88师阵地工事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大都被毁，但是官兵隐蔽于破损战壕内，沉着不动，直等日军步兵接近，才用手榴弹、步枪迎头痛击，继而以肉搏拼杀。就这样血战两昼夜，日军累次攻击均因死伤累累不支而退。22日晨，日军乘大雾弥漫突入庙行镇东面大小麦家宅88师264旅527团3营阵地，营长陈振新亲率部队反击，但在日军猛烈炮火拦阻下未能击退日军，陈振新战死于阵地，88师副师长李延年亲自督率264旅迅即投入全部预备队封堵缺口，战况殊为激烈，88师直属工兵营营长唐遁阵亡，264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黄梅兴都负了伤，仍未恢复战线，由于庙行阵地被突破，整个第5军战线都受到严重威胁，军长张治中亲率预备队教导总队主力（欠一个营）驰援，并令87师259旅孙元良旅长率部增援庙行；防守蕴藻浜北岸的87师261旅宋希濂旅长率该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掖敌侧背；第88师也抽调部队对日军突破地区实施反冲击。右翼军十九路军得知庙行危急，也于9时许下令在江湾至蕴藻浜全线发起反击，第61师张炎副师长率第4、第5团由江湾西北的竹园墩出击，策应庙行守军。就这样，教导总队和87师259旅在庙行正面，261旅在左，61师两个团在右，对突入之敌形成三面夹击，经激战后日军除一小部残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继续负隅顽抗，主力仓皇败退。日军残部直至晚8时30分，才被完全肃清。这一天的庙行战斗，战况之惨烈为一二八事变开战以来所未见，仅88师就有正副旅长负伤，营长伤亡9人，连排长伤亡20余人，士兵伤亡逾两千。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中我军最辉煌的战绩。26日，国民政府发电嘉勉：“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从25日起，日军改变战术，集中第9师团主力猛攻87师麦家宅阵地一点，至26日8时，日军经过10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向麦家宅阵地发起总攻，此时87师防御工事已全部被毁，守军伤亡惨重，因此阵地于11时失守。第十九路军立即调集61师和78师增援，以有力的反冲击将刚攻入阵地的日军逐退。2月29日，日军第二批援军第11师团抵达上海，日军兵力增加后即于3月1日在淞沪全线发起攻击，特别是第11师团一部于晨6时在我军战线侧后的浏河七丫口登陆。尽管国军统帅部早就指示应对浏河一线严加关注，并至少应部署三个团的部队。但是连日激战，前线各部伤亡均很惨重，在兵力部署上实在是捉襟见肘，因此在浏河绵延数十里一线，此时兵力只有教导总队的一个营和冯庸义勇军的一个连！日军登陆后，连陷浮桥、浏河镇等地，并向茜泾要隘猛扑，守军教导总队的一个连拼死力战，伤亡殆尽。张治中一面急调261旅两个团驰援，企图乘日军立足未稳时一鼓歼之，一面报告蒋光鼐总指挥派兵增援。261旅接到驰援命令后立即以521团、522团于9时许从顾家宅汽车站出发向浏河增援，但是只征集到汽车11辆，每次只能运送一个营。宋希濂旅长只好率先头部队521团第1营乘汽车出发，于正午12时到达浏河后，即令521团第1营唐德营长率部迅速向茜泾营前进，尽快占领茜泾营，掩护后续部队展开。第1营刚走到茜泾营南门附近，就遭到已占领茜泾营日军的射击，双方尖兵随即发生遭遇，由于距离极近，前哨部队之间展开的全是白刃肉搏。直到下午3时许，521团团长刘安棋才率第2营到达浏河。日军飞机对浏河车站进行狂轰滥炸，汽车和车站附近的民房全被炸毁，后续部队不得不徒步前进。增援速度大受影响。而此时茜泾营附近的战斗愈演愈烈，日军出动二十余架飞机低空飞行，对国军阵地实施密集轰炸，一时间落弹如雨，而浏河水域的日军军舰也以舰炮开火助战。4时许，日军主力向521团左翼迂回，而右翼教导总队的一个营已死伤殆尽。这样在茜泾营苦战的521团1营，就处于前、左、右三面受敌围攻的局面，加上日军海空火力轰击，伤亡过半。但全营官兵奋勇应战，甚至以残破之师几次冲入茜泾营镇内，与日军肉搏，终因日军火力灼烈，兵力又是众寡悬殊，未能得手。下午6时，521团第3营才赶到。宋希濂旅长命令第1营坚守现有阵地，阻敌前进，第2、3营迅速沿浏河南岸布防，等待522团到达后，再乘夜反击。一直到深夜11时，522团因路程过远，又是徒步行军还没有到达。我军仅以一营之众，在茜泾营抵抗数倍之敌，自中午至深夜，使敌人未再进寸步！此战中我军将士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使敌以一个师团之众止步于茜泾营，而不得越浏河半步。教导总队之一个营孤军死战，521团之仓卒应援，都抱必死的决心，以解全线被围之危。同时，正面我军各部均遭到优势之敌全面压迫，我军官兵奋勇迎战，伤亡甚大。下午3时，第78师阵地被日军突破，第5军右翼暴露，而预备队早已用尽，战线之空隙也无法补充，但是各部均竭力支持到天黑，才退守杨焕桥、水车头、谈家宅、孟家角一线。鉴于浏河一线局势危急，又再无部队增援，面对整个战线侧后的这一无法弥补的缺口，蒋光鼐总指挥不得已于当晚21时下令全线撤退。就在部队总撤退中，德式师也打出了威名：根据蒋光鼐总指挥的名利，第5军以一部在胡家庄、杨家行占领收容阵地，主力于本日午后11时向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利用嘉定城、太仓城为据点，派出一部向罗店及浏河方面警戒。晚9时30分，张治中下达左翼军变换阵地的命令，命令第88师由马桥宅向嘉定城撤退，第87师259旅由唐桥向娄塘镇撤退，261旅及教导总队由浏河向太仓撤退，独立旅第1团向蓬阆镇撤退，第2团则在钱门塘集结，第78师156旅也向嘉定集结。各部队接令后，都按时分路撤退，陆续到达指定地点，第5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也到达钱门塘镇。就在各部奉命向新阵地嘉定、太仓转进时，第87师259旅517团在葛隆镇附近的娄塘、朱家桥一带与日军开展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最惨烈的战斗。3月3日子夜1时许，517团由庙行行抵娄塘附近宿营，此地距离浏河仅十五华里，全团官兵迭经多日苦战，积疲未苏，征衣犹湿。忽然千余日军，自浏河猛扑而来，517团布置在娄塘镇、朱家桥、四竹桥的三个前哨连奋起抵抗。战斗打响后，日军兵力越来越多，其火炮也开始向国军阵地轰击。这三个前哨连所担负的警戒线达三千米之宽，且伤亡已超过三分之一，因此力量相当薄弱，三处前哨阵地均遭重围，但各部均死战不退，将来袭日军抑留在娄塘附近。激战一直持续到3日8时，日军主力约四千人赶到，开始向517团阵地发起全线攻击，并向国军右翼迂回。此时国军正在加紧构筑工事，匆促应战，兼之兵力终寡悬殊，日军竟突破前线阵地冲到朱家桥北岸517团团部门前，全团战线岌岌可危，就在此万分紧急关头，第1营第3连奋勇冲杀，将突入阵地之日军击退。10时许，第259旅旅长孙元良急赴517团团部指挥作战，督令所部必须顽强抵抗，张治中闻讯后一面急令驻蓬阆镇的独立旅第1团迅速增援，一面令位于太仓的261旅前出掩护259旅左翼，并令嘉定的88师固守嘉定城，屏障259旅的右翼。此时娄塘一线日军已增至七八千人，攻势一浪接一浪，而517团孤军力战，弹药已将告罄，中午过后，各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日军越娄塘镇连占附近各村落，兵锋直陷贺家村。在葛隆镇指挥作战的孙元良旅长，于15时，亲笔书信一封，命人急送张治中军长：517团现受日军包围，团长失踪。职拟在葛隆镇殉职。钱门塘将有危险，请军长火速转移。张治中接报后，马上打电话给孙元良，告诉他独立旅第1团即可到达，517团坚持到日落后即向葛隆镇撤退，在河川岸线占领阵地。16时，援军独立旅第1团终于到达葛隆，迅即控制最后抵抗线，并向前线增援。这时517团已到了最后时刻，朱家桥左翼也被日军突破，张世希团长率所部官兵抱必死之心向蒋家村拼死冲击，在日军机枪火力下，我军战士前仆后继，有进无退，杀声震野，势不可当。日军竟然挡不住这一支部队的决死冲击，向后退去，娄塘镇之危遂解。517团残部一直杀到外冈与88师会合，后经昆山转赴新阵地。娄塘一役，日军集中主力企图突破嘉定、太仓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断国军退路。若不是517团奋勇死战，一旦日军趋葛隆，陷钱门，直下铁路，第5军和第十九路军的退路就全断了，那后果是不堪想象了。此役，517团第1营营长朱耀章身中七弹，壮烈殉国，还有阵亡军官包括两个连长、六个排长，士兵伤亡近千。3月3日下午，就在517团血战娄塘之时，第5军又接到蒋光鼐总指挥电令，后撤到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一线。第5军奉命撤退，第88师撤至常熟，87师261旅撤至白茆新市，259旅撤至石牌，军部进驻东塘墅，独立旅第2团及教导总队撤至东塘墅。3月5日各部先后到达指定地点，整顿部队，构筑工事准备再战。5月5日，上海休战协定签字，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至此结束。5月7日国民政府命令第88师开驻武汉，第87师驻常熟，后调南京。第5军在淞沪抗战中，军官阵亡83人，伤242名，失踪26人；士兵阵亡1533人，伤2897人，失踪599人，合计阵亡1616人，伤3139人，失踪625人，伤亡总数高达5380人！——德国军事顾问为此痛心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