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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安石是什么之一]王安石
人物简介
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宋临川人（现为 抚州 东乡县 上池自然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正史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意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欲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视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佑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这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苍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仛，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元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诏，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神宗在颍邸，（韩）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 ，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欧阳修乞致仁，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阻，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录英州。唐坰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因，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阏其奏，出彦博守魏。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腾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一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窜岭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吕惠卿服阕，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绛代已。二人守其模，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绛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雱风御史中丞邓绾，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鞠之，惠雱出守陈。
华亭狱久不成，雱以属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绾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闻，且论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愤恚，疽发背死。安石暴绾罪，云“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遂与亨甫皆得罪，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哲宗立，加司空。
元佑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2) [王安石是什么之一]王安石是个什么东西？
关于王安石，历史上公认的评价是： 有才华，人品不坏，做事不择手段，用人完全失误。改革的动机相信是好的，虽然只是帮皇帝捞钱。改革的结果却非常糟糕。幸好有“h高太后…司马光”组合力挽狂澜，否则北宋就被王安石害死了。 一个基层官员手绘的《流民图》，实录王安石变法造成的饿殍千里、乞丐遍地，宋神宗心疼的吃不下饭，于是结束了王安石的政治生命。 当然，北宋最终还是被王安石的继承者害死的。 今天网友所看到的王安石，都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产物，都是胡说八道的。 我摘抄苏东坡的几段话，加一句司马光，作为“公认的观点”的代表吧： 1、《东坡志林商鞅用于秦》： “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财佐汉，二子所操皆破国亡宗之术，后世虽谬加称道，而自君子视之，二子之名如蛆蝇粪秽，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2、 《上神宗皇帝书》： “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 3、司马光评王安石： “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不敢搞资本主义尾巴啊）。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不买农具），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不敢用力生产）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益田畴葺闾舍乎？（谁富谁倒霉啊）” 4、苏轼揭露王安石： “王介甫所言生财，乃开源也。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与民争利，财源竭矣，力焉能生其财？而无益之费，不为不多，二虏岁币耗于外，不耕之兵食于内，有限之财，供无已之费，善理财者，又何能为？” 苏轼的父亲，早已断定，王安石祸国殃民。
(3) [王安石是什么之一]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资料
宋代政治家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 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其父王益，行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少年时喜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他文思敏捷，落笔如飞，初看好像漫不经心，完成后竟是一篇精彩奇妙、 令人赞叹的好文章。他的诗词清新高峻，散文雄健峭拔，政论简洁有力，是有名的 “唐宋八大家” 之一。他的朋友曾巩把他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他播扬美誉。后来，王安石考中进士，名列上等，任签书淮南判官。到职后的王安石还是勤奋好学，通宵不寐，常常稍作假寐，来不及梳洗就去官府上班。三年的任期满了，他又来到京师听候新的任命。正当王安石高中进士和任签判期间，范仲淹提任副相。在宋仁宗的动员下，上了 “陈十事疏” ，发动庆历新政，锐意改革，刷新吏治，但新政很快失败了。此次王安石重临皇城，看到了依然是弊政处处，不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政通人和，百废待兴的样子。王安石对时政异常发愁，他不想按一般官场惯例在京谋求翰林院等接近中枢、 易受赏识的官职，以求得到较快升迁的机会，而立志到地方上去考察时弊，寻求改革之道，以充实他的治国良策。于是，庆历七年(公元1047 年) ，他又离开京师，风尘仆仆，来到东海之滨的鄞县(今浙江宁波)充当知县去了。[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传记 在鄞县为官期间，他看到这块滨海地方，虽然环境很好，但百姓贫困潦倒，一种父母官的责任心驱使他无暇休息，立即组织人对农田水利建设受破坏的情况进行考察，对官员豪绅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状况进行调查， 并向上级官员条陈了东南百姓饥馑的状况。他要从改变县吏脱离民生实际的弊病做起， 在摸清基本情况后立即兴利除弊。他动员百姓不分男女老少投入水利工程修治，川渠河港的疏导，堤坝坡堰的兴筑，蓄水泄洪的兼顾，以谋求旱涝两利，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考虑到当地渔农春汛出海捕鱼而青黄不接的困难，王安石决定以常平储粮，低息贷与渔荒的困难。他把官谷贷给百姓，秋后百姓加些利息偿还，使官谷中的存谷能够陈谷换新粮，百姓也感到方便。在劝课农桑的同时，王安石还兴办学校，劝民入。三年治鄞的结果，取得了修复农田水利，缓解灾情，发展生产，百姓生活有所提高的业绩。这是王安石跨出社会改革的初步尝试。 皇三年(公元 1051) ，王安石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中部)通判。是年四月， 两朝元老宰相文彦博向朝廷举荐王安石，说他淡泊名利，请求越级提拔，企图以此来遏制为名利而奔走的竞争风气。但王安石以祖母年老、 先臣未葬、 弟妹当嫁、 家贫口重难住京师四条理由而拒绝。欧阳修推荐他任谏官，他也辞谢了。在王安石看来，时机尚未成熟，宁愿在下面继续摸索改革之道，是他一再推辞晋升的重要原因。[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传记 王安石生活的时代是北宋中期，当时国家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由于连年战争造成的巨大军费和行政开支，使朝廷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二是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农民生产、 生活状况的不断恶化，随之而带来的阶级矛盾的激化。为了矫正世事，改变传统风俗，王安石曾满怀激愤地向宋仁宗上万言书，认为： “如今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难穷乏，风俗一天比一天衰落败坏，症结在于不知道规律，不效法先王政令。效法先王政令，在于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只要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我们所进行的更改变革，既不至于惊扰天下人的视听，也不至引起天下人的喧哗，也就必然合乎先王的政令了。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来生产天下的财富，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代以来的太平治世，不曾因为财富不足而造成国家的忧患。忧患在于治理财政没有符合它的规律。居官任职的人才毁然不足，城乡又缺乏可以使用的人才， 国家的重托，疆域的保持，陛下能够长久依靠天赐的幸运为常法，而没有一旦发生忧患的考虑吗 ？ 我希望陛下能明察朝中苟且因循的弊病，以期符合当前世事的变化。我所说的，流于颓靡风俗的人是不会讲的，而议论国家大事的人又认为这是不近事理的陈词滥调。 ” 为了改变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王安石曾提出了治理国家经济秩序的整套方案。概括起来：一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关键在于 “善于理财” 。他认为，一切弊端并非产生于财富的不足，而产生于 “治财无其道” 。如果理财有方，就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自足。二是发展农业生产是解除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本途径。宋朝所以形成积贫积弱的国势， 根源不在于“支” 大于 “收” ，而是生产太少。如果只知 “节流” ，不知 “开源” ，就好比关起门来与自己的儿子做生意一样，虽尽得儿子之财，但 “犹不富也” 。因此，所谓 “理财之道” ，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从自然界中索取更多的财富为核心的。三是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抑制兼并。这种措施不是以传统的政治手段进行直接抑制而是通过财政征课或其它经济方式间接地予以抑制。 王安石的见解，深得宋神宗的赏识和赞许。一次，神宗皇帝召见王安石问他治国方略，王安石回答说： “首先要选择推行政策的方法。 ” 神宗问道： “唐太宗怎么样 ？ ” 他答说：“陛下应当效法尧、 舜，何必要效法唐太宗呢 ？ 尧、 舜之道，极其简明而不烦杂，扼要而不迂阔，容易而不繁难。但是后世学者不能通晓，才以为高不可及。 ” 神宗说： “你这可说是以难为之事要求我了，我自顾微末之身，恐怕无法与你的这番好意相称。你尽可以尽心尽意地辅佐我，希望共同成就这一目标。 ”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传记 熙宁二年(公元 1069 ) ，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 ，开始了他的改革大业。首先他新建了一个财政改革机构— — —制置三司条例司，接着农田水利、 青苗、 均输、 保甲、 免役、 市易、 保马、 方田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问世。实施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兴修水利和开垦荒地，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颁布青苗法，在农村青黄不接时按农户的贫富程度对农民进行低利贷放；实行均输法，改无偿运送上贡物资为有偿运送，以减轻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运送贡品的烦难；实施保甲法，把乡村人口编入户籍簿，两名男丁取一人，十家为一保，保丁都发给弓弩，教他们战斗阵法；推行免役法，过去承担各种差役的民户不再服役，而按户等高下负担雇佣役夫的费用，并对一向不负担徭役的官僚大地主征收助役钱；实行市易法，在京师设常平市易司，经营收购商品和赊购商品业务，以打击商人资本的投机活动；实行保马法，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用牧马兼现有的马匹给他们喂养，或是官府给买马的钱，让他们自行购买，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程度，死亡或生病的要补偿；推行方田均税法，依据土地肥瘠程度分土地为五等，进行大单位面积的土地丈量，以平均土地税的负担。王安石变法在改善北宋中央财政状况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由于种种原因，变法在减轻农民负担，抑制豪强兼并方面却收效甚微。 王安石的议论高深新奇，善于用辩论驳难，用旁征博引来维护自己的学说。为了推行他的变法主张，他全然不顾在朝百官的反对意见，辩论起来动辄数百言，众人不能使他屈服。他甚至说： “天变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忧虑顾忌。 ”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传记 为了扫除变法道路上的障碍，他不惜把反对他变法的朝廷内外老人几乎罢黜殆尽。由于旧党的反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迭遭责难，遇到许多阻力，直至熙宁七年被罢相，第二年复相，九年再罢相，最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元丰八年(公元 1085 年)三月，宋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几乎全被排斥。元元年(公元1086 年)三月，当王安石听到自己为上户谋、 为富国谋的免役法也被罢去的消息时，忧思如涌。同年四月，这位咤叱风云的改革家与世长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