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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上的字一:天安门
天安门
——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作者：黄艾禾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七中的初一学生李永明一大早吃过早饭，就随着学校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了。老师告诉他们，要到天安门去开一个大会，到了那里李永明才知道，是开国大典。 在现场，谁也不知道，大典什么时候开始，老师也不知道。但大家都非常兴奋，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互相拉歌联欢，不知不觉，午饭时间也过了。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上聚集了30万民众和将接受检阅的解放军官兵。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时刻。 李永明后来回忆说：“我猜想，中南海可能原来想上午就开会的，由于有种种原因，有些事没结束或办完，结果下午三点才开始。”实际上，此时新中国的领导人们正在中南海开会。下午2点，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宣誓就任主席。下午3点，他与朱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那里，毛泽东发出了被载入史册的强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那一天，30万军民走过天安门。先是受阅部队走，再是等待在东长安街的群众队伍走，然后，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也移到了东长安街，走过天安门。足足走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李永明记得，大典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人也饿坏了。
那一年，李永明14岁，刚刚从北京郊区的房山考入北京城里的中学。这是他第一次到天安门参加大型政治活动。他没有想到，后来他自己都数不清究竟去了多少次天安门广场，他一生中的最好时光都将与天安门广场相关联。 其实，何止是李永明，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北京人，乃至这一代中国人，他们的生命岁月，都不可避免地与天安门融为一体。 改造旧世界 李永明第一次来到的天安门广场，只有今天的五分之一大。他记得，“长安街上分别有东三座门、西三座门，广场南部还有轨电车。天安门以南正阳门以北，还有红色的围墙。”那是一个T形的广场，被围墙、城门和公交线路给包围。
严格说，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政治集会场所，只是皇家紫禁城的正门前的一块宽阔空地和通道。这样的广场，除了衬托皇家城垣的威严外，它的实际作用是可以容纳参加科举殿试的举子们在此等候“传胪”，得知自己是否金榜题名；另一个实际作用，是每年“秋审”“朝审”时，各级官员将被判刑的犯人的案子会审，等候皇帝勾决。特别是在朝审时，被判处死刑的犯人都要一排排地跪在这里。 说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是“T”形，是因为它向南伸展，南北方向伸出一条宽65米、长达500多米的长道，直到正阳门。当年的长道两侧，有“东千步廊”和“西千步廊”，千步廊外侧，分布着明清两代的朝廷衙门“五府六部”，如礼、吏、户、兵、刑、工诸部，中军都督府、大理寺等等。所以，这里历来也不是普通百姓能来的地方。
历代封建王朝并没有为城市提供政治集会场所的意识与传统。但新生的共和国则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就是把这些“五府六部”逐渐拆迁推平，使天安门广场真正扩展为一个方形的、能容纳100万人的世界最大广场的过程。 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1949年10月，李永明加入了共青团。他成为一名学生积极分子、学生干部。他记得，那时的政治活动特别多。“比如庆祝党的生日的报告会，或是革命前辈讲他们的经历。我听过廖承志、肖华的报告，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树林里、或是故宫的太和殿广场……不是学校所有的人参加的，因为我是团员，老师就让我去。”
这些成了政治课堂的北京文化古迹，都在天安门附近。每次李永明都是走着去，像第一次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时一样。李永明的学校在旧鼓楼大街，离天安门有十几里路，步行需一个多小时。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一路高歌，大家也不觉得累。“那时去天安门都是走着去，哪有车？没这个条件，那时连公共汽车都少。”当时的北京城，城区还基本限制在今天的二环路以内，住在西直门或是建国门，就已经是住在了北京城的边上。从老城区的各处步行到天安门，一般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在人们的体力范围之内。 从开国大典之后，北京年年的“五一”和“十一”都举行游行，李永明基本上年年参加，他眼看着天安门广场在逐渐扩大：1952年，拆除了东、西三座门；1955年，拆除了广场中部的红墙，扩展了广场南部，而真正的扩建，是在1958年，为了迎接共和国的10年大庆，这一年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一广场的诞生 天安门广场究竟要建多大？在1950年代曾经有过一番讨论。开始，参与讨论的苏联专家曾提出，当时北京的人口只有140万人，而且世界上的城市广场“一般都是五六公顷”，所以不宜搞太大。这里，一个可比的广场是，莫斯科红场的面积为9公顷。但这些建议遭到中国官员和专家的反对。中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天安门广场是政治活动时“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所以广场的面积不能太小。其实，到了1956年时，天安门广场已经有十余公顷了。 这件事情是毛泽东拍的板。1956年10月，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透露了毛泽东对于北京人口规模的看法：“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事实上，在1950年就已经有人提出要修建一条“必须能应付将来一百万人队伍的大游行”的“游行道”。 曾直接参与天安门广场设计的陶宗震回忆，当时，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副主任沈其直接向他布置规划设计任务：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这一尺度，使得天安门广场的总面积达44公顷。 本来，陶宗震在自己的设计思路中，对于广场会不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都有所考虑。但对于天安门广场的设计考虑，首先是政治的。陶宗震记得，有一天，一位名叫辛毅的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来见他。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即长安街与广场融为一体），以便于游行集会。 许多年以后，陶宗震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实际上，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已经完全把苏联人抛在一边。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当听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对此，历史学者洪长泰有一个评价：中苏关系在50年代后期急速转坏，中方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来。中共要建成一个在各方面（面积、设计、气派）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是可以理解的。 195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和国庆十大工程同时开工。10个月后，它在世人面前亮相，人民大会堂等周围建筑也同时以惊人的速度竣工。此后，天安门广场虽还有过若干次扩建改造，但它今天的基本风貌就在1959年奠定。 广场建成了，在这里举行的游行盛典，也开始成为一种宏大而严密的仪式、浩瀚复杂的巨大工程。 集体的年代 李永明是在1958年被调入北京团市委的，从那一年开始，他开始年年参加国庆节游行的组织工作。 本来，从1949年以后，年年“五一”、“十一”都有游行，但在1956年以后，就只有“十一”才有游行，“五一”改为游园。
李永明记得，参加1949年开国大典时，学校对参加者没有多少限制，想去的人基本都能去，而且，也不用事先训练。最多，大家在去之前，要准备一些花束和旗子。但是到了1958年以后，那种相对散漫自由的游行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
到了1958年，参加游行的人，尤其是带队的老师，是需要政审的。李永明到北京市团委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老师进行政审。“思想只要是不右，对共产党没有反感、没说过一些不满的话的，基本上就可以使用。”李永明这样解释政审的标准。
参加游行的学生也需要选拔。1965年时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高一的温飚，记得那年她参加体育方阵中的“游泳大军”，她们班一共只选上了十来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又要看政治条件、家庭出身，又要求有身高，“女生都得一米六以上”。
游泳大军的服装，是一身红色的连身游泳衣。不过她们经过天安门时并不需要做游泳动作，而是以正步通过，从东标语塔走到西标语塔，有800米的正步，头向右甩，和受阅的士兵们相似。 所以，离“十一”还有三个月时，她们就已经开始了正步操练。 今天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多年的温飚，记得当年进行国庆训练时还没有停课，只是利用暑假和周末练队，但在参加过1971年国庆游行“前卫方阵”的卢英的记忆中，练队是全天候的，不参加练队的同学也都停了课——这两三个月，学校的中心任务不是学习，而是练队。操场上，在七八月的烈日灼烤下，在军事教官的严厉口令中，学生们一步一动地按军人标准抬腿、摆臂，周围常常有同学晕倒。
先是训练10人一排的队伍，后来增加到15人，30人，最终是60人的大横排面。先是在本校操场里练，后来是几个学校的队伍合起来练，然后是区里的合练，最后是全市性的通宵进行的大彩排。这么多的人肩并肩走成一排，竟然能完全走成一条直线而不变形，全仗数月如一日的艰苦踢正步。至今，已经移民到新西兰的卢英，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散步时，一时兴起，还会踢起正步来，那段艰苦训练的成果，居然已经融进了筋骨之中。
温飚记得，1965年国庆节那天，他们是早上五点就已经到达了东单附近的指定地点。早上八点以前，她们还可以坐着，可以上厕所，等到10点钟快到的时候，就要脱去外衣外裤连同鞋袜，只穿游泳衣。既然是“游泳大军”，当然要光着脚，她们是光着脚“啪啪”正步走过天安门的。她不记得脚被磨痛，只记得，那天下了大雨，她们不能抹脸，保持着队形，还要在雨中高呼着“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走到西单，队伍一散，赶紧到校车那里找衣服找鞋，已经冻得浑身哆嗦。
然而，所有这些吃苦受累都是甘心情愿的：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喜好得失，是以政治标准来衡量的，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重用，比身体上的舒适安逸不知重要多少倍。当时没听说过有谁因为训练艰苦而退出的，只听说有谁软磨硬泡非要加入游行队伍——如果是因为政治不合格不被信任而不准参加游行，那种心理阴影，何止郁闷，简直是绝望。 人间奇观 国庆游行的规模一旦定型，每次少则四十万人，多则五十万人。一般说来，如果没有阅兵，游行队伍大致由仪仗队、少先队、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国家机关、少数民族、民兵、文艺大队、体育大队等方阵组成，这些方阵中还伴有抬着领袖像和大幅标语的、打着旗帜举着花束的、开着彩车的、捧着和平鸽和举着气球的……
1949年的开国大典，30万游行军民一直走到了晚上七八点，不用说走在下面的游行者，在天安门上城楼观礼的领导人也相当疲劳。于是，后来就要求游行要压缩时间。最后确定为，从上午10点游行开始，12点结束，两个小时内必须完成。特别是有了电视转播后，这条规定就更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李永明说：“游行是对全世界直播，租的卫星。只租了两个小时，十点到十二点。如果到了点，游行还没有结束，不就会变得有头无尾了吗？领导是非常不愿出现这情况的。”
这就需要把这50万人调整到如机器一般精确。游行指挥部不但要详细地规定好各游行队伍的集结时间、指定地点，甚至会规定，集结时哪个路口在什么时间由哪一支队伍通过。指挥部还要精确计算，每支队伍每个方阵究竟有多少人，排成多少排，每一排人每分钟走多少步，步幅是多少公分。然后，他们根据自己在天安门前一步一步量好的距离，计算出队伍所需的时间。 1984年是建国35周年的大庆。在国庆前夕进行彩排时，发现整个用时超时了两分多钟。这让指挥部感到很为难，因为已经排练到了最后时刻，让谁退出游行队伍谁会愿意？一位名叫倪天祚的当年游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回忆道：“时间紧迫，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即把原规定队伍每分钟行进115步，调快到每分钟120步。”实际上，就是让军乐队在奏乐时，稍稍加快了一点节奏。 国庆这一天，当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的少先队员和组字队伍涌向天安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游行结束时，正好是中午12点，真把观礼台的上外国来宾都给看呆了：就算都是机器人，也不一定如此分秒不差！ 实际上，李永明说，他们是有各种预备方案的，其中一个是，如果队伍行进得实在拖拉，他们就要“卡队尾”。也就是说，要在队伍进入东标语塔之前，卡下一部分人，让他们绕路回去。“这部分人当然会不高兴，但他们也没办法。”——在那个年代，个人服从集体是基本的信条。为了游行队伍的整体，个人做出牺牲的例子太多了。 比如，所有参加游行的人，都希望自己排在队伍的最右端，因为这样离天安门城楼最近，看毛主席最清楚。但是必定有人是排在队伍左端，甚至是彩车的左侧，他会连天安门城楼的影子都看不见。更不用说，每辆彩车，都配备有若干个小伙子钻在彩车里，只为车辆万一熄火，他们就推车前进。干这差事，不但看不到天安门，还会被闷得透不过气。 最能说明集体意志的力量的，是在天安门广场的组字队伍。那是一支10万人组成的大军。他们用手里的花，组成一个个图案或标语。所有的人，事先要经过枯燥而艰苦的训练，按组字方案分配给自己这个位置的卡片指令，即刻举起或放下不同颜色的花束。每个人，此刻并不知道这时的动作会有什么效果，但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会看到极其有冲击力的赏心悦目的图案——一瞬间，会哗拉拉从左往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大字标语，变成一幅麦浪滚滚或钢水奔腾的风景画。
虽然每一个举花组字的人只是十万分之一的分子，但他们中有一个人错，都会在画面中显露，都会让城楼上的人看出来。而保证这十万分之一的差错都不能出，只有靠严格的纪律、长时间的训练，所有这些都要靠那个年代特有政治教育，每一个组字的小学生都懂得：如果我一个人出了错，那就会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
把10万个人练成一个人，这种人间奇观就是这样产生的。 方向标 每年国庆，北京有四十到五十万人能参加游行，还有更多的人，号称有一百万人，参加国庆节晚上的游园活动。比参加游行更幸运的人，上观礼台观礼。天安门城楼两边，各有七座红观礼台，红观礼台下面，东西又各一座水泥砌成的灰观礼台，遇上大庆时，还会有用木板搭起的临时观礼台。级别低的人，比如各省市的劳模或官员，在临时观礼台和灰观礼台上观礼，级别高的，比如国家级的劳模、官员和知名人物就上了红观礼台，能得到各种观礼台票的，每年有四五千人。而更高级的嘉宾，比如外国国家领导人，就上了天安门城楼。
但每年仍有更多的北京人不能参加国庆游行——以北京数百万人的人口，大多数人是参加不了的。如果他们又没能参加游园，就只有待在家里听收音机的现场转播了。其实家里如果没有收音机也没关系，那一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能听到广播声，尤其是在文革中，全北京遍布高音喇叭，你无论走到哪，都会听到广播员激昂的声音：“现在，是工人的队伍走过来了！……”晚上，人们会走到每一个空旷之处，伸着脖子往天安门的上空去寻找礼花。在国庆节这一天，天安门就是一个巨大国家仪式的中心舞台，而每一个北京人，都成为这个舞台的一个小小群众演员。 温飚说，她很多次去天安门都是因为参加政治活动，比如，到长安街旁列队跳着舞欢迎外国元首。林晓则记得，曾在1970年在天安门广场当过“毛主席发表5?20声明”大会的标兵，在1976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过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人大会。至于文革中为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而连夜游行到天安门，次数多得数也数不清。 而给她印象深刻的，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那一年她参加国庆游行的“前卫方阵”，苦练正步已经两个多月，眼看离国庆只有十几天时，突然戛然而止。李永明回忆到这件事，记得那天阅兵部队接到通知，连午饭都没让吃就撤走了。虽然大家都猜不出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是，什么结果也都能接受——那是一个翻云覆雨，什么可能都会出的政治年代。从那一年以后，北京不再搞国庆游行，直到1984年，为庆祝35周年大庆，搞了阅兵加游行。 正是在这一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当时，李永明正在东标语塔下的指挥车里，老远看到了这一幕，大吃一惊。怎么办，放不放学生队伍通过天安门？ “从我们组织者的意图来讲，不希望有游行方案以外的东西进入广场。进入以后都麻烦。我们得处理，而他们可能受到惩罚。”但当李永明看清了横幅上的字以后，认为，这是对领导人的赞扬，可以放过，经向天安门城楼请示，放行了。 这条写得不甚工整的横幅，引起巨大轰动，竟比那些精心准备的金碧辉煌的大标语，更打动人心。 2008年的7月，已经退休十多年的李永明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他眼里，这个他曾经度过了无数日日夜夜的广场，基本还是那个样子，变化不是很大。但是，他进入广场时，被要求安检。李永明表示很理解：“这跟形势有关。要奥运了嘛。”
李永明的另一个感受，是现在到天安门广场的人，外地人多，北京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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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上的字二:天安门上的标语是谁写的？
天安门上的标语是谁写的？
左效勤 发表在 图说历史|国内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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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前，周恩来副主席和胡乔木同志决定在城门正中间的门洞上方挂一幅毛泽东的画像，画像两侧的城墙书写巨幅标语。由于当时国徽方案尚未通过，于是又临时决定在悬挂国徽的位置上悬挂大会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钟灵当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总务处办公室主任兼会场布置科科长，大会会标和两条大标语的书写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标语上的每个字都要有房子这么大，钟灵可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两幅标语是写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呢？虽然说解放区已经流行简体字，但是刚解放，北平的大多数人还是习惯使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大多数人，钟灵决定仍然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 在做书法之前，钟灵先是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之后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字。然后，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毛玻璃，里面安上电灯泡。这样，标语挂上去并且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一清二楚。 但是，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是九个字，另一条却只有八个字。如何使它对称？这叫钟灵大伤脑筋。钟灵在实际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宽窄也并不等同，实际上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四六间稍宽，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但是在人们的视觉中，却感到左右是对称的。五百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肯定是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天安门设计的智慧之光，也射进了钟灵的心灵：两条标语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视错觉原理进行安排吗？ 这是钟灵平生第一次写这么大的美术字，他严谨而认真，用尺子和铅笔，整整写了两天，字体采用的是庄严、大方的宋体美术字。1949年9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标语的字大约有两米见方，至今钟灵还清楚地记得“中”字的中间一竖，做出来比站立的一个人还高。 开国大典之后，会标当然撤掉了，两条标语要不要撤掉？钟灵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看了看天安门的会场设计图，最后决定：把天安门两侧的标语留着好一些，但是可以把东边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一改不但包含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也使两边的标语字数相同，更加美观。 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社会上许多繁体用字都逐渐改成了简体字。1964年国际劳动节前夕，天安门标语也顺应这一趋势“化繁为简”。那时的钟灵已经离开中南海，调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任副秘书长之职，天安门管理处是通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余心清局长（也是国家典礼局的局长）找到他，下达了要把“华、国、万、岁、世、团”六个字由繁体字改为规范简体字的任务。从这次改字体后，这两条大标语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再改动过，当然灯箱的维修、更换就不止一次了。
天安门上的字三:天安门
浩浩华夏，耿耿神州，导师领袖、将帅元戎、泰斗耆宿、大家巨擘、勋臣栋梁、雄杰楷模集于一门，登于一楼，宣告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一个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共和国数十载风雨征程中的每一重大战略和举措，自然都在共和国这最明亮的窗口—天安门，有着极为鲜明的透射。小至十八个农民血红手印之微，大至治国安邦、环球发展战略之巨，都从这里发出最强音。书写天安门，也就是从这一个最敏锐的角度书写一部厚重的共和国的开国立国兴国强国史。数十载历史烟云都在这里凝聚，几万里浩荡来风都在这里幻化。一文一照示兴衰，逝水活源皆流韵；一褒一贬解成败，新芳落英俱缤纷。天安门已成了共和国的象征，既可见大江东去，洪波涌起；又可闻神兮归来，国运勃兴。天安门又是一部雄奇壮丽的史诗。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天安门举世无双的大庆典，天安门发生的神秘瑰丽的传奇，天安门上所有共和国功臣的一代大风流，天安门留给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都可谓无墨千秋画，无弦万古琴。白天，梭穿日月散烟景；入夜，漫洒河星镶金城。共和国的林岚雾霭，山巅水湄，海角天涯，都向天安门膜拜，都为天安门放歌。古代先哲歌颂天下名楼的诗、词、歌、赋、联、铭、志、传、颂、赞、咏、记可谓汗牛充栋，流光溢彩，都比不过天安门之神韵。美哉斯门！壮哉斯楼！真是天下第一门，天下第一楼也！通过天安门这最佳视角，来看伟大共和国的巨变，真可看到经天纬地之大观；而由共和国之宏图伟业返照天安门，把盏饮文字，挥毫扫千军，则显现的是一篇全新时代的登楼赋，是一部千古绝唱新《国风》！
天安门，共和国的象征。多少人为你谱写赞美诗？多少人为你绘就赞美画？多少人梦牵魂绕，希望能目睹你的雄姿，多少人站在你的面前，久久不愿离开……已经数不清是多少次了，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望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看长安街车来车往、川流不息，观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每当这时，我都会为我是一名中国人而自豪，也会为我能再次来到首都，站在日思梦想的天安门广场而兴奋不已。美好的忆念象珍珠般闪光，时刻拨动着我激情的琴弦——记得十二年前的那个国庆节。我同三十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好汉”们首次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在游览了十三陵、香山、颐和园、故宫等名胜古迹之后，我们会合到了天安门广场。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或站立在金水桥上，或相拥在观礼台前，留下了一帧帧珍贵的镜头：头顶湛蓝的天上白云、彩球，身后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还有一簇簇鲜花五彩缤纷……啊，我们为首都骄傲，为富强的新中国骄傲，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骄傲…… 斗转星移，又是一个冬天。在我北上路经北京时，我又特意小住一宿。第二天一大早，便独自来到天安门广场，伫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对毛主席纪念堂，我沉思着、低吟着。随着长长的人流，我缓步走进了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他老人家静静地躺在那儿，象一座静卧的大山那么安详。看着看着，我止不住泪流满面。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率第一代领导集体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才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步出纪念堂，我想到革命先烈的浴血奋战，想到了邓小平领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想到祖国的未来……啊，我为生活在新时代兴奋，为美好的未来兴奋，为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欢欣鼓舞…… 春天来了，我们南下归来。在一个暖风习习的夜晚，我和同伴踏着长安街路灯洒下的淡淡的银辉，再次走进了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仍是车流如织，金水桥畔还是静谧温馨。我们爱披一身灯光星辉，踏着迷离婆娑的树影，在观礼台前来回踱步，心中酝酿着歌颂天安门的诗句。广场上，大人们、孩子们欢快地谈笑着，追逐着，无数只风筝在星空飘飞。我们一行四人围坐在广场中央的中轴线上，尽情地享受着春夜的祥和和欢欣。但见北面城楼上殷红的纱灯照耀着，毛主席巨幅画像高悬着、微笑着……看南边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耸立，东边历史博物馆前香港回归倒记时牌上的数字在不停地跳跃着，周围一群游人在留影。春夜里，星空下，我们一伙男子汉海阔天空，在天安门前侃起了“大山”。从紫禁城秘闻到中国革命史，从孔孟之道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邓小平“一国两制”实现香港回归……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我们侃来侃去，侃到了一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邓小平是走向富裕的领路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我们开创新世纪……于是，我们尽情地唱起天安门的颂歌，《我爱北京天安门》那优美的旋律在春夜的广场上空回荡…… 啊，天安门，你本身不就是一曲祖国的颂歌吗？伟大的党拨去你头顶上的云霾，你站在东方浩浩的苍穹下，站在举世瞩目的世界面前，显得更加伟大，更加辉煌，更加灿烂了！ 啊，天安门——我心中的光荣！
中华民族，我最伟大的姓氏；中国，我要赞美你 赞美；山顶洞的灰烬、河姆渡和半坡的石器、夏商周的青铜、还有后来生生不息的钟鼎象形文字。五千年，我最长的年龄；中国，我要赞美你：赞美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后弈射日和愚公移山、嫦娥奔月和苍颉造字、还有代代相传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我最美丽的形象。中国，我要赞美你，赞美元典诸子百家的散文，魏晋三国建安的风骨，盛唐灿烂诗歌的风流，还有后来的宋词元明清小说和后来的百花齐放。炎黄子孙、中华儿女，我最亲切的称呼。中国，我要赞美你！赞美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开皇之治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还有更重要的今天:文功武治的太平盛世。中国人,我最响亮的名字。中国,我要赞美你；赞美 司南、火药、印刷和造纸、浑仪、简仪、地动仪和历法、圆周率、瓷器、脉诊针灸和麻沸散与五禽戏，还有更重要的今天：全面发展突飞猛进的技术。 神州，我最古老的祖国。中国，我要赞美你！赞美长江、黄河和万里长城，陶器、编钟和丝绸之路，龟甲、竹简和秦兵马俑，还有更重要的今天:天安门和鲜红的五星红旗。中国，我伟大的祖国，我要赞美你！赞美1840年的虎门销烟，1949年改天换地的宣言，1978年改革开放的起点，还有后来，后来更锦绣的前程。中国，我要赞美你！我要赞美你呵，中国！以无比炽热的心，无尚自豪的感情，以纯洁高贵的品质，深沉渊博的思想，赞美你！中国，我最伟大的母亲呵！中国，我是你最尊严的孩子！天安门，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自豪！
巍巍华夏，历五千载波飞云涌；熠熠神州，经十万阵雨骤风狂。煌煌盛世，看六十年人民中国；莽莽铁军，护十三亿百姓安康。飘我军旗，红自南昌。忠诚之旅，党指挥枪。一九二一，岁次辛酉，嘉兴红船，破雾启航。一九二七，岁次丁卯，八一晨曦，城头易将。白驹过隙，大江东去，八十二度秋风劲，战地黄花分外香。曾忆血雨腥风，长夜未央；星火燎原，朱毛会师井冈。难忘赤旗黑手，武装割据；古田烛照，新军纲举目张。挥别红都瑞金，执手乡亲父老，战略转移北上，披荆斩棘征途长。忍顾湘江血战，争看四渡赤水，雪山草地何畏，遵义会议谱新章。宝塔山高，延河水长，抗日八载，驱驰四方，金戈铁马，小米加步枪。华北初捷，笑傲太行，南国烽烟，梅岭三章，前仆后继，莫邪与干将。东渡黄河，日出柏坡，逐鹿中原，决胜三仗；弹指一挥间，百万雄师过大江。西望昆仑，月上六盘，剑倚阳关，鞭指八荒；进京赶考处，迎劲旅箪食壶浆。新中国方唱东方红，强虏窥边陲，奇兵照肝胆，雄赳赳，跨过鸭绿江。志愿军并肩人民军，剪暴于俄顷，诛逆于初萌，气昂昂，铁血胜金汤。琴心剑胆，河清海晏，是人寰，向中央。
唱我军歌，声自大江。威武之师，百炼成钢。摧锋陷阵，拔关夺隘，悲歌慷慨，龙血玄黄。曾挽国之危难，曾拯民于倒悬，脚踏祖国大地，背负民族希望。风云开合，壮士请缨，生当人杰，死亦国殇。春秋廿二，赤县千里，关山万重，鏖战沙场。风雪饥寒，穷山野营，百战余一，蹈火赴汤。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汉竹香，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乾坤荡。华年六十，政通人和，天高海阔，虎跃龙骧。保家卫国，屯垦戍边，抢险救灾，处突维稳，为民解忧，为国争光。嫦娥奔月，载人航天，两弹一星试锋芒。上柱于天，下立于渊，铁马冰河，铁壁铜墙。朝迎旭日，夕送落霞，万里边防，万里海疆。维护和平，国际救援，联合军演，任重道远，永不称霸，永不扩张。际地蟠天，壮怀激烈，昔有开国元勋十帅千将，斗雪傲霜；今朝后生可畏英雄辈出，长风破浪。千山万水，千乘万骑，举大纛，向太阳。 耀我军徽，亮自东方。人民之军，永铸辉煌。岁次己丑，新中国喜逢一甲子；盛世阅兵，天安门旌旗领钢枪。山呼海啸，扬我国威；铁甲丹心，是我栋梁。放眼寰宇，烽烟未息，四海翻腾，五洲激荡。朝乾夕惕，居安思危，枕戈待旦，经略国防。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庙堂之音立魂魄，统帅挥手指航向。芳林新叶，流水后波，与时俱进，开来继往。以军护民，以文化人，理想凝聚力量，信念铸就坚强。永固红色江山，再造绿色家园，西行九曲黄河，东流万里长江。壁立千仞，海纳百川，战无不胜，兵精将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鱼水情深，团结和畅。人民子弟兵为人民，八一精神放光芒。同歌盛世，齐颂华章，濡丹青，向炎黄。己丑即逝，庚寅新降，雄兵百万，秣马整装。方地为舆，圆天为盖，雕弓满月射天狼。吟明月之诗，咏红日之章，歌三军之志，诵六合之祥。勇哉八一，军旗飘扬，军歌高亢，军徽闪亮。壮哉八一，砥柱中流，党心所倚，民心所向。伟哉八一，万里长城，千秋大业，百代辉煌。军队，你是天安门自豪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