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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石室篇一:文翁石室
一
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八岁的小学生，来到成都找寻更高质量教学的学校。坐在公共汽车上，窗外流过的建筑是什么样，早已遗忘，甚至可以说当时就没有记忆过——深刻的记忆对于小孩大多是美好的，并且还带有些许童话般的梦的色彩——有一个建筑群却让我这么一个八岁的小孩难以忘怀。它鹤立鸡群，旁边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之媲美，它好像就是石头堆砌而成，但是这石头确实是如此的有底蕴有内涵有气质。
有个叔叔问我，他说：“小朋友，你知道这个建筑是多久建成的吗？”因为是外地来的，又加之年龄还小，便很羞涩的说道：“是三国吗？”那叔叔笑着说：“比三国还要早，是西汉时期的。”
哦，西汉，西汉……
二千一百五十一年前，汉武帝时国家空前统一和强盛，在文化教育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声令下，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兴办各级官学。当时西汉的统治者并不重视巴蜀之地的教育，而多把人力和财力用于争战。文翁所任的蜀郡，下辖15个贫困落后的县，郡府财力十分有限，想要办学，犹比登天。尽管外部条件非常的糟糕，但是蜀人有一股劲儿——求知的劲儿。经济落后点日后有机会发展，但是文化素质落后了，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日后想发展也难寻其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文翁就亲自带领下属就地取材，用当时成都随处可见的光滑石头，在城南垒筑起一石屋，取名曰文学精舍，也就是后来的文翁石室。《华阳国志·蜀志》里记载：
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曰玉室，在城南。
在兴办官学的大潮中，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在蜀人求知的追求下，一座千古丰碑正被孕育，一部华彩乐章正被书写，一个灿烂文明正被传承，一种精神价值正被开拓……
二
我在石室联中十年校庆主持时，听到了当时石室中学王明宪校长说了这么一句话：“初中在石室联中，高中在石室中学就读，那么不仅仅是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能够称得上受到了高质量的中学教育。”
此话说得一点不夸张，一点不自大，一点不主观，而是恰恰说到了点子上。远的不说，郭沫若，何其芳，曹宝华……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他们的成功，不是文翁石室的启蒙，不是文翁石室的教诲，不是收到了高质量的中学教育又是什么呢？文翁石室，可以自豪的说是中国历史上历史最悠久办学质量领先的高等学府。
文翁石室建成伊始，学校的师资亟待解决。这是办学的根本，传承的基础。文翁于是把行政上的开支节省下来，用于选派优秀的学生到西汉都城长安进行“受业博士”的培训，培训合格便回到文翁教育学生。虽然教学内容以儒家的经学史学文学为主，但是由于文翁的开放包容，提倡教育思想自由，所以教学的氛围却丝毫不封闭，学生与老师之间相互讨论，相互交流，在讨论与交流的过程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引领学生形成一种独立思考的品质。
这种“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就是在当今也是值得众多学校学习和借鉴的。为什么文翁石室可以在西汉如此多的官学种流传至今？其原因便在于从文翁石室建成起，便给这所学校注入了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具有深层底蕴的教育灵魂。任历史变迁，也无法将这样一所具有办学理念与教育灵魂的学校摧毁。时间越久，这样的办学理念与教育灵魂越发的珍贵，也越发的值得探寻。
这样的一种文化内涵，不是哪个学校靠着高压锅似的学习日程安排和奥斯维辛似的集中学习的所谓“模式”能够超越的。如果只是通过高压锅似的学习日程安排和奥斯维辛似的集中学习的所谓“模式”以图达到某种经济和名誉效益，那么对于这种学校是可悲的，对于中国的教育进步更是阻碍性的。同时，这更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三
教学，说到底，就是文明的传承和精神价值的延续。文明与精神价值的支撑，则是一种人格力量的贯穿始终。这股力量，就是一种魂。这样的魂一旦散了，就是再美的花，再动人的旋律，再感人的诗句，也不可能流传数千年。而这样的魂，便是具有某种文化力量的教育者所注入的。而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提的两位文化大家——司马相如和杨雄。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司马相如：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司马相如当时被派出使巴蜀，安抚当地少数民族。这对于司马相如来说可谓一箭双雕。其一便为出使，其二则为能前往文翁石室。来到文翁石室，面对着这如此生气的场景，心里不免为之一颤。加之文翁的邀请，当下便做出决定，在文翁石室讲授知识。在斜阳草树边，司马相如与学生日出而歌，日暮而作，谈诗论赋。在石室里讲授经学。司马相如把它的潇洒与浪漫全情灌注与文翁石室。
百年后，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杨雄踏入了文翁石室的大门。他有着“文章冠天下”的美誉。扬雄认为儒家之礼为大，主张以道德为师友的前提，以仁义为朋友的基础。作为一代文豪，杨雄既落拓不羁，却又在儒学上要求严谨。不仅如此，杨雄还通《易经》、《老子》，善辞赋。就是这样一位多方位精神互补的文化大家，给文翁石室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这也是为什么日后的石室人要比其他学校的人要更懂得包容，更容易适应，更能够创新，更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原因。
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
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
人心未肯抛膻蚁，弟子依前学聚萤。
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
诗人裴铏的《题文翁石室》至今也照耀着中华大地上这一支奇葩。
谁能保证一代一代的教育家门挥洒的汗水与播种的心血，一定能滋养出文明点花朵，而这些花朵又世代流传而不凋谢？毕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教育目标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甚至有时在黑暗中教学。作为传递薪火的教师的水平，也日渐的趋于退化。教育者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倘若司马相如的潇洒与浪漫，杨雄的包容与严谨没有在当时注入文翁石室，后果不堪设想。何谓育人？这是当今中国教师们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仅仅是传授一种知识吗?如果仅仅是为国家输送工作机器，那又何必需要学生这么多年的学习？那么如果不仅仅是传授一种知识，不仅仅是学“术”，那么到底应该传授什么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得深思。文翁石室的文化底蕴和精神价值只得探索。在历史的潮流中，文翁石室琅琅的书声喷发出的是文明前进的步伐。
四
历史的作用在于借鉴，而非受制于历史。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校，最担心的便是被历史禁锢，僵化。在历史的基础上实现腾飞，文翁石室，不愧为当代教育的一枝奇葩。文翁石室，因时应事，顺应时代教育发展潮流，积极推进教育机制改进。进行一系列教育自觉，教育自信，教育自强的重大举措。对教育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教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教育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立足时代和实践新发展，以新的视角认识中学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文翁石室融其优良传统与现代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为一体，经过几届领导班子和全体教职工的努力，形成了一套具有石室特色的办学思路和具体的操作模式。并于两千零二年春，石室中学设立国际部，加强国内外文化教育交流，逐步迈向了国际化的旅程。
五
教育，是一个国家整体素质的根本。离开了教育谈政治经济，都是空洞的易碎的。国家的希望在于少年，而少年的成长与进步则在于教育。如同一个人是否具有优良的品格，其关键还在于他的家庭教育如何。倘若家庭教育都是一塌糊涂的，试问此人成为人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一个人在未接受教育之前仅仅只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真正意义上的人则需要有独立的思维，丰富的心灵以及高贵的灵魂。然而要具有这样的品质，非教育不能具备。但是如果教育本身都不具备独立的思维，丰富的心灵和高贵的灵魂，又怎么能使学生具有此种品质？
十年前，如梦一般的路过文翁石室，仿佛是前世有缘，等待着那一刻的相遇。或许是前世修得的缘分不够，我只能与文翁石室有一次回眸，便擦肩而过。但是，有过一次擦肩的回眸就已足够。因为文翁石室不属于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而是属于中华文明。能成为文翁石室的学子，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缘分。在文翁石室沉淀的底蕴中吸取养分，在文翁石室升华的精神里吸收阳光，这是一种福分，也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使命。
探索文翁石室的历史，是追寻教育文化的脉络，是探寻精神价值的源泉。只有了解了教育文化的脉络才能将教育文化传递创新；只有洞察了精神价值的源泉才能将精神价值传承深化。当我们的教育明晰了这样一种教育文化与精神价值，才能在世界之林开拓领先的未来。
文翁石室，志存高远，追求卓越。文翁石室，是历史与传承；是现代与创新；是未来与开拓；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是教育的旗帜，是传承的火种，是科学教育的实践者。
已过世的季羡林老先生曾经这么评价文翁石室：古今一校，扬辉千秋！
文翁石室篇二:文翁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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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
2建校历史
3历史渊源
4相关故事
5名称更替
6著名校友
7后人评价
8校歌、校徽及校庆
9文翁简介
9.1历史记载
9.2历史地位
文翁石室即现在四川省成都的石室中学。一进大门，就看到“文翁石室”四个壁窝大字的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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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文翁石室
据相关人士透露，他们是两千多年前从文翁创办“官学”算起的。校园宽敞明净，郭沫若少年时代曾在此读过书，学校后院有校史陈列室，还有学生会，是郭沫若题的匾额“求实务虚”四个挺秀的大字，两旁对联是：“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当文翁主持四川的政务时，虽然早已有了都江堰的建设，川西平原的农业生产有了发展，而且同时代也出现了像司马相如这样的大文学家，但整个说来，四川仍属边陲，文化很不发达，《汉书》所谓“地辟陋有蛮夷风”。
两千多年来，此学校名称曾多次更改，教育制度多有变化，但校址永远不动，良好的学风一直传承。这是教育史上罕见的奇迹。中国的第一所公立学校，在原址屹立了两千年之久。今天的成都石室中学，其校史，竟向前延伸达两千多年。不知海内外有几所学校可与之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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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历史
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1年间，蜀郡太守文翁曾创建文翁石室，是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石室”创立不久，即以学风卓荦，人才辈出而名冠西南。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令全国效仿文翁兴办学校。二百多年后东汉安帝时的一场火灾，石室连同成都城一起遭到了严重破坏。直到公元194年才由蜀守高氏予以修复。同年，发生了着名的“州夺郡学”事件，石室被辟为益州州学。公元994年后蜀开始在石室刊刻石经，北宋时继续补刻，直到宣和年间才将十三经全部刻完。明末清初，张献忠据蜀，石室俱成瓦砾。1661年当局在文翁石室旧址建立府学。有清三百载，四川学校实际以此为首。
康熙年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此建锦江书院，直至1902年四川总督岑春煊改之为成都师范学堂，癸卯学制施行后又改成都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成都联合中学。1940年2月，学校更名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学，1948年年被评为全国优良示范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9月，学校再更名为成都第四中学。文革中，石室中学第三次遭到毁灭性破坏，清代修建的所有建筑均不复存在。1983年4月恢复石室中学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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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渊源
文翁石室
孔子是春秋时代有名的教育家，三千子弟，七十二贤人。那时的天子和诸侯们忙着争夺王位，扩展领土，无人关心教育。孔仲尼在曲阜办的杏坛大学，是私学。而由地方政府拨款，兴办官学的第一位教育家是文翁。那是区域性的地方官学。
文翁是安徽舒城人。文翁是被西汉景帝刘启派到成都去任蜀郡太守的。舒城是春秋时的舒国，早已受到过中原先进文化的熏陶，而四川受中原文化影响晚一些。文翁上任后，感到四川文化落后，便选派了一批聪颖的青年官员，带着四川的土特产作为束修，到长安去，向博学的文士们拜师求学。这批青年学成归来，文翁便委派他们当教师，这是中国的第一批专职教师。文太守在成都市区，用石头建造了一幢校舍，这就是中国的第一所公立学校，蜀郡郡学。后人把这所学校称为“文翁石室”。据考证，文翁石室创立于耶稣出生前141年，距今已将近二千一百四十五年了。 文翁对入室受业的学生，给以减免赋税徭役的奖励。成绩好的学生，结业后可以分配到各级政府中工作。文太守每次出巡，都带着在校学生们一道，去各地考察民情，充实知识，多方鼓励青年读书求学。经过文翁不懈的努力，文太守属下各地方，也相继办起了许多乡学。蜀郡文风大盛。原来华夏文风最盛的是齐郡，此时，人们便把齐与蜀，并称为华夏的两大教化之邦。文翁办学教化民众，深得四川人的赞誉蜀人把文翁和李冰父子，并颂为“李冰治水，文翁化蜀”。
文翁的郡学开办17年后，汉武帝刘彻看到文翁办学成功，决定推广文太守的经验。下令全国，普遍兴办文翁石室式的官学。出土的汉代石刻画像中，有文翁讲学图。五代时的后蜀孟昶，曾用了8年时间，将文翁石室的教材《十三经》，刻了几千块石头，让学生们摹拓。现在还残存若干块，保存在博物馆里。由文翁石室的蜀郡郡学，到今天的成都市石室中学，两千多年了，石室的薪火不断。古代有司马相如求学石室精舍，当代的革命家兼学者郭沫若、李一氓，都曾在此领受过文翁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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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故事
孔子是春秋时代有名的教育家，三千子弟，七十二贤人。那时的天子和诸侯们，大概都在忙着争夺王位，扩展领土，没有人抽空关心教育，无意兴办公立学校。孔仲尼先生在曲阜办的杏坛大学，是私学。学生家长付给老师的报酬，不叫学费，更不是漫无边际的赞助费，叫束修，捆捆扎扎，一把肉干。由地方政府拨款，兴办官学的第一位教育家是文翁。那是区域性的地方官学。
文翁是安徽舒城人。我曾去成都，拜访过我的这位乡先贤。文翁是被西汉景帝刘启派到成都去任蜀郡太守的。舒城是春秋时的舒国，早已受到过中原先进文化的熏陶，而四川受中原文化影响晚一些。文翁上任后，感到四川文化落后，便选派了一批聪颖的青年官员，带着四川的土特产作为束修，到长安去，向博学的文士们拜师求学。这批青年学成归来，文翁便委派他们当教师，这是中国的第一批专职教师。文太守在成都市区，用石头建造了一幢校舍，这就是中国的第一所公立学校，蜀郡郡学。后人把这所学校称为“文翁石室”。据考证，文翁石室创立于耶稣出生前141年，距今已将近二千一百四十年了。
文翁对入室受业的学生，给以减免赋税徭役的奖励。成绩好的学生，结业后可以分配到各级政府中工作。文太守每次出巡，都带着在校学生们一道，去各地考察民情，充实知识，多方鼓励青年读书求学。经过文翁不懈的努力，文太守属下各地方，也相继办起了许多乡学。蜀郡文风大盛。原来华夏文风最盛的是齐郡，此时，人们便把齐与蜀，并称为华夏的两大教化之邦。
文翁办学教化民众，深得四川人的赞誉。蜀人把文翁和李冰父子，并颂为“李冰治水，文翁化蜀”。
文翁的郡学开办17年后，汉武帝刘彻看到文翁办学成功，决定推广文太守的经验。下令全国，普遍兴办文翁石室式的官学。
出土的汉代石刻画像中，有文翁讲学图。五代时的后蜀孟昶，曾用了8年时间，将文翁石室的教材《十三经》，刻了几千块石头，让学生们摹拓。现在还残存若干块，保存在博物馆里。
由文翁石室的蜀郡郡学，到今天的成都市石室中学，两千多年了，石室的薪火不断。当代的革命家兼学者郭沫若、李一氓，都曾在此领受过文翁之惠。
两千多年来，此学校名称曾多次更改，教育制度多有变化，但校址永远不动，良好的学风一直传承。这是教育史上罕见的奇迹。中国的第一所公立学校，在原址屹立了两千年之久。今天的成都石室中学，其校史，竟向前延伸达两千多年。不知海内外有几所学校可与之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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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更替
“文翁石室”创立不久，即以学风卓荦，人才辈出而名冠西南。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令全国效仿文翁兴办学校。二百多年后东汉安帝时的一场火灾，石室连同成都城一起遭到了严重破坏。直到公元194年才由蜀守高顺予以修复。同年，发生了着名的“州夺郡学”事件，石室被辟为益州州学。公元994年后蜀开始在石室刊刻石经，北宋时继续补刻，直到宣和年间才将十三经全部刻完。明末清初，张献忠据蜀，石室再次受到毁灭性破坏。1661年当局在文翁石室旧址建立府学。有清三百载，四川学校实际以此为首。康熙年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此建锦江书院，直至1902年四川总督岑春煊改之为成都师范学堂，癸卯学制施行后又改成都府中学堂。1940年2月，学校更名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学，1948年年被评为全国优良示范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9月，学校再更名为成都第四中学到1983年4月恢复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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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校友
郭沫若：文学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李一氓：革命家，原中顾委常委、中国对外交流协会会长
吴国桢：民国末期上海市市长
周太玄：科学家
贺麟：哲学家
李劼人：文学家，1949年12月30日后成都市首任副市长
王光祈：音乐理论家
何其芳：文学家（在石室教授国文）
曹葆华：文学家（在石室教授英文）
钟山：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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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评价
《汉书》上明确记载：“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列选的中国古代教育家29人中“文翁”这一条目中写道：“中国西汉蜀郡太守，汉代郡县学的发韧者。”“文翁兴学的成就，不仅培养了一批吏材，如张叔，汉武帝时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而且推动了邻近属县的兴学，如‘巴汉亦立文学’。蜀地此后出现司马相如、扬雄等知名才学之士，与文翁兴学造成的社会风气亦不无关系。景帝嘉奖文翁兴学，‘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至武帝，又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文翁兴学，实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政府设立学校之始。”
《汉书·循吏列传·文翁传》中，记载了文翁兴学的经历。其主要经验有两点： 其一是“师资高”。他开放地培养师资，派张叔等十余人，到京都受业于博士，深入研习儒学经典，学成归蜀，大都成为一代名师。文翁石室一直重视师资培训，并吸引全国知名学者来石室任教。名师才能培养高徒，高徒又能促进名师。文翁石室的教师不仅道德高尚，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施教，艺术性强。学生听课，如坐春风。“师资高”，成为文翁石室的突出特色。
其二是“学风严”。 首先学校招生是“择优录取”。文翁石室不是为贵族子弟开设，由于“择优录取”，进入学校的多是一般老百姓的子弟，体现了“教育平等”。文翁办学十分注重让教育“回归生活”。一方面，要求学生刻苦读书；另一方面，强调参加社会锻炼。要关心民间疾苦、政策实施。“学风严”，不仅体现在“攻读经典”，而且体现在“社会实践”。
《华阳国志》中写到，文翁任蜀郡太守期间，一方面“修兴水利”，将都江堰灌溉系统扩大，“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同时，又“兴办学校”，重视人才培养。兴修水利以发展经济，兴办学校以培养人才，两者实为相关互补。
班固在《汉书》中写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郭沫若（原中国科学院院长、杰出校友）撰写楹联：“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艺术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还在《蜀道奇》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杨雄与相如。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
流沙河：“和都江堰一样，文翁兴学的功绩至今泽及后世。”
季羡林（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为石室中学题辞：“古今一校，扬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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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校徽及校庆
校歌
石室中学校歌由原校长叶长坚作词，作曲家刘文晋谱曲。
歌词如下： 穿越历史风云，历尽时代艰辛，植根中华大地，屹立锦江之滨。
啊，石室。文翁永存伟业，学风辉耀古今。
荟萃无数英才，哺育万千先驱，明窗翰墨书声，光大石室精神。
啊，石室。学子勤奋进取，志在中华振兴。
校徽
石室中学的校徽是有“石室”二字组成的钟状的标志。
校庆 石室中学的校庆是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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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简介
文翁
文翁（前156～前101） ，名党，字仲翁，西汉官史。庐江郡舒县（今安徽舒城县）人。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兴贤能、修水利，政绩卓着。为纪念文翁，在枫香树村附近原文冲小学现改名为文翁小学，原枫香树中学改名为文翁中学。
历史记载
汉初四川成都一带为边陲。文翁治蜀首重教育，选派小吏至长安，受业博士，或学律令，结业回归，择优“为右职，次举官至郡守刺 史者”；在成都兴“石室”，办地方“官学”，招下县子弟入学，入学者免除徭役，以成绩优良者补郡县吏，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班固在《汉书》中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据《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在任职期间，带领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是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由于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蜀郡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
后世人缅怀文翁，蜀立专祠岁时祭祀；由于当时舒县属于庐江郡，故庐江城建乡贤祠（移建易名忠义祠），首立文翁崇祀，以启后贤。
历史地位
文翁被誉为教育史上一颗明星。
在写中国教育史时，应把文翁大书一笔。在安徽的历史上，有两位办教育的名人，一位是现代的陶行知，他几乎与孔子齐名，被誉为当代的孔夫子----陶夫子。宋庆龄为了纪念他，亲笔题了“万世师表”四个字，陈列在歙县 “陶行知纪念馆”，这是大家知道的。还有一位就是文翁。所不同的是，陶行知本人是教育家，而文翁是作为地方官员兴办教育的。但知道文翁的人却很少。
《汉书》，在“循吏传第五十九”中，介绍了六人，文翁列在第一，依次为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六人中有三人是安徽人，文、朱皆庐江舒人，召为寿县人，都是西汉治理地方有卓见有政声的人物。《汉书》对文翁的介绍仍然简略。多年想更多地搜集有关文翁的材料，遍求而不可得。
文翁石室篇三:【书厂】尊经书局：源远流长，尊经锦江（上）
关于尊经书局名称的来由，邓文锋在《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称：“因附设于四川成都尊经书院内，故名。”因此，要讲述尊经书局，则首先要提到尊经书院，而尊经书院则跟之前的锦江书院有较大的关系。锦江书院又建在了文翁石室旧址之上，因此，这个故事又要从文翁讲起。
西汉景帝末年，皇帝任命文觉为蜀郡太守，于是他就来到了成都。文觉字仲翁，后世称他为文翁。文翁本是庐江舒县人，他从少年之时就喜欢研究《春秋》，在经学史上他被目之为今文经学家。文翁对四川的文化启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华阳国志·蜀志》中称：“文翁为蜀守……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俊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
文翁授课雕像
这句评语足够高大，四川的开蒙竟然是文翁之力。《汉书·文翁传》中也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而文翁在成都当地所做的具体措施之一，则是“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这句话说，文翁用石头盖起了一所房屋，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用石头建房屋呢，李殿元所著《从文翁石室到尊经书院》一书称：“学校之所以要建成石室，是因为学校有藏书，古代为了防火，在藏书的地方往往以石料筑室。”
校庆二千一百四十年纪念
由这段话可知，早在两千多年前，四川就已经开始有了官府藏书。因此，文翁所建的石室应当是四川藏书史的源头。李殿元在他的专著中又作出了这样的比较：“由于文翁石室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在文翁‘石室’的旧址上建立学校，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成都石室中学就是原文翁办学的旧址。这种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两千多年的情况，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文翁石室典雅大门
所以，文翁石室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学校，其历史较之埃及的艾兹哈尔大学更为悠久。”正是由于文翁建立的这所学校，才使得四川当地的文化程度可以跟中原比肩。到了汉武帝时代，皇帝下令，各地的郡国都要建学校，而文翁是这些学校中的第一座。此事记载于《汉书·文翁传》中：“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石室门前街景
文翁石室几经变迁，到了清康熙四十三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为了振兴蜀学，在文翁石室的遗址之上，重新建起了学堂，将其命名为锦江书院。书院建成后，刘德芳写了篇《锦江书院记》，他在此记中讲述了成都一地文化的历史，而讲到锦江书院时，其称：“爰度郡黉右偏有隙地，败砾芜烟，岁久未治。乃蠲俸金创置，为门几楹，为堂筵斋讲，为藏书之轩，为宾师之位，为东西号舍，为庖湢游息之所。属成都令田君轩来、温江令邱君璋董其役。凡五阅月而讫事，工不知劳，民不知费。既落成，披之舆乘，访之故老，盖石室故址也。”
学校门口悠闲的市民
原来，刘德芳最初看到的是一块荒芜的废地，于是他捐款在当地建房，最初的目的也是用作藏书，而后，又在藏书楼的两侧建起了教室，经过五个月的努力，终于落成，而锦江书院正是建在“石室故址”之上。对于这个说法，清嘉庆二十一年所刻《四川通志》卷九十七中可证：“锦江书院在成都府学明伦堂后汉文翁石室故址。明末，古制尽毁。国朝康熙四十三年，按察使刘德芳建，讲堂、书斋、客厅、号舍毕备。有记。嘉庆十九年，知府李尧栋仿古制建石室于讲堂后。”
别致的介绍牌
《四川通志》上的这段记载，直接由康熙四十三年跨越到了嘉庆十九年，其中在这两者之间的乾隆三十九年，当时的四川学政吴省钦也对锦江书院作了维修，而后他写了篇《重建锦江书院讲堂碑记》，其中第一段为：“古术序、党庠、家塾之制，左右相向，俱在堂以外。后世太学之堂曰‘彝伦’，曰‘明伦’，郡县则皆立‘明伦堂’，堂即学也。书院与郡县学不同，始于唐，盛于宋。其堂曰讲堂，则自汉文翁始。”
《石室颂》
吴省钦接着讲到了重新建造锦江书院的情形：“今成都锦江书院，传是石室旧址。稍东南十余步即文庙，庙故礼殿，其南直府学，宋祁称石室，置翁像，在礼殿右庑。窃疑石阙石柱在堂前，室在堂后，翁又不宜自置像，或祁所见，即高朕增立者，而非翁所立室。虽殿堂室相距不远，而以今书院为旧讲堂则尤信。”经过一番考证，吴省钦确认当时的锦江书院就是建在文翁石室的旧址之上。
石室沿革
锦江书院属于官学，这里的生员分为三个档次。胡昭曦在《四川书院史》中说：“学生从全省秀才以上生员中挑选，采用王安石创立中央太学的三舍法，实行正课、附课、外课升舍考试制度。初时，定正课50人，附课20人、外课20人左右（为候补性质）。正课生月给米1.5斗、银1.5两，附课生减半。”由此可知，这里的正式学生有五十名，每月还要发米发钱，而附学生则所有条件减半，其中的旁听生被称为“外课生”，胡昭曦在文中没有提到这类学生待遇。有的资料上说外课生学校不发任何的钱粮。当时的成都府学其实也建在文翁石室之上，故而胡昭曦说：“成都锦江书院与成都府学互为表里，实际上是一个大院开两道门，挂两个招牌而已。”
石室赋
锦江书院虽然在四川一地颇具名气，但因为是官学，在管理方面一直存在着问题，同时还由于地域狭窄，无法进行扩建，同治十三年四月，丁忧在籍的工部侍郎薛焕联合了十五位官绅，上书给四川总督吴棠和张之洞，要求重建一所书院。关于此事的起因，李赫亚在《王闿运与晚清书院教育》一书中说：“创立尊经书院的动议酝酿于同治末年。其时成都已有四川的最高学府――锦江书院，然其规模狭小，设施陈旧。且其院生主要学习八股制艺，以举业为求学依归，学生‘附时文外，不知读书，至毕业不知《史》、《汉》’。院中管理松懈，学规废驰。”
文保牌
薛焕的提议受到了吴棠和张之洞的支持，到了光绪二年，张之洞写了一篇上万字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张在此记中首先回顾了建设尊经书院起因：“同治十三年四月，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光绪元年春，书院成，择诸生百人肄业其中。督部盱眙吴公与薛侍郎使之洞议其章程，事属草创，未能画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比之洞将受代，始草具其稿，商榷定议。”
校园一隅
张之洞的这篇文章是以问答体的形式，假设学生向他提问，而后他在各个方面予以回答。这些问题的第五个为“知要”：“诸生问曰：‘经学、小学之书繁而难纪，异同蜂起，为之奈何？’曰：‘有要。使者所撰《輶轩语》、《书目答问》言之矣。犹恐其繁，更约言之。经学必先求之《学海堂经解》，小学必先求诸《段注说文》，史学必先求诸‘三史’。总计一切学术必先求诸《四库提要》，以此为主，以余为辅，不由此入，必无所得。’”学生们问经学、小学的书数量太多了，不知道从哪里读起，于是张之洞就建议学生们读自己所纂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輶轩语》是张之洞在四川作考官时，写给当地生员的一本品德书，他在书中谈到了自己的读书经验，以及要求生员在道德方面的具体做法。
这个雕像我没看懂
而《书目答问》其实是后世所说的读书指南，此书就是张之洞专门写给尊经书院学生者，里面列举了两千多种书，从内容上仍然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但他却在里面单独将丛书分出，这就变成了五部分类法，这种分类方式为此后的古籍编目所尊奉，故而《书目答问》在目录学史上有着极具重要的价值，但这个价值是张之洞始料未及者，因为他列书目只是为了让学生们找到读书的门径，在他该书的《略例》中说道：“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
新的刻石
看来，张之洞认为学生们读他所作这两部书，无论从品德修养，还是读书门径方面，都可以找到方法，但他同时也承认，自己所编的《书目答问》所列之书数量太庞大了，所以他建议学生们，如果觉得《书目答问》上的书读不过来，那就可以先去读阮元的《学海堂经解》，其实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皇清经解》。张之洞同时又建议，研究小学可以先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来下手，由此可见，他对学生如何在经学上入门，下了很多心思。
源远流长
张之洞所写的这篇记的第十七条是“惜书”：“书院所储之书，监院有籍。（除官发外，使者捐置二百余部。）二人掌之，增其月费。凡书必责掌书者题其前额，违者罚；不如此，不能检不能读也。岁一更，不得留，不得用本城人为。其居于外，也不得借出院。掌书须择晓事者，不可滥，尤不可吝也。若遗失，勒限领书者借觅钞补，不能补者罚，掌书者无罪。其罚，卷多者每函一月月费，卷少者每部皆以一函论，尤精秘者酌增。若罪掌书则固闭不出，罚过重则人不敢领，失书犹可，束书不得读不可也。”
校园真美
张说书院藏有不少的书籍，并且其中的二百多部是他个人捐赠者，而后他提出了这些书的管理办法，尤为有意思的是，他所要求设立的两位图书管理员，只能任职一年，并且不能连任，同时还规定不能用本城人，也不得借书出外。在这段话的后面，张之洞还写出了这样一段小注：“局刻书板藏于院者，印售时视纸料定价三等，刻‘刊’播宣示。若经费充足，凡切要同看之书，院中须各置十许部，若注疏、经解、正史、《通鉴》、《提要》、《说文》、《玉篇》、《广韵》及考据家最著之书，周秦诸子、大家文集之属，虽费数千金，其效甚钜，不足靳也，姑俟异日。正史即坊本亦可。”
匾额及门牌号
由这段话可知，尊经书局的书版就藏在书院之内，并且刷版所用纸张分三个档次，可惜他没有说出来使用了哪三种纸，同时他要求将书院所刷之书，重要的部分要每种都要留下十几部自用，看来，当年尊经书局刊刻之书除了对外售卖，也有一些用于本院的教学。
其实，尊经书局的刻书之举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跟王闿运掌管该院有一定的关系。光绪初年，尊经书院初创，张之洞就请王闿运来作主讲，但那时，王闿运正在撰写《湘军志》，所以他回绝了这个邀请。而后，丁宝桢升为四川总督，他又几次写信给王，请他来任教，王在写完《湘军志》后，终于来到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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