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节日作文】
篇一:[王稼祥为何不被重用]建国后王稼祥为何能得到重用 听毛主席的一番讲话就明白了
篇二:[王稼祥为何不被重用]任弼时为何受重用
任弼时为何受重用：有国际背景 肃反时支持毛泽东
2011年11月19日 09:12来源：书屋 作者：单世联
字号:T|T
137人参与2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第一，资历老意味着在党内有威望，说话有人听；第二，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与毛的一方面军没有直接关系，用他既可避嫌，也可反映出“五湖四海”干部政策；第三，他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给党内的印象似乎有国际背景。但他又不是王明集团的人，在苏区肃反中是支持毛的。
文章摘自《书屋》2000年第4期 作者：单世联 原题为《近距离的观察》（有删节）
任弼时的崛起
任弼时一九四○年三月与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随即受命领导“七大”筹备工作。四一年九月任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三年三月，成为中央书记处三个书记之一(另两位是毛、刘)。胡乔木认为，任弼时之受信用，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三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些微妙的关系，其他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P70)
什么微妙关系？第一，资历老意味着在党内有威望，说话有人听；第二，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与毛的一方面军没有直接关系，用他既可避嫌，也可反映出“五湖四海”干部政策；第三，他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给党内的印象似乎有国际背景。但他又不是王明集团的人，在苏区肃反中是支持毛的。
党是一个战斗集体，它需要选拔立场坚定而又干练有为的干部。但既然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山头林立、派别纷繁的结合体，仅仅靠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是不能紧密聚合的，这就要求选拔干部要考虑到各个山头、派别的利益。革命时代当然不会庸俗到“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的程度，但平衡各方势力仍是任用干部的首要因素。
任弼时的崛起主要在于他能起“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与刘少奇、康生相比，任不是毛的心腹亲信，所以对他的“信”取决于他的“用”，如果不能“用”，就要请他下来。转战陕北时，任弼时为中央纵队司令，因为部队去向问题而与毛吵得很厉害，尽管任的出发点是为了毛的安全，但他居然敢与毛吵架，就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不敢和毛吵架的周恩来。
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对毛与王明等人的斗争的理解之一，是毛对中共独立性的维护。但实际上，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和服从是历任中共领袖的原则。这一点，杨奎松先生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有详细研究。
延安整风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有功人员，或极受重用(刘少奇)，或得到谅解(如王稼祥)。“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毛与党内“莫斯科派”较量的成果，是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的标志。但“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苏联报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思想，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删去，并且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P329)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要求把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换成别的词；一九四九年三月，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讲，不要把他和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并列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大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就不好。”(P328)一九五○年，毛在修改《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时，一律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等用语。
毛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口头上不讲，并不是心中不坚持。毛一直非常看重自己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相信他所开创的革命道路对落后国家的革命有普遍指导意义，建国一个月，他就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而且，不提“毛泽东思想”不等于不歌颂毛泽东，就在他挥笔删去“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时期，还在宣传口号中加上“毛主席万岁”提法(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P3，南方出版社，1999年)。
所以，毛对斯大林肯定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时，毛深受鼓舞；而当一九五四年，苏共在翻译《毛泽东选集》，删去一篇文章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段话时，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533─534)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上，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共在理论上的贡献，毛干脆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
中国革命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只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不能讲，以毛这样一个不服输的坚强性格，当然心潮激荡。中苏意识形态的论争，在它的蜜月期就埋下了。
.an{background-image:url(http://res.img.ifeng.com/58114ce5495e21c0/2011/1102/rdn_4eb0f7f96d1ed.jpg);}
相关新闻：
·港11月举行国际美酒展 展出毛泽东饮过的国宴酒
·沈志华：国际冷战与毛泽东的外交选择
·建国后毛泽东如何与国际“接轨”：访苏穿黑西服
·1964年毛泽东“三线”构想背景：刘邓要改善民生
毛泽东国际影响：东欧领导人排队见毛
毛泽东保护老战友 派四元帅研究国际形势
石立
篇三:[王稼祥为何不被重用]1962年王稼祥为何被撤
1962年王稼祥为何被撤
不赞成困难时期盲目援外
核心提示：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
本文摘自《人民文摘》2009年第3期 作者：罗雪挥 原题为：1962年王稼祥缘何被撤职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毛泽东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国的内外交困中，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关头表态。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王稼祥25岁便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再一次面临担当与抉择。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静。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果，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她认为丈夫王稼祥是一个富于思考的人，看见一些事情对党和人民不利，他认为自己不说话，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这是王稼祥在1943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说过的话。在该文中，王稼祥首次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曾经屡次挽救过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是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实上终结了。
王稼祥不久便被实际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王稼祥搬离了中南海。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软禁，朱仲丽被“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康生提出要彻底砸烂中联部这个“三降一灭”制造厂。王稼祥难以承受和应对，由于极度紧张，他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他不断地喊：“我没有罪！”朱仲丽记述说：“入夜，他仍不时地惊叫。”1974年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