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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儿子篇(一):精神弑父——胡适的儿子留大陆之后
1948年12月，胡适坐上蒋介石指派的飞机，离开北平，前往南京。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胡适写到：“儿子胡思杜留下在北平，没有同行。”在这种时刻，胡适选择离开。他曾通过陶希圣给蒋介石捎话说：“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刻，与蒋总统站在一起。”
令人吃惊的是胡思杜的选择。在给胡适安排的飞机上，蒋介石已经安排了胡思杜的座位，而且，胡适夫妇也竭力劝胡思杜跟他们一起走，但儿子却没有听从父亲的话，胡思杜最终选择了留下。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背后隐藏的其实是父子俩对当时政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判断。胡思杜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其父在思想、精神上的背离。
胡适做出这种选择，源于他的思想。对于当时两大党派的争斗，胡适认为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与苏联式的集权、恐怖与残忍之间的较量。虽然当时国民党有种种不如意之处，但“两者相害权其轻”，胡适最终选择了国民党。
而胡思杜为什么会选择留下呢？
左翼青年胡思杜
担任过胡思杜家庭教师的罗尔纲曾对他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们根据他（胡思杜）临死时给亲人的信，再回首检查他一生，他童年时就喊打倒帝国主义，就尊敬鲁迅，他为什么在美国留学遭美国要驱逐他，他为什么不肯随父母离开祖国，不是都清楚了吗。
在这里，罗尔纲提到了胡思杜的三种经历：喊打到帝国主义、尊敬鲁迅、遭美国驱逐。
打倒帝国主义，是1920年代兴起的口号。据相关学者研究，“反帝”这个口号，是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时期提出并要求执行的。对于这个口号，胡适是不赞同的，这可以通过胡适与陈独秀、梁漱溟等人的争论中看出来。
据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中记载，1925年，胡适与陈独秀曾就“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展开激烈争论。陈独秀曾质问胡适：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面对陈独秀的质问，胡适的回答是：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
1930年，胡适在《新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指出，中国真正的敌人既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封建主义。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
胡适的这篇文章遭到了梁漱溟的质疑，但胡适坚持自己的主张。在胡适看来，把中国的敌人指向帝国主义，未免太指责外人而不是反省自己，把责任推给洋鬼子是缺乏历史事实的皮相之见。胡适曾质问到：如说贫穷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
胡适是从不喊打倒帝国主义这样的口号的，而胡思杜则高喊反帝的口号。这可以看出父子俩思想上的差异。
与此同时，胡思杜是尊崇鲁迅的。回首1930年代的历史，那些左倾的思想青年，大都经历过崇拜鲁迅的历程，当时的胡思杜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据罗尔纲回忆：
思杜告诉我，有一次，那是个冬天，鲁迅来北京，到胡适家探访，在将进书房时边笑边说：“卷土重来了！”思杜赶着去帮他接大衣。胡家来客，有多少显贵，我从不闻说过他给哪一个接大衣。
在当时，鲁迅是左翼文坛的领袖。而当时的胡适，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罗尔纲还说：“鲁迅在30年代初经常在报上用杂文骂胡适，他们多年不见了。”这一时期的胡思杜，崇拜鲁迅，恰恰证明了胡思杜的思想倾向。
1941年，胡适设法将胡思杜带到美国留学。留学时期的胡思杜，遭到了美国的驱逐。要知道，胡思杜可是驻美大使胡适的儿子。按照罗尔纲说的说法，这与“他童年时就喊打倒帝国主义，就与尊敬鲁迅”有关。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胡思杜，跟胡适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胡适对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很不以为然；具有讽刺意昧的是胡思杜却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在1930年代，胡适与鲁迅分属不同的思想阵营，胡思杜似乎又站在了鲁迅一边。1940年代，胡适曾是广受美国人欢迎的驻美大使，而胡思杜却遭到了美国的驱逐。
由这些细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思杜，而是一个充满爱国激情的左翼青年形象。可能正是由于胡思杜的这种思想倾向，使他对于新政权充满好感与期待，因此，他最终选择了留下。
父子间的矛盾
除了思想左倾之外，胡思杜选择留下，似乎还与父子俩的矛盾有关。在胡适的日记与书信中，胡适曾多次感叹自己不会做老子，实在不是一个好父亲。他与胡思杜之间的不协则证明了这一点。
1948年，没有大学毕业的胡思杜回到中国。傅斯年曾提到了胡思杜回国之后这对父子间的矛盾。在给《中央日报》的信中，傅斯年写到：
（胡思杜）遂于三十七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以后彼在北平家中，似不甚愉快，然适之先生对之仍保持其一向对人之涵养，并托毛子水先生管教。
这里提到胡思杜在北平家中不甚愉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胡适不让胡思杜做大学教师。据邓广铭回忆，胡思杜回到北平后，有很多人给他介绍工作，或请他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被胡适拒绝。
胡思杜在美国读书读的就是历史系，山东大学历史系邀请胡思杜去教历史，从人之常情考虑，胡思杜应该是很乐意接受的。然而，对这件事，胡适却坚决不同意。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胡思杜之所以获得去山东大学教书的机会，并不是因为胡思杜有多高的学术水平，毕竟，留学美国的胡思杜，没有拿到毕业证，而且胡思杜的许多科目是不及格的(胡适书信中多有记载)，因此，胡思杜之所以获得去大学教书的机会，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是胡适。
而胡适则是一个爱惜羽毛、珍惜名誉的人，他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自食其力，而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靠他老子的关系获得去大学教书的机会。
对于胡思杜的工作，胡适有他自己的设想，他希望胡思杜通过去图书馆做工的办法去熟悉各种书籍的类别，最后可以成为胡适学术研究的助手。因此，胡适要求胡思杜去图书馆。在1948年8月30日的日记中，胡适只写了一句话：“思杜今天到北平图书馆去做工。”
此时毛子水恰好是图书馆馆长，因此傅斯年才说“托毛子水管教胡思杜”的话。胡适对胡思杜的人生设计可能遭到了胡思杜的反对。
胡适与胡思杜在这件事上的矛盾，不禁让人想起胡适与罗尔纲之间的一段插曲。众所周知，罗尔纲是胡适一手带起来的学者。1936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书生从政之后，打算邀请罗尔纲去清华代替他教书。
得到这样绝好的机会，罗尔纲自然大喜过望，然而，出乎罗尔纲意料之外的是胡适的态度，胡适坚决反对罗尔纲去清华教书。对胡适的这一态度，罗尔纲也很不了解，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心存芥蒂的罗尔纲不再去胡适家问学请教了。
后来罗尔纲去向胡适辞行，知道罗尔纲心里不痛快的胡适向他解释了原因，胡适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含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
听到胡适的解释之后，罗尔纲才最终释怀，两人的这段小矛盾也由此化解。
1948年，胡适与胡思杜的小矛盾，可能正是胡适与罗尔纲这种类似矛盾的重演。
思想决定命运
胡适有两子一女，胡适给自己三个孩子取的名字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情感。胡适的大儿子叫胡祖望，祖望即望祖，此是纪念胡适的母亲，这是胡适亲情的一面；胡适的女儿叫素雯（Sophia，沙菲），此是纪念胡适与陈衡哲的情感，这是胡适友情与爱情的一面；胡适的小儿子叫胡思杜，思杜即思念胡适的老师杜威，这是胡适师生情的一面。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对白话文运动的黄侃曾讽刺胡适说：“你不应该叫胡适，你应该叫往哪里去。”黄侃的这个讽刺，其实很有象征意义，终其一生，胡适都在思考中国往哪里去的问题。胡适给自己的儿子取名胡思杜，其实也隐含着胡适希望中国走杜威式的自由主义道路，希望中国像美国那样，最终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
然而，胡思杜的思想经历，乃是对他自己这个名字的叛逆与违背。他受到当时时代潮流的影响，逐渐迷恋于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迷恋共产主义，思想左倾，最终走上了自由主义的反面。而胡思杜的这种思想，最终使他决定留下，这也最终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从1950年代开始，批判胡适的运动在大陆如火如荼的开展了起来，胡适成了人人唾骂、批判的对象。由于是胡适的儿子，留在大陆的胡思杜被迫批判自己的父亲，被迫与胡适划清界线，上演了一出儿子批判父亲的人伦悲剧。
与此同时，由于自己的父亲是胡适，胡思杜连女朋友都很难找。1949年之前，胡适名满天下，胡思杜没有因此获得多少好处。1949年之后，胡适“臭名远扬”，胡适那些所谓的“罪过”却要让胡思杜来全力承受。命运对胡思杜是很不公平的。试想，倘使胡思杜听从父亲的话，最终离开大陆，以胡思杜本身的条件，何愁找不到女朋友？
可惜人生没有假设。人们常说：习惯决定命运。从胡思杜的人生抉择来看，决定他命运的不是习惯，而是他的思想。作为一个左翼倾向的思想青年，他对新政权抱有期待，因此他留下了，跟他有同样思想倾向的千千万万的左翼青年也都留下了，那些未知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我想起了艾伦?金斯堡《嚎叫》中那句诗：“我看到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胡思杜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自杀身亡。四年后，胡适在台北逝世，至死不知儿子胡思杜已先他四年而去。
胡适的儿子篇(二):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的悲剧人生
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的悲剧人生/北京青年报 发表于 2010-4-2 14:46:35
胡适之子胡思杜:受出身影响30好几没女友(组图)
加拿大华人网www.sinonet.net 2010-04-01来源：北京青年报 天天副刊 非常感受[第 C1版PDF] 隔壁邻居胡三爷 04月02日 00:00 作者： 沈 虎雏 吴 名
1948年胡适夫妇与二子：祖望（后 左）思杜（后右）合影，胡适时任北大校长。供图 沈虎雏1949年夏天中老胡同32号大院西北角示意图（沈虎雏 绘）（1／6张）
9号.冯至（北大西语系教授） 11号.陈友松（北大教育学系教授） 15号.费青（北大教授） 16号.孙云铸（地质学系主任） 17号.江泽涵（数学系主任） 18号.沈从文（作家，1949年夏天离开北大） 19号.胡思杜（北大图书馆职员）
本版私人史主人公胡思杜现代著名学者胡适之子。曾留学美国，1949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教研室任教，1953年任马列资料室主任。 1957年9月21日“整风反右”斗争中不堪屈辱，自杀身亡，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平反。（北京青年报）编者按：本文作者沈虎雏先生为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儿子，新近完成的本篇文章记述了五、六十年前在北京中老胡同32号大院的一段往事，从有限的时光片断中，可以看到 当年几代知识分子精神困惑而力求上进的日常生活状态。编者编发了有关胡思杜的材料，供读者朋友阅读沈虎雏先生近作后做参考之用。 在 中老胡同32号大院里，我家住西北角，北平解放那年，爸爸陷入精神迷乱，三月，曾一度轻生，幸而遇救，他没成功。突如其来的举动，震惊了左邻右舍和大院众 多街坊。他们中间有些人，日后也寻求解脱，却成功了。那场灾变让沈从文成了对新时代疑惧的不祥名字，来客渐少，大院西北角变得格外清静。开春了，大地解冻，虽然家有病人，我和龙朱哥儿俩仍像往年一样，刨松小院泥土，捡出碎砖烂瓦，盘算今年种点什么。镐头常松动，小二 看在眼里，拿来家伙打进一个楔子。我欢喜小二，他很和善，手底下麻利，什么活都会干，也肯教我。我家石妈，陈友松伯伯家李妈都欢喜他，碰到玩不转的重活有 求，小二从不惜力。小二是胡三爷的中年男保姆。解放军围城时候，南京政府把北京大学出身的陈雪屏派来，抢运学者教授。爸爸也在名单 上，但他和大多数被抢运对象都选择了留下。在北大50周年校庆前夕，胡适校长仓促登上去南京的飞机。他小儿子思杜没走，带着在胡家多年做杂工的小二，带着 一只长毛波斯猫，搬来中老胡同，成了我家的隔壁邻居。那只波斯猫保养得很好，干净硕大，乌黑长毛四射，矜持自重，从不乱叫。它趴在门 口晒太阳时，用两只美丽大眼睛望着你，望着这陌生院落，怎么逗引都不肯挪窝。新邻居家悄无声息，没什么来客。胡三爷难得露面，从不在 我们两家共有的小院里溜达或停留，只偶尔站在门口活动胳膊腿，远远地看我们兄弟修自行车、侍弄小菜园。听石妈说，胡三爷是对面江泽涵伯伯什么亲戚，也看不 出他跟江家经常往来。新邻居和爸爸妈妈好像素不相识，其实他们之间的缘分可追溯到1930年，妈妈暑假去胡适家的情形，保留在她日记 里：“我走到极司非而路的一个僻静小巷中，胡家的矮门虚掩着……我看见罗尔纲在院上教着一个男孩念书，他见我来，站起来同我点头”。罗尔纲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适身边工作，却是由爸爸牵的线。1930年5月初他致信胡适：“罗尔纲同学，同我说想做点事，把一点 希望同我说过了，特意写给先生……”1932年初，爸爸寒假期间到北平，住在胡适家，想必有更多机会接触罗尔纲和他的这位学生。解放 前这两三年，爸爸妈妈去胡适家作客也不止一次，胡三爷早已是成年人了。现在他们做了隔壁邻居，相互竟如陌生人。这天我跟小二闲聊，三 爷过来嘱咐点什么，见我转身要走，便笑笑说：“小弟你别走，到我家来玩。”“胡三爷”是保姆们背地里对他的尊称，我当面这样叫他好像 不合适，但没有一张机灵的甜嘴，想不出该怎么称呼才对，只能尴尬笑笑，跟着进了这位新邻居家。屋里被小二收拾得干干净净，三爷穿件中 式上衣，身板厚墩墩的，人白白胖胖可并不拖沓。他不讲礼数，好像两人早已相熟，解除了我的拘束感。“好香啊！”一进屋我就闻到一股甜 甜的酒香。胡三爷告诉我那是他泡的枣子酒气味，刚才打开过一次。一面说着，把个圆肚青花瓷坛抱上方桌，掀开盖子让我看。嗨！更浓的甜 酒香气迎面而来。“想不想尝一尝？”我没有食欲，摇头，断定这东西闻着香，不会喝酒的人欣赏不了。他于是说些枣子酒怎么做，有什么好处之类。“其实这个还不算香，茅台要香得多。小弟你尝过茅台吗？”我摇头。 他从橱柜拿出一瓶没喝完的茅台酒，打开盖让我闻。嚯！果然好闻，还没凑到鼻子边，浓浓酒香已经扑过来把我包围了！三爷解释说，他就是喜欢喝两口。像是在承认一个弱点。从那以后，远远见我他就点头致意，迎面碰到，他会用轻声“小弟”打招呼，我照 例还是笑笑作答。一天， 三爷招手示意，邀我再去玩。随便聊着，他问起解放前夕有没有同学离开北平。我告诉他同 班有个姓吴的，爸爸是兴安省主席，全家走了。“哈！一直呆在北平的兴安省主席吧？”我说还有个姓王的，常跟我们 讲八路军好话，说家里人亲眼见。爸爸是励志社职员，他家并不富裕，甭说金条，就袁大头也不会有几块，也走了。胡三爷解释，励志社是国 民党的，又问我“小弟你见过金条吗？”“见过。有个叫虞和允的同学跟我挺好，临走时我去看他，人来人往乱哄哄的，他匆匆忙忙捧来叫我 看了一眼。”“那，见过金元宝吗？”“没有。”三爷走进里屋，回来时掌上托着个金灿灿东 西。“哎呀，这么小！”我只从演戏的道具和年画上见过元宝，个个都是大家伙，没想到他的真东西比饺子还小一号。不知怎么又聊起学习，听说我们六年级同学自己成立了时事学习小组，搞不清的问题，老师要是回答不出来，就上街拦住戴“军管会”臂章的解放军询问。三爷充满 兴趣，想知道问点什么。“左派、右派说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共产党算左派？”“有答案吗？”我告诉他三个同学一块儿上街的经历，先拽住一个年轻人，那人推脱说有任务，匆匆忙忙走了。又拦个中年人，他说外国也把共产党归在左派，但这说法来源他本 人不清楚。三爷说这个中年人，老实。我讲起每次游行、上街扭秧歌，学习小组的人都参加，其他同学不一定去。最近 游行特别多，解放南京、解放武汉、五一、五四……我们都上了街。胡三爷笑着说：“小弟，你知道吗，毛泽东领导了五四运动。”“知道，知道！”我告诉他学校集合排着队去听政治报告，北京的五四运动，是在少数学生、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后来毛泽东发动湖南工人，五四运动有了无产阶 级领导，才影响全国。一边说着也笑了起来。在我这小学生脑瓜里，原先对五四的零碎常识，大半来自阅读，分明记得胡三爷的父亲曾倡导新 文学，算得上五四时代领袖人物之一。解放后第一次受到新的历史教育，便彻底颠覆了旧常识。
1955年唐山铁道学院学生在上课， 他们或许都听过胡思杜的政治课。
胡三爷悄无声息地搬来，没住上一年，又不肆声张地走了，从此再没见过他和小二的身影。大院西北 角，比原来更加冷清。听石妈说三爷入了革命大学。1949年进革命大学的熟人，像汪曾祺、金叔叔，他们和进华北大学的妈妈一样，都穿 着全套军装。想到胡三爷白胖身躯套上解放军制服的模样，我觉得一定比其他熟人滑稽。他那些含着浓香的酒坛子，酒瓶子，看来全都舍弃了。威严神气的长毛波斯猫，跟在黄花、大白后面四处流窜，成了无家可归的野猫，漂亮长毛很快就纷乱纠结。第二年开春时候，蹲在原来主人家房顶怪叫，石妈说它 两眼都瞎了，想喂点吃的，唤它，已经没有反应。这个春天，爸爸由历史博物馆组织上安排，也进了革命大学。两位隔壁邻居同样为了融入新 社会，在思想改造的漫漫长路上，作各自不同的跋涉。 我们家人没听到胡三爷的学习情况，只是常为爸爸着急。他倒有自知之明，在信中告 诉萧离叔叔：“由于政治水平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也就是毫无进步表现。在此 半年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契于无言，倒是大厨房中八位炊事员……那种实事求是素朴工作态度，使人爱敬。”那只脏兮兮的大白，开始肆无 忌惮地朝我家钻。刚打出去不一会，又幽灵似地悄悄溜回来，隐藏在暗处。我加重惩罚，它并不夺路逃走，只是把整个身子俯贴地面，默默地忍受着。妈妈看出原因：“小弟别打了，我估计是怀了小猫，要找暖和地方休息。”从此大白得到个简单的窝，并得到一份吃食。一次周末，爸爸从革大回家，半夜床尾有咕吱咕吱响动，原来是大白擅自选中妈妈脚边被窝当作产床，正在吃掉小猫的衣包。妈妈不让惊动它，两人保持固定姿势 直到天亮。被褥虽然搞得一塌糊涂，四只小猫已经被大白舔得清清爽爽。四个小猫四个样，其中一只黑里带点白花的，长毛四射，特别精神， 活像它父亲，被大家称作狮子猫。爸爸在信中告诉梅溪表嫂：“家中养了五个小猫猫，极有趣味，虎虎成天看着，如丈母看女婿一样。”到秋天，爸爸用手绢把狮子猫包好，带去送给革大的老炊事员朋友。这时候胡三爷还没毕业，不知能不能从伙房里认出那只波斯猫的后代。
五十年代胡思杜工作的唐山铁道学院校 区。
这个秋天，胡思杜在革大写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海内外几家报刊登载，对随后几年批判胡适运动，发挥过启示作用。 罗尔纲在《胡适琐记?胡思杜》里，回忆起自己读后的感受：“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 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二十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听爸爸讲过，统战方面的人，曾请他 给胡适之写信，劝他从美国回来，共同为新中国文化事业出力。信写好了交上去，再没有下文。他必定也学习过胡思杜的文章。对于爸爸来 说，转变立场批判胡适肃清流毒，检查自己所受的影响，即便从革大毕业以后，仍是必修课之一。交出一份及格考卷，比交出一封对胡适作微笑态的信困难得多。 那一个秋天，爸爸在革命大学试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私下里写了赞扬劳动模范炊事员的《老同志》，又历时两年，七易其稿，是毕生倾注热情耗费精力最多 的一个短篇习作。他企望创作生命能够死灰复燃，找回重新用笔的信心，为新社会服务。怎奈力不从心，无法驾驭主题先行的写作路数，这篇失败的习作后来被两次 退稿，生前没能发表。爸爸从革大毕业前，组织上希望他能归队搞创作，征求本人意见时，因私下写《老同志》的体验，明白自己“极端缺少 新社会新生活经验 ”，而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选择了默默回到文物工作岗位，埋头于库房、陈列室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间，用“有情”的笔，谱写汪曾祺说的“抒情考 古学”，度过了后半生。那些年听传言，说胡思杜去唐山铁道学院，做了马列教员。我相信他是在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后，得到认可，已经过 上改头换面的全新生活。那些年，我听到接踵而来颠覆常识的新理论，已逐渐学会正面接受，再也没有哑然失笑的落后表现。胡思杜肯定更胜一筹，有资格对新一代 作正面教育了。但那些年我并不知道，这位邻居背负着无法改变的可怕出身，三十好几也交不上女朋友。尽管他一直努力工作，争取进步，一 直想入党，尽量乐观，却一直是二等公民，1957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胡思杜积极响应，给学院领导提教学改革建议，随即被打成向党进攻的右 派分子，同时把胡适抬出来，一起批判。经过多次大会小会，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文章首次发表整整7年后，9月21日他在绝望中上吊自杀，才换得 永久解脱。 1980年，组织上对胡思杜重新审查，以错划右派平反昭雪。胡适1962年病逝台北，在他生前，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 悲惨结局告诉胡适夫妇。曾在中老胡同32号西北角做隔壁邻居的两位户主，先后成为古人已经很多年，爸爸笔下称为“乌云盖雪”的那只长 毛狮子猫，一直还没长大，依然在炊事员老同志身边“床上地下跳来跑去，抓抓咬咬自得其乐”，活在那篇失败习作的字里行间。2010年 3月记于那次灾变61年后
沈从文1957年5月手绘“风雨中的 一叶扁舟”。
●背景链接●胡思杜：拼不上的人生碎片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生于1921年12月17日，上有哥哥祖望(1919.3.16-2005.3.12)和姐姐素斐 (1920.8.16-1925.5)。按学者沈卫威先生的描述是：“思杜年少时患肺病，小学时读时辍。胡适曾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家庭教师，教思杜和祖 望学习，同时帮他整理父亲胡传的遗作。后来思杜入校读书，但非聪颖之辈，善交朋友，贪玩乐。”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哥哥祖 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思杜于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学习历史。1948年夏，思杜随父亲的朋友一起回到 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邓广铭语)。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 广铭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 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思杜执意留下。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 让思杜结婚时用。邓广铭先生回忆道：“当时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 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了。”1949年1月，胡思杜调到北大图书馆，为胡适留下的书籍编目。9月起，胡思 杜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 1950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在美国的母亲江冬秀，告诉了革大毕业之事，信中说：“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 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在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思杜 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美国之音》。9月22日，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父亲是 “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耐人寻味的是，胡适一反常态，在他的日记里除了分别于9 月26日、9月28日、10月4日剪贴相关报道之外，并未过多谈及此事。“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那一皮箱 细软东西，“说是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 语)。胡思杜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当历史讲师，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从蒋圭贞给胡适的信中，思杜此时“有一个女 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胡适1950年10月7日日记)。但这个女朋友后来也跟他分手了，此后再也没人愿和思杜谈恋爱。在 1949年以后接触思杜最多的亲人恐怕就是亲戚胡思孟先生了，他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 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1957年鸣放时，胡思杜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后来把他定为 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判。8月29日，《河北日报》以《我省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得初步胜利》为题，发表“本报消息”： “如唐山铁道学院素称‘铁树不开花’的老教授史家宜，在斗争中都大胆揭发出右派分子胡思杜等挑拨离间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反动言论。”1957年9月铁道学院给他当时往来最多的亲戚胡思孟打了个电报，让他去唐山。到唐山后，胡思孟“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 胡适的”。组织上告诉他，胡思杜是21日“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 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料理完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他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其中《新 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后来由于“ 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放他的书刊，我(指胡思孟)就把大部分当废品卖掉了，卖了几十块钱。”后来因为胡适的关系，胡思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了“黑帮分子 ”，被迫离开所在的铁道部印刷厂，改到火车车辆段当工人，不久又被赶出北京，押送到宝鸡修铁路，直到“文革”后退休了才回到北京。“文革”开始后，红卫兵 们闹抄家，胡思孟因为害怕，就把胡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甚至“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的名，都撕下来烧了，现在仅存10几本外文书了”。至于那份“ 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已经不幸去 世。！“文革”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尚在大陆的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但当时的江泽涵夫妇一 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 征求他们的意见”。学校没有明确回复江泽涵夫妇，他们也不敢回信，直至“文革”结束后，他们才又与胡祖望取得了联系。胡祖望先生于 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八十六岁。有消息说，胡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 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草成于丁亥年八月初四夜。
胡适的儿子篇(三):胡适的儿子
胡适：我的儿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天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汪长禄先生致胡适的信：
昨天上午我同太虚和尚访问先生，谈起许多佛教历史和宗派的话，耽搁了一点多钟的工夫，几乎超过先生平日见客时间的规则五倍以上，实在抱歉的很。后来我和太虚匆匆出门，各自分途去了。晚边回寓，我在桌子上偶然翻到最近《每周评论》的文艺那栏，上面题目是《我的儿子》四个字，下面署了一个“适”字，大约是先生做的。这种议论我从前在《新潮》、《新青年》各报上面已经领教多次，不过昨日因为见了先生，加上“叔度汪汪”的印像，应该格外注意一番。我就不免有些意见，提起笔来写成一封白话信，送给先生，这求指教指教。
大作说，“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这和孔融所说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子之于母亦复奚为”差不多同一样的口气。我且不去管他。下文说的，“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这就是佬父母一方面的说法。换一方面说，须知儿子的也可模仿同样口气说道：“但是我既来了，你不能不养我教我，那是你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我的恩谊”。那么两方面变成了跛形的权利者，实在未免太不平等了。平心而论，旧时代的见解，好端端生在社会一个人，前途何等遥远，责任何等重大，为父母的单希望他做他俩的儿子，固然不对。但是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回账”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罢。
现在我且丢却亲子的关系不谈，先设一个譬喻来说。假如有位朋友留我在他家里住上若干年，并且供给我的衣食，后来又帮助一个大愿，立心做个大施主，并不希望我些须报答，难道我自问良心能够就是这么拱拱手同季离开便算了吗？我以为亲子的关系，无论怎样改革，总比朋友较深一层。就是同朋友一样平等看待，果然有个鲍叔再世，把我看做管仲一般，也不能够“不是待我的恩谊”罢。
大作结尾说道：“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话我倒并不十分反对。但是我以为应该加上一个字，可以这么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单要你做我的孝顺儿了。”为什么要加上这一个字呢？因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和那“悌弟”、“信友”、“爱群”等等是同样重要的。旧时代学说把一切善行都归纳在“孝”字里面，诚然流弊百出，但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划在做人事业范围以外，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够做一个堂堂的人。换一句话，就是人若要做一个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个不孝之子不可。总而言之，先生把“孝”字看得与做人的信条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为“孝”字看得与做人的信条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为“孝”字虽然没有“万能”的本领，介总这够得上和那做人的信条凑在一起，何必如此“雷厉风行”硬要把他“驱逐出境”呢？
前月我在一个地方谈起北京的新生思潮，便联想到先生个人身上。有一位是先生的贵同乡，当时插嘴说道：“现在一般人都把胡适之看做洪火水猛兽一样，其实适之这个人旧道德并不坏。”说罢，并且引起事实为证。我自然是很相信的。照这位贵同乡的说话推测起来，先生平日对于父母当然不肯做那“孝”字反面的行为，是决无疑义了。我怕的是一般根底浅薄的青年，动辄抄袭名人一两句话，敢于年起幌子，便“肆无忌惮”起来。打个比方，有人昨天看见《每周评论》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说道：“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凭父母的孝顺儿子。”久而久之，社会上布满了这种议论，那么任凭父母老病冻饿以至于死，都有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无非看见旧式家庭过于“束缚驰骤”，急急地要替他调换空气，不知不觉言之太过，那也难怪。从前朱晦庵说得好，“教学者如扶醉人”，现在的中国人真算是大多数醉倒了。先生可怜他们，池下告奋勇，使一股大劲，把他从东边扶起一样吗？万一不幸，连性命都要送掉，那又向谁叫冤呢？
我很盼望先生有空闲的时候，再把那“我的父母”四个字做个题目，细细的想一番。把做儿子的对于父母应该怎样报答的话（我以为一方面做父母的儿子，同时在他方面仍不妨做社会上一个人），也得咏叹几句，“恰如分际”，“彼此兼顾”，那才免得发生许多流弊。
胡适答汪先生的信：
前天同太虚和尚谈论，我得益不少。别后又承先生给我这封很诚恳的信，感谢之至。
“父母于子无恩”的话，从王充、孔融以来，也很久了。从前有人说我曾提倡这话，我实在不能承认。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我才想到这个问题上去。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的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的替社会上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福，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我所说的，是从做父母的一方面设想的，是从我下人对于我自己的儿子设想的，所以我的题目是“我的儿子”。我的意思是要我这个儿子晓得我对他只有抱歉，决不居功，决不市恩。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决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
先生说我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还帐”的主顾。这是先生误会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这个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来，叫秘们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种“放高利债”的债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驱逐出境。我要问先生，现在“孝子”两个字究竟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丧的儿子（古书称为“主人”），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带上商梁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称他做“孝子”。
我的意思以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包在孝字里，故战阵无勇，莅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这种学说，先生也承认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意想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致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致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易卜生的《群鬼》里有一段话很可研究（《新潮》第五号页八五一）：
（阵代牧师）你忘了没有，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
（阿尔文夫人）我们不要讲得这样宽泛。应该说：“欧士华应该爱敬阿尔文先生（欧士华之父）吗？”
这是说，“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种信条，但是有时未必适用。即如阿尔文一生纵淫，死于花柳毒，还把遗毒传级他的儿子欧士华，后来欧士华毒发而死。请问欧士华应该孝顺阿尔文吗？若照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念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在今日可不能不成问题了。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倾家荡产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前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在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至于先生说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说，“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做父母的孝顺儿子”。这中他自己错了。我的诗是发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并不曾教训我家的儿子！
总之，我只说了我自己承认对儿子无恩，至于儿子将来对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己的事，人不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