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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领袖和统帅]我为什么坚决拥护核心、领袖、统帅习主席
朱日和大阅兵，军队领导提出牢记领袖的嘱托，响应统帅的号召，是党的领导核心的深化和体现。
老徐（微信公众号：手抄报）不过是一介平民，经常有文章被删除，并且也几次被处罚关闭微信一段时间。
但老徐有一点是旗帜鲜明的。那就是坚决拥护习主席核心、领袖、统帅！
有些人不屑，嗤吾以鼻。
但老徐有理论的自信、文化的自信、历史的自信和现实的自信，更有比较的自信。
先说现实自信
最近。中央电视台刚播完《将改革进行到底》，我对其艺术上也不恭维，但它就讲出了中国当今改革的要害，我认为就是三句话：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自我革命。
2017年上半年还有一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最火，讲出了一些场面上不能讲的话，尺度之大，是想象不到的。它讲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你死我的活的斗争。
十年没有反腐剧，有了一部《人民的名义》，别的也不再播了，《人民的名义》别的电视台也不再播。
《将改革进行到底》艺术上有瑕疵就不难理解。有些话还不能完全讲出来。能把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讲出来，就是惊天动地。
你想想，一句“房子是住的，不是炒的”都用了四年才能讲出，并且受到那么大的阻挠，引起这么大的震荡，讲“到底”的话，确实不容易，就是惊天动地。
十八大以来，用了五年的时间，习主席拨乱反正，把中国从岐路上拖出来，已经够快，做得够好。还有不如意的地方，老徐有的时候也急躁，但现在看，已经很不错。并且中国没有大的动荡，稳中求进。
因此，老徐坚决拥护习主席的领导，说他挽救了中国挽救了党，并不过分。
老徐更拥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拥护党的自我革命。
这场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和改革涉及太多人的利益，他们要先富起来，当然不肯自我革命，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必然生死相搏，你死我活。你让贪官们自动交出权力和财富，可能吗？你让炒房者失去他们投机掠夺来的财富，他们愿意？最近就有人操纵一些金融传销分子聚集闹事，他们不会坐以待毙，必然进行反扑。
因此，必须坚持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人民民主，防止和杜绝各种势力对改革和革命的破坏和干扰，树立习主席的核心意识，确立习主席的领袖和统帅地位，就是非常必要的。正确的路线必须集中和统一。
老徐认为，核心领导和领袖、统帅地位，不但十九大要确立，二十大、二十一大也要坚持。这场自我革命涉及到几代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必须除恶务尽，否则他们就会反扑。就是毛泽东讲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修正主义，因此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如果相信一些人的所谓民主，让权贵们当家作主，分享共产党的权力，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更不可能自我革命。
将改革进行到底，就必须树立和坚持习主席的核心、领袖和统帅领导。我们相信习主席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带领中国走上正路，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
这是政治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你死我活，不能有含糊。
再论理论和文化的自信
老徐、对有些人的所谓民主嗤之以鼻。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民主？
老徐读过2700年前的《管子》，其中有一段话把民主自由讲得最到位：
《管子.山至数》记载：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谓用戚始？”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
桓公问管子：“请问国家的争夺之事是怎样出现的？”管子说：“是从宗戚开始的。”桓公说：“为什么说由宗戚开始？”管子说：“一国的国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为十个国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为五个国家。他们传了三代以后，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传了十代以后，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而已。所以争夺起来闹得伏尸满地，用兵决斗不止。轻重家们还从中乘机谋利。所以说：不可把土地分封于人，不可把财富资源授让于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失。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所以，能够与天地共同长久不败，这正是一统天下君主的大权。”
这是人类历史上把大一统、中央集权讲得最清楚的一段文字。管子反对土地分封，反对贵族掌控财富资源，主张中央一统天下，控制掌握土地财富。管子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消除分封制，建立行政国家体制的政治家。先秦齐国已经是行政体制的国家，管子提出了大一统思想，主张中央集权。
关于中央集权，《管子 · 国蓄》又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管子废除贵族分封，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均地分力”，平分给农民，实施耕者有其田，居者其屋，国家实施行政管理，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
大一统、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民主法制、市场经济，在《管子》一书中有完整的理论论述，并在2700年前的齐国实施，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春秋首霸。而三百多年秦统一六国，中华一统，就是大一统和中央集权。
管子开创的这一套理论和国家体制，也不是完全完善的，秦之后的皇权和官权也往往强化为特权，产生新的大小贵族，他们大搞土地兼并和财富掠夺，产生两级分化，形成社会对立，制造国家动乱。
最高权力的权力交替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朝代的兴亡就难逃历史的兴衰定律。
毛泽东就有效地解决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权力弊端，这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还有继续革命。
十八大以来的核心意识、领袖和统帅地位的确立，以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自我革命，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一脉相承。执政党只有自我革命，才不会异化到人民的对立面，否则就会权力异化，就会腐败。
历史更自信
一些反对者，武器就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
而老徐则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也没有绝对的自由。
西方民主是贵族民主，中国是人民民主。
从理论上讲，西方的民主自由要比中国晚2000多年，17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才有了民主自由的理论建立。如果你反对，那么请你列举出一本西方启蒙运动之前的论述民主自由的著作。而老徐就举出2700年前中国的《管子》。
以西方的民主自由反对中国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将其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恰恰证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合理性。
17世纪启蒙运动之前，欧洲是一个地理概念，即使是古罗马建立起了中央政权，但地方还是自治。中央政府有军队，地方政府也有军队，地方政府要向中央政府交税，但土地所有权和税收权仍然在地方政府，而所谓地方政府并不是中央委派的官吏，还是世袭的贵族，封地上的人民要与贵族签署人身契约关系，贵族租土地给你耕种，你不但要交租税，还要为贵族服兵役等义务。
欧洲的贵族多如牛毛，割据而治，建立起所谓的城邦国家，古希腊小小的希腊半岛就有200多个城邦，亚里士多德就研究200多个城邦的法律才写成《政治学》一书。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站在城头上就能遍览国家领土，国王认识每一个人民。可能和中国的一个乡镇差不多。其实很多城邦不如中国的乡镇大，比如总是看到西方的城堡，一个城堡几百人，就有自己的军队，是一个独立王国。因此欧洲是一个碎片式的国家形态，一盘散沙。
法国对英国总是高高在上，因为英国是法国人建立的，很多年英国的事务都是法国人安排说了算。而英国人之所以骄傲，是因为英国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国家。
公元1060年，罗马教皇委派法国诺曼底贵族征服英格兰岛，当时的岛上有300多个贵族王国，大的不过几千人，小的不过百人。因此诺曼贵族率领几千人的军队就征服了苏格兰岛，因为没有一个贵族能与诺曼底贵族的几千人军队进行抵抗，就所向披靡。
打下整个英格兰岛，诺曼底贵族要当整个英格兰岛的国王，但是随他出处打仗的士兵和投降的贵族则要求他们的胜利成果和封地。诺曼贵族就与贵族和将军们进行谈判，封地可以给你们，但是你们要交出兵权，不能拥有军队，军队由国王所有，贵族要向国王交税，谈判的时候作了记录，大家签了字，这就是王冠宪章。即以法律的形式成立了欧洲第一个国家。后来不断演变成英国的《大宪章》，也就是中国大V们所吹捧的英国和西方宪政。但英国宪政只是统一了军队，土地和经济权仍然在贵族手里，而人民还不是国家公民，仍然是贵族土地上奴隶。贵族们就有能力继续养兵，不只是与王室分庭抗礼，而且还爆发战争，就酿成内忧外患，战事连连，民不聊生。读读莎士比亚的著作，就是白骨累累，血流成河。
试想，贵族割据分治分裂，就是中国春秋战争的战乱纷争，天天打仗，你争我夺，民不聊生，何来民主自由？人民是贵族的契约奴隶，没有土地，何来自由民主？
而中国的国家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就是避免权贵纷争和战乱，把土地分给人民，也就从经济上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自由，这也是民主的一种实现。
比较的自信
有人说，美国的民主自由就是先进的。
但是老徐则说，美国民主是不错，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人民民主也不差。
第一，美国民主模式中国无法照抄照搬。美国民主和国家政体是一群被驱逐的流放者建立的。清教徒在英国是异教徒，被压迫，甚至被屠杀，腥风血雨，非常残酷，他们在英国呆不下去，就被流放到美洲殖民地。到了美洲，他们跑马圈地成了庄园主，他们不愿意承受宗主国的继续剥削，就联合起来发动了独立战争，200多年前美国独立。这时候，他们发现这里没有皇室，没有贵族，人人都是贵族，没有教会，没有官吏，但他们要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共同应对外部事务。这就有了美国的民主和政体。
美国民政体是极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条件，当然就难以照搬。举个简单的例子，共产党为什么要土地改革平分土地？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并且人口实在太多，平分土地就是国家给人民一份福利。而美国的农民就拥有大片的土地，实行大农场经营，中国就办不到。如果中国移民两亿给美国，美国马上就无法承受，土地就可能成为尖锐的矛盾。
第二，美国实际上也是借鉴了中国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美国是由殖民地的贵族们联合起来独立建国的，因此虽然实行联邦制，但军队是统一的，行政也是统一的，军队、警察、教育、医疗等是国家集权并统一。已经不是欧洲的贵族城邦制。地方政府绝没有军权，税收权也不能自主，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中央政府。因此才有力量打败宗主国并获得更多的殖民地，也就被欧洲的国家所效仿，开始了西方的现代国家制度。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放弃大一统和中央集权？
第三，毛泽东超越了美国民主。有些人对老徐这种观点不理解，甚至会反对。但老徐是做过研究的。毛泽东批评美国的两党政治和议会制度是金钱的游戏，这是指出了美国政体的本质，美国还是沿袭了英国宪政的贵族民主政治，贵族在中央权力进行博弈。但是美国的民主也扩大了人民民主，美国是一个无政府的国家，官员很少，也没有特权，没有乡镇政府，县级不是政府，就是一个议员办公室，一个县中国这样的党政官员20人左右，一个市党政官员不过百人，中国一个县的政府办楼可能比美国联邦政府的都多。无官、少官，人民才能当家作主，不是有人处处替你作主。经过这个研究，看看这个事实，你才知道毛泽东最后10年打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官僚体制是正确的，是开天辟地的伟业。有人说毛泽东的手段太极左极端，没有毛泽东的手段，你打打这个官僚体制试试？他们这么多人，夺了他们的权，拿走他们的官，让他们当个普通老百姓，他们能生吞活剥了你！
另外，毛泽东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也把中央集权和人民民主很好地统一了起来，在最高权力的交替方面也做了民主化的规范和尝试。
篇二:[领袖和统帅]见证历史：试论“核心、统帅与领袖”
千秋大业
来自环球之音00:0003:03
“核心、统帅与领袖”，这三者从词意上相差不大，但在政治意义上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深度内涵。“核心”通常是指一个团体、组织或政党的主要集体或领导人，比如，紧密团结在“以党中央为核心的周围”或“以个体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即“以领导集体为核心”或“领导集体的核心”。“统帅”通常是指统率一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的主帅，比如，“三军统帅”。“领袖”则通常指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或一个国家作出卓越贡献的领导人。核心“以领导集体为核心”和“领导集体的核心”，都强调凝聚力，但两者之间的意义又有明显区别，一个是“集体以集体作为核心”，一个是“以个体作为集体核心的集体”，换句话说，就是最终“裁量权”的归属不同和划分“责任承担”的对象不同。“以领导集体作为核心”，就是作出任何重大决策，如果出现重大失误或错误，通常情况下不会由个人承担（包括这个集体的领导人），而是由整个集体承担。“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做出决定，就算领导人也无权反对。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体现。只不过，有时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容易出现“悖论”，即“少数服从多数”未必就正确，比如革命初期毛泽东失去指挥权；另外，也极有可能产生九龙治水的弊端，比如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所提到的“互通情报”“弹钢琴”所涉及到的这类现象。“领导集体的核心”，就是作出任何重大决策，一旦决策出现严重失误或错误，作为集体中的核心领导人就必须承担责任，甚至是“历史责任”，而不是集体担责。因而，哪怕是出现“少数服从多数”的局面，核心领导人一旦有疑虑，就可以否决并提出再讨论。这同样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一种优越性体现，只不过容易被外界误解为“独断专行”。如果仍然争执不下或出现重大分歧时，同时也要防范个人独断专行出现，那么就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由人民经过“大讨论”之后最终决定。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又要注意三大问题：防范“失控”、防范被资本利用、防范被私权搅局。毛泽东时代就出现过此类问题，以至于毛泽东至今落得一个褒贬不一的评价，但当今又有几人能明白在当年国内外特殊环境下毛泽东初衷的用心良苦。有时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核心的领导集体”也是一种必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众志成城搞建设，可以齐心协力抵御外敌，比如过去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两弹一星，以及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有关上述两个方面都提到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那么什么又是“特定条件”？比如：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比如：面对体制机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篱的强大阻力，面对经济增长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尖锐矛盾，面对资源人均占有率偏低且配置不够合理、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突出问题；国外社会思潮挑战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通过不同途径不断向我国渗透，以及支持民族分裂主义等等。这就是上述第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腐败与官僚的严重问题，极易形成称霸一方的割据，导致政令不通。当人民代表多为资本家或腐败分子时，那么“少数服从多数”就是悖论，事态严重时完全可以改变这个党的宗旨与性质，甚至是摧毁这个国家。比如：除了上述列出的国内问题例子以外，目前我国面临争夺资源、货币战争、争夺市场、领土争端、网络斗争等等国际斗争的新形势。当前，美国加快了围堵中国的霸权步伐，拉帮结派赤裸、军事演习频繁，南海、东海等中国周边时有剑拔弩张甚至是一触即发的局面，不仅如此，当前美国还直接怂恿印度入侵中国，战争开启已到了临界点，随时可能爆发。这就是上述第二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要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而且也要集中力量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如果一盘散沙，必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可见，摆在面前的国内外问题，现实是如此之严重，已到了亡党亡国的地步，要是没有“核心”的这个凝聚力，就算“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也只能是半途而废，搞不好还有可能如苏联那般分崩离析，甚至比苏联的下场还要惨；要是没有“核心”的这个凝聚力，又如何能全面解决这个党的沉疴痼疾，以及在此之后又如何能有效善后和稳定这个党和国家的未来；要是没有“核心”的凝聚力，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党风政风，就无法得到人民的认同，就难以组织有效力量抵御外敌。这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三五两年之事。所以说，六中全会确立“核心”，是承上启下的必然，也是时代需求的使命召唤。回顾历史，倘若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指挥权的这个核心，要想革命取得成功，也就只能大大的打上一个问号。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政治大国、地域大国，没有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始终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与性质”的这个核心，信仰迷惘、一盘散沙又怎么能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没有一个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决心的“这个核心”，又如何惩党风、聚民意、谋发展。毛泽东就讲过，“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邓小平也讲过，“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为什么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也不可能否定，这是具有伟大战略考量的，是以民族复兴为最终目的。至于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泽东强调“班长”作用的前提下提出过“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即“有什么问题就提出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说，这也是“核心”确立之后施政的主要方向，也是必须承担起的担历史重任。统帅“统帅”通常是指统率一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的主帅，也就是常说的“三军统帅”。但通常在文件或宣传中，包括军方非军方的官方文件或媒体，都习惯使用“军委主席”，而只有在军方阅兵或演习情况下，口号和宣传才会使用“统帅”或“最高统帅”，这是本位回归纯属正常，不必大惊小怪。但需注意的是，尽管我国一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但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大国，难免被某些守成大国及有关国家视为“威胁”，这些国家就会防范甚至打压我国。这是目前我国面临的新挑战，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世界大变局已来临，朝鲜半岛问题、东海南海问题、南亚问题纷纷涌现，和平稳定不确定、战争火药桶随时会被点燃。基于此，那么“统帅”或“最高统帅”的频率也将会大量出现在军方的宣传口号中，这也是作好一切迎战准备的必然呼声。更何况军队大规模反腐和军改之后，唯有军队形成强大的合力，才能有效震慑与抵御外敌。因而，为防范战争或应对战争，“军委主席负责制”就是关键，“最高统帅”的使用也就会成为军方宣传的常态。但如果非军方的官方媒体或文件中也开始使用这些头衔，就证明局势已异常复杂。但不会使用“统帅”，而是使用“最高统帅”，即集军民为一体、内政外交为一体，也就是“全民皆兵”。而当最高统帅的口号大量出现时，也就是“战时口号”，预示着这个国家已经面临着生死存亡之际的内政危机和外敌威胁，或为凝聚国内一切力量抵御外敌。换句话说，最高统帅的口号一旦频繁出现，就代表着战争爆发的系数已达到临界点，比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最高统帅统管一切国内外事务。正因为苏联卫国战争时的“最高统帅”，苏联才最终免于沦陷。当前中国周边局势特别复杂，特别是目前印度仍然没有撤军的任何迹象，非军方的官方文件或口号的宣传，以“最高统帅”的大量出现也就必然，只是时机迟早的问题。领袖要想成为一个组织或一个团体的领袖，可能很容易。但要成为一个“民族领袖”，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的荣誉称号。这里的“领袖”不是狭义的领袖，而是广义的领袖，也就是要获得国内外的共同认同，无论是通过和平手段争取的还是战争手段争取，比如毛泽东之类的政治人物，不仅要把对手打败，而且要让对手称赞。领袖就是要引领一个民族“开天辟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一个领袖容易，但做一个伟大的领袖，就需要强大的个人魅力。比如：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明确提出了“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的“三个前所未有”科学论断，在空间与时间、世界与历史的坐标上标示出当代中国在世界发展大势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历史方位，科学回答了我们处于什么环境、站在什么方位、面临什么挑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因而，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或解决掉这些问题，引领人民走向康庄大道，并能经得起历史检验，那么这就是这个民族的领袖。民族领袖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不仅仅要解决好国内问题，而且还要应对好国际问题。国内“大变革”是否能成功，国际“战与非战”是否都能取得胜利，都决定着这个国家是否能最终取得世界级领袖地位的话语权，也决定着这个民族是否能真正的得到别人的认同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鉴于，“地球上储存的资源相对有限。缺乏资源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及竞争力，因而当前许多国家都在围绕资源展开激烈竞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资源争夺大战。”鉴于，“美国等西方强国注重金融立国，极力维护本国、本地区货币的世界霸主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国家打压人民币是不争的事实。”鉴于，“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发展经济必须拥有广阔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围绕我国市场展开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鉴于，“强权政治和霸权国家试图对我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们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招牌，大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目的就是动摇我们的思想根基，摧毁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而尖锐，一些错误思潮暗流涌动，此起彼伏，竞相发声，大肆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鉴于，“当前，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我们党在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组织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力度大、手段和方式多、效果显著。与此同时，腐败分子暗中抵触，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将更为激烈。”鉴于，“在网络空间，我们既能看见传播正能量的‘天使’，也能看到发泄不满、谩骂他人、传播色情、招摇撞骗、混淆是非、聚众挑事、制造虚假信息、进行网络策反等释放负能量的‘魔鬼’。网络世界中的‘天使’与‘魔鬼’为争夺网民和阵地而展开的斗争日益凸显，现实世界的斗争也会体现到网络世界。”鉴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经常在我国挑起各种事端，制造民族裂痕，搞民族分裂主义。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鉴于，“少数周边国家与我争夺我国固有的领土，一些西方大国趁机介入，挑拨离间甚至公然为其不合理主张撑腰打气。”鉴于，“西方敌对势力对斗争精心策划、处心积虑。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斗争，大多以传播西方社会思潮且以文化渗透的方式，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突破口。让中国人崇拜西方‘标准’，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现实，使一些人认为西方‘月亮’是圆的、中国‘月亮’是缺的，对中国现实社会看不惯，最后一步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产生不满，从而达到动摇中国人理想信念、摧毁中国人自信和分化人心的目的。”鉴于，“国内外敌对势力采取的斗争方式隐蔽巧妙，极具诱惑性和欺骗性。许多斗争是用文明、学术外衣设置政治陷阱，以文明、学术思想掩盖政治意图，让一些人甘愿上钩，不知不觉掉入陷阱。”鉴于，“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但感到用赤裸裸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扼杀、围剿中国不合时宜，转而想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西方敌对势力抓住此机会，往往通过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社会组织，以考察访问和培训为旗号，培植代理人，进行文化渗透；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上的‘话语权优势’，诱惑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使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文明、理论、思想失去自信，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俘虏。”鉴于，“用学术思想遮蔽政治图谋，以学术创新诱惑我国专家学者，使他们掉进西方所设计的政治陷阱。一些西方社会思潮确实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学术性的思想。但它们常常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以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访问的面具来掩饰其政治意图，容易迷惑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使他们丧失判断力和鉴别力。我们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彻底揭露和拒斥西方以文化、文明、学术外衣设置的政治陷阱。”总之，“我们正在进行的新的伟大斗争之对象，既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党外的，也有党内的；既有经济、政治的，也有文化、社会的；既有有形的敌对势力，也有无形的挑战、考验、危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都有斗争，资源、货币、市场、意识形态、网络等都是斗争的载体。”另外，为了应对新形式下的伟大斗争，理论建设也是重中之重，没有一个具有信服力的理论建设作为指导，一切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已作出指导：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但是，全面创建“哲学社会科学”，不集中意志和力量是办不成大事的，比如“永乐大典”“康熙词典”这类文明成果就是意志和力量的集中体现。所以，基于全文所指出的现象与面临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愿景方案和未来所要应对的诸多挑战，“核心、统帅与领袖”，理应成为这个时代的必然需求。而这个旗帜口号与行动准则，就是要始终不渝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以复兴民族大业为己任，最终才不会辜负于这个伟大时代所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至于是非功过，成败如何，历史会检验，历史也自有公断！（2017年8月6日初稿）笔末感悟：感谢与尊重所有为这个国家与民族所付出一切的历届领导人。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没有昨天的探寻与失败，就没有今天的经验与明天的成功。让我们携手团结起来，奔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引歌高唱！注：部分内容引述于《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伟大斗争”》、《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等
篇三:[领袖和统帅]苟坝会议 毛泽东统帅和领袖地位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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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坝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毛泽东由辅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到取代周恩来指挥军事的一个重大转折。同时也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路线斗争完全取得胜利和统帅地位与领袖地位确立的一次重要会议。以往对这次会议的研究和重视明显不够。一、苟坝会议产生的历史背景毛泽东二渡赤水的东进军事战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扎西后，由于这一带地脊民贫，补给困难，加上这里地处川滇边邻地区，中央红军进驻这里，必然威协到川、滇两省军阀的利益，拼死抵抗。而川、滇两省军队有地利之便，以逸迨劳，中央红军显然不利于与之作战而在此地创建根据地。相比较而言，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在西南三省中战斗力较弱。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剿部队虽然进入贵州，但他们长途追剿，已是疲惫不勘，不仅与中央红军一样人地生疏，而且经过湘江战役后伤亡也很大，军队编制不足，加上是中央红军的老对手，双方战法彼此了解，有利于与之作战。打败中央军，还能有好的武器和弹药补给。再有，遵义是贵州首富之区，四面有长江、乌江和赤水为屏障，东又与二、六军团相邻，是创建临时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于是，毛泽东决定挥师东进，再占遵义。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毛泽东决定先攻取黔北军事要塞娄山关，把它作为控制黔北和攻占遵义的关键一步。为此，毛泽东采取由北向南大迂回的行军作战路线，以便把川军向北和向东牵引，进而快速挥师南移夺取遵义，然后借助娄山关和乌江，北阻川敌，南拒中央军吴奇伟部，以便孤立和寻歼遵义西部的周浑元纵队。作战计划拟定后， 2月10日，中革军委向全军发出东进作战命令：“…我野战军目前…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十一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1)”据吴奇伟部参谋魏鉴贤后来讲：薛岳指挥的两个追剿纵队人马实力因沿途逃亡、落伍和疾病已减员大半，两个纵队共计不足五万人。魏鉴贤看到吴奇伟部士气非常低落，悲观厌战的情绪很农厚，每连多者七、八十人，少者四、五十人，编制严重不足。从随后的“遵义大捷”一事证明，毛泽东决定东进与薛岳兵团作战的战略决策是英明而正确的(2)。中央红军再占遵义后，刺痛了蒋介 石的神经和剿共决心。3月3日，蒋介石到贵阳亲自部署在遵义一带围歼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3月3日，奉命守卫娄山关的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紧急电告中革军委：由于川敌一路由娄山关东面绕道向板桥进逼，拟切断九军团的退路，而五军团又过早地撤离与九军团接应的防线，向遵义方向转移，致使九军团处于远距离孤军作战的不利境地，中革军委只得同意罗炳辉的请求，放弃娄山关(3)。3月4日，为打破蒋介石新的围歼图谋，中革军委成立了以毛泽东为政委，朱德为司令员的前敌司令部，指挥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4)。3月4日，蒋介石电令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要求上官云相部限其3月8日前进至桐梓，同时命令川军郭勋祺率所部三个旅并指挥桐梓的黔军限6日集结后即向遵义开进，周浑元率部并指挥黔西的何知重师由西向东限6日进抵枫香至鸭溪地域，吴奇伟部在乌江防堵，并派出一部向鸭溪、枫香与周浑元部联络，准备无论红军朝何方移动，都要“不失时机取直径堵截”(5)。娄山关的失守，遵义北面大门被敝开，从而牵动中央红军的整个战略布局，毛泽东不得不于3月5日放弃遵义城，指挥中央红军向鸭溪地域转移。以寻求先与东进的周浑元部作战（2月1日，薛岳已任命周浑元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的围剿计划是以周浑元纵队固守赤水河上游东岸的仁怀一带，吴奇伟纵队和川黔军为游动策应的作战策略。中央红军若要想在黔北站稳脚根，就必须拔掉周浑元这个蒋介石安插在黔北的钉子。为此，为配合毛泽东“擒贼先擒王”的战略部署，拔掉周浑元这个剿共“前敌总指挥”的钉子，以打乱蒋介石的围歼图谋，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一道《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向全军指战员讲明了消灭周浑元部的目的和意义：“在王家烈、吴奇伟惨败之后，蒋介石又用周浑元纵队与黔军配合（即：周浑元为前敌总指挥指挥黔军）向我进攻，企图包围和消灭我们，现在我们必须争取胜利，消灭周浑元（这个前敌总指挥）来彻底粉碎敌人的追剿，这是一个决战，或者是我们胜利，站定脚根，消灭敌人，赤化贵州；或者是我们不能胜利，则不但不能保持遵义的胜利，而且将逼迫再要转移方向，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大的胜利！”关于对周浑元部作战的有利条件，命令指出：“周浑元纵队尾追我们数千里，比吴奇伟纵队更疲劳，只要我们坚决勇敢，胜利一定是我们的(6)。”这个动员令体现了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来设定的一个新的反围剿战术。3月5日晚，当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转移到鸭溪地域后，蒋介石又一次调整其围剿方案，要求所有参与此次围剿的国民党军“暂取攻势防御”，“秘其行动”，待掌握红军的具体意图和动向后再作行动，并指令各军：“如匪果向西窜，则吴纵队主力用最快行动，星夜兼程，即向黔西西南地区挺进，不得延误片刻；若匪果与我周纵队在枫香园附近接触或对峙时，我吴纵队亦用最速方法，渡江北岸猛进，寻匪侧背围剿之。”为防止周浑元部冒进被红军消灭，蒋介石命令周浑元部在长干山一带构筑碉堡工事，并指出：“如匪不敢向我进攻，仍在枫香园附近停止，则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3月9日，蒋介石又电告各军：“据本日飞机报告，匪主力似仍在遵义西南鸭溪、白腊坎、风香坝一带…是匪尚欲盘据遵义西南地区，或不与我决战。刻正我聚殄该匪良机。我军吴、周、孙、郭纵队应对此匪分进合击，务将该匪聚歼于遵义西南地区。郭纵队即由桐梓（以南）向遵义攻击前进；吴、周两纵队即在原地集中；着令孙纵队即赴西安寨、平桥坝集结待命，限12日以前到达具报。(7)”就在敌我双方都在慎密部署，寻找对方弱点进行消灭对方的关鍵时刻，3月10日，林彪和聂荣臻二人电告中革军委，要求由他们提头打一次仗，其攻击的对象是位于打鼓新场的黔军犹禹九旅。为此，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召集红军高层二十多人在鸭溪苟坝开会。在会上，为了扩大遵义战役战果，大家都同意打这一仗，唯独毛泽东不赞同，其理由是：毛泽东已察觉犹禹九部明显是蒋介石设下的诱饵（如上所述，蒋介石3月5日晚已有“诱其来攻”，然后一举围歼中央红军的命令），红军要两天后才能调集兵力，到那时敌人在我们外围的包围圈已完成，而犹部目前正处于蒋介石新设置的包围圈中心，明显是一步险棋。林、聂提出的消灭犹禹九旅的作战报告，明显是《遵义会议决议》曾经批判的：“只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比较容易，借以扩大遵义战役战果，而忽略了猴场会议就决定的：“中央红军到川黔边是为了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剿部队的任务。”并且3月5日总政治部发布的动员作战《命令》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一致通过的，《命令》对周敌作战的有利条件已经讲得很清楚，怎么能不顾大局轻易否定这个《命令》，而去走冒险的一步棋呢。因此会议上大家的意见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但大家不听毛泽东的这个正确的劝解，一致要打打鼓新场的黔军犹禹九旅，并且争吵得不可开交，严重干扰了毛泽东的整个作战部暑(8)。二、苟坝会议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两个核心交点问题1、李德军事思想路线的回光反照 关于苟坝会议上的这场军事思想路线斗争，其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打运动战，还是按李德那套打阵地战。并且谁才是当时应当打击的对象，也是会议争论的焦点。关于李德军事思想路线在苟坝会议上的回光反照一事，聂荣臻曾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以凯丰为代表的）宗派教条主义者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9)”因此当毛泽东在苟坝会议上提出放弃攻打打鼓新场，重点对付周浑元部；若其不然，就发扬红军特长打运动战，再渡一次赤水河，到四川绕一个圈，然后在调动敌人的过程中寻机歼灭周敌时，却遭到大家的强烈反对。这件事周恩来曾在回忆中说：“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引起了争论”。“我们应该（照毛主席的办法）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10)”。这就是周恩来在后来的苟坝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由毛泽东来全权指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真实原因。关于苟坝会议大家愿意打黔军而不愿打中央军的理由，黄克诚在反对打鲁班场一战时向中央的写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说：“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打，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 在黄克诚看来，打黔军容易，打中央军困难。而黄克诚忽略了一个问题，当遇到生死存亡时，黔军的战斗力并不亚于中央军和川军，如娄山关南坡的战斗，黔军就展现了很强的战斗力，致使三军团十二团受到很大阻力和伤亡。况且犹禹九旅是处在蒋介石设置的包围圈中心部位，一但沾上了，周围的川、滇军和中央军合围拢来，那时就危险了。但是大家不听毛泽东的意见，甚至争吵到了会场秩序失控的程度。苟坝会议这场不应有的争论，反映出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和洞察力和大家不在一个层次上，这就难免受到大家的误解和反对。2、最高军事指挥者的“独断专行”问题 按照毛泽东“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党对军队有绝对领导权”，因此政委的职权比司令员大，是“关键时刻对重大问题做最后决定”的人，故在红军内部习掼上称“总指挥”（周恩来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遵义会议后的一、二渡赤水期间都是担任“总指挥”一职）。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而行之有效的建军思想在苟坝会议上却遭到严重的挑战和抵制。张闻天夫人刘英在论及苟坝会议时说：“…大家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毛主席不赞成，甚至以不当前敌总指挥之职来力争。闻天主持会议，鉴于以前负责人专断不好，他看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也不表态，就来了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将毛主席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表决掉了…(11)”在这里，刘英对张闻天批评毛泽东坚持意见是固执己见和独断专行一事的措词是十分婉转的，实际上是在回避真实问题。不过，从杨尚昆的回忆中，我们还是能看出事实的真相。杨尚昆认为“总指挥”的作用和威信是不能否定的。因此，他对苟坝会议评价说：“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战场指挥，有时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不应让许多人坐在那里扯皮，耽误大事。苟坝会议的第二天，张闻天“也认识到（免除毛泽东总指挥由彭德怀代替）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已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刘英自述》）(12)。从刘英的这段叙述中，同样能看出张闻天曾批评过毛泽东独断专行问题，并且第二天张闻天就改正其观点，承认在非常时期最高军事“总指挥”的“独断专行”是必要的。周恩来在回忆中也曾说：“那个时候困难啰，八万人剩下三万多人，每一个部队里都减员，伤员病号都不少，的确困难。在那种关头，只有（让毛主席来指挥）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13)”在这里，周恩来也是肯定“总指挥”的权力和威信以及在非常时期最高军事指挥者的独断专行是完全必要的。三、苟坝会议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和领袖与统帅地位的确立关于苟坝会议，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再渡赤水）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们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我的了(14)。”这件事在周恩来的回忆中说出了事件的详情：“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引起了争论。”苟坝会议虽是在一场激烈的争执后结束了，“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据毛远新讲：解放后毛主席曾对他讲，长征时的“土城战役”，由于是集体参与指挥，因此他指挥起来不很顺畅，出现了一些问题），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15)。”关于毛泽东半夜里提着马灯去见周恩来而成立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一事，袁慢慢在《毛泽东是如何评价周恩来的》一文中披露了一个从未公布的真实内幕。说解放后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谈到他同周恩来之间长征时在遵义鸭溪的一件往事。毛泽东说：“…后来红军到了鸭溪（苟坝）…（鉴于张闻天的领导决策方式和大家在这种领导方式下的激烈争执）总理专门找了我，总理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我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总理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 我说：‘要我来可以，你得给我全权，就是全部的权力。’总理说：‘就给你全权！’我说：‘那别人不服怎么办？’总理拍了拍胸脯说：‘我去做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16)”毛泽东由此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了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也如他所说，做了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因此周恩来说：苟坝会议后是“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关于苟坝会议上毛泽东领袖和统帅地位的确立，杨尚昆是这样说的：“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张闻天在1943年谈及遵义会议的意义时也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毛、朱、周三人）中央的建立17。” 伍修权在回忆中也说：苟坝会议上“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对于毛泽东的这次军事思想路线斗争胜利，毛泽东在1959年曾对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时谈到：“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比如苟坝会议…”综上所述，苟坝会议的内涵是丰冨而复杂的，它不只是一场简单的军事思想路线斗争，而且还参杂着十分激烈的宗派教条主义路线斗争，这个问题在聂荣臻和李徳两人的回忆文章以及田丰叛变后的供词中都有所提及。苟坝会议这场矛盾和斗争的结果，最终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路线获得胜利，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袖和统帅地位。注释：(1)、(4)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2)、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国民党将士话长征》；(3)、罗鲁安：《罗炳辉文集》；(5)、(7)王树增：《长征》、贵州省档案馆编：《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等；(6)、1935年3月5日《红星报》；(8)、(9)、(11)、(12)、(13)、(17)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10)、(1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一）；(14)、吴东峰、朱继红编著：《细节决定历史》；(16)、袁慢慢：《毛泽东是如何评价周恩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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