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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绵阳将裁撤2地级市]最新规划！绵阳入选国家级示范区，全省仅2个！未来这些区域要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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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科博会终于完美闭幕
很多宝宝表示根本没看够啊！
不怕不怕
小伙伴们坐稳、扶好
小编又要送上一个好消息咯~~
小编从四川发布了解到
最新规划
绵阳入选国家级示范区
全省仅有两个哦~~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了《绵阳市产城融合示范区总体方案》《南充市产城融合示范区总体方案》，要求示范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入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顺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城市空间、规模、产业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布局，着力优化发展环境，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走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道路，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为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探索路径、提供示范。
据悉，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申报工作始于2015年7月，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支持各地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的通知》，提出了58个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的主要任务。四川有绵阳和南充两个城市入选。
申报条件
>> 以地级城市（区）为主，适当考虑发展基础较好的县（市）；
>> 有合规设立的省级以上产业园区为依托；
>> 行政区划明确清晰，与现有行政区划相协调，以依托的产业园区所在地行政区命名。
产 城 融 合 任 务
>> 优化空间发展布局，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 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 完善城镇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产城融合目标什么？
绵阳重点发展区域在哪里？
听小编细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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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管理面积：98平方公里
2020年目标：地区生产总值1000亿元，城镇化率95%
定位：发展定位为成渝经济区重要的新兴增长点、军民融合引领区、科技创新先行区、“两化互动”示范区和开放型经济高地。
依托：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空间布局为“一核一轴三带六区”
“一核”是指绵阳科技城集中发展核心区
“一轴”是指依托绵阳科技城大道交通主干线的产城融合发展轴
“三带”是指西山生态带、安昌河宜居带、草溪河景观带
“六区”是指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科教创业园区、金家林总部经济区、科技物流产业园区、安州新区
重 点 任 务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提升优化创新驱动平台、建设现代高新产业集聚区、建设军民融合发展引领区、建设开放型经济高地、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创新体制机制等。
未来几年
绵阳要怎样做
才能完成示范任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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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
绵阳将依托科技城，重点发展新型显示与数字视听、电子材料和元器件、军工电子等产业链，建设全国重要的数字视听产品的研发制造基地、国家重要的军工电子制造基地和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
绵阳将重点发展航空装备制造、卫星应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与成都、德阳联合建设成德绵航空产业集聚区。
绵阳将重点发展节能家电和废铜等有色金属综合利用产业，加快拓展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生态环境
（小枧生态湿地公园）
森林覆盖率、城市绿地率分别达到54%和38%以上，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显著提升。
单位GDP、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碳排放、流域出境断面水质达到国控、省控目标。
交通建设
（绵阳轨道交通规划图，图据绵阳新闻网）
用好中欧班列、中亚班列等国际通道，积极推进西成客专、成兰铁路建设，规划建设绵遂内铁路、成都至三台城际铁路，形成“一纵一横两联”铁路主骨架。
加快建设绵九、绵西、绵苍等高速公路，构建“一环八射三联”高速路网；推进国省干线公路提档升级、农村公路改善升级，实现“高速公路到县、油路到乡、水泥路到村、硬化路到组”。
加快国际口岸机场建设和基地航空公司引进，推动北川、平武、三台等通用机场建设，打造区域性航空枢纽和四川航空物流副中心。
统筹城乡
加快建设现代城镇群；做靓做强中心城区。支持安州区加快融入主城区，建设现代山水生态城市。推进城下综合管廊、城市道路和停车场等市政设施建设，重构一环、贯通二环，启动建设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主体公园、城市广场和城市雕塑，打造一批城市景观。
做特做优县域城镇。支持江油、三台建设中等城市，支持盐亭、梓潼、平武、北川加快县城建设、抓好国家重点镇和省市试点示范镇建设，打造一批工业重镇、商贸强镇、文旅名镇和宜居小镇。
坚持“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微田园”建设模式，建成兴业、家富、人和、春美的幸福美丽新村2600个以上。
哇咔咔！
看着绵阳以后的规划
小编是十万个激动呀！
作为入选国家级示范区的另一个城市南充
也是很棒哒！
| 南 | 充 |
规划面积：102.4平方公里
2020年目标：地区生产总值800亿元，城镇化率80%
发展定位：为成渝经济区重要的新兴增长点、现代产业集聚区、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新型城市治理样板区和绿色发展先行区。
依托：南充经济开发区
空间布局为“一轴两带五区”
“一轴”是指依托G212、嘉陵江航道等主要交通干线的产城融合发展主轴线。
“两带”是指滨江服务带、沿江生态带。
“五区”是指南充经济开发区、南充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嘉陵工业集中区、南充航空港工业集中区、南充现代物流园区。
重 点 任 务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现代产业集聚区、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升城市承载功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全方位开放合作、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创新体制机制等。
构建立体交通网
推动新型工业化
统筹城乡
未来几年南充将做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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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
主动跟进成南达、南充到万州高速铁路，谋划和推进汉巴南铁路、南充与绵阳等城际铁路。适时发展城市轨道交通。
加快推进巴南广、南绵、营达、南泸、阆仪营、南充过境高速公路建设和成南高速扩容，争取建设绵达高速。
提升嘉陵江航道通航等级，实施南充机场航站楼改扩建，启动建设阆中机场。
产业发展
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汽车汽配产业强势崛起，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开展丝绸文化创意研究，创建中国创意丝绸第一城，建设丝纺服装生产研发基地。
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中法农业科技园区等一批特色农业产业园区。
推动全域旅游发展，打造世界级精品景区。
城乡统筹
面向成都、重庆、西安，积极对接、主动融入，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互相配套、资源开发互利共赢，打造成渝西的“后花园”。
强化市县联动，支持西充、蓬安撤县设区，支持南部撤县设市，推进扩权强县、扩权强镇，扩大县（市、区）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激发县域发展活力。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在城市购房，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
环境建设
（流经南充的嘉陵江）
以嘉陵江（南充段）综合保护开发为先行试验区，扩大与嘉陵江流域协同发展，推动“嘉陵江三省一市生态经济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全面提升环境监管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控环境风险和污染事故，改善城乡环境质量。
看完的小伙伴
快找找
这些腾飞的区域有你家吗？
赶快告诉小编吧！
小编要抱大腿啦！！
(2) [四川绵阳将裁撤2地级市]四川如今的实力第二城绵阳，它曾经管辖21个县！
旅游，看风景，知世界。
绵阳，四川省地级市，面积2.2万平方公里， 人口545万。2016年GDP为 1830.42亿 元，位居四川第二位，是四川省二当家城市。
绵阳位置示意图
绵阳是我国著名的科技城，成渝经济圈七大区域中心之一，现辖3区(涪城区，游仙区，安州区 )5县(三台，梓潼，平武，北川，盐亭 )1县级市（江油市）。
绵阳城市风光（配图源自绵阳官网）
绵阳从汉高祖六年（前201年）设置涪县开始，一直是州郡治所。清雍正五年（1727年），绵阳升为直隶州，辖5县。1913年，绵州裁撤，设绵阳县。1948年领有绵阳，安县等10县，1950年设置绵阳专区，1953年广元专区所属广元，旺苍等8县划入绵阳，1958年，遂宁专区所属遂宁，三台等7县划入绵阳，彰明，江油二县合并成立江彰县，此时绵阳辖21县！
绵阳城市风光（配图源自绵阳官网）
过程很复杂，汇总一下最终结果，1958年，绵阳专区辖21县，分别为绵阳，安县，绵竹，德阳，梓潼，罗江，广元(驻嘉陵镇)，旺苍，剑阁，北川，平武，青川，昭化，遂宁，三台，盐亭，蓬溪，潼南，射洪，中江，江彰。21个县，那时的专区（地区）真是牛啊，地大物博。
1958年绵阳专区管辖范围示意图（21个县）
1970年绵阳专区改称绵阳地区，1985年撤销绵阳地区，绵阳市升级为地级市，管辖江油等7县，同时设立地广元市，将青川，旺苍划归广元管辖；撤销遂宁县，设立地级遂宁市，将射洪，蓬溪划归遂宁管辖，后来又几经调整变化，绵阳现辖3区，5县，1县级市。
绵阳城市风光（配图源自绵阳官网）
绵阳人文绚烂，风光迤逦，是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著名旅游城市。拥有5A景区北川羌城旅游区，七曲山大庙，九皇山，李白纪念馆，窦圌山等4A景区，有梓潼酥饼，菜豆花等著名小吃。
绵阳市仙海景区风光（配图源自绵阳官网）
(3) [四川绵阳将裁撤2地级市]24个省250个地级市副市长配置调查
24个省250个地级市副市长配置调查:6-8名属常态
2013年11月25日02:39 新京报
部分地级市副市长设置盘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近日，记者调查全国24个省级行政单位中250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数量。结果显示，尽管各市经济、人口规模存在巨大差异，但6-8名副市长几乎是“常态配置”。
据媒体报道，国务院已于2008年明确提出，“国务院各部门领导职数明确为一正四副”，但对地级市应配备多少副市长并无具体规定。
平均每个地级市配7名副市长
近日，新京报记者登录全国24个省级行政单位中的250个地级市政府官网，对副市长配置数量进行了统计。统计发现，250个样本中，副市长数量从2名到10名不等，而配置6-8名副市长是常态。
数据结果显示，250个地级市共有1750个副市长(不含挂职副市长)，平均每个地级市配置有7名副市长。数据表明，共有219个地级市配置有6-8名副市长，分别对应有54个、109个、56个地级市，占样本数近87.6%。
样本中，副市长数量最多的地级市是四川宜宾和江西赣州，各有10名副市长；而9名副市长的地级市也有14个。
甘肃省酒泉市副市长数量最少，只有2名；安徽省宿州市和安徽亳州市副市长数量也较少，分别为3名和4名；配置有5名副市长的，共有12个地级市，分别为湖北鄂州、湖北襄阳、四川达州、广西柳州、河南许昌、甘肃白银、甘肃定西、山西运城、山西晋城、山西临汾、黑龙江大庆、宁夏石嘴山。
广东韶关市政府配8副秘书长
根据本次抽样调查，在地级市政府领导班子的组成上，除市长及副市长外，通常还配置有1名市政府秘书长及2-3名副秘书长。这些信息也在大多数地级市政府官网上有公示。
但记者统计发现，个别地级市在副秘书长配置上数量“突出”。如广东韶关配置有8名副秘书长、广东汕尾有6名副秘书长、广西来宾和甘肃庆阳各有7名副秘书长。
■ 分析原因
“官本位”思想致副职膨胀
“一方面是对政策贯彻不严，另一方面是缺乏监督”，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称，“既然人大有任命权，也必须发挥制度平台的监督作用”。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晖也认为，目前对领导职数监督的频度强度不足，具体的、可操作的监督法规以及配套监督手段匮乏。
此前，媒体多次呼吁精简领导职数，中央也数次提出改革，成效甚微，对此，竹立家认为，“根本上还是由于官本位思想造成的官位扩张”。
赵晖认为，各地方政府倾向于从部门利益出发，努力争取可以牟利的职权，出现超编现象。对于各级干部来说，晋升一级意味着更好的待遇、更多的权力。而如果削去副职职位，意味着断了许多人的前程，是得罪人的事情，所以政府部门不仅不愿削减，还会想办法为下级谋取更多职位，导致了副职膨胀。
影响
副职过多会增加行政成本
竹立家表示，尽管地级市应配备多少副市长并无具体规定，但3-5名应是常态。
在赵晖看来，地级市副市长数量过多，直接反映了我国领导职数过多的痼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副职设置过多，会增加决策与执行的沟通与协商成本，一个决定在形成中的会签、审签、审批的空间与时间距离都会大大延长。
“再一个是导致人浮于事或反过来没事生事。”马庆钰表示。
他还称，增加一个副职领导，除增加了决策执行环节和沟通成本，还会增加相关待遇。“一个地市级副职领导一年总要产生几十万的职务开支，这是明显的行政成本。”
另外，赵晖还称，其实副职太多还有诸多隐形成本，如降低了行政效率、影响了政府形象、增加了腐败空间等等，且影响深远短期难以恢复。
地级市副市长 人数最高相差四倍
记者统计全国250个地级市政府副市长，赣州宜宾10人酒泉两人；政府分工等是职数差异重要因素
近日，新京报记者对全国24个省级行政单位的250个地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数量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最少的甘肃省酒泉市副市长配置仅有2名，最多的江西省赣州市和四川省宜宾市，则配置了副市长10名，两者相差4倍。不过在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等方面，酒泉市与赣州、宜宾两市的发展程度差距较大。
但即使发展程度相近的城市之间，副市长的数量也有很大差别。决定领导职数的，除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外在因素外，与政府日常工作的分工、专项工作的多少及安排情况等，也有紧密联系。
有专家认为，在现有规定中，未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职数，留下的自由裁量空间太大，也是领导职数膨胀的原因。
■ 案例
情况相近城市 副市长差一倍
同属中西部地区地级市、各方面情况相近的四川宜宾与山西临汾，在副市长数量配置上，宜宾市要比临汾多出一倍：宜宾市有副市长10名，临汾市5名。
目前，在临汾市政府领导班子中，与5名副市长相对应，政府日常工作也分成了5部分，宜宾市则将市政府日常工作，划分给了10名副市长。
不同于临汾市政府分工“以统为主”，宜宾市将工作范围划分得更细。临汾市一名副市长同时负责发展改革、交通物流、住房建设、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公安、司法、消防等方面工作，而宜宾市则为公安、司法、信访、应急管理等工作由一名副市长来分管，发展改革和交通运输则交给了另一名副市长。
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通常都有相应的专项工作，并由副市长一手抓。临汾市将山西(国际)陆港园区建设开发工作，纳入到负责市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副市长工作范围。
宜宾市则设置了3名副市长来主要负责工业园区、临港开发区及机场迁建等专项工作，同时分配一定的日常工作。
铁岭新乡芜湖副市长减少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城市在“工作量增加”或不变的情况下，副市长的数量反而有所减少。
2008年11月，辽宁省铁岭市因有“9个副市长20个政府副秘书长”而被媒体广泛报道。昨日，记者在铁岭市政府门户网站看到，目前铁岭共有7名副市长。对比2008年和现在各副市长的分管业务发现，曾经9名副市长所分管领域的工作，基本都由现任7名副市长承担。
通过对比发现，较之前9名副市长，现任7名副市长的分管工作更多。例如，现任副市长尹正伟的分管工作中，开原起重机械制造产业集群、市星悦南岸项目建设管委会两项工作，在原来的副市长分工中并未出现。
同样，河南省新乡市也曾被报道有11名副市长。据昨日新乡市政府网站显示，新乡市现在副市长已降为8个，负责承担过去11个副市长的工作。
2012年6月有媒体报道称，安徽芜湖市共有11名副市长。后芜湖市政府公示的名单显示，至去年6月芜湖市只有5名副市长。
昨日，记者打开芜湖市政府官网发现，除两名挂职副市长外，该市又增设了两名副市长，共有7名现任副市长。
新增的副市长中，有一名负责“商贸、信息化、政务服务、招标采购、政务公开等方面工作”，并分管商务局、供销社、招标采购服务中心等部门。而“招商”工作在此前则纳入工商领域，由一名副市长统一负责。
■ 追问
为何地方可“随意”设副市长？
职数尚无明确规定 地方增设留余地
2007年5月，国务院制定并施行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条例未对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职数做出规定，只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领导职数，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确定”。
然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也未规定地方政府工作部门正职和副职的职数。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也未针对地级市政府的领导职数做出明确限制规定。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晖认为，目前的编制规范文件缺乏刚性，“原则上可以设”、“必要时可以设”、“一般可设”、“若干”等类用语泛滥，留下的自由裁量空间太大，“这是领导职数膨胀的重要因素”。
安徽省政府2006年提出的《安徽省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规定》中称，省人民政府的行政机构，领导职数为5名。但该规定又指出，“省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领导职数确需超过前款规定限额的，由省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赵晖表示，“根据工作需要增加”，在无明确数量规定的情况下，例如“根据工作需要增加”的规定为增设副职留有余地，使得“副市长”的设置更显“随意”。
增设副市长应依据什么标准？
专家称可参照中央标准“越少越好”
“根据工作需要”，是目前增设副市长的主要标准。调查发现，不少地级市在安排重点工作时，倾向于特别增设“专项”副市长来分管具体工作。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称，“按照国外的经验，副市长一般都是3名，我们应该根据经济、社会等综合发展情况来定”，而不应该针对专项工作来专门增设。
对于是否应效仿提出明确的数字规定，竹立家表示“没必要一刀切，但不应该超过5个”。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方正邦称，职数应该是多少，没有一个准确的计算法，应该是根据政府职能来定，职能的多少决定职数的多少，“越少越好，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养官”。
此外，“上行下效”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竹立家认为，对于地级市副市长的职数，中央和各省应该参照国务院对部委领导职数的配备规定，做出明确规定。
赵晖介绍，2006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地方党委开始集中换届，中央确定地方党委一般只设两名副书记。经过改革，现在“一正两副”成为常态。他认为，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也已明确提出“一正四副”标准，地方政府应该以“顶层行动”为标杆，进行副职改革。
437名女市长和副市长盘点:处级到厅级平均4.8年
2014年03月08日06:45 新文化报
女市长是怎样炼成的
437位女市长、女副市长统计报告：她们的工作集中在教育、科学、文化等民生领域
今天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正值全国人大会议进行时，向女代表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在女性人大代表中，地市级政府序列的女性领导干部是尤为引人关注的群体，她们身为城市建设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是女性从政的杰出代表。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本报记者历时月余，对中国地市级政府的领导班子构成情况进行了梳理，完成了中国地厅级女市长、女副市长统计报告，意在从中国地级行政区划政府的干部构成中，发现女性从政的普遍特点和规律，正视女性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炼”年龄
40岁~50岁是主力军
在437位女市长、女副市长中，可知出生年份即现龄的共421人，其中，60后是主力军，共有301人，占总数的71.5%；年轻的70后共80人，占19%；50后女市长、女副市长刚好是70后人数的一半，共40人，占9.5%。
将年龄细分发现，目前担任各地市级政府领导的厅级女干部平均年龄48.7岁，年龄最小的35岁，最大的59岁。其中，35岁到40岁共10人，占比2.38%；41岁到45岁100人，占比23.75%；46岁到50岁150人，占比35.63%；51岁到55岁132人，占比31.35%；56岁到59岁29人，占比6.89%。从上述年龄的细化分析，可见女市长、女副市长的年龄层次，年轻化特点一览无余。
“炼”身份
民主党派有鲜明特点
437人中，可知民族背景412人，少数民族有64人，大多集中于内蒙古、宁夏、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区，以及湖南、江西、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可知政治身份402人，其中党员254人，无党派人士44人，民主党派104人。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是，民主党派的女干部，在其就任市长或副市长之前，普遍担任本党派所在地区的组织领导，并在人大、政协担任要职，随后进入政府领导班子。对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中央曾有“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明确意见。根据有关规定，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机关干部同属国家干部，享受国家干部应有的政治、生活待遇。各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主要领导均有相应的行政级别。
“炼”学历
高学历，女市长们的标签
在437位女市长、女副市长中，官方网站有学历记载共416位，其中，大专4人，双学位1人，本科115人，硕士250人，博士46人，拥有双学位及硕士以上学历的占比71.4%。高学历是女市长们显著特点之一，从另一角度，学历是女干部政治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拥有更高学历的女性，从政之路似乎更加顺畅。
“炼”进修
超70%有过党校短期培训
在对416位干部履历逐一观察后发现，超过90%的女市长、女副市长都有二度、甚至三度进修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往往与仕途的不断进步有密切关系。
超过70%的女市长、女副市长有过接受党校短期培训的经历，还有一部分女干部在党校获得了自己的本科、研究生学历。根据统计，在党校获得学历的女市长、女副市长共119人，占比28.6%。
“炼”履历
超四成和共青团有关
在437人的官网信息中有履历记录的共389人，由此统计和整理出这些女市长、女副市长在就任现职前的工作经历，其中，来自党政机关的共86人，占比22.11%；来自共青团的79人，占比20.31%；来自教育领域的69人，占比17.74%。其中超四成女官员的仕途经历与共青团有过关系。
统计结果表明，共青团路线是女性干部成长的重要路径。根据有关组织规定，各级共青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享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共青团组织对于各级别党政干部的成长有着重要作用。
“炼”时间
从处级到厅级 平均4.8年
在本次统计的437人中，有一定比例的女市长、女副市长在走马上任前已经是地厅级干部。可查到晋升厅级年龄的296人，其中40岁前(不包括40岁)晋升厅级的63人，50岁前(不包括50岁)晋级的219人，50岁以后晋级的14人。晋升厅级的平均年龄42.8岁。对晋级年龄分析后发现，女干部在42岁晋升厅级的人数最多，达到32人，在40岁到46岁晋升厅级的女干部共170人，占比57.4%，40岁到46岁，堪称地厅级女干部仕途的黄金年龄。
研究296份履历发现，地厅级女干部在处级到厅级的仕途之路上所用时间不尽相同，最短1年，最长15年，平均4.8年。
“炼”成“一把手”
30位市长平均49.37岁
按照有关组织规定，一般情况下，各地市级政府的“一把手”即市长是正厅级，副市长是副厅级干部，但15个副省级城市的行政级别高于一般地市级，因此，15个副省级城市的副市长级别也是正厅级。按此原则，在437位女市长、女副市长中，副厅级389人，正厅级48人。其中担任政府“一把手”的30人，占比6.86%；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正厅级女干部中，无人担任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的政府“一把手”。分析30位“一把手”的年龄结构，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42岁，平均年龄49.37岁，比437位地厅级女干部整体平均年龄略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市长需要接受更多的政治历练。
30人有10位博士、8位硕士、9位党校研究生、3位本科。整体知识层次在地厅级女干部中可谓佼佼不群。30人中有13人来自共青团，另有3人有过在共青团工作的经历。女市长们的履历更验证了共青团路线不可低估的政治能量。
报告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本篇统计报告中的地厅级女官员，包括23个省的地级市(州)政府的市(州)长、副市(州)长，4个直辖市的地市级区(县)政府的区(县)长、副区(县)长，以及内蒙古、宁夏、广西三个自治区的市(盟、州)政府的市(盟、州)长、副市(盟、州)长。
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未列入此次统计的范围。
本次统计的信息来自305个地级市(盟、州)、4个直辖市的87个区(县)的官方网站。报告中的所有信息均来自政府官方网站，个别官网上没有政府组成信息的市(州、区、县)，也没有进入报告的统计范围。
女市长有多少？
经统计，392个地市级政府共有3194位市(区、县、盟、州)长、副市(区、县、盟、州)长，其中有437位女性领导，占比13.68%，男女比例为6.31:1。即中国地市级政府领导班子，大约是6位到7位男性干部与1位女性干部组成的。这一数据基本符合中国地市级政府领导班子的构成情况。
中组部曾有一数据，2009年全国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13.7%，这其中包括在地市级党委中担任要职的女性干部，因此，比本报统计的政府序列的女领导干部的比例略高。意即，5年来，地级政府女性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
女市长都管啥？
437人中，可查到分管工作内容的共378位，除主管全面工作的30位“一把手”和分管主要工作的14位常务副职，334位政府副职分管的工作集中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民政、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而诸如商贸、工业经济、发展改革、金融等领域则鲜有女性政府副职分管。
这可以从中组部的选拔任用女干部惯例中找到根源。中组部2001年的《意见》中提到：“其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民政、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领导班子要首先选配女干部”。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这些领域的女性较多，相对提高了女性在官员性别比例中的数据。
■相关文件
2001年，中组部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要求中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的女干部，应分别不少于10%、15%、20%。要求5年内在省、市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领导班子各配1名以上女干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要配1名以上女干部，增加地市级以上党和国家机关中年轻厅局级、处级女干部在同级干部中的数量。
这一《意见》成为10多年来，中国党政机关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原则，更多女性得以出现在各级政治舞台。
而这一文件，也是可公开查询到的2001年以来中组部关于女干部任用选拔的唯一指导性意见。
看她：19岁任职副乡长 33岁即为副厅级
出生于1979年的李泞玉2012年3月上任重庆市武隆县副县长，33岁即为副厅级。这一消息在当时引起普遍关注。有网民注意到李的履历发现，其1997年参加工作，任武隆县火炉镇政府干部，1998年提升为武隆县龙坝乡副乡长。19岁任职副乡长，李泞玉的仕途之路引发热议。李1997年毕业于四川省涪陵财贸学院，中专学历，工作一年即获提拔，对于李的升迁，2012年国内众多媒体进行过报道。武隆县委组织部给出的回答是，1998年武隆县进行乡镇体制调整，当时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李泞玉是其中之一。
看她：副市长曾在民建任要职
无锡市副市长华博雅从2001年到2007年12月前，一直担任无锡市滨湖区副区长，其间，华博雅曾任民建无锡市委副主委、主委，2007年3月任民建江苏省委副主委，级别等同副厅级，2007年12月华博雅即就任现职。
当然，民主党派的政治身份并非政治途径的必要条件。湖南邵阳市副市长胡颖的政治身份是民盟成员，2012年胡颖从湖南省厅级干部公选中脱颖而出，完成政治生涯的一次重要进步。
值得关注的是，统览非党员的厅级女干部中，均为所在地市级政府的副职。
看她：女博士晋升副市长只用了5年时间
山东潍坊市副市长王桂英原是山东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教师，2003年攻读博士学位后，进入山东省财政厅工作，2006年任潍坊市政府外事与侨务办公室主任，2008年晋升潍坊市副市长，时年36岁。从一般机关工作人员到副市长，王桂英只用了5年时间。
拥有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的合肥市副市长吴春梅是典型的学者型女干部。1964年出生的吴春梅在从政前任教于安徽大学，在中国近代文化、区域社会经济史方面有着卓越的造诣和成就，是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发表论文数十篇，在业界有相当高的声望。2010年，时任安徽大学副校长的吴春梅，被任命为合肥市副市长。
看她：在不断学习进修中升任副市长
安徽宣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韩永生的政治仕途是在不断学习进修中完成的。1981年韩永生在芜湖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芜湖市褐山小学做教师，三年后调任芜湖市四褐山区团委工作。其间韩永生参加安徽师范大学夜大的学习，又经过芜湖市委党校的干部培训，于1990年调任芜湖团市委。1996年韩永生在省委党校接受了短期干部培训后，出任芜湖市鸠江区副区长、区委委员、常务副区长。1998年韩永生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政法专业获得本科学历，调任南陵县任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其间参加了安徽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的学习。2004年7月韩永生进入宣城市委，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其间接受了中央党校的干部培训和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在职研究生的学习。2011年韩永生以市委常委的身份出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直至今日。
看她：从共青团一路走来的副厅级女官员
现任佳木斯市委常委、副市长的王平是从共青团一路走来的副厅级女官员。1986年，从佳木斯市中医学校毕业的王平最初只是佳木斯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1988年，王平进入佳木斯团市委工作，任学校部的普通干事，其政治生涯从这里一路向前，在职期间，王平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取得了本科学历，先后任佳木斯团市委学校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实业部副部长、学校部部长、团市委副书记、团市委书记。2005年王平转入地方任佳木斯市东风区委副书记、区长、佳木斯市委副秘书长。2007年王平被任命为佳木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2012年王平从党委转入政府，以市委常委身份出任佳木斯市副市长。
看她：从正处到副厅用了15年
1955年出生的李世杰是从共青团成长起来的女干部，自1976年进入共青团大同市委，10年后，李世杰被任命为共青团大同市委书记，正处级。此后，李世杰先后在大同市纪委、大同市矿区工作，直到2001年9月，李世杰以大同市委常委身份出任大同市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级别晋升为副厅级。一路走来，从正处到副厅用了15年。
看她：史上晋升正厅级最年轻的女性
在30位女市长中有5位70后。山东莱芜市市长王磊是目前中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女市长。1972年出生的王磊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硕士。从大学毕业生到女市长，她所走的是一条完整的共青团之路。1993年王磊毕业后留校开始了共青团生涯，1998年王磊到北京挂职团中央学校部大学处副处长。2000年王磊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共青团潍坊市委书记，副厅级。2008年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也是目前为止中国史上晋升正厅级最年轻的女性。2013年王磊结束了20年的共青团生涯，出任莱芜市委副书记、市长。
专家点评：
女干部配比尚有空间
在所查询的23个省、4个直辖市、3个自治区中，重庆市的地厅级政府女干部最多，38个县区共41位女区(县)长、副区(县)长。17个地市级政府领导班子没有女性干部，分别是河南周口、安阳；安徽蚌埠；湖北宜昌；云南保山；海南三沙；四川绵阳；陕西铜川、安康；甘肃嘉峪市、张掖、定西、临夏；青海海东、海北；重庆綦江、奉节。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宜昌市政府原来有一位女副市长郑兴华。今年1月初郑被调查。据称，郑兴华被查或因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案有关。1月中旬，宜昌市政府网站已经没有了关于郑兴华的信息。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永英多年来对妇女参政议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张永英认为，本报统计的数据体现出的特点跟以往妇女参政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反映出了妇女参政的基本问题，一是参政比例偏低，二是副职多、正职少；三是重要岗位任职的女领导干部少。
张永英说，人们多从女性官员自身特点去分析优势和劣势，她认为还应该更多从干部培养环节为女干部创造担任一把手的条件。“是否能够出任一把手，是有诸多条件和标准的，比如任职资历、多部门多岗位锻炼、分管工作领域等，女干部在成长过程中接受这种培养和锻炼的机会比较少，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另外，也存在着有些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对于女干部的能力不够信任，不愿把女干部放在重要岗位或正职岗位任职的情况。”
“有许多研究表明，女领导干部的年龄、文化程度、参政议政能力与男性领导干部并无明显差异，女领导干部年龄更为年轻化、文化程度提高，政绩和群众的评价也比较好。”而影响女干部选拔任用的因素，张永英老师的分析是，首先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和机制不够完善。有关女干部指标配备的规定存在不足，缺乏惩罚措施，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执行和监测评估的机制，没有将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作为考核地方党政领导和组织部门工作的重要内容，没有制定具体的考核指标，没有硬性的奖惩机制等。其次，社会文化环境中还存在不利于女干部培养选拔的因素。再次，女干部自身也存在参政意识和从政经验不足的问题。
张永英介绍，有研究表明，女性领导与男性领导在政府决策中关注的议题有所不同，男性领导更为关注经济发展，而女性领导更为关注社会公共事业、解决民生问题，考虑问题时更多立足于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这一点来说，更多女性担任城市一把手，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张永英说。
记者了解到，《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中明确提到，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有1名以上女干部，并逐步增加；国家机关部委和省(区、市)、市(地、州、盟)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女干部数量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增加；县(处)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和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担任正职的女干部占同级正职干部的比例逐步提高。
由此可见，在中国地市级政府领导班子中，女性官员的配比依然有相当的空间。未来，中国政坛将有更多女性出现在更广泛的更为重要的城市管理领导岗位，中国女性领导干部比例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将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体制改革产生更为显著和深远的影响。
本报记者 李季
市、县委书记和明清知府、知县权力之比较
（这篇文章于此前发表于某刊物上，今日找出来再看，不胜唏嘘）
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曾总结县委书记腐败现象，原担任过安徽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某，在副省长的任上折戟沉沙，他治下的各县县委书记接连出事，故有媒体如此总结。 今日已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在市委书记这级官员身上同样适用。近期先后有市委书记出事，原湖北省襄樊市市委书记孙楚寅被逮捕后，他经营多年的襄樊浮出了许多陈案，一位三年前跳楼自杀的少女高莺莺，尸体被武警和公安抢夺，强行火化，不能不让人产生诸多联想。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一位酷爱文学创作的官员，正在一个全国级的散文会议上慷慨陈词时，被有关部门带走，他在郴州的一些事也随之曝光。
本来，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只有级别之差，他们权力运行方式是相同的，因此“县委书记现象”也罢，“市委书记现象”也罢，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源于他们自己的辖区内几乎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古代有一句民谚：“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说明县令、知府这些“百里侯”权力之大，对草民具有极大的伤害能力，但和今日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相比，知县和知府只是小巫见大巫，他们掌握的资源、运用权力的自由度远不如今日的书记。
一、名实不符带来的混乱
安徽前几年和最近发生的两件有意思的趣事，颇具象征意义。
几年前曹操的老家亳州市（县级市）的书记举行阅兵式，将全县穿制服的公务人员集中在一起，供他检阅，此错误法无明文惩治，最后他因贪渎被判刑。前不久寿县县委书记离任，当地官民在仿古的城墙前打出横幅：“欢送英明领导李某某离开寿县。”很显然，亳州市委书记想体验的不过只是一场“回避”、“肃静”开道的为官威风，寿县的官吏也无非在恢复送“万民伞”的传统。但他们的作为却为什么那样扎眼呢？直给人“僭越”、“逾制”的感觉？除了我们对这类人的政治智慧表示怀疑外，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我们这些执掌一方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们的名实发生混乱，因此他们的行为很难有一种刚性的标准来界定，一切存于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中。
比如，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以礼法治国，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规格，有明文规定，祭天、阅兵是天子的专利，父母官离任时老百姓送万民伞，绝对不能用颂圣的语言。如果犯了规矩，那是大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能遵循。
而今我们所处的国家政治上的定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官员不论级别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但实质上各级官员都掌握着远迈前辈的权力。如此以公仆之名掩饰父母官之实，必然会带来名实的混乱。县委书记阅兵，本来是一种帝制时代地方官显示威风的心理作祟，但可以解释为检查一下本县执法队伍的精神风貌，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欢送英明领导”本来就是“万民伞”的变种，照样可以解释为官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通俗地说，古代的知府、知县所穿的官服，所乘的轿子，都有正式法规进行规定，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这一切对宣称代表先进的执政党来说，在表面上、口头上必须作为“封建落后”的制度和文化加以批判和摈弃，而在实质上、操作层面上，这类规矩又改头换面顽强地生存下来，比如官员的安保规格、用车标准、副部以上的官员才能配备秘书等规定。对种种“僭 越”、“逾制”的行为不能堂而皇之、援引法规进行惩处，因此地方官员各方面“超规格”屡见不鲜，而乡镇政府也敢照着天安门城楼盖办公楼，县、市也能盖一个带华表和仿照金水桥的大广场。
这些冲突根本原因是执政者的言行矛盾、表里不一、名实不符。所有的官员，如何把握这些官场艺术而不自取其祸，完全靠政治智慧和为官经验，而没有类似大诰的东西可以参照，相反，党章规定每个党员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从这个“逾制”的现象就可以一斑窥豹，如今的政治场上运行，潜规则的力量比任何一个朝代还要大，显规则和潜规则之间的鸿沟也远甚前代。
二、官员选拔之对比
汉代的小吏的升迁路径是很宽的，他们可以做到两千石大员，自唐代有了科举制以后，对县级以上的官员，资格有了严格的规定。这样有利有弊，弊端是仕进途径太过于严格，一些有本事的基层小吏，由于科场失意，只能沉沦于底层，心生怨愤或者完全靠蒙蔽官员、敲诈百姓为生存之道。但科举制延续千年，对政权稳定利大于弊，这种严格的资格考试至少杜绝了地方政治权力掌握世家手中，避免官宦和富商子弟靠关系和金钱随意进入官场。
以明清为例，出任知县的大多是新科进士，知府以及更大的官员，大多从知县级别的官升迁上去的。很少一部分声望很高而幸运的生员和举人，可以通过“拔贡”、“大挑”的方式进入仕途，担任县令这样的中低级官员，但程序异常严格。因此，除了现代宪政制度下的选举，科举应当是程序相当公正的官员选拔形式-----而民选为主的宪政制度下，也是选票和考试相结合，地方主要首长是选举，大多事务官是通过考试的“科举”产生。科举之路是很艰难的，举人以上（包括举人）的功名一律通过考试，很难恩荫。它的好处是通过考试手段打破个人、家族对权力垄断，除了皇帝以外，其他的职位都是开放的。“父子五进士、祖孙三尚书”之类的家族毕竟是异数。海外史学家何炳棣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明清社会阶层构造具备相当的流动性，明代进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占总数一半，明清550年间，三品以上能享有“荫”的特权家族的子弟所占进士尚不足总数百分之六。因此我们看《红楼梦》中因军功起家的贾家，高层权力斗争固然加速其败落，但几代子孙，少有人通过科举仕进，那么这样在政治地位上吃老本的大家族也必将慢性衰亡。
反观今天，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这类在政治结构中非常重要的职位，其标准说起来要求非常之高，政治素质、业务水平、个人品德都得出众，但这些标准是虚的，可操作性不强，唯一的刚性标准：他必须是执政党的一名党员。因为根据宪法那张纸上的定义，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执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担任地方党委要职的人，理论上讲不需要什么资格，谁都可以当。一旦没有严格的准入资格之限制，谁能担任那个职务，则名堂就更多了。如果是真正的选举政治，州长、县长亦没有更多的资格限制，只需常居当地的成年人，选票来决定一切。但一旦不凭严格的考试取得资格，而选民的选票又不起作用，那么通过非正常方式取得官职的“备选人员”基数大，门槛低，那么出身世家、父母当过大官的子弟，或者手中有钱的人，取得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这类职位的可能性，比明清时代的官宦子弟、富商子弟容易多了。过去的捐官，多是候补资格，而且被正途出身的看不起。如今没有 “正途”、“别途”之分，大家都是上面提拔的。近些年来，对官员的学历，组织部门有所要求，但我们知道，今日取得大学文凭的难度和古代科举是不能相比的， 尤其各种党校的文凭也管用，即使此条途径被堵死，在官学一家的今日，官员在职取得博士学位也不是难事。
有人会问：现在公务员考试不是也很严格么？但公务员考试选拔的是科级以下的官吏，副处以上的不必通过统一考试，可以直接任命。试问，今日各在任的县、市委书记，几人是通过统一的公务员考试进入仕途？公务员考试反而给我的感觉是：做小吏资格要求很严，做县处级以上的官员，则不需要很严的资格考试。
如此既不民选，又不考选的选官方式， 类似魏晋时期的“察举”，靠大官推荐，出现了“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的可笑局面。这样各地就容易产生大大小小的权力家族，比如原阜新市委书记王亚忱，执掌该市十余年，影响无处不在，退休后还威风凛凛，他的女儿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儿子是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
三、授权方式之对比
授权方式和官员选拔方式是一对孪生体，授权方式深深地影响着选官方式。
中国帝制结束之前，有两种授权方式，这两种授权方式的权力来源是一样的：“受命于天”，“君权神授。”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是真正的“封建”，“封建”时期是分级授权方式。
周朝分封了许多诸侯，授权给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封地里，又授权给各大夫。授权以后，诸侯只要尽到一定的义务，如岁贡、出兵勤王。（所以楚子贡包毛不入， 其他诸侯就有理由讨伐他，幽王烽火可以戏弄诸侯。）天子只维持诸侯之间的公共秩序，不要自行攻伐，而中央政府几乎不管内政，因此在自己的封地里，诸侯和大夫俨然一个小国王，他们自行征税，自行聘请官吏。许倬云在《从历史看组织》形容西周这种“分封众建”的关系是总公司和分公司关系。但这种分级授权形式时间一长，就有一个弊端，会产生弱干强枝的政权结构，分公司实力大了，不把总公司放在眼里。周室衰微，诸侯争霸。
秦以后，行郡县制，影响至今，所以老毛说“千年犹行秦政制”。许倬云说：“秦朝设郡县，等于不设分公司，而是成立办事处及其代理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地方官的成绩，都是直接向中央政府报告。”这种授权是直接授权，权力只有一个来源-----皇帝。知县、知府、巡抚、总督，他们官职有高低，但彼此没有隶属关系，都是朝廷命官，都是皇帝授权。知县听命于知府，只是权力运行的程序而已，目的都是为了替皇帝，替朝廷办差，知县的权力并不是知府给的。因此，明清政府最低一层的首长----知县都是朝廷任命并考核的，清朝皇帝接见新任县令，就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谕示：你只对朕负责，你的官印是朕给的。因此，当时下级虽然也得奉迎上级，毕竟天下之大，朝廷对信息的掌握是有限的，得罪上司会十分麻烦，但毕竟自己的乌纱帽不是顶头上司直接给的，顶头上司只有参劾、保举和协助吏部考核之权，知县对知府、 知府对巡抚的人身依赖关系并不十分强烈。
如今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权力从何而来？如何授权？是分级授权还是直接授权？是，也不是。因为整个政权的权力来源既非受命于天，也非来源于宪政体制下的选票，而是靠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这类政治口号式的自说自话。因此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的权力来源、授权方式也是非驴非马的混合形式。
按照宪法，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权力是通过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由公民授予的，但各级人代会又必须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那么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行政辖区内，最高权力是由当地党委的一把手掌握。-----中国现实的政治，就是不折不扣的一把手政治。
那么，党委的一把手，也就是说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谁给他授权？从理论上说，根据党章，他是由该县、该市党代会选举产生的，由该行政辖区全体党员授权给他，这看上去近似于一种民选形式，来源于选票。但实际操作中，都是上级组织部门考察，上级党委开会，上级党委一把手拍板决定的，可以说，真正的权力是上级党委，说白了就是上级党委的一把手授予的。这样的授权方式又是比较尴尬的，因为他用以下向上授权之名（党代会选举），行以上向下授权之实（上级的党委任命）。按照权力和责任对等的原则，那么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在责任上同样和权力来源那样名实不符，名义上向选举自己的全体党员乃至辖区全体公民负责，实质上只要对给自己乌纱帽的某几个人或某一个人负责。
民主集中制，在学理上就有某种难以解释的矛盾，权力既然集中了，又何以体现民主？“与中央保持一致”更多的时候只能是一种口号式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兑现。因为人家完全可以以子之矛，功子之盾，既然你说权力来自人民，那么以本地的民意为名和上级特别是中央讨价还价又如何呢？你还不能理直气壮地像帝制时代的朝廷那样对所有的命官说：你们的权力都是皇帝给的，干得不好，皇帝就可以收回你们的权力。
这种实质上的分级授权，其效能还不如郡县制的直接授权。因为中央只管省一级干部，省管地市一级干部，地市管县一级干部，县管乡镇。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只要将能直接影响他职位的某个人伺候好，就行了。其他更高级别的管理层，对他鞭长莫及。而今我国行政级别（此行政是广义的行政，因为各地党委书记才是真正广义上的行政首长）又是中国历史上层级最多的，有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行政效能在中间环节稀释、变形更加容易发生。
四、权力大小与监督机制之对比
分析了市、县委书记和知府、知县的授权方式，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今日之市、县委书记的权力远远大于古代的知府、知县。
地方首长手中的权力我以为首推人事权。在上文已经分析过了，明清时期知府、知县乃至更高的布政使或巡抚、总督，其在辖区内没有自由的人事权。他们辖区的知县，包括自己周围入品的僚属，如同知、通判或县丞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他可以参劾、保举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罢免。而今的市、县委书记对低一层次的官员，如市委书记对市委市政府各局、办，各县区正副职，县委书记对乡镇及县各局官员几乎有绝对的任免权，甚至自己同层级的其他官员，包括各常委、政府的正副职、法院、检察院院长，虽然由上级组织部门考核，但该层级的党委一把手个人的意见相当重要。再加上现在的官员职数，四套班子加起来，可能数十倍于明清时期，明清一个县正八品以上的官员有几个，今天一个县副处级官员又有多少？
分析至此，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现在买官、卖官之风如此之盛。古代包括明清两朝也有卖官鬻爵之事，但卖官之权，全国都集中于吏部。而今每个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如果想卖官，都能做到，而且官员的职数远远多于古代。卖官既然操作起来更方便， 可卖的总量更大，那为什么不卖呢？而且卖的是别人“寄存”在自己那里的东西，得到的利益却属于个人，多合算的买卖。
除了人事权，今天的市、县委书记对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也远胜于古代知府、知县。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长期是个农业社会，知府、知县守牧一方，其守牧二字可看出其有无为而治的一面，治民之术，我国传统上是儒法、黄老兼用。《明史。职官志》载：“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知县掌一县之政。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请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免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 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
可见知府多是宏观调控，知县作为亲民之官，管理的事务很实，但有限。无非是赋税征收、劳役差派、讼狱治安以及一些公益事业。古代中国县以下是乡土自治，以宗族为核心的民间自治力量很强大，知府、知县只要保境安民，替朝廷如数收税就行 了，至于老百姓自己怎样生产、生活，没必要太多过问。
现在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在其辖区，可谓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除了当地的驻军他管不了，其他还有什么事他不能管，不想管的？人事大权、行政事务、司法活动，乃至人代会这样名义上的民意机构，都归他的领导。由于现在的经济水平远非古代农业社会可比，国有企业的投资、运行，民营企业的存活、重大公共项目建设，都可以直接插手。从落马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的案件分析，这些人除了卖官牟利，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插手重大建设项目，官商勾结大谋私利。今日中国经济繁华远非古代可比，市、县委书记手中的权力也远非古代知府、知县可比，那么其以权谋私的空间自然比古代的同级官员大得多。
讲到权力，自然不能不说监督和问责机制。从秦朝设御史大夫开始，两千年帝制时代，除了皇权之外，其他的权力都有明确的监督机构给予监督-------至于监督的效果，因时代而有差异。
明清两代，对地方官的监督机制是比较完备的，明朝多太监弄权，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游离于帝国文官监督体系之外，明朝监督分两个序列，中央六部是给事中，地方各省为御史道，合称“科道”，清承明制。明朝十三行省共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由都察院管理，查纠各地方官。其级别并不高，正七品，和知县一样，但威权重，一旦外出则是代天子巡察各地， 称巡按（明朝御史外出巡查，加总督、巡抚、经略、总理、巡视等名衔，清代总督、巡抚已成为地方实职。）《明史。职官志》言：“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传统戏曲里面，那些新科进士，最牛气的是点了“八府巡按”，到各地后，地方府、县官见到他们十分恭敬。所以《玉堂春》的王公子，才可能巡按山西时，救下了和自己有个N夜情的美眉苏三。
当然，这种监察权仅仅是皇权的派生，如果皇帝昏庸，他们照样不能很好地行使监察权，明熹宗魏忠贤当权时，被残害的杨涟、左光斗等官员大多是监察官。但帝制时代有一个好处，这江山的“产权”明晰，有非常明确的产权人，即皇帝，江山是自家的，不是特别昏庸的皇帝，谁也不会由得地方官胡折腾。尽管我们教科书上说明清两代政治黑暗，但仅仅是晚期，大部分时间内朝廷对知府、知县一级的官吏还是有着较严密的监督体系，地方政治不至于一败涂地，否则两个朝代的寿命加起来也不会有近600年。
由于明清两代的监察权在中央，一个七品的御史照样敢查纠地方大员。今天比起明清两代，似乎监督、问责机制更加健全，有党委纪检部门、政府监察部门、司法的检察部门，还有所谓代表民意的人大监督。看起来四管齐下，但既不能真正启动民意程序对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进行弹劾、罢免，全国如此之大，中央又不能直接监督他们，他们所能接受的是同级和上一级的监督。同级监督几乎不可能，人大主任由书记兼任，纪委书记、检察院长、监察局长又是自己的下属，谁敢监督他？那么上一级监督部门呢？最能对贪渎市、县委书记发生监督效能的也确实只能是上级监督部门，可正如上文分析那样，市、县委书记是分级授权，对他职位发生关键影响的是上一级的党委一把手，两人中间并没有设置隔离墙，下级党委一把手一般说来是上级一把手信得过的，除非他在上级的党委一把手心中失宠，或者上级一把手换人，或者由于说不明道不白的权力斗争，或者因为有上级一把手也替他挡不住的外力-----比如更高级别的专案组介入， 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才可能出事。十年前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说过一句话很精辟，大意是官做到地厅级，几乎就没法监督了。
现在的体制下，可能起点作用的是新闻监督，但本地新闻媒体也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异地监督现在又被打压，新闻监督的空间在当下更加狭窄。
明清两代不许在家乡五百里内做官之类的回避制度实行得不错，全国的知县、知府都由朝廷的吏部统一分派，一个知县大多在离乡很远的外地做官，有三年大计这种吏部和都察院联合举行的考核方式，而且流官的调任、升迁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避免了一个知府或知县盘踞一地特别是和家乡的各种势力发生关系。而我们今天的市、县既非真正的地方自治，由选票产生本地的行政首长，又不是明清那种官僚体制下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回避，因为是分级授权，官位由上一级任命，大多只能在本省范围内交流市委书记，本市范围内交流县委书记，无非是在邻市、邻县做官。所以辽宁人王亚忱能在辽宁当许多年的市委书记，湖南人李大伦在湖南，湖北人孙楚寅在湖北任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多年，能不在当地盘根错节、只手遮天么？
今天我们虽说明清时政治上腐败，但具体分析对地市、县一级的行政首长的管理，今天又比明清两朝做得好吗？
结语：体制不改，必然会产生市、县委书记“土司化”
现在我们如果往前走一步，能在宪政体制下，由选票来选拔市、县一级的行政首长，自然就有民意机构对他们实行全天候监督，他们即使贪渎，也很容易暴露在阳光下。要么我们退一步，回到明清时代那种，府、县主官都由中央委派、考核、调任，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现在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现象。问题是我们既不敢往前进，又不能往后退，正处在两头不靠的中间状态。市、县委书记只要搞定一两个关键人物，贪渎的风险就很小，这样下去，一些市、县委书记就很容易变成当地为所欲为的“土司”。制度不改革，仅仅靠“权为民所用”这类道德说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而毛时代，搞一场接着一场政治运动，使官僚层处于动态之中， 一定程度可能避免地方官“土司化”，但社会成本太高。
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司化”的流官比明清时代真正的土司还可能肆无忌惮。因为土司是世袭的，为子孙后代计，还不敢对治下臣民太严酷，会尽量避免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而掌握巨大权力的市、县委书记，在监督失灵时，有人可能会把治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当成公共牧地，只求眼前收割，哪管日后荒芜。
那么出路在哪里？其实每个对世界潮流有所体察的人，都不难知晓答案，在此我就没必要赘述了。
2006年7月20日于北京平乐园
县委权力公开试点城市调查:一把手均主动还权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6日11:04 瞭望
瞭望封面
以县一级政治活动、权力运行、干群关系、作风文风为核心载体的基层政治生态，最脆弱，最直接，也最容易变异。这一特性已引起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力促基层政治生态向好发展，正在从党的文件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历时一年半，由中纪委、中组部主导推动的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成都市武侯区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便是生动的例证
《瞭望》文章：县权公开试验
无论是从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看，还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看，基层政治生态的建设问题都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以县一级政治活动、权力运行、干群关系、作风文风为核心载体的基层政治生态，最脆弱，最直接，也最容易变异。这一特性已引起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力促基层政治生态向好发展，正在从党的文件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历时一年半，由中央纪委、中组部主导推动的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成都市武侯区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便是生动的例证。社会有理由相信，高层直接布局基层政治生态建设，必然会引发更广泛的深刻变革，而其价值取向就是“用好权”、“执好政”。
政治生态是清风徐徐，还是乌烟瘴气，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发展稳定和民生福祉。从总体上说，当前基层政治生态建设处在可控、向好的状态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个别地区和局部环节上，基层政治生态也出现了典型的病症。比如县委书记接连出现腐败问题，少数地方甚至发生了干部大面积腐败；比如少数地方干群矛盾突出，有的甚至影响到了基层政权的有效运行；比如个别地方和领域潜规则盛行，而显规则难以确立；比如作风文风中出现了“好虚假、祛真实”的倾向；比如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乐于搞“小圈子”；比如公权私用、公权滥用和公权缺位，等等。试点地区的实践正在证明，医治这些病症的好办法，就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不见阳光的权力最容易发生变形，也容易污染政治生态。“县权透明”试点正是抓住权力这个核心环节，通过制度建设，为权力运行设置安全防线。以往，县委究竟有多少权力，似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从试点区县的情况看，权力事项不仅是有边界的，而且是可以说清楚的。有了权力目录，阳光照射就有了方向，不让权力有所谓的“朦胧美”。权力是基层政治生态的核心要素，也是基层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抓手，当把管理权、决策权、用人权纳入到依法、科学、民主、公开透明的轨道中，基层政治生态的自我净化功能就能够得到有效提升。这方面，还需要在具体实践中给予进一步探索。
现有的权力配置体系让“一把手”成为基层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事实上也是如此，“一把手”的政治操守往往决定着一个班子的政治操守，“一把手”的作风往往影响着一支队伍的作风，“一把手”的权力心态往往影响着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从试点地区的情况看，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首当其冲的是县委书记的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习惯了在传统状态下行使权力，而一下子要把所有的权力都公开透明化，这对县区委书记们来说无疑是个挑战。但试点的结果表明，这些地方的“一把手”基本上都做到了率先让自己的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实践也证明，这些地方的“一把手”较好地驾驭了试点工作，试出真经验，试出好办法，甚至实现了政治生态由“乱”到“治”的转变。正如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所言，县委书记要敢于担当政治建设的重任，把执政的乐趣体现在力促政治文明建设“落地生根”上来。试点成果凸显了县委书记在抓政治生态建设方面的作用，当然，如何通过健全制度，让县委书记抓政治生态建设能够保持持续的热情和动力，还需要深入探讨。
高度重视监督手段在基层政治生态建设中的作用。从试点地区的做法不难发现，监督手段越到位，权力运行质量就改善得越好，基层政治生态建设也就越有成效。比如干部中午喝酒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地方的官风、作风问题，在现实社会中，这个问题比较难解决。但试点县睢宁就彻底实现了“中午无例外禁酒”，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监督，而且处理方法“不留情面”；还是在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的手机成为一个十分管用的监督手段，全县老百姓发现任何公共服务、干部作风、干群关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短信给书记，然后由一个专门的部门对手机短信进行分类，一一进行核实督查解决，群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此监督手段催生乡镇机构、机关部门作风的变化也是显著的。
只要动真格地进行监督，再难的顽疾和再顽固的习惯都能得到医治和纠正，“县权透明”试点给基层政治生态建设带来这样的启示。
探路县级党委权力变革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6日11:04 瞭望
《瞭望》文章：探路县级党委权力变革
县委处于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位置，针对这一层级的权力运行变革已经开始揭幕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
由中央纪委、中组部推动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不久前进入“盘点”阶段。这项于2009年3月启动，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江苏省睢宁县和河北省成安县三地开展的试点，正在对相关工作进行回顾总结，下一阶段将形成专题情况报告。试点中好的做法和经验，或将在更大的范围中推广普及。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其实质是科学规范县委核心权力和对核心权力的有效监督，以促进权力运行的民主化、科学化。《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为此走访试点三县区，对于这一被外界称为县委核心权力“自我革命”的试点，进行了深入采访。
试点包含多重目的
“郡县治则天下安”，在现行体制中，县委处于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位置，是党和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城乡基层的重要职责。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由中央纪委、中组部主导的这一“县权公开”探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部署规划的。这意味着在一些地方“阳光行政”的探索之后，针对县级党委权力运行的变革已开始揭幕。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对于这项一直低调运作的试点工作，高层作过多次批示，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亲自审定试点工作方案。
受访权威专家指出，观察分析高层部署及三个试点县区一年多来的具体做法，此次试点包括多重目的：
其一，力图规范县委权力行使，确保县委正确运用权力。
县委是县一级的领导核心，对全县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就县委权力而言，它主要包括对全县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推荐、任免重要干部；组织、协调全县司法、行政机关以及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动员、组织所属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带领群众实现党的任务，等等。这些权力能否科学规范、正确有效地运行，对全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其二，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
没有公开，就谈不上民主，更谈不上监督。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把党务公开作为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是党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是深化党务公开的重要举措，也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
其三，强化对县委权力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全国有2800多个县(市区)，一直以来，这一级领导班子作为党的执政之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履行权力过程中还存在不少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比如，一些县委权责界定不清晰，权力运行不规范，自由裁量权过大，给一些人滥用权力留下了空间，使得在决策、用人等方面有失公允，群众意见很大。再比如，一些县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督，引发了许多腐败问题。
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是强化对县委权力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加强自我约束、减少权力寻租，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减少暗箱操作。
参与此次试点的成都武侯区纪委副书记王睿在接受采访时分析道，参与试点的3个县级单位分别分布在西部、东部和中部，经济状况有所不同，这种地域、经济发展现状上的差异，或正是为了试点后的下一步推广做准备，安排颇具匠心。
四环节力求公开透明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试点，归根结底是对“用权”的规范，是要让县委按照“规矩”，在政策法律的范围内管权、管事、管人。为了达到以上效果，按照中央纪委、中组部的规划部署，试点县区的具体措施集中在了厘清职权、规范程序、公开运行、加强监督四个环节上。
要想实现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首先要搞清楚一县一区的党委有哪些权力。因此，各试点县区首推的就是厘清权限，也就是要厘清县委全委会、县委常委会及其成员、县委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对超越职权范围的权力要予以纠正，对职能交叉的要予以厘清，对权责不清的要予以明确，对履行职能不到位的要予以强化。
以成都武侯区为例，在试点过程中已经明晰了区党代会、区委全委会、区委常委会、区委各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编制了权力目录，做到职责明确、权限清楚。武侯区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固化权力事项”。
在区委常委会的权力目录中，本刊记者看到了18项权力，如“制定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和同级党代表大会决议、决定的措施”、“审定全区各单位组织机构设置调整和编制调整方案，讨论决定区管干部任免、提名、调动、考核、评议及奖惩，并向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及各人民团体推荐干部”等，区委常委会必须在这一框架下行使权力。
而对于区委书记，武侯区也列出其核心职权，共9项，如“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主持、依照程序选拔、任免、监督干部”等。此外，他们还定出了区委副书记、区长的职责，4项主要职责中重要的两项是“协助区委书记处理区委工作；区委书记外出时，代区委书记主持区委工作”、“主持区政府全面工作”。
厘清党委职责后，下一步便是规范程序，也就是要让权力“用”得明白。从中央纪委、中组部的部署及试点的实践可以看出，其核心是抓住决策、执行、结果等主要环节，找出每个环节中的风险点，编制并公布权力运行流程图。
在成都市武侯区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上，对于某一项权力如何使用，清楚地标示了由哪一个机构负责，应按照哪些步骤运行，如何监督制约，投诉举报有哪些途径等。其内容涵盖了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等方面。
本刊记者了解到，这些被固化后的权力内容、编制的权力目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采取汇编成册发放、网上公布等方式，已经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单位党员群众公开。
搞清楚了某人某个机构有某项权力，这项权利应该如何行使，那么顺理成章的是，下一个环节便是实行权力使用过程的全过程公开。其具体抓手，就是以公开栏、广播电视、报刊、新闻发布会、局域网、互联网等形式，把一县一区之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决定、决议，重要人事任免，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县委管理干部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处理等全程化地公开。
江苏睢宁县在公开决策方面做了多项探索。如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和部署议题的县委常委会，通过全媒体进行现场直播，并设立现场热线电话、开通网络和短信平台，让党员和群众反映愿望，提出建议，表达心声。
但不论制度设计如何精妙，如果缺乏各方监督，恐怕也难以落在实处。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高新民分析说，公开与监督是必然共生的，公开会催化监督，而监督也是公开更加深入广泛的保证。
因此，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如何有效监督，是从中央到各试点县市都在考虑的问题。分析观察各试点县区在加强监督方面的做法，涵盖了三方面的具体内容：
其一，整合监督力量，把党内监督与人大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县委权力运行全方位监督体系。
而针对当前现状，其核心在于进一步加大包括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的力度。例如睢宁县推行的公开述职述廉的“一述双评”制度。评议干部除了组织，还引入了群众。按照相关规定，“双评”中群众评议员一般都在30至40人，其中本单位干部职工占30%，驻睢宁的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占30%，管理和服务对象占40%，以个人报名和组织指定的方式产生。而组织评议组人员只有5～7人，由县纪委、监察局从纪检、信访、审计等部门的业务骨干中指定产生。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对在“一述双评”中的后进单位和个人，将发出“黄、橙、红”三级预警卡和意见反馈卡，对得分排名后3名单位领导班子集体，则由县主要领导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其二，畅通监督渠道。例如，成安县委办公室主任阎志军介绍说：“我们县四个班子领导的手机号和各个局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手机号都是公开的，基本上成安县的群众都知道。这是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一部分。”
其三，加强情况反馈。制定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党员、群众意见，建立反映问题处理工作机制。
试点推广仍需克难
试点经验后续如果进一步推广，仍有一些问题需要高度关注。有关权威专家指出，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过程中，有三个关系必须予以平衡：
一是处理好权力行使与规范制约的关系。县委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是为了有效规范和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绝不是要束缚权力。因此，一定要把手段和目的统一起来，把措施和效果统一起来，既要加强对县委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确保县委权力正确有效行使；又要坚决防止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畏手畏脚、裹足不前甚至消极不作为现象。
二是处理好向党内公开与向党外公开的关系。在党内生活中，党员是主体。县委权力运行应首先在党内公开，使党员优先了解；在此基础上，再酌情向党外公开，做到内外有别，区分情况，有所不同。
三是处理好公开与秘密的关系。党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并不是无限制的公开，而是在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基础上的公开，要认真执行有关规定和要求，该公开的坚决公开，不能公开的注意保密。既要防止借口保密而对该公开的事项不公开或不及时公开、不全面公开；又要避免片面强调公开，而无限制、无原则地随意公开。
分析睢宁县、武侯区、成安县的探索，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一把手”的自我限权、主动还权。否则，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便无法开展。也正是因为这个“自我限权”，一把手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相当高的自律精神，也需要相当大的改革勇气。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认为：“如果"一把手’不想动、不愿动，或者不真动，那在现有政治管理体制下，县委权力的公开透明，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公开透明，就很难推行。即便有所举动，也容易沦为作秀表演。”
县权公开的“睢宁样本”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6日11:04 瞭望
《瞭望》文章：县权公开的“睢宁样本”
睢宁的做法就是公开加监督。实实在在的公开加上行之有效的监督，就是民主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郭奔胜陈泽伟季明
两年前，江苏省睢宁县头上顶着几顶帽子：省信访重点管理县、省重点帮扶县、省达小康特别困难县。睢宁的工业总量、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主要指标均排到了江苏末位，人口大县、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便是睢宁的标签。
而两年后的今日，睢宁全县信访量大幅下降，今年1～8月份，进京、赴省信访量同比下降57%、52%，睢宁由信访管理重点县变成了信访管理先进县；今年1～8月份，在徐州市统计局列统的17项主要经济指标中，睢宁有10项指标增幅位居全市第一。
转变的核心动力，来自于睢宁县2008年4月以来实行的以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为核心的一系列探索创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催化出的经济变革，已经在睢宁生动展现。
从“自我削权”和严管干部起步
两年前的睢宁，与经济落后相伴生的，是睢宁浮躁的官风和强悍的民风。一方面，睢宁的干部作风漂浮，不团结、好内讧；另一方面，群众不满意，矛盾重，上访多，“人民来信之乡”一度成为睢宁的代名词。
“当时的情况是群众埋怨干部，对干部充满怨气，县委县政府常常被上访群众围堵”。2007年1月发生的一起上访事件至今让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记忆犹新。“睢宁县委县政府大院三面环河、一面是大门。当时单位没有食堂，一旦被上访群众堵住大门，全体工作人员就无饭可吃。那次堵了11个小时，到了晚上，所有人饿得嗷嗷叫，打电话要了一批盒饭，上访群众不让送进门。当时想了个办法，将盒饭系上绳子，从大楼后面结冰的河面上偷偷地拉过来。”
王天琦回忆道：“那段时间，我内心很煎熬。这一事件浓缩了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弊端，一些积弊太深、太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2008年4月，王天琦就任睢宁县委书记，一场以自我限权与严管干部为起点的变革，也随之拉开序幕。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我限权’，从制度入手，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王天琦说：“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是一项非常重要、备受关注的权力。在以往的制度设计中，往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官员就代表着一个地方的公众利益，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展命脉，群众意愿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往往被忽略。我们就从这里开刀。”
2008年5月，睢宁县出台《对重要项目、重点工程、重大资金使用实行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的意见》，建立了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制衡的制度。重大事项由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政府常务会议决。经政府常务会议决通过后，交由县委常委会审议，县委常委会行使否决权，如果审议不通过，打回相关职能部门重新制定方案，县委常委会只保留否决权，而不参与方案的修订。这样，政府常务会议决，县委常委会否决，相互限制又相互协调，有效地限制了不当用权。
王天琦说：“自我限权，绝不是一个人的主观决定，而是先把制度建立起来，用制度约束自己的权力。否则，只会人走政息，不能持续，变成"一招鲜’。”
睢宁县随之出台的一项措施，是推行行政审批中心“一站式”服务、“一表制”审批、“一费制”收费，使行政审批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有效限制。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的434个减少到89个，审批环节由过去平均8个减少到3个，审批时限由原来的13个工作日减少到3.16个工作日。“这么做的目的是规范领导干部自由裁量权，建立了权力边界，让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所有干部做好事的能力得到增强、谋私利的空间大大缩小。”王天琦表示。
对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使县委的权力得到了限制；行政审批改革的推进，使部门的行政审批权力得到了规范。所有这些，相当于初步架构了科学、有效的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然而，这种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要达到应有的目的，还需要“人”来落实。
对于干部的管理，睢宁县以“禁酒”这个小切口入手。
2008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睢宁禁酒令生效，全县实行工作日中午禁酒，绝无例外。当时的睢宁，许多人对“绝无例外”这四个字体会得还不深，结果不到一年时间，18名干部因违反禁酒令被处理。这里有一般干部，也有局长、镇长，其中那位镇长是到邻县请客商吃饭时，自己喝了一瓶啤酒。
绝无例外的禁酒令，管住了睢宁干部的嘴，对那些“手”不老实的干部，睢宁更是如此。2008年5月份，睢宁在全县“勤政肃贪”，不久，就连续查办了8个科级干部，其中有交通局局长和供电局副局长。2008年以来，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26件，其中科级干部17件。
睢宁的不少干部觉得规矩上身了，压力大了，不如过去舒服了。王天琦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干部不好过，群众才好过’。”自2008年以来，县委县政府以往经常被围堵的大门一直畅通无阻。
公开透明的民主探索
自2009年3月被中央纪委、中组部确定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县以后，睢宁县的探索更进一步。王天琦说：“简单说，我们的做法就是公开加监督。实实在在的公开加上行之有效的监督，就是民主。”王天琦说。
由此而来的问题便是，公开什么？
王天琦说：“公开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之所以在一些地方效果不好，老百姓对于公开的兴趣越来越淡，关键在于公开的形式过于简单，公开的内容空洞无物，和老百姓关系不大，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老百姓自然不感兴趣。”针对这一“短板”，睢宁县的公开，集中在了决策、执行、用人等几个关键环节。
公开决策，睢宁县出台《县委常委会提前预告制度》，实行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提前预告、列席旁听、会后公告，对不违背组织原则、适宜公开的议题会前发布预告，会中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列席旁听，会后议决结果向社会发布。
睢宁县还明确了每半年召开一次在睢宁县电视台、网络上全程直播的县委常委会和全委会。县委常委会报告工作，就涉及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重要规划、重点工程进行公开决策，现场讨论，现场接受群众质询，县委委员现场公开票决。
王天琦说，试水之初，2008年10月11日睢宁县第十四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对软环境建设专项评议结果进行揭晓，现场计票、公布结果，经县委常委会当场票决，“最不受睢宁人民欢迎的单位”和“最不满意站所(科室)”——县交通局党委书记、县公安局睢城派出所所长被当场免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县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外，还有各机关单位和群众代表共计800余人，电视台、网络等媒体进行了全程直播。
公开执行，睢宁县将各镇、各部门工作的目标任务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向社会公开，让群众看任务、看进度、看结果。由全县选出的3000多名评议员“每月一测评、每季一巡评、半年一评议、年终一总评”，对完不成目标任务的，启动问责；对排名靠后的，公开预警。
公开用人，睢宁县实行X+1的后备干部选拔制度。“X”就是通过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等“四差额原则”，以及设立单独写票室、强制保密投票、现场公布投票结果等“三项保障制度”所确定的后备干部人选。规模较大的镇和单位，“X”为3；规模较小的镇和单位，“X”为2或1。在“X”的确认和使用上，严格按照票数多少、次第使用，否则必须向常委会作出专题说明。“X+1”的“1”，由单位党组织对实绩突出但未进入“X”的干部直接提名，当场公布。这样，实现了既以票取人，又不唯票取人，体现了“公开、民主、竞争、择优”的原则。
以监督推进公开透明
睢宁县确定了公开内容，另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如何监督？
“目前，监督的现状是社会监督偏弱，也就是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偏弱，不利于监督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王天琦分析说。
对症下药，在群众监督上，睢宁县的第一招就是在2008年8月向老百姓公开了县党政主要领导、四套班子成员、副科级以上干部和重点股(科)室负责人手机号码。对反映的问题，由县委县政府督查室、县经济110负责督办，要求责任部门当天与发信人见面，三天内办结。
同时，通过睢宁县内报纸、电视、电台、网络，公布人民群众来信来电反映的问题、承办责任单位，办结时限，并将办理情况予以公布。
这一举措反响热烈。《瞭望》新闻周刊在睢宁县桃园镇魏洼村采访时村民们反映：都知道有事就给王书记、王县长发短信。60岁的村民袁保杰说，我就给王书记发过短信，有效果，后来镇上派人来给处理了。
翻阅睢宁县委县政府督查室整理的群众短信，仅今年8月一个月，发给县委书记王天琦的短信就有1178条，内容包罗万象，有反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反映水电交通等民生问题的、举报贪污腐败的；还有群众发来短信，鼓励县委书记把改革继续下去。
睢宁县落实群众监督的另一个办法是公开互动交流，以街头广场的形成干群对话活动，进行了十多次百姓关注的热点话题大讨论。
王天琦说，2008年7月县委在县城中心露天广场召开了以“倾听您的声音”为主题的全县机关作风促进会，群众现场质询，热线电话接入会场，群众质询问题尖锐、言词犀利，被质询的干部如坐针毡、如履薄冰。会后，对现场没有回答的500多个问题，在报纸上原汁原味地刊发，转交有关单位办理，一大批群众关心的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睢宁还让百姓来监督干部讲话，组织评选领导干部年度“最差讲话”，这样的监督方式，让领导干部的会风文风得到了切实改变。
在舆论监督上，要求各镇、各部门及时答复、认真办理群众通过媒体向县委县政府及各镇、各部门反映的各类诉求，对48小时之内没有回复或敷衍塞责的，公开问责。
王天琦说：“我们的种种举措，都是在现有体制框架下进行的。我们是多改执政管理过程中间不适应、不适合、不适当的地方，少从体制上动刀子。这样可以减少改革成本，用最小成本，一样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可以实现保证党长期执政、永续执政的目的。”
省会城区“县权公开”试水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6日11:04 瞭望
《瞭望》文章：省会城区“县权公开”试水
就是要让权力清单“理”得明白，权力行使“用”得明白，权力公开“说”得明白，权力监督“看”得明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
与睢宁、成安有别，成都市武侯区是“县权公开”试点中唯一的省会城市中心城区，区位差异意味着政治生态与改革环境的迥然不同。
公开透明对于武侯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2007年，成都市武侯区率先成立行政审批局、推行以“大科制”为核心的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成都市武侯区纪委副书记王睿对本刊记者说：“武侯区也因此成为"全国政务公开工作先进单位’之一。正是因为基础较好，我们才成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试点之一。”
观察武侯区的试点历程，其着力推进的权限梳理，是要让权力清单“理”得明白；程序规范，是要让权力行使“用”得明白；信息互动，是要让权力公开“说”得明白；多维制衡，是要让权力监督“看”得明白。
而在众多举措之中，其在加强信息互动，以党内民主促进权力监督方面的探索，颇有新意且成效显著。
民情专递工作制度
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党群干群关系、群众反映利益诉求的方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何更好地了解群众意愿和呼声，维护群众利益，武侯区结合试点要求力推的办法是民情专递工作制度。
成都市武侯区有56个社区，每个社区根据规模大小配备社区干部3到5人。以面积最大的晋阳社区为例，拥有11000户群众，近3万人，社区干部仅有5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仅有的几名社区干部如何更好地了解整个社区群众的意愿和呼声？怎样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做好群众意见上传下达的工作？“民情专递员”这个新的角色应运而生。
“民情专递员”实际上是专职的义务工作者，没有工资，每月只有150元的电话补助。担任这个角色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以本人自荐和群众推荐的方式，经社区投票选举产生；选出来的人必须热心为群众服务、群众认同度较高，实行一年一聘一考核。职责是通过民情家访、民情专线、民情专递箱等多种形式，广泛收集民情民意，并做好政策宣传、解释等工作。
民情专递和解决的路径是这样的：对民情专递员反映的情况，社区能够解决的，在社区解决；社区解决不了的，上报街道党工委，并由街道交办给相关部门处理；如果街道解决不了的问题，上报区委研究。但无论问题在哪一级解决，都要做到“民情民意事项办复率100%”。
武侯区纪委党风室主任许宇明说，武侯区的民情专递制度是一条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绿色通道。从2006年探索建立到试点完善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以党内民主促公开
武侯区结合试点部署拓展党内民主的主要举措，包括推行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每年召开一次区党代会、四次全委会，区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每年向党代会述职述廉；实行党员、党代表、区委委员“双向约见”制；落实党代表提案制度等多项内容。王睿说，这些举措旨在进一步拓宽沟通联系平台，畅通党内民主监督渠道，促进党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其中，由武侯区率先推行的“双向约见”制度引人关注；其内容是党员、党代表、区委委员“双向约见”制，党员联名约见党代表，党代表联名约见区委委员。
根据武侯区的设计，区党代表约见区委委员，要在事前就约见事项充分征求党员群众、民情专递员的意见、建议；区委委员约见区党代表，会把约见事由、约见场所和约见时间告知需约见的区党代表。
区党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除当场办理结束之外，区委委员应确定承办单位和承办人员，在3个月内将办理结果以书面形式答复代表，同时抄告区党代表联络办公室，限期督办。约见后，党代表还将就约见事项，及时向有关党员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武侯区委组织部调研员陈志楼介绍说，武侯区红牌楼街道龙爪社区通过约见机制，及时将辖区居民水表年久失修水费高涨的问题反馈给区委委员，通过该区委委员的及时协调，较为顺利地解决了辖区内131个单元数百户居民的水表再安装问题，受到了党员群众的好评。
“党代表提案”制度则让党代表具有了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样的权利。“人大代表有议案和建议权，政协委员可以提案，在武侯区的改革试点中，党代表也获得了提案建议权。从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意义上说，这让党代表在党内的权力行使获得了充分保障。”陈志楼说。武侯区委在组织部专门设立了党代表提案办公室，接收党代表提案并负责办理。这些提案涉及民生运行的方方面面，均由身处基层的党代表提出。
王睿说，“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工作，虽然我们想了诸多办法，采取了很多措施，推动了试点工作开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研究思考。比如，虽然武侯区对区委常委会、全委会、党代会特别是“一把手”的职责权限进行了清理，但还较为粗略，内容还需进一步科学界定。
成安开启县权阳光路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6日11:04 瞭望
《瞭望》文章：成安开启县权阳光路
在河北成安县，群众有问题和疑惑可以直接进门、找人，也可以在家直接给书记、县长或相关单位领导打电话咨询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朱峰
在河北成安县委县政府大门口两侧，树立着32块公开栏，清楚地标明了各种行政事务的办事程序，公开了全县各单位每个月的财政开支情况，重大工程、重大事项的公开信息；成安县委、县政府各位党政领导的照片、简历、职责分工、手机及办公电话等也全部在列。
群众可以自由出入成安县委县政府，想找县委书记和县长不需预约、不需请示，来访者可以直接敲门进入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办公室。县四套领导班子成员的办公室门前都贴着公开牌，标有领导的照片、职务、职责分工、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
“县政府大门口的门卫不但不阻拦俺，还热情地为俺指路。各个办公室都集中办公，县领导的办公室俺可以随便进去，这才叫为人民服务呀！”成安县道东堡乡固字村村民李振河来县民政局办事，看着眼前的办公模式和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感慨道。
这就是成安：被中纪委、中组部确定为全国三个“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试点县”之一；也是全国首批“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县”、“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委书记用人行为试点县”和“全国党务公开工作联系点”。
机关办公方式上的变革
早在2005年初，成安县委、县政府就把59个部门、1000多名公务员集中到综合办公大楼里办公。一般每个部门都有两间办公室，一小间，一大间。小间是局长办公室，大间里坐着包括副局长在内的其他科室工作人员。
“我们县四套班子领导的手机号和各个局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手机号都是公开的，基本上成安县的群众都知道。这是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一部分。”成安县委办公室主任阎志军说，“我们采用集中办公的方式，将党政机关的办公资源集中整合，初步形成了综合化、系统化的办公格局，无论是项目审批还是群众办事，不出大楼就可以办完。”
成安县辖四镇五乡，234个行政村，县域面积481平方公里，人口40万，是一个平原小县，一度是“上访”大县。成安县领导在充分调研后认为，大部分纠纷其实都是由一些小事引起，进不了门、找不到人、办不成事，官僚主义，权力暗箱操作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因不能得到及时处理，激化了矛盾，群众越级到省城甚至北京上访。
随着党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推进，群众有问题和疑惑可以直接进门、找人，也可以在家直接给书记、县长或相关单位领导打电话咨询，畅通了反映渠道，使群众的问题能很快得到妥善解决。成安县进京赴省进市集体访连续五年为“零”，被评为全国信访先进县，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受到了表彰。
同时，成安县还开通了党务公开热线，开辟了县委书记信箱、县长信箱和县委常委互动平台，群众随时可以发帖、发函，向县委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2009年8月，不少群众通过互动平台提出了县城内供暖效果差、污染大的相关问题。原来，成安县城的暖气基本上都是小区自备锅炉取暖，温度低、成本高、污染重，群众纷纷提出建议要求改善取暖条件，实行集中供暖。县委、县政府为此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作出了建设集中供暖站的决定。2009年底，集中供热一期工程完成，供热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受益居民3000余户。今年实施了集中供热二期工程，引进国能秸秆发电厂发电余热，为供暖提供更可靠、更充足的热源。
首在厘清职权
成安县委书记张臣良表示，权力公开，首先应职权分明。成安县把职权清理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对县委和每个常委的职责和权力进行了全面清理。以职责为框架确定具体权力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案，形成完全职责型、完全权力型和职责加权力型三种类型职权。
同时，成安县将县委集体职权按照全局工作、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社会稳定、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顺序划分为6大类。根据清理出的职责和权力，按照明确具体、操作可行的要求，抓住政策、执行、结果等主要环节，编制并公布职权运行流程图。
目前，成安县职权清理工作共确定县委集体职权50项、县委常委职权185项、县纪委、县委部门职权110项，并将县委各部门和每个常委的权力以及职责在县委县政府门口两侧公示栏予以公示，使群众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办的事应该找哪位领导，使县委各部门以及常委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职能范围。
重在干部任用
干部人事权力是党委的核心权力，更是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重点。在这方面，成安县探索实行了公开竞岗、民主决策、群众参与、公开操作和一线考核等五项机制。
“过去提拔干部，一般都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先在书记碰头会(书记和几个副书记参加)提出并统一了意见，再拿到常委会上来；怎么定的，其他常委们也不知道，发表意见时都是口头或举手表决。一般情况下，书记表了态谁敢不举手？”成安县一位69岁的退休老干部对本刊记者说。
在现有的人事决策程序中，应当有防止一把手将个人意图转化为集体意见的制度性安排。成安县在科级干部选拔任用中，实行了常委会票决制，党政正职和重要岗位调整实行了全委会票决制。2009年以来，通过常委会票决调整提拔干部83人，其中提交全委会票决25人。
成安县还推出了公开竞岗机制，出台了空岗预告和竞争上岗制度。今年成安对全县副科级空缺岗位进行公开预告，经过考试、考察、公开答辩和差额票决，3名优秀干部被选拔到副科级领导岗位。
同时，成安县还出台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办法》，实行一线考评制度、无为淘汰制度，表彰奖励并优先使用实绩突出的优秀干部，坚决淘汰工作中无所作为或胡乱作为的干部。2009年以来，县委对5名干部给予免职或降职处理。
对于职权行使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成安县建立了职权运行预警机制。根据职权的重要程度、行使频率和问题发生的几率，对县委职权进行风险等级评估。对于职权行使风险点，成安县采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进行预警，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行防控。
“在权力公开工作运行过程中，各部门还要坚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同时要把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办事公开等有效衔接，协调运转，努力使公开工作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持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系统性、可行性和有效性。”成安县长王现坤说。□
《瞭望》文章：权力公开的改革
文/陈武明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行使，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县委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决定对县委权力的重大改革，都必须周密准备、稳步推进，做到规范、科学。就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行使来说，至少有下列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县委的权力要科学定位。一旦公开，就要言出必行、严格照办，否则会失信于民。因此，在公开县委的权力清单前，一定要严格论证、科学定位，不能草率了事。县委权力的定位要有利于党的领导，要按照党章和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明确县委的权力，不能削弱更不能动摇县委在县域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要有利于党政分开。党委的地位要加强，但不能大包大揽，更不能以党代政，要科学界定县委的权力，理顺县委与县人大、县政府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让县委集中精力管大事，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从而使党的领导更科学、更民主、更加坚强有力；要相对具体但不宜太细。县委权力的界定不能太原则，不然难以把握，但也不能太细，县委的权力要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任务相适应，太细就会捆住手脚，应该留有调整的空间。
公开的内容要全面。县委权力的公开应当是全面的，权力清单要公开，行使规则也要公开；运行结果要公开，运行过程也要公开；好事好消息要公开，坏事坏消息也要公开；总之，除了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信息以外，其他与公共活动有关的信息都要公开。公开要积极主动，公开什么、公开多少、什么范围公开、什么时候公开，等等，都要从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需要出发，否则权力公开只会成为一种形式和游戏，毫无实质意义。
要创造高效便捷的公开机制。高效，就是说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和渠道，把各种信息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要健全向社会公开信息的机制，也要建立公众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便捷，是指人民群众能够通过最便利的手段、最低廉的代价，获得最多最真实的信息。
要完善公开性的法规制度。公开性，对公共机关、部门和公职人员的权力是一种巨大的制约。因此，县委权力的公开透明行使，不能仅靠领导干部的自觉性，必须有相应的法规制度作保证，使它规范有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要制定专门的公开性法规，对公开性的方方面面都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使公开性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健康发展。
要带动政治生活的全面公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政治生活的全面公开。凡是有公共领导、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一切组织或单位，权力行使都要公开透明。邓小平早在1950年就指出：“无论城市、乡村、工厂、机关，党都要公开。”在推动政治生活公开透明的进程中，县委的权力行使不仅要带头做到公开透明，而且还要积极推动和促进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公开透明地行使权力，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纵深发展。□
(作者为中央纪委监察部杭州培训中心教育长)
湖南做大“县权公开”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6日11:04 瞭望
《瞭望》文章：湖南做大“县权公开”
在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上，湖南省华容县和衡东县展开了有益的探索
文/许云昭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既是一项涉及领域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面大的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今年初，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重大部署。按照这一部署和要求，湖南省在华容县和衡东县开展了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在探索中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先行先试的摸索
纵观湖南省的探索，首先，将这一试点工作纳入全省反腐倡廉整体部署，并分别在湘北和湘南各选择一个县，即华容县和衡东县作为全省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试点县。同时，在年初湖南省委、省政府和省纪委召开的全省反腐败工作会议上，对试点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其次，建立领导机构，认真制定试点工作方案。湖南省纪委明确，试点工作由省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分管，由委厅机关党风廉政室具体负责抓。试点县所在的市级纪委也相应明确了分管领导和责任室。试点县成立领导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试点工作。随后，省、市、县组织相关人员分赴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成都市武侯区等地学习考察取经，借鉴其开展试点工作的做法。湖南的试点县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试点工作思路，制定了试点工作方案，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公开内容、工作步骤和保障措施。坚持以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为核心，以厘清职权、规范权力、公开权力运行、公开决策程序、扩大党内民主为重点，以实行阳光决策、阳光用人、阳光工程、阳光支出、阳光处置重大事件等阳光行政为目标，以制度创新为抓手，扎实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
第三，紧密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制度。在试点工作中，坚持把制度创新贯穿始终，通过建立和健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一系列制度，着力解决县委领导班子职权不明晰、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县委决策不够透明、选人用人不够公正、监督不力等问题，确保县委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比如，衡东县在全省率先制定了《中共衡东县委权力运行程序规定》，对县委行使权力进行具体程序的规范，以确保正确行使权力，增强权力运行透明度，提高公信力。
同时，试点县在公正公开选人用人、社会公共管理、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党的建设等方面，制定和完善了一些制度，推行党务公开，为广大党员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提供制度化保障和平台。华容县还出台了《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责任追究办法》。
第四，构建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载体，形成对权力有效监督的立体网络。一方面，试点县借鉴政务公开工作经验，以广播电视、报刊、公开栏、电子显示屏、相关会议为重要载体，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另一方面，借助网络技术，增强社会公众的参与度，占领网络舆论阵地，努力提高权力公开的透明性、时效性和监督的有效性。
比如，华容县委在建立县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网络发言人制度，自觉接受媒体和社会公众监督。衡东县委建立“一廊一栏一网一中心”，即党务公开宣传长廊、党务公开电视专栏、县委权力公开网站、县委新闻发布中心，扩大县委权力公开运行透明度，主动接受各方面的监督。
第五，加强具体指导，深入推进试点工作。湖南省委和省纪委把试点工作纳入了对相关市、县党委、政府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评。省纪委和相关市纪委按照中央的部署与要求，组织专门人员和力量，切实加强对试点县的具体指导。做到始终保持正确方向，及时纠正存在的偏差，切实排忧解难，大力支持开展试点工作。
县权变革成效初显
湖南省华容县和衡东县通过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在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增强权力运行透明度方面进行了探索，已取得初步成效。
县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增强了执政能力。从试点县的情况看，县委通过规范权力和正确行使权力，扩大党内民主，做到问计于党员和群众、问政于党员和群众，既促进了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又提升了县委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通过厘清职权、明确职责，落实责任，用好县委书记和县委常委一班人的权力，促进勤政廉政，进一步增强了县委领导集体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有利于发挥好县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
决策行为和选人用人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提高了透明度和公信力。决策权和用人权是县委的核心权力之一，过去在重大事项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及大额度资金使用方面，往往不规范，存在着程序不到位、以领导办公会议取代集体决策或发扬民主不够等问题。通过推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三个不直接分管”和“末位表态”等一系列民主决策制度，防止了上述问题和不廉洁问题的发生。例如，华容县在解决县城饮水水源安全问题时，县委全程实录直播专家和与会人员辩论决策过程，赢得了干部群众的支持，目前县城水厂扩建、管网升级和长江引水工程正在顺利建设。该县通过规范选人用人权，公开选人用人过程，将2004年以来超配科级领导职数386名消化减少了370名，基本达到了编制要求，得到了干部群众的普遍公认。
党群、干部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实际上也是一个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干群互动的过程，对构建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衡东县委建立“一廊一栏一网一中心”，推行党务公开后，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华容县启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以来，全县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今年1～8月份，全县信访总量同比减少20%以上，在上半年的全省民调中，该县以77.08分位居岳阳市六县(市)之首，列全省第二十一名，全部12项指标得分都超过和好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
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兴县富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试点县呈现出经济社会赶超发展的良好态势。
跃升至制度层面六个着力点
从试点中看，县权透明的变革不可一蹴而就，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认真研究和探索，仍需狠下功夫。
要在进一步科学界定县委权力内涵上下功夫。保证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首先是要厘清权力，在对县委权力进行全面清理的基础上，依法明确县委集体和领导班子以及每位常委成员的各项职权。按照“权力配置科学、界限明确、行使依法、运行公开”的原则和要求，正确处理好党委常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关系，科学配置和界定好县委常委之间的权力，规定权力内涵，确定权力行使范围，规定权力行使方式，建立权力行使效果评价体系，从而保证县委权力正确行使，公开透明运行，有效防止揽权、争权、让权现象和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不勤廉行为发生。
要在进一步坚持推进试点工作与推进基层党务公开相结合上下功夫。党务公开是指党内事务的内容、程序、结果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布。因此，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和基层党务公开工作都是党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把两者结合起来、上下联动抓，能够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以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来推动基层党务公开工作，以基层党务公开工作来促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提高党内民主建设科学化水平。
要在进一步增强县委权力运行透明度上下功夫。凡是党员、群众关注的重大事项和热点问题，只要不涉及党内秘密，都要实行公开，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有些干部担心权力运行透明度高了，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直接影响到县委的形象，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采取电子政务、电子会议、现场录像、网上审批、电子监察、内网对接，与互联网联动，实行网络沟通、网络交流、网络监督、网络问政。通过新闻发布、咨询听证、公开招考录用、阳光工程、列席旁听等有效形式，落实和维护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健全责任考核评价体系，制定和完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形成长效机制。
要在进一步规范县委权力运行程序上下功夫。加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程序建设，是巩固和深化试点工作的重要一环。所谓权力运行程序是指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等要求。科学设置县委权力运行程序，是使其权力公开透明的有力保证。通过加强权力运行程序建设，一方面，对县委权力的运行进行规范和约束，有利于从制度上、源头上克服失职、越权和滥用职权。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党务公开、公众参与，使县委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促进勤政、廉政。
要在进一步加强对县委权力有效监督上下功夫。对于一个县来说，县委处于位高权重的位置，县委权力是核心权力。特别是在当前存在的“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群众监督太浅、法律监督太晚”的情况下，对如何加强对县委班子成员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有效监督，越来越成为监督工作迫切的课题。近几年，湖南省在加强对县市区党政正职监督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县市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办法》，收到了良好效果。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中，必须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方面继续深入探索。继续推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等制度，着力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全面实行党政正职“三个不直接分管”和重大事项决策“末位表态”等制度，科学分解和有效制约党政正职的权力；探索开展公开述廉、廉政测评、巡视监督、廉政谈话等工作，不断创新和完善监督的具体制度、办法和措施；着力构建大监督工作格局，形成对县委权力有效监督的合力。
要在进一步深化试点工作和总结推广试点经验上下功夫。目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已在睢宁、武侯、成安三县区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各省区市也确定一些县市区开展这项试点。应及时总结推广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有益做法和新鲜经验，认真研究，形成规律性认识，作出理论概括，上升到从制度层面深入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
(作者为中央纪委委员，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高配副部长盘点：公安部有三位 发改委有四位
2014年02月13日02:38 大众网
据公安部网站“部领导”栏目显示，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已出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并升为正部长级。
公安部有三位高配副部长
目前，刘金国身兼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督察长，为副总警监警衔。至此，公安部共有三名正部级的副部长，另外两人分别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和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
按照惯例，公安部部长一职通常由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国务委员兼任（现任部长为郭声琨），因此公安部多名副部长一般“高配”为正部级官员。
这种副部长“高配”的现象在其他部委中也存在，在国家发改委和公安部这两个部委中，“正部级副部长”由中央明确任命的情况最为突出，这类官员既不担任党委（组）书记，也没有明确为主持常务工作。
发改委有四位高配副主任
在国家发改委领导班子里，除了主任、党组书记徐绍史，为正部长级的还有四位副主任解振华（十六届、十八届中央委员）、朱之鑫（十七届中央委员）、刘鹤（十八届中央委员）、吴新雄（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其中发改委网站资料显示，朱之鑫为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接替朱之鑫为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副部长高配的两种情况
■位居常务副部长
在一些中央部门中，常务副部长或主持常务工作的副职往往也是正部长级。如现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希、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中央统战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张裔炯等都为正部长级，这些部门的正职往往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兼任。
同样，去年“两会”后，张业遂与新任外交部长王毅搭班子，任外交部党委书记、负责常务工作的副部长，顺利晋升正部长级。
■曾经的地方高官
曾任地方一把手或现在兼任党委（组）书记的副职往往也会享受正部长级待遇。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张毅，担任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时就是正部长级干部。目前，张毅已将党委书记、主任两个职务一肩扛起了。
以季允石和贾治邦为例，2006年9月，季由河北省长一职转任人事部副部长，200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季又转任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直到2011年2月。2004年10月至2012年2月，陕西省原省长贾治邦先后出任民政部副部长、国家林业局局长。在他们两人的官方简历中，这些原属副部长级的职位之后都用括号清楚注明为“正部长级”。去年1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存根调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也被明确为正部长级。
正副部长待遇有何差别？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昨日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领导干部“高配”后，其职权分工不变，主要是待遇提升。“明确为正部长级后，即使其行政职务仍是副部长，但可以享受正部长级的各种待遇。”
华商报记者查阅相关文件发现，正部长级别和副部长级别享受的待遇相差较大：
公车配备方面：部长级干部配备价格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长级干部配备价格35万元以内的汽车，排气量均为3.0升（含3.0升）以下；
住房标准方面：正部级干部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为220㎡，副部级190㎡；
办公室面积方面：正部级干部每人使用面积不能超过54㎡，副部级则不超过42㎡。
对离退休老干部来说，退休后部级干部可以有专车，副部级就没有了。医疗费用报销额度也不一样，以北京的部级干部为例，正部级所有医疗费用都可以报销，副部级干部个别进口药的报销则有限制。二者报销程序也不一样，正部级的费用直接由卫生部门与医院结算，副部级的费用则要到原单位报销。副部级每年体检一次，正部级每个季度体检一次。
中央首轮巡视整改报告:干部超职数配备普遍存在
2014年02月24日03:30 中工网
中央巡视组晒成绩单（来源：新浪新闻中心）
上周五，中纪委首次集中对外公布首轮巡视中被巡视单位提交的问题整改报告。
值得关注的是，6万多字的10份整改报告中，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与选人用人问题纠正有关。
据南都记者分析，首轮巡视整改报告中揭露的选人用人问题集中在干部超职数配备、凡提必竞、破格提拔、年龄设限等6个方面。其中，干部超职数配备已成为普遍性问题。
干部超职数配备
内蒙古存在多处问题被点名
干部职数超编是此次巡视组发现的选人用人过程中存在的一大普遍问题。中央各巡视组反馈显示，中储粮、江西、重庆、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均存在干部职数超编的问题。
中央第四组对内蒙古的巡视反馈中，就明确指出内蒙古“全区12个盟、市设有30多个巡视员、63个副巡视员，区发改委班子成员多达17人，一些旗县设有不少处科级非领导职务的问题”。
“从国务院部委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都存在干部超职数配备现象，经历多次整治仍未得到根治”，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旭涛对南都记者表示，干部职数超编包括不按规定超员配置部门领导干部人数、“改非”(领导职务改任非领导职务)超出合理范围以及机关单位普通干部人数超编等几大表现。他表示，这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体现，因为干部职务层级和待遇直接挂钩，要减少领导干部职数，必然使部分官员利益受损。同时干部人数多还使得机关臃肿、加重社会负担、降低行政效率。
目前，内蒙古已及时叫停通过提高工资待遇将未到退休年龄领导干部转任非领导职务或办理内退手续的做法，责成重点盟、市对超职数配备干部情况和提高干部工资待遇情况进行全面自查、限期整改，切实加强和规范非领导职数和干部职数管理工作。
凡提必竞
重庆湖北竞争性选拔干部存在问题被点名
竞争性选拔干部因变“选马”为“赛马”，一度在各地大力推广使用。
去年，中央巡视组在首轮巡视中，却发现竞争性选拔干部在操作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重庆市曾将“竞争上岗”作为内设机构选拔干部的唯一方式；湖北省多地也曾大规莫展竞争性选拔干铂如黄冈市曾在2010-2011年两年内，竞争性选拔了2000多名党政干铂选人用人上表现出“凡提必竞”的政策导向。
整改报告显示，在此前的竞争性选拔干部中，未能避免“以分取人”、“考试专业户”、“高分低能”等情况。
南都记者了解到，首轮巡视和整改中，传递出规范“竞争性选拔干部”的信号。
为此，重庆市、湖北省以及水利部的整改报告都提到，干部选拔中，将不搞“凡提必竞”，不再硬性规定竞争性选拔比例，强调科学设置竞争性选拔的资格条件，严格限制“考试专业户”和“火箭提拔”。选拔标准则杜绝“唯分取人”，强调干什么考什么，更注重考察德才、工作实绩和群众公认程度。
破格提拔
重庆成批破格提拔大学生村官被点名
社会关注的“破格提拔”问题，在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中也发现了实际案例。
据中央巡视组反馈，重庆存在成批破格、越级提拔大学生村官等进入乡镇党政领导班子的做法，中央巡视组认为该做法应当调整改进。
北京大学教授王文章表示，大学生村官投身基层条件艰苦，有必要在提拔时进行适当考虑，但成批破格提拔并不利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对于准备破格提拔的人才，组织部门要多方面去了解其政治素质、工作业绩、群众口碑、工作能力等，选人过程中不应该只唯身份提拔，否则不仅被提拔的大学生村官得不到锻炼，还会使其在今后工作中因为能力不过关，对本人和地区发展都造成不良影响。
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整改报告中也提到，今后一般不破格提拔干部。
年龄设限
重庆擅设提拔年龄上限、年轻干部选拔力度不够被点名
干部年龄是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一项重要参考标准，但巡视组却发现多地在领导干部任用过程中，对各年龄段干部使用存在误区，导致年轻干部任用不合理、超龄未退等问题纷纷暴露。
这其中，又以重庆问题最为突出。根据中央第五巡视组的反馈报告，重庆曾规定干部的任职和提拔年龄界限，不仅存在干部使用过程中限龄“改非”一刀切，少数国企领导人员到龄未退休等情况，同时还陷入了“区县团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年限偏低，少数地方擅自设定提拔年龄上限”和“年轻干部选拔力度不够”两种现象同时叠加的怪圈之中。
“年轻有为的干部上不去，资深干部提前退出领导岗位或到龄恋栈都不利于人才梯队建设”，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表示，组织部门在选拔过程中对干部年龄“一刀切”，笼统设置年龄上限和下限都不是合理的选人用人方式。这种情况下，被提拔的年轻干采能并未得到足够的锻炼，实际工作经验还相对缺乏，提拔后可能产生种种问题，而那些更适合岗位的领导干部却又因为年龄超过上限被排斥在外，对这两大干部群体都不公平。谈到限龄“改非”，严书翰说，部分资深的干部其实正处于黄金时期，从工作履历、经验、心态等方面都比较成熟，“改非”一刀切不仅打击干部积极性，还会使国家蒙受损失。
一把手用人不规范
武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离任前突击提拔19名干部被点名
一直以来，如何监管“一把手”都是纪检监察部门需要面对的难题。本轮巡视的十个单位的巡视结果中表明，湖北、重庆、江西、中国出版集团等六家单位都存在“一把手”监管不严的问题。
武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离任前违规突击提拔19名干部、重庆未对部分市属重点国有企业一把手进行有效管理都是暴露了一把手监管不严问题。
刘旭涛认为，处于权力核心的“一把手”，对人财物等有直接的掌控能力，各种监督手段容易被其不同程度地弱化甚至架空，这是“一把手”岗位问题多发的主要原因。
根据巡视组的意见，湖北对有关负责人和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重庆目前也已研究制定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和激励监督。
“身边人”提任
内蒙古2市领导干部子女吃空饷被点名
中央巡视组反馈显示，领导亲属子女等“身边人”的提任容易出现问题。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海市的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就被查出吃空饷问题。
整改报告显示，目前，经查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已经辞退查出的吃空饷的领导干部子女，乌海市已责令吃空饷的领导干部子女限期到岗，并将离岗期间的工资全部收回财政。
王文章称，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吃空饷”和“发空饷”双方面着手，严格惩处措施，做到“不能发不敢发”和“不能吃也不敢吃”，绝不能为领导干部子女的吃空饷一路“开绿灯”，要让“红灯”常亮。
整改报告显示，除及时查处吃空饷人员外，内蒙古还将继续深入检查，纠正现存问题，并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从国务院部委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都存在干部超职数配备现象，经历多次整治仍未得到根治……这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体现……
———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
大学生村官投身基层条件艰苦，有必要在提拔时进行适当考虑，但成批破格提拔并不利于 大 学 生 村 官 的 成长……选人过程中不应该只唯身份提拔，否则不仅被提拔的大学生村官得不到锻炼，还会使其在今后工作中因为能力不过关，对本人和地区发展都造成不良影响。
——— 北京大学教授王文章
组织部门在选拔过程中对干部年龄“一刀切”，笼统设置年龄上限和下限都不是合理的选人用人方式……对(超龄和年轻)两大干部群体都不公平。
——— 中央党校教授严书54城“一把手”由省委常委兼任
2014年06月30日04:17 第一财经日报
林小昭
由省级常委兼任市委书记，能凸显该城市在其所在省份中的“特殊”地位。
目前，有哪些城市的市委书记由省级常委兼任？
一周前，江苏省苏州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中央和江苏省委决定：免去蒋宏坤江苏省委常委职务，不再担任苏州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任苏州市委书记。
这也是连续第七任苏州市委书记由省委常委兼任。自1994年12月开始，苏州——江苏省经济第一城的“一把手”由省委常委兼任的格局保持至今。
据《第一财经日报》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有54个城市(区、地区)的市委书记由省级常委兼任。
54城“一把手”由省委常委兼任
这54个城市中，有15个副省级城市，包括成都、西安、武汉、南京、杭州、广州、济南、沈阳、长春、哈尔滨等10个省会城市，也包括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等5个计划单列市。
这15个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均为副部级。由于地位重要，这些城市的市委书记一般都由省委常委兼任。
剩下的17个省会城市虽然只是地级市，不过因为在各自省内的重要地位，这些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也均由省级常委兼任。
加上苏州这个国内经济总量最大的地级市，总共33个城市由省级常委兼任市委书记是基本的“标配”。
除了属于正部级的四大直辖市，国内目前主要的一二线城市基本包括在这33个城市里。
在这33个城市之外，剩下的21个城市既不是省会，也不是计划单列市。
不过，除了上述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其他一些地级市的书记是否由省委常委兼任并不固定。
例如，在河北，省会石家庄之外，另一个“高配”省委常委的是秦皇岛，但前几年则是该省经济第一大市唐山。在内蒙古，东部城市赤峰过去也经常由自治区常委兼任该市市委书记。
“可能与某个特定时期该城市或者区域很重要有关。”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说，这种重要性并不是固定的，每个时间段不太一样。
各省份省委常委兼任辖内城市(地区、区)的“一把手”的数量也不尽相同，除了北京，大部分省份有1～2个，也有少部分省份有3个之多，如江苏的南京、苏州和无锡三市的“一把手”均为省委常委，且都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除了江苏，湖北、内蒙古和广东也均有3个城市“一把手”由省委常委兼任。广东2012年5月常委换届选举后，珠海、广州、深圳三个城市的书记均由省委常委兼任。
在4个直辖市内，有些区的地位比较突出，其“一把手”一般由市委常委兼任，例如上海的浦东新区、天津的滨海新区、重庆的两江新区这些国家级新区。重庆除了两江新区之外，万州区委书记也“高配”市委常委。只有北京目前没有常委兼任下属区的书记。
“高配”因素
一些城市由省级常委兼任“一把手”，个中原因不尽相同。有些因为该城市经济总量较大，对区域发展作用较为突出。
例如，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经济总量和贵阳比较接近。遵义是贵阳之外、贵州省着力打造的经济发展新引擎，连续两任遵义市委书记兼任贵州省委常委，这凸显了遵义的经济社会地位。
同样情况的还有江西的赣州市、广西的北海市、河南的洛阳市、黑龙江的大庆市等。
以湖北为例，武汉、襄阳和宜昌三个城市的市委书记由省委常委兼任。目前，宜昌、襄阳作为湖北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对湖北西部、北部的区域带动作用和改变武汉“一城独大”的格局都十分重要。
彭澎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有些城市“高配”常委，也有历史沿革和战略区位的考虑。比如重庆的万州区，以前是万县地区，在三峡库区旁边。重庆直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三峡工程建设，因此，万州“高配”常委也有三峡因素的考量。
在经济之外，是否“高配”省委常委，也跟这个城市在该省版图中的地理区位、政治与社会发展等因素有关。
例如，赣州虽然知名度上没有九江大，但由于南昌、九江均处于江西偏北部，而地处南边的“客家摇篮“赣州管辖18个县，无论土地面积还是人口均在江西首屈一指。因此，赣州连续两任市委书记均由省委常委兼任。
像广东、福建、浙江、山东、辽宁以及江苏这些东部沿海发达省份，通常有两个核心城市，被称为“双子星”。例如辽宁的沈阳和大连，山东的济南和青岛，浙江的杭州和宁波，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在这些城市固定“标配”省委常委的情况下，其他城市要再“高配”省委常委机会就比较小。全国超配4万名副处级以上干部 超6成待消化
2015年01月06日02:39 新京报
19省区市超配干部（来源：CCTV《新闻联播》）
新京报讯 (首席记者王姝)昨日，中组部通报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进展：“全国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
中组部已多次对超职数干部进行整治
去年是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的“瘦身年”。“一仗接着一仗打，解决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比如，去年我们针对违规破格提拔问题开展了专项治理，今年将会同有关部门，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去年1月，中组部就《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答记者问时，曾做如上表态。
此番对于超职数干部的全国性整治，并非第一次。
2007年《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颁布施行，明确规定对于超职数、超规格配备领导干部的行为，“可以采取通报批评、建议改正或者责令限期纠正、予以纠正、建议财政部门对超编人员不予核拨经费、建议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等处理措施”。
2007年当年以及2009年，中组部、中编办等部门都曾推出过超配干部专项清理。但专项行动过后，各地的超配干部迅速反弹，陷入了“越减越肥”的怪圈之中。2013年起开始的四轮中央巡视就发现，31个省区市中，19个省区市存在超配干部问题，仅辽宁一地的超配干部数量就达26272人。
专家建议建立官员退出机制
此番中组部通报的数据，“全国超职数配备的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达4万余名”，系近年来首次披露全国超职数配备干部的“规模”。这4万余名超职数配备的干部中，截至目前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这意味着，还有约60%的超职数干部待“消化”。
如何“消化”六成超配干部？本轮专项整治后，怎样避免超职数配备干部现象再度反弹？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受访专家认为，超配干部现象之所以成为顽疾，“根子”就在于“官本位”观念，“破解超配干部问题，首先应该建立能上能下、能奖能罚的良性官场生态，建立官员退出机制。而且，必须‘依法治编’，强化法规的实际执行效果。以《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为例，如果执行到位，超配干部就不会‘规模化’。”
焦点
超配干部有多严重？
巡视组查出19省区市超配干部
超配干部有多严重？中央巡视组“晒”出的巡视问题账单以及各巡视点的巡视整改报告，披露了“详情”。
此前四轮中央巡视，完成了对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巡视问题账单和巡视整改报告显示，19个省区市被中央巡视组指出超配干部问题：江西、重庆、甘肃、宁夏、海南、北京、山东、湖南、辽宁、山西、内蒙古、吉林、上海、青海、河北、陕西、黑龙江、四川、江苏。此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被指出了相同问题。
其中，湖南“干部超编超配问题严重”；山东“超职数、超规格配备干部问题比较突出”；黑龙江、四川、江苏则被指出超编制、超规格配备干部较为普遍。北京也被指出，“存在违反机构编制和职数管理规定等问题”。青海不仅被指出超职数配备干部，而且违规设立机构。
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的巡视整改报告，呈现出了超职数配备干部的规模。
内蒙古全区12个盟、市，设有30多个巡视员、63个副巡视员，区发改委班子成员多达17人；吉林则一次性解决和消化23个超配的副秘书长职位。
辽宁一省查出的超职数配备干部就达26272人，江西也查出超职数配备干部5202名。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上述省区市中，湖南省早在2004年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几个问题》的通知，称“将用三年时间清理超职数配备的领导干部”，但该省的超配干部现象并未“刹车”。
哪些职位“集纳”超配干部？
10余省区市向副秘书长“开刀”
超职数配备干部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哪类领导职位“集纳”超配干部？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在中组部的“瘦身令”之下，去年，至少10余省市整治超配干部时，“刀口”落在了超配的副秘书长身上。
例如山东，去年9月26日，山东省政府官网发布了23条人事任免信息，其中就包括四名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免职信息；去年12月12日，北京组工网公布了65名市管干部的任免信息，其中也有四名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去职。
被中央巡视组点名通报“超配干部”的吉林、安徽，也采取了相同的裁撤副秘书长举措：去年上半年，吉林在省和市(州)层面上至少减掉了23名副秘书长；安徽芜湖在去年3月，集体调任了5名政府副秘书长，蚌埠市也在相同时间，调整了6名政府副秘书长。
此外，浙江、青海以及银川市、杭州市、广州市也在去年调整了政府副秘书长。
竹立家认为，各地整治超配干部时之所以向副秘书长“开刀”，源于“副秘书长”超配已成一种普遍现象。
虽然早在2009年，中编办就印发文件提出要求：省级、副省级、地市级政府副秘书长的职数，按不超过其同级政府领导班子副职的职数来掌握。但实践中，由于各级政府对副秘书长的职数设置有“自主权”，所以副秘书长岗位就成了超配干部的“弹性空间”，有的地区将副秘书长岗位用于“奖励”提拔、福利照顾，安排那些多年未获升迁的干部，甚至出现了多名副秘书长“辅助”一名副职的现象。
竹立家强调，副秘书长超配也与副职干部数量过多有关，比如此前被曝光的“一个县级市配十多名副市长”。
2013年11月，新京报记者曾盘点全国24个省级行政单位中250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数量。结果显示，250个地级市共有1750个副市长(不含挂职副市长)，平均每个地级市配置有7名副市长。其中，共有219个地级市配置有6-8名副市长。副市长数量最多的地级市是江西赣州，共有12名副市长(4人为挂职)，四川宜宾等15个地级市配备了9名副市长。
超配干部如何“消化”？
部分地区要求官员“自愿免职”
超配干部如何“消化”？各地“晒”出的去年专项整治“报告”显示，对于超配干部，一般采取取消兼职、调岗、免职等方式“消化”。
例如山东去年9月一日之内免掉的四名省政府副秘书长中，3人身兼数职，即除了省政府副秘书长之外，还兼任其他职务。如于毅，自2008年3月起担任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同时兼任山东省驻京办主任。免掉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职务后，三人此前担任的其他职务仍然保留，以于毅为例，仍担任山东省驻京办主任。另一人冯瑞免掉省政府副秘书长之后，调任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巡视员。
北京也如此。去年12月12日公布免职的4名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中，2人因为年龄原因被免职；另两人则身兼其他职务，如周立云，担任北京市副秘书长时兼任北京市政府研究室主任职务。目前已调任北京市委研究室主任。
湖南湘潭采用的是“末位免职法”，对绩效考核排名末位的干部予以诫勉，连续两年末位的予以免职，通过加大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力度，腾出的职数用于消化超配干部。湘潭市委组织部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7人被诫勉，4人被免职。
但也有地区要求官员“自愿免职”，郑州市中牟县就被曝采取了这一措施。据南方周末报道，2014年6月，中央巡视组到中牟调查超职数配备干部的情况，当时统计的数据是超职数配备干部有280多名。为了完成2016年年底前“消化”所有超职数配备的干部，该县县委组织部要求接近50周岁的干部递交书面材料，申请“自愿免去现职”，申请免去现职后，可保留职级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