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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胡志强去向篇(1):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时评”2015年11月号第2\3\4辑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时评”2015年11月号第2\3\4辑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时评”2015年11月号第2辑
1.“市委书记算什么”背后还有问题需要交代
2.征收拥堵费治堵是一种次优选择
3.“开会让狗咬了”若没发到学校群
4. 重定高危人群是检验公共责任成色的试纸
5. “掏鸟获刑10年半”是一堂普法课
6. 清理红头文件还须消除“长官意志”
7. 七成企业家“一毛不拔”呼唤“捐赠文化”
8. “老年综合津贴”是一份尊老厚礼
9. 全国“一张卷”终结异地高考“两张皮”
10. 中石油高管博士论文抄袭，如何“善后”？
11. 从官员感谢八项规定看“骑虎难下”破局
12. 七成企业家零捐赠背后的慈善文化差异
13. 环保志愿者“被嫖娼”，是一种公权污染
14. 养老保险应兼顾“可及性”和“激励性”
15. 放下手机抱抱我是对互联网-的呼吁
16. 人情绑架让“看气质游戏”气质全无
17. 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折射孝文化之殇
18. 群主头衔小，管理责任大
1.“市委书记算什么”背后还有问题需要交代
张立
昨日有网友晒出爆料视频称，陕西榆林市人大副主任田树昌醉酒后在吧台前骂服务员、市领导。榆林市人大工作人员向法晚记者证实确为田树昌本人，今日上午，吴堡县新闻中心在其官微发布消息称，榆林市纪委监察局已经介入调查。（12月3日 《法制晚报》）
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大副主任田树昌，一位县级官员，其酒后要开房时对市委书记的抱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情绪宣泄，而其背后起因，或许更应该挖出来，孰是孰非应该有个了断，不能让田副主任委屈不快，也不能让公众因此视频而心生狐疑、胡乱猜测。
从视频来看，田副主任是在装修比较考究的餐饮环境下就餐的，是个人因私会餐还是因工作需要集体就餐？在就餐过程中，市委书记胡志强是否与田树昌有过接触，或者之前在近期，其是否与田树昌有过工作上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是否因为某种原因“惹恼”了田副主任，是否该归因于市委书记有错，还是归因于田副主任，这些都是田副主任抱怨市委书记的背后“剧情”，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
另外，榆林市纪检监察对田树昌进行调查，是因为田树昌仅仅因为说了一句“市委书记算什么”，还是因为田树昌违反纪律规定而进行调查，这个问题，也应该有所交代。倘若是前者，对于一名官员的抱怨就直接进行调查，未免就有些“因言获罪”的问题，如果是后者，就应该严格依法依规弄清楚，严格问责才对。
而这段视频据属数年前的“旧事”，为何突然被翻出来，其背后是否有更多的隐情，也可以进一步的探究。是田副主任有可能升职被其他竞争对手“黑”一下，或者还是田副主任招惹了其他人而被曝光，这些“剧情”确实是一个应该让公众知晓的问题。
当官员的个人言论引起公众的关切时，不管他是几年前的旧事，还是现如今的“新账”，都不是一个不置可否的问题，而应该弄清楚才对。这是观察官场生态的一个契机。对只言片语的追究，或许有些“八卦”之嫌，虽然有些管中窥豹，但总能从中找到探查一个官员本质的线索，公众也对此乐此不疲，因为官员有这个义务，公众也有这个权利来审视官员的本色。
一个对服务员进行语言调戏，对上级官员心存不满、抱怨迭出的官员，从县卫生局局长晋职到县级人大副主任，这个晋职过程，为何没有查清出这位“怨官”的本来面目，有关部门是不是也该出来澄清一下呢？从这则视频“看”开去，这名官员的生活作风、官德面目，应该被曝光在公众面前。
官员，你如果怕被查，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挖出来呈现你的一面。这或许就是网络时代公众知情权最大化时代的衍生品，谨记谨记。
2.征收拥堵费治堵是一种次优选择
张西流
记者3日从北京市交通委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2016年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针对小客车、机动车实施更加严格的限行措施；并通过停车综合治理等措施，缓解首都拥堵。（12月3日新华网）
进入汽车时代的城市，机动车与路面交通的矛盾十分尖锐，堵车成为城里人头疼的大问题。此前据媒体报道，国家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正在制订之中，包括征收拥堵费在内的多项分解任务，将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征收排污费也有可能施行。如此语境下，北京将于2016年试行征收拥堵费，缓解首都拥堵，可以说与国家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一脉相承，其可行性首先是不容置疑的。
事实上，除了征收拥堵费，治堵还有多条路可走。比如，对机动车号牌进行无底价竞拍，出价多者得号牌；这样一来，那些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买车和养车的人，可能会放弃购车的想法，从而降低机动车增长数量。又如，买车加收消费税，增加用车成本，以此降低汽车增长量；同时，对汽车征收排污费，因为汽车排放尾气污染环境，政府部门可以把这笔费用投入治堵、改善环境等。再如，买车必须有车位，不仅提高了用车门槛，还解决了路面停车问题。此外，个人需要使用道路资源，就涉及了公共利益，采用单双号限行，也是必然选择。
然而，城市拥堵成疾，一方面与城市机动车数量高速膨胀有关；另一方面，城市对公共交通的长期“欠账”，使人们不得不“高效率”地使用私家车，从而使拥堵矛盾更加恶化。可见，现代城市之所以在治堵上办法不多、效果不佳，是因为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弊病。比如，城市一味地给市民用车“设限”，却忽略了公共管理的缺位；特别是，在发展公交等方面，一直是进展缓慢。
换言之，征收拥堵费等治堵措施，仅是一种次优选择，大力发展公交，才是治本之策。在发展公共交通方面，应学习香港经验，建立舒适、方便、快捷、安全的公交系统。据统计，香港每天共有1200万人次使用各种交通工具来往各处，其中89%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香港特区政府的宗旨是，公共交通应由私营机构或公共机构提供，而政府提供一个管制架构，并使各种交通工具得到协调。政府秉承的原则是确保市民能够以合理的费用，获得最大的出行便利。因此，香港近九成人选择乘公共交通出行。
可见，在公交优先政策的推行和落地方面，政府仍需继续加大力度。只有城市公交真正发达了，线路分布均衡、覆盖广、方便快捷，乘搭舒适又有尊严，而且票价比较低廉，这样市民必然会更多地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从而解决大部分的刚性需求。那种不得不购车代步的状况便会有所减少，城市拥堵问题也将会得到较大改善。（张西流）
3.“开会让狗咬了”若没发到学校群
司马童
“扬缓”是延安市宝塔区桥沟镇中心小学的一名女教师，这两天她“摊上大事了”。该校叶校长认为她在学校微信群里说了一句“今天下午开会让狗咬了一下”是指桑骂槐，骂了自己，于次日召开全体教师行政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将“扬缓”停职停薪一周。（12月3日《华商报》）
因在学校开教职工例会时没按要求带本记录，刚刚被校长点名批评过，被点名者随后就将“开会让狗咬了”发上了学校微信群，若说这“纯属凑巧”，并希望别人“不要对号入座”，这解释显然太过牵强。尽管对于“扬缓”由此招致停职停薪一周的处罚，网上已然热议纷纭，我却想到：假如“开会让狗咬了”没有发到学校群，就是合适的么？
是不是如女老师事后所说的那样，开会期间她到外面接听家人电话时，楼道里曾被一条狗咬了一下衣服，一时恐怕很难作出明确判断。不过，我倒比较相信“扬缓”的如下解释：因为白天的事情心里有点烦，就打算在微信朋友圈里晒晒心情寻求安慰；可因其近视，发送时点错了，就发到了学校的微信群里。但问题是，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看同样不宜用“开会让狗咬了”这种带有侮辱性的措辞，去污染朋友圈的风气。
“开会让狗咬了”是让人先想到“开会时被批评心里不爽”，还是“开会时出去接个电话被狗咬了衣服”？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估计十有八九会选择前者。受到批评而不爽，这种情绪谁都会有的，也算不得不正常；然而，随之想到在朋友圈发布“开会让狗咬了”，以宣泄心中的某种怨气，这就未必妥当。一则朋友圈也是个半公开的社交空间，并非可以不顾文明自律，甚至胡言乱语；二则朋友圈里都知道你的教师身份，如此指桑骂槐地侮人为狗，岂不同样隐喻了自身的素质之缺？
当前眼下，QQ群、微信群等的即时聊天工具，俨然已成为许多人不可或缺的社交渠道。作为一些年轻的教师群体，长期浸淫于这样的交流沟通方式，难免会疏忽于一种使用上的误区，也即把半公开的群聊和群晒，等同于了纯私下的话语场所。因此，现实中有了块垒或不爽，以为在群内或圈里出言不逊地发泄一下恶气，根本就属理所当然的“自我调节”，也不必过多顾忌隐于网名背后的“文明形象”，这无疑是十分失当和有害的表现。
的确，假如“开会让狗咬了”没有发到学校群，延安那名小学女教师也许就不会“摊上事儿”。对于她被所在学校通过全体教师行政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受到停职停薪一周的处罚，相关法律专家或许会有更加精到的解读和评论；而我觉得，在学校群内发布“开会让狗咬了”的措辞，这似乎不能与正常的提意见混为一谈。因而，学校认为“对此问题若不作处理，以后再现同类问题就不好收拾”，未必没有“以绝后患”的长远考虑。但此事的最主要警醒则在于，即便不在学校群里，“开会让狗咬了”之类的“率性”发言，也不该无所忌惮地想发就发。
走笔至此，我倒想给延安那所小学的校长提个建议：既然对于你的批评或指责，有些教师可能心有不服，那就无妨公开宣布一下，以后学校群里尽可光明正大地“给校长提意见”。有了这样的一条合适反馈通道，那么将来再去处理那些声称“开会让狗咬了”的不当言论，也才更能显得有理有节，而不会招来太多“以权压人”的质疑和异议。（司马童）
4. 重定高危人群是检验公共责任成色的试纸
堂吉伟德
12月2日，在广州市慈善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启动“爱肺计划”活动上，钟南山院士表示，长期暴露在重度雾霾中也是肺癌高危人群！“有关部门应重视重新考虑高危人群的概念。”钟南山表示，一些人长期生活在重度的雾霾污染中，应该也考虑纳入高危人群。（《华商报》12月3日）
高危人群往往指的是，由于其所处的环境特殊性，身体健康受伤害的机率比其他人大，风险也比其他人高。比如长期处于二手烟中的人，或者处于重度雾霾中，就属于肺癌的高发人群。虽然灰霾与肺癌的确定性关系还难以界定，得出明确的结论也需要长期观察，暂时还无法掌握量化性的指标，然而承认其对人身体健康带来危害，并以此重新界定高危人群的概念则非常必要。
在医生上，一旦界定了高危人群之后，在防治的手段上将会更具针对性，比如定期进行检查和化验，及时进行医学干预，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治疗重大疾病，从而做到有的放矢提高医学干预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个体或者少数人的问题好解决，医院也能及时干预，不过对涉及面广的人群则无以兼顾，公共资源就会面临处于短缺之状。若没有公共政策的介入，根本就无法实行有效的防治。更何况，针对高危人群实施相对应的政策，也是对公共服务最基本的要求。
同时，针对高危人群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也属于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比如一度以来，美国的冠心病、心脏病处于高发的态势，对此美国公共政策在细分高危人群之后，采取了极有针对性的预治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便是拟将在3年内禁止在食品中使用人造反式脂肪，以助降低心脏疾病发病率。因为在美国科学界，就人造反式脂肪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已经持续多年。美国医学研究院近年研究表明，摄入反式脂肪会提高所谓低密度脂蛋白、即坏胆固醇的水平，从而增加人们罹患心脏病的风险。在国内，慢性病已成为“第一条手”，其风险性已显而易见。基于此，卫计委以及相关专业机构，总结出亿3×3×3的模式作为慢性疾病的控制策略，包括对健康人群、高危人群、患病人群进行了精确的细化，也采取了不同的手段。
那么，在重大疾病的防治上，同样需要采取这样的预治和干预措施。不难看出，控制的前提是细分，明确和界定高危人群的概念就十分重要。只有对高危人群的界定客观、公正和精准，那么控制的措施才会高效，也能让政策更具有针对性，从而让个体的权利得到保障。重度雾霾有害，不仅是一个医生常识，其实也是一个生活常识。从2013年起世界卫生组织将大气污染确定为一类的致癌物质，雾霾有害已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层面与其进行回避不如直视，如此才能立求于早抓好主动，也能将未雨绸缪的公共服务效果发挥到最大化。
随着医学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高危人群的概念以及范围都应不断调整，以此让公共政策更加科学。重度雾霾有害，长期暴露其间的人属于高危人群，明确这一基本原则，才能让应对措施更加贴近实际。从人大代表建议设雾霾补贴，到一些企业主给员工配防霾设备或者放雾霾假，都可以视作对公共政策调整的呼吁。因而，重视重新考虑高危人群的概念，不仅是对医学专业的尊重，更是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并成为公共责任成色检验的试纸。（堂吉伟德）
5. “掏鸟获刑10年半”是一堂普法课
龙敏飞
近日，“河南大学生家门口掏鸟窝获刑10年半”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2月2日18时，被判刑大学生闫某的父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已替儿子请了律师，希望法院能启动再审程序，相关申请材料已递交新乡市中院，目前正在等待通知。12月2日19时，记者获悉，河南省高院已经介入此案，对其判决正在进行专题研究。（12月3日《法制晚报》）
从具体情节来看，闫某的犯罪行为还是比较严重的。一则，闫某知道自己所掏的是什么鸟，在网上兜售时特意标注信息为“阿穆尔隼”，也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并未完全无知；二则，闫某不是一次两次掏鸟了，除这次外，之前他还曾在网上非法收购1只凤头鹰转手出售；三则，闫某虽然是一名大学生，但在黑鸟市场上却熟能生巧，已经能够做到捕猎、收购、倒卖“一条龙”。这些，都足以证明闫某的所作所为是自发主动的，不是无知被动的。
犯罪事实已经明确，进行审视便轻车熟路了。根据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燕隼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而《刑法》第341条第1款明确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不过，什么算“情节严重”，公众的确无法判断。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隼类（所有种），非法收购、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量认定标准分别为6只和10只。而闫某捕获的隼达到16只，已经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级别，判刑10年半，已经接近最轻处罚了，可为何在网络上，还是有人为闫某打抱不平，甚至将其与贪官的判刑相比较呢？
比如有人说，闫某的所作所为没有危害社会，获刑10年半太过残酷；而一些贪官动辄上千万上亿的赃款，社会危害性很大，但获刑也不见得比闫某高。这样的法律不公平。客观来说，闫某所犯之罪与贪官所犯之罪不具可比性，就跟黄晓明婚礼所受的关注度和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所受的关注度不具可比性一样，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概念。公众之所以强烈不满，一方面，自然是法律常识的缺位；另一方面，则是仇贪官心理在作怪。
闫某虽然认识各种鸟类，但知法不知法仍然不得而知，如果是知法，则是侥幸心理害了他；如果是不知法，则是无知害了他。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身陷牢狱，从这个角度来说，“掏鸟获刑10年半”也是一堂普法课，这警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同时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唯有如此，才是对法治社会的一种维护，也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龙敏飞）
6. 清理红头文件还须消除“长官意志”
叶祝颐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国务院文件的决定》。国务院从2015年起用三年时间，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务院文件进行全面清理，489件国务院文件宣布失效。（12月3日《京华时报》）
国务院带头清理过时、失效文件，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改革，这对于建设法治政府，维护国务院文件的权威性、严肃性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事实上，不仅国务院文件存在过时、失效，不适应现实需要的情况，地方红头文件更应该得到清理、整顿。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一些地方和部门违法滥发红头文件，或者对失效文件长期不清理，导致文件彼此矛盾，甚至与法律法规打架，与依法行政背道而驰，也损害了行政管理对象的合法权益。
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是各级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红头文件”不是法规，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地方法规”的角色。由于某些“红头文件”制定者法律知识欠缺；缺乏统一的程序规范，权力意志作祟。现实生活中，某些领导为了政绩需要与小集团利益，利用大权在握的强势地位，热衷于“屁股决定脑袋”闭门制造文件，违法设置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内容，试图通过“红头文件”的形式给违法行政穿上“合法外衣”，导致“红头文件”违法的现象屡屡出现。有的地方对“红头文件”长期不做清理，政府部门从自己的利益需要出发，选择性施法，导致“红头文件”终身有效。
比如，政府自行发文授权企业行使行政处罚权，用“红头文件”强制拆迁，用“红头文件”下达喝酒、卖烟任务，用“红头文件”摊派捐款，用“红头文件”安排干部家属进机关，用“红头文件”乱设行政许可，用“红头文件”替嫌疑犯说情，下达罚没任务的，甚至批评食堂菜里没肉的，违规违法的“红头文件”可谓五花八门。由于“红头文件”的决策者、制定者掌握着公权力，不少基层部门、群众为了保全自己的饭碗和利益，敢怒不敢言，只能违心地执行违法“红头文件”。违法“红头文件”已经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公众的合法权益，造成政府公信力贬值。
从法律的角度讲，政府应该依法行政。不规范甚至违法的“红头文件”无疑应该得到及时清理。此前有媒体报道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以来，各级政府已经清理、压缩190万个红头文件，但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以后，会不会反弹呢？在我看来，一些地方打破“红头文件”终身制，要求“红头文件”不违法也好，公民有权要求审查“红头文件”也好，都只是保证“红头文件”合法有效的基础工程。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还应该追寻地方政府滥发“红头文件”的权力根源。因为除了文件本身违规以外，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文件之上的问题不可忽视。现实生活中，官员的一句话往往比法律与文件更管用。群众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白头（领导批条）、白头不如口头（领导指示），就是官本位盛行，长官意志高于法律、文件的现实缩影。
国务院进一步简政放权，全面清理国务院文件，地方政府和部门显然不能落后，要主动清理过时、失效红头文件，首先保证红头文件合法有效。而且，从程序上规范“红头文件”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大于法，保证实体正义的问题。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除了给“红头文件”上紧箍咒以外，关键要完善权力监督机制，从根本上改变长官意志高于正义，高于法律，高于文件的问题，确保政府依法行政。
在这方面，公共行政管理专家丁煌的建议值得听取：“改变单纯向上负责的行政工作模式，绩效评估主体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如果民众对官员拥有监督权、评价权，且评价意见影响到官员绩效评价与仕途、饭碗。滥发“红头文件”，以权压法，以权代法，奉行长官意志的官老爷们才会有所顾忌。（叶祝颐）
7. 七成企业家“一毛不拔”呼唤“捐赠文化”
殷建光
12月4日发布的《2015年中国企业家公益行为研究报告》称，超过七成企业家捐赠额为零，可谓“一毛不拔”，而互联网行业最“慷慨”，马云排名第一。（12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
面对七成企业家“一毛不拔”，许多人恐怕要责怪企业家的冷漠，但是，笔者不这么认为，首先，不应该责怪，谁挣钱也不容易，挣了钱，当然要花的舒心痛快；二则，企业家不捐赠并非企业家都是吝啬鬼，而是因为我们的捐赠文化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因此，笔者认为，与其指责企业家一毛不拔，实在不如呼吁建立“捐赠文化”。
“捐赠文化”大致包含三部分内容。
之一，弘扬捐赠精神，就是我们应该大力倡导捐赠风尚，把向社会捐赠，向弱势群体捐赠当做一种最美人生价值观，最美公民担当意识，应该从做人与做公民的角度去弘扬捐赠之风，让人们以捐赠为荣，把捐赠当做人生的最高境界，逐渐走出小农经济时代挣钱为吃饭的桎梏，进入到挣钱为捐赠的现代文明时代。
之二，建立捐赠感恩反馈机制，对于捐赠者，我们应该建立税收减免机制，社会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感恩机制，让捐赠者有获得感、幸福感。
之三，建立捐赠阳光透明平台。现在，我们许多企业家不愿意捐赠，捐赠公平不够阳光透明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应该通过现代网络技术，建立阳光公平的捐赠平台，让捐赠者知道自己捐赠的具体走向和效益，让捐赠者看到捐赠的实际价值，激励捐赠者的信心。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比比皆是的“裸捐”行为，中国慈善捐赠水平较低。目前，中国企业家的公益投入远不能与自身财富相匹配，最富有的往往不是最慷慨的，最慷慨的财富未必排名第一。很显然，这样的现状是我国企业家财富观念畸形的恶果，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企业家占据更多的财富和社会资源，如果他们的财富不能很好的捐赠出去，那必然影响到财富的第二次分配，影响对社会诸多贫困问题的解决。
七成企业家“一毛不拔”呼唤“捐赠文化”，捐赠文化的繁荣是社会文明标志之一。（殷建光）
8. “老年综合津贴”是一份尊老厚礼
苑广阔
记者3日从上海市新闻办获悉,上海将在2016年推出统一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这项地方性社会福利政策预计将惠及270万65岁以上的户籍老人。（12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
说到全国各地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社会福利政策，往往给人以名目不同、给予福利的形式和额度也不同的印象，比较常见的有年满多少岁的老年人免费乘车、免费逛公园等等，除此以外，还会给予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以现金补贴，年龄越大，补贴的额度越高。而之所以出现名目不同、方式不同、额度也不同的情况，一是由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决定的；二是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
就以上海市此次福利政策改革为例，主要就是把现行的“高龄老人营养补贴”和“7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等单项补贴，统筹调整为统一的老年人综合补贴。这一改革举措，首先是把享受补贴的老年人受益范围从原来的70岁以上扩大到65岁以上，旨在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政府的福利补贴政策，提高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促进老年人福利均等化。仅仅是这一项变动，就把享受“营养津贴”和“免费乘车”的老年人群体从原来的170万人扩大到了270万人，财政每年多支出20多亿元。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在“让利于民”以及呵护、关爱老年人方面的决心与力度。
此次改革还有两个亮点：一是把原来由各区县分别实施的高龄老人营养补贴改为全市统一实施，统一补贴额度，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各区县因为财力不同，所以导致补贴的额度不同的问题，有利于推进该项福利政策的公平公正和均等化。二是把原来的“7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的福利政策统筹调整为统一的老年人综合补贴以后，不再给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免费乘车卡，而是把货币化补贴直接补给老人。这样以来，就解决了很多地方由于出行状况不同，有些老人空有一张免费乘车卡，但实际上一年也难得乘坐一次免费车的问题。
部分老年人群体名义上符合享受国家福利政策的条件，但实际上却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而享受不到，这就涉及到一个福利政策均衡的问题。很显然，通过现在的统筹改革，推出统一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以后，就可以让更多的老年人不再仅仅是名义上享受政府的福利津贴政策，实际生活中却享受不到。这同样有利于公正公正的实现，同时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成果，不能遗忘了那些进入人生暮年的老年人，尤其是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应该把更多关注与呵护的目光投向老年人群体。同时对于老年人的工作，也要像上海市一样，多些创新与创意，让政府的福利政策惠及更多老年人。（苑广阔）
9. 全国“一张卷”终结异地高考“两张皮”
张西流
11月4日上午，教育部举行《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发布会，报告5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情况，目前增加使用全国卷省份的任务基本完成，全国卷使用省份从2014年的15个增加到2016年的26个。（12月4日《新京报》）
2016年，实行全国卷的省份将达到26个，离全覆盖的目标越来越接近。而在2015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948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对于高考统一命题，83.9%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这也表明，绝大多数的人，支持实行全国卷。不可否认，现行的高考制度，同公众的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各地在执行高考政策上各自为政，有的省份试行高考“3+X”改革，有的省市仍实行“3+2”模式；即便是使用全国卷的省份，有的使用“新课标全国一卷”，有的使用“新课标全国二卷”；而北京、上海等地“风景这边独好”，坚守“自主命题”。
特别是，备受公众关注的异地高考政策，各地更是“百花齐放”。虽然国家层面出台了“工作意见”，但只是一个宏观政策，由于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制订一个可供微观操作的实施细则，导致地方在执行异地高考过程中，不仅在实施时间上不统一，而且在具体政策和措施上也不统一。然而，要保证异地高考新政，能够兼顾和平衡随迁子女与当地考生之间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体现教育公平，各地就不能各自为政，“自选动作”太多，应全国“步调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地高考试卷不统一，导致异地高考出现了“两块皮”现象。比如，各地基础教育使用的教材不一，随迁子女回家乡参加高考便遭遇“水土不服”，难以考取好成绩；因而，很多流动人口只能将子女留在家中接受基础教育，“留守儿童”由此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再者，各地高考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相差巨大，为了考上大学、考上好大学，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迁移户口，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以求子女在异地参加高考，“高考移民”由此成为另一个社会问题。
可见，实行全国“一张卷”，可以终结异地高考“两块皮”现象。因为试卷统一之后，倒逼各地基础教育使用的教材和教学方式也将统一，考生在任何地方参加高考，都不会受到“学用脱节”的干扰。因此，既然实行全国统一命题，有利于异地高考，有利于兼顾随迁子女和本地考生的利益，有利于维护教育公平，那么，教育部门该加快推进步伐，实行所有省份全覆盖。（张西流）
10. 中石油高管博士论文抄袭，如何“善后”？
张贵峰
近日，互联网上有人发贴爆出中石油三名高层的论文涉嫌严重抄袭，抄袭率超过70%。《财经》记者获得了前述论文全文及抄袭来源。网贴中提到的涉嫌博士论文严重抄袭的三人为：徐福贵、戴鑑、魏强。（财经网 12月4日）
尽管，长期以来，一些党政干部在攻读学位涉嫌抄袭，早已算不上什么新闻。这正像此前有教育人士指出的，“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党政干部，大都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在职混取研究生文凭和学位……”，但上述“中石油高管论文抄袭”事件，无疑仍存在许多令人倍感震惊、瞠目的“看点”。
其一，三篇论文的抄袭程度均十分惊人。如徐福贵“111页左右的博士论文，有超过80页与前述两篇硕士论文完全一致”；其二，三篇所谓“博士论文”的抄袭对象，竟然都是同校学生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抄袭硕士论文，竟然都能顺利答辩过关、获得学位，这样的抄袭“奇观”，显然不仅十分拙劣无耻，更极为荒诞可笑；其三，更荒诞可笑的还有，这三篇“博士论文”，不仅本身是涉嫌严重抄袭的，而且“指导教师”、“读博过程”也是高度雷同的，如三篇论文都共有三位指导教师，均为中国石油大学校领导，且三人都是“2005年进入中国石油大学，2008年毕业获得博士学位”。
如此拙劣荒诞的论文抄袭丑闻，应当如何“善后”？从教育角度来看，首先无疑必须撤销因此而获得的博士学位，依据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已经获得学位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依法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其二，除了论文抄袭造假的直接当事人，面对如此集体、批量出现的论文抄袭现象，相应的指导教师甚至学校本身，显然同样也必须被问责。依据上述《办法》，“指导教师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警告、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可以降低岗位等级直至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 “学位授予单位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学位授予单位负责人进行问责。”
而进一步从中石油角度，面对所属三名高管的恶劣抄袭行为，无疑也许进一步党纪政纪方面的问责。如依据现行党的《处分条例》，“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当然，从长远来看，要想有效避免类似国企高管论文抄袭现象，源头上的“善后”措施还在于，必须彻底祛除滋生这一现象的土壤环境，一方面，从教育角度，必须祛除现行高度行政化、“政事不分、政学不分”，在党政干部与高校之间极易形成“权学、官学交易”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确保大学能够有底气有能力对于那些“在职混取研究生文凭和学位”现象“说不”。另一方面，在党政干部管理上，彻底改变那种“文凭至上、学历崇拜”的党政干部考核评价体制。很明显，囿于这样的体制，一名官员干部能否顺利获得升迁，“博士学位”事实上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砝码，党政干部“利用手中职权”去混文凭的动力和压力，势必很难彻底消除。（张贵峰）
11. 从官员感谢八项规定看“骑虎难下”破局
殷建光
风气的极大转变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在起作用：许多干部经过两三年的洗礼熏陶，突然发现自己是新政的受益者——下班能回家吃饭，夫妻关系好了，孩子的成绩提高了；有时间看书，有时间思考问题，精神世界丰富了，工作能力提高了；不再胡吃海塞，有时间参加体育锻炼，“三高”降低了，心情也好了。许多单位体检都发现，干部职工健康状况一年比一年好。党员干部在这三个阶段的反应轨迹，简单总括起来就是：由不适应到适应，由不相信到相信，由被动到主动。（12月6日侠客岛）
谁也不会想到，在八项规定诞生三周年的今天，我们的官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人们常说，骑虎难下，不好改啊。然而，现在改了，而且该的很好，八项规定三周年，效果显著。
从官员感谢八项规定中，我们看到了“骑虎难下”的破局，这是让人欣喜的成果，“骑虎”不再“难下”，关键是有这个“下”的决心，有这个除掉“老虎”的魄力。
八项规定，整顿党风如此。反腐败也是如此，这几年，反腐工作，风起云涌，打老虎，拍苍蝇。腐败风气收敛了，官员腐败胆量小了，官场廉洁风尚悄悄建立起来了。政府工作作风建设也是如此，脸难看，门难进的现象消失了，主动服务的精神有了。等等，八项规定带来的“骑虎难下”的破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崭新的变化。
中国人常说，积习难改，就是因为骑虎难下，现在，逼着你下来，把你的老虎除掉，就必然有一个全新的习惯养成。从官员感谢八项规定中，我们看到了“骑虎难下”破局，这是一个大成绩，“人人都反对丑陋，都不愿意铲除”的怪相消失了。
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攻坚战，面对这个“坚”，我们必须反对四风，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八项规定，我们必须落实好五大发展理念，这是我们攻坚战胜利的关键，如果还停留在“骑虎难下”的自我麻痹中，后果不堪设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在践行十三五规划的伟大时代，我们的中国建设必进入到一个阳光灿烂，让人民欢欣鼓舞的崭新时代。因为我们已经走出了“骑虎难下”的困局，我们已经骑上了骏马，精彩驰骋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殷建光）
12. 七成企业家零捐赠背后的慈善文化差异
堂吉伟德
12月4日发布的《2015年中国企业家公益行为研究报告》称，超过七成企业家捐赠额为零，可谓“一毛不拔”，而互联网行业最“慷慨”，马云排名第一。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与夫人普里西拉·陈迎来女儿出生，并宣布将捐出所持有的Facebook
99%股份(约450亿美元)。（12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
一边是国外企业家热衷于捐款并且是最彻底的裸捐，一边则是国内超过七成的企业家捐赠额为零，两相比较之下，差距可谓相当悬殊。扎克伯格夫妇在孩子出生之日，没有宣布将其名下的财产留给孩子，而是郑重承诺倾其所有捐给社会用作慈善，这样的祝贺确实有些令人惊奇。不过从国外的文化传统来看，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作出这样的决定却并不意外。比如世界前首富比尔.盖茨，在退休时把自己的580亿美元财产全部捐出，巴菲特、库克等人也同样进行了裸捐，要么给孩子一分一毫都不留，或者只是留下极少的一部分。
国外富人为什么喜欢裸捐，“股神”巴菲特的说话或有代表性。他认为，大部分来自社会的巨额财富必须大部分回报给社会。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而将自身的财富奉献给社会，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是人格的最高层次的体现，也是人格教育最重要的方式。正是他们始终坚持了回报社会，才彰显其“知恩图报”的高尚情操。也是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社会文化，才使得裸捐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林则徐有句名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在其看来，给子孙留正太多的财富，其实是对其斗志的一种磨损，不仅无益反受其害。然而在受传统“父财子承”观念的影响，国人往往多重小家而轻大家，习惯于把财产全部留给孩子。殊不知如此做会有极坏的负面效应，主要是对孩子成长带来关键性的影响。事实上也是如此，近年来，富人的最大烦恼就在于，自己创造的巨额财富不知如何处理，而长期在优越条件下并有高度财产继承预期的孩子，不但没有前进的动力，反倒沉溺于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中，染上了各种恶习而难以改正。于是乎，“富二代”也便成了“扶不起的阿斗”的代名词，诸多负面新闻不断，并让诸多家族企业陷入了“谁来接班”的困境之中。
如果按照卡耐基“如果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逻辑，那么中国式的价值观和财富观就确实存在问题。或许有人会说，国外富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有完善、透明而成熟的慈善体系，有超高的税收政策……相反，国内在这方面存在短板，尤其是慈善体系的不透明，影响了个体“裸捐”的认同感。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之前被炒得沸沸沸扬扬“成龙裸捐声明”，尽管当事人与舆论之间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偏差，然而其间的犹豫与反复，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自然就难言“裸捐般的洒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完全有必在审视国外“裸捐”的现象下，对自身文化进行必要的反思。
扎克伯格“裸捐”是给文明画“脸谱”，其行为在其所处的环境中，或许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依然还有着无以替代的参照价值。一个社会的文明，需要扎克伯格式的“裸捐”，更需要“达者兼治”的公共情怀，否则利己主义泛滥之下，社会就难以进步与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扎克伯格通过“裸捐”为自己画了一个“脸谱”，又何尝不是在给整个社会提供一个素材？故而，正视七成企业家零捐赠背后的慈善文化差异，让中国的企业家都能成为扎克伯格，那么中国慈善捐赠的低水平，才会真正得到提高。（堂吉伟德）
13. 环保志愿者“被嫖娼”，是一种公权污染
斯涵涵
12月3日，两名NGO组织的环保志愿者在福建宁德调查企业污染期间，被警方以“涉嫌卖淫嫖娼”的理由带走，引发社会关注。12月4日中午，宁德警方通报案情称，当日系接到群众有关卖淫嫖娼活动的举报，遂进行例行检查。检查时发现徐某与田某某同住一屋，两人无法说清关系且拒不配合调查。经调查，两人系朋友，未发现二人有违法行为，目前已照法定程序在法定时限内结束对该两人的传唤。（12月6日《北京青年报》）
房东中途毁约、不敢出租房屋；调研中在高速路上被跟踪围堵、轮胎下被撒铁钉；相关企业前一天记录了田某身份证号，第二天二人便被举报被警方带走，但当环保组织和媒体询问具体抓人事由与放人原因时，当地警方又含糊其辞。……环保志愿者“涉嫌卖淫嫖娼”被拘，个中情节，俨然谍战片中的惊险桥段。
因为这二人属于NGO组织的环保志愿者，尤其是徐某一直在关注福建宁德的镍合金产业园工业污染和湿地破坏问题，2015年初至今赴当地调研多次，便在当地成了“敏感人士”，出于安全考量，二人不得已共居一室。由此埋下隐患。
依据现行法律，“卖淫嫖娼”属于治安案件，执法首先要有现场证据。而已披露的现场情况看，两人没有涉嫌“卖淫嫖娼”的证据，而两名志愿者属于业内较知名人士，也受环保组织派遣出差，均有工作单位。通常此种情况没必要再进行传唤。一般案件传唤，连续不超过12小时，只有案情重大、可能涉嫌逮捕的传唤时间可以达到24小时，但需要责任人审批。退一万步说，即便非夫妻关系的男女同处一室，有所不妥，但也属于私德范畴，并未触犯法律。两名环保志愿者被传唤24小时，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均难以解释。
环保志愿者“被嫖娼”是环保生态严重污染的缩影。在环境污染的防治过程中,环保治理屡屡遭遇污染企业的强烈抵抗，而在畸形的政绩观驱使下，地方保护主义起到了强大的阻碍作用,严重影响着对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当地有关部门对这种企业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变相庇护，而相关组织和个人调查、查处这些企业往往会受到各种干扰乃至暴力威胁。当走偏的公权力、政绩观与逐利的冲动混合在一起，会形成可怕的势力，法律法规视而不见，而各种荒诞不羁的戏码也便次第上演。
虽然环保志愿者在舆论关注下已被释放，但“涉嫌卖淫嫖娼”,还待仔细分解：福建宁德的镍合金产业园究竟是何方神圣？工业污染和湿地破坏问题真相如何？当地警方在此起到了何种作用？警告环保志愿者不要“蹚浑水”的污染源头究竟在哪里？
当下，环境污染日趋严峻，已经严重影响到公共健康以及民族未来。我国已于今年出台“史上最严”《环保法》，正当民众欢呼新环保法让法律长出牙齿之时，环保志愿者“涉嫌卖淫嫖娼”被拘着实令人惴惴不安。如果说企业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大肆排污是一种环境污染的话，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充当其保护伞、排挤、打击、污蔑环保志愿者、侵犯公民隐私则是公权力的重度污染，危害更甚。有关部门必须查清真相、大力“去污”， 依照法律程序进行调查和澄清，保障社会公众对环境事件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保护环境安全和法律尊严。（斯涵涵）
14. 养老保险应兼顾“可及性”和“激励性”
张贵峰
据记者了解到，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已经成为业内参与改革问题讨论人士的共识，但是这一问题的改革时间点尚未明确。目前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中国经营报》12月5日）
首先，无疑必须承认，无论从养老保险的可持续，还是公平性的角度，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仅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确实明显偏低，确有适当延长的必要。这诚如此前专家指出的，“最低缴费15年，（女职工）到了50岁就可拿退休金，活到75岁，交15年，拿25年，这个制度可持续吗”。
另一方面，按现行“缴费每满1年计发1%社会平均工资”养老金计发方式，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事实上也会使缴费年限与养老待遇之间，明显缺乏应有的公平性以及相应的激励作用。“保险费多少，并不能对退休后的养老金产生明显影响”。比如，即使连续工作缴费40年，一个职工的养老金也不过仅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而已，并不会比那些只缴费15年的职工多领多少养老金。这样一来，势必会产生一种负向的激励效果，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这诚如有专家指出的“（职工会）千方百计减少缴费，过了门槛就不缴了”，而此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曾直言指：“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就是灾难”。
不过，在肯定的同时，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究竟如何“延长”，在笔者看来，与“延迟退休年龄”一样，也不宜简单“一延了之”，同样必须站在“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高度进一步细化设计，具体而言，笔者以为，延长养老最低缴费年限，必须充分同时兼顾养老保险制度的“可及性”和“激励性”。所谓“可及性” ，也就是一个基本的“门槛”问题——即缴费多少年，可有资格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激励性”就是缴费年限与养老待遇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能否通过合理的制度涉及形成“多缴多得、长缴长得”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人们积极主动地多参保、多（长）缴费。
很明显，要想确保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可持续”，其“可及性”和“激励性”，事实上是既不可或缺，也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必须尽可能地充分兼顾。一方面，如果“激励性”不足，最低缴费年限太低，不能形成充分的“多缴多得、长缴长得”激励机制，势必会阻碍人们“多缴长缴”的热情和信心，但另一方面，如果“门槛”太高——最低缴费年限延迟的太长，如从15年猝然提高到30年甚至更长，势必也会大大提高养老保险的“可及性”，限制一些职工群体（如40、50岁下岗再就业群体）享受养老保险的资格，从而妨碍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作用的充分发挥。
因此，笔者以为，为维护“可及性”，基于现实国情，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不宜延长过多，应以“20—30年”为宜；同时，更重要的是，为确保“激励性”，必须尽快改变现行激励性明显不足，简单按“每缴1年计发1%”标准，构建一个阶梯式累进增加的养老金计发标准，以便“增强制度吸引力，直观能看到多缴的好处”。比如，在25年的最低年限基础上，缴费25—35年的，每年多计发2%；35—40年，每年多计发3%；40年以上则每年多计发4%或5%。这样一来，缴费年限越长，养老金待遇将会累进加速提升，势必不仅能极大地吸引人们积极主动延长缴费年限和“延迟退休”，也有利于根据自身需要更加灵活自主地选择缴费时限和安排退休时间。（张贵峰）
15. 放下手机抱抱我是对互联网-的呼吁
龙敏飞
“我好怀恋，小时候你们给我的温暖怀抱！亲爱的爸爸妈妈，放下手机，抱抱我吧！”近日，南京市芳草园小学几名小学生汇编的一首诗歌《放下手机，抱抱我吧！》，让数万网友点赞并转发。不少网友感慨地说：“以前父母总批评我天天在家玩手机，现在全家都在玩手机。”家长们，请读读这首稚嫩的诗歌吧，你们还忍心一边陪孩子一边刷手机吗？（12月6日《南国都市报》）
智能手机的到来，“互联网+”时代的兴起，让“低头族”成为一道都市表情。在地铁、公交上，人们在看手机；在过马路时，人们在看手机；在上班时，人们在看手机；在上厕所时，人们在看手机；在陪着孩子玩写作业时，人们还在看手机……以前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现在是“有人的地方就在看手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哪怕“近在咫尺”，也会有人选择用社交软件，而不是用面对面的语言交流。如此现状，已是一种“病态”。
当玩手机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举动，无论对面是谁，这样的习惯都是改不了的。前有“长辈见晚辈个个玩手机怒而‘摔席’而走”，今有小孩发出“亲爱的爸爸妈妈，放下手机，抱抱我吧”的呐喊。这些，都是现实的写照，也都不是个案。《2014国民家庭亲子关系报告》显示，有17.8%的父母在与孩子共处时经常看手机，51.8%的父母偶尔看手机。这就是说，与孩子相处的亲情交流的机会，有七成父母是没有专注的，是失职的。
“放下手机，抱抱我吧”所道出的，是孩子们的共同心声。这样的话语，不是说给哪一个父母听的，而是说给所有父母听的。曾经，有一个段子说孩子见父亲太忙，于是“花钱买父亲的时间”，如今，若是“刷手机”的父母们没有及时改正，段子很可能变成现实。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信每一个父母都心知肚明，那么在面对孩子时，就应该少玩手机多陪伴。希望“放下手机，抱抱我吧”不仅能催生共鸣，更能催生家长们的改正。
“低头族”的诞生，不仅是国内存在的难题，也是全球性难题。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低头族”也广泛存在。那么人家怎么做呢？比如在法国，就兴起“断网”的讨论与活动，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开始尝试从“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网络中解脱出来。而在英国，作家兼导演加里·特克用一个片名为《Look
Up》的视频呼吁人们从网络中解脱出来，这个视频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伤感故事：一个沉迷手机的男孩，错过了一段一生挚爱。
这样的意识，应该成为家长们的自觉行动。“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如此话语早已不是玩笑，而是逼仄现实的写照。“放下手机抱抱我”的孩子呐喊，就是对“互联网-”的一种呼吁。是的，在工作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多做“互联网+”，以便提高工作效率；但在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多做“互联网-”，别成为手机的奴隶，而应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来，多陪陪父母、老婆、孩子，远离手机，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龙敏飞）
16. 人情绑架让“看气质游戏”气质全无
段思平
这两天，不少玩微信朋友圈的人被“主要看气质”的接龙游戏所影响，参与该游戏方式有两种，要么接龙发自己照片继续游戏，要么向让你中招的微信好友发一个5.21元的红包。有的网友通过该游戏日入几百元，有的则是巧妙秀自拍！也有人吐槽：“一个接龙游戏在加入红包后就不那么纯粹了，总觉得有的人是在借游戏敛财！”（12月6日《重庆晚报》）
如今网络接力游戏越来越多，味道也越来越不对劲。曾经风靡一时的“冰桶挑战”虽然也带有病毒传播的特点，但主要是挑战自己、帮助别人，反观“主要看气质”，则是绑架他人、成全自己。热衷于“主要看气质”游戏的，无非是两类人：喜欢通过晒自拍、晒车、晒房自我炫耀的的“晒一族”，和盯着微信红包这点蝇头小利的“微信乞丐”。
可以说，这个带着铜臭味和虚荣心的游戏相当不纯粹。然而很多人还是被裹挟着参加了，因为唯恐给朋友留下“不够意思”的印象。说起来，晒个自拍或发点红包也确实是一件小事，但无缘无故就要违背本意被迫做一件事，多少让人会有些不快，人情资源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恶意消费了一次。
社交软件的诞生本来是服务于人、方便于人的，但却因为遇上人情绑架“被玩坏了”。比如打开QQ群，各种拉票请求纷至沓来；刷新朋友圈，卖面膜、卖特产的，求点赞声此起彼伏；更别说还有不少人专门发来信息，求下载某软件、求填写某问卷，帮助完成工作任务的……
人情往来有合理的一面，但是人情绑架则不免成为人们的负担。在“互联网+”的时代，人情绑架不仅没有变少，而且借助各种网络社交工具，产生了新的形式，这需要我们更新观念、妥善应对。
一是推己及人，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打扰他人的冲动，不要试图通过道德绑架营造虚假的网络社交繁荣；二是该拉黑时就拉黑，如果一个好友一再以求点赞、求红包等方式，企图从你这里得到好处，那说明他也并不在乎你的感受，不必留在通讯录里了。一个尊重隐私和权利的社会，不会让“主要看气质”这种游戏肆虐下去；一个期望与你保持平等关系的好友，也不会反复通过人情绑架挑战你的底线。因此，不妨适度清理自己的通讯录，这并非不近人情或不讲礼貌，而是让自己活得更自在、更轻松必须做的事。（
17. 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折射孝文化之殇
汪昌莲
自丈夫1993年去世后，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的李奶奶，因赡养问题，先后两次将四子女诉至法院，在法官主持下，第二起赡养官司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李奶奶的养老问题看起来有了着落，但就在调解协议达成的第二天，82岁的李奶奶便撒手人寰。（12月6日《扬子晚报》）
从本案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子女不孝引发的家庭悲剧。在物质充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面对八旬高龄的母亲，子女之间为了逃避赡养义务和尽孝责任，竟然在法庭上争执不下，亲情的冷漠，道德的沦丧，令人心寒。然而，子欲养而亲不待，在这场赡养官司中，老人虽同子女达成了调解协议，却抱憾离世，更令人难以释怀。可见，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值得当今社会反思。
在社会转型时期，不法侵害和不公平的因素增多，而整个社会无论是来自政府的制度建设、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救济，还是来自民间组织的各种服务都是不健全、不完备的，甚至很多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组织，未能建立起团结、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缺少情感的投入，彼此缺少温暖、关怀，导致一些家庭成员，尤其是老人，被亲情无情的抛弃。从本案中可以看出，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折射出了某些人完全丢弃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文化。
在中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孝”字，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然而，在当今社会，物质基础的丰厚与孝道文化的缺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人们在追求自身物质享受的同时，却越来越忽视了对父母物质生活和生老病死的基本保障。特别是，“80后”之后的“苦逼”一代，在激烈竞争之下，一些人过度自私，突出自我，只求向父母索取，不言感恩；只求继承父母的财产，不愿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表明孝文化有待真正深入每一个人的脑、每一个人的心。弘扬和传承孝文化，不正是对亲情凝集、家庭和谐的一种规范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从知与行的角度，发掘心底蕴藏的善良道德意愿、道德情感，让孝文化，内化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意识，外化为群体和个人的行为规范，那么，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之类的悲剧，必然不再会发生。因此，重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对融合代际隔膜，实现家庭和睦，营造孝亲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发挥孝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汪昌莲）
18. 群主头衔小，管理责任大
陈城
作者：何勇海
小谢是一个群成员人数长期保持在二百人以上的微信群群主。一开始这只是个普通老乡群。不知何时起，有人会往群里发黄色视频。今年8月至10月，群成员小张就在该群传播了121个黄色视频，群主小谢本该负起监督管理该群的职责，却没有阻止，甚至还努力维持“你我共分享”的群状态。法院认定，两人的行为均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系共同犯罪。鉴于两人认罪态度好，一审判处被告人小谢、小张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12月6日《法制日报》）
好好一个聊天交友群，逐渐演变成传播淫秽视频群，让人可叹可悲。不过，不少网友觉得，群主小谢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年，完全是“冤大头”。一方面，群主只是群的创建者，与其他群成员没有真实身份关联，群主的言行在法律上不能代表这个群的全体成员，群成员的言行也不能代表这个群的群主。另一方面，群成员太多，将会带来海量的聊天、共享信息，群主即使不想放任不良内容，恐怕也有心无力，何况群主并没将那些淫秽视频拿来谋利？
网友上述认识很有市场，然而大错特错。首先必须牢记，QQ群、微信群即使以聊天交友为主要目的，即使存在于虚拟世界，它们仍是公共空间，至少是有限公共空间，而非纯粹的“爱干吗就干吗”的私人领地，尤其是群成员较多的QQ群、微信群，更不是法外之地，必须有相关责任人对群成员的言行把关与负责。而群主创建了群，拉来网友或朋友入群，作为创建者而拥有群内的最高权限，对群内信息自然也是第一责任人，必须对群内信息进行有效管理。
要说群成员太多，群主对海量信息想要监管也有心无力，其实是一种推脱责任的说法。群主既然创造了传播、分享信息的公共空间，就有必要提前预见群里可能传播违规违法信息，提前建立一个符合公序良俗、遵章守纪的“群规”，要求群成员自觉遵守，理性有序互动。一旦发现有人违反“群规”，就果断处理，要么禁言，要么踢除出群，群内秩序自然会井然。发展到淫秽视频呈现“你我共分享”的混乱状态，群主便失职了，即使没有主观放任的故意。
至于群主并无传播淫秽视频的主观故意，没将淫秽视频用于谋利，也不能成赦免群主的正当理由。当初有无传播淫秽视频的主观故意，实在不好界定，倒是淫秽视频通过其微信群得以传播，则成为了铁的事实。最高法、最高检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早就规定，“利用互联网建立主要用于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群组，成员达30人以上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建立者、管理者或者主要传播者，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
因此，放任群成员传播淫秽视频，群主被同罪处置，是罪有应当。在这个“不加几个群都不好意思叫网民”的互联网时代，网络群组会越来越多，群主也会越来越多，这个“群主同罪处置”的案例给群主们提了个醒：群主是群的创建者，更是群成员的管理者，群员言论的过滤者，群主要担当社会责任，不仅自己不能为提升所谓的人气在群内传播色情视频，也要管好群成员，为净化网络出一份力。如果在群组中拿自己不当回事，极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风险。 （何勇海）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时评”2015年11月号第3辑
1. “管好信用卡”也是服务细节
2. 高校聘名人，该谁说了算？
3. 航班时刻拍卖要避免推涨票价
4. 为上名校推迟入学暴露教育失衡硬伤
5. 人性与道德不能在激流中沉沦
6. 积极发声比“退休厅官身份”更重要
7. 一元奖学金制度 学生应有表决权
8. 春运火车票抢购可否借鉴新股申购？
9. 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并非一奖了之
10. 别让“挟尸要价”标签遮蔽了真问题
11. 激励无偿献血不应止于“统一补贴”
12. 社会抚养费，理应尽快删除停征
1. “管好信用卡”也是服务细节
司马童
利用“雷某某”的假身份应聘餐馆服务员，并在顾客刷卡消费后记录其银行信息，再通过专业工具复制顾客银行卡准备盗刷。近日，北京警方果断出击，在犯罪嫌疑人严某准备逃匿和伪造信用卡实施盗刷诈骗前一晚将其及时抓获，起获大量作案工具和复制的50余张信用卡信息及密码。（12月7日《法制晚报》）
专找热门餐厅应聘服务员，刷卡结账时盗取信用卡信息，类似这样的犯罪行径，并非北京才有。稍早之前，杭州警方更是抓到一伙“组团”作案者：5名老家广东的90后年轻人，先去各个商场和商业区踩点，并记下那些顾客多、生意火爆的餐厅，然后分头行动，借着应聘服务员的幌子，进入餐厅“工作”而大量盗取顾客的卡号与密码。
“刷卡要留神，输入密码更要防止被偷窥”，对于警方和媒体的经常提醒，相信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然而，提醒归提醒，一些市民的信用卡信息被盗，进而招致盗刷的事件，还是不时在各地发生。如此财产受损，用卡者自然要吸取教训；而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管好信用卡”也应成为一种服务细节。
说“管好信用卡”也是服务细节，首先因为顾客的信用卡信息被盗，往往是在某些餐饮场所刷卡消费之时，那么，即便事后追责的“大板”不会落在商家身上，至少说明其防范举措有懈可击。特别在眼下，“假意应聘服务员”已经成为一种“盗卡漏洞”，作为商家，除了严格验证应聘者的真实身份，未尝不可专门作出规定，普通人员严禁对顾客提供刷卡服务；要是做得再好一些，还可在顾客用卡刷卡时，把“请您防范信息泄露”“请您一定遮住密码”作为必须相告的预警提示。
再者，“管好信用卡”的服务细节，看似“自找麻烦”，增加了餐厅等消费服务场所的工作难度；但换个思路来想，即使不说“细节决定成败”，至少也让很多顾客能从点滴之中看出善心和诚意，自然而然会使你的声誉和形象越来越好，由此引得更多消费者闻风而“赞”，几乎也是可想而知的“好心有好报”了。
还有，把“管好信用卡”作为一种服务细节，就像过去一些店家提示顾客“不够再点”一样，要说也属温情服务、精细服务的升级换代和与时俱进。当前眼下，信用卡消费成为普遍现象，但专门针对“用卡安全”的优质服务，要说还没有得到广泛认识和重视。这也说明了，只要有心的商家多些奇思妙想，给被服务者带来些许的动心与好感，往往也能马上“被人记住”，迅速“脱颖而出”，这可绝对比费钱费劲地去做寻常宣传要有效得多了。
“管好信用卡”的服务细节，当然也会带来有益互动，这便是促使持卡消费者越来越形成一种谨慎自觉，一拿出信用卡，就会想到和警醒起“安全刷卡”。这样的结果，才是真正的皆大欢喜了。（司马童）
2. 高校聘名人，该谁说了算？
邓海建
中国政法大学聘请邓亚萍为兼职教授一事持续发酵，引发网友质疑。校方6日回应称，聘请邓亚萍为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发展。该校一教授自称“因学校当局未经正常程序而聘任邓女士为兼职教授”而决定逃离法大。但也有法大教授和学生力挺学校聘任邓亚萍，认为网上的质疑过于激烈。（12月7日中国新闻网）
平心而论，以邓亚萍女士的人生资历或学术资质，去高校当个“兼职教授”，也未必是多么不靠谱的事情。不过，舆论“风乍起”，确实代表了几种声音：重实惠的，觉得身靠名人好办事；重名节的，愤然于学校“傍名人”；讲多元的，认为这是愿打愿挨的事情……既然舆情喧嚣，总要有个是非论道。不然，校方公信被消解不说，被聘的名人也会跟着无故“惹得一身骚”，伤筋动骨，皆不欢喜。
中国政法大学在此事上显得较为被动，无非是两个问题没有回答清爽：一是为什么有必要聘任“兼职教授”？二是通过什么程序聘任“兼职教授”？前者看似很好回答，比如聘请邓亚萍女士，当然为了支持校园乒乓球发展。但这个回答其实也很危险，因为校方还要附带着解释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乒乓球，而不是篮球足球排球、抑或橄榄球羽毛球？独独选择了乒乓球，就要给出情有独钟的理由。
当然，舆情反弹的意思，主要在于第二个问题。换个问法，就是高校聘名人，该谁说了算？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6日发表微博称“不与邓亚萍教授共处中国政法大学”。他表示，因学校当局未经正常程序而聘任邓女士为兼职教授，为洁身自好、拒绝污染计，本人决定逃离。且不管这样的声音是不是主流，但起码有一点值得追问：在聘请名人之前，当事高校有没有刻意让这类声音“被沉默”？这个问题对应下面两个小小追问：一则，既然是学校聘用，征询过师生的意见了吗？二则，在明显会有反对声音存在的客观语境下，校方以怎样的程序正义说服公众要“聘任到底”？
眼下的中国高校，当然还未曾实现“教授治校”，但尊重全校师生的意见及权益，应该是无可置喙的大势所趋。今年6月份，六小龄童被聘任为浙江大学兼职教授；2013年，央视节目主持人李修平受聘为西北师大兼职教授；在更早前的2004年，周星驰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似乎每次高校聘名人，都会在舆论场一石激起千层浪。不过，除了吃空饷事件令北外与何炅不甚尴尬，民意反弹之声，似乎并未能阻挡“兼职教授”挂名的步伐。你情我愿也好，你侬我侬也罢，高校授予了“名誉”，名人拿什么投桃报李？如果只是发个聘书，密切了校领导与名人之间的“私家关系”，这在本质上算不算公权寻找的把戏？
有数据说，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有50多起。高校非“净土”，仍指向失控的权力。在最近的高校反腐大戏中，有个细节挺耐人寻味：对于被免职的北邮副校长杨放春，多数学生表示不了解，“只是听说过名字”。有人说，校领导跟学生隔膜如此，不出事才怪。更重要的是，它从细节处折射出现代大学制度及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症结——民主精神及原则，今何在？
高校当然可以聘名人，但聘谁、怎么聘、聘了干嘛，不能沦为“一言堂“的游戏。（邓海建）
3. 航班时刻拍卖要避免推涨票价
堂吉伟德
6日，记者从民航局获悉，将在广州白云机场和上海浦东机场启动航班时刻资源市场配置改革试点，未来将引入“拍卖”和“抽签”方式。但不少业内人士担心，将原本无偿获得的资源变为有偿，航企有可能会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12月7日《北京商报》）
行政还是市场，是航班时刻资源市场配置面临的现实选择。航空时刻资源作为公共资源，无偿是其天然属性。不过有了利益主体和竞争之后，其就会变成日益稀缺，并导致优势资源的稀缺。而行政分配虽然具有无偿性，然而却很难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尤其是无法让其综合效益更好的体现，也不利于打破传统大型企业对优质航班时刻的垄断，因而实行市场化改革，既有助于打破行业垄断，也有利于实行资源更好的配置。
市场化配置改革之后，其好处在于做到了透明性和公正性，能够行政配置资源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同时对于一些企业来说，也可以通过对闲置资源的第二次转让或者出租的办法，在行业内进行再次重组和分配，也给其他在夹缝中生存的航企以更多的机会，有利于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应当说，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并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市场化配置也有相应的风险性，在商业逐利的情况下，如果行政配置没有完全放权，而又通过了市场化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形成负担的转嫁。比如航线和时刻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甚至生死攸关的大事，企业肯定会不遗余力，如果采取出租车经营权的拍卖模式，价高者具有优先权，那么航班时刻表应可能会带来大量的成本增长；相反，如果采取的药品招投标过程中的“价低者优先”，那么航班时刻拍卖才不会成为涨价的推手。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国际上采取行政性分配和市场化配置的两种模式中，大部分国家依然采用行政分配方式配置航班时刻，这说明其对市场化配置过程中的风险，还是有相当的顾忌。市场化配置当然更科学、合理与公平，然而其并非没有任何成本代价。如果说行政配置可能会带来利益寻租，那么市场化之后同样也可能带来利益关联。如果在机制的设计上不科学，良性的竞争无法形成，可能改革的结果就会事与愿违。
众多事实证明，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是对传统行政审批方式的替代和扬弃，但其同时也面临着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比如权力寻租，比如机会主义，并由此带来公共利益受损与价格高企，这就需要在其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对既有的制度和机制进行再造，同时对其有效性进行全面的评估。对此，就完全应将价格是否上涨作为检验成败的标准，若是实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以后，因为竞争关系而由无偿获得变为有偿获得，并最终因为价格的上涨而形成负担的转嫁，让消费者来为其买单，那么如此改革就谈上不上成功。
公共资源当然可以采取市场化的配置方式，市场化与公益性之间也并不悖离，关健在于是否能够始终坚持公益性导向。其实，拍卖也好，抽签也罢，关键要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拍卖所得的资金，完全可以通过返还的方式给予票价补贴，让其在与改革之前的比较中，依然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总之，只有市场化配置之后，最直接简单的票价没有过快上涨，改革才会有可预期的未来。（堂吉伟德）
4. 为上名校推迟入学暴露教育失衡硬伤
叶祝颐
《虎妈猫爸》里宁可推迟一年入学也要让孩子入读名校的剧情，如今在天津有了现实版。女儿小晨6岁半了却还没上小学，天津家长吴悦倒是一点儿也不着急。今年她做了件“大事”。4月，她把红桥区一套114平方米的房子卖了，在和平区买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热门小学学区房。因为小学招生时新房还未交房，没有房本，已满6周岁的小晨错过了今年入学季。（12月7日《中国青年报》）
家长为了让孩子上一所热门小学，卖掉114平方米的大房子蜗居40平方米的小房子在所不惜。因为房产证没有下来，孩子六岁半上不了学也不着急。“只要能上好学校，晚一年怕什么！”家长对政府安排的就近入学不买账，绞尽脑汁追捧学区房，人为制造新的“就近入学”，家长对教育公平焦虑至此，实在让人深思。当然，学区房是很贵的。不是每户人家有114平方米的大房子去换学区房的。穷人家即便知道某片区对口某名校，也不具备一掷千金的财力，只能望名校兴叹。
其实，学区房之所以被热捧，说到底，还是择校惹的祸。由于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引发家长纷纷争抢名校周边的学区房，再加上教育部门与名校收紧入学政策，把学区房价格捧到高处不胜寒的地步。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语境下，教育部门禁止择校，但是由于学校布局、就近入学范围与公众就学期望值不一致，优质教育资源尚属稀缺资源，根本不能满足公众的需要，无法阻挡千千万万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盼，“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种隐形择校一直没有停止。
虽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4%”的教育目标已经实现，但是，用好教育投入比实现教育投入目标本身更重要。这不仅要加强教育经费审计，避免教育投入经费跑冒滴漏；也要防止教育经费为重点学校锦上添花，不为薄弱学校雪中送炭。如果说大学有重点非重点之分的话，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不应有好坏之分。在义务教育投入的问题上不仅不能厚此薄彼，而且要对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倾斜，防止“名校更强”、“弱校更弱”。
从教育公平与效率的角度讲，政府与教育部门要特别注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把新增义务教育投入向薄弱学校倾斜，但是，地方政府基于教育政绩的需要，并不愿意大规模投资薄弱学校建设，因为名校基础本来就不错，投入名校效果立竿见影，容易出成绩，而薄弱学校投入欠账太多，见效比较慢。地方政府往往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名校身上。由于名校与薄弱学校投入、发展不均衡，形成了薄弱学校门可罗雀、名校人满为患的教育失衡局面。
虽说教育资源经过整合补充，名义的重点学校被取消，薄弱学校的情况有所改观，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问题有所改观，但是学校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这既有硬件差异，也有师资力量与教育环境的差异。而一些地方谈学校标准化建设，大多像肯德基开店一样，倾向于给薄弱学校补充硬件设施。师资力量与教育教学管理等教育软件配置成了教育均衡发展的软肋。
由于教育评价机制单一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之间教师的物质待遇与事业发展环境也不一样。学校对优质师资多采取保护措施，甚至到处挖师资。造成师资流动困难，这也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一大壁垒。由于校际差异，优质师资难以向薄弱学校倾斜，形成了薄弱学校缺生源，“名校独大”的局面。
对此，学校有私心，但政府决不能有私心，听任教育失衡加剧。而要在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上一碗水端平。如果政府热衷名校建设，忽略薄弱学校发展；教育失衡局面会愈演愈烈，学区房还会继续热下去。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提出，全国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绩确实可圈可点。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教育不公平，特别是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不仅客观存在还比较严重。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什么时候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奇迹，扎实推进教育公平，我们拭目以待。如果学校只有远近之别，无好坏之说，还有谁宁愿孩子推迟入学也要“钱多人傻”地追捧学区房呢？（叶祝颐）
5. 人性与道德不能在激流中沉沦
斯涵涵
12月5日1点多，山东小伙郭强在西青区某小区前为救轻生同事跳入河中，救出同事却不幸溺亡。让郭强家属十分气愤的是，郭强明明是救人牺牲，但获救同事和另外两名当事人起初对郭强家属和警方咬定他因感情问题而轻生，直到多人提供证言，三人才改口还了郭强清白。什么原因让这起事件扑朔迷离？（12月7日《天津日报》）
明明是勇于救人不幸遇难，同事起初却反称郭强“主动跳河”；被人救起，获救者不言感谢，反以“自杀”谎言相向，在多方证人的证词下，事情才发生了180°转弯，这一言行远超大多数人想象，也打破了基本良知的底线，迅速点燃网友的怒火。
或许是落入激流之中惊吓过度而致昏聩，或许是害怕赔偿责任，人们可以理解当事人的惊慌失措甚至可以原谅其不发一语，但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逝去成为另一个人获救的巨大代价时，害怕和赔偿都不足以成为逃避的借口，违背真相说谎更非良心之举，当见义勇为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被轻易的抛掷一旁，舍己救人也就成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救命之大义之举？波涛汹涌之中获救的生命险遭灭顶之灾，而被救之后的举动折射良知的缺失、道德的沉沦。“我心理上过不去，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但愿当事人迟来的道歉发自内心，并见诸行动，让见义勇为、谨守良知、尊崇美德成为不可或缺的道德课程，以此维护公共道德的人性栅栏，彰显见义勇为和人性光辉。
2012年长沙小伙邓锦杰、2015年河南青年孟瑞鹏……近年来，像这种因为各种理由对英雄事迹冷漠逃避的案件绝非孤立，逃离、沉默，昧着良心说谎成为少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常态，而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似乎无能为力，没有说谎成本，导致英雄流血又流泪，见义勇为不仅要承担生命危险还要承担道德风险，道德滑坡，人性泯灭，何其可悲？
施救溺水的身体不易，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和体力；而还原扭曲的真相、挽救说谎的心灵更难。我们亟待建立关于表彰见义勇为的配套法规，让人性和道德不再于躲避中沉默。当下，良心的自责和公众的拷问迫使获救者说出真相，但是“溺水”的人性及道德更呼唤法制护栏，应该依法追究说谎者的责任，抬高自私自利伤害他人的法律成本，警诫他人，匡扶正义。唯有多管齐下，方能告慰见义勇为者的灵魂，温暖逝者家属冰冷的心，修复因冷漠和自私而不断受伤的社会创痕。（斯涵涵）
6. 积极发声比“退休厅官身份”更重要
王传涛
12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原站长毕国昌发文称，在三亚天涯区海边游泳时，载有衣物的自行车链锁被城管剪断，致使其仅身穿裤头，徒步去三亚市政府，最后犯病回家，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身心受到羞辱。7日凌晨三亚市作出官方回应后，毕国昌再次发表文章，称价值一千多元的眼镜始终没有被归还，同时准备提起公益诉讼，哪怕索赔一块钱也好。（12月7日《法制晚报》）
“城管收走衣服导致退休厅官裸奔4小时”的新闻，近日成功吸引了公众和网友的眼球，也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热议。虽然很快三亚相关方面就道歉并回应称涉事城管已经被停职，但这位退休厅官仍然不依不饶，声称还要对簿公堂。在许多网友看来，这位退休厅官还真有点“得理不让”的架势。更有网友认为，是因为“退休厅官”的身份才让城管让步的。事实真是如此吗？
此事之中，双方到底哪一方是对的，现在仍然没有定论。一方面，城管拖走自行车、拿走车上物品，是不是依法依规办事没有定论；另一方面，城管的行为在事实上，确实造成了这位退休干部“裸奔”数个小时的事实，这样的执法对于市民构成了严重的生活影响与权利干扰。
此事的真正看点在于，一厢是退休5年的高官，一厢是一个被严重妖魔化的执法群体；一边曾经拥有权力和行政级别，另一边城管群体暴力执法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如果两方摩擦出一些火花，到底是什么样——这是广大网友一直想看到的一种对垒与PK。究竟是曾经的高官能够战胜被妖魔化的城管，还是威武的城管能够严格执法丝毫不让步，大家都拭目以待。只是此次事件的关键并不在于退休厅官的身份，而在于毕国昌本人在网上的积极发言。
据报道，毕国昌是典型的“候鸟养老族”，即冬天住海南，夏天回东北，在一定程度上，他就是一位三亚市民。固然，其退休前的身份为厅级干部，但此事之中，毕国昌的厅级干部身份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效力”，其厅官身份，也并不是在三亚取得的。笔者认为，是因为毕国昌作为一名网友经常活跃于网上，遇到什么问题能够敢于在网上曝光，同时如果认为基层政府做的工作比较到位，也会向有关领导积极反映进行表扬——是这样的做法，使他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这说明，毕国昌很清楚自己在公民社会中的权利与地位，也能够充分行使这方面的权利。
毕国昌能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是许多网友和市民都难以做到的。实事上，在现代社会之中，只有我们敢于在网上公开发声，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喊出自己的诉求，表达自己遭遇的不公，慢慢改变广大市民权利弱势的现状，并非奢望。（王传涛）
7. 一元奖学金制度 学生应有表决权
龙敏飞
“奖学金居然只有一块钱，还不如不发呢。”近日，一位苏州大学的学生在网上吐槽。这也让苏州大学的奖学金成为了热搜词，今年，不论是“学习优秀奖”还是“专项奖”，该大学各个学院的奖学金金额统统都成了象征性的一元钱。对此，苏州大学一名班主任老师表示，“学校现在在转变一种观念，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但不应该‘以获得奖金’作为求学的目标。”（12月8日《现代快报》）
对于苏州大学的“一元奖学金”制度，许多人啧有烦言。有人愤怒地表示，“一元钱的奖学金更像是一种对好成绩的侮辱”；也有人调侃称，“一元钱也好意思发，别闹了”，更有人诙谐地表示，“还不如发两元钱的彩票，保不准还制造了百万富豪”……当然，除了反对的人，也有人表示支持，认为大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前程与未来，而不是为了几千元的奖学金，大学生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众声喧哗之下，一元奖学金制度到底是好是坏，的确很难论定。毕竟，不同的人想法不一样，这是众口难调的，有人认为好，也肯定有人认为不好。不过，在决定发一元奖学金之前没有征求民意，学校拍脑袋就决定了，似乎就不妥了。一则，对一些贫困学子来说，奖学金的存在，很可能帮他们解决了很多生活的问题，全部变成一元，可能影响他们的生活；二则，学生出国学习（交流）基金增加了500万元，与削减的奖学金数额一致，这是否算用在刀刃上，值得拷问。
这些年，教授治校、学生参与治校的呼声此起彼伏，而一些学校，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比如《北京大学章程》，就规定北大学生享有调查处理学校人员是否违规、讨论决定学位授予标准、审查老师是否可以评上教授、老师著作是否涉嫌抄袭等权利，而与此类似的是：南开大学在校务委员会中为学生代表设固定席位，而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则有“学生校长助理”。这意味着，学生参与治校，正成为一种流行的做派。
而在国外，学生参与治校也是一种普遍的做法。美国大学生参与高校共同治理，早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制度建设、内容与范围、组织形式以及权利的救济渠道等已经比较成熟。他们认为，正如同政府的合法权利都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一样，与学生利益相关的重要决策也应该征求学生的意见。高校的奖学金制度，无疑是与学生利益息息相关的，那征求学生的意见，显然是必须的。
这就是说，苏州大学取消之前的奖学金制度，开设一元奖学金制度，学生应该有参与权与表决权，这是最起码的底线。在高校内，奖学金制度不可能最完美，但可以最民意。可为何苏州大学却单方面采取了削减奖学金的制度呢？这背后，还在于其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当下，让学生全面治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但让学生部分参与治校，尤其是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情应征求他们的意见，应该成为高校管理者的行动自觉。（龙敏飞）
8. 春运火车票抢购可否借鉴新股申购？
舒圣祥
“12306的验证码，已经击败了全国99%的购票者，我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今年春运火车票开售一来，除了各种“秒光”的新闻，最多的就是对12306图片验证码的各种吐槽。为了防止抢票软件破解，12306网站不断将登录的图片验证码更新，层出不穷的图片验证码让一些网购车票的旅客大呼“比高考还难”。（12月8日新华网）
春运火车票向来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无论是之前的通宵排队还是现在的网上拼抢，春运购票注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12306的图片验证码虽然像素很差，但若搁在平时，做这样的奇葩题目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正因为抢票时间争分夺秒，每输错一次就失去好几成的抢票成功机会，大家手心都有点出汗心跳也有点加速，谁还会有心思去瞬间区分王珞丹与白百何、孙楠与杨臣刚？倒在验证码拦路石下的人们，于是“都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商了”。
高难度的图片验证码，影响了非学霸们的购票效率，但在12306看来，似乎却是一种公平的需要——图片验证码旨在应对来自第三方抢票软件的破解，因为第三方软件介入会影响12306网络的稳定性以及用户购票的公平性，而单纯的数字验证码或汉字验证码很容易被破解。牺牲用户体验保障购票公平，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最后同样都是买不到票，败在眼力与运气上，似乎也要比败给技术插队更好。
你看，公众对购票验证码的吐槽，根本原因在于“一票难求”的格局，直接原因在于抢票软件的疯狂；相比之下，12306的技术水平与应对不力，好像不应该被过分指责。可问题在于，购票验证码难则难矣，具体到防止黄牛抢票，真的能有多大威力呢？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靠着对抢票软件的“深入研究”，黄牛购票QQ群的生意据说依旧很火。这就有点让人担忧，会不会因为超难验证码阻挡或拖延了很多的购票者，反而让黄牛的抢票软件成功概率更高呢？那些直接递条子或者内部联系拿票的高级别黄牛，当然就更别提了。
无论如何，12306大战各类抢票软件和各路技术型黄牛，出发点肯定是好的，立场也肯定是对的；但是，如果真正被打败的不是黄牛，反而是“全国99%的购票者”，那就有点“打偏了”。有一个问题是：购票验证码到底要多难，才能防得住黄牛？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
我在想，“一票难求”的火车票，是不是也可以像新股申购一样搞先申购后摇签呢？要知道，新股中签在当下股市无异于白白捡钱，其申购成功难度肯定要远超火车票，但没中签的股民，怨气似乎并没有抢不到火车票的旅客那么大，无非自己运气不好罢了，鲜有人质疑摇签公平性。倘若春运火车票也能先申购再摇签，会不会更为公平一点呢？
至少，12306往年抢票高峰期时常瘫痪的问题肯定不会再存在，抢票软件和技术型黄牛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也几乎没有用武之地。至于摇签的公平性，当然也需要制度来保障，但是相比“秒光”的乱哄哄和不透明，以及超难验证码的既缺效率也少公平，总归应该是更好的。（舒圣祥）
9. 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并非一奖了之
王军荣
7日上午，广东省政协召开“加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专题协商会。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广东省从今年起，计划三年逐步建立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食药大数据监管和决策系统。此外，为了强化监管工作，震慑食品制假售假行为，针对重大食品安全案件，广东省也将制定举报奖励办法，按案额比例奖励到个人。 （12月8日《南方日报》）
实施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其用意很明显，就是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从而捍卫“舌尖上”的安全。据了解，北京、上海、青岛等地较早推出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从奖金的数量和奖励方式来看，多是对举报人给予一次性奖励，一般按照处罚认定的货值金额的不同比例发放奖励款。一些地方还设立了最高奖励额度，比如深圳最高奖励可达50万元，更多大城市则在10万~30万元。而一些县市最高奖励金额为1万元。目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经建立起了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不少县市也已相继建立该制度。可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监管方式。
食品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监管出来的，但从现实来看，食品安全监管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是基层监管力量不足，基层监管人员专业素养低。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人员编制比例仍偏低，占常住人口比例为1.1∶10000，低于全国1.5∶10000的平均水平。一些市的监管人员有70%是非相关专业毕业，由于对食药监管法律法规了解不到位、不熟悉，缺乏专业系统的培训，直接制约监管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是监管存在惰性，不愿意主动监管。而实施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监管的不足，从而使食品更加安全。
实施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奖金发不出去。在贵州，300万元的食品安全举报奖励专项资金，去年仅奖励出去10万元，前年也不过20万元；在广东佛山，100万元的专项奖金在去年底也只奖励出去10万元。记者查阅多地数据发现，“奖金发不出去”已是各地的普遍现象，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奖金分文未发出的情况，比如2012年福建省设立的500万元专项资金在当年未发出去一笔。上海2014年收到的531件内部人士食品安全举报中，匿名且未留下任何联系方式的有149件，这意味着近三成举报者的奖励难以落实。奖金为何难发出？主要原因为：多数民众不知举报有奖、奖金标准不够高、政府兑奖不积极和举报者担心遭报复、不信任政府保密工作等。
食品安全举报很特殊，由于熟知内情，真正重大的食品安全案件的举报人都是内部员工，而不是一般消费者。比如2001年南京冠生园月饼事件、2011年上海染色馒头事件、2014年上海福喜事件。内部员工举报，一方面会顶着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更怕受到报复。深圳就曾有一位内部举报者因身份暴露，最终导致其长期无法在食品行业找到工作。
食品安全举报，要重奖举报人，更要让举报人放心领取奖金。这就需要在保密上做文章，不仅要简化兑奖程序，畅通兑付渠道，积极兑现奖金，更要保护好举报人。如此，才能让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发挥最大的作用。（王军荣）
10. 别让“挟尸要价”标签遮蔽了真问题
李劭强
对于村民邓钢明和妻子董从蓉来说，过去的一周，他们经历了悲伤的丧子之痛。11月30日下午，儿子邓树超跳入金沙江，自杀身亡。12月3日，在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处，邓树超遗体被渔民发现。邓钢明说，他和妻子前去认尸，渔民却要收1.8万元的捞尸费，后经协商仍然要收8000元，而他家中经济非常困难，拿不出这么多钱，眼睁睁看着儿子遗体浸泡在江中。三天之后的12月6日下午，在民警的协调下，邓钢明付了5400元后，渔民将儿子遗体打捞上岸。（12月8日 《华西都市报》）
新闻在标题中使用了“挟尸要价”的关键词。因为，之前曾经出现过“挟尸要价”的新闻：2009年10月24日，湖北荆州大学生何东旭、方招、陈及时为救溺水儿童壮烈牺牲，而打捞公司打捞尸体时竟然漫天要价，面对同学们的跪求，个体打捞者不仅不为所动，而且挟尸要价，一共收取了3.6万元的捞尸费。新闻在当时引起过反响，报道新闻的图片获得了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奖——金镜头奖。
类似的情节，让记者在制作标题时想到了“挟尸要价”这个已经被熟知的关键词。通过这个具有广泛认知度的关键词，新闻的内容和记者的倾向可以借助持续存在的舆论和已有的认知，得到快速而有效的传播。这是新闻传播中的技巧，也是新闻记者专业敏感的体现。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制作这样的标题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关键词也是一个标签——以简化的符号，概括复杂的事情；以鲜明的标签，表述事情的性质。标签化的好处是，人们的认知变得简单，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动已有的印象对事情作出一个大致判断。标签化的坏处是，事情的复杂性被忽视，人们容易形成偏见，舆论容易形成对立，议题的焦点容易转移。这是标签化传播必然面临的问题——当标签化让传播引起热烈反响时，误解和误导，偏颇和短视，也可能随之出现，并影响着舆论的发展和质量。
就像，在看到“挟尸要价”的新闻时，一方面，人们容易让成见跑在理性前面，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一种敲诈，另一方面，人们容易陷入对这个标签的道德声讨中，忽视了问题何在，以及讨论的目的何在。结果，标签成为一种遮蔽问题发现和讨论的阻碍，人们以为只要声讨“挟尸要价”者，问题就会自然得到解决，以为道德抨击是改善社会道德生态的良方。事实是，“挟尸要价”者有自己的理由，有自己的道德支撑，他们并不会因为公众的道德判断而改变自己的立场与做法。这就意味着，以后发生类似的事情，“挟尸要价”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挟尸要价”的标签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些需要厘清的真问题：首先，“挟尸要价”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市场行为，还是一种需要打击和规范的借机敲诈？这个问题梳理不清，讨论就不可能有结果。其次，公共服务是否存在缺位？如果打捞队就是见钱眼开，并且狮子大开口，公共服务是否可以跟进和替代，还是容忍、允许最坏的情况发生？难道，让尸体泡在水中，是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现象？第三，发生纠纷和冲突时，权益至上的共识是否能够形成？处理问题可以有一个过程，但是是否应该把眼前最棘手的问题解决，是否应该最大程度地保护人的尊严？比如，先让尸体入土为安。
这些问题都是“挟尸要价”讨论中应该关注的。如果，议题的讨论不延伸到这几个层面， “挟尸要价”就只是一个刺激公众心理，加剧公众焦虑的标签，而不能成为议题展开的具体载体。虽然，这样的标签有助于传播效果的实现，有助于人们快速作出判断，但是这样的标签徒有传播价值，难有反思作用。只有将“挟尸要价”背后的真问题予以重视和解决，“挟尸要价”才会成为一个社会特定时间的符号，而不是一种道德和文明层面的牢固标签和持久印记。（李劭强）
11. 激励无偿献血不应止于“统一补贴”
张西流
进入11月，北京开展了新一轮的无偿献血校园行活动，各所高校近千名大学生加入到“献血”主力大军。记者调查北京十余所大学发现，各校针对学生的献血“鼓励政策”五花八门，单就各校献血补贴的金额一项，有的一次性营养补助800元，有的则仅有志愿时长录入。（12月8日《北京青年报》）
不可否认，每逢“献血季”，在校大学生是无偿献血的绝对主力，这固然凸显了大学生在无偿献血上对城市做出的积极贡献。然而，现行的献血机制存在的一些弊端，消解了部分大学生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一方面，有关部门对无偿献血的宣传不到位，导致许多大学生不愿也不敢献血；另一方面，一些高校在实施无偿献血“鼓励政策”时是各自为政，补贴标准相差甚远；特别是，有的学校高达800远的营养补助，诱发出了部分大学生为补贴献血的利益冲动。
不可否认，无偿献血也是一项善举，理应在当今社会得到倡导和褒扬。比如，按照义务献血法的规定，无偿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在需要输血时，可以免费使用其献血量3倍的血液。再者，为了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无偿献血，高校给大学生发放献血补贴，也是一种激励措施，本身无可争议。问题是，各高校补贴标准不统一，有的一次性营养补助800元，有的则仅有志愿时长录入，对于参与无偿献血的大学生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也背离了鼓励无偿献血的初衷。
然而，激励无偿献血，仅仅统一补贴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值得注意的是，血站工作和管理的滞后，是造成血荒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献血者的精神和物质补偿匮乏，也是献血者不积极的原因之一。在国外，如德国，凡是献血者，就可以得到免费且最严格的体检；在马来西亚，献血者可以得到打折卡，可以在商场、餐馆消费时获得优惠；日本则是经常对献血人士通过媒体进行表扬和宣传，倡导良好的献血环境。
可见，激励无偿献血，不应止于“统一补贴”。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在支持和激励无偿献血上有更多作为，在给予无偿献血者精神和物质奖励的同时，制定具体化、规范化的奖善措施，以此激励更多人去践行无偿献血的善举。（张西流）
12. 社会抚养费，理应尽快删除停征
张贵峰
正在进行中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应该删除其中关于社会抚养费的内容，同时应明确政府和社会扶助生育的权力和责任，加大对失独家庭的补偿和扶助。参加人口与未来研讨会的数十位学者达成了上述共识，并将建议书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
“删除社会抚养费内容”、彻底停征社会抚养费，对于相关专家学者的这一修法建议，笔者深表赞同。
首先，在“全面二孩”语境下，实质上作为“超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已失去其最主要的征收对象。众所周知，无论是叫“超生罚款”还是叫“社会抚养费”，其在现实中的主要征收对象都是“超生二孩”。而伴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任何家庭生育二孩，都将不再属于“超生”，这一主要征收对象势必即将彻底消失。这诚如相关专家指出的，“目前全国社会抚养费95%以上针对两孩家庭。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绝大部分处罚对象将不存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抚养费显然没必要继续存在、理应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而进一步，站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高度，停征社会抚养费、使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也是一种正当其时的大势所趋。诚然，“全面二孩”并不等于“全面放开所有生育”，更不等于废止计划生育，如“生三孩”仍可能被认定为“超生”。但是结合当前我国实际生育率和民众生育意愿均不断下降的现实，将控制“生三孩”作为保留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无疑仍是很难成立的，无益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生三孩”固然确实可能存在，但其发生概率实际上又是非常之低的。如据此前《人民日报》调查，“如果没有生育政策限制，想生三个孩子的仅占6%”。若仅为了这6%的极少数情况，继续保留社会抚养费，并维持一个庞大的征收系统，显然并没有什么充分的合理必要性。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要想真正“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少数人“生三孩”事实上也是完全有益无害的。如，假设100名妇女，50%愿生一孩、50%愿生二孩，总共生育孩子也只有150个，即生育率只有1.5，不仅远低于“人口均衡”所需的2.1生育率；也低于国家计生委此前强调的1.8目标生育率。而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2010年生育率仅为1.18，已处于世界最低之列。而据最新调查显示，“即使放开生育，真正愿意生二孩的人可能只有30%”。
此外，还必须看到，即使不考虑“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仅从社会抚养费本身来看，长期以来，它事实上一直也存在许多既“名不副实”又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如尽管计生部门一直强调“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但它事实上执行的又是一种“罚款”功能，如征收标准，并没有当真严格按“社会抚养成本”计算；而在支出使用方面，也并没有当真严格用于“超生儿的社会抚育”，每年近200亿社会抚养费常常处于一种“去向不明”状态，饱受质疑；并且在现实中，社会抚养费不仅已成为计生部门“养活自己”的一个重要来源，更时常沦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张贵峰）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时评”2015年11月号第4辑
1. “全国第一拆”莫在疑问中进行
2. 赡养费抵税，符合个税改革大方向
3. 教授闹机舱何以喊出“我是美国人”
4. 女生头发遭强剪，给个说法很难吗？
5.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树立游戏规则
6. 防作弊围裙只是驾考公平的“底裤”
7. 放开“驾照自学直考”让公民权利归位
8. 食品追溯查询不该存在“空白期”
9.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10. “反向春运”是值得借鉴的逆思考
11. 体育锻炼影响学习，谁的价值迷失？
12. 保护洱海就该在“收费治污”上破题
13. 官员错发“跑官”短信，不能一免了之
14. “两端发力”奏响中国经济春天序曲
15. 信用“黑名单”制度，既是护身符也是紧箍咒
1. “全国第一拆”莫在疑问中进行
陈城
作者：朱昌俊
天津楼盘水岸银座的开发商与名门广场一样，是在津城“红极一时”、现已身陷囹圄的赵晋——江苏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之子。目前，赵少麟被立案侦查并被采取强制措施。这两个项目也进入退房退款程序，将被全部拆除。而水岸银座这样的超高层，建成而不能使用，再花费巨资拆除，不但在国内没有先例，在全球也属罕见。（12月9日中新网）
“问题”开发商已身陷囹圄，其所留下的开发项目便成为亟待处置的“后遗症”。可以说，之前的违规要多么严重，处置上就会有多大的难度。这一点在赵晋所留下的开发项目的处理上得以很好的体现。拆除这样的超高建筑，不但在国内没有先例，在全球也属罕见，其对成本和拆迁技术的要求，或都将创下记录。这一点也很好的诠释出，官商“勾肩搭背”，给社会带来的实质伤害，将会有多严重。
新闻中援引内部人士的说法称，目前拆除方案已经基本成型。但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体量庞大，拆除成本和难度都高的楼盘，是否真的到了必须要拆除的地步？拆迁是否是最佳的处置方案？从拆除的理由来看，水岸银座和名门广场两个项目都存在擅自更改规划、严重的“偷面积”等问题，且小区密度过高、附近配套资源难以承载小区多出来的居住人口需要，另外还存在着安全隐患。
上述问题无论哪一条可以说都并非小问题，都需要得到正视并解决。然而，正如新闻中称有购房者仍然希望入住，且不少人认为若不是开发商未东窗事发，小区或也能够顺利竣工入住。这种想法或因有业主的切身利益在内的考量，但这些心理却未尝不值得重视。一是，将楼盘完全拆除，除了具体的拆迁成本，是否考虑了到已购房者的利益损失？新闻中也提到，由于部分购房者不认可退房退款方案，导致进展并不太顺利。显然，开发商因为违规操作导致了后期的问题，其成本不应该让购房者来承担，因此在制定解决方案时，也必须考虑到购房者的利益。就此而言，全部拆除对于购房者来说未必就是最佳方案。
二是，如果开发商未“出事”，这样的小区是否同样会入住？其所可能存在的问题又能否通过整改得到解决，而不必然要求要全部拆除？比如消防设施和配套资源的完善，难道真的就无任何补救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拆除的理由，新闻中只是引述了“业内人士”的说法，而对于这样一个事关七成以上购房者和巨大拆迁成本的项目，其拆迁与否只能有赖于整体性的专业考量，包括项目本身的安全、拆迁成本、购房者利益、社会影响等。只有综合评判，最终才可能得出一个“成本最小”且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解决方案。
还要看到，这个知名而问题重重的楼盘并非一天建成的。虽然开发商已被立案侦查，但在最终的司法判决和相关责任方未厘清之前，就进行彻底的拆除，是否有操之过急之虞？而楼盘在建设过程中，为何相关部门没有进行排查，到底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不能因为开发商和相关官员被查就予以模糊处理。毕竟，对于这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可能罕见的“拆迁项目”，当地相关方面不仅仅要展示出“拆迁水平”，更要从这座问题楼盘形成的路径中，汲取更多的教训。
貌似已板上钉钉的“全国第一拆”，无疑具备太多的隐喻和象征意味。它以实实在在的样本展示出，官商一旦逾越应有的界限，给社会带来的伤害与后果之深远。而对这种问题“副产品”的清理，也要建立在新的行政伦理之上，权衡各方利益，减少社会疑虑，确保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才是负责任和汲取事件教训的做法。（朱昌俊）
2. 赡养费抵税，符合个税改革大方向
然 玉
未来五年，深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应对这种形势？8日，《深圳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在深圳市民政局官网上征集意见。意见稿中提出，“将对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子女给予优惠政策，适度增加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子女的工薪所得税费用扣除额，实现赡养费用的税前扣除。”（12月9日《羊城晚报》）
子女与父母同住，有望享受“赡养费税前扣除”，这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该新政策乃是由“深圳养老规划”所提及，而并非在专门的“个税改革方案”中抛出。那么，不得不担忧的是，此一地方版的税收优惠方案，是否符合“税收法定”的大规则，又是否与现有的“税收立法权配置”相匹配？尽管存在着诸般的不确定性，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深圳此举既合乎公众的现实期待，也合乎税改未来的大趋势。
众所周知的是，个税改革的大方向，就是“综合计征”、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在这种模式下，个人的家庭负担，可以纳入税前抵扣。就此而言，“赡养费用”自然属于家庭负担的一部分，故而完全有理由被列为“税前的扣除项目”！深圳所制定的“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说，恰恰体现了个税所应具备的的公平正义，传递了一种人性化、精准化的征税理念。
就支持“家庭养老”而言，深圳的这一新规定，当然无可指摘；然而，就“税制设计”的角度来评价，该政策还是显得有些笼统和粗糙。要知道，“个税抵扣项”的增减，素来敏感而复杂。简单一句“赡养费税前扣除”，显然还有许多亟待完善之处。比如说，实际产生的“赡养费开支”如何计算？又该如何评估，那些“不与父母同住子女”的赡养负担？倘若无法厘清这些问题，就极可能制造新的不公与对立。
“完善养老服务”的迫切意愿，尚且不足以支撑深圳完成对个税的局部调整。说到底，只有与个税的系统化改革相适应，只有将“赡养费抵扣”与综合计征相结合，深圳的新尝试才能有更多的空间与可能……当然了，自上而下的个税改革只是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民间的报税、纳税活动，也要相应发展：唯有平民化、普及化的会计与评估服务，才能指导民众采取合理的财务安排，来充分享受税收权益、进行税收筹划。
无论是赡养费用，还是其他形式的家庭负担，其实都应该在个税征收中被平等看待。仅仅纠结于某一具体的“扣抵项”，而且还制定毫无道理的认定门槛，只会制造不必要的麻烦而已……从深圳意欲推行的“赡养费税前扣除”政策中，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各方推动个税改革的共同意愿。可是，其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税制的设计，从来都是一个环环相扣、千丝万缕的工作，零碎的灵感、一时的热情，终究无法取代成熟化的专业努力。（然 玉）
3. 教授闹机舱何以喊出“我是美国人”
朱永华
昨日，一则“男子大闹赴美航班遭刑拘，疑为西南财大知名教授”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下午，西南财经大学方面回应称，涉事人员确为该校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特聘主任卢勇，同时声明：“即日起解除聘用合同关系。”卢勇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信息与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今日凌晨，宾州州立大学黑泽尔顿校区媒体中心对记者表示，已经介入调查此事（12月9日《新京报》）。
无论是教师还是教授，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咬文嚼字”，言谈举止无不透露出儒雅风范，是非常注重文明礼仪的人之楷模。无论如何也不会与“闹事”这种极具粗鲁暴戾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然受聘于西南财经大学的这位“知名教授”卢勇，非但有些“另类”，更颠覆了人们对大学教授的传统认知和形象。居然能在飞机上提出无理要求后两次蛮横“抢座”，甚至对前来处理问题的警察进行“撕咬”。非但斯文扫地，最后不得不被强行拖下飞机对其进行刑事拘留。卢教授这一“闹机舱”事件，在让人扼腕叹息的同时，由不得会问上一句，本该在高等学府大学生面前为人师表的“知名教授”，又长期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何至于会做出这种连下三滥上飞机都未必敢“撒野”的行为？
从报道披露的信息来看，卢教授1994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2006年毕业于俄亥俄大学。现任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副教授。2015年8月，西财聘卢勇为海外短期讲座教授、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特聘主任。而据相识的一位老师介绍，卢教授一直都在美国，只是偶尔到西财举办讲座。由此可见，这位卢勇教授自1994年从西财毕业之后就一直在美国“发展”，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恐怕远多于对国内这10几年发展进步的认知，尤其是在无理取闹被警察制服过程中高喊出“我是美国人”这句话，就颇值得品味。
实际上卢勇不仅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虽然在美国“闯荡”了10几年，但仍然还只是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人，本就是地地道道的华夏子孙，只因在美国呆了10多年，就把自己当成了美国人，在做出连真正美国乘客都为之不屑的“闹机”后，还以“我是美国人”自居，岂不知自己的这种行为，非但为美国法律所不容，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注定不会被允许，卢教授能喊出这句话，既带有明显奴性的“狐假虎威”，更是对中国10几年来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的极度无知，这恐怕才是卢教授内心最大的悲哀。
显然，卢教授对国内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的认知还停留在10几年前，还认为如今中国的很多人还会像他从前那样极度崇洋甚至媚外，依然没有看到如今的国内，无论社会、经济还是法制建设，特别是人们思想意识早已非10几年前可比，即使真正的美国人来到中国也会为自己从前的某些偏见或无知感到惭愧。中国十几年来各项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早已为世界触目，但偏偏从我们自己高校走出国门的一些所谓高材生，在国外长期居住、学习和工作之后，非但不能正确理解、认识、传播和感恩祖国，反而成为最具偏见甚至恶意诋毁自己国家的一个群体，这种思想扭曲乃至自我倭化的言行，更应当值得我们教育等相关部门的警觉和反思，无论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如何发展，对人才的培养的如何倾尽国力财力，如果在人格树立和培养方面出现偏差，最终都只能是在为别人做嫁衣的同时，换来的却是对自己国家的藐视甚至伤害，我们不会对任何国籍乘客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法外开恩，但对高喊“我是美国人”的中国教授，在依法处罚的同时，更需要从这种“苦涩”中得到更多的思考。（司马童）
4. 女生头发遭强剪，给个说法很难吗？
陈广江
河北一老师在办公室将女生头发强制剪掉,并命其将头发打扫干净。校方告诉家长“理解一下”，老师则说“不是没把你家孩子脑袋剪掉吗？”“把孩子当人看才管”。家长找教育局反应情况时，校方对孩子进行恐吓。日前，记者从丰润区教育局证实，事发其辖区内的唐山市第六十二中学，已责令学校进行调查，并要求涉事教师作书面检查。（12月9日新华网）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字还挂在墙上，但“师范”已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其实，真正激怒舆论的，不是“女生头发遭强剪”，而是事后老师和学校的态度。老师态度强硬，校长拒绝采访，这比强剪头发更可怕。
这本不该成为一起公共事件。出于“严管”的目的，老师强剪了女学生的头发，虽然很过分，但顶多也就是教育方式欠妥的问题，解释一下，真诚道个歉，就算完事。令人诧异的是，该老师放出了“没把脑袋减掉”的戾气，老师的丈夫还对家长进行辱骂和恐吓，欺人太甚了。
也许，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校。一方面，学校声称对当事老师做出了停课及书面检查的处理；另一方面，校方又通过一系列手段对孩子进行恐吓和思想攻击，导致学生身心俱损，产生了轻生念头。学校这种做法不是育人，而是毁人；此事也不是教育方式方法的问题，而是办学理念、教育宗旨的问题。
从事发到现在已一个月，当地教育局也已责成学校调查，但至今仍没有一个结论，还以奇葩理由拒绝采访，学校危机公关能力令人“捉急”。作为一名媒体从业人员，笔者从未听闻学校接受采访还需要宣传部的“采访许可证”。记者合法、正当的采访权受法律保护，校长拿“采访许可证”拒绝采访是一种无知。
老师以粗暴方式对待学生，学校袒护、纵容犯错老师甚至打击报复家长，家长无奈求助记者，记者碰了个“软钉子”……如果这就是事实真相，当地教育主管部门需深思。（陈广江）
5.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树立游戏规则
方 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的措施，保障和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是这一届中央政府着力强调的一项重要工作，并成为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议题。这样的重视，是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必然要求。
从各国的创新发展史来看，社会创新的进程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都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这是因为，只有当创新的成果能够得到严格的保护，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的创新创造热情才会被不断激发。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去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回答提问时所说，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火种。
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有一个“低垂的果实”理论。意即是那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容易被利用和摘取的资源与财富。当前不少经历过发展阶段的国家，“低垂的果实”已经不多，而对于中国而言，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应该仍算是一个可以摘得的“低垂之果”和助推创新发展的可挖掘的潜力所在。
如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多个方面给出了答案。首先是要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快速维权机制，加大侵权行为查处力度，提高法定赔偿上限，将故意侵犯知识产权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依法查处滥用知识产权排除和限制竞争等行为。这个其实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要求，因为侵权对应的就是保护，只有对于侵权行为加大查处和打击力度，知识产权的保护才有枝可依。而一个产权保护得力的创业创新环境，也必将惠及每个创业创新主体。这实质上是为创业创新树立游戏规则。
其次要简化审查和注册流程，实现知识产权在线登记、申请和审批，降低专利申请和维持费用。这是在简政放权的角度，来降低知识产权的申请和维护成本。而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和运营交易服务平台，建立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信息披露制度等，则是在国家扶持创新的角度从政策方面提升社会的创业创新热情，增大社会的知识产权数量。
当然，随着社会的创业创新边界的拓宽，新的创业创新业态的出现，知识产权保护也要与时俱进。比如一些新的专利申请尚缺乏具体的规范，对一些新的侵权现象的辨识和查处，还需要在相关法律中予以更明确的回应。可以说，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社会创新，社会创新的不断推进也反过来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新的要求，这考验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在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创新效率和回应现实的能力。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被不断强调，既说明国家对于这一块的高度重视，也说明相关政策在落实上还有待加强，仍有潜力可挖。各地方和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推动创业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将相关保护举措落到实处，尽早更好的惠及创业创新者。（方 明）
6. 防作弊围裙只是驾考公平的“底裤”
薛家明
近年来，在南宁市机动车驾驶人理论考试中，传统的代考、偷看资料等作弊模式已经很难通过考试。目前，一种利用钮扣式摄像机高科技作弊的手段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为驾考监考工作带来极大困扰。为预防类似高科技作弊行为，南宁市车管部门购置了一批能遮挡胸口的围裙，要求考生在理论考试时使用，对防止高科技作弊手段起到的效果较为明显。（12月9日 《南国早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公众消费理念的进阶，如今汽车已成为家庭的标配。随之而来，驾驶证考试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本是公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识，值得点赞。然而让人担忧的是，有很多人“平时不努力，考试靠作弊”，通过替考、行贿考官等方式投机取巧，获取上路资格。特别是科一考试，大量考生携带钮扣式摄像机，进行高科技舞弊，令人防不胜防。南宁市车管所推出防作弊围裙，无疑就是期冀挡住日益猖獗的电子作弊。
所谓的防作弊围裙，就是特制的厨房围裙，可完全盖住衣服扣子等部位，将钮扣式摄像“致盲”。目前，从效果上看，防作弊裙反响良好。相关部门放映，自新型“围裙式”防作弊服投入使用以来，南宁市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基地科目一、科目三考场作弊现象不断减少。作弊现象减少，当然值得称赞。因为每减少一次作弊，就意味着一个潜在的“马路杀手”，走上学车的正途；就意味着交通安全系数增加一分。
然而，正如黄牛与12306的斗法，不断升级一般，驾考作弊的组织者肯定也不会束手就擒。想想看，从组织替考到携带电子设备，作弊组织者不是一直再升级么？更何况，防作弊围裙并不能遮住考生的所有扣子，考生依然有机会扫描试题，进行作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驾考舞弊者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升级作弊方式，应对防作弊围裙。而一旦升级成功，防作弊围裙就会徒具观赏价值。据报道，目前仍有一些驾校，以“包过”的名义招揽学员。这不正是作弊者招兵买马、整戈待发的信号么？
说到底，防作弊围裙只是维护驾考公平的“打底裤”。对整治驾考舞弊而言，此类噱头式创新只能治标。而要达到标本兼治，首先要强化监督，设立“驾考黑名单”，切实提高作弊行为的违法成本。
更重要的是，要对不务正业的驾校猛击一掌。一些考生为何要铤而走险，进行作弊？重要原因就是，在驾校的学习蜻蜓点水，根本就考不过。比如，一些驾校为控制成本，在学时上作假，造成“学艺不精”，只能靠作弊过关；没有讲述过理论课，每人发一本考题竞选，就让学员放马南山。如此情形，怎能不倒逼学员作弊？因此，车管所与其被动的升级考试设备，想出防作弊裙这样的应对花招，不如主动出击，对相关驾校的教学、师资、场地进行严查，对不过关的坚决予以处罚，甚至是叫停。唯有如此，才能标本兼治，治愈驾考作弊，进而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指数。（薛家明）
7. 放开“驾照自学直考”让公民权利归位
龙敏飞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将建立统一的考试预约服务平台，考生可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考试场地，改变由驾驶培训机构包办报考的现状。在有条件的地方，试点非经营性的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对报考单项科目出现排队积压的考生，允许其选择省（区、市）内其他考场参加考试。（12月10日《北京晚报》）
在国内，要想取得驾照，必先去驾校报名，这样不成文的规定，让公众甚为不满。不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教官的服务水平太差，学员经常被羞辱，感觉自尊受到伤害；比如，驾校收费“任性”，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教官还要时不时过来“捞一把”，以至于有人戏言“学车贵”成了继看病、入学、买房之后的“第四贵”；再比如“驾考腐败”，如广东湛江驾考“窝案”，当地车管所39名驾考考官被查后合计上缴“红包”2100多万元……
层层乱象之下，驾校与车管所是“刀俎”，学车的学员是“鱼肉”，处于这个食物链的最底端。这般境况下，关于“驾照自学直考”的呼吁，便此起彼伏。这背后，是众多公民对自身权利的一种争取。毕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要想拿驾照必须通过驾校，但现实中因为“教练车”、“教练员”、“练车场地”等一系列的限制，束缚了公民“自学直考”的权利。当公民权利被限制，相关的制度规定便有必要重新审视。
如今，公安部出台通知，“有条件地区试点驾照自学直考”照进现实，这是好事。这意味着，公安部门听进去了民意的呼声，并把这形成为明文的规定，希望这能成为一种常态。之前，经过多次探讨，对于“自学直考”，坊间也形成一些共识，即“自学直考”不容易，需要突破“教练车”、“教练员”、“练车场地”这三大难题，如今公安部的新规定，对这均有涉及，虽然比较笼统，但基本上开了口子，这是令人欣慰的。
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学直考的权利。如今的改革，让公民的这项权利归位了。但是，改革如果这么简单，那何必等到现在呢？一方面，如今的规定，在路线图上，还是比较模糊的，比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等用词，都为地方不积极推进“驾照自学直考”留下了借口；另一方面，虽然整个方案有时间表，但对公众最为关注的“自学直考”设置，既没有时间表，也没有强制性，在带给人希望之余，难免让人有些失望。
《中国青年报》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6.3%的受访者支持放开驾照自学直考。这就是说，“驾照自学直考”的改革，已经具备足够的民意基础。当然，推进时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开始，着手理顺整个驾培驾考规则，也是基础工程。就当下来说，驾照自学直考改革的步子还可以更大些，比如设置一个时间表，强制各地必须改革完成，这样，才能逼出地方改革的积极性，不然，难免在既得利益者的阻扰下让改革善意无法落地。（龙敏飞）
8. 食品追溯查询不该存在“空白期”
薛家明
“买完肉想查查它的‘身份证’，竟找不到查询机。”近日，有市民投诉，福州不少超市的肉品安全追溯机自投放以来，使用率极低，部分疏于维护，有的已停摆，形同虚设。对此，福州市商务局相关人士表示，目前正考虑建立一个涵盖多品类的“大食品安全平台”，在新平台推出之前，原先投用的肉品安全追溯机的运营维护存在“空白期”。（12月10日《海峡都市报》）
从三鹿婴幼儿奶粉、“红心咸鸭蛋”，到“致命的福寿螺”“疯狂的凉皮”，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舌尖上的安全越来越难以保障。随之而来，公众对食品的信任指数，也降到冰点。让肉类来源可追溯，扫一扫就能找到原产地、生产日期、制作人，无疑可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者安心，提振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然而令人尴尬的是，“福州投放的10多台肉品追溯查询机，目前大多已暂停使用，甚至撤除。”
肉品追溯查询机为何被“停摆”？对此，相关部门的解释是，相关部门正在筹建一个涵盖多品类的“大食品安全平台”，在新的平台推出前，原先的肉品追溯系统的运营维护存在‘空白期’。”言下之意就是，追溯查询机并不是停摆，而是为筹备下一个大动作暂停服务。显然这样的解释，更像是在掩饰。推出新的平台，原有平台就一定要提前停运么？当然不是。想想看，医保机构升级社保卡，公安机关换取二代身份证，哪一个不是平滑演进的？可见，所谓的“空白期”不过是一块蹩脚的遮羞布。
事实上，食品监管本就不该存在“空白期”。“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是政府部门永不褪色的责任和义务，永远不能懈怠，更不能荒废。否则，其结果就是病从口入，给群众制造不可弥补的损失。试想，三鹿奶粉、红心鸭蛋，哪个不是监管打盹惹的祸？相关部门费劲千辛万苦建立肉类食品数据库，打通查询的数据链，如此轻易荒废，不仅是对前期工作的不负责任，更是对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渎职！
当然，肉品追溯查询机为何被“停摆”，相关部门也有难言之隐。一方面，肉类产品进入超市，需要经过养殖、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要实现终端可溯，必须每个环节都要追踪、监管，实时更新数据，维修终端查询机。这样的工作量，靠福州市商务局单打独斗，很难完成。另一方面，目前正在进行食品监管机构改革，相关部门的职责面临调整和划转。如此情形下，难免心有旁骛。
去年，福州曾提出，在2015年年底前，有望建成肉菜流通追溯体系。此前出台的《福建省深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方案》也规定，到2016年，福建省将初步建成农产品可追溯体系。政府维护食品安全的决心，可见一斑。但心动更要行动，相关部门需要把民生政策，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否则，所谓的“空白期”就是群众的伤心期。更何况，“食品安全不可以讨价还价”，更不能用借口掩盖责任。相关部门需要立即动起来，结束监管的“空白期”。
具体而言，相关部门需要做的，首先是立即更新数据库，维修终端查询机，让肉类食品终端查询立即恢复运行，结束所谓的“空白期”。其次，在肉类可查询、可追溯的前提下，不断给终端查询注入新内容。比如，蔬菜、生鲜、奶制品、水果等，都逐步纳入到食品追溯体系。同时，逐步让食品可追溯环节，向种植、生产、销售方面延伸，实现全产业链的追溯。再者，要进一步整合食品监管机构，确保各单位群策群力，共同护卫舌尖上的安全。（薛家明）
9.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高亚洲
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少受点罪，恢复健康就好了！ 家住芙蓉区月桂社区，83岁的母亲张爱莲和72岁的母亲郭泽英无时无刻不这样憧憬着。张爱莲和郭泽英有着相似的经历。张爱莲的二女儿，61年前刚出生就诊断出了残障；郭泽英家的一双儿女，痴呆也近46年。两人身体都不好，却同样坚持着，从儿女出生都由自己照顾。 （12月10日《潇湘晨报》）
两个母亲，陪着自己的智障子女度过了数十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段漫长岁月里，没有“安东尼”的小清新，没有唯美的暖心寄语，却分明让人感受到，有一种因陪伴而生的温暖，足以穿透岁月的晦涩与低沉，生发出亲情的明媚与光亮。
无意于对这两个母亲高蹈抒情，抽身于她们最原始朴素的情感，我突然将此联系到另外的一则新闻——12月8日，深圳市发布了该市十三五期间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征求意见稿，里面提到了很多社会养老的举措，而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一条——将对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子女给予优惠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减收个人所得税。
在积极肯定深圳市政策善意的同时，我们是否会突兀地发现，这个利好政策是建立在子女不愿或不能与父母住在一起的逻辑上。撇开所谓的独立空间论，从养老的层面讲，子女在身边的陪伴，无疑是每个步入银发年纪的老人，最深厚的依赖。从现实可能性来讲，陪伴又本是低成本的付出，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子女在侧的养老，对很多父母来说，却是个奢望。我依然相信这两个母亲并非孤例，只是，不妨躬身自问一番：你会对自己父母如此不离不弃吗？
一个看似尖刻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对待子女与父母会不同呢？对此，作家刘墉有过这样的说法，人对下一代充满了期许，于是愿意付出全部的爱，对一个事物爱的越多，付出的越多；付出的越多，也就越爱。无论这样的说法是否有说服力，但至少它揭示出人内心深处的原始朴素。
如果这就是差别所在，那么需要进一步追索的是，对父母的爱恋，与对子女的期许，是否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呢？进一步来说，在子女与父母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中如此阐释：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看似渐行渐远，在背影和目送间，谁能说没有亲情缱绻呢？都说最好的爱情是我喜欢你的时候，你刚好喜欢我，而最好的亲情，又何尝不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刚好也需要我。这种需要无关于成长的惊喜，更无关衰老的沮丧。在目送你的时候，我用“不必追”可以等来你的长情陪伴——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曾读到过这样一句温暖的话：能见孩子回头的脸，总是父母的惊喜。而回头能看得见父母的脸，总是孩子的福气。两个母亲与子女的长情陪伴，正是人世间最唯美的惊喜和福气。
当然，情之所至，仍需社会托底，更有安全感的陪伴尤其值得期待，这种安全感来自于制度路径内的公共关怀。于此而言，关于如这两个母亲与子女的故事，它应置于公共关怀语境下，得以更华丽地传说。（高亚洲）
10. “反向春运”是值得借鉴的逆思考
谢伟锋
坐火车回家，无奈抢不到火车票；乘飞机回家，恐怕得花去一个月的工资。两难之下，一些在大中型城市打拼的上班族，打算过一个“反向春运”年，将父母从老家接到工作地过年。（12月10日 《现代快报》）
春运火车票已经提前开售。和往常一样，“僧多粥少”的局面依然持续，而除夕火车票更是把“抢票大战”推向了白热化程度。在“一票难求”“黄牛党”的大众槽点标签背后，是返乡客对于亲情的“虽远必达”。
每年春运运输资源倒挂的问题看起来无解，但一些人却已经“换了活法”。在很多大城市打拼的上班们，就已经运用起“反向春运”的逆向思维。春运期间，从北上广等城市去往各个方向的车票都比较紧张，而从其他城市到一线城市的火车票反而比较好买一些。不仅是票源的宽裕，很多航空公司的春运反向航线历来价格都是最优惠的。熟稔于各种比价软件和信息共享的年轻上班族们，也就变换个过年方式。他们不再执着于抢春运回家的火车票，而是将父母和留守子女接过来，一起过个“反向春运”年。
把父母接到工作地过年，是大城市流行起来的过年“新常态”。很多大城市一临近春节，往往就“人去楼空”，人际也罕至，车流也锐减。刚开始还能体会到生活空间陡增的舒适感，然而春节长假并非一两天就结束，服务行业的工作者大量返乡带来的生活不便，也就随之浮现出来。“反向春运”之后，能够保证部分人力资源的坚守岗位，这部分劳动力能让当地居民体验到春节长假的舒适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春节期间的返乡客，内心大多有着挥之不去的乡愁情节。拜年、祭祖、访友等系列活动可能都要在春节期间完成，“反向春运”似乎就没对到节点上来。对于这种情况，也可以用“反向”的方式来进行，只不过需要错峰出行的举措来落实。在中国民间流行的“三六九，往外走”的观念之外，也有很多人是在这个时间点往家赶。这种相对而行的错峰，不仅能够很大程度上纾解归乡的资源焦虑，也能更大程度上释放出运力的双向潜能。
反向春运看似一个“新常态”，其实是充分利用资源和时间的生活模板。当然，更多人依然是会像候鸟迁徙般准时的“到点归乡”。对于运输部门来说，挖掘自己的潜能，提升自己的服务，依然是年复一年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谢伟锋）
11. 体育锻炼影响学习，谁的价值迷失？
杨朝清
自2007年以来，国家积极鼓励各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然而，在一些学校却存在“午自习”、课间十分钟学生不能随意自由活动等现象。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的《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44.2%的青少年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是“怕影响学习”。（12月10日《中国青年报》）
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也好，中国故事《马兰村的琴声》也罢，都生动地诠释了音体美教育对于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然而，一边是丰盈饱满的理想，另一边却是空洞乏力的现实。不论是体育用品的缺失，还是体育教育形式和内容的简单化，抑或全社会对这种现状某种程度上的忽视和漠视，青少年体育锻炼短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社会阶层生存生态的鲜明反差，让“争上游”成为一种社会心态；被功利和算计裹挟的成人们，竞争心炽盛。只不过，在社会评价单一化、纵向社会流动渠道不够畅通的当下，教育依然是许多人人生突破的重要甚至是唯一路径，许多家长和孩子们都身不由己地裹挟在应试教育的流水线上。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匮乏的资源、激烈的竞争，会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家长也好，教师也罢，为何在“体育锻炼影响学习”上形成了社会共识？他们并非不知道体育锻炼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在他们的价值排序中，知识学习是第一位的，体育锻炼则被置放到次要甚至末端的位置。
不论是挤占体育、音乐、美术等“副科”，还是下课“拖堂”，抑或带病坚持上课，为了在激烈甚至惨烈的“分数争夺战”中脱颖而出，学生们和老师们都身不由己地裹挟在应试教育的流水线上。高考竞争，也沦为一种消耗战，既需要学生减少睡眠时间、放弃体育锻炼为代价，也需要老师起早贪黑甚至带病坚持上课。
在家长们和老师们看来，等到孩子们上了大学，再对体育锻炼“补课”也来得及。殊不知，体育锻炼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价值观念；长期的体育锻炼缺失，往往会让青少年缺乏“阳光体育”、“快乐运动”的兴趣和热情。“体育锻炼影响学习”说到底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不可避免会对青少年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效应。
扭转“体育锻炼影响学习”，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评价标准、促进社会流动。不论是推进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还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抑或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只有让教育更加公平、社会更有活力，“体育锻炼影响学习”的价值迷失才会得到纠偏。（杨朝清）
12. 保护洱海就该在“收费治污”上破题
汪昌莲
在洱海边贩卖“苍山雪、洱海月”风景的客栈老板们，正迎来行业“寒冬”。11月下旬，网曝云南省物价局和大理市正在拟定新的洱海资源保护费征收方案。有经营者认为，客栈与洱海的污染源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如果强行实施，最后或导致大批小微企业客栈倒闭。（12月10日《北京青年报》）
不可否认，全国闻名遐迩的洱海风景区，正被环境污染问题所困扰，商户长期向洱海排放生活垃圾，成为水污染之源。2014年9月，有网友爆料称，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在大理洱海双廊镇建房，排污污染严重，引发网友热议，甚至引起毁誉双方“约架”。可以预料，毫无节制地向洱海排污，这个云南的第二大淡水湖，终会成为一个超级“垃圾桶”。如此语境下，云南大理将实施“收费治污”新政，向商户征收“保护费”，是保护洱海资源的一种有效举措。
众所周知，污水及生活垃圾处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污水处理，需要建立起完善的污水净化系统，更需要大量的资金做后盾，来支持其正常运转。长期以来，洱海污水处理系统，全凭政府投入资金来运转，投入渠道单一，处理经费短缺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污水处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因此，洱海资源保护，首先应在“收费治污”上破题，本着“谁排污，谁付费”的原则，开征洱海资源保护费，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严重不足、整体污水净化系统不完善等问题。
实行“收费治污”新政后，商户维护洱海环境的意识会增强。对商户来讲，因为要缴纳洱海资源保护费，而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前排污从来没有想到它会如何处理，现在要缴费，商户会突然感觉到环境保护离自己这么近。每年缴纳的费用虽然不算多，但是，让他们产生了“自己污染，自己负责”的意识，从而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可以“倒逼”商户对洱海的环境保护尽到责任。
更重要的是，政府财政负担会减轻。开征洱海资源保护费，将改变政府单一投入的模式，在政府牵头、景区和商户参与的前提下，逐步满足污水净化处理的要求，使景区污水处理逐步走上市场化、产业化道路，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从而推动城市污水及垃圾处理体制改革，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污水及垃圾无害化处理产业化运作格局。当然，开征洱海资源保护费，应征求民意，政府及有关部门不能关起门来定收费标准，更不能用天价收费，损害商户利益。（汪昌莲）
13. 官员错发“跑官”短信，不能一免了之
陈广江
12月11日上午，温州市瓯海区召开区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冯伟瓯海区旅游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职务，并在全区进行通报。10日，一篇《瓯海疑似“跑官”短信意外曝光》的文章在网上热传。据悉，冯伟将一条“跑官”短信错发到他人手机上。（12月11日 中新网）
因错发短信闹笑话的事很多，不过这次闹大了。显而易见，免职并通报注定只是“短信跑官”事件的一个逗号。鉴于此事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引发的公众猜疑，相关部门应一查到底，不放过一丝疑点，并严厉问责，重塑法纪权威。
很多人有一个本能的疑问：假如“跑官”短信没有错发，而是真的发给了“陈书记”，结果会怎样？可能会有N个结局，但猜测只是猜测，不足为据。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应该不会出现今天这种结局。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冯伟“跑官”的底气何来？要知道，冯伟不是一般的官员，而是纪检组长，纪检组长都不拿纪律和规矩当回事，用人选人制度会乱成什么样？无论是“跑官要官”，还是“灯下黑”，估计官员们的耳朵里都磨出了茧子，结果纪检组长公然“跑官”，底线意识在哪里？
这则“跑官”短信的措辞和语气更令人浮想联翩。“本来不想打扰你，看来不打扰你又不行”，“可能马上到位，时间很紧”，他和“陈书记”到底什么关系，竟然可以如此“亲密无间”？毫无疑问，如果是普通同志关系，冯伟绝不会说出这种底气十足的话来。
短信里提到的“陈书记”、“程立剑副局长”、“叶部长”、“黄慧部长”等人，网友已一一“对号入座”了。牵涉到这么多领导干部，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相关部门也应该坦诚布公地回应舆论。“跑官”事件已被证实，当事官员也受到了处分，如果再对其他官员的身份信息沉默不语，只能助长流言蜚语。
现在谈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等都为时尚早，当务之急的是就事论事，回答公众一系列合情合理的疑问。公开是问责的前提，公开不到位，问责就有失诚意；出了丑闻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丑闻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
最后有必要重申两点常识：一是猜测只是猜测，不能拿猜测当事实；二是相关部门有责任直面公众的猜测，并以实际行动为丑闻画下一个句号。（陈广江）
14. “两端发力”奏响中国经济春天序曲
殷建光
昨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供需两端发力，中国经济初现回暖迹象。（12月12日《北京晨报》）
一周前，李克强总理主持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强调，要创新发展理念，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笔者认为，两端发力的观点是对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总结，也是对于中国经济下阶段发展的精彩引领。
双创也好，互联网+也好，这是在供给侧上发力，是满足人民不断在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上的需求。同时，我们抓住城镇化、中西部铁路等需求侧的“缺口”和“短板”，扩大有效投资，这就是在需求侧上发力，中西部地区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需求同样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而且加大公共投入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必然获得更多的公益保障，从而，激发起现在消费的强大需求。总之，两端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将形成中国发展的新一轮发展动力，这个动力是两端发力聚合而成，必然端起“经济回暖”的新发展春天。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城镇新增就业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物价涨势温和，11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5%，比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这些数字让人欣喜，因为这些数字是中国经济回暖的美丽信号，生产总值增长，就业形势好，价格上涨温和，收入超过GDP增速，必然让两端发力储备更多的正能量。
李克强总理说：“30多年前，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提高生产力水平，催生了经济建设的巨大的成就。在‘十三五’期间，中国也完全有可能实现‘中高速增长’”这是总理自信，这是人民信心，这是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打造的中国经济的必然成果。
两端发力，生机勃勃，促进中国经济繁荣，为中国经济储备未来力量。同时提高国家发展幸福水平，促进人民幸福指数提升，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两端发力端起经济回暖，一个中国经济新发展的春天正在向我们走来。（殷建光）
15. 信用“黑名单”制度，既是护身符也是紧箍咒
汪昌莲
因为在外出差，江苏盐城滨海的赵先生迟还了信用卡10小时左右，被银行要求支付100元滞纳金和数百元利息。几个月后，赵先生发现自己被列入不良信用记录“黑名单”。他多次跟银行协商未果，于是一纸诉状将银行告上法庭。近日，滨海县人民法院判令该银行滨海支行消除赵先生的不良信用记录。（12月11日《现代快报》）
对于一些恶意欠款行为，银行实施信用惩戒，并无不妥。但是，像江苏盐城赵先生这样，信用卡欠款仅迟还了10小时，显然是个人疏忽所致，并非是恶意欠款。银行根据自身规定，要求赵先生支付100元滞纳金和数百元利息，就已经够可以了，再将其列入不良信用记录“黑名单”，显然涉嫌“防卫过当”。殊不知，有的信用卡用户，误入失信“黑名单”，也与银行未及时尽到告知义务有关。
事实上，早在2013年10月28日，央行便开始在江苏、四川、重庆等9省市试行个人信用报告网上查询服务。首先，提醒人们合理消费，及时缴费或还款，避免个人信用不明不白地上了“黑名单”。同时，个人征信报告仅限本人查询，且登录必须输入本人详细的个人相关资料，较好地保护了个人隐私。特别是，此前央行规定，个人信用“黑名单”仅保存5年，既避免了将失信用户“一棍子打死”，给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又延续了银行与客户之间诚信合作、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
银行作为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银行向市民提供信用卡、贷款等服务，收取一定比例利息或手续费，理所应当；再者，银行为了维护经营效益，约束和规范客户诚信有序地使用银行资金，避免或减少不良资金的出现，建立“个人征信报告”制度，让有过不良记录的市民，在使用银行资金上受到限制甚至遭到拒绝，也是一种信用惩戒措施。因此，信用“黑名单”制度，对于银行来说，是一种“护身符”；而对于客户来说，却是一种“紧箍咒”。
然而，中国的老百姓大都金融意识淡薄，往往在不经意间“犯规”。比如，信用卡在中国普及已经好多年，如今大部分人的钱包中都揣着一两张，以便“应急”所需，甚至成为人们证明信用的第二张“身份证”。然而，如何正确使用信用卡，仍让很多老百姓疑惑不解，因而频频落入银行收费的“温柔陷阱”。不可否认，许多人在办理信用卡业务的时候，对银行工作人员交给的合同看都不看，潇洒签字完事。殊不知，在这背后，就隐藏了很大的信用风险。
因此，银行应提高个人信用“黑名单”录入门槛，降低市客户信用风险。比如，严格定义恶意欠款、透支行为，避免客户因不懂规则或一时疏忽而误入不良记录；合理确定并提高欠款、透支资金额度，适度延长逾期时间，给客户自我调节、纠编一个比较宽容的空间，避免更多客户“被黑名单”。更重要的是，现今，优质的金融服务，已经成为体现银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优质服务不仅仅是工作人员的言行与态度，更应该是业务规定的公正和透明。（汪昌莲）
榆林胡志强去向篇(2):借贷链条缠绕的神木
“原先奔流汹涌的神木全民借贷，现已成一潭死水。下游的人为当初膨胀的私欲奔走哀号，有向强力讨债发展的趋势；中游的人两面受夹板气，称民间借贷是场“可怕的游戏”；上游的人要么困在煤矿中不得抽身，要么依仗着借贷链顶端的优势而不放资金回流——他们在观望，观望着这个全国百强县今后的政经形势。”
7月份的神木
心情很差的生意人们
惠民路和麟州路丁字路口东侧的一家店铺里，散落着一地废弃的墙皮、家具及各种垃圾，天花板上破开的大洞在滴水，墙体上明暗闪烁的射灯发出漏电的吱吱声。玻璃门上，贴着“柜台、美发店全套设备出售”、“门市转让”的告示。张姓老板投入当地煤矿的50万了无踪影，正期待着盘了这个美容院以图转身。可身在外地的他并不清楚，同样估价待售的店铺，几乎遍及与他毗邻的两条街。
从县城南端的光明路到北端的神华路，全长6.3公里的路程，焦躁的出租车司机左手始终举着电话，几乎叫骂了一路，车子随着他的情绪起伏摇摆。吐槽的大致内容，是催朋友向另一个朋友那里索要贷款本金，而这笔90万的本金，是他抵押了房子从当地银行中以0.9%的月息贷出来的。在同一个路段工作的贺姓出租车司机，5年前从地级市延安来到这个县城，致富梦破碎后，已在自己的车后窗贴上了“低价出售”的告示。
东兴路人民广场的南侧，百姓家园市场一层的金店里，两位售货员姑娘头靠在一起翻阅着手机里的微信朋友圈。距离上一次有人来问津柜台里的金银首饰，已有至少一个月有余。她们的朋友圈里，越来越多地流传着一些“民谣”和“战斗檄文”。
这里是7月份的陕西省神木县。
调任与民谣
民间融资曾经的狂热
7月26日，经中共陕西省委、中共榆林市委研究决定，雷正西不再担任神木县委书记一职，该职位由尉俊东接替。
“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7月15日的这则短信，实际上只是神木百姓所编段子的冰山一角。包括在麟州路中段经营着烟酒商店的李鸿彦在内，很多人的手机里都存着一首长恨歌一样的“神木民谣”：
“神木百强名声在外，全国人民都很慕爱。实际情况到底怎样？揭开面纱一看明白。煤田很大世界少见，煤矿很多遍地开采。地下挖空地上污染，子孙后代生存无店……”
在这则长约700字的“民谣”中，绝大部分是对县政府多位政要庇护非法集资者张孝昌等大户，而将散户民众的利益置之不顾的描述。用李鸿彦以及多位张孝昌非法集资案受害者的话来说，与其说老百姓恨张孝昌，倒不如说大家更生气政府的不作为。
随着神木煤炭在2005年以后进入产量价格“双增长”的时期，来自煤炭行业的高额回报创造了民间融资的极大市场。2010年9月，雷正西接任神木县委书记。也就是在与此同时，神木迎来了全民借贷的高峰。政府曾公开表态支持民间借贷，而在群众看来，这种“支持”的范围已远超过了那13家经注册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而扩散到了全县那些鱼龙混杂、疯狂生长的地下钱庄中。
彼时，街面上的“典当行”、“担保行”以及所有看起来与借贷无关的——“商贸”公司、“石化”公司、“房地产”公司、“物流”公司、货运站甚至小卖部，无不成为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借贷据点。这些地下钱庄从民众手中以月息2分利吸金，再以更高的利率放贷给其他钱庄、个人，抑或直接投资煤矿，民间融资进入了脱缰的狂热时期。
在这种默许的“支持”下，政府官员们也投入到了借贷大潮中。神木县原物价局某负责人、以及分别来自运管所和工商局的两位工作人员，都向记者证明：自己及身边的很多政府人员参与了借贷，且该队伍中不乏县委县政府的政要。
但这一股波诡云谲的潮流终于归于死寂。而今的神木街面上，小额贷款公司大多铁门紧锁，地下钱庄更是再无出头之日；民间资本牢牢地卡在了上游，再无一丝回流；法院借贷纠纷暴增，民间强力讨债伊始。
借贷链下游
没钱去心病 也没钱看病
62岁的李良田刚把老伴从榆林市接回来，又要马上去西安继续会诊。试过了多家专科医院，她于去年5月份所患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始终没有减缓。老伴的哀怨最近又增多了：“你当初听我的就好了……”
李良田一辈子在陕北，经历过吃豆腐渣、糖菜叶子的苦日子。年过五十后，他发现自己所在的这个穷地方渐渐不一样了：县城周边的煤矿里仿佛挖出的是金子，周围人们的心思从本职工作上挪开，钱像流水似的投给别人。2009年兴起了借贷吃利息，吃过苦的李良田没有动；2010年人人都开始往里砸钱，他仍然谨慎地勒紧钱袋；2011年年底，这个60岁老汉的防线终于被巨大的收益前景瓦解了，他拿出了被买断工龄得来的70万，混同儿子闺女和小姨子的积蓄，凑成了200万元投给了一家叫作“榆阳商贸有限公司”的借贷机构，等着吃每月2分的利息。
钱生钱的梦还没做多久，140公里外鄂尔多斯的借贷危机开始让李良田心不安稳。他看到了神木集资投产煤矿的模式和鄂尔多斯相似，暗地里觉得有点打鼓。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他劝家境不好的小姨子把本钱撤了回来，老李的爱人也心忧地建议：“咱也把钱撤了吧，那是养老救命钱啊。”结果满是“侥幸心理”的老李没有听婆姨的话。
到2012年4月，等李良田终于感到事情不妙时，自家那100多万已经收不回来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老李奔走讨要，商贸公司的老板要么是人影都见不到，要么就是一句“没钱”，逼急了，这位叫高堂堂的老板会甩出一句骂人话，大意是：“谁让你当初把钱贷给我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婆姨的精神衰弱病根一下子发作了，焦虑、不安、精神不正常，当初的劝说成了老两口再也挥不去的伤痛。
现在的老李夫妇既拿不回钱来去除心病，也没有钱治由此而来的精神病。去法院起诉？商贸公司的高堂堂老板早已把法人代表改成了自己老岳父的名字，法院不予立案。
借贷链中游
老板弃船而逃 员工沉入海底
当初给予老李如此大的信心、以至于瓦解了他的防线的，除了大好的煤炭行业形势，还有靠谱的担保人——他的表弟吴亚军，就在“榆阳商贸公司”做会计管账。
53岁的吴亚军去年还是180斤的胖子，现在的他瘦了整整30斤。话说到激动处，他面色加重、眼珠突出。
表哥李良田，只是冲着他的面子来放贷的亲友之一，类似的情况还有十几家，共计800万元的贷款经过他的手送到了“商贸公司”的账上。每天，吴亚军都要接其中六七家打来的要账电话，有的已经近乎撕破了亲友的情面。
当吴亚军向表哥担保时，“商贸公司”的账上还流动着钱。有资金不断续入这个高风险的池子，也不断有可观的利益汩汩回流。于是他向李良田做出了“根据现在的形势，应该没问题”的担保，现在的结果让他在表哥和众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吴亚军供职于神木县交通运输局下辖的事业单位，在看到借贷融资的巨大利益后，他在单位里挂职，然后下海给这个叫高堂堂的老板打工，在他名下的“榆阳商贸有限公司”做会计管账。高堂堂手里共有三家“公司”，除“榆阳”外还有“银顺担保公司”和一家“房地产”公司。作为内部员工，吴亚军实际上早就看出来这些皮包公司“歪”的地方：三家“公司”既不做商贸，也不做房产，而是统统做着以2分利吃进、以3分利放出的高利贷借放业务；有时，三家“公司”干脆“内部调剂”，把吃进来的款项相互拆借；“公司”总在变更着名称，吴亚军所在的“榆阳”现在已经改成了“神木县宁鑫石化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的业务当然和石化没有一毛钱关系。
现在，“商贸公司”老板高堂堂行踪不定，渐渐连电话也不接了。他一方面将名下公司的法人代表更改成自己的岳父，一方面将处理讨债的业务推给了自己老婆和两个小舅子。小舅子其一的杨斌倒是放出了自己五个电话号码，但哪一个也无法要到钱。投资时倾盆如注，回流时却涓涓细流。李良田不得不在大年二十九拿着婆姨的诊断证明，摆出一份拼命的架势找到高家，对方才挤牙膏似的放出三万，让李家过了个惨淡的年关。
“我感觉他们的心已经坏了。他们在等着看上面对那些集资大户是怎么处理的，要是处理得宽松，他们就少给我们一点。”李良田说。吴亚军只要从公司账上有回流的钱，就会优先拿给自己的亲友，但他反观自身，明白过来一个可怕的道理：在老板高堂堂那里，这种“有回流的钱先紧着亲友”的规则岂不是一样适用？
吴亚军这才发现，自己打了半天工，到了最后老板弃船而逃，自己却随着这个烂摊子沉入海底。现在，下游的人找不到高堂堂，往往向他要账；“公司”投到上游的钱，他就算知道去向也无力追讨；法院里就算立上案，漫长的周期也让他们无法承受。
借贷链上游
煤矿和房地产的吸金黑洞
当初给予吴亚军如此大的信心、以至于让他挂起公职来下海的，是看起来实力雄厚的“宋家圪台”煤矿和“麟州华府”楼盘。
吴亚军手里保留着一张巨额白条，上面写着“今收到高堂堂交来宋家圪台煤矿入款肆仟万元”，落款是解永华。这个煤矿就是“榆阳商贸有限公司”的主要投资去向之一。
进入2012年，煤炭市场开始下行，煤炭价格回落到每吨300多元，积压成灾。神木也随之结束了“黄金10年”的发展期。在今年一季度，神木99处地方煤矿中正常生产的只有七处。2012年开始，多数投向煤矿的资本开始不再产生收益。
宋家圪台煤矿位于神木县以北的府谷县老高川乡，井台面积为5平方千米，是仍然在产的煤矿之一。但煤老板们另有手段将亏损分摊给下游的散户们：解永华是该煤矿八名股东之一，他们原本将宋家圪台和自己的另一处“东沟煤矿”捆绑经营，共担风险，但在煤矿行业下行之际，他们将产出更高的东沟煤矿分离出去，同时将分摊到两个煤矿中的资本做了重新分配，将自己和亲友投来的钱放置于“东沟”之下，而将那些生人的钱放置于宋家圪台之下。就这样，高堂堂的4000万没有任何收益，自然也就回流不到吴亚军和李良田的手里。
吴亚军本人的投资方向不是煤矿，而是当地县城南边的“麟州华府”房地产。他拿出了自己和亲戚的存款，并从自己打工的“商贸公司”以2分利贷款，合计230万付了30%的诚意认购金，准备购下“华府”中的四套房产。但吴亚军表示，到了准备正式购房合同时，他们才发现开发商“金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手续严重不全，“既没有预售证，也没有土地出让金的缴纳证明，甚至开工许可都是事后才办的。购房合同里，也有许多业主无法接受的霸王条款。”吴亚军说。目前，连同吴在内的623户购房者共计约3亿元“诚意认购金”扔在了“麟州华府”里，无法退款、不愿也没钱购买，被套牢得进退不得。
县城以北，沿204省道西侧长达几公里的地界上，连成片地建起了楼盘。这130多栋楼，组成了只比老县城小三四平方公里的神木新村。现在谁还买得起呢？路过这里的当地人都会这样说。
链套链 环套环
借贷网盘根错节
“这是个可怕的游戏。”吴亚军睁大眼睛。
或是个人贷款给钱庄、再投向煤矿，或是个人从钱庄或其他人那里贷款、再做投资，或是血汗钱在几经翻炒后被人卷跑挥霍一空，几种借贷链形式互有穿插、重叠，构成一张盘根错杂的借贷网。很少有人是借贷链条的端点，每个人都是个节点，都有自己的上线和下线，每一个人都被牢牢套在这张网上动弹不得。
在这段时间，很多人开始埋怨政府。“那么多政府人员都在这个链条里，他们也一直都想挣钱，所以政府咋能反对这些借贷？”
在这段时间，很多人开始反省自己。“黄金大王”张孝昌非法集资案，431个受害者之一的常兴拧紧眉头说：“当时自己一时私欲，把家底钱、救命钱都拿来给了别人了，就是为了吃那2分利息。太贪了。”
据《华商报》报道，在7月26日召开的神木县级领导干部大会上，除了宣布新书记的任命，榆林市委书记胡志强还说，神木县要继续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打击、有效处置非法集资、金融诈骗、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最大程度减少群众损失。此外，还要引导群众远离非法集资，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帮扶力度，扶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闻听这个消息，当地老百姓并不觉振奋，他们摇着头说：谁知道呢？再看看吧。
（文中被采访人物均为化名）
文并摄/本报记者 薛雷
----原载2013年7月29日《北京青年报》A8版
榆林胡志强去向篇(3):陕西榆林市委副书记高中印最新职务 去向 调任陕西省旅游局党组书记 高中印简历2017.03.13
陕西榆林市委副书记高中印最新职务 去向 调任陕西省旅游局党组书记 高中印简历
(2017-03-13 08:36:59)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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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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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
3月10日下午，陕西省旅游局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陕西省委关于旅游局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省政府副省长魏增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翟四虎宣读任命，任命高中印同志为陕西省旅游局党组书记。
高中印简历高中印，男，1962年7月生，陕西礼泉人，1985年6月入党，1983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理学学士，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历任榆林市委副书记、党校校长、政法委书记，陕西省旅游局党组书记、拟为省旅游局局长人选。（简历来源：陕西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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