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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伊藤博文: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的留学生涯
一、伊藤博文自学英语
据瑞典脱鲁底克人回忆，18岁的伊藤博文已经开始自学英语，表现出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我来日本在1859年，距今恰好50年。我最现旅居于长崎，长崎仅住着8个外国人。有一天，我去拜访好友英国人格鲁博氏，看见一位青年（大约20岁，头上留有挽髻）也来拜访他。于是格鲁博氏向我介绍：“这位是我的日本朋友，名叫伊藤春辅。”于是这个青年用着蹩脚的英语与我交谈，毫不谦逊地想我谈论着政治与外交。可他的英语，我却一点也听不懂。那时我来日本已经一年了，但日本语我也听不懂，所以彼此不能很好交流，就分别了。后来想这样的青年只谈论政治和外交，真是奇怪。于是问格鲁博氏，他答道：“这个青年多少有点爱国狂，据说长在中国（日本地名）什么地方，因为长崎住有外国人，所以到此学习外语，学到现在不过四、五个月。”照此看来，英语长进之迅速，让我很惊讶。以后我经常能碰见那位青年，时常见他一边在街上散步，一边读英文书，可见他对英语学习十分热心。当时长崎也有攘夷论者，往往使外国人遭遇难堪所以与外国人交际的日本人，除商人外，实在很少。然而伊藤春辅去努力与外国人接近，故英语进步之迅速让人吃惊。因此，当时长崎逗留的外国人常用称赞不已的话说起春辅。
（摘自：[日]久米正雄著，林其模译：《伊藤博文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
二、短暂的游学英国时光
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尾庸三、野村弥吉和远藤谨助五人先是脱离了藩属关系，否则无法走出国门。1863年，他们东拼西凑，备足了4500两银子便踏上了前往英国的路途。五人先从日本前往上海，再从上海启程前往英国。他们在上海时，得到了加定马地森公司经理的帮助。（加定马地森公司是与长州藩有密切商贸关系的公司）
这五人后来被称为“长州五杰”。其中，井上馨历任外务大臣、农商务大臣、、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等要职，称为日本政界的元老级人物。山尾庸三后来任日本工部少辅，兼任法制局长官，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副部级。
在此看来，“长州五杰”根本算不上留学生，充其量只是些游学生。他们在英国逗留的时间很短，估计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性的东西。不过，这段经历却开阔了这些有志青年的视野，更加坚定了他们学习西方的决心。
三、伊藤博文跟随岩仓使团出使欧美14国
——耗费当年日本政府收入的2%
1871年12月，日本新政权决定对外派遣“欧美使节团”。这次派遣使节团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试图修改幕府末期以来对外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确立与列国并肩之基础，奠定独立不羁之体制”；二是考察、研究“欧美诸洲开化最盛之国体，诸种法律、规则等实务”。此外，还要研究各国陆海军的法律、待遇和指挥方法，以及海关、军械、城堡防卫等等，一言以蔽之，“凡是可予我国有益之事，概当研究熟览”。
同年12月23日，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内阁顾问兼参议木户孝允、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和参议兼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的“欧美使节团”离开横滨前往美国。半年以后，转向欧洲，途经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历时一年零九个月。
岩仓使团的此次出访几乎出动了当时日本新政权的主要成员，包括大藏、工部、外务、文部、司法和宫内省的官员51人。担任使团大使、副使的人选在新政中举足轻重，其中包括“维新三杰”中的两杰。可谓“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
1871年正是日本新政权通过“废藩置县”实现大一统之时，但在如何建设日本的问题上，却没有经验。德川幕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商业高利贷资本家依附于封建势力，他们没有政治设想。至于下级武士出身的新政领导者，除了见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和通过书本了解一些西方情况外，大多数人都没有深入观察过西方社会的实况。恰如伊藤博文所说：“为使我帝国进入开明各国之社会，内政应如何改革，应有何种法律，政务应施何种方略，外交应以何为准则，以及应如何交际等等，都是需要咨询研究的。”可见，岩仓使节团的出访正值日本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因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在送行时也说，各位乃是“国家柱石”，“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云云，并且勉励使节们“代君行事”、“各奉钦旨，同心协力”。
与美欧贸易谈判受挫
使团搭乘美国邮船“亚美利加”号横渡太平洋，于1872年1月15日抵达美国旧金山。其后沿铁路东进，2月25日到达华盛顿，开始与美国谈判。美国认为日本大使没有国书和全权委任状不能谈判。岩仓只得一面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回国取国书和委任状，一面继续与美国交涉。日本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建议。美方则认为关税自主权的归还要有先决条件———开放日本内地。双方各执己见，无法达成协议。当大久保利通携带国书和委任状再到华盛顿时，双方交涉已经停止。
对欧美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
使团历访欧美许多国家，拜见了各国首脑，考察了政府机关、议会、法院、港口要塞、兵营、农牧场、学校、报社和各种社会福利设施，参观了名胜古迹、博览会等。
使团对“文明中枢国”———英国印象特别深刻。自1872年9月28日起，大久保利通等人就巡览了英格兰、苏格兰许多地方，包括法院、监狱、学校、贸易公司、工厂、造船厂、钢铁厂；他们仔细观摩了造纸器械、毛织品、丝织品、银器、玻璃等；连煤矿、盐场以及古寺古城等也无所不至。他们每到一地，看见黑烟冲天，无不设有大小工厂。这使他们认识到英国富强的原因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海外贸易。大久保利通一回到国内，就提出了要以英国为榜样的《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他说：“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
在德国，使团成员参观了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以及兵营、大学、博物馆等。1873年3月15日，大久保利通出席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招待会，听了俾斯麦讲述个人经历和普鲁士从小国发展到德意志帝国的统一过程，并深受感动，对德国统一时使用的“铁血政策”非常欣赏。大久保利通认为，日本要以德国为榜样，以实力对抗强权，要着重内治。
使团的木户孝允在1872年1月25日写给国内文部省官员的信中谈到，他们所经过的西方市井街道，间有所闻，与自己的想象并无特大差异，但是有关学校和工厂的情况，却“痴笔难尽”。他急切地说：“如果对后人子弟的行为，不予以格外重视，那么日本国家的保安是没有指望的。”“为了防范10年以后的弊病，只有兴办真正的学校。”他提醒日本国人：“我国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他激励日本人：“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
岩仓使团从1873年5月至9月先后回国。回国后，与使节团随行担任记录的久米邦武将把这次欧美考察的实录整理成书，标题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于1878年出版。该书中许多重要内容成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课程。
摘自：《环球时报》 (2002年12月16日第十九版)
四、目标极其明确的德国宪政考察之旅
明治十五年（1883年）伊藤博文受命到德国考察宪政问题，为日本立宪做准备
明治十五年天皇敕令：
“朕履行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诏旨，创立立宪政体，其规模已经初具，但其经营实施，有斟酌各国政治以备借鉴必要，所以现在派你去欧洲立宪各国，与其政府或硕学之士相接洽，观察其组织乃其关系，以完全了解立宪政体。兹以你担当特派理事之任，期望你不辞辛苦，负担此重任。”
伊藤博文在德国的书信：
“抵欧以来，虽然只有两个半月，但已在德国和著名的宪法学者格乃斯特每周做三次谈话，此外更请一位法学家从德国宪法以至政府之组织地方自治之界限，依照法学上的顺序，每周做三次演讲，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可供诸公浏览。格乃斯特、史太因两人为当今之大学者，著述浩瀚，是各国学者所特别称赞的人物。但考察两人的主张，皆有守旧的倾向。昨日也曾与史太因会面，他的学说中掺和了英、法、德3国之国体及其国学者等所主张的学说，颇让我觉得扞格不入。”
至岩仓具视：
“国权研究已逐渐进行，在两个半月之内，已觉领会其大要。若单就一部宪法进行研究很难有作用，而且也绝不能了解宪法，所以不能不研究政治组织，虽然不能阐精发微，但是大纲要领还应当调查，因此颇费周折。其他方面值得赞美和学习之处的确有很多。这不是像日本国内那些不了解外国的迂腐书生，只知道翻译书中的字义，说此为何国之宪法，此为政府之组织，这只会误导民众。根据其国之沿革，熟知其事之实际情况，对各种相互矛盾的议论进行辨别，亲自听取他们的讲说，也是非常快乐的事。”
五、小结：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比较
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是沿着传统的科举道路进身的，他的知识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经、史、子、集。尽管他接受了鸦片战争后的“经世之风”和“经世之学”的影响，但“经世之学”一般是指传统文化中相对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经济”之学和其他切于社会民生实用的“实学”，“经世之风”一般是指传统文化中讲求经国济世、识时知变、重视实学、学以致用的一种士风和学风。它们本身不是“新学”，也不含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新内容。随着西学的不断传播，光凭这种传统文化而不直接广泛吸取西学，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学派。据李鸿章的幕僚范当世说，李在直隶任内，喜看《管子》，甲午战争后喜看《庄子》。再从李鸿章留存的众多著述来看，他一生言事论政一般都只限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范围内，对西学的了解和称引始终停留在非常浅薄的水平上。
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的开阔和新颖的多。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不断从洋学中获得启益。1863至1864年间，他曾留学英国。时日虽短，但得来的知识和见闻，比之留学之前所学已有霄壤之别。伊藤博文亲眼看到英国的“统一”和“隆盛”，便决心回国后“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与李鸿章的“盛年不学”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据记载，他“不断的读书研究，以致做了总理大臣后，他依然驱车至丸善书店看书。”为政很忙时，也手不释卷，“对于外国的新闻杂志等他亦极要看”，尤注意“关于远东的纪事”“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官阅览”。他很爱看《拿破仑传》、《彼得大帝传》等外国“历史传记之类”的书籍，从此类的书中“得到了政治的暗示不少”。他后来承认，“以前实施了的海防献金和保安条令，均是取法于《加富尔传》和《俾斯麦传》⑸。
显然，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⑹
在维特评价李鸿章5年之后，伊藤博文于1901年9月获赠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学位。
世界近代史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际联系、国际交往的增多和国际竞争的强烈。一个国家的近代化，从国际关系来说，就是一种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并自立于世界的过程。因此，当政者具有时代意识和世界眼光对实现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认为，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要高出一筹，但是，清末的对外关系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李鸿章虽以“善待外人”著称，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负，大清王朝重臣的地位，使他长期足不出国门。他只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才被迫出洋。先是求和于日，继而乞援于俄。1896年他由俄赴德访问时，德国内大臣欢迎时说：“唯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⑺亲昵之中不无辛讽之意。而伊藤博文在青年时就“好和外人接近”。他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却比李早33年。留英归国后的40多年间，他又四下西洋，四来中国，总计在欧美考察的时间共达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势和各国的情形。
李鸿章向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见称，政治才能也许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或如有的日本论者所说，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⑻。然而李鸿章的世界识见和近代头脑肯定在伊藤博文之下。近代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原则和势力均衡政策等内涵。岩仓使节团1873年访德时，俾斯麦告诫说，方今世界各国实际上“是强弱相凌”。毛奇告诫说，万国公法完全“系于国力强弱”，“唯守公法者，乃是效果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⑼伊藤对这些说教心领神会，奉守唯谨。而李鸿章虽说过“洋人论势不论理”的话，甚至在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鲜局势破裂时，他仍沉湎于“万国”“问日开衅之罪”和“俄人兴兵逐倭”。显然，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对于国际关系的明察和识见，是特别高人一筹的”。近代国家思想包括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方面的内涵。别的方面内容不讲，单就近代法制观念而言，李鸿章也无法与伊藤博文相较。伊藤博文是一位被称为“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鸿章基本上是中国的“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观念的承奉者，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他对确立近代法制始终缺乏认识。1873年，当李鸿章不知近代法制是何物时，作为岩仓使节团副使、从欧美考察归来不久的伊藤，便负责“调查政体”，以期制定“建国大法”。尽管他不赞成自由民权运动，但他认识到“不平士族的蹶起，和世界思想的影响”有关，认定“立宪思想为世界的大激流，非有司之所可抑制的”⑽仍坚持他既定的“立宪”思想。伊藤博文对近代宪政知识的追求，在1882至1883年赴欧考察中可见一斑。他在德国，与著名宪政法学家格乃斯特（今译古纳依斯特）每周交谈三次，此外更聆听法学家斯泰因的法学课程，“从德国宪法以至政府百般之组织，地方自治之界限等，依照法学上之顺序，每周作三次之讲演考究”。他在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⑾可见，伊藤博文的近代头脑和虚心“求知识于世界”的态度，是不脱中国封建官僚虚骄之气的李鸿章所绝难比拟的。
摘自：刘学照：《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19世纪中日近代化轨迹的投影》
第二篇伊藤博文:日本“国父”伊藤博文当年被杀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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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伊藤博文，1909年的这一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身亡。伊藤博文当时是身中三枪，后因流血过多而死去，临死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浑蛋”。当时他已经知道了是朝鲜人刺杀他，所以非常生气，为什么呢？其实伊藤博文个人是反对日本吞并朝鲜的，他认为日本只需要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就可以，没必要非得吞并它。但安重根与所有渴望独立的朝鲜人都认为，无论是殖民统治还是直接吞并，自己都将沦为亡国奴，这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而当时对朝鲜进行残酷殖民统治的太上皇就是伊藤博文，所以安重根在1909年时毅然决然地刺杀了伊藤博文，成为朝鲜的民族英雄。就在伊藤博文被刺杀的第二年，也就是1910年，日本就正式吞并了朝鲜，如果伊藤博文还活着，朝鲜也许不会那么快就被日本吞并。其实殖民与吞并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实质上是一样的，朝鲜人民均遭到了残暴的殖民统治。
伊藤博文当年在日本的地位非常高，他的名字一说出来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在日本人民心中，伊藤博文是“国父”（Founding Fathers）级的人物，他的地位和丰臣秀吉有点儿相近。美国当年也有一批“Founding Fathers”，就是那些在费城签署《独立宣言》、制定出《宪法》的一票人。日本也一样，日本明治维新的“九大元老”也被称为“国父”，尤其是伊藤博文。日本的这些“国父”在明治维新时期都起到了各种不同的作用，有军事上的，有政治上的，有外交上的，当时伊藤博文制定了日本的宪法。大家知道，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对日本人民是最最重要的贡献。伊藤博文早年曾留学英国，学的是海军，后来又到德国研究宪法，所以他是宪法专家。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就推行彻底“脱亚入欧”，可谓“万象更新”。为了表示“脱亚入欧”的决心，日本还废止了中医。中医在日本叫“汉医”，到今天我们还是中医、西医并行，中西医结合，而日本为了彻底西化，就连这个在日本传承了上千年的“汉医”都废止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幕府时代，幕府时代最高的管理者叫“关白”和“征夷大将军”。明治维新以后变成了现代政府，要实施君主立宪，要有首相。伊藤博文不但制定出了日本的宪法，还出任了日本现代政府的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总共当了四次首相，还做了好几次枢密院议长，所以我觉得伊藤博文对日本的整个近代化、对日本的整个明治维新起到了第一重要的作用。
在伊藤博文任首相期间，中日实际上正在对赌国运。日本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而中国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被打开了国门，但这头“睡狮”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才被惊醒，开始了洋务运动。所以当时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始革新，如果从时间上看中国开始得还要稍早一点儿。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洋务运动。而日本是在四年以后，也就是1868年才开始明治维新。日本的基础还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当时GDP总量明显要比日本高出许多，但是从1868年开始，日本因为改革得彻底，整个民心士气高涨，国运蒸蒸日上。在伊藤博文任首相期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中日两国通过战争对赌国运。如果当时中国赢了，中国的洋务运动胜利了，中国走向君主立宪，那日本就失败了，就彻底完了。但是日本赢了，明治维新成功的标志就是日本战胜了中国，通过签订《马关条约》，日本拿到了中国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这次谈判也是由伊藤博文作为全权代表，和李鸿章谈的。伊藤博文在谈判时可谓盛气凌人，日方提出的要求李鸿章必须完全服从，因为在谈判期间大家意见不一致，李鸿章还被打伤了。最后《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向日本赔款两亿两白银，并且把辽东半岛、台湾都割让给日本。后来在俄、法、德三国的强行要求下，日本又把辽东半岛还给了中国，因为他们也不希望日本太强大，但是日本因此又多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白银。
当时日本一年的岁入才几百万两，而它居然一下子拿到了相当于数十年国家岁入的这样一笔巨款。这笔巨款让日本一下子发展起来，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我在靖国神社里看见过一张图，讲的就是这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如何分配，大概用九千万两筹建了海军，这九千万两当时能把英国皇家海军全部买下来。日本还用了其中大量的钱来办教育，它们极为重视发展教育，明治维新结束以后，日本的成年国民识字率已经达到了54%，几乎十倍于中国，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给的这两亿三千万两银子促成的，不然光靠日本自己那点儿收入什么也干不成，日本由此一跃成功。十年以后，日本又去跟俄国赌国运。俄国还不像中国这种衰老的帝国，当时是一个比日本大无数倍的欧洲大强国，但用我们的钱建设起来的日本海军已经是世界一流的海军了，最终日本海军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以及波罗的海舰队主力，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
日本在伊藤博文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时代。后来伊藤博文还做了朝鲜的统监，“统监”就相当于总督，实际上就是朝鲜太上皇。由于伊藤博文对朝鲜进行了罪恶的殖民统治，所以爱好独立的朝鲜人民就想要刺杀他，最后在哈尔滨的朝鲜义士将伊藤博文刺死。伊藤博文时代自此结束。（高晓松著）
第三篇伊藤博文:伊藤博文
热度：52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
年代：近代亚洲
生卒年：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
职业：政治家
历史评价：伊藤博文是使日本迈进现代化国家、成为近代世界列强之一的功臣，但其一贯奉行对外扩张政策。
网友印象：李鸿章好友
生平：幼名利助，字俊辅，号春亩，本姓林氏。林氏是太祖出于日本第7代君主孝灵天皇之苗裔，越智宿祢姓河野氏之支流。1841年10月16日（天保12年9月2日）出生于日本国周防州熊毛郡束荷村字野尻（今日本国山口县光市束荷字野尻），为山村的贫农林十藏的嫡子。母亲是秋山长左卫门的长女，名琴子。他的父亲林十藏被长州藩中间（是武士与农民中间的身分）水井武兵卫收为养子而改名为水井十蔵。
伊藤博文
水井武兵卫被长州藩足轻（是下级武士的身分）伊藤弥右卫门收为养子而改名为伊藤直右卫门。因而水井十藏是再改名为伊藤十藏。并被选为继承人，其嫡子林利助遂继姓伊藤，并继承于足轻的家。早年曾入吉田松阴创办的松下村塾学习，并与井上馨等人一起秘密经清帝国前往英国，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导师亚历山大·威廉·威廉姆逊。（参见“长州五杰”）
在英期间，了解到英国战舰炮轰萨摩藩，于是回到日本，回国后发现长州藩也被炮轰了，即加入长州藩军队，反对幕府统治，主张“开国进取”。明治维新成功后，在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细田道一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历任外国事务局交涉员、判事，兵库县知事，会计官权判事，大藏少辅兼民部少辅，工部大辅等职。1885年12月根据他的建议废除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开始起草宪法的任务。被誉为“明治宪法之父”。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为樟树湾隧道亲题的“开物成务”四字。
1894年，伊藤博文参与策划了日本对李氏朝鲜王国的侵略和清日甲午战争，战后与清帝国签订《马关条约》。1896年，伊藤博文为台湾樟树湾隧道亲题“开物成务”四字，刻成石碑，是伊藤博文在台湾唯一墨宝。
1898年，戊戌变法时前往北京访问，面见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提供改革方针。政变后，参与救援被捕的黄遵宪，并协助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
1900年，加入八国联军入侵清帝国，镇压清帝国的义和团之乱。创立政友会，自任总裁，开日本两党政治的先河。
1905年，日本在日本海海战（对马海峡海战）获胜后，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第一任韩国统监，并于1907年迫使大韩帝国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将大韩帝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但是伊藤博文本人反对立刻合并大韩帝国，在1909年7月决定合并大韩帝国的内阁会议上他便公开表达反对立刻合并，表示“目前还没完成讨伐匪贼”“合并大韩帝国是长期问题”，这与许多参与日本对韩政策参与者的想法并不同。
1909年10月，为解决日俄争端，伊藤博文到清帝国东北与俄国财政总长谈判，当他乘坐的火车在10月26日9时抵达哈尔滨车站时，被朝鲜民族主义者安重根刺杀身亡。反对立刻合并朝鲜半岛的伊藤博文遇刺身亡，导致主张立刻日韩合并的一派成为日本对韩政策的主导者。
死后，在日比谷公园举行国葬。
评价
伊藤博文是使日本迈进现代化国家、成为近代世界列强之一的功臣，但由于其一贯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在日本国内外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而伊藤博文的性好女色也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他曾写有“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章句。
李氏朝鲜末代傀儡太上皇高宗诏曰：“太子太师伊藤博文，禀英灵之气，具匡济之略。挽回时运，发展文明，不惮贤劳，匪躬自任，屹然为东洋之砥柱。尝以平和大局为主，尤惓惓于韩日关系。曾年往来我邦，扶危济艰，专仗弘猷。顷以统监常驻阙下，随时晋接，殚诚启沃，旋膺太师之任。辅导我东宫，开进睿学，靡不用极。邵龄修程，伴行巡览，余惫未休，继有辽满之行，尚冀克日利旋，长资倚毗。岂意变生不测，噩报遽至，震悼痛衋，曷有其既。故伊藤太师丧，特遣义亲王堈致祭会葬，葬需令宫内府输送，特赠谥文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