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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粟裕一:战神粟裕
粟裕是湖南会同县人，侗族，新中国开国大将。作为一名优秀的职业军人，他却是湖南第二师范学校毕业生。跟陈云和陈赓比起来，粟裕的起点是非常低的。在他夫人楚青的印象里，“除了排长，军中从班长到总参谋长几乎所有军职粟裕都亲任过，他是一个完全依靠战绩战功，从基层点滴成长起来的开国将领。”从士兵干到无冕元帅，这不仅是他个人奋斗的结果，更是时势造英雄。按现在的情况，科员干到国家级领导，单年龄就逼得你必须出道早，并且职务确保平均每两年升一级。故此你只有这个地方蹭一下、那个地方蹭一下，板凳还没坐热就必须抬屁股赶路，否则退休前你也休想达到那个高度。言归正传，粟裕号称“常胜将军”，他的战功都有哪些呢？细数起来，粟裕指挥的战役比较经典的有四个：苏中战役，血战孟良崮，淮海战役，上海战役。
苏中战役七战七捷让粟裕一战成名。1946年，从7月13日至8月31日，粟裕以3万余人的劣势兵力迎击国民党军12万精锐的进攻，连续作战7次，并且7次获胜，歼灭敌军5万余人，被解放区军民誉为“七战七捷”。这个美誉让人不禁想起诸葛孔明“七擒七纵”孟获的典故。如果说冷兵器时代的“七擒七纵”玩的是心机，那么热兵器时代的“七战七捷”玩的就是心跳。话得从头说起，蒋介石为什么能在一次次军阀混战中反败为胜，原因就是他占据了富庶的华东，而不是贫穷的中原或偏远的东北。基于华东的重要性，蒋介石把华东作为主战场和军事重心。而粟裕的部队就存在于这样一个地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粟裕这支部队的处境可想而知。陈毅主张“外线”作战，催粟裕带部队西进淮南。而粟裕主张“内线”作战，坚持要留在苏中。这看似是战略分歧，其实不难看出陈毅担心这支部队继续留在苏中会被蒋介石吃掉。双方争执不下，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也拿不定主意，让他俩各打个胜仗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其实毛泽东是想等局面更加明朗一些再作决定。结果粟裕用“七战七捷”的战果来告诉蒋介石他是根硬骨头，同时也证明了部队留在苏中的正确性。毛泽东很高兴，在粟裕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各区仿照办理”。
血战孟良崮，粟裕灭了国民党王牌整编74师，有两个人没想到。电视剧《粟裕大将》将这次战役的经过描述得很详细了，我在这里只说一个细节。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分三路齐头并进、来势汹汹想一举搞死粟裕，张灵甫的整编74师是精锐中的精锐，全部是美式装备，牛气冲天，可是这次行动却被安排在中路，两翼护着他。有人说粟裕得手是因为张灵甫犯了兵家大忌——孤军深入，其实他只是稍形突出，并且随即又缩回去了。74师是被粟裕从敌人的重兵集团中挖出来消灭的，属于“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让我说得形象一点，张灵甫像只乌龟只是偶尔从龟壳从探出头来，就被眼疾手快的粟裕一钗子给钗住了。捷报传来，毛泽东说：“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我毛泽东本人。”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略决战唯一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粟裕作为具体运筹指挥淮海战役的五人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之一，除了是这次战役的主力，还是这次战役的主脑。在淮海战役前、战役中，他三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建立统一指挥体制的建议，将淮海战役发展为战略决战的建议”，“小淮海”发展为“大淮海”，使战役进攻发展为南线的战略决战。在战役指挥上力求先解决黄维兵团，从而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最终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歼敌55.5万余人，而粟裕指挥的华野部队有16个纵队、1个军、3个军区部队，占淮海战役参战部队的70%，歼灭的国民党军占歼敌总数的80%。斯大林得知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后在笔记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1949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跟毛泽东说淮海战役不可思议，毛泽东告诉蒙哥马利，他的这些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上海战役，毛泽东给粟裕出了一个难题。1949年4月20日至21日，粟裕的部队渡过长江后，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兵临上海城下。毛泽东让粟裕解放上海但不能打破打烂上海，这好比瓷器店里抓老鼠，既要抓住老鼠，又不准损坏瓷器。粟裕没有犯难，他认真对比了攻取长春和天津的经验，最后认为最可行的办法是攻击吴淞，既可以截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又能吸引市区守军前来增援，有利于我军在野战中大量歼灭敌人，从而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这个投鼠忌器的决定让粟裕吃了苦头，正当他准备放弃“引蛇出洞”而进行“直捣黄龙”时，忽然接到上海守军将全面撤退的情报，于是决定提前发起总攻，并再三提醒攻城部队：“进入市区作战时，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国民党溃不成军，战斗很快结束了。粟裕命令部队不准扰民，士兵们没找到公房休息就睡到街上或屋檐下，相比国民党军队败退时的顺手牵羊，高下立判。
抗美援朝，毛泽东最先点将粟裕，为他搭建好超强班底，其中有毛泽东终生信任的肖劲光和后勤保障工作最出色的李聚奎，可惜粟裕因为伤病不能参战。然后毛泽东想到了林彪，林彪还是因为生病不能参战。第三才想到彭德怀。从这顺序就能反映出他们三人在毛泽东眼里的战斗力。粟裕和林彪是公认的毛泽东五虎将中最有战斗力的两个，他们俩其实也惺惺相惜。林彪一直关注粟裕，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总是表扬粟裕，让善于揣摩上意的林彪不得不重视粟裕。另一方面林彪也是真心佩服粟裕，他曾经跟刘亚楼等部下说，他和粟裕的风格不同，因为他一直在中央周围属于拱卫京师的大内侍卫，所以必须谨慎，没有百分之百的胜算不敢打，而粟裕不同，粟裕一直在国统区，好比是钦差大臣，活动相对自由，可以冒险，有百分之五十胜算的仗就敢打。粟裕在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里，对林彪的批评也只是重复陈毅的话，没有爆什么黑料。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古诗的意思我们都懂，姑且不谈论战争的残酷，不谈论决策者的好大喜功，不谈论指挥者的揽功推过。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军功是会累积起来的，不管你看与不看，它都在那里。一直盯着它看的人，最终会因为居功自傲没有好下场；而从来不看它一眼的人，也未必就得于善终。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像废话一样的真理。
有人说粟裕智如张良、才如韩信、义如关羽。粟裕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才能是与“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韩信比肩的，但是贪婪不如韩信，反倒像张良但又不完全像张良，张良功成身退，粟裕只是谦让。韩信打下齐国就想做齐王，向刘邦开口要官，气得刘邦上蹿下跳。粟裕虽然是华东野战军事实上的司令，但是他头上一直顶着一个名义上的司令陈毅。陈毅自己都承认军事斗争依靠粟裕，他自己更多是起到了一个政治委员的作用。并且在解放战争3年，陈毅只在华东野战军待了不到1年时间。粟裕头上放着陈毅，不知道是毛泽东的主意，还是粟裕的坚持。毛泽东曾经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毛泽东话里的历史细节我就不展开说了，至于有人不满意1955年授衔闹情绪要跳楼，我也没有看到相关史料。不过听说许世友曾经理直气壮向周恩来索要大将军衔，被周恩来一句话给顶死了。周恩来说，粟裕也只是封了个大将。
其实，除了赫赫战功，少数民族身份对粟裕封元帅也很有利，如果当时确认他是侗族，按我国的民族政策，粟裕毫无疑问会是新中国的侗族元帅。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是侗族，连毛泽东都怀疑他不是汉族了，他还以为自己是汉族。原来他的先辈早年因为害怕被欺负，把会同粟姓由侗族改为汉族。
很多人对粟裕只封了大将都感到惋惜，有个叫张雄文的作家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来论证粟裕当元帅是够格的。这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粟裕对功劳的态度一直是谦让的。当仁不让是一种责任担当，但是如果谦让职权而不减为民工作，那么这种谦让就是一种团结同志的技巧和淡泊名利的胸怀。我想说，那些急着为粟裕“要官”的人，请不要用自己心里的“墨汁”去玷污粟裕的一片冰心。但是如果真的是传说那样，粟裕让出元帅衔是被做思想工作后的决定，那么我只好说粟裕这位同志还是有大局意识的。真相到底如何，在历史档案解密之前，难以猜测。正如一位美国作家所说，中共高层的活动很神秘，就像一出哑剧，舞台上幕布从地板往上卷起一小截，刚好能够看见脚，你所能看到的只有各种脚以及脚步。
我个人猜测大家惋惜粟裕没封元帅，大概还因为粟裕在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上被彭德怀等人搞了。我的逻辑是，人们通常同情弱者，尤其当一个已经让出本该属于他的利益和荣誉以后还被加害，人们就更加同情弱者，为他所作出的牺牲感到不值，甚至对强者表示愤怒。粟裕先后在会上检讨了八次，第八次由他夫人楚青代笔才获得通过，当时他还不明白被放过的真正原因，他对楚青说“还是你有办法一写就通过！”，然后又说“看你把我写成什么样子，简直不成样子！”其实检讨获得通过不是因为楚青忍痛糟蹋丈夫让会议主席台上的人于心不忍了，而是毛泽东最信任的海军司令肖劲光在回答毛泽东提问时说的一句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且这个消息传到了陈毅耳朵里。肖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这件事对粟裕打击挺大的，可以说是死不瞑目。而说起原因，知情者杨尚昆说，“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和聂，半个是陈。”
粟裕跟彭和聂结下恩怨是他到北京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时，因为战争年代他们各自在自己“地盘”奋斗，无暇勾心斗角。粟裕朴实无华，不善迎合的处事和待人原则是不适合混机关的，关于这点或者他不知道，也或者他知道，但是毛泽东点名要他去，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没得选。在人际交往上，粟裕对上级尊敬拘谨，只有工作关系，而无私交往来。一般小兵这样做，顶多是换来一句这个仔没有发展前途。偏偏粟裕有巨大的功绩背景，于是给人一种居功自傲的感受。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粟裕这样的待人处事原则逐渐让人不爽，于是难免有人要教训他。60年代，粟裕和陈赓同在上海疗养，一天两员大将在日光室聊天，陈赓分析粟裕被整的原因，说：“中国历来有两大忌：一忌功劳太大，能力太强；二忌不迎合，不吹拍。你老兄这两忌都犯了，怎么会不倒霉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出奇制胜的孟良崮战役让粟裕威震敌胆，同时也让他与许世友结下了恩怨。许世友的战役意识和战斗协同意识是很差的，他在孟良崮战役中抗命和摔电话，在以后的济南战役中，逞个人英雄主义，搞什么“助攻”变“主攻”，预备队变主力等等，不考虑战区指挥员粟裕的作战意图，搞得前线将领不知道谁指挥谁。虽然济南战役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粟裕决定将许世友“撤职查办”，把他的部队也编给了宋时轮。许世友是什么性格，整个就一TNT啊，要不是自己确实理亏他会善罢甘休？许世友不闹并不代表他心里没气，当然没有史料明说他后来搞粟裕，但是通过这件事却看出粟裕的做事风格会得罪一些人。
1984年2月5日，粟裕病逝，享年77岁。追悼会上，有人这样概括粟裕的一生:“一心为民，两让司令，三次先遣，四过长江，五人总前委之一，六次负伤，七战七捷，八省征尘，九死一生，十大将之首。”我认为不仅有意思，还相对准确。
粟裕的故事就讲到这，接下来谈谈我的感受。首先，毫无疑问粟裕是一个战神，他的智商是很高的，但是情商未必高。他耕耘华东那“一亩三分地”耕出了袁隆平杂交水稻的亩产。但是在驰骋南北上看，他跟林彪比起来差一点。他的处世哲学跟林彪是不同的，林彪是唯毛泽东意志为圣旨，无论对错很少有反驳，粟裕却经常迫使毛泽东接受他的观点，虽然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但是他在毛泽东心里是比不过林彪的，因为他多少给人“这孩子爱思考，不怎么听话”的印象。其次，走对的路、做对的事，粟裕前半生是战斗的、也是辉煌的，因为他的才华主要是军事才华；而后半生除了文革期间被当成死老虎靠边站，此前他到中央去上班是错误的选择，如果他留在地方工作结果会好很多，因为他不适应大机关的尔虞我诈，他的特长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交际。我虽然不能看见他在中央军委工作各种难堪的样子，但是由于有类似的经历使我几乎是感同身受。我一直在基层机关工作，但是整天看见芝麻绿豆大的官在耍威风、明争暗斗，渐渐感到不懂吹拍、不善迎合的自己日子也混得很艰难。当然我也有反省是不是我的风格与这边的风气格格不入、与官场文化格格不入，但是一直没有答案，也一直没有改善，不是我不愿意妥协，而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妥协。桀骜不驯是骨子里的，是与生俱来的，看来改不了了。唯一的改变是我变得越来越沉默，任凭别人怎么喧闹，我保持着安静与微笑，也许这就是我所以内秀，所以让人又爱又恨无可奈何的原因吧。
冷杉，2014年7月28日。
战神粟裕二:战神粟裕：深度揭秘共和国十大将之首戎马生涯
战神粟裕：深度揭秘共和国十大将之首戎马生涯
2014-06-24 17:58搜狐读书
书名：战神粟裕
作者：关河五十州
出版：现代出版社
内容简介：
大将粟裕对战场有种天才般的敏锐感知，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堪称一代战神。他运兵奇巧、用势奇险、胃口奇大、胆识奇绝，达到兵家“上兵若水”的最高境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本书作者，军事题材畅销作家关河五十州重磅推出战神传记，用通俗化的笔法，还原了粟裕这位杰出军事家传奇的戎马人生，对粟裕的军事指挥艺术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并揭秘了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极强的代入感，让你体验战场的紧张和残酷，领略战术高手对决的精彩。
作者简介：
关河五十州，原名赵劲，畅销军事纪实文学作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颇深，代表作有《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一寸河山一寸血》《铁血雄兵川军团》《战争从未如此热血》等，在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拥有粉丝无数。
目录
第一章不归之路 //001
教官的一番训导给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却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够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第二章大家拼的是本事 //023
打游击，就要培养一只只能在野外生存的独狼，老绑在一起怎么行，不过粟裕也意识到，这事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独狼的特性是更为灵活机动，可以不需请示，见到食就上，随时消灭敌人和补充自己。
第三章偏向虎山行 //045
从新四军的实际情况出发，粟裕非常强调打弱敌，这也是他自红军时期就形成的一个经验。他还为此打了一个比方：假如敌人是一只螃蟹，弱敌就是螃蟹的软肚皮，打螃蟹要先捅这个。
第四章大海从鱼跃 //071
粟裕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元，放在一名学员的枪上，并下达口令：“击发！”学员扣动扳机，枪身一振动，铜元应声落地。
粟裕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同样在放好铜元的情况下完成击发动作，几次击发，铜元纹丝不动。粟裕放下枪，走了。除了口令，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教导队的人都被震动了。
第五章一物须用一物降 //093
一天两夜，反复行程两百多里，有的临时转移来的人员还多走了一天，这样的艰苦行军，野战军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机关人员来说，实在是非常了不起，表明粟裕所领导的指挥机关已经完全实现战斗化和游击化。
粟裕和苏中军区机关始终是南部寻歼的主要目标，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他们一次都没有遭遇到日军袭击。
第六章两军相遇勇者胜 //115
共产党的思想工作是一绝，日军要么不被俘虏，俘虏了十有八九都会加入“反战同盟”，自觉自愿地对日军展开政治攻势。正当车桥战斗相持不下时，苏中“反战同盟”成员松野觉冒着枪弹，主动上前要求劝降，但在喊话时被子弹击中头部身亡。
第七章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137
战争年代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下级向上级提建议，同样的内容，只准提三次。粟裕连续三次上书，最后一次，甚至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
现在战机果然出现了，粟裕急电报告：“此乃一良机也，不可错过。”
毛泽东随即指示：“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指苏中战场）。”
第八章棋逢对手 //163
所谓“慈不掌兵，情不立事”，善战之将，平时有哪个不爱兵，可作战时如果有太多的恻隐之心，就会耽误事。粟裕在大兵团作战时就曾有过一个规定，即当激战正酣时，不允许各级部队长报送伤亡数字，以免部队长一时心软手抖，作战命令执行不下去。
第九章砸碎珍珠换玛瑙 //197
顾祝同是粟裕在三次天目山反击战的对手，也是他的手下败将。在对华野全军讲话时，粟裕说薛岳用兵“尚机敏果断”，称得上是军事干才，而顾祝同只是个庸才，现在老蒋以庸才代替干才，对解放军而言，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
第十章不是冤家不聚头 //237
毛泽东有个习惯，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但当获知粟裕前来时，他破例走出门外，并同粟裕长时间握手。
经过中央集体讨论，粟裕的建议最终以军委命令的形式确定下来。毛泽东不是一个轻易能被说服的人，而敢于对毛泽东反复提出意见并为他所接受的，在解放战争的历史上，粟裕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第十一章风头如刀面如割 //285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素以美械装备和飞机坦克夸耀于人，殊不知，其实这正是导致他们落败于战场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的国情，军事上学德国可以，学日本可以，唯独不能学美国，因为你没那本钱。
国民党军拥有的美械装备其实并不多，能够武装出来的也不过是几个美械军，坦克飞机则因数量过少而根本形不成足够的战斗力，最糟糕的是，以当时关内的工业水平，这些装备一件都制造不出来，也就是说，抗战时美国人一共给了多少武器，打完就算完，毫无可持续性。
第十二章钟山风雨起苍黄 //349
沿岸老百姓围着看热闹，觉得这些解放军是不是疯了，因为所做的事在他们看来，简直毫无意义。他们不知道，正是通过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重复演练，几十万北方兵不仅学会了在跳板上飞奔来去，在船上“站如松，坐如钟”，还知道一百吨重的木船上应该放什么武器，两百吨重的木船又该放什么武器。
精彩书摘：
第一章不归之路
多年之后，王耀武一定还能记起一场名叫谭家桥的战役，在那场他亲身参与的战役中，红军牺牲了一位卓越战将—寻淮洲。
寻淮洲曾任红七军团军团长，他担任军团长时，只有21岁，比林彪还年轻，是当时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寻淮洲如果不死，凭其战功、资历及其善战之名，新中国成立后封将拜帅完全没有问题。
那时候粟裕还只是军团参谋长，王耀武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正是这个看似瘦小、貌不惊人的幕僚长，日后不仅替战友报了折戟的一箭之仇，而且翻江倒海，成了他本人乃至整个国民党军队的克星。
这是一个天生与战场有缘的人。
人各有志，有时候这种志从小就能看得出来。《红楼梦》中，贾政要测试儿子未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出来，让贾宝玉抓取。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宝玉什么都不碰，伸手就把“脂粉钗环”抓了过去，为此还换来贾老爷一声臭骂：“酒色之徒耳！”
如果让年幼时的粟裕来抓，他紧紧攥在小手里的，也许只会是一件东西—剑！
只要“神”还留着
作为传统的古老兵器，剑代表着侠客风范和男儿血性。佩剑之人，可以云游四方，除暴安良，好不快哉。
剑客的梦想，支撑着粟裕的整个童年时光，其间还少不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他叫阿陀。
粟裕虽不是出生于贾府那样的钟鸣鼎食之家，但家境也堪称富裕，阿陀就是受雇于粟家的一位青年长工。
有一种说法，说民国其实是中国武侠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涌现出了霍元甲、杜心武等一批武侠技击高手，就连近现代武侠小说的源头也正是从此处发轫。那时候的人们，比现在更热衷于谈论武侠和剑客。
阿陀显然自己就是个武侠迷，他成了少年粟裕的启蒙老师。从阿陀那里，粟裕知道了许多蜚声民间的好汉名字：“草上飞”，这哥们儿轻功了得，能飞檐走壁，尤其擅长在草尖上借力飞奔；“一枝梅”，此君牛就牛在每次替天行道后，必要在墙上画一枝梅花作为记号……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听着这些故事，小粟裕激动得血脉贲张，不能自已。
想做一名新生代剑客吗？练吧！
“草上飞”训练秘籍：用沙袋捆在腿上，通过不停地跑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身轻如燕，展示“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奇迹。
“一枝梅”训练秘籍：找根一丈长的竹竿，只留一头的竹节，其余全部打通灌沙，这叫“狼牙棒”，一旦练熟，离替天行道兴许就不远了。
在阿陀的带领下，粟裕乐此不疲，经常练到汗流浃背，筋骨酸痛也不肯停手。
直到有一天，一件新玩意儿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
那是阿陀做的一把“枪”。原料为一个子弹壳，钻洞后放入火药，再添沙子，点燃后沙子就能喷射出来。
粟裕用此“枪”瞄准“假想敌”，一击即中，顿时把他给乐坏了。
原来枪比剑更厉害！
冯骥才在小说《神鞭》中，描写了一个会用辫子格斗的天津好汉傻二，被称为“神鞭”。他后来发现洋人的洋枪威猛，就毅然割去辫子，并练出了双手使枪、百分百中的绝活，为此还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不论嘛新玩意儿，都能玩到家。”
武侠也得随时代进步哇，只要“神”还留着。
19岁那年，粟裕终于得到了一支真正的枪。此前，他是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几个同学合着凑钱买了一支驳壳枪和两百发子弹。
第二年，也就是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粟裕和一些同学投向武汉，加入了中共控制的第24师教导队。
粟裕不是军校科班出身，他所受的军事训练，即从教导队开始。
一到教导队，教官就向这些学生兵发问：“艰苦和死亡相比，哪一个更难受？”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回答：“死亡更难受。”
教官立即纠正：“不对，艰苦比死亡更难受！”
接下来，教官的一番训导给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却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够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武侠小说里吃个丹药就能功力大长那么轻松，只有一轮又一轮艰苦的打磨。
第24师师长是北伐名将叶挺。某次作战，因兵力悬殊，士兵纷纷退却，叶挺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无济于事。这时突然传来消息：“叶挺师长来了！”
众人立即止步，转身向敌军发起冲锋。一个营长原先只是受了点轻伤，正哼哼唧唧地要下来，一听叶挺来了，赶紧跳下担架去打仗。
叶挺督军练兵，就一个字：严。
一般军队是“三操两讲”，教导队加量加价，为“四操三讲”，即每天要多出一次操，多上一堂课。学生兵的军事动作稍不合乎要求，便被勒令重做十几次，为了达到标准，一排、一连的人常常要连续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队伍整齐划一为止。
紧张的生活节奏把吃饭时间都包括了进去，吃个饭，必须要狼吞虎咽才行，否则就来不及。有时教官还会故意在饭中掺入头发和沙子，你要是皱着眉头挑挑拣拣，那就别想吃饱了。
粟裕参加教导队的军训统共不过一两个月，但作为入门，已经够了。要知道，黄埔军校受训也很短，实打实的训练时间不过才3个月。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到战场上去继续练习吧。
青年战术家
教官所说的艰苦，可不单是指训练。
粟裕随教导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警卫队班长，主要负责保护后勤物资。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广东，警卫队一人背30公斤辎重，还得人盯人地照看挑枪民夫。这些民夫随时有逃逸的可能，人一走，就把枪扔下来，结果沿途丢弃了不少武器弹药。
到了广东，一场仗没打好，撤退过于慌张，好不容易筹集到的冬衣、物资、军饷又大部分被扔掉了，粟裕心疼得直跺脚。
就在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挫折过程中，粟裕第一次中了招。一颗子弹从头部穿过，人马上就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排长一看，脑袋都中枪了，肯定没得救，便说了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
卸下他的驳壳枪就走了。
粟裕心里很明白，这时候全得靠自己。当他稍能活动时，便挣扎着在路上爬行，终于以惊人的毅力追上了部队。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一个接一个失败了，那是起义军最艰苦的一个阶段。叶挺流亡欧洲，黄埔出身的林彪慨叹：“队伍不行了，碰不得（敌人），一碰就垮。”
林彪时任连长，本来已经离队，只是各个要隘都有民团把守，出不去，才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这个时候，率队的朱德显示了远见，他说：“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蒋冯战争也一定要爆发。”
蒋桂战争是蒋介石与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斗，蒋冯战争是蒋介石与冯玉祥斗，原先这些人合一块儿，以革命的名义，和被视为军阀的北洋干仗。那时节，大家都把北洋当妖怪，个个抢着拿投名状，只是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后来他们自己也一个个成了妖怪。
在军阀的谱系里，北洋叫作老军阀，蒋桂冯称为新军阀。朱德一针见血地说：“军阀不争地盘不可能，要争地盘就要打仗，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果然，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先后爆发，国民党内部打成一锅粥，谁也顾不上料理共产党的部队，起义军得到了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
随着井冈山时期的到来，一支新型军队—红军诞生了。
红军的基本战法以游击战为主。打游击战，练什么呢？
爬山。
部队每天起床，第一个课目就练这个，不管山多高，你得一口气冲上去。休息几分钟后，再下山。
不爬完山，不能吃早饭。
红军子弹少，1支枪一般只有3发子弹。作战时，冲锋前打1~2发，冲锋后就不能再开枪了，那最后一颗子弹还得留着追击时用。
这样使用子弹，就必须枪法精准才行。粟裕每天练习单手举枪射击，他的纪录是：一只手举步枪，可坚持1~20分钟。
上世纪50年代，粟裕在苏联养病，疗养院的按摩医生和他比腕力，竟然发现自己无法取胜，让他大为吃惊，而那时候的粟裕早就过了不惑之年。
粟裕的指挥才能也开始露出了尖尖角。1928年6月，在老七溪岭之战中，担任连长的粟裕乘敌疲惫松懈，猛不丁地突破了对方防线。
粟裕能爬山，当他带头冲到制高点时，回头一看，跟上来才9个人，其他人都还掉在后面。
都站住了等？那就傻了。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白菜滞了剥层皮，继续冲啊。
粟裕留下6个人守制高点，带3个人越过山顶，猛追逃敌。
一过山坳，发现竟然有百儿八十敌方士兵猬集一处，他当即大喝一声：“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
此时制高点上的司号员也配合着在山顶挥起红旗，吹响了冲锋号。
说好听点，这叫疑兵之计，通俗些，就是忽悠加赌博。只要这百儿八十兵里，有那么几个有胆色，事情就悬了，粟裕也险了。
妙就妙在没人有胆色，士兵们早就慌不择路，一听动静这么大，都乖乖地把枪给放下了。
粟裕一边只有3个人，没法拿百儿八十条枪，于是命令俘虏把机柄卸下，他们自己背机柄，俘虏们背空枪。
很多年后的解放战争中，如此戏剧性的场面经常上演，红军时期还是不多。朱德知道后非常高兴，称赞粟裕是“青年战术家”。
敌人非常强
在频繁的作战中，机会到处都是，唯一的条件是，你还活着。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粟裕升任师长。到第三次反“围剿”，他已经是红十一军参谋长。
即使在苏区和红军的鼎盛时期，战争的天平也并非完全一边倒，胜利的一方有时亦需付出不小代价。在战斗中，粟裕的左臂被子弹打中，而且正好击中动脉血管，鲜血喷出一米多远，他当场就昏了过去。
送到军医院时，为避免感染，医生主张将左臂踞掉。
只剩一只胳膊，打仗该多不方便。粟裕对医生说：“即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
最后没锯，自此粟裕的左臂一直残疾，活动无法自如，仅能帮助右臂做一些辅助性动作。
由于缺乏医药，伤口痊愈很慢，当粟裕伤愈出院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十一军也早就改编为红七军团，军团长便是寻淮洲，粟裕出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
第五次反“围剿”与前面四次都不同，突出表现为，参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从数量、战斗力、武器乃至战术都有了极大改进。
过去讲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好像就赖一个李德，粟裕却很坦白地承认，这次敌人非常强。
战场上首次出现了飞机和坦克的影子。蒋介石原来并没有飞机坦克的成型化特种部队，是受了长城抗战失败的影响后，才开始着手建立的。这些特种部队当时连雏形都算不上，作战能力很弱，地空协同、步车协同更是无从谈起，不过做个样子罢了，但它对红军的心理威慑作用却着实不容小觑。
有个号称“游击健将”的红军团长，从未见过飞机集中轰炸的场面，当敌机投弹时，忍不住失声惊呼：“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出动的坦克一共才两辆，而且都是轻型的，威力十分有限，可也是因为从没有见过，大家全都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拿这两铁家伙怎么办，结果一个师的阵地眼睁睁就被坦克给冲垮了。
打得顺时无所谓，怎么打都行，一旦不顺了，其他弊端也会慢慢暴露出来。
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他和粟裕都是从战争中学习，凭借一拳一脚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好汉。可问题是两人都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军团政委手里。
红七军团政委是乐少华。他有留学莫斯科的背景，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此人缺乏军事经验，但行事蛮横霸道，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看谁不爽，就拿“反政治委员”的大帽子压过去，你不服还不行，因为他有“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
军团开欢迎大会，请刚上任的乐少华作报告，恰巧粟裕从战场回来，寻淮洲上前跟粟裕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乐少华在台上看见了，便拍着桌子大骂：“他妈的，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当时乐少华还不认识粟裕，他骂骂咧咧，是要当众给军团长难堪，以便树立他自己的权威。
很快，矛头又转向了粟裕。
某次粟裕率部队打退并消灭了一股敌军，他亲自从前沿跑回军团指挥所，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寻淮洲和乐少华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一听，这正是乘胜穷追的好时机啊，马上说：“好，好，好。”
乐少华没有吱声。粟裕以为他同意了，军情紧急，转身就走，不料乐少华突然跳起身来大叫：“站住！他妈的，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吗？回来，回来。”
寻淮洲和粟裕都傻了眼，可又不能不从，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中央军委来电，批评红七军团为什么不继续追击，乐少华才闭口不言，但他随即就把粟裕列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长期对其进行限制和监视。
乐少华把粟裕当成了寻淮洲的人，一意打击报复。说粟裕反对某制度云云，不过是挂神圣之名，行猥琐之事罢了。
在这里，对错并不重要，站队最重要，粟裕其实就是站队没站好，不会顺风使舵而已，他后来吃的许多苦头，可以说都与此有关。
外面拼命给压力，里面还在自缚手脚，这仗当然只会越打越憋气，越打越失败。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近千里，缩小到300余里，中央军委也不得不考虑离开苏区，进行长征。
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调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内的中央军委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当面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中央军委没有把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说得太清楚，只是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里将举行“皖南暴动”，并由此建立苏区，红七军团到皖南有立足之地。
若干年后，粟裕才知道，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从字面上看，红七军团是“先遣”，主力红军会随后跟进，但按照后来朱德提供的说明，派先遣队北上，只是要让他们“去做个引子”，以便掩护中央红军南下。
换句话说，中央红军和红七军团的行军方向正好相反，当红七军团北上，从而调开敌军兵力时，中央红军将从中央苏区的西南部寻求突围。
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就曾提出过一个挽救中央苏区的策略。那时恰好爆发了“福建事变”，他主张趁机派红军主力挺进包括皖南在内的苏浙皖赣地区，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决战，以迫使对方的“围剿”大部队回援。可惜的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决策权，中央未能采纳这一良策。
时移世易，现在再派小股部队深入险地，其本来的效果和意义已一去不复返。毕竟蒋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围剿”胜局已定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因为一个北上抗日的口号，或者一支小股部队的出动而改变原有部署，更不会放松对中央苏区的继续围困。
当然，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中央尝试丢卒保帅也未必就没有一点道理，事情糟就糟在，决策者中途又头脑发热，对先遣队的要求也远远超出了“保帅”的范围。
橡皮膏药一样粘着
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按原计划渡过闽江，准备北上浙西去皖南，但这时中央军委忽然改变计划，命令随之更改为：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1934年8月，红七军团开始奉令进攻福州城。中央军委下达的这个命令其实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福州是福建省会，筑有高大城墙以及坚固工事，更重要的是，守城的国民党部队为王敬久第八十七师。
第八十七师是当时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也是早期国民党“中央军”里战斗力最强、兵员素质最高的劲旅，其内外战表现均十分出色，两年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该师是绝对主力，曾在著名的庙行大战中与日军常备师团对攻。
福州城里只有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可你要想攻破他们固守的城池也不易。
另一方面，红七军团经过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仅剩4000多人，经过突击补充，才增加到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分编成3个师，但实际上只相当于3个大团。
除此之外，攻城需要重武器，而红七军团只有一些轻重机枪和6门迫击炮，用来攻城远远不够。
打了一晚上，打不下福州，只得向闽东转移，结果第八十七师的那个团还从城里追了出来，在背后一路撵赶，军团为此伤亡了好几个师团干部。
福州难以攻克尚是小事，麻烦的是实力被完全暴露了。红七军团渡过闽江时，声势浩大，对方阵营也弄不清楚究竟来了多少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曾一面紧急调兵，一面亲自飞往福州进行“视察”。
一个回合过去，弄明白了，原来是一支红军的牵制部队，而且力量也并不怎么大。
“帅”没有保成，倒是“卒”逐渐被推入了危险境地。蒋介石任命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追剿军”总指挥，从苏浙皖赣就地调集兵力，对红七军团展开追堵，一时间红七军团如同被橡皮膏药粘着，想脱身都脱不了。
闽东有一块苏区，领导人是菲律宾归国华侨叶飞。当红七军团到达闽东苏区时，叶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军团枪多兵少，有一人背两支枪的，有民夫挑着枪的。
叶飞是有人没枪，寻淮洲和粟裕却是有枪没人，福州一战后，光伤病员就有七八百人，行动异常不便。
协商下来，双方交换，红七军团留下多余的枪和伤病员，叶飞给红七军团补充了1000多名新兵。
当时闽东苏区有一大块根据地，号称“五百里政权”，不仅粮盐供应方便，兵员补充也很容易，如果红七军团能留下来，可以更好地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可是军团的中央代表又不同意。
中央代表是曾洪易，他和乐少华的经历相仿，能力和见识也差不多，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就由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给把持着。
成立先遣队之前，曾洪易是越“左”越好，成立先遣队之后，却像个霜打了的茄子，要多颓废有多颓废，哪个地方都不敢久待，只想赶紧完成到达皖南的任务就算了事。
红七军团北去后，叶飞又集中了1000多人参军，但已经追赶不上部队了。
除了军团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军委的命令也让寻淮洲和粟裕倍感困扰。红七军团离开闽东后，在闽北一连打了几个小胜仗，最后到达闽北苏区时，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急需进行短暂休整，然而相应请求却遭到了中央军委的来电驳斥：让你们在闽北停下来休息，正是敌人的企图！
中央红军的长征尚未开始，在中央主持军事的仍是博古。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时，不过24岁，缺乏军事经验，打仗只能听李德的，所做决策也都十分机械笨拙。
事实上，在红七军团离开瑞金后，“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建立皖南苏区自然也就成了泡影，博古、李德等人都已得到消息。此时若随机应变，让红七军团留在闽东、闽北作战，其牵制作用要比去皖南好得多。
退一步说，要是能够直接去皖南倒也好了，可是博古等人又突发奇想，提出让红七军团在浙西打游击，而且还规定死了游击的路线和时间。
游击的优势，全在“灵活”二字，什么都规定死了，那就不是在打游击，说白了，还是在搞运动战。
江浙作为南京政府的核心区域，建有严密的保甲制度，地方上的保安团不仅枪械完备，而且经过纯熟的训练，这种运动战又岂是好打的。红七军团被迫每天一战，最让人挠头的还不是天天要打仗，而是战后伤员没法安置，只能抬着走，由此又大大地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关系到部队存亡，寻淮洲和粟裕再也看不下去了。在要不要机械执行中央命令上，寻淮洲和政治委员乐少华更是面对面地发生了激烈争吵。
自此以后，军团高层要么不开会，要么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乐少华是专横，不把寻淮洲放在眼里，作为中央委员的曾洪易则是怯懦，尤其在遭到飞机袭击后，更是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他不仅在作战上毫无主见，还一个劲地嚷嚷着要离开部队。
就在决断不下之际，寻淮洲、粟裕获报，敌军主力已从不同方向围拢过来，再留在浙西，有可能全军覆灭。
他们当机立断，决定不顾中央军委的一再指责，离开浙西，向皖赣挺进。
细节是关键
1934年9月30日，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这才知道，皖南暴动失败了。
好在皖赣边也有苏区，不仅地形有利，补给上也较充裕，按照寻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不如在皖赣边就地开展游击战，先消灭尾追之敌，待时机成熟后再入浙进行袭扰。
可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中央军委的否决，军委传来新的命令，让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编。
从皖赣苏区到闽浙赣苏区，又是几道封锁线，红七军团到达目的地时，整个军团仅剩下3000多人。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创建的老苏区，该苏区辖有红十军。两军奉命合并为红十军团，军团长为刘畴西，寻淮洲仅任师长。
这对寻淮洲而言，显然很不公平，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整整4个月，前沿都是他和粟裕在进行指挥，最后别人全是原职调动，唯独他被从军团长职位上撤了下来。
中央军委随主力长征后，红十军团改由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统一调度，项英下令红十军团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创建新苏区。
在那种形势下，博古等人还组建红十军团，指望以军团规模打大仗，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而项英的决定，则错上加错，进一步把红十军团推向了危险境地—想想看，中央苏区原有8万主力红军，连他们都守不住老苏区，却要更弱、更小的部队去创建新苏区，这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
红十军团共有3个师，其中，仅有由原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能打正规战，第二十、二十一师均为红十军以及一些地方武装升级而成，主要长于打游击，没有大兵团活动的能力和经验。
用朱德的话说就是“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基本上是相互拖累。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集结于黄山东南的汤口，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声而动。
3天后，红十军团向北转移，由乌泥关进至黄山东麓的谭家桥。他们获悉，大部分追敌距离尚远，只有补充第一旅紧咬不放，现已抵达汤口。
补充第一旅的旅长正是王耀武。彼时的王耀武只是刚刚出道，但他已经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和器重。
王耀武毕业于黄埔第三期。在国民党将官中，一期、二期黄埔生成堆，王耀武以三期的资历，能让蒋介石另眼相看，实在是很不容易。
让蒋介石动心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王耀武死守宜黄一战。
驻守宜黄的是国民党第三十二旅，旅长为黄埔一期的柏天民。当红军围困宜黄时，蒋介石已允许柏天民撤退，但柏天民在时任团长王耀武的竭力劝说下，仍选择了守城，而且一守就是20多天，红军也始终没能攻下宜黄。
柏天民在作战中腿部受重伤，战后他向蒋介石大力推荐王耀武继任旅长一职。于是蒋介石专门召见王耀武，并饶有兴致地当面问他为何要死守不退。王耀武的回答是，当时已身陷重围，红军又长于打援和野战，与其突围时失败而死，不如与城池共存亡。
王耀武还说，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万人的代价，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所以从战略整体着想，也不能轻易放弃宜黄。
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决定重用王耀武，不过他没有让王耀武继任第三十二旅旅长，而是任命其为补充第一旅旅长。
授予此职，蒋介石考虑得很是周到。因为第三十二旅有很多黄埔一期、二期生，就怕王耀武因资历浅摆不平，而补充第一旅刚刚成立，没有这些问题，便于王耀武指挥调度。
当蒋介石把自己的这番用意告诉王耀武时，王耀武感激涕零，练兵作战也更加尽心尽力。
正是由于太积极了，所以各路追兵中，就数王耀武冲得最猛最前，队伍也因此显得孤立突出。经过分析研究，红十军团高层做出决定：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拿这个王耀武开刀祭旗。
从装备上看，补充第一旅胜过红十军团，但红十军团有3个师计5个团以上的兵力，补充第一旅只有3个团，另外，红十军团还占有地利优势。
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从乌泥关至谭家桥段的公路两侧，5公里范围内，自南向北都是小山坡，若是打伏击战的话，乃天造地设的绝佳地形。
打伏击战，细节是关键，围绕细节，军事主官之间产生了分歧。
军团长刘畴西拟订的伏击战方案是，以第二十、二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第十九师负责待主攻方向打响后，向乌泥关穿插，以截断王耀武的后路。
寻淮洲和粟裕对此存有异议。道理很简单，第十九师能攻善守，野战经验丰富，当然更适宜于担任主攻。
话丑理端，可惜刘畴西不接受。
刘畴西毕业于黄埔一期。南昌起义时，粟裕不过是个班长，而刘畴西已经是营长，后来他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因作战受伤割掉了左臂，人称独臂将军。
刘畴西的资历是没有问题，但他在中央苏区时的最高军职为师长，来到闽浙赣苏区后才担任军长，时间也不长，与寻淮洲和粟裕相比，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
作为负主责的军团长，刘畴西不会承认自己的欠缺，对歼灭补充第一旅，他也表现得相当乐观。
硬碰硬的阵地战
刘畴西的乐观，其实包含了不少水分。
你要是仅凭“补充”两字，就认定补充第一旅是一支二流部队，那就完全错了。
除了武器装备较好外，这支部队的兵员素质也很高，士兵多为北方人，作战风格硬朗，军官则大多是军校毕业生，官兵训练有素，敢打且能打硬仗。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率部到达乌泥关。他很快发现乌泥关地势险要，为避免不测，特地留下一个团防守乌泥关及其附近高地，其余人马则继续前进。
红军出没的地带，多为险要区域，王耀武也不会算命，他事前当然不会知道对方要在这里设伏，能以1/3兵力做后手，已经比其他将领要精明谨慎得多了。
眼看王耀武的那两个团就要完全进入伏击圈，这时意外发生了，一名红军战士因过于紧张，枪突然走火。
补充第一旅的前卫部队立即警觉起来，发现有红军埋伏后，他们一边抢占路边高地，一边派人向王耀武飞报情况。
在前沿指挥的刘畴西见状又气又急，只得提前下达出击命令，伏击战也瞬间演变成了遭遇战。
王耀武虽然暂时处于被动地位，但他在很短时间内便判明了战场势态。看出红二十师战斗力并不强，所据阵地又是控制战场的制高点，王耀武便首先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对其进行火力压制，同时向高地发起猛攻。
红二十师以前没打过这样硬碰硬的阵地战，一时慌乱起来。王耀武找准弱点后，便不断增调兵力向这个点进行突破，最终红二十师的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随着补充第一旅的官兵不断涌入，乌泥关及谭家桥高地尽被王耀武所夺，战场主动权完全易手。
按照原计划，当主攻方向的战斗打响时，寻淮洲即率红十九师前去乌泥关抄袭敌军后路，但这时红二十师已呈溃散之状，再抄袭后路已无意义，刘畴西急忙改变计划，令红十九师回援。
遗憾的是，寻淮洲没有遵令，即使方志敏写信去调，也没能调来。
也许长时间的压抑，让寻淮洲分外渴望能出奇制胜，在这关键时刻，他也失去了大局观，失去了智，只剩下勇。
寻淮洲要“单独自打一方”，只是他和刘畴西一样，都太低估王耀武了。
当红十九师到达乌泥关时，王耀武留下的那个团早就占领了制高点，并能居高临下地俯瞰北面低地，穿插行进中的红十九师被隔断在悬崖峭壁之下，兵力难以展开。
寻淮洲杀红了眼，干脆端起一挺机枪，带头发起冲锋。
几经反复，制高点终于拿了下来，但已无实际意义—红十九师伤亡过重，失去了继续攻坚的锐气，也根本起不到断敌后路的效果。
更不幸的是，寻淮洲在冲锋中腹部中弹，受了重伤。在送往茂林的途中，又因山路颠簸从担架上摔下来，导致失血过多，于第二天去世，死时年仅22岁。
谭家桥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战况异常激烈，王耀武在上报时称：“是役也，为本旅各次剿匪战役中最猛烈之战争。”
当战斗进行到下午，红二十一师的阵地也被王耀武突破。补充第一旅一部已攻至红十军团指挥所附近，再打下去的话，整个红十军团就得被人家“包饺子”了。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方志敏和刘畴西下达了撤出战场的命令，此时王耀武也精疲力竭，无力再进行追赶。
谭家桥一战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若是这一战能打赢，红十军团不仅能补充大量匮乏的物资装备，而且能挫灭敌军气焰，真正在皖南站住脚，相反，其处境就变得十分艰难和被动。
谭家桥战后，俞济时不断向皖南一带调集重兵，包括补充第一旅在内，已集结了20个团的兵力。
面对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只能在寒冷的山区里饥一顿、饱一顿，靠不停地兜圈子来避敌锋芒，部队的战斗意志大为削弱，与此同时，刘畴西也由乐观者变成悲观者，决策时优柔寡断，常常难以下定决心。
红十军团转移时，曾遭遇一个保安团。这时红十军团兵力加一块，仍相当于3个整团，如果刘畴西能审时度势，下狠心全军扑上，是有望予以全歼的，但他能避就避，抠抠搜搜，只派了一个营上去作战，后来发现一个营不行，又派一个营，直把歼灭战搞成了“添油式”的消耗战。
在红十军团，方志敏是项英任命的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权威超过乐少华，但他不懂军事，同时身上又带有很多文人气质，在为人做事的风格上，与乐少华等人迥然不同，即便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愿意与刘畴西闹得太僵，因此只好在一旁干着急。
最后刘畴西做出决定，避战撤离，一个拣软柿子捏从而重振士气的机会就这样白白丢掉了。
半个月内，红十军团往返十余县，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这些战斗大多是遭遇战和消耗战。刘畴西无心恋战，一打就走，什么好处都捞不到，弄得整个军团人困马乏，士气越来越低落。
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高层在浙西遂安开会。会上分成两种观点：一种以乐少华和粟裕为主，主张就地分兵游击，以减小目标，保存实力；另一种以方志敏和刘畴西为主，他们提出，应继续大兵团作战，争取早日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
经过争论，方志敏拍板定案，决定采用后者。
与会者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把红十军团送入了覆亡的不归之路。
相差半小时
方志敏和刘畴西一心要打回老根据地，让疲惫的红十军团得到休整，这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俞济时已在前往苏区的路上设置了十几道封锁线，而且苏区内外地域狭小，实际已无法展开大兵团作战。
从遂安到闽浙赣苏区，不过两百多里路，正常情况下，急行军两天即可到达，但红十军团不是光赶路就行，他们还得和一支接一支的“拦路虎”周旋。
首先遭遇到的是敌方一个步兵团。在前卫部队已与敌军接火的情况下，刘畴西也不通知他们，就率大部队改道夜行，结果大部队是甩开了敌人，前卫部队却就此与军团总部失去了联系。
让粟裕为之扼腕的还是接下来的一幕。
1935年1月12日，红十军团到达杨林。由杨林向南越过南华山，就到达了化婺德苏区，这是闽浙赣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方圆约50公里，那里仍有游击队活动。
粟裕向刘畴西建议，全军应加速通过南华山，到达化婺德苏区后再休整隐蔽，但刘畴西顾虑主力部队过于疲劳，下令宿营休息一夜，天亮再出发。
无奈之下，粟裕只得和方志敏一起率部先行。
随粟裕行动的，主要是军团机关、后勤人员以及伤病员，加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总共800余人。
他们翻过南华山，一直前进至靠近闽浙赣苏区的地方，才停下来休息。
第二天上午，当刘畴西和军团主力出发时，已经被一个保安团卡住了通道。前后仅相差半个小时！
刘畴西指挥部队攻击，但保安团占据着有利地形，且火力密集，以至于屡次进攻均无法得手，这时刘畴西又开始举棋不定，既舍不得立即撤兵，又无决心投入血本，全军压上。
左拖右拖，拖到傍晚，仍然过不去，最终还是不得不绕道而行。
时间越来越紧迫，在俞济时的严令督促下，前来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全是分秒必争，那个卡道的保安团一夜走了70里，才赶在了刘畴西前面。
偏偏这时刘畴西仍未充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部队还在缓慢行军，整个队伍拖拖沓沓，前后距离足有十几里长。
一直到1月15日，红十军团主力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离闽浙赣苏区越来越近，举眼望去，不过一步之遥，方志敏和粟裕看法一致，如今宜快不宜慢，只有进入闽浙赣，才能稍稍松上一口气。
1月16日，仍不见主力到来，方志敏派人送信给刘畴西，让其率主力迅速跟上，并于当晚通过敌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下午6点，方志敏、粟裕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那边传来回话：主力已经到齐，但是人员疲惫不堪，晚上不能再走了。
粟裕一听就急了：“情况这样紧张，哪能再迟疑啊。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全部通过封锁线！”
方志敏完全赞同粟裕的意见，因为担心刘畴西再犹豫摇摆，他当即决定让粟裕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行，自己则回去接应大部队。
粟裕指挥先头部队连夜疾行，碉堡里的敌军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
这时俞济时虽在两苏区之间建立了以碉堡为主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加上不明红军虚实，不敢轻易接仗。粟裕就派两个战斗班对碉堡进行佯攻，虚张声势，其余人马趁此机会，加快步伐通过。
先头部队上半夜就全部通过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到达之后，粟裕一面同地方人员联系，一面等待主力跟进。
下半夜，没有等到。
第二天，依旧。
第三天，第四天，还是一样。
粟裕组织了大批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可是均未能联系得上。一开始还能听到远处传来依稀的枪炮之声，后来也沉寂消失了。
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粟裕变得异常焦灼不安。
战场直觉告诉他，情况十分不妙，若是再苦等下去，先头部队也可能自身难保。
粟裕率部离开了原定的会合地点。他的估计没错，方志敏、刘畴西及其主力再也来不了了。
最后一个机会
1935年1月16日，刘畴西接到了方志敏的信件，但在回信中，仍坚持休息一夜再走。
方志敏苦等回信，在看到刘畴西的答复后，他长叹一声，久久无语。
方志敏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他本可以去追赶先头部队，但为了再做一次努力，又毅然返身折回，找到了刘畴西和大部队。
刘畴西即将为他连续的迟疑不决付出惨痛代价。当天晚上，共达14个团的国民党部队分路赶到，将红十军团主力紧紧包围在怀玉山区。
红十军团主力这时仅剩2000余人，在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下，已是弹尽粮绝，基本失去了强行突围的能力。方志敏和刘畴西只能率部在山区里左兜右转，希望能寻找出一条生路。
1935年1月18日夜，在一位向导的带领下，红十军团向金竹坑封锁线发起攻击。
只要冲过金竹坑，便可进入闽浙赣苏区，因此这次刘畴西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做困兽之斗。在他的指挥下，军团主力蜂拥而上，全力猛扑。
就像粟裕的先头部队通过时一样，黑暗中，碉堡里的国民党士兵搞不清外面状况，能做的只是不间断地朝外开火。
刘畴西一马当先，完好的右臂又中了一颗子弹，警卫员急忙将他扶下来。
刘畴西并未下达撤退令，但后续部队不清楚，见军团长都撤了下来，也就跟着一起撤退。
事后得知，金竹坑的国民党守军仅一个排，而红十军团可投入千余人攻击，如果再咬一咬牙，是完全可以乘着夜色突出去的。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没有了。
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十军团被完全锁于牢笼之中。那些天，怀玉山区雨雪交加，官兵们早已断粮断食，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充饥，就连方志敏本人，也整整七天都没有吃上什么东西。
又冷，又饿，加上看不见突围的希望，使得红十军团再也支持不住，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崩溃瓦解之状，官兵不断被分割和打散，方志敏和刘畴西就此失去了联系。
虽然已把对手逼入绝境，但参加“追剿”的国民党各部队也已是冻累交加，疲惫不堪，俞济时不断收到要求撤回休整的报告，他这时也认为“追剿”任务已完成，方志敏很可能已经突围，便向蒋介石请求撤军。
就在这时，方志敏的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被俘叛变，供出了方志敏仍在山中躲藏的情况。
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得悉后，向俞济时发来电报。这份电报被闽浙赣省委所截获，其内容是：方志敏、刘畴西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军休整者“杀勿赦”。
1935年1月27日，刘畴西被搜出。仅隔两天，方志敏亦被捕。
竞技场上，失败者的结局通常是悲惨的。俞济时与刘畴西同为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见面时，刘畴西衣衫褴褛，已是冻得浑身发抖，而俞济时则身披将军大氅，双手还烤着炭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虽为对手，但毕竟曾是同窗，这俞济时却连句寒暄话都没有，就挥挥手，让人把刘畴西给带走了。
后来也是黄埔一期的黄维听到了这件事，很是鄙夷俞济时的为人，当着面数落他：“天那么冷，你也该叫人吃顿好饭，穿件棉袄嘛！大家同学一场，你也太狠心了。”
失败者唯一可以坚持和守护的是自己的尊严。作为黄埔生，刘畴西拒绝了来自“校长”蒋介石和其他黄埔校友的劝降，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说：“死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因为生命已经握在我的敌人的掌心。”
更为人所熟知的，还是方志敏在牢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在这部感动了很多人的随笔作品中，方志敏总结道：是“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以及“军事指挥上的迟疑”，使红十军团遭到了失败。
被俘了怎么办，方志敏的回答是：“现在准备着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
方志敏的铮铮铁骨和硬汉本色，连看守所的所长都被打动了，自愿为他送出文稿。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南昌英勇就义。
第二章大家拼的是本事
在中共闽浙赣省委截获到的最后一份电报上，粟裕得知，方志敏、刘畴西已在搜山中被捕，这也就同时意味着，红十军团主力已经全军覆灭。
这是一个让粟裕一辈子都为之刻骨铭心、始终无法释怀的大失败。为避免动摇军心，在率领部属离开会合地点时，他撒了一次谎：“方主席（方志敏）没有过来，不过我们的主力部队已改编为游击队，回皖南打游击去了，暂时不能回闽浙赣，所以我们不必在这里等了。”
那些日子，到处都是创痛和失败，到处都是凄风和苦雨，但是他必须选择坚忍地活下去，并且勇敢地面对一切艰苦和挑战。
刚入军旅时，教官告诫的那番话从不会过时：“艰苦比死亡更难受，如果你们能够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声东击西
1935年1月底，闽浙赣省委把粟裕等人召去，传达了一份中央的重要指示。
按照指示要求，红十军团的突围部队将组成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挺进师的任务是立即进入浙江境内，在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
上一年，粟裕曾率先遣队进入过浙西，先遣队比挺进师要强上许多，那时都无法立足生根，现在还能再去？
似乎这又是一次失败的延续，可是粟裕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可以去，而且能站住脚！
关键还是对时机和方法的把握。
先遣队时期，中央红军尚未远去，参与“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也随时可以分兵抽调到浙江，如今则不同，国民党主力都追赶中央红军去了，回调并不容易，从而导致其在浙江的兵力相对空虚。
孙行者要想钻铁扇公主的肚子，正是时候。
钻进肚子怎么办？答案是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要逛遍五脏六腑。
对先遣队乃至红十军团的失败，粟裕总结出的最大教训之一，便是没有分散打游击。过去在浙西，说是打游击，最终还是变成了单纯的运动战，那有个不吃亏的吗？
粟裕组建挺进师的思路，就是把它编成游击队，而不是正规军。
能够集结起来的突围部队，连机关和后勤人员在内，一共只剩下400多人，加上闽浙赣独立师编入的兵员，全师为500多人，也就相当于一个满员的营。
正常情况下，师编制下应设旅、团、营、连，不过既然是游击队，就得是另外一种编法，粟裕将挺进师编成3个支队和1个直属队。支队实际上是连的规模，只是由团级干部进行指挥，就连士兵中也有很多是具备实战经验的营连干部，这样队伍显得更为精干和灵活。
挺进师组建时，国民党军队已在苏区周围建立了许多碉堡和封锁线，要跳出闽浙赣苏区，从而挺进浙江，困难着实不小。
粟裕采用了一招声东击西的战法。他首先对进攻闽浙赣苏区的敌军一部发动奇袭，震动一下对方的小心脏，然后突然返回，南下前往闽北苏区。
从闽浙赣到闽北，其间不仅有高山峻岭，还有敌军布置的六道封锁线。粟裕用以闯关的法子也很简单：遇到对方喊话不理睬，开枪不还击，岗哨问话时，一律让乔装改扮的侦察连上前应付。
由于布置周密，挺进师的这次行动非常隐蔽和高效，部队以一夜7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顺利到达了闽赣边境。
然而他们尚未进入福建境内，中途就遭到了伏击，周围山头枪声四起，众人很是紧张。粟裕久经战阵，侧耳一听，便判断对方是地方民团，战斗力不过尔尔。
他端起望远镜，朝山头望了一下，然后指定目标，让神枪手瞄准射击。枪声过处，山顶的两名团丁被撂倒在地。
民团毕竟是民团，轻轻一招过去，队伍马上就乱了套。挺进师一个冲锋，就把对方冲得稀里哗啦，四散奔逃。
赶走民团，一检点行李，坏了：唯一的一部电台被打烂了。
别的零零碎碎都无所谓，电台却是宝贝，跟中央联系全靠它呢。自此挺进师和上级的无线电联系完全中断，他们将独立度过未来最为艰苦的三年。
事情开始越来越不妙。在从闽浙赣苏区出发前，粟裕已向闽北苏区党组织通报了进军路线，请求派人接应，但进入闽北后，不仅找不到自己人，还处处碰到敌军。
按照粟裕早已设定好的方案，为迷惑敌军，挺进师故意走了一个曲线，不是直接往浙江，而是先到闽北，再入浙江，所以才有“声东击西”和突然南下。
从现有情况来看，对手似乎已经提前知道挺进师要来闽北，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粟裕对此很是不解。
几天后，部队从村口和凉亭里捡到了一些敌军的布告，粟裕细细翻阅，从里面找到了一份“劝降书”，上面的署名是“李德胜”。
一看这个名字，粟裕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李德胜是闽北军分区司令员，以他的名义发出“劝降书”，说明这厮已经叛变了，挺进师的整个行动计划自然再无秘密可言。
再回过头一想，挺进师一到闽赣边境就遭伏击，显然也是因为计划泄密。
到了这个境地，已不可能再与闽北党组织进行联系了。粟裕马上改变计划，决定直接率部进入浙西南。
当初先遣队进入浙江时，有两个连与主力失去联系，留在了闽北，此时得到消息，立即赶来归建。粟裕正犯愁呢，出发时纳入的闽浙赣独立师大多为当地人，思乡情重，挺进师一离开闽浙赣，他们就又掉队跑回了老家。
走了100多，来了100多，挺进师，仍为500多人，但这只是就数量而言。从质量上说，归队的两个连要比独立师的那些新兵蛋子强太多了，挺进师的总体实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1935年3月，粟裕率部跳出闽北，直插敌军大后方—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
野外独狼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打游击。首先，最好是在各省交界处，那种谁都能管，但谁都懒得管、不肯管的地方。其次，地形得有利，要便于隐蔽和机动作战。
粟裕选择的浙西南，正是二者的最佳结合，除此之外，这里还可以和闽东、闽北、闽浙赣等几块游击根据地互为掎角，互相支援。
地是块好地，但有保安团守着，不买门票是进不去的。
江浙的保安团很强，这一点粟裕早有体会，如果直接攻进去，伤亡一定小不了，那就不好玩儿了，也影响以后的发展。
他所要合计的，就是如何才能做到“不花钱进景区”。
最后研究出的攻略是，自己不进去，把“管景区”的那帮人先诱出来。随后，粟裕便率挺进师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进进出出，这里亮个相，那里留个影，从而展开了闪、转、腾、挪的游击战。
挺进师的基础是红七军团，这是一支长于野战的正规部队，现在一下子要分散打游击，官兵多少有些不习惯，很多人都不愿意分开活动。
粟裕曾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游击，当时规定至少要在外面兜半个月，然后在预定地点跟主力会合。谁知才过了3天，这名干部就带着部队回来了。
一看，人瘦了，眼睛凹了，胡子长了，整个一副遭罪受苦的样。再让他出去，无论如何不愿意，非要一起行动不可。
打游击，就要培养一只只能在野外生存的“独狼”，老绑在一起怎么行，不过粟裕也意识到，这事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
半个月受不住，那就先来3天，说好3天后在哪里哪里会合。3天适应了，增加到5天，5天后，再会合。如此一点点累积，从7天、10天一直增加到半个月，渐渐地，一个班长也能带小部队外出活动了。
“独狼”的特性是更为灵活机动，可以不需请示，见到“食”就上，随时消灭敌人和补充自己。挺进师的各个游击小分队从这里钻到那里，先后打了几十仗，把当地的一些小股保安团都给干掉了。
这一番动作，果然让敌军坐立不安。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纷纷南调，准备将在门外“滋事”的挺进师给消灭掉。
1935年4月，当挺进师在斋郎一带活动时，浙闽保安团及大刀会3000多人，突然从3个方向对挺进师实施分进合击。
敌军事先知道挺进师兵力有限，弹药不多，也无根据地做依托和补充，因此有恃无恐，他们在排兵布阵时，是先弱后强，计划先用大刀会冲一下，对挺进师进行扰乱和消耗后，再把主力派上来作战。
对粟裕来说，对手占着人数优势，若是以一打三，还真有些吃力，现在你们要一个个上，巴不得呢。
大刀会以保家防匪为号召，是一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民团组织。徒众以大刀和梭镖作战，看着武器很原始，但他们在临阵前念过咒语，喝过符水，上了战场之后就算前面枪林弹雨，也会一拥而上。那种凶猛而疯狂的密集冲锋，胆小一些的，真得被吓倒坐在地上不可。
幸好粟裕率挺进师已在当地兜了一个月的圈子，早就见识过这种阵势，也就掌握了对付的法子。
大刀会徒众之所以表现得跟疯子一样，究其原因，还是临战前吞食了符水的心理作用。不过这种兴奋作用并不能持久。
这样的话，作战地形就要有意选择隘路或水田，同时要用火力阻滞其前进，尽量不让会徒众蜂拥扑来。
半天不到，粟裕就把大刀会给整趴下了。
紧接着是浙江保安第一团，这个挂着“第一”名号的保安团还挺骄纵，因为骄纵，他们被粟裕一步步诱进了预设阵地的前沿。
预设阵地的地形自然是挺进师占便宜。官兵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保安团1000多号人都挤在一条狭窄山谷里，兵力根本施展不开，优势马上变成了劣势。
保安团连续发动10余次冲锋，全被挺进师给压了下去，团长也被打断了手，最终大败而逃。
第三个轮到的是福建保安第二团，他们上来一看，己方已经败到一塌糊涂。这还打什么打，赶紧撤了走人吧。
斋郎一战，是粟裕挺进闽浙边的关键一仗。这一仗后，保安团开始由攻转守，龙泉河北面的敌军兵力十分空虚，粟裕得以成功地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
挺进师的官兵全是江西子弟，要在异地立足，首先必须融入当地，也就是做群众工作。一开始这很让人挠头，听到红军来了，老百姓全都躲进山里，有时挺进师连一个向导都找不到，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
无奈之下，粟裕只好临时想了个招。他让侦察员也化装成逃跑的群众，满山满坡乱跑，一边跑一边喊：“红军来了！快跑啊！”
村民一听，果然都从躲藏的地方跑了出来。侦察员便上去拦人，请他们带路，而且说好不白带—每带10里路给1块银洋！
浙西南一带全是贫瘠山区，农民生活非常穷困，对当地人而言，带路还能得到银洋，不啻于喜从天降。
借着带路的机会，侦察员边走边聊，也就把红军的正面形象给宣传了出去，以后一传十，十传百，挺进师逐渐在浙西南民众中赢得了口碑。与此同时，粟裕和他麾下的子弟兵也开始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甚至能说上一些浙南方言。
未出一个月，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露出了雏形。
孰优孰劣
粟裕进军浙西南，令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大为震惊。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亲自到浙西南视察，发现当地有钱人家大多已闻风远避，而经过斋郎一战，保安团的力量已相当薄弱，根本不足以抵御红军。
此时，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被调往汉口，主持保安处的是副处长宣铁吾。他报告的情况，更是令黄绍竑有心惊肉跳之感。
据宣铁吾说，浙西南几县的县太爷怕红军已经怕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每天都有许多电报打来告急，好像不得了的样子。有一座县城的哨兵枪走了火，县长一听，马上抱头逃出了城。
黄绍竑与宣铁吾一商量，这样子不行，一定得“进剿”了。
浙江原有7个保安团，其中3个改编成正规军，由俞济时带走了，还剩下4个。黄绍竑又从全省15个保安大队中抽来11个，加上刚从南京调来的1个税警团，总共凑成八九个团的“进剿”兵力，从四路向挺进师发动进攻。
粟裕将挺进师分成南北两路，南路部队用以吸引对方注意力，他亲自率主力北上。
第一剑刺向汤溪县城，黄绍竑急忙下令巩固城防，但这只是虚晃一枪，粟裕随后就转到了下一个地点，黄绍竑跟在后面跑都来不及。
10多天后，粟裕已经把战火引到了浙赣铁路附近。
不“剿”还好，一“剿”令交通运输线都受到了威胁，黄绍竑急了。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如果真的让红军捅到血脉之处，他这个省主席没法向上交代。
反正在家里也是坐卧不宁，黄绍竑一咬牙，决定率士官教育团前去堵击。
黄绍竑系新桂系三巨头之一，李宗仁、白崇禧，然后就是他了，也非等闲之辈。他所建立的士官教育团，主要负责对浙江各县保安队的基干队长和常备队长进行训练，这些人是浙江保安队的骨干分子，而且整个士官教育团的装备也很精良，被黄绍竑视之为“怀中利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挥出的。
剑是好剑，但能不能建功，还得看对手是谁。
粟裕继续沿用了斋郎之战中所使用的“切糕战术”，你的糕再大，我拿刀一块块切。
第一天，歼灭教育团一个连；第二天，再歼一个连。两天之内，就让黄绍竑的“利剑”成了钝剑，这两个连的装备也全部为粟裕所缴获。
黄绍竑看不下去了，再看，他得吐血。几天后，他匆匆跑回了杭州。
与高手的对决，最能看出孰优孰劣。黄绍竑早先也是桂军宿将，但此后便弃武从政，照他的说法是，10多年在行政圈混，只是中间打杂式地临时参与过军事，自然不是长年累月在刀枪中打拼的粟裕的对手。
黄绍竑下面是刚提升为保安处处长的宣铁吾。这位黄埔一期生设立了“浙南剿匪指挥部”，自任总指挥，继续调集“进剿”部队发动围攻。他宣称要用“回环压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对粟裕进行打击。
会不会打仗，有时跟是不是黄埔，或者黄埔几期毫无关系，那只是一种资历的象征，战场之上，大家拼的是本事。
宣铁吾高调了半天，却仍然只有被狠狠挤兑的份儿。粟裕用了一招声东击西，便引得保安团在黑夜里乒乒乓乓乱打一场，“回环压迫”，压来压去，敢情压的全是自己人。
黄绍竑、宣铁吾发动的“进剿”行动彻底失败了。有了战争的胜利，浙西南根据地发展迅猛，各地都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挺进师也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5个纵队和2个独立支队。此外，还有千余地方武装。
人逢喜事精神爽，粟裕和刘英决定在“八一”前夕开展一次以“缴枪扩军”为内容的大示威，各纵队开始全面出击，遍地开花。
粟裕盯住了浙西南重镇衢州。这座城市是国民党的军事要地，不仅有火车站，还有军用机场。
1935年7月，按照粟裕的部署，第二纵队翻山越岭，在衢州南面的龙潭山隐蔽下来。
当天深夜，队伍悄悄地下山，奔向火车站。敌军有探照灯扫来扫去，但红军身上都做了伪装，因此直到他们靠近铁路，行动也没有暴露。
接下来便是撬铁轨，撬着撬着，被巡逻队发现了，顿时枪声大作。
二纵队早有准备，他们派人剪断了照明电线。探照灯一瞎，全城俱黯，城内城外慌作一团。
趁此良机，二纵队又派1个排摸到飞机场，一把火将飞机场给烧了。
等敌军接通电源，并调来部队包抄，二纵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袭衢州只是“八一大示威”中的一个亮点，其他纵队也展开了各种规模的袭击行动，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浙西南根据地的影响力。
这时粟裕开始察觉到，敌军即将发动新的“围剿”。不过他对之并没有太过在意，因为他判断这次“围剿”仍是由宣铁吾在指挥。
宣铁吾的水平如何，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到了何种程度，粟裕心里自有一本账，那种段位级别，揿他们下去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但他不知道的是，其实对手已经易人。
那是一个比宣铁吾厉害得多的人，还有身后的军队。
当务之急
蒋介石不用看内部战报，都知道后院在起火。浙江的《东南日报》如此论述：“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粟裕、刘英）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
派保安团“进剿”的绩效，也根本不用去多问，就像是端上来一碗白开水，如果你喝过之后还大喊好酒，那是真的有病。
蒋介石乃知兵之人，他明白需要他花大本钱的时候到了，否则后院的火极可能燃成蔓延之势。
1935年7月至8月间，蒋介石任命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统一指挥对粟裕所部的“清剿”行动—蒋介石认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只算是红军“残余”，对其用兵不能叫“围剿”，只能叫“清剿”。
罗卓英毕业于保定军校，他和蒋介石的宠臣陈诚是同学，此人长于谋略，抗战中著名的上高会战是其军事生涯中的巅峰之作，那场战役后来被称为是抗战中期中方打得最为精彩的一战，罗卓英的指挥水准和军事能力可见一斑。
唐僧再厉害也不过是个耍猴的。罗卓英的咄咄逼人，更多的还是来自于那个由他任军长的部队：第十八军。
第十八军系陈诚的起家底子，后来的一大批国民党名将，如黄维、胡琏、霍揆章、阙汉骞、李树森等人，当时都在这个军做师、团长，可以想见，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会有多强。
“八一大示威”让罗卓英见证了粟裕和挺进师的潜力，他说：“过去粟裕仅有几百人，现在统计数达3000人以上，其进展程度，比江西时期还要厉害。”
罗卓英不敢轻敌，当时蒋介石共向四省边区调集了总计63个团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罗卓英拿出一大半来与粟裕进行较量。
1935年8月，罗卓英率部由江西进入浙江。他紧扣住一个“快”字，参照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经验，第一时间就先把浙西南根据地团团包围起来，然后构筑碉堡，将包围圈变成碉堡圈。
浙西南可以和闽东、闽北根据地成掎角之势，必要时能从东南撤退，这一关键细节也没能逃过罗卓英的眼睛，他又用6个团在东南方向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以切断挺进师的退路。
罗卓英出手快捷而狠辣，立刻将挺进师和浙西南根据地推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直到这时候为止，粟裕才知道，原来敌方主将换成了罗卓英，以保安团为主体也变成了以正规军为主体，他开始后悔起来。
“八一大示威”搞得急了点，挺进师的实力也因此被过早地暴露和消耗，这支新兴部队实在还没有能力对抗国民党正规军。
后悔药也没有地儿买去，当务之急是如何打破“清剿”。
一般人会想，你罗卓英可以盗版“围剿”的经验，我们当然也可以沿用“反围剿”的成功做法，尤其是前四次“反围剿”，不管它来多少路，我只要集中优势兵力，用运动战来破其一路，整个“围剿”也就被打破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中央苏区的时候是红军主力，起码能集中到一定的兵力，而挺进师尽管有所发展，但还没能发展到那种程度，部队仍然是游击队性质，一次歼敌，最多也不过歼灭一个营，无法起到伤筋动骨的作用，罗卓英照样可以整师整团地压上来。
当挺进师内部进行讨论时，粟裕说，此一时，彼一时也，运动战不能打，要打，得打游击战。
四周围全是国民党正规军，不是保安团，这游击战该怎么打，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集中到了粟裕身上。
粟裕不紧不慢地道出了4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他全部的“破敌要诀”。
狡兔三窟
粟裕说：“敌进我进！”
游击战须以机动为主，若是死守阵地，就不是游击战了，所以很难谈得上防御。
再以进攻来说，虽然游击队有时也主动出击，但它的宗旨是捞一把就走，不可能像运动战一样大量歼敌。
既不能蹲在家里，出去了也不能指望一口吞头大象，那就只有一种选择：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这就叫作“敌进我进”。
毛泽东、朱德当年打游击时曾总结出了16字口诀，里面有一句是“敌进我退”。一字之差，看似不同，其实异曲同工，策划者的高明也正在此处。
战争，没有教条，任何时候，你可以把稻草只当稻草，也可以把它当成一把剑。
计议已定，粟裕留下两个纵队在原地游击，自率其余主力向敌军迎面开去。
1935年9月，粟裕由浙西南根据地一路南下，以夜幕为掩护，从敌军接合部偷涉龙泉河，从而一举突破了罗卓英苦心经营的封锁线。
突出包围圈后，粟裕即和刘英各带一部，向南挺进到闽浙边境，在那里大造声势，其用意在于吸引和调动敌军，为浙西南根据地解困。
换一个人，见挺进师主力已突出重围，兴许只会气急败坏，猛拍屁股，并立即倾巢追赶。
可是这个人是罗卓英，他不会这么做。
闽浙边境全是地形复杂的山区，罗卓英虽坐拥几万人马，往山里面一撒也不过是毛毛雨，要分散追捕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于“以拳头打跳蚤”。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罗卓英不受粟裕所诱，他只派5个团前去追堵，剩下的几十个团全都用于摧毁根据地。
在持续长达8个月的紧逼围攻中，纵横达100公里的浙西南根据地被罗卓英死死箍住，两个纵队基本都打光了，能逃出来的寥寥无几。
每一次决策，粟裕都算得很细，但是高手之间的格斗，哪怕出现一点点破绽，都可能会让对手找到机会，从而给自己带来遗憾和损失。
这一次，“敌进我进”是对的，要说失误，就失误在对敌情和罗卓英的指挥特点还估计得不够充分准确，要是早知道罗卓英这么有心机，就不应该留下那么多人。
其实粟裕自己也没有完全摆脱危险。罗卓英派来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5个团，不及参加“清剿”总兵力的1/6，但仍10倍于挺进师主力，部队活动时，经常被跟踪追击，“尾巴”（指追敌）总是甩也甩不掉。
是不是我还有失误的地方呢？
1935年10月，粟裕、刘英率部与闽东苏区的叶飞会合。
一年前，当粟裕随先遣队经过闽东时，前来迎接他的就是叶飞，两人是老相识了，有的话也可以聊得更直接一些。
挺进师失去了浙西南根据地，但闽东苏区却一直发展得很好，共有4块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每块根据地都有一个独立团，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游击区。
具备这样的规模，必然也会有“清剿”，有“尾巴”。私下交谈时，粟裕就问叶飞：“我们的尾巴总是甩不掉，你们是怎样甩掉的。”
叶飞很干脆地回答：“像你们那样在白区（指国民党中心区域）横冲直撞，我们没有这个把握。”
据叶飞说，在闽东，党组织是不公开的，也不会公开建立苏维埃政权。敌军要调集兵力来进攻，绝不硬扛，我们不是有4块根据地和很多个游击区吗，轮换着休息好了，他们到那边去，我们就在这边隐蔽，要出来活动，也必须是夜间，一晚上可以走七八十里。
粟裕听得出了神，不由得脱口而出：“这办法好，这叫作"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没有窟，兔就狡不起来。我们如果有窟，就不会这样被动了。”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另一个失误在哪里，除了不应该像过去中央苏区时代那样，继续树大旗、扎大营外，游击战术还可以更灵活、更机变。
比如，留在浙西南的那两个纵队，如果能够实现化整为零，以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式，也来它个“狡兔三窟”，就不至于受到那么严重的损失了。
战神粟裕三:战神粟裕
从普通士兵到共和国大将，从南昌起义到全国解放，著名军事家、战略家粟裕身经百战。在夫人楚青的印象里，“除了排长，军中从班长到总参谋长几乎所有军职粟裕都亲任过，他是一个完全依靠战绩战功，从基层点滴成长起来的开国将领。”生前曾不止一次有人称赞粟裕“百战百胜”，粟裕总是半开玩笑地回答：“我哪里是百战，好几百战了。”
他戎马一生，先后6次负伤。头部两次负伤，在武平战斗中，子弹从他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过；在水南作战中，被炮弹炸伤头部。手臂两次负伤，在硝石与敌作战中，他左臂负重伤留下残疾；在浙西遂安向皖赣边的转战中，他右臂中弹，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出子弹。除此之外，1929年攻占宁都时，他臀部负伤；1936年在云合开展游击战中，他脚踝负伤。1984年2月5日他逝世后，家人从他火化的头颅骨灰中，竟发现了三块藏在脑袋里长达54年之久的弹片。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军中粟裕被认为打仗最像毛主席的将领，从指挥小型游击战到运筹大型战役，毛主席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粟裕的信任和赞赏。三大战役仅有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60万对阵80万最终歼敌55.5万余人，粟裕指挥的华野部队占淮海战役参战部队的70%，歼灭的国民党军占歼敌总数的80%。毛泽东事后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苏中七战七捷、鲁南大捷、血战孟良崮、沙土集之役、淮海战役……戎马一生粟裕以胜仗闻名军中，赢得了“常胜将军”的称号，1949年９月，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刘伯承由衷地向中外记者称赞粟裕：“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1961年，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谈及解放军的军事统帅时， “我的这些战友中，数这个粟裕最会打仗。”
毛主席的欣赏、将领们的钦佩、部下的拥护以及最为重要的百战百胜的骄人战功，当1955年授衔时，“战神”粟裕最终没有跻身元帅，而被毛主席封为第一大将，于是关于他“两辞司令一辞元帅”的说法，成了粟裕身后战功之外，人品的最佳注解。
成名之仗——苏中战役七战七捷
粟裕大将一生经历许多胜仗，特别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典战役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苏中战役以3万之兵擒服敌人4倍精锐，而且七战七捷；济南战役后迅速提议中央发起决定新中国解放步伐的淮海战役，并被毛主席赞为“第一功臣”；上海战役巧妙地以军事压力摧毁敌人的心理防线，最终避免了上海经济遭受创伤……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与南京、上海仅一江之隔的苏中地区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指示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主力出击津浦铁路，并准备歼灭由浦口北进的敌人。粟裕经过认真分析，认为与其外线出击，不如先在内线打一仗再走。
1946年，从7月13日至8月31日，华中野战军以3万余人的劣势兵力迎击国民党军12万人的进攻，连续作战7次，歼灭敌军5万余人，被解放区军民誉为“七战七捷”。这次战役，是解放战争的初战，起到了战略侦察的作用，为中央军委制定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借鉴。华中野战军在战役中缴获了大批美式武器，极大地提高了装备水平。战士们抚摸着崭新的卡宾枪，高兴地说：“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真不错，知道我们的汉阳造不好用，就送来了卡宾枪，连收条都不要。”
战后，作为这次战役策划者和指挥员的粟裕，得到苏中军民的高度赞扬和由衷敬佩。“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的民谣被改编成歌曲和故事，在当地一直流传至今。
经典战例——淮海战役以少胜多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是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军区部队（共60万人）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领导指挥下，在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具体运筹指挥下，以徐州为中心，在北起临城（今薛城），东至海州，南到淮河，西抵商丘的广大区域内，同数量上、装备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场大决战。
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略决战，唯独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歼敌55.5万余人，而粟裕指挥的华野部队有16个纵队、1个军、3个军区部队，占淮海战役参战部队的70%，歼灭的国民党军占歼敌总数的80%。
斯大林得知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后在笔记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首任大使尤金来华前，斯大林特意交代他：“淮海战役打得成功，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你到中国帮我办一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尤金到中国后，向毛主席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将淮海战役的经过情况向尤金作了详细介绍。
在淮海战役前、战役中，粟裕三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建立统一指挥体制的建议，将淮海战役发展为战略决战的建议”，“小淮海”发展为“大淮海”，使战役进攻发展为南线的战略决战。在战役指挥上力求先解决黄维兵团，从而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鉴于粟裕对淮海战役的贡献，毛主席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特殊战役——心理战巧取大上海
1949年4月20日至21日，第三野战军渡过长江后，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兵临上海城下。
晚年的粟裕曾经回忆说：“我在淮海战役一结束就开始考虑上海战役了，渡江不紧张，国民党的江防算不了什么，当时主要考虑的是怎样截住上海的汤恩伯集团。”粟裕认为，解放上海不能采取长春方式，因为上海有600万人口，一旦长期围困，老百姓的生活将陷入绝境。完全按照天津方式解决也不行，万一把上海打烂了，对全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太大。最可行的办法是攻击吴淞，既可以截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又能吸引市区守军前来增援，有利于我军在野战中大量歼灭敌人，从而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
1949年5月1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向吴淞及其附近地区发起进攻。经3昼夜激战，我军伤亡很大。正当粟裕调整部署，准备对上海发起全面进攻时，忽然接到上海守军将全面撤退的情报，于是决定提前发起总攻，并再三提醒攻城部队：“进入市区作战时，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23日夜，第三野战军各部队从四面八方向上海发起进攻。此时国民党军的心理防线被摧毁，20万守军除5万人乘船逃跑，少数负隅顽抗者被武力解决外，大部分缴械投降。27日，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