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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严春阳:我的爷爷严春阳
慈善协会名誉会员严春阳
一
文革中，原来在福州军区工作的我父亲辛丰年被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老家南通县石港区五窑公社砖瓦厂劳动改造。那时候我母亲因病去世，我和弟弟被寄养在常熟乡下姨妈家。1971年，父亲把7岁的我接到了他身边一起生活。我在公社政府所在地金家庄育红小学读书。南通民风淳朴，我除了记得一个厂领导呵斥父亲的场景外，记忆中的农民和工人对我们都很友善，在路上遇见的都会打招呼。我在学校里也很吃得开，成绩好，长相讨人喜，学费交得快，在老师和同学那里有不错的人缘。
1972—1975年我和父亲在五窑砖瓦厂的旧屋，摄于2010年
但阴影也是有的。有一次一个老师突然用责备的语气对我说：你知道当年解放军打你炮楼死了多少人吗？我被吓坏了，而且完全摸不着头脑，因为父亲从来没有和我说过家庭出身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是因此倒了大霉才回到老家的。我还以为我家是光荣的革命军人，支援地方才来到此地。我只能认为是老师搞错了，但我也不敢申辩，只能委屈地憋在肚子里。
又过一段时间，同学也拿这个议论我了。特别是几个不良同学，还给我取了绰号，叫“严炮楼”。这个绰号每每就像一把尖刀戳在我的心里。现在的人大概很难理解这种心情。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是地富反坏的后代，那种屈辱感是毁灭性的。我从不相信，不能接受，慢慢地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最后，我实在不能忍了，就想从父亲那里寻找真相。但是我又不敢直接对他提这个要求，就想了一个借口。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对父亲说：学校要我们申报家庭出身。父亲听到后有些吃惊，问了一句：要出身干什么。我很害怕他追问下去我会露馅，但是父亲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而是写了一个纸条，然后把纸折起来，对我说：把这个交给老师，你自己不要看。当时我就紧张起来，感到很害怕。既为自己的说谎害怕，也为不详的预感害怕。第二天，我在上学的路上把纸条打开，看到上面写着：
本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成份军人。
我一辈子都难忘看到这一句话时的失望与伤心。从此，同学再喊我“严炮楼”，我再也不同他们争吵了。
再往后，总算文革结束了，我父亲彻底平反，离休回到了南通城里生活。我的奶奶和姑妈们也在南通，有一段时间我也与她们生活在一起，慢慢地听说了一些我爷爷的事情，还有那个“炮楼”是怎么回事。
二
我爷爷严春阳为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下。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奉军第二十师师长、淞沪戒严司令邢士廉率军逃离上海，孙传芳委任严春阳为淞沪戒严司令。同年12月，严春阳出任淞沪警察厅长。1926年6月，孙传芳取消淞沪戒严令，严春阳随即卸任戒严司令，仍继续担任警察厅长。同年8月，淞沪商埠卫生局成立，他又兼任商埠卫生局长。1934年3月，严春阳去世。他有三子四女（大女夭折）。其中我的四姑妈方易和我父亲都在抗战前夕参加了新四军，小姑妈严瑞荷为江苏省南通中学地下党员，小叔叔年兮1949年也被短暂回家的父亲带进了部队，当时年仅14岁。
当年上海小报记者考证严春阳是马桥人
关于我爷爷，我后来从父亲、奶奶、叔叔、姑妈那里听来的消息可谓五花八门，我也一直收寻有关他的史料，但出版物和网上的资料都非常稀少。前年《申报》数据库问世，我所在的复旦大学购买了。我使用时第一个输入的就是严春阳这个名字，结果出来2百多个结果，主要集中在1925年—1927他任职上海的这段时期，差不多每隔两三天都会有他的消息，有时甚至天天可以见到他的行踪。
最早的一条是1921年11月8日政府公报：
大总统令
陆军总长蔡成勋呈请任命……严春阳为第八团第一营营长。
听奶奶说，我家是年羹尧的后人，为避难把“年”改为“严”（南通话中这两个字发音相同）。到后来家道衰落，我爷爷年轻时非常穷困，但他聪明手巧，做过石匠、吹鼓手、手工艺人，会扎南通特产兔儿灯，会把木头雕成各种玩意儿给孩子玩。后来，因为常被人歧视欺负，为了在乡人面前抬起头来，就投了军（这好像是当年阶层流动的捷径）。奶奶说，爷爷救过孙传芳的命，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当时爷爷任机枪营营长。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靠谱，因为我对人的记忆从来都不是十分信任。如果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是在1921年以后了。
严春阳与同乡
佛教人士要求警察厅长严春阳重申捕蛙禁令
1925年10月，孙传芳在与奉系的山东督军张宗昌和江苏督军杨宇霆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同年11月，孙传芳在南京宣布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这是孙职业生涯的顶峰。10月21日，《申报》上发布了这样一条新闻：
龙华戒严司令部之编制，联军警备队第一团团长严春阳率队抵沪后谢司令因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现值军事时代，地方治安应资维护，特委严团长为淞沪临时戒严总司令。其编制系傲照前刑司令成规，设置军法、军需、副官、秘书、稽查各处。惟闻戒严系临时性质，一俟军事收束沪上即撤销戒严。（东南社）
查询申报，让我对那个年代媒体的透明度感到震惊，其中有大量的军事信息，包括军队的调动、换防、军官的升职、行踪等等。这很难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那个年代有军事机密么？其他如交际、布告、行政措施等更是无一遗漏。这些极为琐屑的政府人员信息占据了申报的大量版面，如果我不是其中人物的后代，大概是很难有兴趣一一看来的。但当时的读者可能好这一口，在没有微博的时代，这就是关心政治的主要途径了。
把所有这些新闻看过之后，我对军阀爷爷的印象大为好转，感觉他在上海干得不坏。他任上做的事包括：禁赌，维持治安，整顿警政，赈济灾民，安置失业工人，调节罢工，改良自来水，平抑米价，改善贫民区居住条件，防范时疫，捐助医院，等等。当然也包括防范南党，防范过激主义，驱散集会，等等。
1926年9月27日的《申报》有这么一条：
今春浦东隆茂码头湖北江北两帮工人滋事酿成命案，经淞沪警厅严厅长秉公办理得告平息。该栈经理吴葆初、工人代表陈锦涛及江淮旅沪同乡会昨日午后二时送严厅长“威德兼施”匾额及旗伞。由保安队及军队列队，严氏拜领匾额，并设宴于警厅大楼以表谢意。其颂云……（以下删去歌功颂德言辞数百字）
这个万民伞的事情，我早就听奶奶等人讲过，现在终于可以与史料印证了。前几年去看望小姑妈的时候，又听她说了一些新的细节。解放后，奶奶把万民伞拆下来做被面，边上的穗带流苏就做了拖把（带流苏的拖把！）。在一旁的表姐说她幼儿园时盖过这被子，绣着仙鹤图案。后来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时，借去观摩，至今未还。姑妈特地把我叫去告诉我这件事，她说是想让我们知道，她越来越觉得爷爷可能不是坏人。我告诉她，这我早就知道。小姑妈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在南通中学里就是地下党，解放南通时曾为解放军带路。她的先生叫范恒，是晚清文人范当世的曾孙，也是当年的地下党，做过50年代《南通日报》主编，反右和文革遭受残酷迫害，不幸去世。范恒有个弟弟，叫范曾。
工人送匾及万民伞
赞助淞沪教养院
对于我爷爷，我的父亲和他的革命兄弟姐妹们都有很深的罪孽感。他们也是抱着赎罪的心理，从家里逃出去参加革命的。我很高兴能够把在《申报》和其他文献上查到的我爷爷事迹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事情的另一面：
1926年7月7日《申报》：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对于工潮迭起，为消弭起见，特传谕准许工人代表投诉。并面谕行政科长张稚云，遇有工人代表为争执工资争端，均予秉公处理，以期和平解决而维治安云。
1926年5月8日《申报》报道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捐助淞沪教养院4千元，该院收容乞丐游民，教以谋生技能。5月10日该报登严春阳来函更正，申明此4千元是他代无名氏募捐，非本人捐助。
（上海三轮车夫代表）具呈各官厅，要求减租，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体恤平民，训令全市车商减租，同时各官所批准，亦有通告公布……（《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与工农学各界的斗争》P202）
1926年5月，丁文江应孙传芳邀请，出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于上海市长。傅斯年后来认为：丁主持上海的短暂时间里，“行政上的成绩是天下共见的：为沪市行政创设极好的规模，向外国人争回不少的权利”。丁文江主政上海的这一段时间，恰好也是我爷爷的任职期间，他们俩人有过很好的合作，在《丁文江年谱》中有不少记录。如：
“华界恶劣的卫生状况导致大量市民死于非命，这更使丁文江认识到建立统一的卫生机构以改变这种状况的必要。1926年8月25日，淞沪商埠卫生局正式成立于上海市公所，由警察厅长严春阳兼任局长，为的是使警察更有效实行卫生章程。”（《丁文江和淞沪商埠督办公署》，作者:吴建熙，转引自《丁文江年谱》）
孙传芳对部下还是相当关怀的。我爷爷带病工作，孙传芳让淞沪督办丁文江前去看望：“9月4日，丁文江复电孙传芳，电达已遵谕前往慰问，严厅长刻在宅扶病办公。”（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图藏丁文江档案，馆藏号43-4，转引自《丁文江年谱》）
严春阳兼任卫生局长
严春阳离任
几年前听我父亲说，有人向我爷爷行贿，爷爷拒绝了。孙传芳知道了，就把爷爷叫过去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今日不知明日的命在哪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妻小靠什么过活？于是爷爷把钱收下了。他去世时，孙传芳送来挽联，父亲记得原句：
呜咽听江涛，无限怅怀听噩耗；
凋零感袍泽，不堪回首忆当年。
三
再回到我父亲在五窑砖瓦厂劳动改造的时候。有一次，他骑车带我去十几公里以外的石港镇，在镇上的一所中学的操场边上站了很久。当时操场上正在开运动会，我以为他是被学生们所吸引。直到多年后有一天严晓星兄给我复印了一份资料，我才知道他真正注视的是什么。
他注视的就是让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的“严炮楼”。
晓星兄给我复印的是宋建人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名叫《石港“三层楼”的故事》，这篇文章写的就是我爷爷发达之后，回到家乡建的那幢楼。这座楼本来就在今天石港中学操场西侧的位置。宋先生对该楼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绘：
三层楼三面临水处都用块石砌成一人多高而又笔陡的石驳；别墅的四周还砌有三米多高的围墙，门旁有汽车房。主楼为钢筋混凝图结构，深可14米，广约20米；后为二层的中式木结构楼房，上下皆八间。主楼与大门之间为花园，植有花草树木。主楼地搂中间为大厅，上为圆穹形，装有大型吊灯；下面用彩色瓷砖铺地，拼成美观的图案。大厅的两边各有房两间，作为休息室只用；其后即为楼梯。这个大厅为宴会场所，也可作舞池之用。二楼房间前为长廊，有雕花木栏杆，可凭栏俯视大厅；三楼为对面房间，中间为宽阔的走道。两层楼的房间都有套房，并有卫生间；会客室居中，广为两间。整个安排，井然有序，作为十口之家的居室还可款留宾客。三楼上面为广阔的阳台，中间较北有效楼一间，有楼梯同三楼。小楼前侧竖有高高的旗杆。站在阳台上，可以尽情观赏远近的胜迹，胸襟为之豁然开朗。
我不知道宋先生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建筑信息，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后来我在微博上讲到此事时，一位网友说她是宋先生的外孙女，才知道宋先生是石港人，在石港中学做过语文老师，文史知识非常丰富，退休后借到县志办工作，可惜前几年去世。我想，几十年前我父亲带我去石港中学的那天，宋先生多半也在操场上带学生参加运动会吧？
我爷爷在北伐军到来前夜，辞职下野，回到南通。他在老家石港镇上造了这幢石港历史上第一幢现代化的大楼，原先我们都以为他是把这作为光宗耀祖的住宅。但是2010年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打电话过来，我告诉他前天查到几条爷爷的史料，提到石港的洋楼，父亲说爷爷生前和他说过，等他下野之后，准备把那楼做成医院。当时人重乡土，发迹了之后造福乡梓的，为数不少。南通人更有这个传统，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状元张謇。前年我去看小姑妈的时候，她也说这房子造了不是自己住的，是爷爷想要开医院的。他考察了许多医院，做了许多准备，可惜大楼造好没多久，他就去世了。
父亲说，这楼爷爷生前一次也没有住过。他和兄弟姐妹们也仅仅住过一次。抗战期间，南通沦陷，这楼曾作为难民收容所，后来变成了伪军曹立江部团部。解放战争中，又被国民党占据，并在紧要处构筑地堡。“敌军在石港外围加筑碉堡、桥头堡，增设鹿砦、铅丝网和地下战壕。大本营设在镇东南角严春阳家的楼房里。这座三层钢骨水泥的楼房，十分坚固，而且四面环水……“（《南通县文史资料》第4辑，第47页）
1948年1月，解放军发起进攻，守军全部被歼，这楼也基本被毁。我奶奶在解放前曾去看过这楼被毁后的最后一眼。她说，绝大多数房间全打掉了，只有楼上的一个卫生间还完好无损，连着钢筋和下水管，“就像一根棒儿糖”。
“就像一根棒儿糖”，这个甜蜜而又恐怖的意象，将注定留在我们家族的记忆中。
发表?于《掌故（第一集）》，中华书局2016年6月第一版
第二篇严春阳:前苏富比鉴定老师严春阳
第三篇严春阳:此曲只应天上有——古典乐评人辛丰年的传奇一生
辛丰年(1923-2013)，本名严顺晞，后改名严格，通州石港人。古典音乐评论人、作家。
1945年开始在军中从事文化工作，1976年退休。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著有《乐迷闲话》《如是我闻》《处处有音乐》等十余种作品。
正在看乐谱的辛丰年先生
他把钢琴谱塞进行军的背囊
辛丰年——Symphony（交响乐）的谐音。
文如其名。在中国，只要涉猎古典音乐的人，无人不知辛丰年。《辛丰年音乐笔记》被认为是最合适的古典音乐入门读本。吴祖强曾经这样评价：在中国评论古典音乐，辛丰年是最权威的。
以“辛丰年”之名，驰名书林乐界。其原名“严格”，鲜为所知，而“严顺晞”之名，所知者更是寥寥。
有一种说法，严家是年羹尧的后人，为避难把“年”改为“严”（南通话中这两个字发音相同）。
他的父亲严春阳是孙传芳的部下，1926年期间，曾任上海淞沪戒严司令、淞沪警察厅长等职，后又兼任商埠卫生局局长。石港人称其“严大将军”。北伐军迫近上海前夕，严春阳自行解职，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起了寓公。
辛丰年的大儿子、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在《我的爷爷严春阳》一文中介绍：发达的时候，严春阳在老家石港镇上（今天石港中学操场西侧），建了一幢别墅，“这也是石港历史上第一幢现代化的大楼”。
这座洋楼，严春阳生前未曾住过，他打算“下野之后，将其做成医院，造福乡梓”。然而，这一切未能遂愿。抗战期间，南通沦陷，这座楼成为难民收容所，后又成伪军团部。解放战争中，则被国民党占据。《南通县文史资料》这样记载，“敌军（指国民党）大本营设在镇东南角严春阳家的楼房里”，因为战争，这座楼也基本被毁。
严锋说，这所故居，辛丰年“和兄弟姐妹们也仅仅住过一次”。
辛丰年从4岁到10岁时，一直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
对于自己的军阀家庭，“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通有一个名叫“青年艺术剧社”的小团体，以地下党员曹从坡为主聚集了一批进步青年，其中就有辛丰年。
1945年4月，年仅22岁的辛丰年，从南通经上海辗转至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自行改名“严格”，以示脱胎换骨之意。
为什么要参军？辛丰年生前有过回答，他说，“主要是受到《罪与罚》的影响，书里没有写革命，但写出了当时人间那么多不平，让人看了非常激动，就成了我追求光明的动机。”
在那些艰苦转战的岁月里，辛丰年一直对他的音乐忠心不二。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拿着笔记本到处采集民歌。他甚至偷偷地与尚在国统区的家人取得联系，托人把钢琴谱带出来，塞进行军的背囊里。
从通州到如皋、海安至盐城，从苏州到杭州，从厦门到福州，辛丰年随军走到哪里，就将音乐追寻到哪里。
带着扁担在新华书店扫货
年轻时的辛丰年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以赤子之心面对“美”，都能怀抱热情赞叹生命，辛丰年留给读者的，不只是欣赏古典音乐的门径，更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辛丰年在福州军区政治部下设的文化部中任干事，还曾当过福州军区军报《解放前线》的副主编。
然而，到了“文革”，辛丰年却因“混入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从福州被押往江西住“牛棚”，1970年被发配回南通，在当时的南通县石港区五窑公社砖瓦厂劳动改造。
其时，辛丰年的妻子因病去世，他把大儿子严锋带在身边，3岁的小儿子严锐放在常熟妻姐家。在严锋眼里，辛丰年的工作很累，“刚去时是一个很冷的冬天，父亲的工作是用手工做小煤球，供厂里的工人取暖”，后来，“是用大铲子把煤屑铲到泥土搅拌机里，这是轮窑制造砖瓦的第一道工序，是很累的力气活。”
严锋回忆，有时候夜里醒来，会听到父亲的叹息声，“他以为我睡着了。他一直是很坚强的人，在我面前从来不会表现出苦闷，对周围的人也很和气。”
“文革”前在福州的家里，辛丰年曾买过5个电唱机，下放劳改的时候，他竟将其中一个剥掉外壳，把机芯藏在纸板箱里带到了乡下。“还带了几张唱片，但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听过。或许把它们带在身边，对他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
到1976年左右，53岁的辛丰年终于得到彻底平反。复员改成转业，完全恢复原来的待遇。当组织上征询意见的时候，辛丰年主动提出退休，他“想把‘文革’中失去的看书听音乐的时间补回来”。
退休手续一办完，辛丰年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里买书，从此一头扎进了古典音乐和书籍的世界。
从1978到1994年，辛丰年独自带着两个儿子，一直住在市区解放新村，一个40多平方米，没有厨房和卫生间、两间卧室和书房混用的小屋里。1986年，63岁的辛丰年，花2000多元钱买来了他平生第一台钢琴，开始自学弹琴。
父亲的选择，严锋这样理解：对于一个情感那样丰富的心灵来说，恐怕也只有音乐才能满足他的要求吧。
无论生活如何艰辛，辛丰年始终怀有一种对人间绝对正义的追求，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在砖瓦厂改造的时候，在一个月拿23.5元“生活费”要养活三个人且自己的肚子也吃不饱的情况下，辛丰年和当地公社养老院里的一位孤老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经常徒步好几里路去看望和接济他。
辛丰年就是那样一个极端的好人，好到音乐的程度，好到“此曲只应天上有”的程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经过好友章品镇的推荐，辛丰年开始为《读书》写稿，开设了《门外读乐》专栏。
梦想贝多芬的音乐响遍全城
辛丰年教孙女弹琴
伴随着《读书》杂志的一纸风行，辛丰年的漫谈古典音乐文章影响了无数人。
在音乐资讯贫乏的年代，辛丰年以美丽的文字传达音乐本身的美好，加之其博通文史，熟谙音乐典故，文字之中贯通着一种人生的通达之气，唤起了读者对音乐的向往之情。
《读书》杂志曾经盘点了20年来十大作者，辛丰年位列其间，其他九位作者分别是：丁聪、陈四益、金克木、董鼎山、王蒙、刘小枫、费孝通、陈平原、汪丁丁。
1994年秋，《读书》才女赵丽雅专程到南通组稿，来到解放新村，登门拜访辛丰年。后来，赵丽雅曾写《辛丰年与Symphony》一文，对此行进行了详述。
初见面，赵丽雅感叹，“他的谈吐、他的气质、他的风度，和他所热爱、所谈论的音乐，相差太远了”。面前的辛丰年，完全是“一个老农形象：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包括褪了色的军帽和褪了色的球鞋。”
严锋曾以风趣的笔墨写道：“在辛丰年的读者圈子里——一支以大学生、音乐爱好者和白领丽人组成的风雅队伍，这些人大概宁愿把辛丰年想象成头戴无檐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骚客，就像徐迟那么英俊——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让赵丽雅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当代隐者的居所，一桌、一架、一凳、一榻，唯陋而已。倒是中央一具黑钢琴，显得过于辉煌——像是陋室中的不谐和音”。
那次见面，曙色中，主客初会。从容对谈，直到黄昏。赵丽雅为之感叹，“他似乎不知为名也不知为利，脱俗而毫不知觉自己的脱俗。”
对于自己的音乐评论写作，辛丰年曾经这样谈到，“国内爱好音乐的人，能够接触的音乐资料太少了，因为我们出版的中文资料很有限。我做的工作假如可以算是音乐普及工作的话，就是从资料里‘批发’出来，然后自己消化消化，尽量地‘零卖’出去。”
严锋曾经在《我的父亲辛丰年》一文中，对父亲写作有过生动描述，“他写得太吃力。他总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每改一遍就要重新认认真真地用圆珠笔重新誊写一遍”。
诗人桑克在微博上写道，“睹其文字，未闻乐声，即可想象音乐之美”。这是一代读者的共同记忆。
2013年3月26日中午12时20分，享年90岁的辛丰年老人在家因突发疾病辞世。
辛丰年老人去世前，严锐用手机播放了两首作品给他听。第一首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老人激动地打起拍子来。第二首是陈歌辛的《蔷薇处处开》，老人边听边讲起陈歌辛的生平，兴起处哼唱起来。他说：“想不到我临死之前，还能听到这么美好的音乐。”
辛丰年曾经梦想，城市里到处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
人生的一幕一幕场景，悲剧的、喜剧的、无悲无喜的，都只是平平常常的经历，尽可化作一道长长的水，绕山而流。这正是“辛丰年”指挥的“symphony”。
（本文原载于2015年1月7日《南通日报》，原题为《辛丰年：此曲只应天上有》，所配部分照片由辛丰年的小儿子严锐提供）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发布，不代表今日头条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