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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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黑色九月:奥运史上的“黑色九月”－从慕尼黑的血腥绑架到以色列的死亡名单

　　血腥笼罩慕尼黑
 
　　1948年，在联合国艰难的调解下，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宣告成立，犹太人几千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们从世界各地回到了他们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开始他们新的生活。英国留下来的烂摊子似乎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但原先住在此地的60万巴勒斯坦人却被迫离开家园，流落四方，这为以后无休止的民族冲突埋下了种子。
 
　　1964年，寄居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人再也不堪忍辱求生，他们成立了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其中有一个年青的工科大学毕业生阿里·哈桑·萨利迈。这位年青人对阿拉法特非常敬慕，阿拉法特也十分器重这个意志坚定、精明强干的青年。不久，巴解组织出现内讧，两个负责人乔治·哈巴什博士和瓦迪埃·哈达德博士另立山头，成立了更为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
 
　　为了引起全世界对巴勒斯坦人命运的注视，“人阵”煞费苦心，他们炮制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战术：劫持飞机。1968年7月23日，“人阵”恐怖分子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劫持到阿尔及利亚，胁迫以方释放20名巴勒斯坦俘虏。以色列被这种罕见的斗争方式搞得措手不及，作出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让步。
 
　　劫机的成功有如一块磁铁，使激进的巴勒斯坦大学生如潮水般涌向“人阵”，他们雀跃不已：“到底干起来了，中东到底动起了！”面对这种局面，代表巴解的阿拉法特也不甘落后，他在巴解组织内部建立了一支秘密特别行动队。一批年青的巴勒斯坦年青人被送到埃及开罗附近的一个训练营地，专门接受自卫、间谍和破坏行动的训练。萨利迈就是其中一员。教官们很快发现，他具有组织恐怖活动的天才。同时，27岁的萨利迈求战心切，坐卧不宁，他恨不得立即去对付以色列人。
 
　　1970年，约旦国王侯赛因几乎同以色列人握手言和，经历了惨痛的战争后他认识到：只有和平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当时，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数量已超过本国国民的半数，难民营里日渐扩大的巴勒斯坦各激进组织，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展开恐怖活动，以色列人则不断施以报复。一时间闹得约旦鸡犬不宁。国王侯赛因决定打击一下那些越来越富有挑衅性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竟然在安曼全城荷枪巡逻。一次“人阵”把三架大型客机劫持到约旦，后又逼迫飞机在沙漠中升空，弄得约旦在国际上声名扫地，侯赛因的忍耐终于超过了极限。效忠国王的军队在安曼的街道上向巴勒斯坦人开枪射击，在难民营里大开杀戒。几万人死于这个1970年的“黑九月”。
 
　　为了牢记约旦当局屠杀巴勒斯坦人的事件，“黑九月”成了巴勒斯坦秘密部队的代号。阿里·哈桑·萨利迈和穆罕默德·尤素福·纳杰尔成了该组织的头目。他们将一个暗杀小组派往开罗，于1971年11月28日刺杀了对屠杀巴勒斯坦人负有主要责任的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勒。
 
　　“黑九月”声称：任何以色列人都是绝对的仇敌，任何到以色列旅游的游客都是敌人，任何搭乘以色列和美国客机的人都是可以打击的目标。霎时间，阴霾密布，恐怖事件接连不断。
 
　　1972年，萨利迈与两名同在开罗受过训练的老同学阿布·达乌德和法赫里·乌马里，共同策划了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恐怖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劫持以色列运动员。
 
　　1972年9月4日，以色列队没有赛事，大多数运动员在奥运村休息，晚上出去看电影。电影看完后，以色列运动员陆续回到奥运村。5日凌晨约4点，他们还在沉睡，奥运村外面突然出现了8个模糊的身影，他们拎着沉重的运动包，悄然走向25A门旁边的一段栅栏。
 
　　这8个人是一个叫“黑九月”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他们带着冲锋枪，手榴弹，越过栅栏，直奔即定目标：奥运村中以色列运动员住的31号建筑物。他们选择从这里进去，是因为他们事先观察过，而且知道，一些运动员们在外面喝醉了，回来是常常攀越这段2米高的栅栏，保安根本不会阻拦。这8名恐怖分子穿上田径服作为伪装。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慕尼黑奥运会的安全工作实在是个笑话：整个奥运村仅用一层薄薄的铁丝网拦住，当运动员回来晚了后，他们都愿意翻越铁丝网，抄近路回家。此外，奥运村没有摄像机，没有探测器，也没有路障，门口仅有几个保安，但居然没有配备武器！这些恐怖分子事先也做周密的准备：一名恐怖分子曾在建设奥运村时当过建筑工人，对奥运村了如直掌，另一人事发前一天还潜入了奥运村，详细侦察了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楼层。
 
　　4点25分，恐怖分子将万能钥匙插进了康若里大街31号1号房间的门锁里，房间里共住了7名以色列运动员。第一个听到动静的是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德。他块头很大，体重124公斤。虽然他一时还不能判断这响声是不是室友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发出来的，这家伙出去玩乐也该回来了。他是，门后低沉的阿拉伯语谈话声使他立刻知道大祸临头了，于是，他跳下床，一面用粗壮的身体顶住渐渐被推开的门，一面用希伯来语高喊“有危险！”以而后的几秒钟内，恐怖分子试图将门推开，双方使出的力气扭弯了金属门框和铰链。这使同室的另一位举重教练有时间破窗逃走。但室内的另外4个教练员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们各自在床上被恐怖分子用枪指住了。
 
　　这时，摔跤教练温伯格正好沿着康若里大街漫步回房间，温伯格也是个大块头，要制服他决非易事。他一踏进房间立刻挥拳打翻了一名恐怖分子，另一名恐怖分子慌忙开枪，子弹打穿了他的面颊，他用手捂住脸，血汩汩地从指缝里流出。恐怖分子接着又撞开隔壁的3号房间时，轻量级摔跤运动员贾德·祖巴里决定冲出虎口。恐怖分子在他身后连开数枪，但这位身村矮小的摔跤运动员左闪右躲，越过高低不平的庭院，安然逃脱。身负重伤的温伯格乘机猛击另一个恐怖分子的嘴巴，那人的上颌骨被打碎，昏倒在地。另一个恐怖分子举枪就打，温伯格胸部连中数枪，像一堵墙一样倒了下去。举重运动员约瑟夫·鲁马努在恐怖分子要捆绑他时，操起桌子一把菜刀，朝着恐怖分子的前额砍去，剧烈的疼痛使这个恐怖分子无法开枪，只好退开，但从他身后跑来的一名恐怖分子，用冲锋枪扫了一梭子，鲁马努的身体几乎齐腰断成两截。身负重伤的温伯格此时摸索着站起来，一心要与恐怖分子拼个你死我活，当恐怖分子看到一个血淋淋的巨大身躯跌跌撞撞的向他们扑来时，吓得忘了开枪。温伯格击倒一名恐怖分子，又抓起一把菜刀，砍伤了另一个恐怖分子的臂膀，然后才因头部中弹身亡。
 
　　4点55分左右，一名没带武器的西德治安警察来察看情况。他打开步话机，朝站在康那利大街31号前缠着头巾的恐怖分子咕哝了一句“这倒底是怎么回事？”那人没吱声，从公寓后门溜了。
 
　　凌晨5点左右，恐怖分子未能找到住在其它房间的以色列运动员，就押着抓获的9名人质，匆匆撒离奥运村。在因时近半个小时的搏斗中，负责奥运村安全的警察只接到了有关康诺里大街31号附近“有人打闹”这一含混不清的报告。这并不奇怪，因为此时大部分人都还在酣梦之中，而且整个行动进行得断断续续：一阵喊声和一阵枪声过后，便是一阵沉寂。要知道在奥运村夜夜都有狂欢活动，往往还伴随着鞭炮声和喧闹声。对许多睡在以色列运动员隔壁的人来说，这次绑架发出来的声音和以往的吵闹声相差无几。
 
　　那两个死里逃生的以色列人分别跑到南朝鲜和意大利代表队的住处打电话报警。凌晨5点，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弗雷德·施耐伯在睡梦中被报警电话惊醒，于是他慌忙组织人应付危急。5点30分，在双方对峙当中，“黑九月”下了最后通牒，慕尼黑警方收到了恐怖分子的英文信，他们要求在9点以前释放被以色列政府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西德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然后派三架飞机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目的地，最后期限为5日上午9点，过时开始杀人。
 
　　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仅慕尼黑惊呆了，整个西德乃至国际社会都感到震惊。9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本届奥委会主席道默发表联合公告，宣布从9月5日下午开始暂停全部比赛。西德政府对“最后通牒”作出了反应，表示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但必须就细节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西德警方欲争取时间，为冲进31号楼营救人质作好准备。西德政府的两位部长、奥运村村长、前任市长和警察局局长以敢于赴汤蹈火的勇气表示愿意以自己去交换人质，但恐怖分子拒绝了这一要求，只是把截止日期延长至12时。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电话里与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磋商了十分钟，结果不出所料，这位头发花白的女总理重申了以色列对待恐怖主义的立场：绝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步。态度虽然很强硬，但梅厄总理一搁下电话就立即招来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头头兹维·扎米尔，让他马上飞赴西德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事情。
 
　　当天上午10时，长得有些干瘦的51岁的扎米尔衣冠端正、服饰考究的出现在慕尼黑。他一向如此，这在以色列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上层社会格外引人注目。他一举手、一投足都俨然有英国上议院中贵族们的那种绅士风度。有人开玩笑说，他即使率领特工在40度的内格夫沙漠上，这种风度也不会打半点折扣。可是此时，扎米尔已实在无心顾及自己的绅士风度，他一到慕尼黑，就急匆匆的要求看一下西德方面准备解救人质的行动方案。
 
　　西德警方己决定佯装答应提供飞机，因为此时恐怖分子已同意把截止日期又延长到晚上12点，并降低了要求，只要求派一架飞机把他们和人质送到埃及开罗。如果那时以色列政府仍不交出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在开罗处死以色列运动员。
 
　　西德的边防警察部队（此后改建为反恐怖大队）准备在恐怖分子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起飞前发起进攻袭击。扎米尔阅毕方案，感到这次行动组织得不是很好：准备工作很草率，神枪手太少，武器也不够先进，行动能否成功，实在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扎米尔也没有发表什么异议，因为他一时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晚上10点，扎米尔在德方军官陪同下，登上了慕尼黑市郊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的控制塔。他“有幸”亲眼目睹了机场跑道上发生的血腥一幕。
 
　　10点20分左右，两架直升飞机从奥运村附近一块草坪上腾空而起，朝着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飞来。机上载着9名以色列人质和8名恐怖分子，他们是乘一辆大众牌汽车来到直升飞机旁登机的。扎米尔日后回想起来，觉得应该在恐怖分子下汽车后向直升飞机走去时实施伏击，尽管这是事后才认识到的，但在当时的确就意味着失去了行动的最佳机会。一刻钟后，两架直升机在距一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约100米处降落。恐怖分子强迫直升机的架驶员走在前面，然后四名恐怖分子走出直升机，去检查客机。机场的灯光造成了许多阴影，使人难以辨别到底谁是人质，谁是恐怖分子，狙击手们顿时心急如焚。然而，不到5分钟，5个狙击手便从黑暗中向远处开火了，慌忙中没有打中目标，从而使奇袭失去了威力。枪声一响，恐怖分子就知道情况不妙，立即举枪还击。直升飞机驾驶员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逃脱，另两人被交叉火力击中，负了重伤。以色列人质无法动弹，他们眼睛被蒙、手脚被捆着坐在直升飞机里。双方对射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恐怖分子狂傲的拒绝了西德政府的几次劝降，尽管他们知道这是免于一死的唯一途径。西德方面因为直升飞机内还有人质，因此火力受到限制。于是临时决定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突击队员直接往上冲。然而就在装甲车开动的同时，一名恐怖分子向一架载有5名以色列人的直升机里投了一颗手榴弹，直升飞机顿时变了一团火球，紧接着，恐怖分子枪杀了另一架直升飞机里的4名人质。
 
　　令人痛惜不已的是，倘若装甲车攻击推迟几分钟，第二架直升飞机上的4名人质就可能幸免于难，人们发现，捆绑他们的粗绳上有牙痕。这表明，这4个人用不了多久就能挣脱绳索，出其不意的袭击守在直升机外面的两名恐怖分子，他们很有可能能活下来。至于第一架直升飞机上的5名人质，则无法断定他们是否采取了什么行动，他们的躯体已被烧成灰烬，无法辨认。直到凌晨1点30分，警方才击毙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他的直名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他曾作为一名建筑师参加过奥运村的建设工作，因此对现场极为熟悉。
 
　　战斗结束了，一共有9名以色列人质、两名西德警察和5名恐怖分子死在机场，另有3名恐怖分子被捕。9月6日，奥林匹克运动场里一片肃穆。当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奏响时，许多运动员禁不住放场痛哭。为了悼念11名死难者，11个座位被空出。幸存的以色列人在追悼仪式上几乎控制不住自己。9月7日，奥运会恢复比赛。
 
　　那一年，苏联赢得了50块金牌，美国名列第二，获得33块金牌，而以色列则运回去了11具尸体。
 
　　但是无数的事实证明：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加深仇恨。恐怖分子的行为没有让以色列沉默，而是点燃了以色列人仇恨的怒火。他们决定以更极端的恐怖手段实施报复，并拟定了一份以“黑九月”组织头目为对象的死亡名单，名单上也是11个人，正好和慕尼黑惨案中遇害的以色列运动员为数相等，以色列人要让恐怖分子血债血还。这个计划被命名为“上帝的复仇”。从此，中东的上空便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
　　摩萨德的名单
 
　　就如同美国有中央情报局，苏联有KGB一样，每个国家都设有这样的情报机构，以色列自然也不例外，摩萨德就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而且由于以色列特殊的国情，摩萨德在以色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慕尼黑惨案发现后，以色列举国哀悼。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受到了了解内情的以色列高官的批评。因为在此之前，“黑九月”的恐怖分子曾在以色列的利达机场，向侯机室的大批乘客扔手榴弹，并用自动冲锋枪扫射，致使100多人死伤。而且以色列体育代表团开赴慕尼黑之前，摩萨德就曾得到过关于“黑九月”要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显示其威力的情报，但这将是什么性质的行动，却无人知道。
 
　　扎米尔显然大意了，他认为恐怖分子是不敢将奥运会作为恐怖袭击的目标的。不过扎米尔还是提前一个月派了两个特工去西德，仔细检察西德安全机构保卫以色列运动员的计划。在对西德方面作出的严肃保证感到满意后，两名特工就撤回去了。去参加以色列的运动员没有带任何武器，也没有作任何应对恐怖袭击的准备。最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代表运动队与当地保安机构联系的竟是一位随队医生。
 
　　扎米尔面对非议，为自己辩解说：世界上只要存在着横下一条心来拼命的残暴对手，而一个国家周围又没有筑起防护高墙和拉起吊桥，那么，任何一个负责国家安全的情报机构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阻止危险的出现。然而，不管扎米尔怎么解释，人们对摩萨德终究产生了不信任。总理梅厄夫人虽然安慰扎米尔“伐树的时候，总会有木屑飞出来”，但事实上她已任命其宠臣阿哈隆·亚里夫将军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夺去了扎米尔的一部分权力。
 
　　不过，“黑九月”造成的灾祸也给摩萨德带来了一个立杆见影的好处：一夜之间，摩萨德的预算几乎增加了一倍。利达机场事情和慕尼黑惨案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使扎米尔得到以色列政府批准，允许他的摩萨德使用“暗杀”这一最后一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扎米尔给这个报复性的暗杀行动取代号为“上帝的复仇”，并开始酝酿复仇的对象。
 
　　这一次，扎米尔决心要暗杀与巴解有关的“黑九月”、“法塔赫”（另一恐怖组织）中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使这些恐怖组织运转不灵。扎米尔利用电脑作了冷静而精确的分析，制定了他的“死亡名单”。
 
　　名单的首位当然是慕尼黑惨案的主谋、“黑九月“的一号头目阿里·哈桑·萨利迈。这个三十出头的英俊巴勒斯坦人，前面已经作了介绍。名单的第二位是阿布·达乌德，“黑九月”的爆破专家，萨利迈的老同学。慕尼黑惨案的主谋之一。第三位是马赫穆德·哈姆沙里，知识分子，是“黑九月”驻巴黎的外交官，也是马解组织的发言人。列第四位的叫瓦埃勒·兹怀伊特，也是个知识分子，诗人，是“黑九月”驻意大利的头头；第五位是法学教授巴西尔·库拜西博士，扎米尔认定他参加了为“黑九月”提供武器的活动。第六位是卡马勒·纳塞尔，是“法塔赫”组织公共关系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他与哈姆沙里、兹怀伊和库拜西有所不同的是，他毫不隐瞒自己与恐怖组织“黑九月”有往来。第七位凯马勒·阿德万也从不隐讳自己负责“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搞破坏活动。第八位是马赫穆德·尤素福·纳杰尔，又名阿布·尤素福，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专门负责“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第九位是穆罕默德·布迪亚，他是一名演员兼戏剧导演，也是经常出没于交际场所的花花公子，巴黎的知名人士。但是人们只知道他是个艺术家和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却不知道他是“黑九月”的外交部长。第十位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官。名列最后的是瓦迪·哈达德博士，扎米尔认为他是“黑九月”的高级谋士，只是拿不准他是一条“大肥鱼”，还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小虾米”。不过，为了表示以牙还牙，为被杀害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抵命，死亡名单要凑足11个人，这样，他就被列入了名单。
 
　　暗杀目标已经确定，接下来的事情将更加复杂：选择杀手。扎米尔明确的讲，他需要那种对杀人深恶痛绝，但是经过专门训练，学会了杀人的人。一支训练有素的暗杀队伍——“死神突击队”成立了。扎米尔规定，“死神突击队”分为几个行动小组，暗杀每个目标动用一个小组。暗杀前先设法建立自己的掩护和安全的藏身之处，研究谋杀目标的生活习惯和所采用的安全保卫措施，策划行动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制定出行动方案报到摩萨德总部审核，“死神突击队”的头头要来检查行动计划，扎米尔至少也要亲自去一次，听取报告，视察现场，对行动计划作出评估和修改，如果需要的话。最后才给以批准。
 
　　在暗杀小组进行暗杀袭击时，扎米尔总是远离现场的。暗杀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领到一份“死亡名单”和有关详细资料。扎米尔要求他们记熟后就全部烧掉。这些暗杀目标是扎米尔按他所认为的主次顺序排列的，当然，扎米尔不要求暗杀小组按照名单上的顺序追杀目标，而是听凭暗杀小组视行动方便而定。扎米尔还有另一种方式来划分名单上的暗杀对象。他把带有武器和保镖的，对外公开身份是“法塔赫”或“黑九月”头头身份的人称为“硬”目标，如萨利迈、纳塞尔等。把不公开真实身份，只利用从事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在西方国家有着固定的居住处的称为“软”目标，如哈姆沙里、兹怀伊特等。扎米尔指示行动小组最好从“软”目标下手，因为“硬”目标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他们戒备森严，行踪诡秘，备有非常隐蔽的安全据点，有的甚至从来不在同一个屋里住两夜。而“软”目标则不那么神秘，他们在西方国家参加一些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自以为暗地里干的事情无人知晓，因此可以高枕无忧，其中有几个暗杀目标目前的住址居然可以在有关的情报资料中找到。当然，这并不是说暗杀小组就可以不作任何准备，像捻死一只蚂蚁一样轻而易举的干掉他们。事实上，不管追杀目标有多“软”，都得进行周密的计划。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人杀死，而在于得手后如何安全脱身。万一被警察当局抓住，以色列人不管动机如何，犯下的都是谋杀罪。这不仅仅是特工个人的命运问题，也不只是摩萨德的声誉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名声！不过说到底，对付“软”目标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们容易被发现，也不太会搞错，他们不乔装打扮，在公开场合不介意别人的访问、拍照，甚至在自己的公寓门上挂着名牌。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姓名，他们就会彬彬有礼的自报家门。扎米尔之所以要求运动小组先从“软”目标下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时间问题。慕尼黑惨案发生于9月初，案发后，“硬”目标在短时间内不会抛头露面。而时间一长，人们会淡忘这件事情，如果到那时再行动，会引起人们的反感，甚至会将其当作是无故杀人。扎米尔不知道英国诗人拜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复仇好比一道菜，最好凉了再吃。”不过，扎米尔即使知道，他也不会苟同，而会说：“趁热打铁”！
 
　　兹怀伊特：第一个目标
 
　　第一个被确定要干掉的目标，是“死亡名单”上的第四位：瓦埃勒·兹怀伊特。他是一位在意大利罗马住了长达16年之久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正式工作是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翻译，这无疑是他从事活动的好地方。兹怀伊特给人的公开印象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诗人，一个对别人无害的知识份子，一个流落异乡的翻译。此外，他讨人喜欢，获得了一位意大利寡妇的欢心。他对自己国家的事业或许抱着一点生来就有的同情心。
 
　　但是摩萨德认为是他策划了1968年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班机的行动，从而拉开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帷幕。而且，他最值得炫耀、最超乎想象的行动，就是他风度翩翩地与来罗马旅游的两个英国姑娘交上了朋友，主动为他们导游，临别时赠送她们收录机，其实里面装有定时炸弹。一无所知的姑娘们把它带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差一点造成机毁人亡的特大事件。现在，扎米尔手上有材料证明他是“黑九月”在意大利活动的头头。
 
　　1972年10月16日夜里10点左右，40岁的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朋友家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杂货袋，大步流星的赶回家去。他住的是劣等公寓，门厅和过道总是漆黑一片，为了省电，电灯打开后，几分钟便自动熄灭。
 
　　兹怀伊特走进公寓大门，一点也不再乎四周的黑暗，他迈着大步朝电梯走去。突然，电灯开了，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出现在兹怀伊特面前，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以为这两个人只是和他一起乘电梯的。他继续向前走，就在双方只有几步之遥时，一名特工用英语问道：“你是瓦埃·兹怀伊特吗？”提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在灯亮的那一刹那，两名特工就认出了这个在罗马当了多年巴解组织代表和翻译的瘦长男子，他们曾无数次仔细的研究过他的照片，熟记了他的相貌和他的履历以有关情况。
 
　　“您是瓦埃勒·兹怀伊怀吗？”特工又问了一句，问得很随便，而且很有礼貌，兹怀伊特没有怪上产生怀疑，两个特工手上没有武器。扎米尔曾对他们说过：“要和目标套近乎，好像他就是你的亲兄弟一样，让他暴露自己的身份，然后再拔枪，拔出枪后就要立刻射击。”兹怀伊特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了，他的头开始动了，准备肯定的点一下头。但是，也许是某种不详的预感阻止了他，他没有把头完全点下去，而是说：“不是”。这时两个特工已经动手了，他们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微屈，成半蹲姿势。紧贴于体侧的右手撩开上衣，拔出手枪，左手掌心向下，弯成拱形压在“贝雷塔”手枪上，随着拉动套筒发出的“咔嚓”声，击锤和撞针处于待发位置，第一颗子弹从弹夹跳入枪膛，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特工们为此快速地、熟练的练习了不下100万次。
 
　　兹怀伊特毫无防备。从有关他的情报得知，他带枪都不会用。他也没有保镖，只靠颇为可信的掩护身份来保证自身安全。此时兹怀伊特知道大难临头了，他大叫着“不”，脸上露出绝望的表情。两名特工几乎同时扣动扳机，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柔和的“咔哒”声，兹怀伊特倒下了，身中14发子弹。据事后马路上的目击者说，他们看到好像是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坐在一辆停放在公寓外面的绿色菲亚特125型小汽车里。突然间，两个男人从公寓大门内冲出来，跳上这辆汽车的后排座位，几秒钟后，汽车就飞快的消失在夜色之中。不久，人们找到了那辆被抛弃的小汽车，车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连个指纹也没有留下。摩萨德为了杀死兹怀伊特，共花费了35万美元，但扎米尔认为旗开得胜很值得。
 
　　外交官马赫穆德·哈姆沙里博士
 
　　第二个被盯上的人是马赫穆德·哈姆沙里博士，他是“死亡名单”上的第三号人物，也是一个“软”目标。哈姆沙里获得过阿尔及利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地位比兹怀伊特高得多。哈姆沙里在阿拉伯联盟的办事处出版一份叫《法赫特新闻》的时事通讯。他和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交往密切，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温文尔雅，颇有教养，衣着打扮和举止行为比起任何一位外交官都不逊色。
 
　　哈姆沙里娶了一个法国妻子，生了一个小女儿，住在一套中产阶级的公寓里，生活得比法国人还富有法国味。但是，扎米尔手中有材料证明，他利用外交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外关系合法代表的身份作掩护，策划了好几起有名的恐怖活动，如发生在哥本哈根的刺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未遂事件；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飞往以色列途中在空中爆炸的事件，以及这次在慕尼黑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根据扎米尔掌握的情报，哈姆沙里并不准备洗手不干，相反，他正同“黑九月”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布迪亚一起共同策划建立一个新的恐怖组织，名叫“东方巴黎人”，网罗许多法国本地和其它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
 
　　哈姆沙里虽然是个“软”目标，但对他进行初步的侦察表明：情况并不令人宽心，哈姆沙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警卫跟随，并事先为他“扫清”道路，他在公寓临街的大门口以及四周的街道上都布有暗哨。并且，由于兹怀伊特的死，安全工作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哈姆沙里和他的上司布迪亚都在小心翼翼的活动。扎米尔很清楚，用暗杀兹怀伊特的方法来对付哈姆沙里肯定会冒很大的风险，搞不好会出现无法收拾的局面，他的特工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此外，沙里哈姆有家室，在杀死他的同时不能伤害他的妻子和女儿，还包括在他家中、办公室或汽车里的其它人。因此，扎米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正面交火，他和部下商定了一个更巧妙的安排，借助摩萨德的军械师和爆破专家来完成。
 
　　1972年12月5日，一名管道工出现在哈姆沙里寓所旁边的一座楼里，着手修理水管。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在慢悠悠的进入哈姆沙里的公寓，这位管道工实际上是摩萨德一个训练有素且技术熟练的军械师，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管道，而是沿着管道辅设的电话电缆。不多时，哈姆沙里的电话机就开始出毛病了，并且一直到第二天晚上还是这样，哈姆沙里怒气冲冲的要求电话局派人来检修。哈姆沙里不知道现在有一个专门为他一个人服务的私人电话局，它就设在附近的一辆工具车上。那位军械师在车上一会儿接通、一会儿中断他的电话，直到他们接到了那个肯定会打来的要求检修的电话为止。
 
　　虽然天色已晚，但电话局总是一接到用户的电话就立刻派人来紧急修理的。哈姆沙里被告知：技师马上就到。一会儿，一个技师果然开着一辆看上去是电话局的工具车按时来到了。在检修电话期间，大部分时间哈姆沙里都在场，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技师把一枚新式炸弹偷偷放到了电话机的底部。不过如果不拿起听筒，炸弹就不会爆炸，拿起听筒后，炸弹依然不会爆炸，只是解除了保险，还须有无线电信号，才能将其引爆。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保险的，所以摩萨德特工只能暗暗祈祷哈姆沙里夫人今晚千万不要和朋友煲电话粥，而且千万不要有无线电爱好者在夫人打电话时发出与引爆炸弹频率相同的信号。
 
　　12月8日上午8点25分，哈姆沙里的法国夫人像往常一样，送女儿上幼儿园去了。两天之前，哈姆沙里曾接到过一个“意大利记者”要求采访他的电话。作为巴解组织发言人的哈姆沙里对这样的要求习以为常。他接受了那个记者的建议，两天之后在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面谈。那个记者说，他上午一到咖啡馆，就给他打电话。现在，哈姆沙里夫人和女儿已经出门，那位“意大利记者”电话打来了，哈姆沙里拿起听筒，对方说明身份后部他是不是哈姆沙里本人，哈姆沙里刚回答了“对，是我”，就听到了一阵尖厉的蜂鸣声，接着电话机爆炸了，这蜂鸣声就是无线电遥控信号。暗杀小组躲在附近的工具车里，看到整座大楼轻微颤动了一下，哈姆沙里家的大玻璃窗被震出了大片纵横交错的裂缝。不过令特工们感到有点沮丧的是，哈姆沙里并没有当场死亡，他在医院里残喘了一个月后，于1973年1月9日死去。　　　　奥林匹克饭店的爆炸声　　　　对“死亡名单”上的第十位人物——侯赛因·阿巴德·希尔的“处决”，是在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进行的。这个地中海的岛国是中东交战的一个中途站，它既是以色列人的活动区域，也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新据点，同时还是克格勃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中心。苏联在以色列没有外交使团，而在塞浦路斯，他们离以色列的距离近到可以临听那里的无线电通迅。希尔就是作为巴解组织的联络员，专门负责与在塞浦路斯的克格勃进行联系。希尔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以色列人不大可能去的叙利亚大马士革，这是扎米尔把他当作“硬”目标的主要原因。否则，他并不难对付，因为有情报显示，希尔的职业是东方语言教师，他从不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保镖。
 
　　1973年12月27日，扎米尔得到消息，希尔又在塞浦路斯露面了。扎米尔立刻派遣行动小组前往。可是，当他们抵达尼科西亚时，希尔已经离开旅馆前往机场，飞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暗杀小组只得扫兴而归。1月22日，扎米尔又得到情报，希尔将于次日去塞浦路斯，他已在一向住惯了的奥林匹克饭店预定了房间。至于他将在那里呆多久，不得而知。
 
　　当天深夜里，暗杀小组捷足先登来到尼科西亚，并抢先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这是一个高招，一是有助于识别目标，二是有利于研究饭店的布局，三是虽然希尔住饭店，他们就会撤出，但是他们以后再在饭店里露面时，饭店里的服务员的保安人员会把他们当作以前的熟客而不加怀疑。
 
　　1月23日晚上，希尔化名侯赛因·巴哈里，持叙利亚旅游护照，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暗杀小组的爆破专家们为了弥补上次没有把哈姆沙里当场爆死的过失，决定这次要在希尔的床下多放些炸弹。可是，住在希尔隔壁的是一对以色列新婚夫妇，他们是来塞浦路斯度蜜月的。扎米尔得知这一情况后，对于是否批准最后的执行方案有些踌躇。然而，摩萨德的那位身怀绝技的爆炸专家拍着胸脯保证说：“绝对不会危及隔壁房间。”这次给希尔准备的是一种压力炸弹，内有6个小型炸药包，分别连在两个弹体上，两个弹体由4个力量很强的弹簧隔开，每个弹簧中间都有一颗螺丝。当炸弹放置在汽车坐垫或床垫下时，弹簧可以防止上部弹体的4个螺丝碰到下部弹体的4个接触点。但是人体的重量足以压低弹簧，使螺丝碰到接触点。这样一来，压力炸弹的保险就打开了，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如果没有信号，炸弹不会爆炸。同样，没有人体那样的重量压在上面，炸弹也不会爆炸。这种炸弹非常可靠，只有当暗杀小组确信床上躺着的是希尔本人时，已经被做了手脚的床才会爆炸。
 
　　1月24日，早上8点刚过，潜伏在当地的一名克格勃和另一名长得很像苏联人的男子开车把希尔接走了。暗杀小组立刻开车尾随而去。如果希尔回饭店，要立即通知在饭店内安炸弹的特工。结果，希尔几乎一整天都呆在一个苏联人租下的房子里。午饭过后，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等清洁人员打扫完清洁之后偷偷潜进希尔的房间。他们把炸弹固定在席梦思床垫下面的金属弹床绷上，并且破坏了卧室内床头罩灯的开关线路。这样，在远处了望的摩萨德特工看到卧室内的灯熄灭时，就可以断定希尔一定是上床休息了。
 
　　晚上10点刚过，苏联人就开车把希尔送回了奥林匹克饭店。他们护送希尔走到饭店门口，握手告别，其中一个苏联人递给希尔一个信封。事后警察搜查时发现，信封内是克格勃为希尔筹集的资金。暗杀小组的一个成员跟着希尔上了电梯，为的是确定没有别人跟希尔一起走进房间。希尔慢悠悠的打开房门，独自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卧室，打开床头灯，灯没有亮，他完全不知道他已经死到临头了，暗杀小组的头头担心希尔关灯后还没有上床，因此等了两分钟才下达“动手”的命令。可是他的命令还是下得太早，当手下的一名特工按下遥控器的按钮时，什么也没有发生。希尔也许正在床边脱鞋，床垫上的重量还不足以压低弹簧。那位爆破专家在心里默默的数到10，咬着牙再次按动按钮，力量之大，差一点把手里那个不太结实的遥控器捏坏。他用这么大的劲完全没必要，因为要是希尔还没有上床，劲再大也是白搭。不过幸运的是，希尔已经上床了，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一道火舌卷着玻璃碎片和碎石朝着街面袭来。暗杀小组负责善后的特工进入饭店，发现饭店里其它的人，包括那对以色列新婚夫妇皆安然无恙。那对夫妇的房间和希尔的房间仅隔着一堵薄薄的墙壁。墙的另一边，希尔和他的床都已化为灰烬。　　　　凶杀发现在街头　　　　恐怖和反恐怖的闹剧越演越烈：1973年3月1日，“黑九月”的一个小组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大使馆。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人为了给希尔报仇，枪杀了一名以色列商人，并在以色列大使家里安放了炸弹；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黑九月”的一个行动小组分乘两辆汽车，闯过塞浦路斯机场的关卡，向停放在机场内的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开火。摩萨德也马不停蹄，继续从“死亡名单”上勾出第四报复对象，他就是名单上的第五号目标：巴西尔·库拜西博士。
 
　　扎米尔已获悉：库拜西将于3月底去巴黎度假。这是一个软目标，库拜西目前是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一位教法律的伊拉克籍教授，他曾经是死亡名单上头号目标萨利迈在亚美利加大学上学时的任课老师。他时常去欧洲，负责“黑九月”在欧洲的武器炸药保持良好的状态，在适当的地方筹备新的武器，保障和监督通讯系统以及管理安全据点等事项。
 
　　摩萨德的暗杀小组在巴黎轻而易举的找到了库拜西，这是因为库拜西做了一件糊涂事：自投罗网。
 
　　3月29日，库拜西刚抵达巴黎机场，就对机场一位漂亮的女服务员说：“我不是一个有钱的阿拉伯人，我只是出来做一次廉价的旅游，所以麻烦小姐能否介绍一个便宜的旅馆。”库拜西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服务员是当地一个地下团伙的眼线，而这个团伙又与摩萨德有联系。女服务员热情地向库拜西推荐了巴黎市中心的几家普通旅馆。虽然她并不知道站在她面前的人是谁，但她还是就此事给上司递交了一份报告，以换取一点酬金。于是，摩萨德很快就在巴黎第八区的一条狭窄的街道——阿卡德大街上找到了库拜西住的旅馆。
 
　　库拜西是一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这一点对暗杀小组来说很有帮助，因为它让监视任务更轻松。库拜西将他的时间一分为二，白天，他常常在圣日曼林荫大道附近散步，从旅馆走出来，到香榭丽舍大街，然后沿着加布里埃尔大街，经过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和豪华的克里荣饭店，再到协和广场，最后总是走到皇家大街离世界著名的“马克西姆餐厅”不远的地方，尔后再走5分钟，经过马德莱娜教堂，回到住处。
 
　　4月6日夜晚，库拜西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他一边走一边不时的回头张望，似乎要看看是否有人盯梢，也许是他感到了危险，也许是他生性谨慎，习惯这样做。不过，很可能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其实，在他一出门沿香榭丽舍大街行走的时候，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就有两辆型号不同的轿车来来回回的从他身边驶过。库拜西已经走到了冷清的加布里埃尔大街，整条街上静悄悄的，也许除了守卫美国大使馆的法国警察外，再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库拜西之所以选择这条没有人迹的街道散步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武装警察高度的注意下，任何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而在这条街道的前后，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也颇有安全感。只是在从皇家大街路口到他的住处这段短短的路上，他才会孤身一人的行走。
 
　　当库拜西刚走近皇家大街，摩萨德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就闪了出来，紧随其后。另外，还有一名特工开着汽车在他们身后约50米的地方跟着。库拜西步履轻快，在盯梢者前面约100米处准备穿过玛列什伯林荫大道。两个特工即想缩短他们与库拜西之间的距离，又不想被人看出他们在跟踪库拜西，的确有点难。可要是不赶上去，一过了第三和第四个街区，库拜西就要走进他的旅馆了。这时，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行人寥寥。库拜西过了马路，回头又扫了一眼，看上去警惕性很高，要是他此时撒腿跑起来，两名特工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他的，因为再过一个较短的街区，就是阿卡德大街。从那儿右拐，再过一个更短的街区，就到了马德莱娜大街，然后穿过夏沃拉加德街就回到了住处。
 
　　两位特工明显加快了步伐，库拜西已经觉察到有人在跟踪他，也加快了脚步，还向两个特工瞅了几眼，可他还是没有跑，两名摩萨德特工正希望目标是个镇定而大胆的人。对于“黑九月”这位军需官来说，不幸的是他胆子太大了。拐到阿卡德大街后，他没有跑，经过一家漂亮的花店，一家雅致的香烟店，拐到马德莱娜大街时，他还没有跑，只是步子越来越快，并又一次回张望了一下。两个特工已经完全放弃了伪装，开始跑起来，很快赶到离库拜西不到30米的距离，那辆接应他们的汽车也以略慢的速度缓慢的跟在他们后面。
 
　　尽管库拜西没有跑，可要不是他自己在夏沃拉加德街的十字路口的红灯下站住，摩萨德的两名特工还是追不上他。对于已经知道自己被盯梢追赶的人来说，这种举动实在是令人费解，街上没有一辆汽车在通过十字路口，但库拜西还是停在了十字路口，看着自动交通灯信号踌躇不前。两名特工赶了上来，从库拜西的两旁穿过，然后猛的转过身来对着库拜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从正面看看对方，以免弄错了。几秒钟前，两位特工朝大街两旁的大楼扫了一眼，看看是否有人从窗户里朝外看，运气不错，他们正好在遮蓬下面，上面的窗户里即使有人也看不到他们。不过，要在大街上杀人又不担心风险，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喂，库拜西！”一名特工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话音刚落，他俩几乎同时用右手将上衣往后一甩，拔出枪柄，左手拉开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的枪管套。库拜西瞪大着眼睛惊恐的看着他们，嘴里感着“不、不！”并往后退去，可他的后跟碰到了人行道的边缘，他的身体向后倾倒，两条手臂在空中胡乱挥舞。两名特工略微调整了一下枪的角度，在库拜西的身体倒在人行道上之前扣动扳机。库拜西倒在了人行道上，头几乎靠在了人行道的灯柱上，而脚还垂在路边，鲜血流到了街上，他的肩膀还在抽搐。接着，他似乎要站起来，屈起双膝，转向一边，像清嗓子一样发出了一连串短促、尖厉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的身体软下来了，这个第二天将被巴黎新闻界称为“乔治·哈巴什博士的巡回大使”的人死了。两个特工一言不发，迅速拐进旁边的一条大街，钻进那辆接应的小汽车，直奔机场而去。
 
　　这一切发生时，街道对面的黑暗中站着一对青年恋人，他们成了目击者，他们的证明词里只提到两名凶手，而没有留意到不远处停着的小汽车里还有一名接应的同伙。第二天，摩萨德暗杀小组的3名特工安全地离开了巴黎。
 
　　突袭巴解总部　　　　到此为止,死亡名单上己经勾掉了4个名字，可这还只是扎米尔“上帝的复仇”行动在第一阶段的小动作。接下来，将要进行更大胆、更进一步的恐怖行动：派遣突击队去袭击远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巴解组织总部，在“黑九月”认为最安全的庇护所里把他们连锅端掉。
　　1973年，黎巴嫩国内尚未发生内战，首都贝鲁特还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城市，有“东方巴黎”的美称。她有着高耸入云的现代化摩天大楼，豪华的赌场、夜总会和酒吧，以及繁荣的商业区，街上衣着讲究的美妇人和观光游客比比皆是。在城边，还有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尽是身着比基尼女郎的海滩。
 
　　4月7日，摩萨德的特工人员五男一女分别乘坐从伦敦、罗马、巴黎的班机到达贝鲁特机场。这几个人过去都曾来过这里，这次旧地重游，头头扎米尔叮嘱他们：一举一动都要像普通的游客。而且要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一样，熟悉贝鲁特的街道和海滩，并在外部观察研究巴解组织总部的一幢8层办公楼和一幢4层公寓楼，以及几座军火仓库。
 
　　扎米尔没有让潜伏在当地的特工参与这次行动，以免暴露身份。不过，他们早已做好了工作，查明了大楼的内部情况，详细地标明了死亡名单上第六号目标卡马勒·纳塞尔、第七号目标凯马勒·阿德万和第八号目标马赫穆德·尤素福·纳杰尔的居住房间以及其它情况。刚到贝鲁特的6名特工用他们的美国捷运公司信用卡租了6辆大轿车，并勘察了有关现场。接着，他们通过贝鲁特邮政局向巴黎发了一份普通的商用电报，用暗号通知总部：一切准备就绪。
 
　　4月9日傍晚，两艘以色列快艇从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海法出发，艇上载有摩萨德的30名突袭队员。没有月光，海上一片漆黑。凌晨一点，快艇驶抵贝鲁特近海，岸上装扮成谈情说爱的一对男女向快艇发出一明一暗的手电筒光，三短一长，正是预定的靠岸信号。很快，突袭队员换乘6艘橡皮艇登陆。他们分别乘上那6个特工事先租好的、每隔3分钟就开来一辆的轿车，向市中心的目标奔驰而去。
 
　　大约30分钟后，汽车停在了68号大街和哈雷德·本·瓦利德大街的十字路口附近。30名突袭队员跳下车直奔对面那幢4层公寓楼。几秒钟后，3个站在门口手持武器却毫无戒备的哨兵被干掉了。他们冲上二楼，对着马赫穆德·尤素福·纳杰尔的房门锁孔猛烈扫射，然后踢房门，冲进卧室。“黑九月”首领之一，在巴解领导层中坐第三把交椅的纳杰尔睡眼朦胧，他的妻子闻声想用自己的身体去护住丈夫，结果，在一阵枪林弹雨之下，两人双双丧命。纳杰尔一个15岁的儿子从睡梦中惊醒，也被乱枪打死。
 
　　飞来的横祸也降临到一位住在纳杰尔隔壁的妇女身上。听到枪声，她惊叫着跑出房间，被突袭队员当场击毙。不过遗憾的是，这个妇女完全是无辜的，事后没有任何迹像表明她和恐怖分子有什么联系。
 
　　在三楼，另一个突袭小组找到了卡巴勒·纳塞尔，他是个44岁的单身汉，曾在贝鲁特美洲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69年他成为“法塔赫”的公共关系负责人，一年以后又成为巴解组织的官方发言人。尽管阿拉法特认为他过于好战，曾与他发生争执，但他还是保住了这一职位。当突袭队员冲进他的房间时，他正在伏案写作，身边放在一台打字机，一串磷弹把他打得遍体窟窿，他身后的一张沙发也烧了起来。
 
　　四楼住着工程师凯马勒·阿德万，他精于破坏之道，领导了“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的所有破坏活动。当他被外面的嘈杂声惊醒后，立刻操起一支自动冲锋枪，对着冲进房间的突袭队员开了火，但他没有一枪打中目标，随后在一阵短促的扫射中身亡。
 
　　紧接着，4个摩萨德专家着手搜寻整理刚刚被打死的领导人的办公桌抽屉和保险柜里的文件资料，他们将按计划在里面工作半个小时。与此同时，在大街上，巴解战士已开始对以色列人进行还击，双方在门口激烈的交火。
 
　　战斗刚开始，摩萨德的特工就利用各处的公共电话亭向黎巴嫩当局报告：巴勒斯坦的对立派在发生枪战。果然不出摩萨德意料，黎巴嫩警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小心翼翼的避开了，既然巴勒斯人要自相残杀，黎巴嫩人干嘛要卷进去呢？也许黎巴嫩警方对于这种事情早以习以为常。大街上的战斗仍在激烈的进行着，那幢8层楼里的巴解战士为了支援战斗，用升降机把人吊到街上，当吊斗接近路面时，突袭队员就一阵扫射将吊斗里的人全部打死，然后将尸体拉出来，再把空斗送上去，在黑暗中等待着下一批。总部大楼终于被以色列人占领了。他们迅速整理了保险柜里的文件后，便放置了大量炸药，然后突击队员迅速撤离。导火线冒着火花接近大楼，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大楼夷为平地，楼里的人全部遇难。
 
　　突袭队员在巴解组织存放武器装备的仓库前也发生了枪战，尔后，这几座仓库也被炸掉。袭击进行了一个小时，突袭队员第一次使用无线电台，呼叫停在海边的直升飞机前来接人。与此同时，贝鲁特警察局局长和贝鲁特海岸警备司令部都接到了很像是对方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已经让几架直升飞机起飞，一时无法确定出事的中心位置。这样就巧妙的造成了混乱，谁也没有想到去找对方核实一下，一切都是杂乱无章。就在这混乱中，摩萨德的突击队和6名特工按原线路回到海边，乘上橡皮艇，在登陆后90分钟离开了黎巴嫩。
 
　　这次袭击行动，共打死了100多铭巴勒斯坦人，死亡名单上又划掉了3个名字，并搞到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　　　　死亡名单之外的赛义德·穆查西　　　　摩萨德残酷的屠杀行为，引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但扎米尔非但没有收手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不久，扎米尔的部下得到新情报：希尔的接任者——“黑九月”与克格勃之间新的联络官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赛义德·穆查西，是个巴勒斯坦人。摩萨德对此人知之甚少，而他又不在死亡名单之列，部下认为不需要对他下手。扎米尔说：“你们想一想，希尔为什么在死亡名单上？难道是我们讨厌他的长相吗？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为“黑九月”做事，现在穆查西正在做同样的事情，难道希尔袭击以色列，我们就干掉他，而穆查西这么做，我们就听之任之吗？不行，应该连他一起杀掉！”
 
　　穆查西与他的前任希尔不同的是，他把接头地点从塞浦路斯改到了希腊雅典。摩萨德行动小组于4月11日到达雅典。翌日傍晚6点多，他们按到设在索克拉托斯大街阿里斯迪兹饭店的暗哨打来的电话：克格勃人员驾驶一辆梅塞德斯汽车把穆查西从饭店里接走了。
 
　　晚上8点，暗杀小组的3名特工来到饭店门前，一个留在门外作掩护，另外两个跟着他们的内线——一个希腊人一起进了饭店大厅。那名希腊人用钱买通了饭店的客房服务员，请他用送酒菜的手推车把一个手提箱送到五楼。手提箱上着锁，里面放着8杖燃烧弹。燃烧弹里是易燃的镁类物质，爆炸时不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波，因而也不会影响到其它的房间。这种燃烧弹本来是让人来投掷用的，现在摩萨德的军械师稍稍进行了改装，由无线电信号来遥控引爆。引爆之后，它们会像放礼花一样发出嗖嗖的声音，并迅速吸掉室内的氧气。尽管这8杖燃烧弹几乎可以肯定炸死房间里的任何人，但它不会让房间着火，燃烧弹会在爆炸后一二秒钟内自动熄灭。
 
　　服务员把这个可怕的手提箱送到了五楼。那位希腊人又请他用钥匙打开了某个房间，让两个特工进入房间，而后那个希腊人就领着服务员走了。
 
　　暗杀小组的这两个爆炸专家在穆查西的房间里忙碌起来。这种燃烧弹体积很大，比起他们在巴黎和塞浦路斯用的炸弹来说，安装和伪装都要困难得多。不过两个特工并不慌张，因为经过多日的跟踪监视知道：克格勃和穆查西都喜欢熬夜，那辆黑色的梅塞德斯小轿车从来没有在半夜以前将穆查西送回饭店。
 
　　9点刚过，两位特工总算把炸弹安装完毕。他们离开饭店，悄悄的坐进了停在饭店外阴影处的一辆小汽车里，睁大眼睛等着穆查西回来。饭店门口的车子很多，所以没有人会注意他们。几个小时过去了，穆查西还是没有回来。都快到凌晨三点了，再过一二个小时就要天亮了，行动小组的人心急如焚，组长开始犹豫起来，是否要放弃这一次行动。如果放弃，房间里的炸弹怎么处理？把它们放在那里，就会炸死无辜的人；或者炸弹被完好无损的发现，当局就可以顺腾摸瓜，暗杀小组以及内应都有极大的危险。那么，回去拆除呢？这也十分危险，不仅仅是因为穆查西可能会突然回到房间，拆弹本身就很危险，容易发现意外而把自己人炸死。唯一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引爆那个炸弹，但这样做实在毫无意义，而且增加了下一次行动的难度。暗杀小组决定再等一个小时。到了凌晨4点时，他们又决定再等半个小时，如果穆查西还没有回来，他们就只好另想办法了。
 
　　4点25分，那辆黑色的梅塞德斯轿车终于回到了饭店。但奇怪的是车子没有停到饭店的大门口，而是放慢车速，在距大门30米的路边停了下来。车灯熄灭了。约一分钟之后，车子里没有人出来。天色太暗，特工们看不清楚车子里坐着什么人。甚至连车里坐的是几个人都不能确定。车门终于开了，车内的灯亮了几秒钟，特工们终于看清楚了，下车的人正是赛义德·穆查西，车上还坐着两个人。穆查西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车内的灯熄了，但车前灯仍未开。穆查西穿过大门走进大厅，车前灯依然没有打开。显然，克格勃在等他。然道穆查西是要去房间取什么东西交给克格勃吗？甚至可能是回房间打点行李，离开饭店。再过几分钟，那个饭店里的暗线就会发出信号，告诉外面的特工，穆查西是否独自进了房间。可是现在的情况有变化，炸还是不炸？暗杀小组的组长已经没时间再作选择了。饭店里的那个希腊人正朝门外走来，他伸伸懒腰，打着哈欠，把帽子摘下搔了搔头，然后又转身走了回去。军械师的手按下了控制键，试图引爆炸弹，但出现的情况却令人心惊，特工们没有看到爆炸，什么也没有发生，遥控装置失灵了。事不宜迟，一名特工打开车门拎起一个装有备用炸弹的旅行包，大步流星的朝饭店走去。另外两名特工紧随其后掩护。手提旅行包的特工乘电梯来到五楼，走到穆查西的房门前，很有礼貌的在门上敲了几下，穆查西刚把门打开，那位特工就像投手榴弹一样把装着4杖燃烧弹的包扔进了房间，然后飞起一脚将穆查西踹回房内，迅速关上房门后飞跑回电梯，紧接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响起，穆查西魂归西天。
 
　　3名特工在一楼大厅里汇合后，有意不走大门，而是走饭店的工作人员出入口，刚走到门口把门打开，却意外地看到那辆梅塞德斯轿车正好停在他们面前。特工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个情况，他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的从大门出去的。可是他们想干得漂亮些，以训练时教官一再叮嘱：绝对不要从进去的地方出来，要迷惑敌人。的确不错，可这一次却“漂亮”过头了。坐在车后座的克格勃已经将车门打开了一半，正要下车，他一定是听到了爆炸声，也许还看到了闪光。作为富有经验的特工人员，他们也想从后门进去看个究竟。现在看到三个人勿勿忙忙的从后门出来，他们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站在半开的车门后，左手抓着门框，右手朝腰部摸去，他想拔枪。可是，以色列特工比他更快，拔出手枪连开数枪，那个克格勃倒在车门口，车上的司机转身去抓他的肩膀，这个司机的力气够大，一手就将受伤的同伴拉回车内，然后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小轿车的发动机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声，便摇摇晃晃的朝街上驶去。暗杀小组的特工们立即跳上车，朝自己的安全据点开去。
 
　　第二天，雅典的报纸争先恐后地报道：阿里斯迪兹饭店遭遇炸弹袭击，但只死了一个客人——赛义德·穆查西，一个巴勒斯坦人。但所有的报道都只字未提克格勃遭枪击的事件。　　　　花花公子的末日　　　　现在，死亡名单上只剩下4个目标了。扎米尔得不到头号目标萨利迈去向的线索。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正关在约旦的监狱里。第十一号目标瓦迪·哈达德博士是“黑九月”的军事领导人，此人非常谨慎，从来不曾离开过暗杀小组无法进入的中东和东欧国家。唯有第九号目标穆罕默德·布迪亚不时有些消息传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相貌堂堂的布迪亚是个“软”目标，因为他从不炫耀自己与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联系。扎米尔也一直只是怀疑布迪亚领导的“东方巴黎人”组织只不过是“黑九月”使用的幌子而己。但之前袭击巴解组织总部时带回的文件提供了证据：布迪亚是“黑九月”驻巴黎的“外交大使”。他曾将日本、西德和爱尔兰的恐怖分子接到南也门的训练基地，并同日本的“赤军”、西德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保持接触。布迪亚是阿尔及利亚人，41岁。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布迪亚作为国家剧院的导演，在戏剧界以及风靡一时的巴黎左翼社交界显得非常活跃。他执导了几部具有政治色彩的戏剧，曾在巴黎西方剧院上演，获得了好评。在巴黎那些认识他的人当中，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恐怖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和他一起参加恐怖活动的人则更少。另外，此人还是个花花公子，有几个女人对这个相貌英俊的阿尔及利亚人很有好感。
 
　　1973年6月21日，摩萨德暗杀小组在巴黎盯上了布迪亚。这位颇有名气的导演看起来生活十分随便，但实际上却很诡秘，出没无常。和以往的暗杀目标大不相同，这个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身边经常美女如云，所以你不知道他会在哪个情妇家里过夜，而且他从不在同一个地方过两夜，当然，这一点也许与安全措施无关，他的活动也很不规律，让人很难预料他会在哪里出现。而且，布迪亚在公共场合露面时，身边总有一个贴身保镖。因此，暗杀小组对付布迪亚的唯一办法就是一刻不停的盯着他，只要看到他身边没有人，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时间、地点和其它条件合适，暗杀小组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干掉。但这有一个重要前提：暗杀小组的跟踪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能让这个敏感的艺术家发觉而逃之夭夭。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扎米尔指示：绝对不能让同一个人或同一辆车在布迪亚周围出现两次。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暗杀小组多租几辆车子，特工们要注意化装。
 
　　举止潇洒的布迪亚并没有意识到他遇上麻烦了，仍然每天开着他的那辆漂亮的蓝色雷诺轿车东游西荡。暗杀小组决定为他准备一个汽车炸弹。当然，他们也考虑了其它的暗杀方法。如开枪，它所需要的准备工作最少，但是风险最大，一旦开枪，如何逃脱便成了问题；为布迪亚准备的炸弹基本和暗杀希尔时用的一样，但改用了塑料炸弹，体积较小，安装比较简单。引爆的方式则完全一样，先将炸弹放在汽车驾驶室的坐垫下，当人坐上，靠压力弹簧打开保险，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引爆。
 
　　6月27号夜里，布迪亚来到他的新情妇——一位女演员家里过夜，他的雷诺轿车在门外停了一整夜。暗杀小组担心布迪亚第二天早上会带着情妇一起上车，因而不想冒险把炸弹安上。结果第二天早上6点，布迪亚独自一人出门，坐上汽车就走了。特工立即开车紧跟。当布迪亚把车子倒进巴黎大学现代化的“居里夫人大楼”外面一个角落的停车场时，时间已是早上6点45分。
 
　　布迪亚下了车，把车锁上，一位特工徒步跟着他，暗杀小组猜想布迪亚也许是要到附近一个街区的另一个情妇家去。半小时后，暗杀小组的几名特工开来了一辆大货车，把它停在布迪亚的车子的前面。此时，街上的行人还是稀稀落落，高大的货车可以挡住路人的视线。布迪亚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回来，不过那个徒步盯梢的人会提前报信。两名身穿修车工工作服的特工，手里提着一个工具箱从车上走下来，其中一个用了不到30秒的时间弄开了雷诺轿车的车门，另一个特工也只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把炸弹装好就绪，时间不到8点。一个特工又把货车开回原处。另外两名特工坐进了一辆能清楚看到雷诺轿车的小汽车里开始守株待兔。
 
　　10点45分，布迪亚没有出现，一辆大卡车开了过来停在特工坐的汽车和装有炸弹的雷诺车中间，正好挡住了特工的视线。特工们急得差点骂娘，可又毫无办法。如果跑过去找个借口让卡车司机把车向前开上10米，当然可以解决问题，但事后这个卡车司机就可能作为证人参于调查，带来后患。如果布迪亚此时上车，特工们只能在他把车开出停车场时发现他，那时特工们只能紧跟着布迪亚的车子，设法在另一个地方引爆炸弹，但谁也无法预料路上会发生什么危险。此时特工们只能乞求上帝保佑让那个卡车司机把车开走。过了几分钟，卡车果然开走了，特工们刚刚松了一口气，可又出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情况。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书，看上去像是大学生，站在雷诺车的旁边说起话来。那个姑娘就倚在车子的后挡泥板上。要是布迪亚上了车，他俩会走开，但可能不会走得太远。就在一分钟前，行动小组的头头还希望布迪亚早点出现，现在他只能希望布迪亚等那两个学生说完话后再出现。“快点吧！姑娘。”特工头头都快喊出声了，“不管他要什么，你都答应他吧。然后你们这两个傻瓜赶紧走开吧。”他的方法竟然“应验”了，那两个学生走了。
 
　　11点刚过，布迪亚迈着悠闲的步子从街上走了过来。特工们立即紧张起来，把汽车发动。布迪亚走到车前谨慎地检查了一下发动机，排气管，但他没有想到去检查一下他的坐垫。他坐进了驾驶室。车子刚起步，炸弹就爆炸了。车门被炸开，车顶也被掀开了，布迪亚当场被炸死。
 
　　扎米尔对于这一次行动感到得意洋洋。摩萨德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除掉了9个“黑九月”的头面人物。名单上只剩下3个人。但是扎米尔怎么也没有想到，由于刺杀了布迪亚，在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在欧洲的恐怖网的上层留下了一个空位，从而为另一个可能是恐怖时代最有名的恐怖分子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几个星期之内，他就接替了布迪亚的位置，并将“东方巴黎人”改名为“布迪亚突击队”，他的名字叫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委内瑞拉人。不久之后，他将以“豺狼卡洛斯”或“魔鬼卡洛斯”著称于全世界，而摩萨德却一直没有嗅到他的足迹。
 
　　阴差阳错
 
　　现在，扎米尔一心想要干掉头号目标阿里·哈桑·萨利迈，派出的几个暗杀小组曾经在乌尔姆远远地望见他走进一个德国女友家，也曾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夜总会里发现过他。而后又在巴黎旺多姆广场见到了他。但是萨利迈溜得快，追捕者屡屡扑空。萨利迈早在摩萨德实施“上帝的复仇”行动的开始阶段，就知道自己是追捕对象。他增加了两名保镖，更加频繁地改变身份和住所。此外，他准备了两份意大利护照和三份黎巴嫩护照，以及一份可以证实他是科西嘉人（因为他的肤色黝黑）的法国护照。面对这个似乎比摩萨德更加机敏的对手，扎米尔恼羞成怒，急于求成，变得谨慎不足，鲁莽有余，结果导致摩萨德经历了从未有过的败绩。1973年7月，扎米尔得到一份“过硬”的情报：“黑九月”正在挪威策划一次重大惊人的劫持飞机的行动。扎米尔很快把这个情报传给挪威的安全机关，并且希望挪威政府同意摩萨德的特工人员进入这一地区活动。挪威方面表示愿意予以协助。但正是这一协议后来在挪威和以色列两国政府之间造成了纠纷。在协议即将达成的时候，扎米尔又得到了一份新情报：萨利迈要在挪威的临时基地活动，以便建立包括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内的“黑九月”活动网。扎米尔当即认为，这是一次不可贻误的良机。接着，扎米尔又获悉，有一位住在日内瓦名叫凯麦尔·本纳马内的巴勒斯坦人将成为萨利迈的联络官，并且不久就要去挪威。　　　　　　摩萨德的特工立即把本纳马内监视起来，因为扎米尔一心想要干掉萨利迈，因此就想用这种最简便的方法——通过本纳马内与萨利迈接头来找到萨利迈。6个特工组成了暗杀小组，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大些。扎米尔还指派摩萨德行动处处长“麦克”亲自前往督阵，由此可以看出扎米尔对这次行动是何等的重视。　　　　　　7 月18日，本纳马内到达挪威首都奥斯陆，住进当地的一个旅馆。翌日，又乘火车来到利勒哈梅尔，整个行程都有摩萨德的暗杀小组暗中陪伴着。利勒哈梅尔不像摩萨德过去经常进行活动的巴黎或罗马这样的大城市。它仅有2万人口，位于米厄萨湖畔，是座逢假日才有些生气的小城镇。那里的人都互相认识，如果来了一伙陌生人，举止与众稍有不同，就必定引起人们的注意。7月19日，暗杀小组的绝大部分人都来到了利勒哈梅尔。本纳马内住进了一个规模很小的“旅游者之家”——斯科泰旅馆，那天晚上，他坐在旅馆电视室观看挪威捕鱼的传奇电视片时，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也坐在那里。第二天上午，本纳马内上街散步，暗杀小组的特工则进行所谓的“松弛跟踪”，这就是说，他们并不老是紧紧地跟着这个目标，而是对他可能走到的每条路线都作了一番侦察，这样就能在任何地方把他找到。
 
　　利勒哈梅尔的范围之小使这样的做法不仅可行而且也有必要。只有采取这种“松弛跟踪”的方法，本纳马内才不会觉察有人在跟踪。上午10点左右，暗杀小组他与一个小广场的阿拉伯人混在一起。一男一女两位特工立即进去坐在他们旁边，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位皮肤黝黑、相貌英俊的阿拉伯人身上。女特工收拢五指，把一张萨利迈的小照片放在手心，并把照片同紧挨她坐的那个人进行比较，她离开座位时已坚信无疑，他们找到了萨利迈。下午2点多，本纳马内乘火车前往奥斯陆，接着又乘飞机返回日内瓦。几名跟踪的特工在目睹本纳马内步入飞机，并在飞机起飞后就回到了利勒哈梅尔。此刻，扎米尔已了解到本纳马内在卡罗林咖啡馆进行会面的全部经过。本来扎米尔应该察觉到，那人极不像他们所要跟踪的人。但是，扎米尔是这样想的，尽管萨利迈喜欢舒适豪华的生活，可他也会十分聪明地经常变换自己的形象以便能够随心所欲地周游欧洲和中东。虽然他的确还称不上是头条新闻作家所喜爱的那种“千面人”，但人们知道他过去确实也利用各种意想不到的假身份逃过了安全机关布下的天罗地网。然而，摩萨德这次是大错特错了，那个被认作是萨利迈的男子，其实是摩洛哥人，名叫阿赫迈德·布希基，在这个小城的一家饭店当服务员。此人除了对漂亮姑娘、节假日和大把的钞票有些偏爱外，从未有过其他奢望，只想舒舒服服地混一辈子。而本纳马内是阿尔及利亚驻日内瓦使馆的一名雇员，他根本不是来与萨利迈接什么头的。他只是因为与妻子吵崩了，来挪威度假散散心。在奥斯陆旅游局的介绍下，他来到利勒哈梅尔避暑观光。那天上午10点，本纳马内在咖啡馆与布希基攀谈时，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只是本纳马内想找一个人聊聊天，而布希基又是个热衷于饶舌的人。 7月21日早晨7点半钟，布希基温存地护送身怀六甲，快要分娩的妻子到医院上班，然后他去参加露天游泳场举办的救生员训练班。　　　　　　布希基想在今后再谋份临时救生员的差事，多挣些钱贴补家用。训练班要到10点才上课，布希基看看时间还早，就走进了街头的“王冠咖啡馆”，要了一杯冰镇可口可乐。这时，来了一位青年男子，在隔着3张桌子处坐下，要了一杯咖啡。他坐着看报，不时向这边投来审视的目光。此人是暗杀小组的特工，他小心翼翼地监视着所谓的“萨利迈”。其实，他一点也用不着这样谨慎，因为布希基压根儿就不知道24小时以来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监视。将近10点，布希基离开了“王冠咖啡馆”，不慌不忙地漫步来到几十步之遥的露天游泳场。上完训练课，他遇到了曾经在夜总会共事的老朋友——法国人亨利，两人聊了起来。盯梢的暗杀小组感到有点不对头，萨利迈又在策划新的恐怖活动。于是，小组的头头“麦克”立即下令：把住游泳场的所有出口。一位女特工很快从游泳场的泳具出租窗口借来了游泳衣，跳入水中，游近他俩身旁，想从他俩的谈话中窃得一鳞半爪。
　　结果，她的收获只是“萨利迈”和那个“接头的人”说的是法语。这就使事情更加可疑了：法语正是这位“黑九月”头头运用自如的一门语言。“麦克”立即同扎米尔通了电话，扎米尔是前天接到暗杀小组的紧急电话后亲自赶到挪威来的。 “麦克” 建议当晚干掉“萨利迈”。“那么好吧，干掉他！”摩萨德首脑下令了。布希基向来爱看电影，这一天真是命中注定他寿数已尽，他拉着妻子去看惊险影片《无畏的鹰》，夫妇俩乘公共汽车来到电影院，丝毫没有察觉有人盯梢。电影10点半散场，夫妇俩又乘公共汽车回家，以色列暗杀小组租的一辆小汽车尾随在后。车上的特工通过对讲机向埋伏在公寓旁车站附近的特工发出信息：“萨利迈”上路了。10点42分，公共汽车在路旁停住，车上只走下布希基夫妇俩。就在公共汽车从地平线上消失的一刹那，暗杀小组的职业杀手在两米远的地方瞄准开枪了。　　　　　　从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里射出的第一颗子弹，击中布希基的上腹部，他像电影中的慢镜头那样缓缓地倒向前方。紧接着的两发子弹，穿过耳朵射中脑部，白色的脑浆溅在公路上。一辈子庸庸碌碌、不问政事的布希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冤死在3名摩萨德杀手的枪口之一下。站在一旁的妻子吓得没命地惨叫。从纯技术角度来看，暗杀行动倒还干净利落，但是扎米尔及其手下人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们阴差阳错地杀害了一名无辜者。几分钟后，挪威警方赶到了犯罪现场。　　　　　　暗杀小组已开车逃跑，但布希基的妻子说出了那辆小汽车的牌号和特征。接着，暗杀小组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有两名特工继续乘坐那辆租来的小汽车，结果在开往奥斯陆的路上被警方逮捕了。其中一名特工患有“幽闭恐惧症”，尽管摩萨德的心理筛选被吹得天花乱坠，也没发现他这一弱点。当把他关进狭小的囚室，他就开始解除武装，供出了暗杀小组的行动目的和几处落脚点。很快，挪威警方又抓到了4名摩萨德特工。至此，暗杀小组全军覆没。以色列政府企图挽回影响，向挪威政府施加压力，说摩萨德的这个暗杀小组是得到挪威安全部门的默许才在这个国家活动的。然而挪威当局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许可并不包括授予杀人的权力，当然更没授权去杀害一个显然无辜的摩洛哥籍饭店服务员。结果，6名摩萨德特工是同谋杀害布希基。扎米尔从“上帝的复仇”行动一开始，就有一个可怕的预感萦绕在心头：一旦事情搞错，特工被抓，后果不堪设想，而现在可怕的预感已成为现实。　　　　　　错杀事件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丑闻，引起了世界舆论对摩萨德的严厉谴责。摩萨德的名声一落千丈，只好听任人们说三道四，指责他们工作轻率、草菅人命，等等。尤其是作为摩萨德首脑的扎米尔，更是受到了众人的非难：他在进一步核实那位阿拉伯人的身份之前，根本不该批准特工人员贸然行动。在行动的前一天，扎米尔刚刚获悉“黑九月”劫持了一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东京的日本客机，于是他就把此事同“萨利迈去挪威接头”一事联想到一起，企图立即报复，却没有保持冷静的头脑。扎米尔自己也承认，这次行动之所以惨败，是因为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忽略了行动的步骤。摩萨德和他本人只得为这种无能付出代价。此外，在挪威那个偏远的小城采取这样大的行动本身也许是一个最大的错误，一是摩萨德根本就没有熟悉这块地方的专家；二是那里既无藏身之地，又无脱逃之路。即使目标没有弄错，将暗杀小组派往那里也无异于自投罗网。现在，摩萨德的处境正如扎米尔在一次摩萨德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假如巴黎的一辆公共汽车现在压死一个巴勒斯坦人，人们都会指责是摩萨德把他搞死的，并且会被大肆渲染一番。
 
　　由于利勒哈梅尔事件，遇事“不予承认”这一最有价值、最必要、最基本的情报机构的武器，摩萨德也只得暂时搁置起来。更有甚者，由于有了利勒哈梅尔一案法庭审判记录为根据，报界以及安全机关就会搞清摩萨德惯用的手法，这对摩萨德是极端危险的。两年以后，扎米尔才从一位巴勒斯坦情报员那里获悉，萨利迈当时的确在利勒哈梅尔，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暗杀小组却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十分不幸地杀错了人。就在摩萨德还未从这起错杀事件的梦魇中挣脱出来时，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丢人现眼的事。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14时，埃及军队突然跨过苏伊士运河，向以色列开战了。16时，正当总理梅厄夫人的办公室里像无头苍蝇乱成一团时，扎米尔从国外送来秘密情报：“埃及人即日发兵。”没有比此事更能贻笑大方的了，赫然一员摩萨德首脑，居然在战幕揭开2小时后煞有介事地前来报急！无独有偶，那一边埃及人已经“铁骑突出刀枪鸣”，这一边军事情报局的新首脑埃利·泽拉将军却还在召开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大谈“西线无战事”！莫不是这个自诩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特工组织”一夜之间把间谍术统统荒疏了！莫不是它的各级机构全部闭目塞听，反应不灵了？……原因很清楚，近一年来，摩萨德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全球范围内追杀死亡名单上的目标，而在挪威误杀无辜者后，又元气大伤，摩萨德成了世人议是论非的对象，这是任何一个秘密情报机构最忌讳的事情。“赎罪日战争”以以色列军队“几近失败” 而告终。　　　　　　总理梅厄夫人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引咎辞职。1974年初，摩萨德的第四任首脑扎米尔被解除了职务。他一手策划的“上帝的复仇”行动虽未明确废止，但实际上已是处于停滞状况。　　　　　　追杀红色王子　　　　一转眼5年过去了，坐在摩萨德首脑宝座上发号施令的已是伊扎克·胡菲少将。这个49岁的强硬派人物接收了扎米尔的摩萨德遗留下来的一切，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份“死亡名单”。1978 年初死亡名单上自动勾去了一个名字：瓦迪·哈达德博士。他死于癌症，在东德的一家医院里寿终正寝。在此之前，胡菲不断地得到情报，知道这位非凡的哈达德博士一直在为“黑九月”的重大活动出谋划策，但他的隐身术十分高明，摩萨德的特工一直到他死也没能发现他的踪迹。胡菲决定要在扎米尔失败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功勋。他专为谋杀死亡名单上的头号目标萨利迈制定了行动方案，取代号为“追杀红色王子”。阿里·哈桑·萨利迈生于1943年，他的父亲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就是一位信念坚定、战功卓著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首领人物。后来不幸被犹太间谍暗藏在他家中的一颗定时炸弹炸死。父亲遇难时，萨利迈年方5岁。从此，小萨利迈和他的母亲栖身在一个难民营，住的是没有电没有水的破帐篷。萨利迈逐渐长大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相貌出众，身材修长，爱好体育，聪颖过人。在学校里，他的成绩首屈一指。当萨利迈还是个毛头小子时，就博得了姑娘们的青睐，但他却对政治更感兴趣。他15岁时在中学里赢得了“最善辩论奖”。17岁高中毕业时，他用闪光的语言填写了一份毕业答卷：“职业？我不感兴趣！我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把以色列人从我国赶出去。”　　　　　　1960年，萨利迈获得了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奖学金。当时，还未经历兵荒马乱的贝鲁特是巴勒斯坦知识界精英荟萃的地方。萨利迈进入亚美利加大学攻读工程设计。但是，他一刻也没有淡忘他的政治斗争，他把巴勒斯坦同学吸引在自己周围，同他们探讨建立巴勒斯坦国的途径。当他同全城最令人渴慕的姑娘结婚后，在同学中的影响就更大了。他的妻子是耶路撒冷一位前伊斯兰宗教大法官的侄女，这位大法官在30年代参加过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以恐怖手段对付以色列移民。1967年，萨利迈结识了巴勒斯坦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此人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阿拉法特是成立于1964年的巴解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而阿拉法特对精明强干、信念坚定的萨利迈也颇有好感，他当时就许愿日后必将重用萨利迈。阿拉法特的诺言很快就兑现了。
　　1969年，阿拉法特把萨利迈送到开罗附近的一个秘密训练营地，专门接受自卫、间谍和破坏行动训练，结业的时候教官下了这样的评语：“萨利迈在智谋胆识和行动能力方面都堪称楷模，他急于要和以色列人一决高低。”　　　　　　1971年，萨利迈成为“黑九月”的头目之一，他向朋友们描述了自己的蓝图：他将劫持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上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飞机，致使通向以色列的空中交通陷于瘫痪。然而在此之前，萨利迈还是首先策划了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劫持谋杀行动，以回报以色列人的杀父之仇。1972年春，萨利迈在东柏林遇到了以前一起在开罗接受训练的两位老朋友：阿布·达乌德和法赫里·乌马里。　　　　于是，他俩也参加了慕尼黑奥运会惨案的策划和准备工作。9月5日，萨利迈本人在国外督战，“黑九月”的行动小组在慕尼黑奥运村下手。不久，萨利迈就十分清楚地知道，以色列复仇者已把他列为头号目标，摩萨德正在追捕他。从此，他的行踪神秘莫测。1973年7月22日晚，摩洛哥籍店小二布希基被误认为是“萨利迈”而饮弹毙命。翌日，真正的萨利迈悄悄地离开挪威。虽然一开始舆论界的报道并未提及萨利迈的名字，但他心中有数，暗杀矛头是对着自己来的。他假道法兰克福返回贝鲁特，从此更是谨慎行事。在利勒哈梅尔丑闻发生之后，摩萨德表面上不得不宣布取消暗杀行动小组，但实际上仍在暗中活动。1974年1月12日，一个暗杀小组得到情报，据称萨利迈和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将在靠列支敦士登边境的瑞士小镇——萨尔根斯的一座天主教堂内会面。结果暗杀小组在教堂堵到了3 名呆若木鸡的教士，差点发生了第二次利勒哈梅尔丑闻。当心狠手辣的胡菲接任摩萨德首脑后，他决心要复仇雪耻，非把萨利迈置于死地而后快。1975年4月黎巴嫩爆发内战，这块地方成了世界上最乱的小国。胡菲趁机派出摩萨德特工人员，残忍地杀掉了几个无依无靠的伊斯兰教徒，然后盗用被杀者的身份，伪装成难民潜入贝鲁特西区，专门寻找萨利迈的踪迹。1975年12月，一名摩萨德特工用一支装有望远瞄准镜的步枪从窗口对准萨利迈的住处射击，结果子弹只穿透了一个假人。1976年10月8日，萨利迈在贝鲁特只身散步，未带随身保镖。摩萨德特工的两发子弹击中了他，他应声倒地，停在附近的一辆汽车立刻把他送进医院，他在手术后脱了险，又一次大难不死。萨利迈此刻明白了，他将终身处在摩萨德的追捕之下，虽然过去时常使他免遭不测的是他对阴谋活动有着一种精确的、几乎是本能的感觉——一种“处境感”，这种“处境感”总是使他的对手无法确切把握他的行踪，因而也就无法在他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将他干掉；可是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他曾对一名记者说：“我并不害怕。我知道，劫数一到我就完了，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此时，巴解首领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斗争中改变了策略：他努力争取国际上对巴解组织的承认，并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同时，他拒绝在斗争中使用恐怖手段。不过，对萨利迈这样一个能说7种语言的人，他当然还是重用的。萨利迈已成为巴解秘密情报组织的头头、阿拉法特的保安官。同时，萨利迈也开始确信，必须在政治领域里赢得反对以色列的斗争。萨利迈变得前后判若两人。人们越来越经常地看到这位“红色王子”在公开场合露面，身穿考究阔绰的瓦伦蒂诺礼服和裁剪合体的丝质衬衫。尤其是他在1978年和一位曾在1971年迈阿密海滩选美大会上荣膺“世界小姐”桂冠的黎巴嫩美女乔治娜·里泽克结婚后，他的生活变得有规律起来。按照穆斯林的教规，他完全可以拥有两个妻子，因此他没有和第一个妻子离婚。于是，萨利迈便有规律地在巴解组织总部、第一个妻子以及两个孩子的住处和乔治娜住在凡尔登大街的新公寓之间来回活动。摩萨德首脑胡菲很快便得知了这一切，他心中有底了，来到贝京总理办公室请命。贝京于1978年11月初明确下令：允许执行“追杀红色王子”的行动计划。11月18日，一个护照上写着名叫埃里卡·玛丽亚·钱伯斯的英国老处女住进了凡尔登大街萨利迈新房对面的一座公寓楼里。这个女人很快成为这一地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她要人们叫她“佩内洛普”。她收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小猫，还用了许多时间临窗描绘下面街道的城市风景。图画画得当然十分笨拙幼稚，却又是令人吃惊的精确。1979年1月12日，持有260896号英国护照的彼得·斯科里弗到达贝鲁特国际机场。不管从哪点看，他都是一位标准的英国商人。他下榻在地中海旅馆，在那里还租了一辆大众牌汽车。
 
　　1月14日，持有编号为DS104277加拿大护照的罗纳德·科尔伯格也抵达贝鲁特，身份是一家炊具公司的推销部主任，住进皇家花园旅馆并租了一辆西姆卡牌小轿车。以上3名来宾，其实都是手执冒名顶替护照的摩萨德特工。3人在贝鲁特会合后，确定了暗杀行动的细节。胡菲指示他们使用遥控炸弹为好，既方便又准确，而且摩萨德特工对此特别擅长。1月22日上午，“斯科里弗”开着大众牌轿车，驶往郊区与“科尔伯格”碰头，两人把50公斤炸药安放在汽车底部，然后，“斯科里弗”把这辆车开回，停到萨利迈住宅附近的凡尔登大街上。尔后，这两人立即分别使用另外一个护照飞离了黎巴嫩。下午3点35分，萨利迈的4个贴身保镖从家中出来检查了萨利迈的防弹汽车，并且观察了街上没有异常动静之后，就护送萨利迈登车离开了家。当萨利迈的座车驶过事先停放在大众牌汽车的一刹那，在附近楼上以画作掩护的“佩内洛普”按下了无线电遥控装置，引爆了炸药。顿时，沉闷的爆炸声震撼了整条大街，人的肢体和汽车部件飞上了天空，血浆四溅，烟雾迷漫。大众牌汽车被炸得粉碎，萨利迈的座车成了一个大火球，猛烈地燃烧着。当场炸死的除了36岁的萨利迈和4名保镖外，还有4个过路人；另外，有18个行人被炸伤。真是一场十分可怖的屠杀。“佩内洛普”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从容地收拾好画具，然后下楼。当她遇到公寓的管理员时，她说，这里太吵闹了，要到附近安静的地方去作画、休息。随后，她也悄悄地离开了黎巴嫩。　　　　　　暗杀萨利迈的那天晚上，摩萨德头头胡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贝京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有一句话：“对慕尼黑事件已进行了报复。”血迹斑斑的死亡名单上只剩下唯一的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1973年2月，他在企图绑架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几个内阁成员时被捕。2月13日，他在约旦的电视上作了公开坦白，承认了“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系。两天之后，他和进行绑架活动的其他“黑九月”成员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侯赛因国王下令改死刑为有期徒刑，达乌德被关在约旦的一座监狱里。“赎罪日战争”前夕，达乌德被赦免释放。从此，达乌德的足迹遍及欧洲，但摩萨德却一直未能找到他。直到1981年8月1日，阿布·达乌德在波兰一家旅馆的大厅里突然遭到枪击，开枪的是一位摩萨德特工，不过，他在波兰的任务并不是刺杀达乌德，而是偶然在旅馆里认出了这位著名的“黑九月”头头时，出于一时冲动才开了枪。当场的目击者都惊呆了，谁也说不清楚凶手是怎样逃之夭夭的。历时9载，“上帝的复仇”行动到此落下了沾满血迹的帷幕。“死亡名单”上开列的人员全部处死，而且还错杀了无辜者。如此残忍的恐怖手段，竟自称是“上帝的复仇”！相信人们终究会认识到：以恐怖手段反恐怖，只能形成恐怖的锁链，不可能解开民族矛盾。

第二篇黑色九月:日系车企遭遇黑色九月

日系车企遭遇黑色九月
2012-09-23 08:55 中国经营报 2 字号：TT
　　原标题：日系车履冰“黑九月”
　　余跃
　　2012年9月18日，星期二。
　　林佳(化名)和同事坐在空旷的展厅里，看着展车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林佳是广州赛马场汽车城一家日系4S店的销售顾问，往常此时本应是一个招待到店客户的繁忙时间，但当天却冷冷清清客流量屈指可数，而且同事间弥漫着猜测和莫名的担忧。日系4S店被烧毁的消息在同事之间流传，这让身处广州的林佳也感到担忧。
　　实际上，林佳及其所在的4S店只是中日关系恶化背景下日系车企在华终端市场面临危机的一个缩影。由于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发生了抵制日货的行动，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打砸烧日系汽车4S店的行为，这无疑让此前已经饱受销量下滑之苦的日系车企“雪上加霜”。
　　门庭冷落
　　相比出单量的萎缩，对于日系4S店来说更为严重的是，不少日系品牌客户因担心出现车辆上街被打砸的情况最终选择了退订。
　　9月18日当天，林佳所在的4S店没有卖出一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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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到店量都比以往减少了很多。”林佳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所在的店面位于广州最大的汽车城之一，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市中心区，平日里到店人数都在两位数以上，而这几天门可罗雀。
　　实际上，由于受此前部分城市打砸日系车企销售店面的影响，青岛、西安等地的日系车企4S店从9月16日起就开始转移库存车关门歇业。据记者了解，广州大部分日系4S店在9月17日就已经接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通知，建议9月18日歇业一天。有部分照常开门营业的日系4S店，9月18日当天甚至已经有警察蹲点提前布置安保措施。
　　“由于广州公安部门提前预警，大多数店面均没有出现过分恐慌。”广州最大的汽车经销商集团之一南菱汽车集团一位高层表示，南菱旗下日系门店依旧要求全员上班，但暂停了大型户外展车，门店实际出单量也大幅萎缩。
　　而相比出单量的萎缩，对于日系4S店来说更为严重的是，不少日系品牌客户因担心出现车辆上街被打砸的情况最终选择了退订。一家丰田4S店负责人表示，在此前的8月份，该店每天就能卖出10台车，而最近一周仅卖出3台车。
　　“此前广州出台的汽车限购政策已经让我们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市场，而广州作为日系车企的主战场，此次民间抵制日货情绪对未来销售的影响简直无法估量。”一家广本4S店总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感叹。
　　危机显现
　　大部分日系车企均表示，年初和上半年对今年的市场尚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但公司层面对中日钓鱼岛争端所引发的国内打砸日系4S店行为有些始料未及。
　　而实际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大部分在华日系车企只能低调应对此次抵制日货带来的冲击。据记者从4S店获得的信息，目前广州三家日系车企均已经停止9月份对经销商店面的销量业绩考核。
　　有外电消息称，鉴于中日之间关系高度紧张，本田计划将其在广州及武汉的五座工厂于9月18日和19日两天停产，其经销商当前也不适于接收车辆。马自达汽车也将其位于南京的生产厂从9月17日开始停产4天以应对危机。三菱电机18日禁止员工赴中国出差及中国国内移动，19日起则放宽为“避免非紧急出差”。
　　“9月15日，我们在青岛也有一家4S店受到打砸的影响，而受间接影响的4S店更多。目前公司正在协助受影响的在统计店面损失，后续会给予帮助以共渡难关。”东风日产企业传播科相关人士表示，东风日产已经暂停了9月17日和18日两天的物流车，同时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从9月19日起将恢复生产。
　　“这些对厂家的影响有一个延后期，目前公司还没有针对全年销售目标做出调整的表态。”上述东风日产人士表示，广汽丰田也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民间抵制日货行为对公司造成的影响，未来会做进一步沟通。
　　广本公关部门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9月15日，广本青岛瑞驰店受到民间示威者围攻，最终导致该经销店库存车辆、办公场所全部被焚毁。“在打砸行为比较严重的青岛、西安等地，大部分4S店这几天都安排暂停营业，后续是否会对经销商的商务政策做出进一步调整，依旧要看形势的变化。”
　　路向何方？
　　此次抵制日货行动对日系车的影响将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消除。
　　“对于我们单体店而言，一周的销量下滑并不会对店面的销量造成多大的影响。”林佳担忧地表示，但此次抵制日货行动对消费者购买日系车的影响将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消除。
　　实际上，早在8月19日，中国北京、济南、青岛、广州、深圳、太原、杭州等十多个城市均爆发了规模不一的游行活动，并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打砸日系车的行为。分析人士认为，抵制日货的民间行动大多发生在一线城市和主要城市，而这些区域正是日系车企的销售重镇，由此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
　　据广汽集团(5.34,0.06,1.14%)(601238.SH)日前发布2012年中报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54.82亿元，同比增长5.67%；净利润14.81亿元，同比下降15.15%。眼下，广汽集团主要利润来源依旧是广汽丰田和广汽本田两家日系合资车企。
　　更有统计数据显示，至2012年上半年，日系车的在华市场份额已经降至22.3%。而至2012年8月份，德系品牌更是凭借23%的市场占有率，第一次反超日系品牌。
　　而从眼下的情况看，日系车企销售业绩此前已经遭遇集体下滑。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与7月份相比，8月份日系车的销量仅增长4.5%，而德系、美系、韩系和法系分别增长12.7%、14.7%、15.9%和11.7%；与上年同期比较，8月份日系车销量下降了2%，德系、美系、韩系和法系分别增长25.3%、21.2%、12.8%和4.1%。
　　“眼下又正处于传统的‘金九银十’销售旺季，日系品牌可能会因此损失下半年的有利销售时机。”知名汽车评论员钟师认为，而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日系品牌都不太可能进行大规模的促销和品牌宣传活动，这些也会对日系品牌今年的销售造成持续性的影响。
　　“我们也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措施，使我们避免遭遇来自终端渠道的直接损失，使日系车企产销状态尽快恢复正常。”一位日系车企高层入市表达自己的期望。而对于林佳而言，她似乎没有考虑更多，在政府部门已经采取相关保护措施之后，如何尽快恢复店面此前的忙碌状态，才是她最关心的。
责任编辑：翟冠朝

第三篇黑色九月:摩萨德暗杀“黑九月”头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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