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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家篇(一):北川邓家“汉龙小学”无一死亡奇迹背后的真相
北川邓家“汉龙小学”无一死亡奇迹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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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很难复原5月12日14时28分北川邓家小学的完全细节，但从邓丽君的叙述中仍然知道：由于从小患上小儿麻痹症，左腿行动不便的邓丽君一直是被允许在课前十分钟整理活动中下楼上厕所的，那天她独自地缓缓下楼，从三层楼高的教室里刚刚走到空地，刚看到太阳影子，地就开始吼，开始动。 她拼命开始跑，虽然效率不高，仍然连滚带爬到达旁边的竹林，又听到体育老师在叫“快到操场”，就和另几个女生跑到操场，三分钟后，这里就聚齐了全校483名学生。 后来我们设想，小儿麻痹的邓丽君真幸运，要是那天她课前没因身体原因去上厕所，也许会被挤倒，也许情急之下会跳楼，也许会有什么不测，如果这样，一个奇迹就不会出现了，奇迹是——在单位地域死伤最严重的北川大地震中，虽然北川一中教学楼迅速淹没二千多名学生，但邓家小学483名都学生一个都没有少。 而且，以肖晓川带队的9名老师携无家长认领的71名学生历经两天一夜，在无水无粮无工具的情况下，先是困守一处山坡，后来翻越水洞子、景家山、杨柳坪三座（之前媒体报道成两座）海拨最高达2000多米的大山，其中还有一名4岁多的学前班孩子，最后到达绵阳。 关于那个71名学生翻过三座大山和原始森林逃生的奇迹一直被流传，这两天，我一直在绵阳至北川转悠，我只想告诉更多的细节，少一些形式化的英雄色彩，多一点真实的人性色彩。 那天同一时间，肖晓川正在办公室看书，发现书动得厉害，另一侧的吴少先正在教学楼巡视，学校负责人的他俩很害怕，但拼命开始吼“快到操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那么科学的组织学生逃生，后来向逃生专家询问过，包括蹲下、靠两侧下楼，进入操场以及后来制作简易帐篷，都符合逃生标准手册，但他们从来没学过，现在也不知道这就是标准逃生手册。 我觉得这个长途迁徒的故事很像《黄石的孩子》，韩寒说很像他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抗战时把动物园动物们转移到大后方的电影，在交谈中我发现中间并不像记者们写的那么大无畏，是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情节，他们有怀疑、恐惧、绝望、麻木，但最后他们坚持下来了，没有伟大胜利，但修成无量功德。 左为吴少先，右为肖晓川，感谢他们。对了，他们及学生们穿得很新，这因为汉龙集团在绵阳为所有人买了整套新衣，肖晓川说，他从来没穿过这么高档的衣服
肖晓川在四川卫视和中央台里已说了很多，但他私下向我承认一句从未对记者说过的话，“那时我很害怕，很害怕，我说是世界末日来了，我想活不过今天了”，旁边的吴少先说他也很害怕，“那架势，完全让人莫得法镇定，真的就是快死了，我以为自己活不过今天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性，而不是这两天记者们简单讴歌的英雄形象，但是前者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最后带着孩子们逃出来了。 蹲在操场里仍很危险，看山下县城已夷为平地，山上还有泥石流，地面还有余震，“要活命就必须向高处转移”，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经过观察发现远处有一个缓缓的山坡暂时不会被淹没，他们动员学生一起上去了。虽然肖晓川从没有砍过竹子，但那天他去砍了很多竹子，吴少先跑到废墟里捡了几块农民常用的编织口袋布，靠着山丫子以三角原理做了一个帐篷，他们从未做过帐篷，帐篷面积太小，483名学生只能背靠背坐了一夜，一动都不能动。 如果另外有人看见黑暗中的那个光景，一定会震憾——483名孩子躲在一个狭小的简易帐篷下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四周山石滚动发出巨大的响声，雨哗哗地下着，大地在颤动，孩子们很像躲避风暴的的羊羔，而老师就是牧羊人。 “山上一点光亮都没有，完全黑了，听得到大石头从山下落下来的声音闷闷的像敲鼓，很恐怖”，再后来，居然有一些孩子却开始叽叽喳喳“摆条”（摆龙门阵），邓丽君对我叙述时一直在微笑，她说她们当晚在回忆谁怎么跑下楼的，谁还摔一跤，打趣谁还哭了喊妈妈……她还告诉我她很喜欢自己的名字。 见证过无数灾难的优秀记者唐建光说，其实“灾难”永远不会是想像中那种情景，这次我明白了，特别是人类的情绪，人总会在极度灾难下缓和自己的情绪。
借住在绵阳中学英才学校一处过道里，这样更安全，也利用心理有创伤的孩子们从灾难环境中恢复。据说昨天又有余震，孩子们逃跑的速度和秩序比上一次好多了，他们已很有避难经验了，想想都心痛 我曾经很不理解9名老师要带着没有家长认领的71名学生翻山越岭的原因，我问过“你们为什么不就地等待”，后来知道，“我们理解县领导啊，他们还得救埋在下面的人，一时顾不到我们了，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关于徒步翻山逃生的决定没有任何争论，虽然很危险，但留下来更危险，只有赌了。 他们的逃生路线是：水洞子——景家山——杨柳坪，是依次上升的三座大山，，除了余震和山体裂缝、泥石流、暴雨外，因海拨高会出现高山反应，而且有一大片原始森林。 中途有一个女老师因挂念婆婆退出了，人们理解她，有一个叫吴明艳的老师有严重气喘，在山上脸发青快死的样子，人们问她“行不行”，她很害怕很绝望，但说“一定要走下去，不能死在这里”。他们继续走着。 震后的异象出现了，“第二天白天时，天突然完全暗下来了，就像黑夜一样，一点光都看不到，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突然发现黑森林里一大片怪异的挥之不去的浓雾扑来，两米之外根本看不见同伴，昨天他们请我理解他们的迷信，因为那阵势太可怕了，完全就像一个巨大的鬼魂扑来，“阴冷，冷到骨头里去了，农村里有这样的传说，所以我们很怕这个巨大的东西把人的魂勾走了，勾走了魂就没命了，所以我们就让学生们互相大声喊叫着名字，然后大声地答应着，这不仅是壮胆，是让互相知道还活着，还有人气，让那东西拿我们莫得办法，不把魂把我们勾走了”。 李主任为我们提供的英才中学为受灾学生准备的课程表，他说，里面有很多开导心理的课程，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
他们就这样大声的在林子里叫着，他们的魂果然没被勾走，很久之后，他们走出那片巨黑色的浓雾。 剩下的山路更难，当地有句话是“养女莫嫁景家山”，是说这段路太难走把女儿嫁过去连路都走不得，还有一句话是“男人要穿脚马子”，就是说男人走这段路都得穿着一种用篾条编的东西才不会掉下悬崖。 山体已经出现裂缝，旁边有泥石流在下流，更要命的是，原来依稀还记得的山和路，这时却和以往不一样了，他们很奇怪，“山形变了，本来记得是往上走的路，发现却变成往下走了，本来是左转的，却变成了往上走，要是按原来的方向走就会掉到悬崖下”，当天晚上，我们才知道这是因为印度洋板块对喜马拉雅山的山体冲击，造成了类似造山运动的变化。 昨天听说一个有真实意味的笑话，地震那天，有两个北川老太太正站在靠得很近的山丫子上摆龙门阵，正讲着东家长西家短时，就觉得必须说得很大声说对方才听得见，一看，原本十几米的山丫子距离变成了近一百米远，这就是山体变化；有营救者在震后在灾区看见一座山，问农民为什么对面这座山一棵树都不长，那么新，农民想了想，说：“新吗？很新，我也是第一天看见它
中间睡着的红衣女孩叫邓青，她父母在地震中双亡，这几天她很自闭，睡觉时也总是双手紧紧环抱，心理医生说这证明她没有安全感 因为泥泞，这段路上鞋越走越少，每过一会都有人喊鞋丢了，但人却一个都没有减少，最小的只有不到5岁，大的就拉着小的跑，老师们还帮着找鞋，偷农家的鞋。 两天一夜他们71名学生加8名老师的食物是两袋夹心饼干，和几瓶水，“怎么吃？我们老师用手指给每个人掐一小块，让学生只能喝一小口，这叫吊命，留着元气就可以活命，前头的人在吃时，排在队列后面的学生吞口水的声音都能听得见，那时候，我们老师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肖晓川说。 我问他们一路上怎么鼓励学生，“除了坚持就是胜利，就是哄他们骗他们，大部份学生都没去过山下的绵阳，我们一路上就喊，加油啊，绵阳有好多糖等着你们，还有冰激凌，还有面包，可乐，那些娃娃小，就流着口水跟着跑，我们还说下面有警察叔叔在等着你们，山里的孩子平时看电视都知道警察叔叔是专门救人的，崇拜他们，就拼命往山下跑”。 令人悲凉的是，中途碰到过两家有能力收留学生的地方，但主人拒绝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得到这两家店的名字。 到了营救地点后，其实第一时间也根本没有传说中的糖，冰激凌……人们确实太忙了。 经过两天一夜，翻山越岭的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终于看见任家坪收费站，看见正在那里搜救的指挥部，当时北川县金大中县长问“你们有多少人活着”，肖晓川说“一个都没有少”，金县长惊呆了，说“我们都以为你们全部都不在了”。 那天晚上孩子很困，坐在大巴上睡死过去，摇都摇不醒，但是车到绵阳时，体力已到极度虚脱的孩子们却兴奋异常，没有一个愿意去睡觉——对于这群山里长大的孩子们而言，这是他们出生之后看到的第一个大都市，虽然绵阳也被地震遭到破坏，但孩子们仍惊讶这个城市的漂亮，就像天堂。从地狱来的孩子，看到什么地方都像天堂。 我没有忍心去问孩子们关于父母和那场灾难的细节，怕引起心理刺激，拍照时，我告诉女孩们：你们那两天真勇敢，你们是英雄，现在太阳出来了，什么都难不倒你们，让我们一起说茄子，让我看看你们雪白的牙齿好吗，她们很可爱，纷纷露出洁白的牙齿，连一直很自闭的邓青也第一次露齿大笑起来 昨天我在绵阳中学看到这些孩子，他们大多很快乐，我问过学校老师为什么这样，宣传部李主任介绍了这几天他们制订的心理课，包括“注意力转移”“渲泄”“武术”“看猫和老鼠”……但一个老师说，这也是因为孩子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死人，换成北川中学的幸存者，肯定不会这么快乐，这么容易恢复情绪。为邓家小学的孩子们没看到过死人感到幸福。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核心，因为，如果那天邓家小学像北川一中那样在几秒钟内就被震垮，后来的成为传说的长途翻越也就不存在，那天一个学生都没有死，甚至没有什么重伤，我了解到，那座十年来正式名字叫“汉龙希望小学”的教学楼不仅楼没有垮，奇迹是，连教学楼正面那块长十几米、高三层楼的玻璃幕墙一小块都没有碎，与在这场大地震学校教学楼动辄压死几百名学生相比，这是一个奇迹，我很好奇，这是谁修的房子？ 于是我知道一个叫“汉龙集团”的公司，它是在十年前出资捐赠邓家小学的企业，老板叫“刘汉”，总经理叫“孙晓东”，经办监理学校修建工程的人是当时的集团办公室主任，学校里很多人在谈及这场幸运的逃生时，都在感谢这位监工的“办工室主任”，昨晚我找到这位办公室主任，他讲了一些故事，但坚决不让我透露他的姓名，也不要表扬他，因为他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下面我只能用X先生来代指为什么“汉龙希望小学”在这次大地震中成为唯一没有压死学生的学校？或者说奇迹最开始的一步是什么，我得知以下内情： 一、十年前，刘汉和孙晓东对下属X先生说，“亏什么不能亏教育，这次你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要是楼修不好出事了，你就从公司里走人吧”。 二、十年前一天，监理工程的X发现施工公司的水泥有问题，含泥土太多，因为X曾经是生产水泥的一家公司的副老总，经他手灌注的水泥至少有五十万吨，是绝对的行家，所以他要求施工公司老总必须把沙子里的泥冲干净，也不能用扁平的石子，从建筑专业而言，扁平石子混在水泥灌注过程中是灾难，水泥结实度大打折扣，他对施工队大发雷霆，愣让他们把沙子里的泥冲干净，把扁平石头全部拣走。 三、一次会议中，他在追问工期拖延时，发现施工公司负责人眼神不对，才得知原来是有关方面的款项没有及时到位。按捐赠原则，企业捐款必须先到当地有关部门，再由有关部门把企业的钱下发到具体施工公司中去，但施工公司并没有从有关部门及时拿到钱（具体人们想必都能猜到，这可是中国式惯例），于是X先生又发火了，穷追不舍，终于让款项到位。 四、在奠基仪式上，由于某个原因工期又得拖延，X又发火了，他找到有关部门，据理力争，9月19日，学校终于平出一块崭新漂亮的操场，他说看到那块操场铺平后很开心，而那块操场，就是十年后483名学生逃生的地方。 那段时间人们总能听到X在吵架，在发火，在追款项，当我对他核对这个事实时，他要求我一定要在“吵架”上加上引号，否则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说，你晓得的，我不能说得太多。 我想我已没必要说得太多，一个深知捐赠中国希望小学潜规则的人士说，虽然学生们全部逃生是个奇迹，但汉龙集团的X先生能够通过“吵架”把钱“吵”到正规用途上更是个奇迹，在往常，吵架根本没用，钱还是不能够及时到位……（为什么这次学校倒塌这么多，这里恕我暂时不能直言，但稍有常识的人想必也知道） 由于X先生反复叮嘱我不能写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在邓家“汉龙希望小学全部成功逃生”的故事后，就只能记住以下名字：刘汉、孙晓东、肖晓川、吴少先、陈世荣，罗中会，母贤莹，沈长树，赵义辉，母广兰，吴明艳。 刚才，X先生给我发来一则短信，未经他同意，我就刊发在我博上，目的是让有的人有的部门看看，也提醒以后有人想修希望小学的人看看： 打扰您了，可以负责的告诉你，绵阳五所希望小学建设均由我经办，而此次大地震未能撼动一幢，巍然屹立！师生未损毫发！请你来绵阳做客！ 这次邓家汉龙小学无一人死亡成为一个奇迹，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前，想到十年后的事情。
邓家篇(二):1972年邓小平落难 亲家嘱咐儿子生死都和邓家一起
核心提示：1972年4月29日，干校方面通知贺彪，经周恩来批准，贺彪即日可以返京，但通知未提及家属事宜。几乎同时，邓小平夫妇也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下回到了北京……邓小平再次落难，贺彪嘱咐儿子贺平：“生，和邓家在一起；死，也和邓家在一起”。
新世纪的前夜，邓小平与贺彪的亲家渊源才浮现出来。
那是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即毛毛）撰写《我的感情流水账》（即后来结集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期间，笔者因参与策划，曾与人一同到北京的一家餐厅与毛毛见面。她主要想听听在刊物上连载第一部分之后的反应。
见面后，毛毛从笔者的口音中听出本人的籍贯方位，她问：“你是湖北人？”笔者说出了自己湖北的出生地。她说了一句：“你同我老公老家很近！”谈话结束后，毛毛又问：“你住哪？”当笔者告诉她自己住在北京西区的一处部队大院时，毛毛又说了一句：“你与我公公、婆婆的家很近！”
毛毛快人快语，使笔者弄清了邓家与贺家的亲戚关系。同时，也引起了笔者对邓小平与亲家贺彪两位老革命友情的注意。
贺彪曾有“红军华佗”和“红色神医”之称。他曾用土洋结合的办法救治了一大批红军的高级干部
在邓小平一家下放江西劳动期间，最让邓小平夫妇疼爱的女儿毛毛突然告诉一家老小：“贺平要到江西来！”
毛毛没头没脑的一句话，给那个在缺乏欢乐时代的沉闷家庭带来一丝轻松。虽说当时政治斗争占据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但年轻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青春的气息总是能改善家庭的氛围。
毛毛的一句话使全家有点像在云雾中。有人开门见山问道：贺平是谁？
一人发问，全家都屏住呼吸等待下文。贺平是谁？一两句话恐怕谁也说不清。毛毛的回答倒很干脆：贺彪的老三！
“嗯！”邓小平严肃的面孔挂着笑意，“贺彪我认得——有本事，骨头也硬！”
邓小平的话似乎没谈女儿的亲事，他的话，完全是在谈对未来亲家的印象，但这句话却很有内容。换言之，他是从未来亲家的家教来认识未来女婿的。
贺彪是一位老红军，当年在红二方面军工作。贺彪在红军时期结伴的夫人陈凯现仍健在，她的回忆让我们对贺彪的印象更加清晰。
贺彪出生在湖北江陵的一个农家。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受革命影响，在农运中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曾经是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周逸群的交通员。他原名叫贺永年，是周逸群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贺彪。“彪”是小老虎的意思。做交通员两年后，贺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地方工作，是当地革命的骨干。
1930年初，湘鄂西红军深入外线作战，贺彪便到贺龙领导下的红军主力部队的卫生部门工作。同红一方面军的贺诚、傅连日章一样，贺彪既是一名医生，又是一名卫生部门的组织者。
贺彪是如何由地下交通员成为医生的呢？有资料表明，他曾拜武当山道长徐本善为师，后又精于自学，掌握了不少医术和秘方。有一点可以证实，贺彪的医术是中西医结合，他曾用土洋结合的办法救治了一大批红军的高级干部。
早在红军长征时期，贺龙因误服有毒之物，几乎奄奄一息，是贺彪用土办法治好的；贺龙的夫人以及现已成为共和国将军的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是贺彪抢救回来的；贺彪还给夏曦、关向应、任弼时治过病；在延安时期为陈云的夫人接生过；解放后为王震治疗的手术主过阵。
贺彪在战场上救治过的对象也很多。他为贺炳炎将军截过肢，为郭鹏将军在草地上进行过大手术，为杨秀山将军疗过伤，还为王尚荣、甘泗淇、廖汉生、顿星云、傅传作等将军在险恶条件下治过病。
就这样，贺彪由一名医官，成长为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门的领导人，后来又成为一二○师卫生部门的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彭德怀部队中负责卫生工作，有“红军华佗”和“红色神医”之称。
贺彪不但医术高明，而且也为我军初创时期和建国初期人民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
许多在红军医疗战线工作过的老同志都记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红二方面军的卫生工作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有前方和后方医院，有治疗和防预体系，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和人才梯队。这一切都与贺彪密切相关。在抗战时期，贺彪领导的一二○师卫生部门已开始了科研和人才教育。我军最早、最正规的医疗卫生人才教育基地，也就是后来的第四军医大学的创建，就有贺彪的心血。贺彪是我国走“中西医结合之路”的主张者，在解放初期就受到毛泽东的当面肯定。解放后，贺彪担任了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并同其他卫生部领导一起，为发展人民医疗卫生事业，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多次受到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贺彪的夫人陈凯也是一名红军时期的老干部。
1940年，身为一二○师卫生部长的贺彪，已经是31岁的老革命了。
于是，解决贺彪的个人问题便成了贺龙、关向应和战友们的一件大事。也正在这时，美丽、善良的陈凯走进了贺彪的视野。
陈凯是一二○师战斗剧社新来的姑娘，那年刚20岁。这位祖籍安徽，原名窦守瑜的姑娘，1934年到天津求学，受姐姐陈晶的影响，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又加入了妇女救国会。并经天津妇委书记和姐姐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经天津地下党介绍，她更名陈凯奔赴晋察冀军区，5月到达一二○师战斗剧社。
陈凯能写、会唱，还会编节目、出快板，在几次活动中，赢得了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的好评……在一次活动中，贺龙看着眼前的陈凯，再看看身边的贺彪，心里突然一亮，忙与关向应和其他同志来当“红娘”。
几次“巧遇”后，贺彪和陈凯终于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而那时的陈凯却感到突然，她来到战地是一心参加革命的，没想到才来了一年，就涉及到婚姻，而且对方还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她心里很矛盾，但她很快就被贺彪的人品所吸引，并与其结为连理，一直伴随贺彪南征北战，最后也在国家卫生部担任部门领导。
贺家与邓家的深情厚意，从毛毛的笔下流露出来。她的“感情流水账”连载到中间，笔者在编辑工作的案头上先睹为快。
“文革”之初，中国的两颗政治巨星从政坛上坠落，一是“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二是邓小平。这件事虽然与贺彪家没什么直接联系，但从后来的历史结果看，这场运动必然殃及无辜。不久，贺龙被打倒，“贺龙黑干将”贺彪被审查。
1970年7月，贺彪被专案组的人押解到江西永修县“五七”干校。卫生部许多人都在干校，但因贺彪已被打入“另册”，所以专案组的人将他放到凤凰山的山沟中，并宣布贺彪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强迫劳动，继续审查”。陈凯也被下放永修干校劳动。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贺家的命运进入了低谷。苦难的岁月，贺彪和陈凯一边忧国忧民，一边惦记着几个分散在外的孩子。
无疑，贺平从下放地湖南寄来的一张姑娘的照片，打破了父母沉寂的生活……
邓小平干什么事都特别认真。定个儿女亲事，竟也好像决定国家大事一样的正式
毛毛撰文回忆了她与贺平认识的过程：
也就是1971年下半年，我还在陕北的黄土地上的时候。著名老将军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正好分配到离我们村子五里地的公社卫生院当医生。在陕北这个遥远的穷乡僻壤，竟然会遇到熟人，我真是高兴极了。我常常抽空走到公社，找吕彤岩玩儿。有一天，我们聊着在北京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她突然说：“唉，我认识一个人，叫贺平，一定跟你合得来。我要介绍你们认识！”吕彤岩是个说干就干的干脆人，在回北京的时候，还真的去找人，并且生拉硬扯地让我们通上了信。
毛毛一谈起那个岁月的男女通信，笑意便挂到了脸上。那时的通信不谈男女私情，多为革命理想。通过来往的信件，使毛毛了解到贺平是一个自立、刻苦、有为和有责任心的青年。
贺平在信中给毛毛讲了母亲怀他时，父亲工作十分繁忙。在一次战斗中，父亲把部队和伤员都护送走了，唯独留下母亲和他的哥哥。不料敌人已经上来了，父亲只好用自己的马拉着一辆破车送妻儿往前跑。由于马没拉过车，听见后面车子轱辘直叫唤，便一个劲猛往前跑，好在有惊无险，他才在娘胎中得以安全……所以，贺平是捡回的一条命。
贺平从小就在艰苦岁月里长大，立志长大“接革命的班”。不料，在浩劫岁月，他们一家都随父母受到迫害。他的一个哥哥被打成“保皇派头目”而受到“群众专政”，另一个哥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个小妹也被打成“黑帮子女”，都被下放农村劳动。看着贺平的来信，毛毛想起自家的经历，一种同命相连之心便油然而生。
毛毛也介绍了贺平的情况：
贺平本人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文革”中被莫明其妙地诬陷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人，被抓进监狱关了一年零四个月。审查了半天，一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放了出来，分配到湖南沅江一个军垦农场劳动。
“可能是因为遭遇相似吧，几次通信之后，我们就感到共同语言很多。不久，贺平准备到江西永修探望在干校劳改的父母，要路经南昌。我便将此情况如实地报告了父母亲。”
几乎与此同时，在湖南永修的贺彪夫妇也从贺平的来信所夹的一张照片中知道了一个浓眉大眼的姑娘。陈凯在谈起这件事时说：有一次，贺平给我们来信，信中夹着一张毛毛的照片，告诉我们这是邓小平的女儿。我拿着照片端详着想，是不是他们在谈恋爱呀？贺彪倒不多想，学生一起串连，男孩女孩在一起不是挺正常吗？有什么奇怪的。后来，贺彪知道他们在谈恋爱时，便对贺平说：她爸爸是个好人，你是一个男孩子，一定要照顾好她！
多少年后来看，两家的婚姻似乎很偶然，却也是两个家庭教育的必然。虽然贺平、毛毛都被划成了“黑五类”，但他们在“文革”中都具有正直的秉性，而且又都富于爱心。因父母的“问题”派生的困境，使他们“遭遇相似”、志同道合。
听说一个老红军的儿子来“考”女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很高兴。毛毛描述了贺平第一次到南昌邓家时的情形：
我的爹呀、妈呀、奶奶呀，三个老人好像进入了“紧急状态”似的。奶奶把锅敲得叮当响，做了好多的菜，把一个小方餐桌摆得满满的。
面对一桌丰盛的饭菜，贺平这位从湖南军垦农场来的26岁的大小伙子，一点儿都没客气，像到了家一样，那么多的饭菜竟然一扫而光，最后把一桌子的碗和盘子全都摞在了他的面前。也许这是贺平在那个压抑的年代吃得最痛快的一顿饭。
晚上，大家坐在楼上，贺平把各种听来的、看到的消息，什么林彪倒台的“内幕”消息啦，什么老干部解放的情况啦，全都告诉了三位老人。他们最爱听的，是林彪倒台的经过；最关心的，则是解放老干部的消息。
在贺平到来的日子，邓家的人除了忙碌外，多数是在观察贺平。邓小平经常是点着一根烟，看个子高高大大的贺平在邓家忙前忙后，抢着干力气活。然后，邓小平就听贺平讲自己的情况。邓小平从贺平讲话中了解了贺平的政治态度、立场和思想。没过多久，邓小平就同贺平摆开了“龙门阵”。
住了两天，贺平要去永修卫生部干校看望他的父母。临走前，他把带给父亲的一条云烟（当时挺不容易买到的）一分为二地掰开，给邓小平留了一半，另一半带给父亲。
毛毛记得把贺平送走后的情形：我回到家，只见三位老人，搬个小竹板凳，坐在厨房后面小院里的丝瓜架旁边，正在说着什么。看见我回来，妈妈叫我也过去，好像还挺正式的。爸爸一脸高兴的样子，一拍大腿，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
“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邓小平这个人，干什么都特别认真。定个儿女亲事，竟也像决定国家大事一样的正式……
对今天的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苦涩而又浪漫的爱情。在这种姻缘中，有毛毛与贺平的真挚情感，也有两个革命家庭的情缘。
再后来，如同读者所期望的那样，贺平与毛毛结为夫妻。自然而然，贺彪、陈凯与邓小平、卓琳结为亲家。在这对年轻的夫妻和两对年老的革命夫妻未来的岁月里，又续写了感人的情谊。
邓小平、贺彪见面，只说一些往事和对孩子的教育，很少说政治……但却很谈得来
1972年初夏，贺平的到来，给两家带来的不仅是亲情的团聚，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希望。他带来的许多信息，打破了两家在流放岁月的沉寂。那些年月，总是孩子、战友们的到来，总是许多“小道消息”能给两家的老人带来欢乐。
贺平来了又走，给家人留下幽幽思绪。贺平离去那天，贺彪“夜半思子，偶成小令”——风狂雨暴，花消清香人凝笑。兄妹洁高，父子敦诚反坐牢。
实际上，从当时的情况看，子女们能允许来探亲，本身就反映了邓、贺两家在流放岁月的解禁。先是邓家子女可以到南昌探望，接着贺家长子贺斗到凤凰山探望，这其中不无缘由。1971年9月中旬，林彪叛逃，未待中央传达，就有当年在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战友给贺彪送信，告知“林贼已亡”，贺彪喜不自禁。
儿子又带来许多老干部被解放的消息，贺彪已意识到“风云将变”！
1972年4月29日，干校方面通知贺彪，经周恩来批准，贺彪即日可以返京，但通知未提及家属事宜。贺彪坚持与陈凯同行，竟被批准。贺彪用诗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云山麓中彩云灼，凤凰山坳鸳鸯幄。
几乎同时，邓小平夫妇也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下回到了北京……
贺彪夫妇回到北京后住在国务院卫生部的一处房子里。此时，对他们的审查工作还没有宣布结果。虽然大部分干部已回到北京，但当时的政治气候仍然是阶级斗争，他们只能在家中等待春天的来临……
在长久期盼与等待的岁月里，贺家有了变化，邓家则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回到北京的邓小平经周恩来推荐，毛泽东、党中央批准，任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并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一消息，使邓、贺两家都感到长舒了一口气。
这期间，贺平与毛毛已经结婚，婚礼很简朴，但毕竟已渡过了一次劫难，两家都很高兴。这样，两家人才有了见面的机会。
贺彪在邓小平家附近看了一位老同志后，顺便同陈凯看看亲家。在宽街的一座大红门前，贺彪叩开了门，听说是亲家来访，邓家马上传来欢笑声。
“回来了！有工作干就好啊！”邓小平与贺彪握手后说，“当年贺龙同志到西南，还推荐你这个卫生部长，可听说彭总不放哟！”邓小平的话是告诉贺彪：我们早就熟悉！一句话就使两家其乐融融。
接下来，邓小平对卓琳说：“来贵客了！搞饭啊，他是湖北人，爱吃鱼，要搞点鱼！”
“做鱼，做鱼！一定要有鱼！”卓琳也是一个爽快人。全家都沉浸在这次两家聚会的喜悦中。
贺彪平时话不多，遇到老熟人才有说不完的话。这次他与邓小平这位亲家在一起也有不少话题……
贺彪知道邓小平并不是太早，因为红二方面军与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在一块根据地。到延安后，贺彪才知道有一位四川籍充满活力的领导同志。到了抗战时期，邓小平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又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到全国战略大反攻时，邓小平又在中原征战……解放初，邓又在西南工作，所以两人见面并不多。全国解放后，邓小平从西南到中央担任总书记时，贺彪才经常在国家机关见到这个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的总书记，并经常听到他的指示并与邓一起参加会议。
两位老人落座后，便回忆起战争年代为数不多的见面情形，他们对参加七大都记忆犹新，一下就回到往事中……
据陈凯晚年回忆，邓、贺两人见面，只说一些往事和对孩子的教育，很少说政治……但却很谈得来。
两位亲家见面后，邓小平对贺彪很尊重，而贺彪知道邓小平早年留法参加革命，并长期在中央工作，更是尊重有加。餐桌上，邓小平一直叫贺彪多吃鱼，他说湖北人吃鱼不会卡，饭桌上也热热闹闹的。
这是一次难忘的会面，也是两位亲家进一步友谊的开始！
邓小平再次落难，贺彪嘱咐儿子贺平：“生，和邓家在一起；死，也和邓家在一起”
自从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后，各项工作又出现了新的局面。但天有不测风云，“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病重不能视事，在邓小平工作全面展开之时，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将邓小平打倒了……
毛毛回忆说：
我的公公贺彪和婆婆陈凯，1972年从江西卫生部干校回北京后，一直住在和平里一个国务院分配的宿舍楼里。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雨磨难后，性格依然刚直如旧。特别是发生“天安门”事件期间，我的公公、婆婆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十分担心。他们不是为他们的儿子担心，而是为他们的亲家——邓小平和邓家一家人担心。
“两个决议”发表后，贺彪不知道邓家人的消息，心急如焚，连觉都睡不着。一天，他突然看见贺平回来了，便抓着儿子，详细地问清了邓家的情况。听到邓小平夫妇又被带走，而且至今音讯全无，老两口不禁潸然泪下。贺彪对贺平说：“你不要在我们这里多停留，赶快回去把他家老二飞飞（邓质方）带来。”贺平遵嘱回家，把毛毛和飞飞一起叫上，骑自行车来到和平里。
毛毛回忆说：自从嫁到贺家以后，我和公公、婆婆之间的感情一直特别好，这次劫后重见，看见二老焦急关切的神情，看见婆婆满头的苍苍白发，心中不禁一阵酸楚。我强忍住泪水，尽量做出一副笑容。我知道，二老已经十分忧心了，不能再给他们增添烦恼。
看见飞飞，贺彪十分郑重地说：“平平、毛毛、飞飞，你们听我说。我有三个儿子，平平和毛毛结婚，就等于我把这个儿子交给邓家了。现在邓家有难，从今天开始，平平就算是邓家的儿子了。平平，你不要担心我们，就随邓家去。生，和邓家在一起；死，也和邓家在一起。”说着说着，贺彪的眼中流下了泪水。
他继续说：“你们家现在非常危险，‘四人帮’那些坏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甚至会害你们。邓家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已经被整得残废了，现在只剩下飞飞这么一个完整的儿子了。我要把飞飞送到我在湖北洪湖的老家藏起来。我们要把邓家这个儿子保护下来。”
听到这里，全家人都已泣不成声。飞飞明白贺彪的好意，眼睛也哭得红红的。
但是，在这艰难的时刻，飞飞怎么能够为了保全自己而离开全家人呢？飞飞对贺彪说：谢谢您了。我不走，我要和全家人在一起。贺彪说得恳切，飞飞也回答得坚决。他们都是为了亲人……
孩子们离开和平里时，贺彪和陈凯两位老人，站在楼前的台阶上，无限眷恋地望着他们。
如同许多革命者的友谊一样，他们总是风雨同舟，在风雨中相伴。当邓小平出来工作时，贺彪虽然处于半闲置状态，但他在邓小平面前却只字未提，也没有更多地你来我往。现在亲家处于危急时刻，贺彪能肝胆相照，这份亲家加同志的友谊是何等的可贵啊！
好在天公开眼，邓小平最后一次磨难并不像过去那样漫长。毛泽东去世不久，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第三次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胜利了！也就在1978年，贺彪和陈凯又专门到邓小平家中表示祝贺，两位亲家又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在后来会面的日子里，他们谈孙女、说娱乐。邓小平喜欢桥牌，贺彪在延安和晋西接待外国友人时，也学会了玩桥牌。两人见面后，都称这是益脑的运动。在说起老年保健时，贺彪则尽他医生之能，提醒邓小平注意。在对邓小平一些老年病的治疗中，贺彪推荐医生，考虑治疗方案……
邓小平第三次出山，贺彪也是正获彻底解放之时，经胡耀邦亲自过问，他被安排回部队，担任了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总后卫生部长。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贺彪马上对儿子说：“讲得好！讲到根本上了！”
贺彪晚年留下一部回忆录，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对第一代领导集体怀念有加，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十分尊敬。
刚打倒“四人帮”不久，当时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作祟，许多工作和许多老干部的问题都难以处理。恰在这时，邓小平提出要全面、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在进行“真理标准”讨论后，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贺彪在学习中不无感慨地说：“这样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胸怀和气度。这样做才得人心、合情理。”他带头执行中央决议，并身体力行对部下和子女进行教育，要他们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
贺彪刚出来工作不久，便赶上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他十分理解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不顾年迈，亲自坐阵总后卫生部值班。
在贺彪晚年，他是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的支持者。在军队精简整编中，许多人有意见，他主动做工作。当精简到总后卫生系统时，他二话没说，马上为部队作出表率。在他负责的工作中，他大量启用新人，作出长远规划，并在站最后一班岗时，还为我国军事医学研究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邓小平提倡老同志交班，贺彪就主动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当时，我军正开始第二次授衔，贺彪因在第一次授衔时在地方工作未能赶上，有人建议他赶上第二次授衔再退。他说这是小平同志倡导的，我没有不执行之理，并马上办理手续，响应了中央号召。
贺彪退下来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马上对儿子说：“讲得好！讲到根本上了！”
据贺彪生前回忆，他最后一次见到亲家邓小平是在1996年。在此之前，他得知邓小平有病，便告诉贺平，邓家女儿多，男孩子身体不好，小平同志住院你要负责照顾。按他所嘱，贺平在邓小平住院期间一直伴随左右、忙前忙后。
对于邓小平这次住院，贺彪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要亲自去医院看一看！
为了照顾邓小平的治疗和休息，中央已作了探病限制，但贺彪却没顾什么限制，这也是他一生破例“违规”。他顾不上请示，通过自己在三○一医院的老部下探望了邓小平。
病榻上，邓小平见到他时，精神很好，两人又谈起孩子和孙子……邓小平有信心战胜病魔，贺彪也祝他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对亲家最后的见面十分感人。
贺彪怎么也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在那个不平常的早晨，贺彪接到儿子的电话……
贺彪写下一首《遗恨长存，无缘送君登路》的长词，以寄托他的哀思：
恸声震地，惊梦断，九州潇潇苦雨。驾鹤南去何匆匆，留得长虹为路。合目影近，侧耳声遥，泪帘难锁住。遗恨长存，无缘送君登路。却忆少年风流，即铮铮铁骨。沧海横渡，心怀济世奠奇功，只手蓝图绘足。浩海滔滔，狂澜力挽，英雄无觅处。殊勋铭刻，华夏昭昭史铸。
在贺彪眼中，邓小平是亲家，更是伟人，是同志加师长。在多年的交往中，贺彪对邓小平确实尊重有加。
遗体告别那天，贺彪起得特别早，他坐着轮椅带领一家老小来到告别室，长哭送别亲家、战友和同志。由于悲痛，他的双腿怎么也使不上劲，他让儿媳扶他站起来，在邓小平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九个躬。
鞠九个躬，这是贺彪家乡行大礼的规矩，他按家乡的最高礼仪与邓小平作了最后的告别！
邓小平去世后，贺彪也因老年的顽疾，身体不太好。但他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死亡毫不畏惧。他让医院停止给他用好药，并说：“小平同志这么伟大的人都能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呢？作为我们这一辈人，任务完成了，死而无憾了！”
尽管贺彪身体很弱，但他仍然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为江泽民领导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而高兴。在党的十五大上，他因曾是七大代表，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当时，他已不能步行，坐轮椅到了人民大会堂。因有规定，工作人员不能进入，他在会议代表的帮助下，投下了庄严的一票！
就在邓小平谢世几年后，贺彪也在家中猝然去世了。他曾留下遗言：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他认为只有邓小平这么大的伟人才配得上搞告别仪式，那是人民的需要。而我们则能简单就简单，不要影响别人的工作，也不能影响老战友们的情绪，要让老战友们以为我还能同他们玩儿……
如今，邓小平和贺彪晚年的带着笑容的照片还悬挂在两个家庭中，两位亲家母继续着两家的友谊……
邓家篇(三):邓小平女儿:邓家没海外账户 邓朴方被造谣
邓小平与卓琳的五个子女
人物简介
邓林，邓小平长女，出生于1941年，四川广安人，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同年入中央美院国画系，1967年毕业。1973年分配到北京画院任专职画家兼任花鸟画创作室副主任。1986年调入中国画研究院任专职画家。历任北京画院花鸟画创作室副主任、中国画研究院专业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为一名优秀的一级画师，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会长，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协会会长。
此前邓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她从来没有觉得父亲走上过神坛，因此就没有走下来的必要。“他在他的位置上干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非常好，如果你在你的位置上干了该干的事情，而且做得很好，就和邓小平一样。”
两次南巡传递改革开放的声音，两次将深圳的改革推向一个新的台阶，邓小平南巡对于深圳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在改革开放30周年庆祝活动前夕，邓小平长女邓林也来到深圳出席相关庆祝活动。昨日，她在五洲宾馆接受媒体采访。在介绍展览时，邓林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邓林说，父亲邓小平原本是个寡言少语的老人，但来深圳后眼神特别急切。有段时间社会上曾流传邓朴方在海外有存款，邓小平曾专门召开家庭会议郑重询问，“我们都没有海外账户和存款，对朴方的事情更是造谣。”
讲话内容太多用纸巾做记录
邓林说，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正在为中国找出一条全新的道路。11月他到广东视察，在听到关于“逃港”事件的汇报时，邓小平沉默了一会说，逃港说明我们的生活不好，(两地)差异太大，此时，他已在考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一个窗口。
1979年4月，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做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国经济特区由此诞生。在特区的建设开始阶段，遇到不少困难阻力。1984年1月，他第一次来到深圳，因为“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看”。在深圳两天的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进工厂、下农村，与群众直接接触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回到北京，他立即提出要进一步办好特区，扩大对外开放，特区建设和全国的对外开放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原本我们家属以为他是来深圳会休息的，没想到他的眼神特别热切，特别急切地那种”，邓林说，1992年1月19日，小平再次来到深圳，看到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显得兴致很高，充满激情。以往，他在参观时，基本都不说话，也不发表任何言论，但是那次来深圳，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的状态，不停地问，不停阐发全新思想，还充分肯定这块改革试验田的大胆探索和实验。
在参观国贸大厦时，他突然滔滔不绝地发表大量讲话，以至于邓林和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来不及准备录音机、纸张等记录的物品，一时情急，邓林用几块叠起来的方形纸巾上做起了讲话记录。这些记录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后来的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展览上还展出了一件米色的夹克衫，在当年的电视画面及照片中，邓小平多次穿着这件夹克衫，向深圳的人们挥手、微笑。邓林介绍，这件夹克衫是她为邓小平南巡专门去买的。此前他多年总穿着清一色的中山装，但是在南巡前，他特地要求家人给他买一件夹克衫，说是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氛围相匹配。衣服买回来之后，邓小平一试，结果发现有些长了。家人提出要重新买一件合身的，他连连摆手说不用，只把衣服改一下就穿了。此后，他一直穿着这件改过的夹克衫，还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抓不住机会对不起子孙
邓林告诉记者，退休后邓小平的生活一直都很规律，但他爱看报，桌子上的文件也一摞摞的，他非常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他原来一直有一句话，世界给中国的机会非常少，这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抓住，我们对不起我们子孙、我们的国家。”邓林说，“文革”以后，这代领导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正是因此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现在这样的面貌。
邓林爱拍照，曾经举办过《女儿心中的父亲》影展。在邓小平为数不多的生活照中，有一张邓林拍的邓小平和孩子们的照片非常有趣。邓林说，邓小平自己不愿意照相，大部分照片都是抓拍的。邓林说，有一次父亲在院子里散步，小孩也在院子里玩，邓林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让他们排排坐，让父亲坐在石头上和孩子一起照。“我一说他就同意了，我自己还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领导人还有自己的生活化的一面，可以帮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邓小平。”
召开家庭会议质询海外账户
邓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子女不能介入大人的事情，所以邓家子女都在自己的单位做自己的事情。“他不是那种告诉你应该怎么样的人，以前都是我妈给我们写信，所以很遗憾没有我父亲书信的手记。后来我们工作后，我父亲跟我的儿子也说过，你们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有出息，没有小出息也应该有中出息，最好有大出息，应该为国家做些事情。”
邓林说，以前有段时间，社会上曾流传朴方海外有多少存款，我爸很认真地问我们，有没有海外账户和存款，必须表态。我们都没有，对朴方的传闻更是绝对的造谣。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国家法律不能侵犯，作为个人应该对国家有贡献，有所作为。
1992年，邓小平来深圳南巡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话。邓林说，她父亲不是晚年才不爱说话的，他从来就不爱说话。“可是他平时说的话，当时你不觉得怎么样，后来想想觉得很重要”。小时候，邓家的孩子们之间也会打架争论不愉快，邓小平就经常操着四川方言说，“总会过去咧”。邓林说，联想到他的经历，在“文革”中遭受到的事情，她认为，邓小平对希望和真理的追求从没有停止，“从家庭中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到他的思维方式，从未被困难压倒过。”
父亲邓小平从未走上过神坛
对于国家领导人，大部分人觉得高高在上，遥不可及。邓林则表示，他们和正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邓小平也喜欢孩子们，他从未把自己看得很高，只是觉得自己要为老百姓做些事。此前邓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她从来没有觉得父亲走上过神坛，因此就没有走下来的必要。“他在他的位置上干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非常好，如果你在你的位置上干了该干的事情，而且做得很好，就和邓小平一样。”
接受大大小小无数媒体采访时，邓林说自己也在不断总结父亲的经验，她认为，邓小平最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是他做人的准则，“没有邪门歪道，有意见表达，也绝不随波逐流”，还有邓小平拥有坚强的信念，让中国强盛起来，这是邓小平从年轻的时候建立起来的理想，工作作风严谨迅速决断，“所以我觉得父亲是个全才，会打仗、懂经济，算账算得很好，脑子转得很快。”
邓小平与深圳有着不解之缘。邓林说，她每次到深圳都能体会到深圳人对于邓小平的深厚感情。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受到国家的支持，在支持当中受到的磨难，在思想意识上受到的冲击还是很大的。而深圳老百姓对改革开放的理解是非常深的，“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这奋斗，把青春贡献给深圳，当然他们对改革开放非常有感情，没有改革开放哪能到深圳杀一条血路，深圳老百姓对邓小平的感情，我是每次来都能体会到，去莲花山的时候，不论什么日子，都有鲜花，家长们都要带着孩子去莲花山看邓爷爷。”
邓林说，邓小平有很多想法，却从来不跟子女们说。1984年，她跟随邓小平来深圳考察，间歇就去沙头角买东西，“当时很新鲜，我就去买肥皂、味之素，现在哪不能买肥皂，超市的肥皂都很好啊。”当时我住在迎宾馆，出来就有很多摊儿，有卖尼龙手巾的，我就买了送给上海的朋友。1992年来深圳时，邓小平在深圳也没有说什么，可是从深圳到珠海的船上，他说了一个钟头，我们老劝他歇会歇会，没歇两分钟他又说。能感觉到他的确很兴奋，他有一个强烈愿望，把这么多年的经验和想法总结出来，确实在决定改革开放前有很多斗争，但改革开放的思想最终还是实现了。（任笑一 刘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