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五虎上将

【www.shanpow.com--田园诗】

高岗五虎上将篇一:高岗集团五虎上将沉浮录

老衲读史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点此
关注
老衲秘史不容青史尽成灰点此关注
欢迎添加老衲个人微信号：couhuo2014
~~~~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被称为高岗集团的五虎上将。在高饶事件后，均被撤销一切党内职务。后来，他们在改革开放时期，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本文摘自《高岗传》，作者戴茂林、赵小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在“高饶反党联盟”出现的1954年，“五虎上将”就是“高岗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另一种说法。
1954年4月24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中共中央东北局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撤销“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的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的一切党内职务。同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上述建议，并于同年5月4日向省级以上党组织公布。
从此，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张秀山，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副书记的张明远，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郭峰，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的马洪，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的赵德尊，被撤销了一切党内职务。
然而，二十几年后，伴随着共和国的年轮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年的“五虎上将”又重新焕发了“虎威”，全都被任命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追寻着张、张、赵、马、郭的足迹，粗线条地勾画出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
（1）张秀山
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虽然被称为“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但实际上只有被称为“五虎上将”之首的张秀山一人是扛枪打仗的出身。
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张秀山是高岗的陕北老乡，与高岗的关系也最久远。张秀山虽然比高岗小六岁，但二人的经历却很相像。他于1911年7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佳县桃柳沟村一个农民家庭，也是到榆林中学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再受党组织委派，到军阀部队去搞兵运。1930年高岗到军阀苏雨生部组织学兵队时，张秀山曾任这支学兵队的小队长，所以张秀山可谓高岗的老部下。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张秀山先后担任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步兵连连长、骑兵连指导员、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耀西游击队政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书记等职务。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曾经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肺部却又在乡村兽医的土法治疗下奇迹般的生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和高岗一道，又从“左”倾肃反的刀下捡回了一条性命，并先后担任了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长、神府红军独立师政委、中共神府特委书记、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等职务。
抗战胜利后，新组建的东北支队出陕西，过山西，10月末顺利抵达承德，11月2日进入沈阳。但张秀山并没有随同东北支队一道进军沈阳，而是奉命留在承德组建热河纵队，不久又奉命来到北满，任中共松江省工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委，仍然在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的麾下工作。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辽宁省和辽南省合并，组成新的辽宁省，并任命张秀山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又任命张秀山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东北局秘书长、东北局党校校长。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秀山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他三次入朝，亲临前线，解决志愿军所需的物资装备问题。
1952年8月，张秀山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
作为高岗的老部下，被撤职批判的张秀山于1954年12月下放到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任第一副场长，分管计划、财务、供销工作。几乎在一夜间，昔日的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便成了农场的副厂长，这对年仅43岁的张秀山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毫无准备。但他也只好迎着刺骨寒风，携妻带子，搀扶着年迈的老母，来到了当时号称“南大荒”的盘锦，并且尽职尽责地当起了农场副场长，而且一干就是四年，一直到1958年才由组织上调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昔日的“高岗黑干将”自然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在经历了数不清的批斗、殴打后，张秀山又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秀山才于1979年1月被任命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分管全国林业、农垦、知青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恢复了其行政四级的级别。
张秀山从东北局副书记直落到农场副场长，再由农场的劳改对象直升为国家农委副主任，这25年间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虽不用细说，人们也尽可以从张秀山饱经沧桑的面庞上读懂。这位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九死一生、在黑土地的征战中功勋卓著的陕北硬汉，1954年被下放到盘山农场时年仅43岁，正值年富力强的金色年华，但当他能够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为人民承担重要职责时，已经是68岁的老人。
不过，岁月的磨难并没有使张秀山丧失革命意志和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他在以拼命工作弥补流失的岁月的同时，也向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对1954年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对自己处分决定的不同看法，并向党中央写了申诉报告。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张秀山的申诉没有得到答复，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就影响党交给的工作，而是以更加勤奋的工作来抢回失去的时光。他为了“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顺利实施，多次率工作组深入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黄河河套等地调查研究，召开现场会议。他在领导农垦工作中，亲赴海南、云南、四川、福建、江苏、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十几个省区，深入农场、农村解决实际问题，为新时期农业工作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秀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6年8月2日，张秀山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2）张明远
张明远1906年11月23日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前独树村一个中农家庭。1918年9月，12岁的张明远考取了玉田县师范讲习所。在讲习所学习两年毕业后，张明远务过农，当过店员，教过书，进一步了解了社会的黑暗和逐步明确了人生的方向。他先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后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张明远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来到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9月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党组织派张明远回到玉田县开展农民运动和发展党的组织。张明远在玉田县建立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成立农会，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10月，他任总指挥，组织领导了玉田及附近四县的农民武装暴动，创建了京东人民革命军，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树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面武装斗争的红旗。1928年后，张明远历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天津一区区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长，中共北岳区、冀热察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冀热辽区党委代理书记等职务。
解放战争期间，张明远担任了中共冀热辽分局常委、冀东区战勤司令部司令员等重要职务。1949年2月，张明远离开冀东来到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秘书长兼组织部第一副部长。1950年8月，升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明远又担任了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和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政委。他曾三次赴朝鲜前线调查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为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后，东北局的工作中心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张明远的主要精力也转到了经济建设方面。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成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重要领导成员。
然而，由于张明远工作能力强，高岗比较欣赏他的才干，作为东北局副书记，他与高岗又必然要有较多的接触，所以，在1954年“高饶事件”中，张明远成了“高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于1955年1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任办公厅副主任。
张明远虽然没有像张秀山那样被下放到农场，但从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的高位到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落差仍然十分巨大，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郁闷。虽然对处分“一直想不通”，但作为一名长期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的老共产党员，张明远并没有从此消沉，而是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奋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明远于1979年被调到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党委和行政业务工作，后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虽然流逝的时光无法弥补，但张明远还是尽自己的全力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多做一些工作。他经常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后总是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对策。
1992年12月24日，张明远因病逝世，享年86岁。
（3）赵德尊
赵德尊是“五虎上将”中唯一的健在者（按：赵德尊于2012年去世）。他1913年出生于奉天省冷子堡（现辽宁省辽中县冷镇），在他未满周岁时，当教书先生的父亲就病逝了。但刚毅的母亲吃糠咽菜，坚持让失去爸爸的赵德尊读书，所以赵德尊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又来到沈阳读初中、高中，并于1933年进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35年，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赵德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先后担任了中共清华大学“左联”支部书记、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和中共北平市委学委秘书。1936年6月，赵德尊从清华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抗战全面爆发后，赵德尊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冀西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冀西游击队党总支书记、中共晋冀特委组织部长、中共晋中地委副书记等职务。1943年9月，他作为中共七大代表，来到延安党校一部学习，并于1945年在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加了张秀山任政委的赴东北干部团，先到沈阳，后到北满，参加北满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46年7月，他率东北局代表团参加了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
1950年3月，赵德尊被任命为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1953年4月，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不过，一路升迁的赵德尊仅仅当了半年的秘书长，就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成了被批斗的靶子，当时的痛苦之情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有过叙述：
那时的我，党内经历不多，经验也还很稚嫩，只记得别的什么错误都可以承担，反党的罪名是怎么也难以接受。一时间，两眼发黑，觉得天昏地暗。自己检查“宗派情绪”等都过不了关，会后，睡了一天一夜。最后心里想：已发生的就发生了，也就过去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主要是今后，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不管什么遭遇，更当积极处之，永远、永远！
赵德尊是1954年10月到东北制药厂的，而且在东北制药厂一干就是11年，一直到1965年8月被化工部调任沈阳化工研究院副院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当年的“五虎上将”自然成了被重点批斗的对象，赵德尊几次在批斗中被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并于1970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赵德尊先是于1978年10月回沈阳化工研究院任党委书记，后于1979年2月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同年12月任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并于1983年4月再次当选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一直到1985年9月离职休养。
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95岁高龄的赵德尊，缴纳了2万元特殊党费支援灾区。
（4）马洪
马洪是“五虎上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五虎上将”中后来非常活跃的一位。1933年，年仅13岁的马洪读完高小后，因家境艰难，无力上中学，在山西省定襄县待阳村当上了小学教员。1936年，马洪来到了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局，开始了他的铁路工人生涯。当时我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正在蓬勃兴起，马洪也于当年参加了牺盟会，并于1937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党组织派马洪到延安汇报同蒲铁路职工斗争情况，后入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2月又被选送到延安马列学院二班学习。
由于勤奋好学，这位18岁的铁路工人入学不久就在班级支部改选中被选为支部书记。1939年春的一天，毛泽东来马列学院作《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报告前，毛泽东先来到了马洪所在的二班，与马洪这位年轻的支部书记唠了起来。毛主席为马洪提笔写下了“看报有益”和“读书是好的，毛泽东”几个字。当马洪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后，毛泽东第三次提起笔，写下了“工作着是美好的”。毛泽东的教诲给马洪以巨大的鼓励，1939年夏天，马洪被马列学院评选为“延安模范青年”，接受了毛泽东主席亲自颁发的奖章。1940年冬，马洪被调到《共产党人》杂志做编辑工作，后又回到马列学院任学习秘书。解放战争时期，马洪历任平泉县县长、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等职务，并撰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理论文章。
1947年冬高岗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到冀察热辽视察工作时，发现了马洪的才干，回哈尔滨后，就于1948年6月将马洪调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先后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成为高岗的重要助手。高岗进京后，马洪随同前往，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同时还兼任国家计委机关党委书记。
铁路工人出身的马洪虽然成长为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但由于他的成长离不开高岗的信任与提拔，所以最终成了“五虎上将”中的一员，被撤销了党内职务。1954年10月，马洪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任副经理，主管财务和材料工作。1955年1月，又被调到北京第一建筑公司任副经理。
虽然由国家计委的高官直落到建筑工地，马洪与“五虎上将”的其他人一样，内心苦闷，痛苦忧伤。但一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个工人，掌握的知识也都是来源于实践，干脆就从头做起，再到实践这个大课堂去学习吧。于是，马洪在建筑工地上摸爬滚打，努力学习，很快就熟悉了建筑行业的特点，成为管理方面的行家。他还针对当时建筑设计中的某些复古主义倾向，写了题为《反对华而不实》的批评文章。
马洪的理论才干并没有随着职务的下降而被人们遗忘。1956年6月，马洪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以该室负责人的名义从事调查研究和起草政策文件的工作。马洪在国家经济委员会一干就是十年，他不但参加了《工业七十条》等重要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而且取得了重要学术成就，出版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等学术著作和一系列论文。1965年，马洪调到化工部第一设计院任副院长，1970年夏，又调任北京石化总厂设计院副院长，还担任了我国第一个大型化工项目——30万吨乙烯工程的副总指挥。
1978年5月，马洪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后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等重要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85年，马洪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参与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重大政策的研究，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93年5月，因年事已高，马洪改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人们仍然可以在报刊上看到他的精彩文章。
2007年10月28日，马洪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5）郭峰
郭峰排在“五虎上将”的最后一位，但他又是在目前出版的有关高岗的著述中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时，说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这就是存在“高饶反党联盟”的证据之一。
郭峰是1952年6月从中共辽西省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的。1953年4月张秀山辞去了兼任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后，郭峰接任了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与郭峰交谈时，郭峰表示自己不熟悉全国的情况，更愿意在东北局继续工作。但饶漱石说这是中央的决定，郭峰也只好表示服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郭峰只担任了一年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即因“高饶事件”的出现而被撤销了党内职务。所以，虽然饶漱石已经与郭锋谈了话，郭峰也已经准备交代工作，并且还派人去北京联系住房，但他并没有来得及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的工作。
郭峰1915年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县西刘家屯。1923年8岁时，入德惠县窑门两级小学读书，1928年来到长春私立自强学校学习，1931年2月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8月又考取了吉林大学预科。自幼就聪颖好学的郭峰时年只有16岁，读书入仕的美好前程就在眼前。然而，就在他等待开学后进入吉林大学预科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破梦难圆，郭峰只好回到农村家中。第二年春，一心想上学读书的郭锋又考入了著名的吉林省立第一中学。
1933年5月6日，郭峰在吉林东便门一带散发革命传单时被日伪当局逮捕，经保释出狱后潜赴北平，入北平知行学校读书。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郭峰积极参加，又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逮捕名单，只好又一次离开学校，于1936年5月到北平西区区委做团的工作。
1936年8月，郭峰受党组织派遣，化名“高翔”，来到在西安的东北军学兵队做地下工作，后又在东北军五十三军第一一九师师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7年3月东北军五十三军工委成立后，他为工委领导成员之一，负责下层士兵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五十三军工委撤销，郭峰于10月来到我党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后参加了冀西游击队，并担任了冀西第四游击大队指导员。
抗战时期，郭峰先后担任了冀西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奋战在太行山下。抗战胜利后，郭峰先后担任中共西满分局委员、吉黑纵队副政治委员、吉江地区行署主任、辽吉军区副政委等职务。1949年5月，辽北、辽西两省合并组成新的辽西省委，年仅34岁的郭峰被任命为辽西省委书记，成为当时党在东北地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东北全境解放后，年轻有为的辽西省委书记开始逐步得到了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重用，于1952年7月被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成为东北局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成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的重点审查对象。
虽然郭峰在努力地检讨自己和高岗的关系，但他同样未能避免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命运，并且是当年的“五虎上将”中第一个被下放到基层工作的。他于1954年9月上旬来到了位于大连地区的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任分管计划、财务、劳动工资、基建、技术检查工作的第一副厂长。
一名即将上任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突然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下放到工厂任副厂长，内心的痛楚已经无须赘述。但郭峰并没有从此消沉，一蹶不振，而是不计个人得失，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正确对待自己。他来到五金厂后，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努力钻研业务，积极勤奋地工作，尽职尽责地完成好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很快就成为一名企业管理的内行，在企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59年初，在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表现尚好的郭峰被调到大连市计委工作，1962年7月，又被调到辽宁省财贸办公室，任副主任，主抓业务工作。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郭峰于1967年再度被打倒，并被扣上了四顶帽子，在经历了数不清的批斗后，郭峰又于1968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郭峰重新得到了党组织的安排和重用。先是于1977年被调回辽宁省财贸办复任副主任，后于1979年2月被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又于1980年11月担任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重要职务。
虽然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转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岗位上，期间已经过去了26年，当年34岁的辽西省委书记已经是65岁的老人。1985年，郭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
2005年4月13日，郭峰因病逝世，享年90岁。

高岗五虎上将篇二:高岗“五虎上将”的命运浮沉

高岗  资料图
“五虎上将”，一个听来颇有传奇色彩的称谓，但在“高饶反党联盟”出现的1954年，“五虎上将”就是“高岗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另一种说法。
1954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组织部部长郭峰，曾任东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马洪，时任东北局秘书长赵德尊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然而，二十几年后，伴随着共和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年的“五虎上将”重新被任命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五虎上将”是如何出现的?他们的命运为什么这样大起大落？
“五虎上将”称谓的由来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中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而当年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向党中央建议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一切职务的文件，也没有“五虎上将”的名称。
既然正式文件中并没有这个提法，那么是谁首先使用并使之流传开了呢？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与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向党中央的建议和党中央的批复有两点不同：一是赵德尊的排序由位列最后提到第三;二是在“五虎上将”之外，又多了一个“陈伯村”。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拜访了当年“五虎上将”之一的赵德尊。他在回答我们的疑问时说：“东北高干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周某(东北军区副政委)到我家，很同情地与我谈话，让我如实地把与高岗的事情讲清楚。我当时看他很亲切，就把我到北京时高岗对我说的对刘少奇的三点不同看法说了，也说了在高岗休假期间我们在杭州吃饭的事情。但他过后就在大会上作了揭发，说我在北京捎回来了高岗的三封信，实际上就是高岗对我说的三点不同看法。他在大会上揭发我们时用了‘五虎上将’这个名称……周某揭发后，对我的揭发批判开始升级，说我跟着高岗跑，反对刘少奇，而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这样，我的问题就严重了，我也从‘五虎上将’的第五名，上升到了第三名。”在此之前，“五虎上将”的另一位当事人郭峰也明确告诉我们，首先使用“五虎上将”名称的就是东北军区副政委周某。
陈伯村
而曾任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伯村之所以“上榜”，是因为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期间，一些人说陈伯村对高岗言听计从，担任副部长时忠实地执行了宗派干部政策。当这些材料反映到中央后，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陈伯村就继“五虎上将”之后榜上有名了。
“张、张、赵、马、郭”的大起大落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后，“五虎上将”虽然还被称为“同志”，后来的命运也没有像被定为“饶漱石反党集团”成员的潘汉年、杨帆那样凄惨，但他们也遭受撤职、降级、下放的处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改变了命运。
 
张秀山
“五虎上将”中，实际上只有张秀山一人是扛枪打仗出身。他是高岗的陕北老乡，与高岗的关系也最久远。他加入共产党后，被派到军阀部队去搞兵运。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张秀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曾经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肺部却奇迹般生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展开了争夺大东北的历史性决战。194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干部团并与两个步兵团一道组成东北支队，由张秀山任政委，黄永胜任司令员，创建东北根据地。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又任命张秀山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东北局秘书长、东北局党校校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秀山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他三次入朝，亲临前线，解决志愿军所需的物资装备问题。
张秀山被撤职批判后，于1954年12月下放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任第一副场长。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秀山才被任命为国家农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同时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
岁月的磨难并没有使张秀山丧失革命意志，他以更加勤奋的工作来抢回失去的时光。为了“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顺利实施，他多次率工作组深入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黄河河套等地调查研究，召开现场会议，为新时期农业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96年8月2日，张秀山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张明远
张明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秘书长兼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不久升任东北局秘书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担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和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政委，为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后，东北局的工作重心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张明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成为东北局的重要领导成员。由于张明远工作能力强，高岗比较欣赏他的才干，他与高岗必然会有较多的接触。在1954年“高饶事件”中，张明远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于1955年1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任办公厅副主任。张明远精神上非常郁闷，正如他后来在申述材料中所言：“在对我个人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东北局没有正式向我谈过组织决定依据及结论的具体内容，没有给我看过有关的材料，也没有问过我对这样的处理有什么意见;本人未在处分决定上签字。”“对自己究竟犯了什么‘反党错误’，何以受到如此严重的处分，一直不清楚，也一直想不通。”
虽然“一直想不通”，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张明远还是在新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文革”结束后，张明远于1979年被调到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党委和行政业务工作，后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2年12月24日，张明远因病逝世，享年92岁。
 
赵德尊
1935年，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赵德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曾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赵德尊先后担任中共晋冀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晋中地委副书记等职务。1945年，他在延安出席了中共七大。1950年3月，赵德尊被任命为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1953年4月，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
一路升迁的赵德尊仅仅当了半年的秘书长，就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成了被批斗的靶子。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叙述道：“那时的我，党内经历不多，经验也还很稚嫩，只记得别的什么错误都可以承担，反党的罪名是怎么也难以接受。一时间，两眼发黑，觉得天昏地暗。自己检查“宗派情绪”等都过不了关，会后，睡了一天一夜。最后心里想：已发生的就发生了，也就过去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好在只是撤职、降级处分，没有开除党籍。我从六级降到十二级，到东北制药厂任经营副厂长(在党内据说控制使用)。”(赵德尊《赵德尊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文革”结束后，赵德尊于1979年2月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并于1983年4月再次当选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直到1985年9月离职休养。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95岁高龄的赵德尊还缴纳了两万元特殊党费支援灾区。
 
马洪
马洪是“五虎上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后来最活跃的一位。1936年，16岁的马洪在山西参加了牺盟会，并于1937入党，后入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春的一天，毛泽东来马列学院作《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兴奋的马洪请毛主席题字，毛主席听到马洪说自己爱看报，就提笔写下了“看报有益”四个字。当毛主席听到马洪说特别喜欢读书时，又挥笔写下了“读书是好的，毛泽东”几个字。马洪汇报了工作情况后，毛泽东第三次提起笔，写下了“工作着是美好的”。毛泽东的教诲给马洪以巨大的鼓励。1939年夏天，马洪被马列学院评选为“延安模范青年”，接受了毛主席亲自颁发的奖章。解放战争时期，马洪历任平泉县县长、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等职，并撰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理论文章。
1947年冬高岗到冀察热辽视察工作时，发现了马洪的才干，将他调到东北局。马洪先后任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成为高岗的重要助手。高岗进京后，马洪随同前往，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最终成了“五虎上将”中的一员，被撤销党内职务。1954年10月，马洪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任副经理，但他的理论才干并没有随着职务的下降而被人们遗忘。1956年6月，马洪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洪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后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等重要职务，参与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重大政策的研究，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2007年10月28日，马洪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郭峰
郭峰排在“五虎上将”的最后一位，但又是有关高岗的著述中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时，提到饶漱石说过“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这就是“高饶反党联盟”的证据之一。
事实上，当年调郭峰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并非高岗的特殊关照，而是党中央的决定。195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饶漱石在与郭峰谈话时说，中央已经决定，近期调各大区组织部长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因为东北解放得比较早，基础也比较好，经济建设有成就，管理搞工业的干部也有经验。所以，决定调你来负责管理工业部门的干部。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结束后，郭峰向组织上写过一份关于高岗的材料，说：“总的说，在政治上我是完全拥护他的，对他的领导作风方面从我每次参加东北局会议及个别谈话中的给我的印象当时一般是好的……而对其报喜不报忧，愿听好不听坏，吹嘘自己，个人突出也是不满的。但是由于自己误认为他一贯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中央、主席甚至斯大林同志对他又是那样器重(当时不了解是他的吹嘘、谎骗)，加上他对自己的器重，有时还作不适当的表扬鼓励，吹吹拍拍，也就助长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对他的一些毛病、不满也就有所原谅，认为是一般性的问题(对其生活腐化当时是不知道的)，终于陷到他反党的宗派圈子里。”
1954年9月上旬，郭峰被撤销党内职务，来到旅大机械五金总厂任副厂长。工作之余，郭峰无法忘记“五虎上将”这顶扣在头上的帽子。然而，即使他怎样反省，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成为“反党”分子。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郭峰也与“五虎上将”中的其他人一样，重新得到了重用。他先后被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于1980年11月担任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1995年，郭峰在八十寿辰之际，赋诗一首，总结了自己80年来的历程：
每忆八十历历程，如磐风雨奋然行。
牢房战地英雄气，水远山高坎坷情。
筋骨几番经烈火，肝肠数度铸忠诚。
每思壮士牺牲志，何计生前身后名。
2005年4月13日，郭峰因病逝世，享年90岁。
1979：“五虎上将”几乎同时安排省部级领导岗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虽然“五虎上将”不得不一次次地检讨、“认罪”，但他们在苦闷、彷徨、震惊的同时，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主动地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只是承认自己“头脑简单”，上了当，受了骗。有人甚至不惜“用流血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公布后，中共辽宁省委派人前往张秀山、郭峰、赵德尊所在的沈阳、旅大、盘山等地，调查了解他们在公布决议后的思想动态，并在报告中说：“中央公布这一事件，并且指出了他们的名字，是有些出乎他们意料的，因而感到精神压力很大，思想负担沉重。他们一方面表示中央的处理是正确的，拥护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仍从个人打算，顾虑多端。张秀山同志当从收音机中听到广播后走到办公室以沉重的声音向史景源(场长)说：高饶问题中央已经公布了，并将我们这些人也公布了，这回算是臭名远扬了。赵德尊同志在这一事件公布后，也骤然消沉。以前是业余时间经常打球，公布后两三天时间内不再与别人接触，并说我的精神很痛苦，像伍子胥，并且唠叨着说，我对人生问题不感兴趣，我很希望党能用流血的办法考验我，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们也是一般地承认错误，但对参加反动联盟的错误本质以及所造成的损害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一般认为这是头脑简单，是受骗……如张秀山同志与党委书记谈话中说，‘高岗谈话竟假借毛泽东名义，说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少奇同志如何，搞来搞去，把我这头脑简单的人骗了。’而赵德尊则表现得更不够老实，除用所谓‘流血的办法’来考验外，对组织的工作分配不满，过去曾向林枫同志要求作中学教员，这次说‘我连加减法都不会，对经济工作不感兴趣，不如让我上前线，当一个战士’”。
党中央于1979年恢复了“五虎上将”的工作，他们几乎同时被安排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予以重用。虽然他们也重新焕发了青春，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失去的时光，但他们仍希望党中央能够对当年的那段公案有一个正式的说法。1992年，张秀山向中央递交了《我的申诉》。1997年12月，张明远向中央递交了《申诉材料》。赵德尊在《赵德尊回忆录》一书中，就他与高岗的关系作了申明。郭峰在2004年11月，向中央递交了关于高岗问题的见证材料。马洪也曾经就“高饶事件”问题向胡耀邦作过口头陈述。
历史是凝固的过去，还原与面对真实的历史，终究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高岗五虎上将篇三:关于高岗“五虎上将”的由来

关于高岗“五虎上将”的由来
 
 
张秀山：揭批高岗的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
 
《百年潮》2007年5期张秀山文
　　
编者按：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上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并修改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3月，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2007年1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张秀山时任东北局副书记，和高岗共事多年。本文节选了书中他讲述亲身经历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情况，略有删节。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遵照中央书记处部署，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问题。 从北京回来后，东北局常委组成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领导小组，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开会准备和准备个人的检讨。罗瑞卿作为中央书记处观察员来沈阳，参加了会议全过程。
1954年3月25日，周总理来到沈阳，随周总理一起来的还有马洪、安志文。马洪和安子文曾在东北局工作过，周总理让他们来帮助开好会，把有些情况说清楚。周总理的报告提纲是马洪在火车上按照总理的谈话要点帮助整理的。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始时，周总理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周总理因还要出访，讲完之后即返回北京。
周总理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问题，批判了高、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他还指出：东北解放以来，东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包括东北局)，基本上是遵照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进行工作的。在抗美援朝、新区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经济建设、增产节约等伟大运动中，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成绩还是主要的。
他说：东北局过去基本执行了中央的干部政策，不能因为高岗的问题，就说过去提拔的干部都提错了，也不能说过去处分的干部都处分错了。对于过去分配和使用干部不适当或错误的，应作具体研究和具体处理。对于在高岗问题上犯了错误的同志，以致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都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彻底揭发和批判这些同志的错误，分析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只要犯了错误的同志，以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能够和高岗划清界限，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能彻底改正就要欢迎，并要给以诚恳的帮助。在检查和肃清高岗的影响时，必须注意区别哪些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哪些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和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区别破坏党的非法活动和一般性的自由主义。
会议由林枫主持，在罗瑞卿的指导下进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用两天时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讨论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对高岗、饶漱石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表示极大的愤慨。
之后，东北局常委对高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揭发和批判，对自己的缺点和思想根源作自我批评的检查。
3月31日，林枫、我和张明远先后在会上作检讨发言。
我在发言中，讲了以下几个问题：(1)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及对我的教育；(2)对高岗本质的认识；(3)高岗在东北的反党活动；(4)我的检讨。
我对自己的错误检讨说：“过去，我和高岗一块工作23年，虽然也看到他的一些毛病和缺点，但认为他的本质是好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他盲目的信任。虽然也看到他夸张自负，但认为是一般的思想作风的缺点。虽然也和他作过斗争，内战时期，因为他搞女人，开过斗争会，撤消了他的政治委员的职务(我当时任红42师党委书记)；抗战时期，也批评过；我离开延安时也曾给他提过意见，来东北后也批评过几次，而且在他不虚心时，我拍过桌子。但我没有把这些问题提高到党性及政治品质的高度来看。”
“财经会议后，高岗的有些言论，我也同意，并对东北局的一些同志、省市的同志，以及中南、西北局的个别同志谈过对少奇的意见。既有会议上的发言和当面谈话，也有背后议论。谈过苏区白区党的正确路线代表问题，议论过安子文提的政治局名单“有薄无林”问题，毛主席批评谭震林讲的“三权”问题，少奇同志掌握政策不稳等。这是妨害党的团结的错误行为，是严重的自由主义。”
“过去，我对安子文同志的印象还好，以后由于看到他在使用干部上有缺点，财经会议后，又听到传言说他有圈子，听说他提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无林’，我发过义愤。因此，我对他有了意见。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时，我在会议上讲了话。”
“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讲的这些意见，都是和毛主席交换过看法的，得到他的同意。少奇同志也是要我来讲的，并且是安子文请我到组织工作会议上，给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提意见的，在大会发言时，少奇、子文同志也在场。发言结束后，少奇同志对我作了明确表态。意见讲完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去找少奇同志说，这是错误的。”
关于我到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经过，郭峰在会上讲得很清楚，会后郭峰还写了我到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详细情况。
有些同志认为，我的“检讨”是符合实际的，符合我的个性，对党是实事求是、负责任的；对高岗的问题没有护短，也没有夸张。因为高岗的主要问题是发生在他到了北京之后，东北局的同志并不清楚，这是事实。
会上对东北局工作中的问题、东北局领导存在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对于涉及到一些原则性问题和有关同志的问题，我在发言中作了说明和解释。
一是对东北局执行的路线。有的同志说高岗在东北有一条错误路线。我说：“事实上，那时东北局执行的路线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高岗在东北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一条政治路线，也没有说过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在高岗到中央工作后，按中央规定，东北局每两个月都向中央作一次书面工作汇报。有重大问题时，随时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些报告和汇报都是由专人或东北局政策研究室起草，经东北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由林枫和我审批后报给中央的。
二是对干部政策。我说：“几年来，东北局执行的是中央的干部政策。”东北局组织部与中央组织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中央提出如四野南下要干部、为中央政府组建配备干部、抗美援朝后勤工作需要干部，东北局是毫无保留的、挑选优秀的、有能力的干部去。他们在各自岗位上负起了重任。同样，东北局缺干部，如需吉林省委书记、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需要的干部，也报请中央批准和委派。如果是宗派还能向中央报告吗?这一点不存在派别性。
当然，“我自己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宗派情绪，对某些同志看得优点多一些，对某些同志看得缺点多，对青年干部教育不够，对犯错误和有毛病的同志帮助不够，对个别干部的工作分配不当。过去我担任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后来虽不担任组织部长了，但东北局分工我仍管组织工作，因此，东北局干部政策上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我负责”。
对有些同志的工作安排，受高岗的影响，我们在看法上“有错误”，但“在使用上是没有受影响的”；在执行纪律方面“有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些是由于我了解情况不全面，处理问题发生了偏差”。“对有些干部的提拔、调动、处分不对的，则是属于一般性的错误，如‘三反’中的问题，不属于宗派性的错误”。
当有人指责东北局组织部门提拔青年干部是配合高岗搞宗派时，我严肃地表示：“马洪作为东北局委员是东北局讨论通过的，但我是要负责的。另外，提了一些青年干部，凡是提错的，我负责任。这些青年同志自己不负责任，这些同志自己不要背包袱。”“至于各省市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们过去拥护高岗，服从高岗的领导，因为高岗是东北局的书记。大家只能服从组织，盲目信任。这些同志并不是高岗的宗派。”
在开领导小组会期间，我对他们的一些过激的做法提出意见，我给林枫打电话说：“不能这样的追问，不能和过去延安审干一样，把青年干部逼成特务。”他们认为我这是对抗。
三是关于东北局的领导。在高岗问题出现之前，针对有人说东北局是宗派班子的说法，刘少奇曾对陈伯村(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而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你回去跟大家说清楚。实际上，在中央的安排下，东北局的领导来自不同地区，战争年代从事不同的工作，有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有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有创建革命根据地，搞武装斗争的。为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为抗美援朝胜利，“我们是互相尊重的”，各尽其责，并不是为高岗个人工作。
会议开始还是检查各自的问题，查找思想根源，但是，后来重点就转移到批判我、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等人身上，批判和指责我们与高岗一起搞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有人说：高岗离开东北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难以行使职权。
我说：“我与林枫同志没有什么个人成见”，只是“接近很少，谈心不够，互相批评也很少”。高岗调中央工作后，林枫代理书记，东北局的任何重大问题，给中央的报告都是经林枫的，两人的“关系有了改进，遇事商量请示，内部团结是不断增强的”。而林枫在会议发言中则说：“高岗离开东北局以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仍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进行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这种严重情况，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也没察觉。”
在会议期间，罗瑞卿与我谈话说：你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说：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工作，对党的负责人当面提出批评意见不是反党。“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不能说。我反对少奇同志(提意见)和其他同志(给安子文提意见)就是反党”。为此我们发生了争论。
       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不然怎么会给我加上“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
东北军区的周桓，过去与高岗关系很密切。在这次高干会上，他却把我、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五个人说成是高岗的“五虎上将”。周桓讲这个话，在东北工作过的高级干部一听就明白他说的目的。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东北局领导对东北的工作方针、策略有争议，在1948年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东北局领导成员曾批评过林枫和其他同志搞“宗派”，说他们是“桃园三结义”。这次他们就把我们说成了“五虎上将”。
1979年，在经“文化大革命”之难后，周桓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他病卧在床，我去看他时，他含着泪说：“秀山，是我那个话把你们害了，我对不起你们啊!”这是后话。
他的讲话被收到会议简报里，毛主席看后，在1955年会议的讲话中就借用了。于是，“五虎上将”的帽子就戴到了我们五个人的头上。
说到高岗在东北局搞宗派，有一个“五虎上将”，这不是事实，我们与高岗之间都是工作关系。只是我在历史上与高岗有着长期的工作关系。张明远是冀东的老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东北与高岗没有什么联系，无非是多干了些工作。马洪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年轻同志，1952年时，就随着高岗调国家计委工作了。尤其是郭峰、赵德尊二人，是在高岗去中央工作之前，才调到东北局来的。赵德尊是由黑龙江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任农村工作部部长。郭峰是辽西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开始还是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们都是较为年轻、有能力的干部，作为培养对象调来，而且由一个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当一个部长，这也是很正常的人事调动。这种人事调动安排，从各方面看，也是适当的。当初高岗说过他们是年轻优秀的干部，这也是事实。但是批判高岗时，也就因为这些，就把他们打成“五虎将”。这种搞法显然不实事求是。
林枫在4月24日的总结发言中说：“东北局对于高岗问题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高岗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面貌。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高岗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极恶劣地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的领导作风，失掉了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这说明对高岗问题的“失察”是整个东北局的重大错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高岗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他到了北京之后。
会议开到这样的程度，我别无选择，出于参加革命26年来受到的教育，我只能服从集体决定，只得违心地、万般痛苦地说：“我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是毫无问题的。经过同志们的分析和批判，使我认识到，少奇同志是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亲密助手，我反对少奇同志就是反党中央。”
4月中旬，林枫、罗瑞卿到北京向中央作汇报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宗派”，“东北局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员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纲领或口号就是：“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
在我第二次检讨的第二天，也就是1954年4月24日，罗瑞卿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他讲道：“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是长期的，有计划的呢?大家知道，高岗的这种活动最早是在1949年就开始了的。”而毛主席在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他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他们的”。
罗瑞卿在总结中还说：“或许有人出来要说：‘反党反中央大概是有的，独立王国大概也是有的，但那是高岗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反党宗派，没有什么反党小集团……’请问高岗一个人能够搞起一个独立王国么?”他还说：请问有那么若干人“按高岗所制定并为若干人同意了的反党政纲到处进行反党宣传，这样一些人不叫做反党宗派亦即反党小集团，那么又应叫什么呢?”
之后，东北地区高干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
1954年5月4日，在中央批发的文件中这样写道：“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向中央的建议，已经由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中写道：“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也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于1953年，揭露于1954年初，到1955年处理完毕。”可见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耗时之长。
但是对我们“反党反中央问题”的处理又是十分陕速的。从4月23日，我作第二次检讨，到4月24日，东北地区高干会议通过撤销我们五人职务的建议，再到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决议，撤销我们的职务，仅仅五天。这之中，对我们五个人的处分结论，没有具体事实，没有组织审查，没有组织谈话，没有听我们的申述，只有东北局的一个报告。即：东北局转报中央：
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在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通过
会后，中共中央改组了东北局，由林枫担任东北局书记。我受到撤职处理，由原来行政四级降为八级，下放到盘山农场当副场长。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人也被下到工厂或基层单位。东北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撤换，有的降级，有的降级下放，有的长期不分配工作。像鞍山市委的8个常委全部撤职，市委书记华明是大学生，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当过工程师，年轻、有能力，只因他曾给高岗当过秘书，被逼自杀(未遂，“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黑龙江省省长李常青被撤职下放，死在乡间。原辽西省委代书记兼省长杨易辰，降职到黑龙江省任副省长，20世纪80年代调中央，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在其档案中还夹有与高岗有牵连的材料。大连市委副书记陈伯村也受到降职处分等等。
 

本文来源：https://www.shanpow.com/wx/307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