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世界卫生日】
(1) [当社会把你迫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当社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时，不要忘记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的出处？
我无法认同“犯罪并不可耻”的想法，但有一句我感觉内涵相似的话。
弗朗切斯科·阿尔贝隆尼《看透人性的弱点》 ：
在这个世界中，冤屈只会吸引更多冤屈，而软弱胆怯就像避雷针一样，只会引来更多的恶意，对此我们束手无策。
很多选择走上“悲叹”这条路的人只会抱怨、自怜，然后再继续抱怨下去，这使他们越来越虚弱，就像亲手把自己的衣服撕得更破烂一样。
但是我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也就是反抗。
(2) [当社会把你迫得走投无路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 | 当社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时，不要忘记你身后还有一条路
【电影《罗宾汉》海报】
罗宾汉想要构筑未来，就必须夯实基础，这片土地的法律，使人民被国王奴役。国王要求人民忠诚，却无所回报。我一路征战，到巴黎，大巴勒斯坦，然后归来。我知道，暴政的结局只有失败。九层之台，始于磊土，国家亦是如此。赋予每个人权利，才会获得支持。
要像灯塔一样，为一切夜里不能航行的人，
用火光把道路照明。
▼
我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
▼
当社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时，
不要忘记你身后还有一条路，
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
▼
我的灵魂中没有一茎白发，?
它里面也没有老人的温情和憔悴！
▼
死并不难，而活下去则更艰难。
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是著名的俄国诗人，代表作长诗《列宁》从正面描写列宁的光辉一生，描写群众对列宁的深厚感情。他的喜剧讽刺了小市民及揭露了官僚主义，并在戏剧艺术上有创新。由于长期受到宗派主义的打击，加上爱情遭遇的挫折，1930年4月14日，诗人开枪自杀，身后留下13卷诗文。
他是戏剧革新家。主张舞台应有强烈的剧场怀和假定性，反对自然主我地描摹生活。他的戏剧理论对后来的苏联戏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并在世界现代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过去的苏联戏剧批评界，人们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没有给予公正的评价，甚至最著名、最权威的苏联艺术家也久久不能适应马雅可夫斯基戏剧那种独特的、不寻常的章法结构。著名导演梅耶荷德早指出：“马雅可夫斯基是个真正的剧作家，他一度没有得到承认是因为他超前了好几年。”这句话今天看来，正好可以作为理解马雅可夫斯基戏剧的一把钥匙。
马雅科夫斯基只活了短短的37岁，至今，他仍被包裹在重重的迷团之中：其一，是他的自杀；其二，是他的恋爱。他终身未娶，但在自杀前的绝命书中，却把两个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列为家属。这两个女人——莉丽娅和维罗尼卡，曾是他的情人和伴侣。其实，马雅科夫斯基爱过的女人绝不止她们俩。他在诗歌创作中从不掩饰自己对女人的爱，这些爱给他带来无限的幸福与欢乐，激励他产生耀眼的灵感火花；同时，也使他陷入了无尽的苦恼与悲哀之中。作为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生死同女人、爱情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译者：苏玲）勃洛克早就断定马雅可夫斯基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雅可夫斯基的确是才华横溢的。可他并不是个和谐的天才。不过，在十年剧变之时，在两个时代还未愈合的伤疤处，艺术的和谐又从何而来呢？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高峰往往与低谷交替出现，天才的张扬又往往是与陈旧的诗行、甚至是大喊大叫的粗野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有一种看法，似乎马雅可夫斯基首先是个革命者，然后才是个诗人，尽管马雅可夫斯基本人也非常愿意是这样，但这不过是一种谬误。事实上，马雅可夫斯基首先是诗人和艺术家，是一个脱离了旧世界，但又未完全与之断绝联系的诗人和艺术家，只是在革命后他才开始寻找，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找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支点。但马雅可夫斯基并没有与革命彻底地融为一体，因为在革命的准备时期他还没有站到革命一边。如果在一个大的范围里考察这个问题，那么，马雅可夫斯基就不仅是“歌手”，而且也是交替时代的牺牲品。这个时代虽然以过去无可比拟的力量造就了新文化的成分，但对献身革命的个别诗人或整整一代诗人的和谐发展来说，它就显得过于缓慢和充满矛盾了。内在和谐的缺乏由此产生，创作风格、语言的韵律以及形象手法上的不足也随之表现出来。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中，有激情的热浪，也有与时代和阶级极不相称的放荡不羁，后者或许可以说是诗人用以防备外部世界伤害的、简直是索然无味的玩笑。有时，这好象不仅是艺术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虚伪。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就在诗人临死前的通信中也有这种情调；诗人以“事情坏了！”这句话为自己下的结论，其代价是惨重的。如果说，在为时已晚的浪漫主义作家亨里希·海涅的作品中有抒情和讽刺（讽刺与抒情相对，同时又在捍卫抒情），那么，在后来的“未来主义者”弗·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也兼有昂奋的激情与粗俗的文字（粗野与激情相对，同时也捍卫了这种激情）。
关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官方报道是以“书记处”校订过的审判记录似的语言匆匆宣布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 “……与诗人的文学和社会活动没有任何联系”。
这就是说，马雅可夫斯基出于自愿的死与他的生活是无关的，或者说他的生活同他革命诗歌的创作无关，一句话，他的死只是警察制度下的一桩奇闻。这是不真实﹑不该有，也是不明智的解释！“生活之舟已经搁浅”，——马雅可夫斯基临死前在一首诗中这样评述自己的个人生活。这意味着，为避开难以忍受的个人痛苦，“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已不再有足够的力量将他超脱于日常生活之上。这怎么能说是“没有任何联系”呢？
现行的官方“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体系建立在对文化成熟的速度和规律完全不理解的基础上，——在文学方面如此，在经济方面亦如此。为“无产阶级文化”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之初有着空想的理想主义性质，它与把人们限制在五年计划框子里的“全盘集体化”有某种相通之处，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斗争曾遭到列宁和笔者的反对。近几年，这种斗争又成了艺术官僚的瞎指挥，并且也毁了艺术。象绥拉菲莫维奇、格拉特科夫等资产阶级文学的失败者被当作了无产阶级文学外围的经典作家。阿韦尔巴赫之类一瞬即逝的小人物被誉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别林斯基。莫洛托夫手中握有文学艺术的最高领导权，他竭力反对人的天性中的任何创造性的东西。莫洛托夫的助手是古谢夫[1]，这更糟糕！他在别的方面是行家，唯独对艺术是外行。这种人选完全是革命政府阶层官僚主义的腐化所致。莫洛托夫和古谢夫将御用的“革命”淫秽文学抬高到了集体马拉什金化的文学之上。
肩负有创造新文学和新文化成份之使命的无产阶级青年的优秀代表其实是在那些以自己的粗野无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的人物领导之下。
的确，同旧俄罗斯文学最后一代作家——也许这代人还没来得及得到文学的承认——中的任何人相比，马雅可夫斯基都更大胆、更英勇地寻找与革命的联系，并且，他也相当出色地实现了这种联系。但是，深刻的裂痕还是在他身上保留下来了。革命的普遍矛盾对于追求完美形式的艺术来说本来就是痛苦的，除此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刻意模仿的滑坡。马雅可夫斯基准备在极其琐碎的日常工作中为时代服务的同时，不得不排除假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干扰，虽然，在理论上他不善于弄明白它，也没有找到克服它的方法。他完全可以说：“我不曾受雇佣。”他长时间地坚持着不去加入行政的阿韦尔巴赫式的“无产阶级”说谎文学集体社。由此，他重又萌发了在“左翼艺术战线”旗帜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勇敢者十字军骑士勋章的念头，他意在奖励那些出于良心，而非出于恐惧而为这种革命服务的人们。当然，左翼艺术战线也曾无力将自己的韵律强加给“一亿五千万”人，因为革命涨落的进程是十分复杂和深奥的。这年的一月，马雅可夫斯基迫于环境的压力，最终说服自己加入了“瓦普”（全苏无产阶级诗人同盟），这时离他自杀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马雅可夫斯基并没因此得到什么，相反，他还失去了点什么。而当诗人从“日常生活”、从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中解脱，让自己的“小舟”沉底的时候，“真正受雇佣的”官僚文学的代表们则声称：“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他们表示，不仅马雅可夫斯基这个大诗人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整个时代的矛盾他们也是“不理解的”。
如果仅仅用官方所谓“没有任何联系”的话来解答苏俄最大的诗人最终的结局，那么，显而易见，建立在有生气和真正革命文学阵营中那些急先锋身上的无产阶级诗人的官方强制性和思想上毫无归宿的联合就是不道德的。对于“在最短的时期”内建成新文化来说，这种事情也是很微不足道的。
马雅可夫斯基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直接奠基人，这里的原因如同在单独一个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一样。但在时代转折的斗争中，他是一名语言的勇敢挑战者，是新社会文学的无可非议的先驱。
马雅可夫斯基诗选
【晨】
译者：飞白
阴郁的雨飞着斜的目光。电线流着铁的思想，—— 象铁窗一样清清楚楚。而铁窗后是鸭绒褥。脚轻轻巧巧踩在褥子上，——星星们正在起床。可是路灯——这批戴煤气王冠的帝王一齐灭亡，于是马路花园中的一束花——一群互相敌视的卖淫女郎刺得眼睛更疼。戏谑的钻心的笑从黄色的毒玫瑰丛弯弯曲曲长出，令人汗毛直竖。越过喧声越过恐怖远景安慰眼睛：那受难而心安、麻木不仁的十字架的奴仆同花街柳巷中淫窟的棺木都被东方投入同一个火光熊熊的花瓶。
【致俄罗斯】
译者：飞白
我来了——海外的鸵鸟，全身长着蓬松的诗句、格律和韵脚。我是多么愚蠢哪，竭力想把头埋进音韵的羽毛。 不，我不属于你，畸形的冰雪王国。灵魂哪，深深地在羽毛中藏躲！突然闪现出另一个祖国，我看见——南方的生命遭到烧灼。 一个炎热之岛。化为花瓶——椰树悠悠。“喂，快让道！”唉，虚构被踩碎了。我只得又——在时间的沙漠中编织串串足迹，奔向另一块绿洲。 有些人缩作一团，战战兢兢：“咱们走开点吧，他会不会咬人？有些人弯腰打躬地奉承。“妈妈，妈妈呀，他会生蛋吗？”“小乖乖，我也弄不清。想来应该会生。” 大街瞠目结舌。楼房笑声粗野。一股寒气浇到周身凉彻。千万个指头朝我身上戳，正当我把年代的山巅翻越。没啥了不起！哪怕你把我冻结，用风的刺刀刮光我的羽毛，在所不惜。舶来的、格格不入的我可以消灭。任凭一切十二月疯狂肆虐。
【赠耐特同志——船和人①】
译者：飞白
我吓了一跳。 这不是神怪故事：烧得滚烫， 好象沸腾的夏日，转了个弯 开进港来的，竟是《铁多尔，耐特》同志。这是他， 我认得出来，救生圈 当作眼睛戴。"你好，耐特！ 多高兴啊，看见你健在，过着烟囱冒烟的生活， 缆绳、 吊钩随身带。靠过来！ 这儿对你 够不够深？自从巴统启航， 想必你的锅炉就已沸腾……记得吗，耐特-- 当你还是一个人，咱俩一同在外交人员车厢里喝茶的情景？别人已在打鼾，你却熬夜不睡，用眼角余光 把火漆封印保卫。你整夜 谈着雅可布孙，②还挺可笑地背诗， 背得汗流浃背。临天亮打个盹儿， 枪把子还在手里攥……谁想偷文件，试试看！ 叫他敢！哪想得到， 相隔仅仅一年，我再见到你--你已是 一艘轮船。向船尾方向望-- 海面半露 好大的月亮！一条光带 从当中剖开 一片汪洋。仿佛是那场 走廊里的最后的战斗留下了英雄的脚印，永远在你背后闪着血光。从书本学到 共产主义的信仰，只算中等成绩。书本嘛， 要写些什么话，还不容易？可是这个把"幻梦"变活的实例，却显示了有血有肉的共产主义。我们遵照铁的誓言，可以上十字架，可以冒机枪扫射，决不后退，誓叫世界上 没有俄国、没有拉脱维亚，实现一个大同的 人类社会。我们血管里奔流的 不是水，而是血。迎着枪口的狂吠， 我们挺进不歇，为了 死后也能化为轮船、 诗篇和其他长久的事业。我愿活了又活，冲过一年又一年的时光。但在生命的终点我愿…… （再没有别的愿望）我愿迎接我的死的时刻，如同耐特同志那样迎接死亡。
①耐特，拉脱维亚人，任苏联外交信使，在执行任务时遭敌特袭击而牺牲。后来马雅可夫斯基在黑海遇到了耐特的名字命名的轮船。②语言学家，曾介绍马雅可夫死基与耐特认识。
【开会迷】
译者：丘琴
每天，当黑夜刚刚化为黎明，
我就看见：
有人去总署，
有人去委员会，
有人去政治部，
有人去教育部，
人们都分别去上班。
刚一走进房里，
公文就雨点儿似地飞来：
挑拣出五十来份——
都是最重要的公文！——
职员们就分别去开会。
每次来到，我都请求：“能不能给我一个接见的机会？我老早老早就来等候。”“伊万·万内奇开会去了——讨论戏剧部和饲马局合并的问题。”一百层楼梯爬上好几次，心中厌烦透了。可又对你说：“叫你一个钟头以后再来。在开会：省合作社要买一小瓶墨水。”一个钟头以后，男秘书，女秘书全都在这里——室内空无一人！二十二岁以下的青年都在开共青团的会议。 当将近黄昏，我又爬上七层楼的最高一层。“伊万·万内奇来了没有？”“正在出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委员会。” 我愤怒万分，象雪崩似地，冲向会场，一路上喷吐着野蛮的咒骂。可是，我看到：坐着的都是半截的人。噢，活见鬼！那半截在哪儿呢？“砍死人了！杀死人了！”我满屋乱转着，大声叫喊。这可怕的景象使我的理智失去了常轨。这时，我却听见秘书异常平静的声音：“他们一下子要出席两个会。一天要赶二十个会。不得已，才把身子劈开！齐腰以上留在这里，那半截在那里。” 我激动得整夜都没有睡着觉。一大清早，我就满怀希望地去迎接黎明：“噢，假如能再召开一次会，来讨论根绝一切会议，那该多好。”
【最好的诗】
译者：飞白
听众 递来 一大大堆条子， 想要将我一军，问题里面带着刺：“马雅可夫斯基同志， 请朗诵 你的最好的诗。”哪首诗 能给以 这样的荣光？我双手撑着讲台， 搜索枯肠。给他们 读这首行吗？也许， 还是那首强？当我 抖擞 诗歌的旧货，而礼堂 在等待， 一片静默，《北方工人报》的 秘书 凑向耳朵悄悄地 对我说……于是我抛弃了 吟诗的腔调 大喊起来，几乎把整座大楼 震坏：“同志们！ 工人 和广州部队占领了 上海！”仿佛是 手掌心里 揉洋铁皮，欢呼的声浪 不断高涨。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雅罗斯拉夫在鼓掌。听起来好象 风暴 铺天盖地而飞，去答复 一切 张伯伦③的照会，飞到中国去， 叫那些主力舰掉转 钢铁的猪鼻子， 从上海倒退。一切 诗的 讨厌的泥泞，任何 诗的 无尚的光荣，都不能比这条 普通的 报纸新闻，如果 雅罗斯拉夫 对它 如此欢迎我们的心啊 紧紧地 拴在一起，工人蜂房的团结 强大无比。鼓掌吧，雅罗斯拉夫人， 榨油工和纺织工，向着陌生的 而亲如骨肉的 中国苦力！
③当时的英国大臣。
(3) [当社会把你迫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走投无路时，犯罪并不可耻
当社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时，
不要忘记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
记住这并不可耻。
——马雅可夫斯基
法律与暴力的关系
文/弗洛伊德
使用暴力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个普遍原则。在整个动物界这都是一个真理。人不可能把自己排除在动物界之外。当然，人类发生意见冲突，有时问题十分抽象，需要使用别的方式来予以解决。不过这是后来才出现的较为复杂的情况。最开始，在一个个小游牧人群中，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决定财产的分配，他的意志就是所有人的意志。到后来，对于工具的使用取代了肌肉的力量，拥有优良武器或熟练使用武器的人成了胜利者。从使用武器之日起，智力上的优势开始取代肌肉的蛮力，而争斗的最终目的却是一样的：让对方受伤或失去战斗力而被迫放弃抵抗。如果胜利者消灭了对手，也就是把他杀死，这一目的就完全达到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对手不会复活，对手的下场对其他人有威慑作用。此外，杀死一个敌人还满足了某种本能倾向。另有一种想法可能阻止这一杀人倾向：如果让敌人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活下去，可以利用他为自己服务。这样，胜利者也可能只满足于制服对手，而不杀死他。饶恕敌人不死的观念就是这样开始产生的。但在这之后，胜利者却不得不时时关注被打败对手的复仇愿望，并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安全为代价。
这就是事情的原初状况：谁的力量大，谁就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统治地位是靠野蛮的暴力或受智慧支持的暴力获得的。我们知道，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这种统治状况发生过改变，人们从暴力走向正义和法律。但这条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些弱者联合起来对付那个强者。“团结就是力量”，联合起来的力量可以战胜一个人的暴力，这种力量后来就代表了与一个人的暴力相对的法律。因此。我们发现，所谓正义，就是一个团体的力量。其实它也是暴力，时时准备打击任何抵抗它的人，它使用的方法和要达到的目的都与一个人的暴力相同。两者唯一的区别是，前者不再是一个人的暴力，而是一个团体的暴力。但是，要想顺利完成这个由个人暴力到公理或正义的转变，就必须满足一个心理学方面的条件，即大多数人的联合应该是持久稳固的。如果联合只是为了反对某一个统治者，在打败对方后就解散了，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另一个力量强大的人就会再次建立一种暴力统治，这种权力交接游戏就会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一个团体必须永久地保持自己的存在，必须有各种组织，必须制定各种规则即法律来预防反叛的危险，必须设立权力机构来察看法律是否受到人们的尊重，并监督法律的实施。由于认可了各群体的利益，这一联合体中各成员之间的感情得到发展，这才是团体力量的真正源泉。
如果一个团体是由许多力量相当的个体组成，情况就比较简单。这一联合体的法律就会规定：为了保证团体生活的安全，每个人都要在同等程度上放弃个体自由，并把自己的力量转为团体暴力。但这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才存在。实际情况则很复杂：从一开始团体中就包含着各种不平等的力量如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不久之后，由于战争和征服，团体中还包含战胜者和战败者、主人和奴隶。因此，一个团体的正义在其内部变成了对于不平等关系的规定。法律总是由统治者制定的，并且是为他们制定的，其中几乎没有被统治者的任何权力。从这时起，在一个团体中就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它们既是法律不稳定的根源。又促进了法律进一步发展。第一个因素：统治者企图让自己凌驾于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禁律之上，也就是想从法律统治退回到原始的暴力统治。第二个因素：团体中被压迫者不断地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力，并要求获得法律的承认，推动法律向前，也就是说，要求从不平等的正义达到人人平等的正义。如果一个团体内部真的发生了权力转移，这第二个因素就更为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正义就会逐渐适应新的权力分配。而更为经常发生的是，统治者往往不愿意承认这一变化，于是就会发生反叛和内战，法律暂时中断，大家都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最后一种新的法律统治建立起来。
因此，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团体内部，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共处一地的人会有一些日常共同需要和关注的问题，这可以让彼此的争斗得到迅速和平的解决。但只要对人类种族史有所了解，就可以发现，在几个团体之间，在大群体和小群体之间，在城市、省、民族、国家、大帝国之间，经常会发生无休止的矛盾冲突，几乎全靠武力来解决。这种战争的结果是掠夺、推翻或征服某一个团体。很难对征服性的战争作出概括性评价。有些战争如蒙古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除了造成一些战争罪行，没有其他结果。另一些战争则建立起更大的群体，将暴力转变为法律。在这些更大的团体内部不可能使用暴力，新的法律体系可以解决相关冲突。罗马统治者以这种方式使得地中海沿岸国家获得极为宝贵的两百年和平，法国国王拼命扩展统治疆域，创造了一个和平统一、繁荣昌盛的国家。这些情况看起来有些矛盾，但应该承认，战争有可能成为实现人们渴望的永久和平的恰当手段。这是因为，战争能促使大团体的建立，在大团体中，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能使战争不再发生。不过征服的结果通常都不会长久，新建立的大团体会再次分裂，这是由于通过暴力联合起来的各个部分往往缺乏凝聚力。此外，到目前为止，靠征服建立起来的大统一虽然范围广泛，却只是部分的统一，这些部分之间的冲突比以前更加需要用暴力来解决。因此，这种结果就是，把人类无数无休止的小战争转变成大规模战争，这种大规模战争虽然较少发生，却更有破坏性。
现在看看我们自己的时代。如果人类各个团体将裁决所有利益冲突的权力交给一个中央权力机构，那么，战争就可以避免。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建立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并赋予它必要的权力。国际联盟就是作为这种权力机构建立起来的。但这个条件如果没有另一个条件作为补充。就不能成立。这第二个条件是：国家联盟本身并没有权力，只有在这个新团体的成员国即各个国家都打算服从它时，它才能获得权力。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一前景十分渺茫。
我们已经发现，一个团体是靠两种因素维持的：强迫性的暴力和其成员中的感情联系。如果一个因素不存在，这个团体只有靠另一个因素维持。如果是靠某些观念来维持，只有在这些观念能够表达其成员之间的重要联系时，它们才是有意义的。由此产生一个问题：这些观念有多大力量?从历史上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力的。例如大希腊主义观念，这是一种比周围野蛮人优越的感觉，它表现在邻近国同盟会议上、神谕宣示仪式上和运动会上，它强大到足以调和希腊人之间的战争规则，但还不足以制止希腊国家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冲突，也不足以制止一个城邦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敌人联合起来。基督教徒的感情力量也很强大，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同样无法制止基督教国家在互相的战争中寻求土耳其国王的帮助。在今天，我们也没有任何现成的观念可以行使这种统一的权威。对我们来说，终结战争是一个十分遥远的目标，也许只有在经历了最可怕的内战后才可能实现。因此，试图用观念的力量来取代实际力量，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我们无视这一事实：法律在其最初阶段是野蛮的暴力，即使在今天，一旦失去暴力的支持，法律也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
选自《弗洛伊德自述》，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黄忠晶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