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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雪山篇(1):红军共翻越了72座雪山
红军翻越的垭口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共72座。
红一方面军翻越雪山：5座。红二方面军翻越雪山：27座。红四方面军翻越雪山：56座(注：部队会师后，有的雪山是一、四方面军和二、四方面军共同翻越的)。
红军翻越雪山最多的省，是四川省，共67座;红军翻越雪山最多的州，是甘孜州，共35座;红军翻越雪山最多的县，是小金县，共11座;红军翻越雪山最多的乡，是茂县松坪沟乡，共5座。
红军翻越最高的雪山是红二军团翻越的藏巴拉山，垭口海拔4903米，位于巴塘县境内。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是红四方面军翻越的红军棚子，垭口海拔4097米，位于茂县与松潘县之间。红军翻越的最后一座雪山是红四方面军翻越的沃日卡，垭口海拔4290米，位于阿坝县。
在成都，驱车三四个小时就可以看到雪山，这在全国的大城市里，是独一无二的。尤其在金秋十月，比如这个周末，四川迎来了最佳红叶观赏期。雪山、海子、彩林，这美妙而色彩斑斓的景致，吸引着我们年复一年长途跋涉、乐此不疲。
沿着刚通车的公路，从映秀往四姑娘山方向行进，这里，新修的巴郎山隧道已经打通，但依然有很多人选择老路，去翻越海拔4480多米的垭口。巴郎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雪山中的一座，但显然，当年他们不是来看风景的。
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共情”，指的是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解其感受的能力。但实际上，无论是站在大渡河边，还是雪山垭口，还是草地沼泽，我发现要去理解当年这帮人是很难的——时刻游走在饥寒生死之间的他们，和记着要在星期一上班的我们，共同点太少太少。
曾看到一个数据，参加长征的红军平均年龄为22岁，这个年龄放在今天就是90后，而参加长征的元帅当时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当时，二十来岁的军团长、师长、政委比比皆是。真年轻!二十来岁时的我们，还时常需要父母的接济呢。
这个洋溢着青春与热血的团队在这条路上肯定是有故事的，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越滚烫的故事，描述时越需要冷静和克制，所以当我看到成都人周军耗时17年实地考察红军长征所爬过的雪山时，当看到不带感情色彩的记录时，反而更觉得真实与震撼。
这些实测的数据和相印证的文献档案，告诉了我红军真正爬过的雪山究竟有多少座?哪座雪山才是红军翻过的第一座雪山?哪座雪山是红军翻过最高的雪山?数据是冰冷的，档案是无声的，但当站在雪山垭口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历史就是这样——那帮年轻人咬着牙爬上这个垭口的时候，没有人唱歌、喊口号，大家沉默着，继续赶路。
我们的人生中，难道不也常有这样的景象么?总有些阶段需要咬紧牙关，根本没有空闲停下细想，思量意义。只有挺过去了，拼下来了，再回头望，才发现原来是这么走过来的，但身处其间的时候是想不到这些的。
所以，意义都是后来的书写，统计每一条行军线路、每一座爬过的雪山、走过的草地本身，是这些“意义”的基础。对于长征，无论是要做一个赞美者，还是质疑者，最有说服力的都是拿一些档案干货出来，拿一些冷冰冰的数字出来，而不是敲敲键盘动动嘴。(蒋庆)
疑问
路没这么长
我这十多年来翻过的雪山数量和走过的草地次数超过了当年任何一位红军。但我不敢说自己重走了长征路，他们是行军，我是在考察，条件比他们好太多了，能坐车的就坐车，能骑马的就骑马，实在不行再徒步。
爬雪山、过草地，读书的时候就学过这段历史，但1999年才接触长征的时候，才发现这里面不清不楚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当时我去小金，当地政府说起红军翻过的雪山，都只提夹金山、梦笔山这几座，但粗略一了解，红军要翻的雪山远远不止这些。后来就找档案、查文献、看日记，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雪山曾有红军的足迹。
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征行军图是很不准确的。就以红军在甘孜、阿坝活动的区域来说，当年这里没有详勘地图，地图就只有那么几个地名。红军手里，也没有军用地图，行军打仗怎么办?主要靠侦查和问当地人，这里到那里怎么走，大约好多里路，所以他们自绘的地图跟实际的地图差别很大。而且他们一般根据当地人的发音标注地名，那么不同人发音不同，地名就千差万别了。
还有，红军是行军打仗，不是玩户外或搞测绘，他们只记下印象最深刻的爬山，不可能每过一个垭口都测一下海拔，标注一下。记得林伯渠日记里说他从小金两河口到杂谷脑(理县)开会，日记里根本没有提翻山的事，但实际上两地之间必须要翻雪山才能过去。当翻的山很多的时候，他们就不去记这个了。这也导致我们所知的红军翻越雪山数字和真实的数字差别很大。
直到现在，我们的长征路线，很多都是长征节点的直接连接，而不是准确复原当时的路线，长征是军事行动，有很多迂回往返，战斗、筹粮等都要产生很多往复的行程。记得2002年，两个英国青年沿着红一方面军的路线重走长征路，他们走完后认为，长征只有12000里的样子。这不能怪老外，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把这个线路准确复原。
复原
真相很简单
考证红军翻了哪些雪山，就要复原当时的行军路线，这里面地形、地名很关键。比如有人觉得泸定桥没打过仗，没关系，我们看档案，看现场。看档案是一门技术，里面不会直接告诉你泸定桥发生了战斗，得把档案里的地理要素找出来，在现实中复盘。当年5月27日，川军有守桥的一支部队在化林坪，然后有人根据这个说29日这个队伍肯定不在泸定桥。但实际上，同样这个档案，还有一句“30日泸定陷落，李团退守马鞍山”，这马鞍山就在泸定桥背后，有一条茶马古道，非常险峻。再看地图，如果说这个部队27日在化林坪，30日又在马鞍山的话，那么他必须经过泸定县城。这也足以证明，这支部队到过泸定县城，泸定桥失陷是因为他打不过，然后从这条道撤到马鞍山。而且你去看泸定桥，桥的西边地形比东边高，适合进攻方的火力压制，在桥东其实是很难守的，更何况当时川军装备很差，后来川军出川抗战，有的人手里的枪还是清朝生产的。
了解了地理、地形、地名，我们就能明白当时的军事活动、历史事件。但还原工作很难也很慢，因为地名这么多年来，好多都变了。有些地名，这里也有，那里也有。比如两河口，红军一路上经过了无数叫两河口的地方，上一个电文中的两河口和下一个电文中的两河口很可能不是一个地方。而在川西，叫两河口的就更多了，甚至同一个电文中的两河口，可能都不是一个地方，必须要认真辨析。
我在还原地名时就遇到一件事，张国焘在理县开了一个杂谷脑会议，大家一直认为是在杂谷脑镇开的，而红军的回忆录和文献都提到一个地名——东门外。一般理解，就是杂谷脑镇(现理县县城)东门之外，理县没有这个地名。后来看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这是杂谷脑和岷江交汇的地方，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就应该在汶川而不是理县了。后来又查汶川的地图，因为两地的辖区这些年是有变动的，结果发现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现在的羌人谷，以前叫东门外或东门寨，为什么呢?因为旁边是古代的霸州城，这个村在霸州东门之外，所以得名，后来城在战火中被毁了，但东门外的地名却保留了，现在就是龙溪乡的东门寨村。徐向前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但是他记错了，不是杂谷脑河与岷江的交汇处，而是与龙溪河交汇的地方，离汶川县城还有十多公里。
证明
必翻的雪山
考察确定了红军的行军路线，就能大致确定红军爬过的雪山。我的标准是，雪山垭口海拔高度要在4000米以上，这个海拔高度基本就是我们所处纬度的雪线高度。而只算垭口不看主峰高度，也是因为部队行军不是登山，肯定是从最容易通过的地方过去。如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后翻越的第一座雪山雅哈山，一直被误认作玉龙雪山或哈巴雪山，但我们测量垭口高度只有3940米。
而红军长征翻过的海拔最高的雪山，之前没有记录。这是红二军团去巴塘在亚日贡翻的一座叫藏巴拉山的雪山，雪山垭口海拔4903米，超过此前认为翻越海拔最高的党岭雪山(4810米)。这是从贺龙发给张国焘的电文中发现的，电文说“我们经东南多翻越大雪山百余个”，这句话，文献中没有做解释。如果按字面理解，就是向东南方向多翻了百余个雪山，显然，百余个雪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先判断应该是百余里，在译电时译错了。至于“东南多”又是当地一个地名。所以，电文的意思应该是：我们经过东南多这个村子，走了百余里翻越了雪山到巴塘。用一天时间从东南多到巴塘就只有翻这个雪山，因为如果绕的话，要多绕出一两百里路。我想，翻藏巴拉雪山的诸多幸存老者，恐怕毕生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历过的长征之最吧。
还有一座雪山，也跟贺龙有关。当时红二军团在得荣时，部队断粮了，贺龙打听到附近有个龙绒寺有粮食，准备去买粮食。所有的史料都只是说他们翻山越岭去买粮，但翻的是什么山，没有人说。这个地方距离县城只有22公里，但中间有座大雪山，垭口海拔4110米，贺龙就翻了这个山，到龙绒寺说服寺院僧人，买回了粮食。而且我到现场看，两地之间也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连接。
我是读理工科的，考证这些雪山，遵循“理工科思维”：当证据链能闭合、能相印证，我才下论断。所以如果只有一个证据来源，我一般不下结论。而红军翻越的最后一座雪山，其实来源只有一个伍云甫日记，这条路线上只有他留有日记，他说他们在阿坝县的沙湾(今垮沙乡沙湾村)后翻了一座高山到了安坝(今茸安乡)。我看地图觉得很奇怪，这里有山沟啊，可以走沟过去，为什么要翻山呢?去当地才发现，那里现在都不通公路，没法走沟过去，如果不翻山的话要绕80多公里路，所以只有翻山。这座山，当地人叫它沃日卡，我爬上这座山，在垭口测了海拔高度——4290米，是1936年7月18日翻的。这看起来虽是一个孤证，但有一个约束条件，两地之间没有其他的路，要去只有翻这座雪山——有了这个约束条件，这座红军翻越的雪山就可以确认了。
投入
了解了他们
考察红军翻越过的雪山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只是我们现在很多研究长征的人，是书斋学者。地理、地形、地名的变化，待在家里是感受不到的。其实去寻访的路上，故事也挖掘出来了。
比如红军长征翻过的第一座雪山，我们都觉得应该是夹金山，其实从逻辑上就不可能是它，红一方面军翻下山后，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已经在达维等他们了，而红四方面军要提前到达维，无论走哪一条路，都要翻雪山。但我在考察中发现，红四方面军翻的第一座雪山，还要更早。
红军棚子，我在一张1960年代的地图上就看到这个地名了，在松坪沟附近。这个名字怎么来的?翻当地党史办的书，没有答案。我又到当地去，根据红军和国民党的档案，1935年5月，红军曾有往松潘行军的迹象。现在我们去松潘，在叠溪穿过隧道很快就到了。但在1933年8月叠溪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岷江两边的山都垮了，以前的路都毁了，要去松潘，都必须从松坪沟经过。
因此，档案里显示红军到过红土地，并活动到镇江关，那么必须要翻过雪山，从地图上看，只能是红军棚子。当时红军还没到松潘就与敌人交火了，然后边打边退，退的时候又经过了这座山。当地老人回忆，因为红军在上面防守，老百姓就把门板这些送上去搭棚子，从此后当地人就把这儿叫红军棚子。我到现场去看，还能看到一些残迹，这里的海拔是4097米。在1935年5月，红军曾翻过这座雪山。
翻雪山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有的雪山，走错就要掉到雪窝子里，救都救不出来。这也是我不敢说自己重走长征路的原因，因为根本没法和当时比。
这些年，我自己为考察这个线路，花出的钱有30来万元吧，目前确认红军翻越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共72座，可能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因为还有一些雪山因为证据不全没有列入。
长征，既是一部弱势者窘困者的拼搏史，也是一部胜利者和征服者的成就史!原来弱势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意志还能产生出强弱相互移位的效果;原来卑贱者可以“最聪明”，高贵者可以“最愚蠢”;原来人类的勇敢和智慧还能发挥到如此这般的极致状态……
个人也好，团队也好，民族也好，有了这般精气神儿，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人生。
(根据对周军采访记录整理 其所著《红军长征过雪山行军路线详考》近期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
翻雪山篇(2):为了红军翻雪山：先遣队开拓长征中最难走的路
记者沿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从四川荥经县赶往夹金山途中意外获知，在翻越雪山前一周内，红军就已经历了两处极为艰难但鲜为人知的行军考验。
今四川省荥经县三合乡建政村与新建乡和平村之间的泡桐岗，是南北走向二郎山山系最南端、大野牛山东侧的一个弧形构造山岭，标高只有２３０１米，上下各约三四十华里，前山的原生竹林密不透风，后山断崖深切、水急林茂、淤泥没脚，至今连当地人也极少进山，称之为苦竹山。
相比中央红军翻越的５３个名山大川，泡桐岗高度、险度都不算突出，但就是这个在一般地图上都没有标示的不知名山岗，多次出现在众多老红军的回忆录里。原国防部长张爱萍曾在回忆录里写到：“泡桐岗是红军长征中最难走的路……”
实际上，泡桐岗就根本没有路。雅安市委党史办原主任廖成志介绍说，泡桐岗原是一片无人类痕迹的原始老林，１９３５年６月５日至６日，红军为避开川军堵截，从荥经县水子地出发，经泡桐岗向东北方向的天全县前进，时值大雨滂沱，瘴气弥漫，红一方面军翻越泡桐岗时，完全是靠自己开辟道路，压倒长的竹子，然后踩着竹子通过齐腰深的泥淖，有数百人走着走着便不见了踪迹，三分之二的驮畜，倒在泥浆中或悬崖下再没有起来。
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均在１９３５年６月５日的日记中写道：“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差，烂泥太深，攀葛附藤，举足不敢进，骏马走骡死伤在十匹以上。”就是在这样无路可走的阴森泥泞中，红三军团十三团的工兵连走在最前面劈山开路，时任团政委张爱萍带头挥刀探路。
行军困难，宿营更难，曾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魏国禄在《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中回忆：“遍地是稀泥，连巴掌大的干地方也找不到，更找不到干柴和清水。我只好用茶缸接雨水给首长喝。睡觉怎么办？结果周副主席就这样靠着树干站了一夜。”
当满身污泥的红军翻过泡桐岗“下山寻到人烟之地，居民非常惊异。他们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我们是从这高峰上过来的，因为他们只听到祖宗传说，山上有条什么小径可通，可是近百年来，谁也不曾通过。在他们看来，我们仿佛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见陈云化名施平发表在《共产国际》上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翻雪山篇(3):红军翻雪山前经历过两处艰难行军·每日商报
鲜为人知
红军翻雪山前经历过两处艰难行军
2017-02-14
泡桐岗垭口
长偏桥 2016年10月，新华社记者沿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从四川雅安市荥经(Yíngjīng)县赶往夹金山途中意外获知，在翻越雪山前一周内，红军就已经历了两处极为艰难但鲜为人知的行军考验。
泡桐岗逢山开路
今四川省荥经县三合乡建政村与新建乡和平村之间的泡桐岗，是南北走向二郎山山系最南端、大野牛山东侧的一个弧形构造山岭，标高只有2301米，上下各三四十华里，前山的原生竹林密不透风，后山断崖深切、水急林茂、淤泥没脚，至今连当地人也极少进山，称之为苦竹山。
相比中央红军翻越的53个名山大川，泡桐岗高度、险度都不算突出，但就是这个在一般地图上都没有标示的不知名山岗，多次出现在众多老红军的回忆录里。原国防部长张爱萍曾在回忆录里写道：“泡桐岗是红军长征中最难走的路……”
实际上，泡桐岗根本就没有路。雅安市委党史办原主任廖成志介绍说，泡桐岗原是一片无人类痕迹的原始老林，1935年6月5日至6日，红军为避开川军堵截，从荥经县水子地出发，经泡桐岗向东北方向的天全县前进，时值大雨滂沱，瘴气弥漫，红一方面军翻越泡桐岗时，完全是靠自己开辟道路，他们压倒长的竹子，然后踩着竹子通过齐腰深的泥淖，有数百人走着走着便不见了踪迹，三分之二的驮畜倒在泥浆中或悬崖下再没有起来。
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均在1935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差，烂泥太深，攀葛附藤，举足不敢进，骏马走骡死伤在十匹以上。”就是在这样无路可走的阴森泥泞中，红三军团十三团的工兵连走在最前面劈山开路，时任团政委张爱萍带头挥刀探路。
行军困难，宿营更难，曾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魏国禄在《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中回忆：“遍地是稀泥，连巴掌大的干地方也找不到，更找不到干柴和清水。我只好用茶缸接雨水给首长喝。睡觉怎么办？结果周副主席就这样靠着树干站了一夜。”
当满身污泥的红军翻过泡桐岗“下山寻到人烟之地，居民非常惊异。他们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我们是从这高峰上过来的，因为他们只听到祖宗传说，山上有条什么小径可通，可是近百年来，谁也不曾通过。在他们看来，我们仿佛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见陈云化名施平发表在《共产国际》上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蜂桶寨遇水搭桥
过荥经县不久，记者来到四川省宝兴县蜂桶寨乡，见证了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前的又一处行军难关。在这个乡盐井坪村一处临水的悬崖峭壁上，依然残存着一些古栈道的洞窝和斜插的木棒、横铺的木板。
1935年6月9日，红军先遣队前卫四团由二师师长陈光率领，沿东河向盐井方向前进，6月10日抵达崔店子。从这里过河必须通过悬崖绝壁上一段近两公里长的栈道。这些栈道是在半山腰凿洞支木，铺板而成。崔店子至黄店子之间最长一段栈道叫长偏桥，黄店子至锅巴岩间的栈道叫短偏桥。而这样的栈道与原有的一道独木桥，都被当地土豪恶霸破坏了。
廖成志告诉记者，为了迅速开辟主力部队前进的道路，红军先遣队先攀着荆棘蔓藤爬过悬崖来到黄店子，但又遇到如墙壁一样光秃秃的峭壁，红军战士解下绑腿，将绑腿和被单撕成的布条合扭成一根长长的布绳，一头系上木钩、石块，一次又一次投向对岸，终于钩住树桩，牵起一道用布绳做成的“索道”过河。过河之后，战士们又抓紧修复被拆毁的短偏桥。第二日，先遣队大部分人继续向前行军，其余返回蜂桶寨，发动当地群众帮助修复过河桥和长偏桥。在红军和当地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修复好的栈道比原来更牢固，部队和战马都可通过。这段艰苦的行程，红军主力部队用了七天七夜才过完。
泡桐岗逢山开路，蜂桶寨遇水搭桥。探访这两处遗址，让人未登雪山，就已倍加崇敬红军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一往无前的开拓进取精神。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