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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柯勒律治]柯勒律治：宁静之境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年，英国浪漫派重要诗人和评论家，一生贫病交加，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是世界文学史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存在。
懂得平静的生活几乎唾手可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尽管很少有人渴望它。
亲爱的安东尼：
年轻人积极向上、不断换工作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他心怀对生活强烈的喜悦之情，这种感觉始终激荡着他。理想雄心引导着他前进。太阳永远会再次升起，辉煌漫长的日子在等待着他，可以让他去主导这个世界，去播种崇高的辛劳，收获丰美的成果，载着庄稼凯旋。
我记得当初我也“怀着欢乐的23岁舞动的心”，那时倒霉的日子似乎还很遥远，我都怀疑自己是否会变老，更不相信有朝一日会死亡！可是，安东尼，在那些激动人心的青春岁月里，有时，在暂时遇到巨大的生活波折的时候，我还会感觉到那种悄悄向我弥漫来的放松的甜蜜之梦，以及最终的伟大报酬：心灵的平静。
当你的激情随着中年生活的克制和平静而发生变化，那时也许某些难以企及的希望和朝气蓬勃的少年时期的不可一世的雄心，逐渐被追求不怎么高远和更容易得手的目标的念头所取代，你也许会想念这所安静的屋子，这是你老祖父在他人生最后的岁月住过的地方。在这里，每个角落似乎都让人想到“平静就在家”这句话表达的幸福。
芸芸众生都把目光瞄准如何获取财富，却很少有人努力去获得心灵的宁静。但是，安东尼，心灵的宁静绝对更值得追求，而且也更容易求得。
有人辛苦多年为追求财富而战斗，也许却永远得不到，摆在他面前的只有顺应失败。
有人只渴望满足感所带来的安逸的欢乐以及幸福的宁静之道，希望带着吉利的微风走完人生的航程，把他那美好的航船开进渴望已久的安全的港湾。
懂得平静的生活几乎可以唾手可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尽管很少有人渴望它。
安东尼，要养成坚持读书的习惯，我在以前的信中向你指出过，在精挑细选的图书室寂静的书架上有着无尽的供人享受的园地。
如果你很早就养成这一幸福的习惯，等于给自己以后的岁月准备了一笔财富。因为你心里会逐渐累积起一份长长的书单，当你到成年有闲暇功夫时，会知道阅读这些著作能让你有种陶醉的感觉。
安东尼，我此刻坐在自己心爱的书房里给你写信，自豪地坐在这把椅子里，这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苏格兰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在切尼罗（Cheyne Row，位于英国切尔西，卡莱尔曾在这里的一座安妮女王时期的别墅住过）生活时用过多年的椅子，旁边放着约翰逊编的那部伟大的词典的第一版。在我旁边可以旋转的书架上，所有那些一流的大师陪伴在我周围。他们虽然已经死了，但仍然可以讲话。
在那个暗淡的角落，那只高大的老钟在滴答滴答地敲击着分分秒秒，把它们从无限的未来拉过来，又添加到无限的过去。当我独自一人时，房间里一片寂静，像一个老朋友静悄悄地、温柔地、亲切地警示我时间在飞逝。
我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那个简朴的花园、草坪、池塘，苏格兰雷鸟迈着大脚四出奔走，傲慢的鸽子踮着脚趾在徘徊。我还会不时地看到一只翠鸟蹲在小闸门上，水就是从那里注到池塘的，发出安静的咕咕声。整个白天什么也听不见，可是一到晚上，当万籁俱寂时分，流水的声音却偷偷地从我卧室的窗户钻进来。
当太阳升起时，我总是踏上从书房的花园门伸出来的小石板路，坐在向南的靠背长椅上，看着小鸟开心地鸣叫一整天。如果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有时一只知更鸟会渐渐向我靠拢过来，最后带着令人赏心悦目的勇气飞过来，蹲在我的膝盖上，抬起黑亮的眼睛打量着我，像我佣人的大儿子那样充满自信。
在英格兰，我们可以享受到四季的变化，这里很少有热带地区的那种单调，即使在隆冬季节，园子里那些冬眠的树木似乎也在传递着一种奇妙的信息，让人觉得春天正从南方赶来。“冬天在旷野中休眠，它的笑脸上带着一种春天的梦幻”。观察气候的变化，记录下温度的变化，放好盆子接满从屋檐上流下的雨水，饲养六箱蜜蜂，这些园中琐事占去短暂的冬天的全部日子。这不禁让我好同情伦敦的居民，他们除了头顶的烟囱和脚下的人行道这些枯燥的风景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观赏。而且，他们的白天根本不能叫白天，那不过是几个时辰污浊的黄昏而已。
再来看看室内，除了那几千册书我可以浏览徜徉其中，星期天还能听到钟声齐鸣；有时，用发动机从井里抽水时，不是发动不起来就是井水干枯，管子里注满空气，这会平添一种淡淡的兴奋感；有时，我们的电灯突然熄灭，花园里那间设备房马上就能发电，电灯会明亮如故。
所以，即便在隆冬季节，住在乡间，在遇到意外时我们同样可以自得其乐、自力更生，无需受公共水电供应系统的影响。
一年四季，矗立在怡然自得的园子里的村舍的安静生活，可以给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带来无尽的快乐。
因此，安东尼，我希望你牢记：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命运了：让你尽早步入一个远离这个倾轧和纷争的世界的生活环境，让你在乡村寓舍变幻不尽的美丽中找到安宁。
不幸中的幸运是，我不知道还能有多少次，可以看着春天光临，注视着在大雪逝去之前初雪被扬弃。但是，我却满心感谢每一场雪，仿佛那就是我看到的最后一场雪。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永远不能给你写信了。听我的，安东尼，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如果你能享受到周围环境的安静和内心的安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了。莎士比亚曾在一段对话中告诉我们：“良知的安稳”会带给我们“一种高于一切世俗荣耀的宁静”。我知道，你不会做出任何动摇“良知安稳”的事情。因此，我想在这封信结束时叮咛你，亲爱的安东尼，请祈祷，此生你会获得“高于一切世俗荣耀的宁静”，这样，当人生最后的大限来临，在习以为常的地方，你对一切都失去了任何新奇感，当你进入万物终结寂灭的绝对宁静之境时就不会感到恐惧。
你敬爱的老祖父
——《幸福16书》，斯蒂芬·柯勒律治，杨向荣译，华夏出版社
二：[柯勒律治]英国保守主义（五）：浪漫派保守主义 1790-1830 | 弗兰克·奥高曼
按：作者弗兰克·奥高曼（Frank O’Gorman，1940-），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代表作《漫长的十八世纪：1688-1832年英国政治与社会史》，编有《英国保守主义》、《埃德蒙·柏克的政治哲学》两读本。本系列译自他为《英国保守主义》所写的长篇导言，分12小节，陆续发布，敬请期待。
前四节见：
英国保守主义（一）：英国保守主义的主题｜弗兰克·奥高曼
英国保守主义（二）：保守主义的政治世界｜弗兰克·奥高曼
英国保守主义（三）：保守主义史前史 | 弗兰克·奥高曼
英国保守主义（四）：埃德蒙·柏克：保守主义之父 | 弗兰克·奥高曼
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
面对法国大革命的冲击，欧洲的应对之道是捍卫统治阶级，复兴天主教传统，理想化封建骑士制度，对抗民主的威胁，以及强化法律与秩序。这是一个战争、革命与反动的时代，响彻着观念的冲突（信仰与理性、进步与反动、寡头制与民主制）和利益的冲突（农业与工业、资本与劳动、国家控制与自由放任）。如何控制政治革命与社会经济变革这一团乱麻，这时的欧洲理解乏力、束手无策，这无疑为保守主义态度提供了温床。这其中，有位奥地利的保守派大师亚当·穆勒（Adam Muller），就提倡回归中世纪的风习与制度，尤其是战斗精神、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因此，19世纪初期大可谓之“浪漫派保守主义”兴盛时期。
然而英国的浪漫派保守主义者缺乏其大陆同伴那种清晰与逻辑严密。或许由于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在英国尚不明显，兼之没有持续存在的严重威胁危及汉诺威政权和当时的社会结构，因此它是一种没有定型、不够鲜明的保守主义。尽管如此，它的主要特点仍可描述为对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推崇，与此同时则是对过去的理想化。浪漫派对教会、中世纪及贵族满怀热情。浪漫派保守主义者将过去想象为乌托邦，从中获取对当下政治的启示。他们显然师法柏克甚多，常常自觉地将其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但他们将生活与情调、幻想与情感、怀旧与理想主义注入柏克的政治理论中。
在此过程中，政治环境的影响格外重要。1793-1815年正值英法战争，在这场史诗般的冲突中，保王派爱国主义潮流席卷整个不列颠。这不只是团结在王权周围。1790年代激进主义的高涨还在皮特政府中激起了一场“托利党反动运动”，基本的自由权在战时被废止。同时，一种保王派的“托利党”观念席卷全国。约有1500个保王党社团遍地开花，它们在政治和宗教上迫害异己、歧视激进分子、传播保王派文学等，而这一切都附带着对国家和教会的鼎力支持。
在这场观念之争中，最初的胜利属于那些在1790年代掌控、管理并支持“托利”政权的人。激进派和改革派基本放弃了他们传统的“爱国主义”立场，将爱国主义价值与支持政府及既有的政治社会体制挂钩。对君主个人和教会机构的忠诚，很快转化成一种崭新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爱国主义。由于对宿敌法国的憎恨达到顶峰，1790年代的新型爱国主义便将老约翰牛转变成厌恶法国、为教会和君王摇旗呐喊的托利党。诗人如华兹华斯者，初曾欢呼法国大革命引领新时代的到来，今则强调忠诚、宪政主义和传统等柏克式价值观，将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朴素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团结在国旗之下。皮特政府与这种爱国情操打成一片。其支持者们最终组成了19世纪初的托利党。
保卫国家事关保卫教会，甚至可以说要保卫国家就必须保卫教会。唇亡则齿寒。教会依旧拥有道德权威。它的布道台是向世俗权力提供效忠、宣传和敬从之源。它的圣职是恩庇与财富不可或缺的现成资源。它的主教是可为上院提供可靠的行政支持之源。“因此，这个国家的教会体制与政治体制和谐共荣”，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E. Halevy）如此评价。然而老的不尊国教派的复兴与新的卫理宗的惊人发展，都对英国国教产生威胁。世纪之交出现的托利主义必然是一种国教托利主义。尤其是其拒绝给予不尊国教者与罗马天主教徒以更大的宗教宽容，这就为强势的国教至上论奠定了基础，而后者是19世纪英国保守主义的一大特征。特别是，对天主教解放的普遍敌意打出了托利党的一大旗号“禁止教皇制”（No Popery）。
当下的爱国情感被投射到对过去的爱国情感中。浪漫派保守主义强调柏克对历史的尊崇，但把它转化到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家的过去成了启迪当下灵感的宝库。伟大爱国英雄们的传奇经历成了小说、诗歌与绘画的常见主题。柏克并没有表达对中世纪的情感共鸣，但这种共鸣却在19世纪初期席卷英国。中世纪体制、城堡与骑士风度、骑士与淑女、英雄主义与神秘主义、盔甲与荣誉，这些民族历史上的乌托邦，对它们的怀旧让浪漫派魂牵梦萦。
这一骑士乌托邦的创造，不过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击旧社会中处于守势的怀旧因素的产物。中世纪崇拜的天马行空是对商业社会价值观的直接否定，宣示着用感情取代商业算计、用直觉对抗理性和科学、用宗教对抗无神论、用想象对抗现实。认为过去社会有着稳定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和谐，这种理想化在整个19世纪的英国历史中都是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和社会想象之一。新兴中产阶级由于站在老贵族一边，将自身利益跟旧寡头体制的利益绑在一起，便继承了托利党的怨念。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的“托利激进主义”依靠的便是这样一种社会设想：各阶级的团结是靠情感而非恐惧。在要求社会改革和成年男子选举权上，科贝特的做派不像一个自觉的现代民主派；他只是呼吁恢复古老惯例和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地主阶级既已抛弃其家父责任，普通人便只好要求拿回他们失去的遗产。
科贝特 1762-1835，被马克思称为“英国最保守和最激进的人”
在普及这些价值观上，最多产也最有影响的作家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他的威弗利系列小说，在1814-1832年间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版，读者甚众。在诸如《艾凡赫》（Ivanhoe，又名《劫后英雄传》）和《魔符》（The Talisman））这样的小说中，司各特触动了读者内心强烈的中世纪心弦。在其他作品，比如《红铁手套》（Redgauntlet）和《威弗利》（Waverly）中，司各特以一种引人注目的爱国主义方式描写了苏格兰晚近的历史。但在其所有小说中，司各特都渲染了忠君、服从体制（包括其规则与仪式）、接受等级制和社会体制等主题。司各特将“历史”理想化，因为他认识到崇古是社会秩序的源泉，保存国家体制是爱国主义的来源。社会进步、公民权利和经济进步，这些都未被提及。其实，司各特像几乎所有浪漫派一样，厌恶新兴的经济学。“他们讨厌边沁和詹姆斯·密尔及其同伙儿，因为功利主义代表的是机器时代、藏污纳垢的城市与风雅道德的荒原。”（Russell Kirk语）他们讨厌后者，还因为新的经济秩序使大众堕落、道德沦丧。
司各特 1771-1832
司各特言必称过去，湖畔诗人则言必称当下的自然世界。他们渴望体验鲜活丰富、隽永悠长的意象，体验一种物我两忘的宁静，其诗篇即出于这种渴望而写就。浪漫派醉心自然，尊之为经验之极致。华兹华斯（Wordsworth）与柏克殊途而同归，最终都认为社会像自然一样，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而是古往今来根据一种神秘设计演化而成。在始于1802年的一系列政治十四行诗中，华兹华斯以一种勃发的带有诗意的爱国主义，唤起对家庭和对国家之爱。在《论新特拉条约》（Tract on the Convention of Cintra）中，他断言只有激发欧洲大众的爱国情感，才能击败拿破仑。爱国主义则源于对自然的热爱。尽管早期他赞成法国大革命，但他逐渐认为，在这个充满压迫与暴政的世界上，英国是一切真正自由的避难所。像任何一位真正的托利党一样，华兹华斯对拿破仑被推翻感到欣慰，对英国成功保持其民族独立与自由充满自豪。英国这一成就就像他的诗一样，并非只让有学识的中上层阶级独乐，而是可以雅俗共赏。早在1800年和1802年版的《抒情诗集》（Lyrical Ballads）序言中，他就提出“日常生活虽小道，亦可从中反观自性，顿使其妙趣横生”。
华兹华斯 1770-1850
朴素的田园生活是通常的选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心中最本真的激情会得到一方使其得以成熟的沃土，受到的束缚更少，言语更加质朴诚挚，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那些朴素的情感会更加简单，故而对它的思考也更加澄明。
这种对大众文化的崇拜，后来成为19世纪大众保守主义的强势主题，他们认为大众文化蕴含着永恒的人类价值。
然而华兹华斯与其他的浪漫派诗人及作家，都不满足于赞颂自然之美与乡间百姓的田园智慧。在智识层面，浪漫派的反抗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抗议。柯勒律治（S. T. Coleridge）自觉紧随柏克，认为人总是太复杂、太不理性，根本不会听命于那些生搬硬造的世俗概念的指示。他们惯于夸大人类的能力。而人只能对他所属社会的制度和习俗尽义务。同柏克一样，柯勒律治反思了潘恩的个人主义，认为只有人们各尽义务，才能产生一个共同的民族共同体。只有把宗教信仰重归其原本享有的基要地位，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对柯勒律治而言，宗教是政治的基石。要维护政治制度，就必须保护宗教体制。
柯勒律治逐渐认识到，人类和社会的最终归宿不在他领悟、理解与理性认知的范围内。相比19世纪早期的其他思想家，柯勒律治更加重视重申英国国教的理想。对柯勒律治而言，教会与国家的联合其实是捍卫因袭宪制、对抗理性与进步这俩强敌的第一道防线。柯勒律治梦想有一个“全民教会”（National Church），进行精神引领、树立道德模范，并借由知识分子（一群世俗知识分子）的帮助提高公民的教育水准。
柯勒律治 1772-1834
因此，对柯勒律治而言，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他的宗教并非一种服务于炽热情感的宗教，相反它是一种发挥实际效用的力量，是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一种文化与社会学上的必需品。
像柏克一样，柯勒律治致力于号召国民抵抗激进改革派。他的《平信徒讲道集》（Lay Sermons）写于1817-1818年，意在提醒英国中上层阶级警惕激进主义，保持古老政体的运转，即使是在日益商业化的时代，也要寻求地主阶级的领导，效忠国王并热爱教会。《讲道集》呼吁的是更美好、更荣耀的生活，而非更深入的思考或更激进的政治。柯勒律治甚至比柏克看得更清楚，公共道德和讲因袭的传统主义乃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并且他跟柏克一样强烈地感受到，国家应当献身于道德目标。“我依然认为，人应分贤与不肖，而非以人头论。”柯勒律治是一位社会保守主义者，他主张等级、秩序与纪律，但是他也强调与财产相伴的义务、家父式统治以及贵族奢侈消费的必要性。
然而对于变迁与进步，柯勒律治似乎比柏克有更为精致的理解。至少，柯勒律治的保守主义是变迁力量与秩序力量之间张力的结果。在《论教会与国家体制》（On the Constitution of Church and State，1830）中，他描述的理想国包括三个部分：地主阶层（提供稳定性和持久性）、商业与职业阶层（提供进步和自由）以及教会（提供教育和文化）。正是在这些部分的张力与有机结合中，有柯勒律治的保守主义存焉。
他看到工业主义正在威胁着旧的等级社会，而要保护后者就需要在新旧元素之间寻求和谐与平衡。为了促进这种平衡，柯勒律治在支持政府干预的道路上比柏克走得更远。比如，他设想了一种国家教育系统，这是偏离柏克式出发点的明显信号。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保守主义思想家更同情穷人和弱势群体。柯勒律治曾以英国作家前所未有的严厉谴责身边社会，比如家父慈爱作风的崩溃以及对民众的剥削。他对放任主义悲惨的受害者深表同情。政府必须介入，从而保护工业化的受害者免受工厂主的盘剥，绅贵必须履行家父责任，保护教化那些比他们脆弱的人。柏克的自由放任理念，柯勒律治是不以为然的。
柯勒律治挺身反对1830年的《议会改革法案》，这一事实让我们无法得出他是个“反动分子”的结论。他相信商业和制造业的利益已经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像柏克一样，他认为政治权力应该是财产的代表，而且在政治层面，需要在不同形式财产的竞争性诉求之间实现平衡。但与柏克不同的是，柯勒律治认为，为穷人谋福利无疑是政府分内之事。柯勒律治也远不似大多数浪漫派保守主义者那样，喜欢建立中世纪的空中楼阁、回归质朴的田园生活。至少，他的确在其哲学中竭力为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新的利益、阶级和问题腾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