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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里弄]上海里弄
上海里弄
弄堂文化
这一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曾经与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多少个故事，多少个典故，多少个名人，多少个记忆，与石库门，与亭子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更没有上海人。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弄堂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 弄堂，上海人对里弄的称呼，它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江南民居，也不同于任何一种西方的建筑形式。然而，它又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又或多或少地带有外来的建筑景响。历史背景
它最能代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特征，它也是近代上海历史的最直接产物。要是一个人到了上海而没有去上海的弄堂走一走，应该要觉得很遗憾。下午时候，趁上班上学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随意从上海的商业大街上走进小马路，马上就可以看到梧桐树下有一个个宽敞的入口，门楣上写着什么里，有的在骑楼的下面写着1902，里面是一排两三层楼的房子，毗临的小阳台里暖暖的全是阳光。深处人家的玻璃窗反射着马路上过去的车子，那就是上海的弄堂了。 整个上海，有超过一半的住地，是弄堂，绝大多数上海人，是住在各种各样的弄堂里。 常常在弄堂的出口，开着一家小烟纸店，小得不能让人置信的店面里，千丝万缕地陈放着各种日用品，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太太用的针线，本市邮政用的邮票，各种居家日子里容易突然告缺的东西，应有尽有，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鞋子，就可以跑出来买。常常有穿着花睡衣来买一包零食的女人，脚趾紧紧夹着踩塌了跟的红拖鞋，在弄堂里人们是不见怪的小店里的人，常常很警惕，也很热心，他开着一个收音机，整天听主持人说话，也希望来个什么人，听他说说，他日日望着小街上来往的人，弄堂里进出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就能算得上阅人多矣。走进上海人的弄堂里，才算得上是开始看上海的生活，商业大街、灯红酒绿、人人体面后面的生活。上海人爱面子，走在商店里、饭店里、酒吧里、公园里，个个看上去丰衣足食，可弄堂里就不一样平平静静的音乐开着；后门的公共厨房里传出来炖鸡的香气；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子褥子统统拿出来晒着，新洗的衣服散发着香气，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仔细地看，就认出来这是今年大街上时髦的式样；你看见路上头发如瀑的小姐正在后门的水上，穿了一件缩了水的旧毛衣，用诗芬在洗头发，太阳下面那湿湿的头发冒出热气来；还有修鞋师傅，坐在弄口，乒乓地敲着个高跟鞋的细跟，补上一块新橡皮，旁边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穿得挺周正的女人，着一只脚等着修鞋，他们一起骂如今鞋子的质量和那卖次品鞋子的奸商。 还有弄堂里的老人，在有太阳的地方坐着说话。老太太总是比较沉默，老先生喜欢有人和他搭话，听他说说从前这里的事情，他最喜欢。弄堂里总是有一种日常生活的安详实用，还有上海人对它的重视以及喜爱。这就是上海人的生活底色，自从十八世纪在外滩附近有了第一条叫“兴仁里”的上海弄堂，安详实用，不卑不亢，不过分地崇尚新派就在上海人的生活里出现了。
弄堂文化底蕴
19世纪50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在老城厢起义，上海人开始往租界逃跑，在租界的外国人为了挣到中国难民的钱，按照伦敦工业区的工人住宅的样子，一栋栋、一排排造了八百栋房子，那就是租界弄堂的发端，到1872年，玛意巴建起上海兴仁里，从此，上海人开始了弄堂的生活。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大到就像饭店里大厨子用的桌布一样，五味俱全。从前被外国人划了许多块，一块做法国租界，一块做英国租界，留下一块做上海老城厢，远远的靠工厂区的地方，又有许多人住在为在工厂做事的人开辟出来的区域里，那是从前城市的划分，可在上海人的心里觉得这样区域的划分，好像也划分出了阶级一样，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彼此怀着不那么友好的态度，彼此不喜欢认同乡，因此也不怎么来往。这样，上海这地方，有时让人感到像里面还有许多小国家一样，就像欧洲，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人，仔细地看，就看出了德国人的板，法国人的媚，波兰人的苦，住在上海不同地域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脸相。所以，在上海从小到大住了几十年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是了解上海的，只是了解上海的某一块地方。从早先的难民木屋，到石库门里弄，到后来的新式里弄房子，像血管一样分布在全上海的九千多处弄堂，差不多洋溢着比较相同的气息。那是上海的中层阶级代代生存的地方。他们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温饱的生活，可没有大富大贵；有体面，可没有飞黄腾达；经济实用，小心做人，不过分娱乐，不过分的奢侈，勤勉而满意地支持着自己小康的日子，有进取心，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好，可也识时务，懂得离开空中楼阁。他们定定心心地在经济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日子，可一眼一眼地瞟着可能有的机会，期望更上一层楼。他们不是那种纯真的人，当然也不太坏。上海的弄堂总是不会有绝望的情绪的。小小的阳台上晒着家制干菜、刚买来的黄豆，背阴的北面亭子间窗下，挂着自家用上好的鲜肉腌的咸肉，放了花椒的，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在风里哗哗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动乱的时候，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这里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喜欢任何激进，可也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晚上，家家的后门开着烧饭，香气扑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乡下姑娘样子的人匆匆进出后门，那是做钟点的保姆最忙的时候。来上海的女孩子，大都很快地胖起来，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吃，和上海女孩子比起来，有一点肿了似的。她们默默地飞快地在后门的公共厨房里干着活，现在的保姆不像从前在这里出入的保姆那样喜欢说话，喜欢搬弄是非了。可她们也不那么会伺候上海人，所以，厨房里精细的事还是主人自己做，切白切肉，调大闸蟹的姜醋蘸料，温绍兴黄酒，然后，女主人用一张大托盘子，送到自家房间里。去过上海的弄堂，大概再到上海的别处去，会看得懂更多的东西。 因为上海的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就是上海的美女，也是家常打扮，不在意把家里正穿着的塌跟拖鞋穿出来取信。上海弄堂都是很狭窄的，就像一根鸡肠子，拐过来绕过去，你不可能开车进去，你要是怕走路，最好能租一辆自行车，这样在弄堂里穿梭起来就特别顺溜。一般来说，上海弄堂是家常的平民化的，一扇小木门里住几户，一个小阁楼里住七八户，女人披头散发在一边刷马桶，阿婆在水池边择鸡毛菜，男人赤着上在听越剧，小孩子含着棒棒冰跑来跑去———你不要嘲笑这种常见的市井生活，也不要说：这哪里像大上海气派啊！跟我们乡下小镇差不多。我跟你说，大上海是内敛的，大上海是见过大场面的，大上海是务实的，这在上海弄堂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它一点不张扬，那个平常的单门独院，说不定就是某个名人故居；那个正在吃泡饭的阿婆，也说不定就是某位名流的后裔。鲁迅先生住过的上海弄堂，是一个很平常的小巷子啊。还有宋庆龄故居，怎么看也是不太起眼。包括中共一大会址，从外面看也根本看不出宏大气象来。而大上海像这样名人住过的弄堂不知道有多少。我到过张爱玲住过的石库门，正是久雨初晴的日子，无数花花绿绿的衣裳把它掩得密不透风，张爱玲就在这里把市井生活描写得五光十色。在延安中路一个叫四明村的破旧弄堂，因为徐志摩和陆小曼住过，就有无数男女来访问，弄得现在的女主人———一个下岗女工叫苦不迭。在复兴路上，有一个灰乎乎的弄堂叫“蓝妮弄堂”，一打听才知道，是流落到上海滩的一个“苗王公主”住过的，公主家道没落，就把它出租了。蓝妮弄堂幽深神秘，是演绎倾城之恋的最佳场所。今天的长宁区少年宫，掩在弄堂深处，原是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的金屋藏娇之地，后来汪精卫看中了这里的精美和气派住了进来。愚园路上的马勒公寓也在一条小弄堂里，罗马柱、骑楼、欧式城堡，算得上豪宅，昔日这里夜夜笙歌美女如云。今天的新天地是名流影星聚会的地方，许多时尚就在这里发布，它的前身就是一条小弄堂。要说大上海气派，它的气脉就一丝一缕地藏在这些小弄堂里，浸淫着熏染着一代代上人。从小弄堂里走出来的人，往往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像早年的共产党，一开始就在一个弄堂里聚会，最终，它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张爱玲苏青开始，一直到程乃姗王安忆，上海籍的作家总爱把笔端对准上海的弄堂，她们觉得要想体察上海最深层的底蕴，你不可能不走进上海弄堂，那是大上海一个抹不掉的底色。所以你到上海来旅游，不能光看陆家嘴的摩天大厦，也要抽空到上海弄堂里看看，陆家嘴是上海的一张脸，小弄堂是上海的另一张脸。上海的弄堂最早出现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20世纪三十年代成为上海最具标志性的民居。由上百个单元组成的石库门一排排紧密地联体而立，组成一个庞大的房屋群体。石库门建筑的间隙，形成了一条条狭窄阴暗的通道，这种通道便是上海人所谓的“弄堂”。 从骨子里，上海人是更迷恋“旧天地”的，它体现着海派市民文化的一种“根性”。这种夹杂着小布尔乔亚的优雅、讲究情调、阴柔、实惠、世俗的小市民生活文化，曾经是对计划经济时代高度意识形态化、革命化、粗鄙化最具消解性的力量。然而，面对新世纪之初强势的权力和国际资本的联盟，它似乎失去了抗衡之力，在辉煌亮丽的都市中逐渐沉潜暗淡下去。正像那些曾经是可以被触摸的、令人感动的街道、里弄正在一条条、一片片地失去。 上海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是在1980年代后开始的。当事者回忆，当时的上海市长问规划院，有多少老的弄堂和街区需要保护，被告知有10个地区、每个地区100万平方米，共1000万平方米，把市长吓了一跳，问能不能再少点？1000万平方米只相当于上海市区的十分之一。建筑家发问：一个城市保留十分之一的老城，算多吗？目前上海挂牌保护单位达398个，正如学者所说，单从数量上看，再乘以10也不多！ 对上海历史文化建筑和街区的保护，留下许多无法挽回的遗憾。著名的人民广场保护区，由国际饭店、华侨饭店、大光明电影院、老上海图书馆、中百一店等构成极具特色的近代商业和公共建筑群。然而，这一黄金地段是房地产开发的热点，这些优秀建筑已经被淹没在俗气的高楼大厦之中而失去历史风貌。上海西区的花园住宅区，以低密度的建筑空间环境、幽雅的街道为特色；但在大规模的商业开发中，长乐路、岳阳路等处已经高楼林立，破坏了这些保护区的传统面貌。 所有传统街区的拆迁，老百姓都有这样又爱又怕的矛盾心态，他们既渴望居住条件的改善，又担心原有生活环境的丧失——被迁移至远郊区，处在与社会相对隔离的状态中。许多新建小区，被建设为安寂空旷、严整划一，但见保安巡梭和摄像机探头警惕旋转的“高档社区”。这难道真的是我们理想的生活家园吗？胡同、里弄的生活模式真的不能与现代化住宅兼容吗？现代化社区的建设，应当怎样致力于扩大人的交往和公共生活，从本质上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参考资料：
1.
http://baike.soso.com/Create.e?sp=1&sp=S%E4%B8%8A%E6%B5%B7%E9%87%8C%E5%BC%84
http://baike.soso.com/Create.e?sp=1&sp=S%E4%B8%8A%E6%B5%B7%E9%87%8C%E…
(2) [里弄]旧式里弄
旧式里弄
收起
编辑本段旧式里弄
清咸丰年间，在今漕溪北路街道沈家宅首次出现了砖木结构的石库门2层楼房。这种由传统民居四合院演变而来的住宅，具有占地省、造价低的优点，深受中下层市民所青睐。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境内石库门住宅开始盛建时期，钱家弄、孝友里、曹家弄、何家弄、亲义里、乔家里、姚家里、刘家弄等都是在此期间建成的。法租界扩占前后，与租界当局有密切关系的一些房地产商，又乘机在越界道路两侧，低价收买上地，开发里弄住宅，永盛里、建业里、新民村、广元里等相继建成。后一时期建造的住宅，设计上普遍有所改进，如厨房间或亭子间上加建晒台，降低围墙高度以利通风采光，正间带两厢改为单间或两间一厢，布局装饰采用中西合璧型等。20世纪30年代前后，境内还出现了如振兴坊、春华里、振飞里等广式里弄住宅，其特点是不设天井，房式较为低矮。上海解放时，境内旧式里弄建筑面积多达268万平方米，是居民住宅中为数最多的一种住宅类型。解放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旧式里弄大多已拆除或得到改造。1990年底，境内尚存旧式里弄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
编辑本段典型案例
建业里
民国19年（1930年）由中国建业地产公司建造并命名。整个建筑是由建国西路440弄、456弄和496弄组成。习称东弄、中弄和西弄。占地1.7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04万平方米。共有砖木结构2层楼房260幢，前后分为22排。一色红砖清水墙面。采用南方水乡屋顶建筑，是典型的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
乌鲁木齐里
位于乌鲁木齐中路179弄1～144号、157～221号，安福路81～83号，占地1.32万平方米。建于民国26年，原名麦棋里。1954年改为现名。弄内共有砖木结构2层楼房144幢，沿街3层店面房34幢，建筑面积1.57万平方米。
要说上海的弄堂已经有超过150年的历史。 老一辈外婆级的人，总爱说那句老话：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城老事多。所以各种弄堂，从如今栖藏在淮海中路百盛商厦对面、住过留法大画家徐悲鸿的霞飞坊，到上海图书馆斜对面、曾经住过风流才子邵洵美和他的美国情人的欧式花园里弄，还有素有东方巴黎的拉丁区———匿藏在瑞金二路泰康路背后、住过大剧作家田汉并组织上演了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改编的六幕话剧《卡门》的“新新街”老弄堂……弄堂里面越深，我们可以发觉到的故事就越多。甚至在读这本《回梦上海老弄堂》过程里，你绝对会发觉，这些弄堂里，善感的文人、画家、乃至风华绝代的封面小姐、名媛……总之，佳人雅士，文人才子的故事，在老弄堂间的回梦之中，显得特别诗意，迷离而丰富———
弄者，建筑物间所夹小路也；里者，居也。古代25家为里，又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里弄，是海派建筑特色之一，也是老上海特有景观之一。 假日里，转转上海老弄堂，回眸渐渐流逝的岁月，感受流淌其间的文化渊源。
经典沪上弄堂游线路推荐： 乌鲁木齐里(Wulumupili)即乌鲁木齐中路179弄。在区境东北部，安福路、五原路之间。初名麦琪路，以麦琪路得名，民国32年(1943年)麦琪路改名迪化路后，曾名迪化里。1954年随迪化路改名乌鲁木齐，改今名。民国26年(1937年)建。占地1.3公顷。有楼房178幢。 人安里(Ren"anli)即牯岭路145弄。在区境西北部，黄河路、白河路之间。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建。为金融业陈姓房产，其房产均以人字命名，故取名人安里。有石库门房屋51幢。居民1000人。 恒茂里(Hengmaoli)即西藏南路68弄。在区境西南部，金陵中路、宁海西路之间。约建于19世纪末。初名首安里，一说厍安里，民国21年 (1932年)取业主名字中“恒”、“茂”二字改今名。占地1.2公顷，有楼房94幢。居民3300人。有皮鞋四厂一个车间和建信中学分部。 酱园弄(Jiangyuanlong)即新昌路432弄。在区境西北部，新闸路、青岛路之间。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建。因原有著名特色老店张振新酱园，故名。有石库门房屋43幢。居民800余人。 复兴坊(Fuxingfang)即复兴中路553弄。在区境北部，瑞金二路、思南路之间。民间17年(1928年)建。初名辣斐坊，1949年后以在复兴中路改今名。占地0.8公顷，有楼房95幢。居民1600人。 梅兰坊(Meilanfang)即黄陂南路596弄。在区境中部，复兴中路、合肥路之间。民国19年(1930年)建。以业主吴梅溪、吴似兰名字中各一字命名。占地0.5公顷，有楼房70幢。居民1100人。 淮海坊(Huaihaifang)即淮海中路927弄。在区境西北部，瑞金一路、成都南路之间。民国13年(1924年)建。初名霞飞坊，1949年以在淮海中路改今名。占地1.7公顷，有楼房199幢。居民2000人。 渔阳里(Yuyangli)即淮海中路567弄。曾名铭德里。在区境北部，雁荡路、思南路之间。民国元年至民国25年(1912~1936年)建。占地 0.3公顷，有楼房33幢。居民400人。渔阳里6号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理址，196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家楼(Wangjialou)在区境中部，古北路南段西侧。明末吴、董二姓居此，名吴董二宅。后因张姓迁此，又称张家门。清初，王姓于此置田地，建鼓楼，用作敲钟扯旗，作为雇工耕作、收工信号，人称王家楼，因以为名。有中式二层楼房60多间。居民800人。 左家宅(Zuojiazhai)即淮海西路442弄。在区境东南部，淮海西路西段北侧，凯旋路、番禺路之间。因明清间左姓居此，故名。宅地有果园，人称 “富左家宅”。占地6.7公顷。抗日战争初期，难民纷纷在此搭棚聚居或经营作坊。上海沦陷后，商人相继在此设厂开店。有纸浆、液压泵、蓄电池、橡胶等厂。 亨昌里(Hengchangli)即愚园路1376弄。在区境东部，定西路、安西路之间。民国14年(1925年)建。有楼房25幢。居民500人。民国16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曾设在弄内48号(今34号)。 范园(Fanyuan)即华山路1220弄。在区境东南部，江苏路、平武路之间。占地5公顷。民国5年(1916年)建。有英国式、法国式、西班牙式三层花园住宅12幢。业主自诩是当时模范的花园式洋房，故名范园。居民600余人。为区境高级住宅区之一。 春光坊(Chunguangfang)即华山路1520弄、幸福路22弄、26弄、70弄、80弄、90弄。在区境东南部，法华镇路、平武路之间。原地为郁氏山庄(坟场)，民国7年(1918年)筑有通煤渣路，取春辉堂、光裕堂首字，命名为春光路。占地8公顷。居民1800人。有链条、轴承、特种灯泡等厂10多家。 姚村(Yaocun)在区境南部，伊犁路东侧(近虹桥路)。明末姚永济在此建宅，初名姚家港20世纪20年代更名“姚更浪”，1949年后称今名。民居多为中式二层楼房，瓦平房。有旗杆白石、大荷花缸等明代遗物。居民500人。 薛家厍(Xuejiashe)在区境西北部，北新泾镇境，长宁路南侧。相传明弘治年间已成村落薛姓聚居而得名。占地3.2公顷。居民400人。民居多中式二层楼房。村南有蘑菇场、和赌场。 涌泉坊(Yongquanfang)即愚园路395弄。在区境西部，镇宁路、乌鲁木齐北路之间。民国25年(1936年)建。因原涌泉浜得名。占地0.5公顷，有楼房16幢。居民350人。1989年列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之一。 善钟里(Shanzhongli)即常熟路111弄、113弄。在区境西南部，巨鹿路、长乐路之间。民国元年至25年(1912~1936年)建。因处原善钟路(今常熟路)，故名。占地1.5公顷，有楼房25幢。居民600人。 火油弄(Huoyoulong)自然村。在区境中部，新华一村南，建工医院。占地1.3公顷。因20世纪20年代曾有煤(火)油仓库，故名。村落呈矩形。居民400人。 独家村(Dujiacun)位于区境北宝兴路185弄。20世纪初，仅有谈姓一家居住，故名。抗日战争期间，村湮没。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居民迁来建屋居住。少数为二、三层住宅，余为简屋。居民300人。 塔水桥(Tashuiqiao)在区境北部，场中路以南。占地6.7公顷。居民700人。约末形成村落。曾分称南塔、北塔、东塔。传黄姓曾建一石桥塌在水面上，叫塌石桥，“塌”、“塔”谐音，因名。有楼房、平房380多间。 蕃瓜弄(Fangualong)位于区境南部，天目中路、共和新路交口处西北。1949年前为棚户区，相传居中曾收获一特大蕃瓜(南瓜)，人称蕃瓜龙，谐音蕃瓜弄。1965年改建成五层楼房的新村，沿用蕃瓜弄为新村名。占地6公顷，有楼房57幢。居民6000人。北部保留棚屋残迹，为市级保护地点。 靖远街(Jingyuanjie)位于区境南部，即今百禄坊。上海开埠初期外轮海员往来频繁之地，当时有粤人开设的樟木箱店，奉化人制作西服的裁缝铺等，外国海员称此处为“中国老街”(Old China Street).。该街于20世纪20年人由瑞康顺染行改建为里弄房屋。 木樨宅(Muxizhai)在区境东北部，交通路北侧(交暨路西)。相传宋高宗时，河东人氏侯细南渡弹劾秦桧忤旨，退隐于此，亲植桂树，人称木樨侯家宅，因以为名。占地2公顷。民居多中式二层楼房。居民300人。 正红里(Zhenghongli)即昌化路994弄。在区境东南部，昌化路东，澳门路、长寿路之间。约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名东京里。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顾正红烈士改今名。占地0.9公顷，有楼房6幢。居民1900人。 甘家楼下(Ganjialouxia)在区境西北部桃浦镇。相传明代甘姓居此，后建楼下词堂，故名。村落呈长方形，民居多中式二层楼房。人口400。有古银杏树1株，沪宁铁路、中槎浦经过。 近代中国大变动中第一弄新老渔阳里 话说上海老弄堂，当首推新老渔阳里。在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大变动中，新老渔阳里的地位尤为重要。 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1912年建，旧式石库门里弄；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新式石库门里弄。其间有两幢极普通的小楼：老渔阳里2号和新渔阳里6号，却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初期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老渔阳里2号，是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老渔阳里2号还是中国“一大”的筹备处和“一大”期间的“秘书处”。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沪，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处，经商议后决定于7月下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俞秀松等人在新渔阳里6号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新渔阳里6号是党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所在地。1920年9月，以中俄通讯社名义创设了外国语学社。办学目的一为掩护团的工作，二为培养党团干部。曾经最有钱的弄堂兴仁里 兴仁里，位于宁波路、河南中路东北角，建于19世纪60年代末，为英租界最早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当年的宁波路是上海钱庄的大本营。提起宁波路上的银钱业，最突出的要数兴仁里了。 兴仁里房屋建筑虽一般，却聚满了各类金融行庄与商号。从沿街面到弄内，有安康、安裕、赓裕、春元等11家钱庄，大公、大康等6家银行，还有信托与保险公司、金融业机构达19家，正可谓是上海“最有钱”的一条弄堂。 平时，这条弄堂从早到晚人流不息，只有逢年过节星期天，才稍有几分宁静和清闲。难怪有人说它是在不显眼处显力，于川流之中聚金。亭子间里编辑《鲁迅全集》霞飞坊 霞飞坊，今淮海坊，即淮海中路927弄。霞飞坊内名人荟萃。首批住户中，即有杨杏佛、竺可桢、徐悲鸿等名士。据调查，建国前，先后寓居过的知名人士还有夏硏尊、胡蝶等。 《鲁迅全集》在此编辑。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年底，经萧军协助，许广平入迁霞飞坊64号。其时，许广平母子住在二楼，周建人夫妇开始时也住在这里的三楼，后来迁福熙路 （今延安中路）四明村。许广平与胡愈之等人商议后，决定公开出版《鲁迅全集》。于是，编辑班子成员以64号亭子间为编辑室，一篇篇地对手稿逐字逐句校核与释义。 巴金的《春》、《秋》在这儿诞生。 1937年夏初，巴金从拉都路迁入霞飞路59号，与老朋友索非同住。在霞飞坊的岁月中，巴金在小楼里完成了《春》与《秋》的写作。那时，他几乎每天都是白天读书，晚上九点钟后开始写作，凭一杯浓浓的沱茶，一直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又一个“76号”浙兴里与文德里 浙兴里，本来是狄思威路（今溧阳路）上的一条弄堂，弄号是930至964弄；茄勒路文德里，即今吉安路163弄。大约在1939年底，浙兴里34号设立了一个诡秘的机构，对外称为兴亚地产公司，实际上是属于日本海军武官府的华人特务队本部，简称它为“三十四号”，这里成为多起恐怖活动的策源地。 1943年春，华人特务队另建分队，分驻法租界茄勒路文德里（今吉安路163弄）2号。国民党军统分子毛森受戴笠之命以此为据点，组织反动活动。这两个地方，无疑是令人闻声色变的“76号”魔窟的恐怖翻版。据当年居住在这两条弄堂附近的居民说，夜里常能听到从门里传出的惨叫声。洋溢海派文化气韵欧式花园弄堂 上海图书馆向西，淮海中路上有一组洋溢海派文化气韵的花园住宅，曾聚集过我国一流的海派文学家和翻译家。这就是淮海中路1754弄。 八一三沪战之后，为避战火，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版家邵洵美率全家搬进了17号楼。之后著名影星周璇也与其养母搬了进来，住在最后一排洋楼的最西头，这里成了“金嗓子”的小小港湾。 小区里最大的文化风景线，是17号邵洵美家的文艺沙龙。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他在上海新文学界的老朋友，如施蛰存、林徽音、孙大雨、徐迟等便自动汇聚过来，在他家客厅里喝茶闲聊，如野鹤闲云般。解放以后，来“喝下午茶”的就更多了。他们往邵家大客厅里一坐，不管主人在还是不在，人们可以先自由地议论起来，常来的有冒效鲁、朱复哉、方平、周煦良等。 也许被这里的海派文化所浸润所感染，所以后来，许多人写怀念邵洵美的文章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闯进”这个“沙龙”，回到那已逝的属于浪漫文人的美好下午。东方巴黎的拉丁区新新街 上海素有“东方巴黎”之称，而位于法租界南端的新新街，有人曾形象地把它比作巴黎的“拉丁区”。 新新街，即今瑞金二路409弄，一条百米长的总弄南北排列着日新里、日晖里、新新南里和新新北里。从租界时代到建国前夕，新新街是一条十足的什锦里：烟杂店、肉庄、蛋行、酱园、米店、棉花店、当铺、成衣铺、中药号、煤栈济济一弄，嘈杂而又繁荣。与19世纪巴黎拉丁区一样，这里也活动着一群群的革命者：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法南区委设有新新里街道支部；上世纪40年代，新新里315号是中共秘密电台所在地，田汉、张爱萍、邓拓、秦鸿钧等都在这里留下足迹。有人这样形容新新街：里弄房子四通八达，你可以冒充各种行业的人物混迹于市民堆中。 萧军·萧红 一个叫“慎成里”的里弄———全上海迄今保留得最完整石库门建筑的这样一条老弄堂，曾经传出过这样一首诗。慎成里，这条典型旧式上海里弄，正位于永嘉路和襄阳南路。“拉都路”指襄阳南路。当年，被称为“拉都路”的襄阳路白天卖生煎馒头、年糕团、油条的小店特别多。我敢说，今天，倘若你来到傍晚的永嘉路襄阳路这里走一走，或者干脆停在十字路口，你还会觉得这里依然和70年前一样的热闹，充满市民的、温暖的小细节。 谁也不知道，当年知名的一对非常年轻的作家夫妇，萧军和萧红。 当年，就是这样一对年轻的作家夫妇，萧军和萧红，因环境逼迫逃亡至上海，来到上海，进入了上海的“腹地”，一个是穿着西装，戴着领带，国字脸，粗浓的东北人模样的眉毛；一个是常穿小格子纹旗袍，梳着两条齐肩小辫子，模样看上去淑惠而文静。 他们带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小说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1935年5月春天，鲁迅、许广平带着他们的小海婴，不期而至来到了萧军和萧红在这条老弄堂里的“小窝”。仿佛就像是两家平平常常的夫妇访友做客。鲁迅请他们去吃饭。萧红在一旁不晓得那天吃了什么，却一直注意鲁迅先生他那抽烟的姿势…… 后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在鲁迅的帮助下出版,这两部书成为了他们一生各自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尤其萧红，这个以《生死场》著名的30年代名女作家，在上海弄堂里进出过的女作家，和在公寓里生活的张爱玲是那么不同，她的作品以强烈的写实情感，细腻的笔触描述大众生活，没有所谓的佳人才子的情调味。也许，这和她在弄堂里的那些日日夜夜生活有关———那些为了一个大饼，一顿早饭的着落而心心念念、刻骨入肤的日子，造就了不一样的女作家，不一样的上海气息…… 后来传记作家丁言昭把萧军和萧红他们俩住在上海“慎成里”的往事，写到了这本《回梦上海老弄堂》“我们的弄堂”一文中。因为她和她的父亲著名出版人，一代著名文化学者丁景唐老先生也同样住在这条永嘉路的“慎成里”。萧军几经多年，之后又有一次回到了上海，又来到了这条弄堂，当年住在这里的丁景唐夫妇，陪着萧军重新一起走了这一条老弄堂……而此刻，萧军的身边已没有萧红的陪伴。 对于一个外乡人来说，弄堂，以及它所包含的那一段时光和独特的生活方式，是以一种渐渐的缓慢状态，慢慢沉入了萧军、萧红乃至千百个像他们一样曾经寓居的文人艺术家们的身体内的。 “梦里依稀忆故巢，‘拉都路’上几春霄。双双人影偕来去，蔼蔼停云瞰暮朝。缘结缘分终一幻，说盟说誓了成嘲。闲将白发窥明镜，又是东风曳柳条。” 萧军最后作了这样一首诗，算是对他和他的爱人萧红对于生命中的那一段老弄堂时光的一次最后致意。 弄堂，对于自己来说，我更情愿把它比作上海这座城市“掌心”中纵横交错、细细密密的纹路。所有的历史都蜇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转角，无声无息，却又依然忠实继续着它们各自的时光流淌的道路，没有止境。
(3) [里弄]里弄文化—老上海石庫門里弄【圖文】
里弄文化—老上海石庫門里弄
★★★還舊樓主2012年2月11日轉自《上海市杨浦区图书馆》★★★
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那种石库门里弄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 一堵墙上。一旦开进门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了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院里的夹竹桃伸出墙外来，锁不住的春色的样子，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的，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天井是圈在房中央的，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驾式，墙是隔音的墙，鸣犬声不相闻的，房子和房子是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但这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的。”这是上海作家王安忆写于1996年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的一段节选。在小说的开篇，王安忆便出手不凡，她以白描的手法，用了将近二十页的篇幅写了主人公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生活背景——上海的弄堂。这段文字中出现了三种不同形态的里弄，石库门里弄，新式里弄和公寓里弄。王安忆细腻的笔触使这三种形态的里弄建筑仿佛有了生命，并带着各自不同的性格。
可以说，里弄建筑是上海所独有的产品。这些里弄建筑的出现和一个世纪前上海的殖民地历史背景有着深切的关联。从1845起，英、美、法、日相继在上海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先后建立了英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租界，而老城厢一带则为华界，初期，这些界地各自为阵，互不干扰。有些外国租界甚至在一些公共建筑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受到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和186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人们纷纷迁居租界，致使租界的人口急剧增加，住房问题日益突出。房地产商见有利可图，乘机大肆建造低价位的住宅。为了牟取更大的暴利，设计师将欧洲的联立式住宅和中国传统的三合院和四合院相结合，创造出这种中西合璧的新建筑样式的里弄住宅，在思南路周边地区建造于1918年的老渔阳里和新渔阳里可以说是典型的早期石库门里弄建筑。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是从这里开始蕴育起来的，新渔阳里6号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之一。关于那段历史，如今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有着详尽的图文资料。
就像王安忆传神的描绘的那样，石库门建筑的从外观上保持了中国传统民居的封闭式深宅大院的样式，但面积和尺度大大缩小，空间变得紧凑甚至有些局促，由于早期的住宅每户都有一简单的石料门框，内配黑漆厚木门，所以将此类住宅群一律称作石库门里弄，只是到了后期，不断改进的新式石库门建筑才开始注重石库门本身的装饰，一般在石料门框上方有三角形式圆弧山花，上面有西式砖雕或石雕，在砖券、柱头等部位也出现了西式装饰。位于陕西南路建国西路转角上的由法商建造的步高里可以归到这一类建筑中。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在石库门里弄的基础上出现了新式里弄住宅，考虑到小汽车的通行和回车，有了总弄和支弄的明显区别，天井没有了，用矮墙或绿化作隔断，外观基本上西化了。更为突出的是水、电、煤、卫生设备已较为齐全，有些新式里弄住宅还有煤气和热水汀等设备，生活的舒适度不言而喻，在这一片街区中，有复兴坊、万宜坊、花园坊、万福坊等众多的新式里弄住宅，而建于1925年的凡尔登花园（长乐村）和1927年的霞飞坊（淮海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还记得80年代初就开在陕西南路上的一家名叫卡布基诺的咖啡馆，就是凡尔登花园中的一套，那洋派的名字以及蜡地钢窗带小花园的洋房，曾吸引了许多对老上海充满憧憬的文学青年。如今这间咖啡馆已经改换成了一家时尚小店了。
上世纪30年代后，新式里弄开始转向花园里弄、公寓里弄，出现了更为舒适更为精致的里弄住宅，每一户门前都有庭院绿化，建筑标准更接近花园洋房，完全的欧洲建筑，陕西南路和复兴中路交界中的陕南村就是代表作品之一。
由于这一街区有着良好的规划设计，还有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和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无论是商贾巨富，军政要人，还是文化艺术界人士都选择此地为最佳居所。除了在花园洋房里我们曾提到的名人故居外，这些里弄住宅里更有为数众多的名人故居。就以淮海坊为例，这里的街坊共占地1.7公顷，它南朝南昌路，北面是淮海中路，东面为茂名南路，有楼房199幢，规模很大。淮海坊5号是进步人士杨杏佛的住宅，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住在42号，64号曾经是许广平的寓所，鲁迅全集就是从这里开始筹备、编辑、出版的。著名文学家叶圣陶，一代画师徐悲鸿都在这里寓居过。
以浪漫才情闻名于世的诗人徐志摩则住在不远的南昌路上的花园别墅11号，与他相邻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应云卫，凡尔登花园里有丰子恺的日月楼，复兴坊里有大律师史良寓所，花园坊有著名学者徐懋庸，作家记者曹聚仁和画家关良的寓所，万福坊有“大公报“主编徐铸成和主笔胡政之的寓所，万宜坊有著名作家丁玲寓所，还有保留至今的邹韬奋故居，南昌路上还住过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以及书画大师钱君陶。
想起十多年前怀着对集中国书画篆艺之大成的钱君匋先生的敬仰之情，陪朋友前去钱的寓所，女佣打开门时，我们已受到强烈的震撼，老先生和他的太太坐在太师椅上闭着眼睛享受着美妙的西洋歌剧，那一刻至今还历历在目。这就是上海，这就是骨子里都融进了西方血液的上海文化。
陕西北路上保存的石库建筑，弄口有中国传统式牌楼
多样、复杂的生活方式成为区别其它地域最独特的标签
对于如今成为某种时髦标记的石库门来说，老百姓的赏析大都还停留在表层。要成为它的“真正知音”，你需要回答很多问题，诸如你知道它的出生其实很大气吗？你知道它曾是旧上海房地产中利润丰厚的地皮吗？你懂得如何赏析一栋石库门吗？
原来它是混血儿
没错，石库门几乎已经成了上海的代名词，但它并不是为“阿拉”造的。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埠后的上海忽然涌入洋人和大批苏浙难民，迫在眉睫的住房问题催生了石库门的兴建——因为要同时解决洋人和国人的住所，它就成了华洋杂居的鼻祖。这个时期建造的那些用传统木结构加砖墙承重建造起来的住宅，由于外门多选用石料做门框，故称“石库门”。 在格局上，石库门完全是中西合璧的产物，西式的连接排列和欧式屋顶、花纹，这些都明显是西方文化的烙印；江南民居的元素也被大大吸取在其中：用漆黑的实心厚木做大门、石头做门框；当然，天井、客堂间这件典型的海派风味也融合其中。绝对是一件有历史代表性的、中西合璧的“混血建筑”。 石库门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有着江南传统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的形式，一般进门就是一小天井，天井后为客厅，之后又是一天井，后天井是灶台和后门，天井和客厅两侧是左右厢房，一楼灶台间上面为“亭子间”，再往上就是晒台。坡形屋顶常带有老虎窗，二楼有出挑的阳台。 大门采用二扇实心黑漆中式木门，以木轴开转，常配有门环。门楣做成传统砖雕青瓦顶门头，外墙细部采用西洋建筑的雕花刻图。楼与楼之间采用欧洲联排式风格。红砖外墙，外墙细部常采用西洋建筑的雕花图案，门上的三角形或圆弧形门头装饰也多为西式图案。弄口有中国传统式牌楼。
外墙细部采用西洋建筑的雕花刻图
外墙细部采用西洋建筑的雕花刻图
外墙细部采用西洋建筑的雕花刻图
外墙细部采用西洋建筑的雕花刻图
对于如今成为某种时髦标记的石库门来说，老百姓的赏析大都还停留在表层。要成为它的“真正知音”，你需要回答很多问题，诸如你知道它的出生其实很大气吗？你知道它曾是旧上海房地产中利润丰厚的地皮吗？你懂得如何赏析一栋石库门吗？
如何变成72家房客
在20世纪10年代以后，老式石库门逐渐被新式石库门取代。洋场风情的现代化生活，使庭院式大家庭传统生活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单身移民和小家庭居住的石库门弄堂文化。抗日战争时期，收入中等的家庭也开始拮据，把房子割出一些空间租赁成了最简单有效的赚钱方式，于是，当初讲究格局与文化美感的石库门被随意、急切地改造了。 从那之后，曾经显赫的短暂时期一去不复返，以至于提到石库门，人们总会产生小空间里的压迫感。灶披间、阁楼都要与左邻右舍共享，分明是一家人的样子，却又常常上演鸡毛蒜皮的吵闹。多样、复杂的生活方式成为区别其他地域最独特的标签。“二房东”、“白相人嫂嫂”、“七十二家房客”等与石库门有关的名词也应运而生。诸如《十字街头》这类以石库门为背景的老电影，成为老上海的记忆留存了下来。
外墙细部采用西洋建筑的雕花刻图
门锁局部细节
门头上的三角形或圆弧形门头装饰也多为西式图案
门楣做成传统砖雕青瓦顶门头
江南民居的元素也被大大吸取在其中
对于如今成为某种时髦标记的石库门来说，老百姓的赏析大都还停留在表层。要成为它的“真正知音”，你需要回答很多问题，诸如你知道它的出生其实很大气吗？你知道它曾是旧上海房地产中利润丰厚的地皮吗？你懂得如何赏析一栋石库门吗？
明天依旧未知
石库门已经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也得到了颇高的重视，但如何保留改造依旧引起争执。就算看似双赢的新天地，也照样被人批评市井气荡然无存，太过迎合精英文化。 假如石库门只是集中在一块小地方，大可圈起来当作开放的博物馆。但它偏是四处生根，居住密度又极其高。有人曾提出学习国外的做法：洗净里子，保留面子——也就是保存石库门的外貌，只保留几户人家来“演绎”过去的生活，在弄堂口拣菜、小天井里种种花草，或者索性变成城市旅馆。但引人遐想的是，没有了那一群真实生活着的市民，石库门还是它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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