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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书的看发法篇(1):【】名家单字书《发法》
名家单字书《发法》
对书的看发法篇(2):《关于书的书》——名人谈读书
《关于书的书》——名人谈读书
关于书的书
——名人谈读书
前言
一位哲人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十路口。他们的健康成长，离不开优秀书籍的引导。同时，青少年时期也正是求知旺盛的时期，他们渴望在学好课本知识的同时，还能阅读一些课外读物。可是读什么书？怎样读书？许多同学常常感到困惑，这套丛书，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编写的。
丛书共10册，分别是：“书的知识”、“书的趣闻”、“书的格言”、“读书的故事”、“名人谈读书”、“书迷谈书”、“中国著名图书”、“读书方法”、“怎样写读书笔记”、“读书和图书馆”。包括了关于书的方方面面知识。
知识性、指导性和趣味性结合是这套丛书的特点。知识性说的是书中不仅介绍了书的历史、书的知识等以前大家很少接触的内容，而且汇集了古今中外的读书名言、故事，可以扩大同学们的知识面；指导性指的是书中选有“读书方法”、“怎样写读书笔记”和“中国著名图书”等内容。它不仅能帮助大家选择优秀的图书。又能使大家找到读书的捷径。此外，丛书不仅语言生动，而且介绍了大量有趣的读书故事和书的趣闻，使本书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广西民族出版社总编辑韦琼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编辑张安平、开明出版社编辑黄炯相、长征出版社编辑刘志军的支持和帮助，这里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编委会
冰心：忆读书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4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7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
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月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把“诸”念作“者”之类，因为就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便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就同时还看了母亲针钱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时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
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对于那部述说“官逼民反”的《水浒传》大加欣赏。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其生动的风格，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36天是72地煞勉勉强强地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荡寇志》强多了。
《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若有所失”的无聊情绪。到得我11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遗事》，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有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红楼梦》是在我十二三岁时候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
我自1980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烦琐的《封神传》，看了人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乏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而呻，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那怕只有几百上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不能自已！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因此，有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几个字，就是：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1989年9月8日清晨
老舍：读书
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
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可是我爱念书。
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楞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对，《三字经》便可以代表一类―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这类书可真不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犯无期徒刑罪的太多；要不然便是太少―我自己就常想杀些写这类书的人。我可是还没杀过一个，一来是因为―我才明白过来―写这样书的人敢情有好些已经死了，比如写《尚书》的那位李二哥。二来是因为现在还有些人专爱念这类书，我不便得罪人太多了。顶好，我看是不管别人；我不爱念的就不动好了。好在，我爸爸没希望我成个学者。
第二类书也与咱无缘：书上满是公式，没有一个“然而”和“所以”。据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秘密的小金钥匙。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是圆的之类；可是这种书别扭，它老瞪着我。书不老老实实的当本书，瞪人干吗呀？我不能受这个气！有一回，一位朋友给我一本《相对论原理》，他说：明白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下了决心去念这本宝贝书。读了两个“配纸”，我遇上了一个公式。我跟它“相对”了两点多钟！往后边一看，公式还多了去啦！我知道和它们“相对”下去，它们也许不在乎，我还活着不呢？
可是我对这类书，老有点敬意。这类书和第一类有些不同，我看得出。第一类书不是没法懂，而是懂了以后使我更糊涂。以我现在的理解力―比上我七岁的时候，我现在满可以作圣人了―我能明白“人之初，性本善”。明白完了，紧跟着就糊涂了；昨儿个晚上，我还挨了小女儿―玫瑰唇的小天使―一个嘴巴。我知道这个小天使性本不善，她才两岁。第二类书根本就看不懂，可是人家的纸上没印着一句废话；懂不懂的，人家不闹玄虚，它瞪我，或者我是该瞪。我的心这么一软，便把它好好放在书架上；好打好散，别太伤了和气。
这要说到第三类书了。其实这不该算一类；就这么算吧，川页嘴。这类书是这样的：名气挺大，念过的人总不肯说它坏，没念过的人老怪害羞的说将要念。譬如说《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罗马的悲剧，辛克莱的小说，《大公报》―不知是哪儿出版的一本书―都算在这类里，这些书我也都拿起来过，随手便又放下了。这里还就属那本《大公报》有点劲。我不害羞，永远不说将要念。好些书的广告与威风是很大的，我只能承认那些广告作得不错，谁管它威风不威风呢。
“类”还多着呢，不便再说；有上面的三项也就足所证明我怎样的不高明了。该说读的方法。
怎样读书，在这里，是个自决的问题；我说我的，没勉强谁跟我学。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书是怎么来着？”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
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气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g帝笑因缘》？”要大家都不读（(g帝笑因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儿架，不上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得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走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还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过儿子。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像永远是一对儿累赘。
第五，哼，算了吧。
向警予：读书要有目标有方法
学问事业，原不是教师们能给与我的，根本还在自己的努力。但是仅止空空洞洞的努力，仍旧得不到结果的。第一要有目标。就是要知道我为什么读书；第二要有方法，就是要知道我应怎样读书。这样有目标有方法的读书，才能得着读书的结果，发生读书的效率。我以为欲定吾人读书的目标，首宜认清时代，次宜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再次，宜认清今日社会急切的需要。在加世纪的时代，重演前十几世纪的陈古董，未免逆转历史进化的潮流，为历史进化所不许。所以20世纪的中国决不容有废女学毁女权的事实出现，也和决不容有称帝复辟的事实出现一样。20世纪的时代是被压迫阶级从压迫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大变化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类全体到平等自由之路的过渡时代。我们女子也是被压迫阶级的一部，我们处的是被压迫的地位。欲免除压迫，老实说来只有联合同阶级努力作战改造社会的一法。现在的社会简直是血包脓的社会，是万恶之丛，除了我们女子，还有整千整万在人类中占最大多数的弱小民族和工人，无一不在资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踊之下的，碾转呻吟过那九死一生的生活。时至今日，社会需要再没有比革命改造还急切的。我们女子如果稍知时务，稍有人心，便无论为人类为同胞或为自身的解放，都非毅然决然踏上革命改造的前线不可。故那些“为读书而读书”,“为娱乐而读书”，或“为将来嫁一如意郎君而读书”，皆不是我们以人自居的觉悟女子今日读书的目标。我们读书的目标，应是：准备改造社会的工具。
文学美术，能建设在改造社会的基础上与人生问题发生实际的关系，当然有他相当的价值。如果专门炫词调，夸丹青，或是描写那两性莫名其妙的肉麻恋爱、花儿鸟儿、卿卿我我，又有什么意味？这种能事，只是古代名媛才女的专技，20世纪觉悟女子的使命似不在此。然则根据我们的目标，我们应怎样读书？那些书是我们必须要读的？关于这个问题，周作人先生在他的《女子的读书》一文中也曾说过。他说：
“……教育的目的既然在于发展个性，那么独立判断力的养成，当然是其中的一件，……教室里的哲学的理论、科学的实验，比以前的圣经贤传，脱散诗文，当然好得多了，但于养成独立判断，发展理性勇气上面，其无力几乎相等。……据我的偏见说来，在这方面最有益的是那些具体的说明自然与人生的科学书，如生物学、人类学、文化史等。其中以生理心理、道德发达史等尤为切要。学者能平心静气的先把这些知道一个大概，再就最切身的性之生理和伦理等稍加研究，筑下根基，于是出来涉览一切，无论在什么书中都能得到利益。……近来胡适之，梁任公诸先生都指导青年去读‘国学’书，―凡是书都可以读的，所以我并不想反对他们，但是总怀着不相干的祀忧，生怕他们进去了不得出来（吴稚晖先生更说得痛快；什么叫做国故？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他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应保存的罢了）。……”
在养成独立判断和发展理性勇气上面，周先生对于女子读书的指导，可算很对。但于女子自身解放和改造社会的目标的应用上面仍嫌不够。所以我于周先生的意见之外不能不加以补充。我以为今日女子的第一任务在于了解她自己的地位和社会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尤宜明白社会进化的历史，明白政治经济的关系，所以历史学、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哲学等等，都应加一番体会。以先后缓急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应在自然科学之前。自然科学的研究，也不仅是周先生所说的那几种，就是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等等，都应弄个相当的根抵。这样读书才能养成充分活动的能力，解放自身，担当改造社会的使命。现在要找合乎这种标准的学校，简直是走遍中国找不到―其实，就是欧美各国又何尝能有这样的学校。所以说来说去，最可靠的还是自己的努力。中国出版物虽然幼稚得可怜，然而尽可勉强敷衍我们的研究。我们还可加紧学好外国文，满足我们的要求，假若先知先觉们能应我们的急需，编译各种小百科丛书，那更是再好没有的了。
徐特立：读书“七要”
徐特立是毛泽东同志的老师，一生勤奋好学，总结了许多学习经验，他认为读书学习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学习要有时代性：因为历史上成功的学者都是为着改造或建设当时的新时代而立言的，一切学习都包含着无限的斗争精神。
二、学习要抓住基本的知识：即不好高鹜远，而忽略基本的东西。喜马拉雅山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因为它是建立在西藏高原上，是基盘广大的高原上的一个高峰。假如把喜马拉雅山建立在河海平原或江淮平原上，八千公尺的孤峰是难于存在的，犹如无源之水是易于枯竭的。
三、学习要有方法和立场：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均有自己的独到处。唯杂家什么都有一点，而没有专长，等于抄书匠，无一成功者。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无一定的方法和立场，也就无一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学者。中国研究《说文》者，不下数十百家，而许氏的正统派还是二徐，刊本则终推孙星衍本，所以，学习虽宜无书不读，但不是毫无方法毫无立场的。
四、学习要有事业和职业的目的及长期的计划：为学习而学习的学习和无计划乱抓的学习，都是不对的。……应该为工作而学习，不是以工作来帮助学习，而是以学习来提高工作的能力，加强工作效率。
五、学习要有一定的中心对象，使一切学习围绕着它：像建军一样，要有基干部队作领导；像作战一样，其中心对象是守住中心据点，一切掠野是为着攻坚，是为着守这一据点。
六、学习要抓住要领：中国的学者自古以来总是贪多而找不到中心的一环，……虽劳心劳力无成功。
七、学习要有批评的、革命的、实践的精神：对于古人的学术遗产及对于自己过去的著述，都要把它当成历史看，而加以批评地重新审查。徐特立的时间观念很强，他珍惜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别人的时间。开会必准时到达；与人约会，必按时赴约，如有改变，必定先通知。他说：“如果迟到一分钟，有60人参加的会就要浪费别人一点钟；有600人参加的会就要浪费别人10点钟，人数越多，浪费越大。这是不可容忍的错误。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的人！”
买书，是徐特立一生当中的一种特殊爱好，他收藏的图书总数在二万册以上。他一生最善于挤时间读书，日间工作繁忙，就挤早上的睡眠时间。他这种孜孜不倦、认真看书学习的精神，一直坚持到晚年而没有懈怠。1954年以前，他曾集中过一段时间学习与研究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语言学、逻辑学，写了不少读书笔记。1956年后，他又专心致志地钻研过政治经济学，并写过《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早在1947年谢觉哉读了他的70自寿诗后，曾写诗赞颂他读书的勤奋和取得的成就：“你精教育学，更深研数理。哲学政法书，看抄批不已。贯穿辩证法，新奇出腐里。”诗中并希望他多多著述多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应与我公约，著述从兹始。再写三十年，年年十万字。整篇固所需，片羽亦可喜。以此寿世人，学行之根抵。”
徐特立认为读书固贵理解，也须记忆。要理解得好，必须记忆一些基本的东西。但老年人的记忆力衰退了，今天看的书，明天又忘了。因此他就把书中重要的地方，或精当的语句，用大字摘录出来，张贴在壁上，就寝前向壁朗读或默念，第二天起床，又是这样，一直到能背诵为止。1967年，他已经90高龄，仍坚持这样做。
梁漱溟：自学很重要
我在中学时代的自学，对英文、数学之类的学习，主要还是对付课堂教学的。而我真正认真的学习是在课外的自学。我自14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把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不能截然分开。为叙述方便，则必须分别言之。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80余年（指14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
大约14岁以后，我即形成自己的人生思想，胸中自有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他于人于社会有没有好处及好处之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反之，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之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而不通。若一时对一事思之不通，千难万阻，也要辗转求得解答，以自圆其说。一旦豁然开朗，有所获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此时西洋之“功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我虽尚无所谓，但思想算是不期而遇，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我父亲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像墨家之处。他认为中国之贫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致。因此，平素最看不起作诗词、作文章的人，而以“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思想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对外流露贯彻，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无论是在人生问题或中国问题上，我当时都有充分的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的6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或在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1907年左右之事。稍后（1910年）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半月刊或月刊,在日本刊印），革命派上海之《民立报》旧报）都能按期收阅。―这些都是当时内地一个普通中学生难以具有的丰富资财。
朱光潜：读书是一种训练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谈读书，这问题实在是谈不尽，而且这些年来我的见解也有些变迁，现在再就这问题谈一回，趁便把上次谈学问有未尽的话略加补充。
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工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湮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里程碑。我们就现阶段的文化学术求前进，必定根据过去人类已得到成就做出发点。如果抹煞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我们说不定要把出发点移回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纵然能前进，也还是开倒车落伍。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帐，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才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现新的世界。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它至少有两大流弊。第一，书多易使读书不专精。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嘴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现在书籍易得，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曾过目万卷，“过目”的虽多，“留心”的却少，譬如饮食，不消化的东西积得愈多，愈易酿成肠胃病，许多浮浅虚骄的习气都由耳食肤受所养成。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任何一种学问的书籍现在都可装满一个图书馆，其中真正绝对不可不读的基本著作往往不过数千部甚至于数部。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的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的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做学问如作战，须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了，掩埋了坚锐所在，只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就成了“消耗战”。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10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10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10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10遍。“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差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l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譬如驰骋十里洋场，随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50部左右。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静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借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在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目前我国一般青年学子动辄喜言专门，以至于许多专门学者对于极基本的学科毫无常识。这种风气也许是在国外大学做博士论文的先生们所酿成的。它影响到我们的大学课程，许多学系所设的科目“专”到不近情理，在外国大学研究院里也不一定有。这好像逼吃奶的小孩去嚼肉骨，岂不是误人子弟？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一年之中可以时而习天文，时而研究蜜蜂，时而读莎士比亚。在旁人认为重要而自己不感兴味的书都一概置之不理。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它的坏处在使读书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我的朋友中有专读冷僻书籍，对于正经正史从未过问的，他在文学上虽有造就，但不能算是专门学者。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书当作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对于他，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种训练，一种准备。有些有趣的书他须得牺牲，也有些初看很枯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一久了他自然还可以啃出滋味来。
读书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的要籍，一部一部地从头到尾读，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高深研究的准备。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苏东坡与王朗书曾谈到这个方法：
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是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做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词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它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一个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段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在是卡片。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预备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记笔记做卡片的训练，宜于早下功夫。
郑振铎：开卷有益
死读书便会成了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也可能会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所以善读书者，必须深入社会生活里，深入斗争生活里，取得活的知识，使自己成为博古通今的有用、有益的人。但单凭经验办事，也有危险之处，容易流于故步自封，容易陷于主观主义。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的人，再加上有理论的修养，并博览群书，吸取古今人的更广泛、更复杂的知识，那末，对于繁啧的事务便可应付裕如了。
多读书，常读书，总有好处。不必“手不释卷”，但不可“目不窥书”。古语云：“开卷有益”。这是的的确确的话。常是绝早地起来，曙光刚红，晨露未稀，院子里的空气，清鲜极了，在书房里翻开一两本书看看，就会有些道理或获得些不易得到的知识。譬如，有一天清早，偶然翻翻《格致丛书》本的汉应助著的《风俗通义》（卷六），看到“批把”二字。应助说道：
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弦，象四时。
这明明说的是今日的琵琶。我们总以为琵琶是外来的乐器之一，而且似乎到了唐朝才有。想不到在东汉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字作“批把”。虽然这一则话，在类书里，像《图书集成》，也引用过，但似乎总没在应助原书里读到的那末感到亲切有味。又像，少时读到苏曼殊诗，有“春雨楼头尺八萧”句，总以为“尺八”乃是日本的萧名。的确，日本人到今天还爱吹“尺八”。后读明杨升庵（慎）的考证，才知道“尺八”乃是中国的古代管乐之一，不过到了后代失传了而已。我们“礼失而求诸野”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少。一面在书本里好好寻找，好好研讨，一面还可在友好的邻邦里，得到不少活的材料。在今天研究学问，确是有“得天独厚”之感。只怕你不用功；但要用功便没有不可成功的学问。
巴金：小时背书有好处
有人要我告诉他小说与散文的特点。也有人希望我能够说明散文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我实在讲不出来。我并非故意在这里说假话，也不是过分谦虚。30年来我一共出版了20本散文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海行杂记》还是在我写第一部小说之前写成的。最近我仍然在写类似的散文东西。怎么我会讲不出“散文”的特点呢？其实说出来，理由也很简单：我写文章，因为有话要说。我向杂志投稿，也从没有一位编辑先考问我一遍，看我是否懂得文学。我说这一段话，并非跑野马，开玩笑。我只想说明一件事情：一个人必须先有话要说，才想到写文章；一个人要对人说话，他一定想把话说得动听，说得好，让人家相信他。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方法和声调，写出来的文章也不会完全一样。人是活的，所以文章的形式或者体裁并不能够限制活人。我写文章的时候，并没有事先想到我这篇文章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我想的只是我要在文章里说些什么话，而且怎样把那些话说得明白。
我刚才说过我出版了20本散文集。其实这20本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里面什么文章都有。有特写，有随笔，有游记，有书信，有感想，有回忆，有通讯报道……总之，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完整的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做“散文”。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叫法似乎把散文的范围搞得太大了。其实我倒觉得把它缩小了。着欧洲人的说法，除了韵文就是散文，连长篇小说也包括在内。我前不久买到一部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四卷本《散文集》，里面收的全是长短篇小说。而且拿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有时候也不大容易给每一篇文章戴上合式的帽子，派定它为“小说”或者“散文”。例如我的《短篇小说选集》里面有一篇《废园外》，不过一千两三百字。写作者走过一个废园，想起几天前敌机轰炸昆明、炸死国内一个深闺少女的事情。我写完它的时候，我把它当作“散文”。后来我却把它收在《短篇小说选集》里，我还在《序》上说：“拿情调来说，它接近短篇小说了。”（其实怎样“接近”，我自己也说不出来。不过我也读过好些篇欧美或者日本作家写的这一类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日本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鲁迅译〕就比《废园外》更不像小说）但是我后来编辑《文集》，又把《废园外》放进《散文集》里面。又如我1952年从朝鲜回来写了一篇叫做《坚强战士》的文章。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可是我把它当作小说发表了。后来《志愿军英雄传》编辑部的一位同志把这篇文章拿去找获得“坚强战士”称号的张渭良同志仔细研究了一番。张渭良同志提了一些意见。我根据他的意见把我那篇文章改得更符合事实。文章后来收在《志愿军英雄传》内，徐迟同志去年编《特写选》又把它选进去了。小说变成了特写。固然称《坚强战士》为“特写”也很适当，但是我如果仍然叫它做“短篇小说”，也不能说是错误。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好多“特写”就可以称为短篇小说。还有，我的短篇小说《我的眼泪》，要是把它编进《散文集》，也许更恰当，因为它更像散文。
我这些话无非说明文章的体裁和形式都是次要的东西。主要的还是内容。有人认为必须先弄清楚了“散文”的特点才可以动笔写“散文”。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从前在私塾里念书的时候，我的确学过作文。老师出题目要我写文章。我或者想了一天写不出来，或者写出来不大通顺，老师就叫我到他面前，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最后又怎样结束。我当时并不明白，过了几年倒恍然大悟了。老师在教我在题目上做文章。说来说去无非在题日的上下前后打转。这就叫做“作文”。那些时候不是我要写文章，是老师要我写，不写或者写不出就要挨骂甚至要给老师打手心。当时我的确写过不少这样的文章，里面一半是“什么论”、“什么说”，如《颖考叔纯孝论》、（(9币说》之类，另一半就是今天所谓的“散文”，如《郊游》、《）L时回忆》、《读书乐》等等。就拿《读书乐》来说罢。我那时背诵古书很感痛苦。老实说，即使背得烂熟，我也讲不清楚那些辞句的意义。我怎么写得出“读书的乐趣”呢？但是作文不交卷，我就走不出书房，要是惹得老师不高兴，说不定还要挨几下板子。我只好照老师的意思写，先说人需要读书，又说读书的乐趣，再讲春、夏、秋、冬四时读书之乐。最后来一个短短的结束。我总算把《读书乐》交卷了。老师在文章旁边打了好几个圈，最后又批了八个字：“水静沙明，一清到底”。我还记得文章中有“围炉可以御寒，《汉书》可以下酒”的话，这是写冬天读书的乐趣。老师又给我加上两句“不必红袖添香……”等等。其实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看见酒就害怕，哪里有读《汉书》下酒的雅兴？更不懂什么叫“红袖添香”了。文章里的句子不是从别处抄来，就是引用典故拼凑成的，跟“书”的内容并无多大关系。这真是为作文而作文，越写越糊涂了。不久我无意间得到一卷《说岳传》的残文，看到“何元庆大骂张用”一句，就接着看下去，居然全懂，因为书是用口语写的。我看完这本破书，就到处求人借《说岳传》全本来看，看到不想吃饭睡觉，这才懂得所谓“读书乐”。但这种情况跟我的《读书乐》中所写的却又是两样了。
我不仅学过怎样写“散文”，而且我从小就读过不少的“散文”。我刚才还说过老师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如何从第一段讲到结束。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很少有的。这是在老师特别高兴、有极大的耐心开导学生的时候。老师平日讲的少，而且讲得简单。他唯一的办法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书”，有“表”，有“铭”,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但是当时也只能说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这就是说，它不是颠三倒四的胡说，不像我们常常念着玩的颠倒诗：“一出门来脚咬狗，捡个狗来打石头……”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写文章比从前容易些了，只要我的确有话说。倘使我连先生出的题目都不懂，或者我实在无话可说，那又当别论。还有一点，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到；我写的那些作文全是坏文章，因为老师爱出大题目，而我又只懂得那么一点点东西，连知识也说不上，哪里还有资格谈古论今！后来弄得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批“清顺”二字敷衍了事。
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20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们一一背熟，好的“散文”很有关系。自然我后来还读过别的文章，可是并没有机会把它记在心里了。不过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我们有很的传统，好的散文岂止两百篇！十倍百倍也不止！
钱歌川：求知要靠自觉
人类的知识大都是从眼睛输入的，用耳朵听来的东西，毕竟有限，所谓耳食者流所得到的知识，不外乎是一些道听途说，学生治学，固然要听，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读。英国大学里有些学生终年不去听讲，学校里也让他们如此，而且多认为他们是优秀学生，考试起来果然比每天去听讲的学生成绩还要好，因为勤读胜于勤听，名师讲授，同学共享，只有自修，才是一人独得。
古今的大学者没有不勤读的，囊萤凿壁，比我们现在的一灯如豆，还要不方便得多，但学问就是这样得来。苏东坡说：“读破万卷自通神”，可见学问并不难，只在多读，你如果手不释卷，必然会有成就，甚至偶然翻阅，也就开卷有益。
可是现在很少有人手上拿着书本。终日终夜，不离牌桌的人，我曾见到过，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人，却尚未遇到。一般人买书，大都是拿来作装饰品的，永远陈列在书架上，很少拿到手中来读。这些书要他们去读，条件很多，第一得有明窗净几，其次得有清闲，再次得有心情；地方不好不能读书，时间不长不能读书，心情不定也不能读书。懒学生还有一首解嘲的打油诗：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很好眠，秋多蚊虫冬多雪，一心收拾到明年。
阔公子有了明窗净几，又有的是清闲；但还是不能读书，因为他没有那种心情。穷小子终日忙于做工糊口，也没有时间读书。军人忙于打仗，商人I陀于赚钱，政客忙于酬应，男子忙于做事，女子忙于说话，少年忙于寻乐，老人忙于怀旧，甚至闲人也忙于逛街，或坐茶馆，或凑热闹，似乎谁都不能读书。其实，他们并不是不能读书，而只是不去读书罢了。要读书谁都可以读，决不受任何限制，读书的条件，就在养成读书的习惯，其余皆不足道。
一般人为着生活关系，没有充分的时候去读书，这也是实在的情形。除了少数有闲阶级的阔人以外，谁都不免要为名利，或至少为衣食而终日奔走I陀碌，如果一定要等到把生活问题解决了，闲居无所事事，然后再来从容读书，这无异待河之清，可说永远无此机会，因为人的欲望无穷，等到生活问题，在布衣粗食之下可以解决的时候，他又想到美食暖衣，朱门绣户，即令有了丰衣足食，华屋良田，他仍然不肯罢休。所谓水涨船高，生活的标准既然随时有变，这问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了。我认为要读书决不可等待那种无尽悠闲的到来才开始，应该随时随地利用空余的时间来读，把那种读书的习惯，织入我们的生活中去，作为我们日常工作的调剂品。那么，事也做了，书也读了，一点光阴也没有虚掷。
你不要以为五分钟做不了什么事，把一百个五分钟集起来，就差不多等于一整天。我尝听见善于治家的人说，爱惜厨房里一粒米，就可以成为一笔家产。我们利用五分钟的余暇去读书，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者。
利用余暇去读书是轻而易举的，大家之所以不这样做，仅是因为没有这种习惯而已，英国人在电车上读书的风气很盛，每天都要出外工作，起码有一个钟头在电车上，预备一本书专门在车上读，不过几天也就读完了，日积月累，一年读四五十本书。也不算稀奇。我们对于这种废时不去利用，实在未免可惜。
英国人利用废时读书，不仅在有规律的电车上，即在饭馆菜馆中亦莫不为然。至于在休假日，夫妇约好同出游玩，丈夫至多取一根手杖就可以出门，太太则不免要去戴顶帽子。可是每当那丈夫在楼下等着太太去戴帽子的时候，他照例翻开了一本书来读，等他太太把帽子戴好姗姗地走下楼来，他手中的书，也就起码读完两章了。中国的丈夫却不晓得这样做，所在楼下不仅独自等得心焦，而他太太一再地被他催促，也就老不耐烦，常常把一个快乐的计划，弄得不欢的结果。
如果大家都有了这种读书的习惯，不仅国民的知识可以逐年提高，而且闲事也就不会有人爱管了。枕边有一本书，可以免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苦，厕上有一本书，也就可以辟除恶臭。
我常想洋车上是一个很好读书的地方，拉到了车夫自然会停下，不像乘电车一不当心就驶过了目的地。可惜我现在只能走路，没有乘洋车的福分了，每天白白地在街上糟蹋了一两个钟头。哦，如果我能利用这种时间读书的话……
缪钺：治学贵有才、学、识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又是诗人、书法家。缪钺先生毕生笔耕不止，育人不辍，是一位深受人敬爱的教育家。
先生治学执教60年，学识淹贯，经验丰富，不少刊物编辑、青年学人，来请教治学之道。先生总结毕生经验，提出三个结合作为治学的薪向。这三个结合是：论史结合，文史结合，古今结合。先生阐述说：
“所谓论史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一定要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在掌握大量资料之后，再用理论进行分析，提出论点，论从史出，避免‘左’的教条之弊。
“文史结合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学与历史两种学科本来是息息相关、互相渗透的，所以我国古代优秀学者往往是文史兼长的。治文学的要知人伦世，要研究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就离不开广博的历史知识；而历史是人创造的，史书仅仅记载历史人物的表面活动，而人物的内心世界则往往在文学作品中透露出来，亦即所谓‘心声’。由文学作品探索一个人物或一个时代的‘心声’，对历史的解释更能深透。我在大学教书，既教过文学课，也教过历史课，我作科研也是二者兼顾。我的专著，如《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年谱》、《杜牧传》、《读史存稿》、《冰茧意丛稿》等，都是文史结合的产物，其中也偶尔有与哲学结合的。”
先生是以文史见长，其实对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乃至魏晋的玄学，也都下过相当功夫。《冰茧意丛稿》即是熔文史哲于一炉的代表作。是稿中所辑录的20余篇论文，自30年代初，迄于1983年，长达半个世纪，先生广涉经、子，出入文史，治学道路上的雪泥鸿爪，依稀可见。
先生继续阐述说：“古今结合，又是我国治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经世致用。研究古代的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其目的都是为了探索源流，提供借鉴，解决当世之务。顾炎武平生博览群书，考证经史，而着眼于当时的‘天下郡国利病’，提供治国方案。所以我们治学，也应怀古为今用的精神，不可为古而古。尤其是研究历史，其目的是要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研究我国历史，是要阐释数千年中华民族兴衰治乱之迹及学术文化之发展变迁，所以更应当具有‘通古今之变’的眼光。否则局限于一隅，其成就是不会大的。”
先生不无遗憾地回忆到：“还在30年代，精通中西文学的吴必先生劝我治学应当兼通中西，多读外国书。在浙大时，中文系主任郭斌和也曾帮助我读西方书籍。可惜我偏爱汉学，未能深通西学。当今世界上，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所以在治学的道路上还应增加一个中西结合，我的这个教训，尚望后学汲取。”
先生以为治学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一是树立才学识三长为追求目标。
做学问必须有所专精，如果只是泛泛浏览，游骑无归，只能“横通，，而已。先生以为：“专精必须建立在广博的基础上，如果根基浅薄，就欲专精，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徘徊探索，即使能写出一两篇文章，略有成就，以后也难以再向深广发展。譬如花树，生长在深山大泽中者，经过长期风霜锻炼，雨露滋润，根深叶茂，生生不息，能不断开花结果；若在温室培养，虽然勉强开放几朵小花，但很快就会凋谢枯萎，因为缺乏后劲。”先生告诫青年说，做学问切忌急功近利，要有范文澜先生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
唐人刘知几论治学贵有才、学、识三长。就是说，要具备精僻的见解，广博的知识，卓异的才华。当然，同时具有这三长者，颇为不易，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不过有志于治学者应以它为追求的目标。
先生还说到，治学要善于借鉴前哲先贤的经验。古人治经，讲究师承家法，这是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今人读书，从小学到大学，师长太多，师承不显。不过善学者，在自己的心目中，还可以树立一二个榜样。先生举例说：“王国维先生没有教过我，也没有当面请教过，他逝世时，我才23岁，但却是我的一位私塾的师长，深受他的影响。因为王国维学问广博，著述宏富，识解精卓，能利用新出土之文物与文献资料互相参证，并运用西方的观点与方法，开辟治学之新领域与新方法。我读王国维、陈寅烙两位先生的著述，常感到他们的文章有灵光闪耀，不但获得许多新知胜解，而且在治学的途径与方法方面，也获得指导。
先生曾写过一首《夜读》诗，自述治学之经验：
少时伫兴亲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
触眼峰峦乱稠叠，回头脉络尽分明。
九原随会犹能作，并世扬云敢互轻？
后世视今今视昔，夜灯下笔悟平生。
周谷城：失败不要灰心
在中学读了4年书，知道虽极浅薄，但已经积累了很多；自然科学的知识积累了二十几种，古文习作可以得60分，英文程度也勉强可以。4年毕业，我于1917年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当时的高等师范不是大学，比大学要低一点，毕业出来只能教初级中学，我开始是不想考这所学校的，我想考北京大学。我想学政治，不想学师范，但我没有钱。而师范不同，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买书也不要钱，进师范太好了。
考的时候，我的运气不好，很“背时”，北京高等师范在湖南只招收6名学生，而报名的有150多名，我估计了一下，一个人要拼掉二三十人才行。在报名之后，我估量了一下报考人的情况，我自己认为还是很有把握，估量下来还可以，但结果不好，我在6名“正取”之外，列为“备取”。“骄傲使人落后，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两句话真在我的生活之路上发生了作用。我可以说是失败了，但我知道与“正取”考生的实力相当，所差无几，所以我拼命要挤入“能到北京去参加‘复试’的名额之中，和我同列为“备取”考生的人就到当时的教育厅去争取，居然也说服了当局，但是要自费去，而“正取”考生是由教育厅提供路费等等，条件是很好的。到北京之后，6名“正取，，考生得意洋洋，他们6个人认为，省城已经考试过了，到北京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甚至不再考试也行，所以掉以轻心。而相反，与他们所差无几的我们3个“备取”考生，拼命努力，争取最后的机会，认真复习功课，复考的时候，相当认真负责，在北京考试，一共考3天，共6门学科，到发榜时，6名“正取”掉了3个，我们3个“备取”都补上去了，而且补位也很前列。当时我们几个人兴奋极了，感到“失败是成功之母”。6名“正取”落榜的3人中的2人到天津去考当时的北洋大学去了，“出路”也还算好，另有一“土包子”，不能再考了，只好回湖南去，在送他回去时，我们几个湖南来的学生在火车站看这个落榜的人急得哭。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难为情，丢了丑，他们族上在他出来时送了他不少钱，认为他是进京去读书，族上很是光荣，而现在又不能读了，回去了不好看，我们大家就安慰他，劝说他，我甚至说厚着脸皮回去就是了。后来他回去了，再也没有听到他再爬起来的消息。
郑逸梅：博古方能通今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提倡语体文，那些存有偏见的人，便把文言和语体划分为楚河汉界，成为对垒，直把文言作品，斥之为死文学，视为扬弃的东西，恨不举秦火而付诸一炬。实则文言与语体，仅仅是形式上的区别，和思想中心是不相干的。记得那年梅兰芳辑有《歌曲谱》，当然是文言的，请刘半农作一序言，半农有那么几句话：“10年前，我们对于文言的，曾用全力攻击过，现在白话文已经成功了气候，我们非但不攻击文言文，而且有时候自己也要做一两篇玩玩。我们对于文学艺术，只应取鉴赏的态度，不应取宗教的态度。宗教的信仰是有一无二的。”这是心平气和的话，既合情，又合理，的确很是公允的，应当把它作为准则。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文言张目，来开倒车，提倡文言。在目前，为了四化，以普及文化为要着，文言艰深，不容易懂得，在普及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应该提倡浅显明朗的语体，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普及不是一成不变的普及，还得从普及基础上逐渐有所提高。况我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典籍，都是文言的，倘只懂得语体，对于文言一点不了解，那就在“博古通今”上仅具备了半个条件，“通今”不能“博古”。须知今是从古演变过来的，这样未免把历史割断了。我们祖先给予后人的文化遗产，做子孙的无法接受，这样似乎也太说不过去吧！所以我认为，文言文不必耗费许多精力去学着涉笔，可是懂还是应当懂得一些，便利对于传统文学的阅读和欣赏。
郑逸梅：读书需要有个性
说到上学读书，我从小认为是件乐事。上学对有些孩子来说视若畏途，哭呀，闹呀，可我不这样。大人告诉我该上学了，我书包一背，就松松爽爽地上了学。我本来就酷爱看书，学堂是读书的地方，有什么为难的呢？我最先入的是上海露香园路附近的敦仁学堂，后又转入苏州长元和公立第四小学堂。这两所学堂都是提倡新学的，除国文课外，还上英语、体操、音乐等课程。因为我爱书，也就爱教书的老师了，当然，老师也很喜欢我。不知怎么的，我读书有自己的个性，不爱对各科平均使气力，有点“偏科”。我只是一心一意地喜爱着国文，后来年级越高，偏科也就越厉害了。我的作文可算得上乘，而其他各科只能算平平了。当时的老师似乎是很注重个性发展，也很注重兴趣爱好的培养的，一任我向这方面发展，还常常加以表彰和策励呢！得到奖品后，我就欢蹦乱跳地捧回家去，外祖父为之掀髯色喜，并时有嘉奖之言。
我的作文就这样越学越好，跑到了全班全校的头里。
读小学时，我记得一位姓刘的国文老师曾出过一道《谢友馈赠藕和月饼》的作文题。也许是由于我读了不少名家著作的缘故吧，这篇作文我竟把它写成了很道地的骄体文，其中我记得有那么几句：“八孔玲珑，丝丝入扣。十分圆满，事事从心。”老师表扬我能另辟蹊径，写出了特色，而且对仗极工，就在许多文句旁加了浓密圈点，打上满分。这印象在我脑幕中，迄今未忘。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本幼时的作文本。这已是80多年前的遗留物了。这是我生命的最早的一部分。这本作文本经过岁月的风化、剥蚀，虽然纸质已经变黄，但我还是异常珍视它，即使在10年浩劫的年头，我的其他的书本、资料都几乎散失殆尽了，可这本作文本还是一直陪伴着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保存早年的作品，犹如看到自己早年赤屁股、嚼指头的照片一样，虽然幼稚，却会催人长进的。我与鲁迅先生在这点上是完全相通的。我深深地知道，保存在这本作文本中的一些文稿，是那样的不像样，可是，它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当年的“我”。当年的我是何等的稚气十足，一个求进步的人是不愧少作的。我从不以少作的浅陋为耻，相反，我时时从儿童时代、少年时代的作品中汲取着前进的力量，从而敦使自己不断的奋进。
我保存这样一本作文本，也是对当时为我的长进耗尽了心血的老师们的怀念。当时的执教老师现在虽已谢世，但我还能一一道出他们的姓名：章伯寅、樊少云、陈伽庵、李叔良、龚赓禹、汪典存、陆锦、朱遂颖、高祖同、罗树敏，诸位先生，均一时硕彦。在这本作文本上，留下了他们的手迹。他们除在我的作文旁加以圈点外，还加了不少评语，如：
“激昂慷慨，文亦嘎嘎独造，询出色当行之行。”
“流荡顿挫，悉合法变。”
“以沉挚之思，运清灵之笔，无一敷泛意，无一支蔓语，平旦气爽，轩人眉宇，旸谷日出，阴霾顿消。”
诸位先生对我的嘉奖之词，我是当之有愧的。在当时，对先生的这些话，我是似懂非懂，现在想来，先生们都是一片好心，为了促使我长进，在下评语时多所溢美之词了。
当然，先生们对我虽多所溢美，但并不放任。严格而有分量的批评还是常有的。口头的批评我是记不起来了，见诸这本作文本的就有几处。有一处提到了我的字。在我的虽“正”但不“工”的文字旁，竖了一条粗粗的线条，上面加了一个批语：“字宜加功练习。”也许我当时年少气盛，过多的注意到了先生的赞词，对先生的批评不大注意，事隔数十年，我至今仍拙于书法，真正有负师门了。
前些时，出版界的几位朋友来看我。我又拿出我的这本作文本来。这对我来说真正是一件“古董”了。我手捧着作文本，忽生奇想：如果这样的作文本也能付梓，那不管对为师者，对为生者，都该是很有启迪的吧！
郑逸梅：读书是件快乐的事
在我的一生中，从我开始识字起，书便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读书和写书，成了我生活中的常规，成了我的必修课。在我看来，有书读，有书写，是人生一大幸事。世上有许多人不识一个字，一生没有读过一本书；也有的人，虽然识字，但几乎不读书，这些人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呢？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的生活离不开书。每天必读，而且读得广而杂，可以说是博览群书了。但我一直偏爱读旧体诗，特别是唐宋的诗，我很早就能背诵了，但我还是一有空就翻上几页读一读。古代诗人那精湛的诗句，巧妙的用词，以及优美的韵律，读后犹如品尝到一杯美酒，能使我忘掉生活中的不少烦恼，把分散的思想集中到写作中去。读旧体诗，更重要的还为我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虽然我没有成为一个大诗人，但偏爱读诗，还使我结识了许多近代的大诗人，如诗人柳亚子、朱大可等。这些朋友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素材。除了爱旧体诗外，我还爱读历史书。我收藏了许多有关历史的书。我读书的方法与一般人似乎不尽相同，不做札记，也不做卡片，全凭着自己的记忆，把重要的，或感兴趣的记住。要记住这些历史上的大小事件，人物的一些细节，就得经常地翻阅读过的书，并随时加以整理，使它们在记忆上烙下印记，并及时地在写作中应用上。这样自己写文章时就更有说服力，更有知识性和趣味性了。读历史，也是我自身修养的必要，从历史中，我看到历代杰出的文人都是爱国的，敢于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为广大劳动人民写作的。他们那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曾深深地鼓励着我去伸张正义。当《民权报》反对袁世凯的阴谋诡计，大兴挞伐时，我便马上写文章大骂袁世凯，骂得淋漓尽致。某年，哈同花园执事者，仗势凌人，被人控诸法院，他竟纳贿获胜。我便在自己编辑的《金钢钻报》上登了一幅沈延哲对此案所绘的讽刺画。事后，我遭到了罚款处分。这纯粹是混淆是非，我忿然离职。柳亚子为此赠诗道：“肯将笔札媚公卿，激浊扬清有不平。”
读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休息时，翻翻书，读读报，也是我每天生活中不可少的内容。当我读书或写作累时，我就会随手翻阅一些杂书。在翻阅的过程中，我便明白，哪些书需要认真读一下的。哪些只需略略看一下就行了，哪些内容将来可能有用的。这样我以很短的时间，把一下子来不及看的书分了类，并把它们放在一定的位置上，用时就能随时找到。从中学阶段开始我就剪报。当时，我十分喜爱读《民立报》和《民权报》。这两份报纸都有副刊，而且篇幅很大，上面登有小说、笔记、诗词，以及杂体文等，篇篇文章无不风趣有致，引人入胜。我就整版地收集起来。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我获得了意外的营养，自己作文中的词藻丰富起来了，思路也开阔了。剪报使我尝到了甜头。在《民权报》停刊后，我就剪其他报纸中的好文章，把它们订成一本本的小本子。这些剪贴本与书相比，更为我所喜欢，因为，它们中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喜欢的，而书刊不能达到这一要求。因而可以说这一本本剪贴本是文章中的精品集。我时常拿出自己的剪贴本翻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那些我早已熟知的文章，但每次重读，我都会从中获得不少新的体会。剪贴本还是我收集写作素材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我写《上海旧话》等书时，剪贴本曾给了我许多帮助。可惜，“文革”中，把我从中学起就精心剪贴的几十本册子都毁了。“文革”后，我又开始了剪贴，直至今日，我仍很喜爱做剪报这一工作。然而，95岁的我现已是时不我与，力不从心了。写作的任务那样重，从报上剪下那些文章后，没有时间和精力把它们整理和贴好成册了，只能折叠在那里，等以后再说了。
词典也是我几乎每天要翻阅的书籍之一。我特别地爱买词典，它们是我不出门就能请到的“老师”。这些词典受到我优厚的待遇。我书架上再挤，也不会把它们放在地上。我特地买了一架大的玻璃书橱，我把词典一本本地，十分整齐地排列在架子上。我先后买下了日本出的40本的《汉语大词典》，我国出的《辞海》、《辞源》、《中华大字典》、《辞通》、《美术字词典》、《中国人名大词典》等，整整地放满了一书架。它们成了我阅读、写作的最得力助手。
读书、看报、写书，每天，书就是我最忠诚的伙伴。我把一生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献给了它们。同时，它们也为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欢乐。我与书本之间这样不可分离的关系，真可谓是，“不可一日无此君”了！
张友渔：读书主要靠自己
我进过中学，大学，看来好像是按部就班，从正规学校教育出来的。但实际上，我现在所掌握的一些知识或“本领”，主要还是靠自学得来的。我五岁时，就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那时读的是四书五经。辛亥革命后，县城设立模范小学，我父亲当了校长、兼教语文。由于他教私塾多年得到人们的信任，有些亲友坚持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家来读书，所以我父亲在当模范小学校长的同时，家里的私塾还在继续办。父亲在学校忙，很少回家教书，我就成了他的“代职教师”。这个时期，我除了做家务劳动、教书，其余的时间就是学习。自己家的书读完了，就去借、去买。我家虽不富裕，但买书的钱还有，我父亲从来没有因我花钱买书批评过我。
我看的书范围很宽，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读，尤其喜欢阅读类书、小说。有人叫我小说家，不是因为我会写小说，而是因为我阅读小说多。在诗词中，我比较喜欢杜甫的诗。他的诗中许多是爱国爱民之作，这跟我当时的思想感情是合拍的。我喜欢读气势磅礴和有逻辑性的文章，对庄子、列子、左传、孟子尤其喜欢读，后来写文章，在风格上颇受其影响。我没有上过小学，英文、算术是借用弟弟的高等小学课本自学的，而且学得不错。
1918年我弟弟高小毕业，由于一个亲属资助，我同他一起去太原考中学。报考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和山西省第一师范学校，都考上了。师范学校是公费，供给食宿、课本，每年还发两套制服，一件棉大衣。我家经济困难，就上了师范学校。
在师范学校时期，我继续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到图书馆借书看，自己仍买书看。这时，我已开始给报社投稿，有新闻稿，有诗词，也有短篇小说、论文，有了稿费收入，买书就不困难了。每到星期天我总要逛旧书店。以后逛旧书摊、旧书店就成了我的牙惯了。在北京，在上学、教书及办报的时期，我一直保持了这一逛旧书店、旧书摊买旧书的习惯，一有空就跑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那里的书便宜，而且常常可以遇到一些很好的书。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也经常抽空去逛神田区的神保田T。那里旧书店很多，一到天黑，马路两旁就摆满了旧书摊。当时，日本人有个习惯，买书，看书，不藏书，因为家里狭小，没地方放，看完就卖。所以有时买的旧书和新书差不多，还便宜。解放后，我这个牙惯还没有改。我家里存书几万册。同志们开玩笑，叫我“书迷”，其实着了这个“迷”是有好处的，我的知识、学问，好多是从旧纸堆中得来的。当然，不应当成为“本本主义者”。
1923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后，并不经常听课，主要仍是靠课外读书自学。
我学习的特点之一，是重思考，不太重记忆。在读私塾的时候，有“回讲制度”，就是在老师讲过书后，学生去复习两三天，然后，讲给老师听。老师可以根据学生“回讲”的情况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我在“回讲，，时，常比一般同学讲得好。有人说我的记忆力好，把老师讲的话全记熟了，其实不是。我是用思考帮助记忆。由于听老师讲的时候，经过思考，完全理解了他讲的意思，所以就记得准确。因为我爱思考，所以不管读什么书，总愿意自己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问一些为什么，并且喜欢做翻案文章，不固守陈词旧套，总想有所创新。由于爱思考，“学而后知不足”，想知道更多的道理，寻求更正确的答案，无形中使知识面愈来愈宽，使理解的程度愈来愈深。
例如我读了朱熹的《四书集注》后，感到不满意，专找反对他的著作去读，特别喜欢毛奇龄的《四书改错》，它是专批朱熹《四书集注》的。这本书是我从亲属那里借来的。那时受印刷条件的限制，这样的书不好买，就自己用蝇头小楷抄了一本，现在还保存着。
我不喜欢宗儒的理学，认为迂腐不切实际，因而谈到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等的作品，像黄宗羲的斥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顾亭林的“引古以筹今”,“因事以制宜”，和提出以“众治”代替“独治”等主张，都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此后，进而爱读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颇受其改良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最后，才摸索到马列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
由于爱思考，所以我在师范学校的时候，语文、数学学得最好，写的作文每篇都“贴堂”（即被贴在课堂示范），数学，我对当时的“四则”题，能够用一种比老师教的算法更简便的方法演算。但音乐课和图画课就不行了，唱歌尤其不行。那时，上图画课老师除了教画画之外，还讲画学理论。在考试的时候，对于理论，我答得总是很完整、准确，可是一画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但我的音乐和图画的考分还不错，图画差不多可以得七八十分，音乐也可以及格。在文娱活动中，我从小就好下象棋、围棋、打纸牌、打骨牌，后来，还学会了打麻将、扑克，技术都不错，玩起来总是赢；元宵节打灯虎，我差不多总是一猜就中。此外，我没有其他什么爱好，像音乐，舞蹈，打球我都没有兴趣。有个小故事，至今还在熟人中传说着。我十几岁的时候，生活习惯是天一黑就上炕睡觉，天不亮就起来。有时躺在被窝里和弟弟口说着下象棋，可以一直下到终局，分出输赢。现在工作忙，没有工夫下棋了。
我学习的另一个特点，是注意联系实际。前边说过，当时，我们国家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的严重时期。所以从小注意“经世致用”之学。总想在书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尤其是从上师范学校开始，成了许多报纸的撰稿人，这就自然而然地使我更加密切注意现实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为了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回答，也就使我更积极、更自觉地去占有更多的知识。学习是为了“致用”，为了工作，为了战斗，为了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而为了工作和战斗更有成效，就需要更多地占有多方面的知识。学习、思考、写作，循环往复，互相促进，每一循环，就必然会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所以许多同志说我很“博学”，其实就我自己看来，我的学问是新闻记者的水平，博，也许是博，但并不怎么深，不怎么专，用古人的话说是，“袜线之学”不成系统。
人们常说“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纹终少伟男”。还说，艰难、困苦，“常常成为砒砺人才锋芒的研l石”。我不是什么雄才，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但从我几十年的阅历看，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看，我认为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我好学，又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喜欢看报，看得多了，就产生了写作愿望。我的第一篇作品，是模仿《聊斋志异》上载的《念秧》，利用我们县里发生的一起类似事件，写的一篇《新念秧》。写好后投给《山西画报》发表了。从此，我就成了《山西画报》、《并州新报》、《庸风报》、《晋阳日报》的经常撰稿人，同时，还给各报做“访员”，做特约记者。因我的新闻稿写的真实，文笔也比较好，得到各报重视，所以，当《并州日报》的总编辑请假时，还请我这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去代理过总编辑。从此，我与新闻界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我国新闻界为读者比较注意的战斗员。那时候，写一条新闻可得到一二毛钱稿费，诗、文、小说要多一些，这对一个穷学生来说已经不少了。后来，愈写愈多，我一个月就有10多元的收入。这个时期，我不但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继续求学所需的费用，而且还可以给我父亲一些接济了。
1923年我到北京上大学以后，担任山西《并州新闻》的驻京记者，每月工资15元，有了固定收入。同时，我还给北京各报写稿，并给上海的、武汉的报纸担任特约记者。后来，给北京《世界日报》担任教育编辑、主笔等职，收入就更多了。1927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收入，接办了《国民晚报》，使这张报纸成了我党在北京地下市委的一个合法的宣传工具。
我怎么能从一个一文莫名的穷学生，到有钱办报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我童年的贫寒的家庭生活。它使我从小养成了一种艰苦奋斗，不贪图安逸的良好习惯。
在初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虽然已有稿费收入，但生活习惯没有变。那时候，北京没有公共汽车，有钱人家的大学生坐人力车上学。我一直步行。我吃饭很省，当时一毛钱可以换21个铜板，买一斤（16两一斤）面，要16个铜板。我一顿饭吃半斤面，8个铜板，再吃个白菜汤或豆腐汤，一二个铜板，两顿饭花十八九个铜板就够了。早饭就更简单了，喝一碗粥，吃两个烤白薯，一二个铜板就行了，一日三餐一毛钱！我后来办报的时候，同时在三个报工作，中午先去编《国民晚报》，边编边吃中午饭，两三个烧饼，一碗鸡蛋汤，一碟咸菜，偶尔有个荤菜。饭吃完稿子也编完了。再赶紧去《大同晚报》。晚上10点钟后，再跑到《世界日报》去编教育新闻，后来是写社论，看清样，直到上了版，才回来睡一会儿。到早晨8点起来，吃过早饭又去参加社会活动，每天还要抽空读书学习。一天到晚都是十分紧张地度过。记得有一次晚饭后刚睡不久，时间到了，匆匆忙忙穿上皮鞋坐上人力车去《世界日报》社，一进门，正在工作的萨空了等人都哈哈大笑，原来他们发现我左脚的皮鞋穿在右脚上，右脚的皮鞋穿在左脚上了！那个时期，每日都是三起三眠，没有睡过一个回圈觉，那时虽在生活上较艰苦，工作上也比较紧张，但也正是我受到的锻炼比较大、收益比较多、成长比较快的一个时期。
萧乾：读书要有计划
我很羡慕那些一目十行的读者。英国有位教授，据说他在火车上看书，车窗外每掠过一根电线杆，他就能翻一页。国内也有学者，据说一家大旧书店的书，你随便指哪一本，他都能道出内容梗概。我人很笨，读书慢，近年又有随读随忘的毛病，这最要命！
我读的书，大致分这么几类：甲类是业务上需要的，必得有目的有系统地去读一一主要属我正在研究的问题的范围。乙类是为了欣赏观摩而阅读的。此外还有两类书，读法有些不雅。一类放在厕所里（作为丙类吧），另一类放在枕畔（作为丁类）。还有一种戊类，这大都是版式很小的书。每逢去医院或去车站接人，我必带上一本，为等候时翻阅。还有己类―根本不打算一页页地去读，纯然为了查找用的。特别是工具书，像中外百科全书。
甲种书，例如40年代我在剑桥研究英国小说时，手中的几套全集，我几乎都是逐页仔细阅读的。读这种书，我手中必有支红蓝铅笔，随读随划些记号。每读完一册，都写点笔记（但笔记本在1966年8月已全部化为灰烬了）。
乙类书，如古华、宗璞、戴厚英、邓友梅等位的小说，姜德明、贾平凹等位的散文。我特别喜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那套《诗苑译林》丛书，像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一本真被我爱上了的书，我可以读上许多遍。过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都德的（(，」、东西》，都曾使我神往过，同它们有心心相印之感。
限于时间，阅读当代作品以名著为主。但有时不那么出名的书，却能给予我极大的快乐。例如苏联小说（(9台长与大尉》，我读了就比西蒙诺夫的“过瘾”。19世纪犹太作家肖洛姆一阿莱汉姆的《莫吐儿》一共不到100页（还是少儿出版社出的），对我却像是浓缩了的狄更斯和马克·吐温，也那么幽默，真实，感人。而且姚以恩的译文多么上口啊！
枕畔，目前我放了广西出的《古代诗词曲名句选》、湖南出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尤其爱看钟叔河为每本写的序言）和一些游记；有解放前出的，如中华的《古今游记选》；也有解放后出的，包括陈舜臣的《中国古今游》。此外，还有杜渐、林真等几位的读书札记。我从小喜欢曲艺，所以床头还放了陈世和说的评书《聊斋》，雷文治等编的快板《西游》和十来本相声集，单口、对口的都有。
在厕所里读书，可不是好习惯。它往往是便秘的起因。但这习惯我已养成了多少年。在湖北干校时，限于条件，改过一阵。回来，又故态复萌。但30年代，我就是这么读完张资平的小说的。近来放的不外乎一些闲书。
文字工作者，身边应备有尽多的工具书。例如外文字典，许多人追求“新”的，我倒是觉得也应有些早年出的外文字典。这些对翻译经典著作，往往比新的更有用。另外，理语、黑社会语、军事用语、法律名词等辞典，也应具备。工具书虽然不属阅读范围，但有时也可以拿来读。1981年有几个月，我坐在病床上。英国新出的一部带插图的《百科全书》就成为我的最佳读物。随便翻开哪页，都必然会有一两个耀眼的条目：南太平洋某一小国少得可怜的人口，或者非洲什么行为古怪的稀有禽兽，而且读时可不费脑筋。在特殊境遇中读的书，就会形成一种特殊感情。它好像同我共过一段患难。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种《文学小丛书》，如高尔基的《在草原上》，莫泊桑的《羊脂球》，版式小，便于携带，往往又是值得反复精读的名作。近年来，袖珍版的书偶还有所见，如姜德明的几本散文集，但成套的“小丛书”则不大见到了。
前些年，由于“大洋古”犯禁，也为了使自己头脑简单些，不少人视读书为畏途。那时提倡的，实际上是愚昧主义。如今，读书风气盛行，且不采取官定书目的办法，这是中华民族兴旺之兆。
萧乾：强迫自己读书
听出版社的人说，近年来一部销量可观的书是精装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再一打听，原来买主大多是新婚夫妇，而用途则是装饰新房。
最初听了，当然很不是滋味。倘若莎翁在天有灵，对他的遗著在80年代的中国所走的这种鸿运，必然深感痛心。可是想起另外一些只追求多少条腿和几大件的新婚夫妇来，又觉得这种雅兴未可厚非了。
小时上学走过朱门，经常看到上面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有的是逢年贴出来，更多的是红地黑字漆上去的。
所以我从小就认定“诗书”是高尚的。人不读书，就没出息。大概我母亲当年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她宁可出去为人佣工，也一定要我读成书。我10来岁上母亲去世，从此就寄养在一位堂兄家。初中还没毕业，他逼迫我辍学去当邮递员，我就同他崩了。
最早读的书，往往是强迫性的。那就是上私塾时读的《大学》。《中庸》。我后来又上了教会学校，因而除了“人手足刀尺”，还有（圣经》。现在谈读书，指的当然不是这些，而是课外自选的。甚至是偷偷摸摸读的。我头一本接触的这类书是《济公传》。那真是冒了挨板子的风险，放到书桌底下或藏在被窝里读的。我喜欢那位玩世不恭的和尚的仗义，也赞赏他的滑稽。
1926年，我同新文艺作品结下不解之缘。那年暑假，我考上了北新书局的练习生。白天，我干的是校对。打包等活儿，还骑着自行车给印刷厂送稿，到作家（鲁迅。冰心。周作人，徐祖正等）府上去取稿，或面送酬金。
我应当感激北新的老板李小峰。那时他准许我下班后，晚上可以从门市部借几本书带回大兴公寓去读。我个人的读书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根本没人指导，什么《太平天国文件》、《吴稚晖文集》、《兰生弟日记》，甚至《性史》，逮着什么读什么。当然，在看鲁迅和冰心早期作品的校样时，我也一边校对一边读了。
最早指导我系统地读中外名著的，是杨振声老师。他不但教我认真地读了鲁迅、郁达夫、蒋光慈、沈从文、茅盾、叶绍钧的书，也把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等介绍给我。他讲课总是慢条斯理，井井有条。一边讲，一边还在思索。而且他一向是先介绍作家生平和时代背景，然后才一本本地讲作品内容。他的讲课甚至使我对胶东口音也产生了特殊感情。
30年代初期的大学图书馆不但开架，而且开库！暑假期间，我经常成天呆在燕京、清华或北图的书库里。那真可以说是徜徉于天堂。后来到了剑桥，就更便当了。书库里，一排排书架尽头，迎窗摆着一张张小书桌，桌与桌之间还隔着块木板，以免互相干扰。书嘛，随便从架子上拣。上午看不完，放在桌上，下午再看。甚至今天未看完，也可以撂在那里，第二天接着看。
参观一家图书馆，我首先要看它的卡片做法。70年代的一天，我去北图查看一位英国小说家生平的资料。拉开卡片匣，里面只插着一个分类卡：“文学”。天哪！那叫什么图书馆。并不是西洋月亮特别圆，而是国外大学图书馆里，不但分类细，交叉卡也多。你找一个作家的资料，不但有专书卡，并且还有交叉卡告诉你，某部文学史或个人文集中，也有关于这位作家的一章或一节。我们的图书馆如今也有了研究员，为了给读者提供方便，希望尽多地搞一些交叉卡。
吴大猷：用科学方法读书
吴大猷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从小聪慧好学，但他开始读书并不是门门功课都好，也有过挫折和失败，后来主要靠刻苦自学、不断钻研和掌握了一套科学的学习方法而走上成功之路的。在他自己所著的《吴大猷八十自订年表》中回忆说：“1925年以同等学力投考南开大学矿科，当时语文、物理成绩平平，英语、化学成绩甚好，1926年因矿科停办，才决定改入理科的物理系。”这说明他并不是一开始就选对了道路和有特殊的机遇，而是由于他有过人的毅力。1927年暑假，同学们都回家或休息了，而他为了提高德语水平，硬是利用假期坚持自学德语，啃下了德文原版《原子结构和线光谱》专著，不但掌握了知识，而且提高了德语水平。1928年大学毕业，他原本打算报考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未被录取，但他并不灰心，继续利用在南开大学任教之机，坚持苦读古典力学、力学及量子力学等，使他“获益甚多”。吴大猷常说，求知求学要注意方法、态度、习惯及兴趣，读书除获取基本知识外，主要要培养鉴别能力，我认为鉴别能力的培养与否，是关系到一个人成功或失败的关键。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鉴别能力，即不盲从，也就是培养一种基本的客观态度。他还说，读书要深、要广并要注意平日对事物的观察，只有获得了一些基本的科学态度，把科学精神消化、容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才是获取知识的开始。
吴大猷从高中二年级开始，除坚持自身学习外，还从事教学、研究、翻译工作，60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在教学方面，曾担任过暑期班的补习老师、家庭教师、讲师、教授、客座教授，可以说桃李满天下，著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对于研究和翻译工作，吴大猷从1927年上大学时即自己动手将一本讲原子问题的英文通俗书译成中文，又将德国物理大师普朗克有关热辐射的一书由德文译为英文。1934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三年中发表有关原子物理方面的论文十四五篇，即使在1938年日寇飞机不断轰炸昆明，人心惶惶，物价飞涨，爱人沉冠世患病卧床不起时，吴大猷仍以超人的毅力，坚持抽空撰写《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并得以出版，这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有人作过统计，从1933年至1965年，他共发表研究论文101项，而1966年至1967年则只有11项，这可能是1966年之后，他历任台湾科学委员会主任，中研院院长工作繁忙的关系。
当有人问及吴大猷是怎样读书时，他说，我读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读学术性的书，务须了解。所谓了解就是说读书不是生吞一些知识，而是将所了解的纳入自己的思想系统里。如以物理学某部门的一个“理论”而言，了解的意义包括自己可以追溯之所以作为这个“理论”的背景和原因，可以由这个“理论”导出所期望的结果，这样才算了解了，才可以说已将这个理论“消化”了。因此，读学术方面的书不应该说“读”而是“思索”,“求了解”,“试图引伸”。甚至有时“将书掩起，试图重新建立书中的论证”。他曾幽默地说，比如我们吃食物，须将食物消化了，才能成为我们的血、肉、骨、细胞。如吃一块鸡、一块牛肉、一些蔬菜，若不能消化，照原样排泄出来，对人是无营养作用的。二是如果单纯为获得些知识和休息、娱乐的阅读，这是我的“休息”方法，同时亦是一种“享受”。这类书我看的范围，包括新闻（国际大事、政治、科技、体育活动）报道和分析，历史和传记性文章，侦探小说等，但我不看言情类小说及长篇连载小说，因为每天只登几百字，实在没意思。总之，除学术性著作外，“我的阅读就是我的休息，自然不读使我不能休息的东西了”。
华罗庚：读书要打好基础
有人说，基础、基础，何时是了？天天打基础，何时是够？据我看来，要真正打好基础，有两个必经的过程，即“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的过程。“由薄到厚”是学习、接受的过程，“由厚到薄”是消化、提炼的过程，譬如我们读一本书，厚厚的一本，加上自己的注解，就愈读愈厚、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也就“由薄到厚”了。但是，这个过程主要是个接受和记忆的过程，“学”并不到此为止，“懂”并不到此为透。要真正学会懂还必须经过“由厚到薄”的过程，即把那些学到的东西，经过咀嚼、消化，融会贯通，提炼出关键性的问题来。我们常有这样的体会：当你读一本书或是看一迭资料的时候，如果对它们的内容和精神做到了深入钻研，透彻了解，掌握了要点和关键，你就会感到这本书和这迭资料变薄了。这看起来你得到的东西似乎比以前少了，但实质上经过消化，变成精炼的东西了。不仅仅在量中兜圈子，而有质的提高了。只有经过消化提炼的过程，基础才算是巩固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练，那就不是普通的练功了；再念书，也就不是一本一本往脑里塞，而变成为在原有的基础上添上几点新内容和新方法，经过“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的过程，对所学的东西做到懂，彻底懂，经过消化的懂，我们的基础就算是真正的打好了。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学习就可以大大加快。这个过程也体现了学习和科学研究上循序渐进的规律。
有人说，这样踏踏实实、循序渐进，与雄心壮志、力争上游的精神是否有矛盾呢？是不是要我们只搞基础不攻尖端呢？我们说，踏踏实实，循序渐进地打好基础，正是要实现雄心壮志，正是为了攻尖端，攀高峰。不踏踏实实打好基础能爬上尖端吗？有时从表面上看好象是爬上去了，但实际上底子是空的。雄心壮志只能建立在踏实的基础上，否则就不叫雄心壮志。雄心壮志需要步骤，一步步地，踏踏实实地去实现，一步一个脚印，不让它有一步落空。
陶行知：活人读活书
这是陶行知讲的一个故事，他说道：
昨晚孙总理周游晓庄十二村乡，他见到三等小明友，他心里就有三种感触。第一种人家的小孩子，在家里不但能读书识字，并且会运用书中的道理。这些小孩子会写信，会看信，会认契据，会记帐目，会看报，能懂国家大事。孙总理看了这种人家小孩，他喜欢极人，就说：“活人读活书，字字如珍珠。”第二种人家的孩子，在家里像木鸡一样，整天的读《百家姓》、《三字经》……总理听了不耐烦，便说：“活人读死书，愈读愈变迁。”第三种人家的小孩子却不同了，一天到晚只会打架，相骂，偷东西，做种种不长进的事。总理见了气极，对他们家里人说：“活人不读书，不如老母猪。”但最后总理还是希望大家把小孩子送到学校里去，读活人的书，做活人的事，过活人的生活。这样看来，小孩子最紧要的是进学校。
周谷城：读书要重经典
我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出身，我在土洋结合的小学里，首先接触的就是古典。我初次接触的古典是中国有名的“经学”。在别的地方我不提这两个字，但在我们历史系的同学这里，我要提一提，而且今后还要提。中国过去有所谓“五经”：《诗》、《书》、《易》、《礼》、《春秋》。有时也称之为“六经”，就是再加上一个《乐经》，这个《乐经》没有了，大家一般都不再提了；有时又称之谓“九经”，这些名词今天我们学一学也还是有用处的。“九经”指《礼》有三礼，《春秋》有三传；有时叫做“十三经”，就是在九经后面再加四经：论（《论语》）、孟（《孟子》）、孝（《孝经》）、雅（《尔雅》）。在十三经的古典中，我一共读过十经，可以称得上是“饱学”，而且读得相当熟，只有《易经》不太容易读，《尚书》也比较难上口，所以至今我一直建议，将《易经》、《尚书》翻成白话文，但这件事太难，可以说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好。我读了《诗》、《书》、《易》三经，《礼》读了二经，就是《周礼》和《礼记》，只有《仪礼》我没有读，三传中我读过了一部《公羊传》，一部《左氏传》，《谷梁传》我没有读。《论语》、《孟子》、《孝经》三者我读过了，《尔雅》没有读过。就是说十三经中，只有《仪礼》、《谷梁传》、《尔雅》这三经我没有读过。经典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源，这些经典，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是很重要的。
经典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我现在举出三家的意见来。第一家的意见，就是章实斋的《文史通义》说：“六经皆史”，章实斋的这个说法是好的，我是同意的。章实斋这个名字对同学们来讲，应该知道，他很有名。我们历史系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教授周予同先生在“六经皆史”的后面加一个料字，叫它“六经皆史料”。我认为是妥当的，但不加更妥当。“料”与“学”谁能分清？写的书，印的书，如章太炎的书，到底是“料”还是“学”？章太炎一辈子搅脑筋，写出书来，要说没有“学”的意味也难说，现在称它为“料”，何年化它为“学”？也难说，不如率直称“史”，不讲“料”也不说“学”。我是一个逃避麻烦的人，章实斋说“六经皆史”，我就说“六经皆史”，这是推崇的话。第二家的意见是年青的教授刘师培，在北京大学教书，三十多岁就死了，刘师培著有《左庵全集》，是很大的一部书，其中讲经学的这部分，他说所有的社会科学，哲学都在经学中有根基。人家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他说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亮，就是说他认为我们的经书里样样都有，甚至自然科学，都能在这部经书中找得到，这更是推崇备至。第三种意见就是我自己的意见。周予同先生不否定经典，而且他自成一派，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他会把我拖到他的派里面去。其实我并不是他那个派，不过我们两人的意见是相投的，到底经典是什么？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谈谈我的看法，但要说明，我不是提倡读经，不是复古，绝对不是复古。我认为经典是中国古史上，奴隶制时代出现的一种文化遗产。同时也更应该说是世界古史上奴隶制时代出现的一种文化遗产。这与周予同先生的看法不同，予同先生认为经典出现于封建时代，我不赞成，我认为是出现于奴隶制时代。它与世界上的其他经典，是一系列的东西。世界上的其他经典有犹太旧约，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基督教的新约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波斯袄教经典，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印度的吠陀经典，佛教经典，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阿拉伯的可兰经，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中国的六经未便独异，它是这一系列的东西，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我的这一看法与周予同先生不同。但予同在世的时候，我曾和他讲笑话说，我著大六经，你著小六经。我的所谓大六经是指：旧约、新约、波斯袄教经典、印度吠陀经典、阿拉伯可兰经典，再加上中国的六经。合起来是大六经；周予同先生就著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合起来的小六经，小六经是大六经中之一种。有人称我和周予同先生为东周西周，东周、西周联合起来著世界六经，会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贡献。可惜他死了。我今天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是经典要翻译成现代文。这件事当然不必在座的史学系的同学个个都搞，但总要有几个人搞，总有几个人会把它翻译成现代文。我们不把它译成现代文，而洋人却早把它译成外文，而且译得很早很早，译得很多很多，英文、德文、法文的译本都有，十三经的外文，尤其是英文版，来得多，连注解都译进去了，印刷时都是英汉对照，上面是汉语，下面是英语，读起来很方便，例如易经同尚书，我常常读不懂原文，用翻译成英文的来读，反而容易读懂。在座各位一定会想到，外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翻译这类书呢？他们认为这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并不是中国一国的文化遗产，他们有此气魄。外国人中有不少的人知道一些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原因，就是把经典翻译过去了。翻译工作，你们以为是很难，又很了不起的事情，其实非常容易。诗、书、礼、易、春秋等十三经一共多少字？商务印书馆出的一部书，白文十三经总共只有六十四万字，这个数字算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所写的书就不止六十四万字。今后如果外国人再研究，我们至少不要浇冷水，汤志钧到日本讲学，讲戊戌变法，讲康有为的经学，轰动了日本，说是从中国上海来了一个年青的教师，讲经学，这说明他们重视。我们不必附而和之，不必追随，但也不必浇冷水。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
这个文化遗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什么用处我讲不出来。如果说它没有用处吧，可它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遗产，没有这个东西，文化史就不能够成功，就要缺一大块。这就是我在土洋结合的小学里首次接触的经典。那个时候我莫明其妙，直到现在，我才可以发这样一段议论。
其次，我在土洋结合的学校里，除了经典之外，还有“史”与“子”和“集”。“史”读了两本书：一本是“三字经”中的“史”的部分，另一部是真正的史书，有三十几本，很厚一叠，叫做“了凡纲鉴”，可能同学们没有听到过这本书。作者是明朝人，叫袁了凡，这本书当时我自学完了，正文看，注解也看，它能吸引你看的原因在哪里呢？书中有很多人的评语；每读完一个故事，后面的批评更很有趣，只要看过故事，读它的批语，很能引人入胜。它的资料来源是《资治通鉴》，并没有其他资料，只是把《资治通鉴》缩短一点。
此外，“子”书中我读了一种，就是《孟子》，《孟子》是放在经典中读的，孟子的文章的确好。“集”中我读了几十篇文章，就是读古文，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读了几十篇。这些东西读了，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对我写文章有利，这是一个收获。在土洋结合的学校里，我读了经典，现在看来经典不能忽视；历史读了一本“了凡纲鉴”，增加了写文章的能力；“集”中读了几十篇古文，更增加了写文章的能力，“子”读了一部《孟子》，也是得益的。我到十五岁时，离开家乡，到省城读中学。
柯灵：甘当书痴
说到书，我很动感情。因为它给我带来温暖，我对它满怀感激。
书是我的恩师。贫穷剥夺了我童年的幸福，把我关在学校大门的外面，是书本敞开它宽厚的胸脯，接纳了我，给我以慷慨的哺育。没有书，就没有我的今天。―也许我早就委身于沟壑。
书是我的良友。它给我一把金钥匙，诱导我打开浅短的视界，愚昧的头脑，鄙塞的心灵。它从不吝惜对我的帮助。
书是我青春期的恋人，中年的知己，暮年的伴侣。有了它，我就不再愁寂寞，不再怕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它使我成为精神世界的富翁。我真的是“不可一日无此君”。当我忙完了，累极了；当我愤怒时，苦恼时，我就想亲近它，因为这是一种绝妙的安抚。
我真愿意成为十足的“书迷”和“书痴”，可惜还不够条件。
不知道谁是监狱的始作俑者。剥夺自由，诚然是人世最酷虐的刑法，但如果允许囚人有读书的权利，那还不算是自由的彻底丧失。我对此有惨痛的经验。
对书的焚毁和禁锢，是最大的愚蠢，十足的野蛮，可怕的历史倒退。
当然书本里也有败类，那是瘟疫之神，死亡天使，当与世人共弃之。
作家把自己写的书，送给亲友，献与读者，是最大的愉快。如果他的书引起共鸣，得到赞美，那就是对他最好的酬谢。
在宁静的环境，悠闲的心情中静静地读书，是人生中最有味的享受。在“四人帮”覆亡的前夜，我曾经避开海洋般的冷漠与白眼，每天到龙华公园读书，拥有自己独立苍茫的世界。这是我一个终生难忘的经历。
书本是太阳、空气、雨露。我不能设想，没有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何其芳：读书要有选择
我最近搬过一次家。虽说在重庆住得并不很久，我又已聚积了满满4书架的书。我叫了一个力夫来用箩筐挑这些书。他挑了几次还没有挑完，于是叹息着对我说：“你先生的书真多呀！"
不知怎的，他这句话引起了我许多感慨。我一边把包扎成捆的书往箩筐里装，一边自己在想着：
——我过去读过的书恐怕也有好几书架吧。但是，乱七八糟读的结果，到底得到了多少益处呢？许多读过的书，用今天的要求来衡量，不是差不多读了等于没有读吗？
搬家以后，有几个青年朋友来找我，恰好又问了我一些关于读书的问题。于是我想，我的一点读书经验是可以谈一下的。
说来惭愧，读了20多年的书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盲目地读着的。那些时候，假若有人突然问我：“你为什么要读书？"“你读书的目的何在？"我会茫然找不到回答。那些时候，我还不知道任何事情都该首先问一个为什么。
在私塾里读《三字经》的时候。那书的顶上印得有画，也印得有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唯有读书高呢，又另外有两句，可以用来说明：“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这是封建社会的传统的读书观：读书是为了做官。
虽说当时我还不知道所谓做官就是压迫老百姓，剥削老百姓，但这样的读书观也似乎没有给我多少影响。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做官的事情于我遥远得很，而迫切的需要解决的倒是如何过渡我那些寂寞的童年的日子。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沉溺在旧小说里面了。
上了学校以后，一方面自然也有这样的意思，想从上学校以求自立，不再受家庭的束缚与限制；但另一方面，那种读旧小说的心境却继续了下来，就爱起中国的外国的文艺作品来了。这真是像鲁迅先生的诗句所说的：“无聊才读书”。因为脱离了现实与人群而感到寂寞才钻到书里；但越钻到书里就越脱离了现实与人群，越感到寂寞。那时候我读书就像一个酒徒似地，举起杯子来一口气喝干。而且我的标准也这样简单：能使我醉者就是好书，不能使我醉者就是坏书。
高尔基说，每一本书都像一个梯子，使他从兽类爬到人类。但我的经验却不大同一些。那些书啊，就是连那些最打动过我的书在内，并不都是梯子，并不都是直立着的，引我上升。大多数的书，它们连结起来倒像一个迷津，使我在里面摸索，苦闷。说得公平一些，这些文艺作品自然也给了我这样的好处，使我更加不满意现实。但是它们也给了我许多坏处，使我更加空想，脆弱，而且使我有了许多并不妥当的自信与成见：以为许多事情我都懂得而其实并非真懂得。
这或者也是一种读书观吧：读书是为了破除无聊。
不用说，为了做官也好，为了破除无聊也好，这些读书观都是要不得的。对于我，许多真理都开启得太晚，连为什么读书这个问题也在内。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知道一切书籍都不外乎是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说明，都不外乎是人类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总结或工具；同时我又才知道我们读书不应该是为了旁的，而应该主要地是为了用前人的经验和知识来提高自己，武装自己，以便去继续征服自然与改造社会。
把我的读书经验总结起来，这就是第一条：我们首先应该建立一种正确的读书观。
既然一切书籍都不外乎是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说明，那么这样的问题就发生了：是不是一切书籍的说明都是正确无误呢？
不然的。自然界的事物很复杂，人类社会的事物尤其复杂，就是主观上以寻求真理为目标的人，也未必他的著作都是真理；何况还有那样的集团，它以欺骗愚弄大多数人为保持它的特权的重要手段，当然更要禁止真理的追求，与传播。
已经有了难于计算的年代了，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但直到400年前的哥白尼，才对于地球的运行以及它与太阳系其他星体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说明。而他的学说却为当时的教会所压迫，以至相信他的学说的布鲁诺竟遭受了监禁和火刑。
同样有了难于计算的年代了，人类从低等动物进化为人类。但也一直到前一世纪的达尔文，才对于人类的起源作了科学的说明。而他的学说产生后，虽然得到了各国的先进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拥护、支持，同时也遭受到各国的教会人士、反动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激烈的反对。
这些自然科学的真理的发现还不过动摇着宗教的统治而已，它们所受到的阻碍已是如此。至于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创立人，他们对于客观世界和人类历史的规律的发现，他们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矛盾的分析，他们对于建立新社会的道路的说明，更强有力地动摇着整个旧世界的体系。因此更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残酷的压迫。一直到现在，差不多所有旧社会的学校里，进步的社会科学仍不能公开讲授。就是在出版方面，这类书籍也常常受到限制。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和政治环境里，反科学的和不够科学的书籍就自然会大量地产生，传播，而我们也就有很多机会和可能接受它们的影响。
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吉诃德先生》，那里面写一个人因为读骑士小说读入迷了，就真的出门去当骑士，于是把客店当作城堡，把妓女当作贵妇，把风车当作巨人，闹了无数的笑话。许多反科学的书籍愚弄了我们，正如荒唐的骑士小说愚弄了这位可怜的吉诃德先生一样。
当我在私塾里的时候，我就不相信地是圆的，因为我所读过的经书里都没有这样讲过。
后来在中学里爱好起新文学来了，我读了一篇徐志摩记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文章。大概因为这类文章刚好接得上我从前读的那些才子佳人小说吧，我居然喜欢，而且里面有一句话很对我有影响。那时曼殊斐儿问徐志摩：“你弄政治吗？”徐志摩说：“不。”于是曼殊斐儿说：“那很好，任何国家的政治都是肮脏的。”于是这句话就支持了、加强了我当时不关心政治的倾向。当然，我并不能把我长期脱离现实的原因全部归罪于这篇文章，这句话。然而，在人的某些关头，书籍和旁人可能给予的影响是很重大的。那时候我是那样简单，想不到政治也有着两种政治：一种的确是肮脏的，血腥的，为着少数人的统治；而另一种都是圣洁的，庄严的，为着大多数人的解放。而自以为是不问政治的高等华人和高等洋人，却其实是依附着那种肮脏的政治而生存的，一点没有资格自鸣清高。
的确，我们对于许多书籍都应该心怀警戒，笼统地接受，不加思索地信从，我们往往就会被愚弄的。
这也是一条我的读书经验：应该批判地读书，应该养成批判态度与批判能力。
批判，批判，这不是早已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吗？然而嘴里说起来是容易的，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就是反科学的书的作者未有不说他是在宣扬真理的。假若他能自圆其说，头头是道，那更容易唬住人了。
什么是我们判断它们的标准呢？
事实的考验是最客观的，也最无情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当时看来，还不过是一种假设罢了，然而它经得住事实的考验。后来的望远镜的发明证明了它。后来的天文学家的继续研究也证明了它。“任何国家的政治者是肮脏的”这种的说法也未始不似乎有道理加之出于漂亮的女作家的嘴里，也许就更动听了吧，然而它经不住事实的考验。古代的政治，外国的政治不用说它，就以近代中国历史来印证。难道辛亥革命也是肮脏的吗？难道抗日战争也是肮脏的吗？这是说不通的。
而科学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被称为普遍的真理，也正是因为它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它的政治经济学说，它的革命理论，经过几十年历史的证明而更加光辉灿烂。
客观实践是真理的最后标准。然而我们不可能每读一本书都只有等待实践来证明，于是某些基本知识的获得和科学方法的掌握就成为很必要了。凭着正确的知识和思想方法，凭着不断的实际的运用，我们是可以逐渐养成，逐渐提高我们的批判能力的。
这里就牵涉到是不是有所谓青年必读书的问题了。曾经有人把他们自己打算研究的书开一长串作为青年必读书，后来为人所嘲笑。于是另外又有人主张随兴之所至而读，不必限定。记得似乎也是徐志摩，就有过这样的话：“我是怎样发现雪莱的呢，有一次我洗脚，随便抓起雪莱的诗集来看，于是就爱上他了。”我也曾经是这一派的读书家，喜欢文学就专门读文学书，而且甚至于喜欢哪一派或哪一位作家就专门读哪一派或哪一位作家的书。1930年左右，正是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在中国很为流行的一个时期。然而正因为它们流行，我就偏不读它们。这结果不用说是害了自己。因为没有起码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许多目前的事情都闹不清楚，以至走了许多冤枉路。就是在文学方面吧，也因为趣味的狭隘而知识不广，也至今说不上有研究。
因此，起码的进步社会科学知识，以及起码的新哲学知识，这是无论打算专门学什么的人都应该学的共同课程。在这当中，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武装我们的思想的重要武器。只要我们不是停止于词句的记诵，而是用它们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逐渐获得科学的思想方法。对于我们读书和做事，正确的思想方法的获得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这样的要求当然非旧社会的学校的功课所能满足。我们只有自己读课外书。凡是上过旧社会的学校的人都知道读课外书的乐处。假若我们能使这种课外读书更有方向，更有计划，那就将更有结果，更有益处。
这又一条读书经验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这样：读课外书，而且有计划地读一些进步社会科学书，新哲学书，这样来提高我们的批判能力。
王梓坤：读书先慢后快
著名数学家王梓坤教授，在数学研究领域中取得过突出成就。他平时的读书范围相当广，撰写的《科学发现纵横谈》一书深受读者欢迎。他有一条成功的读书经验，叫做“先慢后快”。王梓坤认为，一本书的前一两章通常是全书的关键，因为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有专门的术语和符号，如平面几何研究三角形、圆及其他图形的性质，初等代数则主要研究代数运算。由于对象不同，从某一门一下子转到另一门，起初会很不习惯。因此，这时需要静下心来，努力开好一个头，耐心地学好前一两章，初步掌握这门学科的思想方法，这样往下读才会有兴趣。
王梓坤教授每拿到一本好书，开头总是读得很慢，直到弄懂吃透再往下看。为了克服急于求成的心理，使读书速度慢下来，他还采取记笔记、做习题的方法。因为记笔记或做习题都需要细细阅读，加深理解，有时还要停下来看看前后文，冷静地想一想、算一算。这样便能较好地把握作者的思路和写作风格，再往下就会越读越快。反之，如果一开头就匆匆忙忙往下读，读到后来就容易“卡壳”，不得不停下来。读书不怕慢，只怕停，一停往往会失去兴趣与信心。这就叫一味求快，反而得慢，先慢后快，慢中有快，这是读书的辩证法。
恩格斯：从原著中得出自己的见解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他在读书过程中极重视读原著，一般不轻易地引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说有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认真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进哪一所高等学院校才好。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当时的大学里每一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恩格斯在信中还向他们介绍了一种具体的学习方法：“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最主要的是，认真自学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和李嘉图及其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的著作，同时要不断地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系统地读原著，因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
系统读原著是从事研究的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这样学，便于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基本原理，而且还可以掌握基本原理的发展过程，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不至于受各种错谓典释的愚弄而误入迷途。
陈念贻：单科独进奏奇效
著名科学家陈念贻有一个独特的学习方法：每个阶段确立一个主攻目标，撇开一切单科独进。
准备考大学时，他决定自学英语。主意一定，他就把其他各科书籍暂时搬开，整天捧着英语书，翻来复去地读。头一天，他记住了8个单词，次日却忘了3个；第二天成绩仍不理想。但坚持了一个星期后，他的学习效率开始有了明显提高，先是一天便能记加个单词，一个月后一天便能记50个，两个月后已积累了4500多个单词，能读懂英文版《读者文摘》了。但是光记单词，不熟悉语法和大量的习惯用语，还不能自如地遣词造句。陈念贻又专门用一个星期作大量的有关练习，但写出来的还是“中国式英文”。别人告诉他，语言习惯要靠多读强记范文才能培养起来，陈念贻便开始背诵500句范文。没有多久，他写出了他的第一篇英语习作《夏夜》，别人看到时都不敢相信它出自一个只学了3个月英语的人的笔下。
就这样，陈念贻用单科独进、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读书方法，初步闯过了英语关。以后又先后攻下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等课程，并掌握了德、法、俄、日4门外语。
单科独进，多半用于应急性的学习。其效能是有利于单路积累，保持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但这种方法也有个弱点，即连续读内容相同的材料，容易造成大脑疲劳，这就需要通过休息和参阅其他内容的书籍加以调整。
李大钊：教子不当蛀书虫
父亲李大钊最喜欢思想灵活的学生。他认为钻到书堆里念死书的人，长久下去，会变成一个蛀书虫。要称得起一个顶呱呱的好学生，应当具备各方面的知识。他说，考第一名的学生，往往抵不上考第二、三名的学生能力强；因为考第一名的学生里面有些人思路一点也不开阔，除了死啃书本以外，对世界上其他事情都不关心。
有一次，他对我们说：
“不要光在课本上兜圈子，你们也应该学着看一点课外读物，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开扩开扩视野才好。”
在假期或夜晚，当父亲比较空闲的时候，他爱朗诵古诗给我们听。每次朗诵完一首古诗，他都逐字逐句地给我们作一番解释。从这时起，我深深地受到了父亲朗诵古诗的感染，无论是在走路的时候，还是在饭前饭后或是睡觉以前，我都模仿着父亲的声调，喃喃地朗诵着父亲朗诵过的那些古诗，有时还把它们抄在自己最珍爱的本子上。我不但喜爱《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也喜爱唐诗中杜甫的《石壕吏》和白居易的《卖炭翁》、《琵琶行》。
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院子里的晚香玉开得白一片黄一片的，满院里飘散着浓郁的花香。我们全家坐在海棠树下乘凉。父亲心里一高兴，就朗诵起古诗来了。母亲坐在父亲的身旁，也满有兴趣地跟着父亲的声调，背诵一两句，一会儿我也喃喃地背起《石壕吏》来了。
父亲看见我也被古诗迷住了，笑着问我：
“这几首诗有哪些地方吸引着你呢？"
我说：
“不知道，只是读起来觉得痛快。”
父亲说：
“这几首诗，都是写实的东西，所以有很高的价值。《孔雀东南飞》是描写封建家庭的黑暗，婆婆欺负媳妇，妈妈不管儿子对自己的婚姻满意不满意，只要妈妈满意儿子就得满意，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石壕吏》是描写战争中官府抓兵的残暴情形。《卖炭翁》里同情一个卖炭人的穷苦生活。这种写实的东西太好了，写出来叫大家看了都能了解当时社会的不合理，唤起大家去改造社会！"
停了一会儿，父亲又说：
“不但是内容好，写法上也让人好懂。据说白居易每写一首诗，都要念给村里的老太婆听一听，一直到老太婆全听懂了，他才觉得这首诗写成功了。这办法很好。”说到这里，父亲瞅着母亲很幽默地笑着说：
“你看，你妈会唱影，有时还会哼一段鼓词，什么《白玉楼画画》呀，《孟姜女寻夫》呀，她都唱得很好听，要是让你妈用唱影、说书的声调来唱《长恨歌》、《琵琶行》，听起来也许比现在朗诵更好听。”
母亲担心我们让她唱一段，连忙争辩说：
“影戏是按着影卷唱的，说书是按着鼓词说的。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古诗是用这种调子唱，古诗就得朗诵！”
我缠着母亲叫她给我们唱，她怎么都不肯答应。
只要父亲一有空，我们就很自然地聚到一块，谈说古诗，朗诵古诗。可l惜父亲空闲的时间太少了，像那天晚上那个小小的聚会，实在不多。
不久，父亲从书店里又给我和哥哥买来了一批课外读物。我们走到跟前一看，原来那是古装的《太平天国演义》、《义和团演义》，还有《清宫演义》。我们看到了这许多书，非常高兴。吃过晚饭后，我和哥哥坐在北屋的廊子下面一张小书桌旁边，翻着“演义”里的绣像绘画，没注意父亲从背后走过来说：
“黄昏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坏的，等一会点上灯再看吧！现在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太平天国的大概。”说着，他取来一个小板凳，坐下来和我们谈起太平天国来了。
父亲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一直说到它失败的原因。他说：
“太平天国是反对清朝黑暗统治和英法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有很大意义。太平军占领了南京以后，还颁布了一个土地法令，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为什么终于失败了呢？他说：“这主要是由于英法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另外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后来闹不团结，没有继续发动群众，当时又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就失败了。”接着父亲又说：
“你们看这部书以前，先看看《清宫演义》，对于太平天国就更容易理解了。”
于是，我按着父亲的指导，先读完《清宫演义》，又读了《太平天国演义》。过去在农村里，听有些老年人讲太平天国故事时，他们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毫无所知，总是“长毛短”,“长毛长”地乱说，把太平军的革命讲成是“长毛造反”。这种错误的看法也影响了我，经过父亲这次对我的教育，我对太平天国的革命才有了初步的比较正确的认识。就在这一个时期，父亲还向我们介绍了各种不同的知识，使我们的眼界和知识面逐渐扩大。
司麦斯：把书当朋友
书与人的关系，就像朋友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一样，因为书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情谊，我们往往可以从一个交友的情形，了解他的为人。同样的，从一个人所阅读的书，来品量他，也一样的正确，朋友也好，书也好，我们得好好珍视这份友谊。
古往今来，好书总是人们最好的朋友，这层关系，相信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它是一个最有耐心、最令人愉快的良伴，它绝不会在患难时背弃你，它对你永远是那样亲切：年青的时候，它教导你，使你从中得到乐趣；年纪大了，它又时时安慰你，鼓舞你。
书有一股力量可以使人真切而紧密地互相结合，往往由于对某书有共同喜爱的而彼此产生亲切之感，经由作者的媒介，而和作者的生活打成一片，于是在思想、感触上起了共鸣，而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
一本好书，犹如一个生命的精华，因为个人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光辉的思想是永存的。一本好书就是由这些黄金似的思想和那些珠矶似的字句堆砌而成的宝藏，其中所闪耀着的灵智是那样的令人怀念，令人珍爱，实在是人类最忠贞的良友和精神的食粮。
书是人类奋斗史上最为不朽的硕果，多少的殿堂，多少的雕像已经随着年代湮没，只有书，还始终屹立着。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灵智永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从几世纪前，在作者的心中孕育成熟，直到今日。始终是经久而常新，字里行间依然跳跃着当年的思想和宏论，仿佛先哲就在眼前。
书还引导我们生活在一个最美好的社会里，让我们置身于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心灵之中，瞻仰他们的丰采，亲沐他们的行宜，聆听他们的言论，坐育其间，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吸取他们的经验，不知不觉地把自己融进他们匠心独运的幽美意境之中，如浴春风，一生都受用不尽呢！
赛福：读书是一种乐趣
阅读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多少有点像运动一样：你的热心、知识和敏捷都有关系。阅读的快乐不在人家告诉了你什么，而在于借此你的心灵得以舒展开来。你自己的想象力可以和作者的想象力一道飞翔，甚至超越他的。你的经验和作者的比较起来，所得的结论可能一样也可能不同，但了解了他的观念就可以建立起你自己的观念。
书就像家庭中的成员一样，彼此互相影响着，他们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联系了起来。不管你从哪里念起，你都是把自己集于某一思想领域之中，最后，你不但能认清其中的人物和天地，也寻回了你自己。
培根：读书要消化
读书能给人乐趣、文雅和能力。人们独居或退隐的时候，最能体会到读书的乐趣；谈话的时候，最能表现出读书的文雅；判断和处理事务的时候，最能发挥由读书而获得的能力。那些有实际经验而没有学识的人，也许能够一一实行或判断某些事物的细微末节，但对于事业的一般指导、筹划与处理，还是真正有学问的人才能胜任。
读书不是为着要辩驳，也不是要盲目信从，更不是去找寻谈话的资料，而是要去权衡和思考。
读书使人渊博，辩论使人机敏，写作使人精细。如果一个人很少写作，他就需要有很强的记忆力；如果他很少辩论，就需要有急智；如果他很少读书，就需要很狡猾，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假装知道。
有些书浅尝即可，另外一些书不妨狼吞虎咽下去，只有极少数书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并加消化。
叔本华：读书要有选择
善于读书的人，决不滥读，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少读坏书决不会嫌太少，多读好书决不会嫌太多。坏书是伤害精神的毒物。
不读坏书，是读好书的一个条件，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任何重要的书都要立即再读一遍，一则因为第二次读时更能了解其所述的各种事情之间的联系，读者知道其末尾，才能彻底理解其开端；二则因为读第二次时在各处都会有与读第一次时不同的情调和心境，因此所得的印象也就不同，犹如在不同的照明中看一件东西一般。
史密斯：学习是一种积累过程
一个再有学问的人，也不够资格自矜学识丰富，他随时随地都会发现，对某些事，他的知识少得可怜，甚至一窍不通，认清这个事实，他才会谦逊地不断学习。
学习的过程好比是一条河流，开始的时候又细又小，可以一目了然，渐渐地，汇集了两岸无数的细流，而越来越宽，越来越深，终于由涓滴而成巨流，奔流入海；学习刚开始也显得微不足道，慢慢地知识的范围和领域渐渐增加，终于广大得无法窥其全貌了。
要注意，学识要越完美越好，一知半解往往引导我们走上歧途。知识并不就是智慧或理解，不过没有知识，就不会有智慧和理解，就如没有播种，没有耕作，就不会有收成一样。我们可以说：事实孕育出知识，知识是智慧的根源，而能适切地运用事实才是理解。有许多人，虽然知道得很多，却不见得特别聪慧，特别能干，而有些人，虽然所知不多，却能运用已有的知识。可见，智慧是知识的熟果，而知识则是人品的幼芽。那些毕生追求学问的人，有一个信念，认为学识比财富更好，更能给人I陕乐和舒适。对于一个勤于追求学问的人，熟知历代的大事，各国的兴衰，以及自然的奥秘，都是莫大的乐趣，况且，人类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心灵的活动，也是一种极大的赏心乐事。
洛克：书对生活是一种珍贵的赐予
像一个人的记忆一样，书就是人类的记忆，因为在书里，包含着人类的历史，进化发展的过程，年代累积的知识与经验，也描出了自然界的神奇和优美，借着书的帮助，人类度过了多少难关，抚慰了多少忧患和悲戚，使忧伤的时光重沐愉悦的阳光，借着书的启导，使我们获得较完美的、较爽朗的思想和满脑子的概念，而使得个人能超越自己。
书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一种最珍贵的，最无价的赐予，借着书，我们可以想象和先哲们漫步在那些优美迷人的意境中；借着书，我们可以安坐家中，神游四海，翱翔于斯宾塞笔下鸟群扑面的天堂，或弥尔顿笔下天使在耳边吟颂圣诗的乐园。在书的世界里，文学的也好，科学的也好，只要是人类想过的，只要是人类做过的，正是人类经过千百代的苦难堆积起来的经验，在书里为我们综现出来。
格雷：书可产生“心灵的欢悦”
我听说的“阅读的乐趣”并不是指一般所谓的消遣，而是一种用功越深，收获越大的那种深刻而隽永的乐趣，它不只给人快乐，而且令人心神清爽，精神振奋，我们把这种愉悦，称为“心灵的欢悦”也不为过。
伟大的著作具有非凡的力量，能满足人类的需要，经常能给人乐趣，永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若因为新文学的产生，而忽略了老著作的阅读，那就大错特错了。狄斯累利曾说：“一本好书可以启导我们对生命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体认。”换句话说，一个不能通晓伟大作家的伟大著作的人，总有一天会惭愧自己最了不起的想法或观念，不过是那些作家的牙慧、而已。培根在《论读书》一文中指出，读书是为了心灵的愉悦，是为了增进优美的气质，也是为了增强个人的学识能力。
康耐：书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一个没有书籍的世界，就如一个没有绿洲的沙漠一样，贫清得无法滋生，无法开花结果。
具有最为风趣的思想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没有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能够有富于趣味的思想，更没有一个不读好书的人，能够有广博的知识，更不必谈他的思想了。好书实是思想与观念的源泉，是防范无知、失望、寂寞、迷信、固执、小气以及老年时的冥顽不灵等的保险单。
世界上再没有比好书更有价值的东西，相对地，在生活费用高涨的今天，也没有比好书更便宜的东西了。我们的祖先，要想购买书籍或找机会来读书，都是相当困难的，只有那些很有钱的人才能拥有一本书，一般人就是想看都没有机会，当然，那时候也很少有人懂得怎样念书。
肖斯：读书要有意志
一般的读者念普通的书平均每分钟可以看300字，但是除非你每天很有规律的念书，否则就无法维持这个平均速度，而且若换了一些哲学的、数学的、农业的、商业的或任何新的生疏的书，也没办法达到这个速度。有时候你也不愿以这样的速度去读诗，或匆匆翻某些你想好好读一读的小说。不过大多数的小说、传记，或有关旅行、嗜好、个人兴趣之类的书，一般而言，你可以毫不费力的以60秒钟读300字而仍能获取其中的意义和乐趣。一般的书籍长短不同，大概自6万到10万字不等，平均大约75000字。即一般读者每天念15分钟一年之内可以看完20本一般的书。
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到处可行的公式来找时间念书，我们必须在一天中为自己找出15分钟来，能有规律的时间当然更好。
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有念书的意志。有了这个意志，不管多忙都可以找出15分钟来，而且你得随时有书在手边，事先心里要有数，甚至一秒钟都不可浪费在如何开始上。穿衣服时顺便把书放在口袋里，床上也另外放一本，还放一本在浴室，一本在餐桌附近。
你若能不逃避15分钟的阅读，那么一星期就可以读半本书，一个月就可念两本书，一年就是20本，那么一生就念1000册以上。这真是一个成为博学多闻的简易办法。
拉格曼：读书要重效益
许多人相信读书之法是从头读起，一直读完。哈佛的阅读指导处处长威廉·白瑞认为有时读大作家的作品时，这是达到真正了解的唯一办法：“可是这种办法消耗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值得这样做的。”他说：“究极言之，一个很忙的读者所必须要求于一本书者，乃是作者到底想说明什么，于是单刀直入而不顾其他。”
有时不论你怎样开始，你都读不下去。“不要想马上就把一本书吞下去，当你想读下去而毫无所得时，你便把书暂时移开，过些时再来读，结果它总会让你读懂的。”
交响乐的指挥者盖·哈里生若干年来一直记着‘旧记”。“我把所读的每一本书的书名和作者都给记了下来，还写一两句，有时甚至一段，把内容摘录一点，再加上我的思想。我读书时一直想着我准备说些什么，这对我了解书中要点，颇有助力。把它写下来，便是把它固定在心上。再回过头来看从前的日记，我发现即使是最简略的记述也可以把一些书很多精神和内容重新想起，如果没有记下来，就可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因此，要读得好些，得益多些，最好的建议恐怕还是这个简单的建议：不要放过机会。
对书的看发法篇(3):《<关于书的书>——读书方法》内容摘要
本书是《关于书的书》丛书10册中的一册，主要是讲读书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读书方法的重要性
读书是学习并获得间接知识的非常重要的途径，是把别人知识转变为自己知识的过程。因此，读书是获取智慧的重要来源。只有讲究科学的方法和熟练的技巧，才能提高读书的效率，获得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知识。
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有些书思想博大精深，需要精读，反复琢磨，细细体会。有些书思想非常浅薄，只要粗读浏览就可以了。有些书是精华与糟粕混杂在一起，就需要在阅读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些书中充满了错误的观点和不合逻辑的论证方法，那就要进行批判的阅读。有些书的内容低级下流，根本没有必要去阅读。
2、读书要联系实际
（1）要把书上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真知灼见，就必须把书上的理论知识同自己的经验相结合，变成完全的知识。
（2）书上的知识是否正确，是否真有道理，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
（3）读书的目的在于应用，指导生活和实践，读书不联系实际，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3、读书时间的安排
（1）节省时间
（2）利用时间
（3）挤出时间
4、读书资料的运用
（1）怎样积累资料：一是剪贴报刊，二是抄录卡片，三是背诵重要资料。
（2）怎样消化资料：所谓消化资料，就是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经常进行归纳整理。在积累的基础上消化，在消化的基础上积累，如此循环往复，可以使自己的知识逐渐丰富，触类旁通。消化资料的一个途径是写读书笔记。消化资料的另一个途径是系统学习有关学科的专业知识。
（3）怎样运用资料：必须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加工，才能有所创新。一是分析综合法，二是比较鉴别法，三是追根寻源法。
5、如何选择学习参考书
6、怎样利用工具书
（1）查找常用字，可用《新华字典》、《同音字典》、《汉语常用字典》。
（2）查找冷僻字，可用《现代汉语词典》、《中华大字典》以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3）查找现代词语，可用《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
（4）查找古代语词，可用《辞海》、《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辞通》、《联绵字典》等。
（5）查找文言虚词，可用《文言虚字》、《词论》等。
（6）查找成语典故，可用《汉语成语词典》、《常用成语典故选释》等。
（7）查找马列著作篇名、文句以及诗词文句出处，可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辞海》、《古代诗词曲名句选》等。
（8）查找地名，可用《辞海》、《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世界地名词典》等。
（9）查找人名，可用《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等。
（10）查找历史事件可用《辞海》、《简明中外历史辞典》等。
（11）查找职官名，可用《辞海》、《辞源》等。
（12）查找学科名词术语，可用《辞海》、《简明哲学辞典》、《政治经济学辞典》等。
（13）查找图像，可用《辞海》、《外国名作家传》等。
7、读书笔记的写法
（1）摘录式。这是使用最多的一种方式，主要摘录书籍、报刊、杂记、调查报告、文书档案中，与自己学习钻研内容有关的原始材料。
（2）提要式。即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对文中的某一观点、事件、情节或某一章节、定理等，进行分析、归纳，用自己的话把其内容、要点写出来。
（3）心得式。记下的是对某一问题思考的心得。心得也可以是札记、体会。札记多为旁征博引，辩证考订；体会多为引申阐发，借题发挥。写这类笔记，要特别注意捕捉生活中的火花。
（4）索引式，即写下有关的论文题目或书名等。
做卡片注意点：一是每张卡片最好只写一个问题，一个事例。二是每张卡片须注明资料来源、书名、篇名、版木、卷首、页码等，便于查找。
8、提高阅读速度的技巧
（1）阅读时切忌出声。
（2）要学会找“提前量”。
（3）要一段一段地看书，不要一字一字地看书。
（4）一目十行”。
（5）请教工具书。
（6）先读头尾。
9、人体的“生物钟”和学习
人体“生物钟”规律，是不受大脑支配的。它是亿万年生物演化进化的结果。科学家证实，人体存在着一个人33天的智力变化周期，在两个周期交接时，人的智力下降，人容易激动，工作易出错。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这一周期，利用这一规律，在每周期的智力高峰时学习，就会事半功倍。另外，由于长期的每星期的休息制度，人们还形成了每星期的智力周期。在一天之中，人的智力也是存在周期的，早晨和晚上8到10点最高，上午次之，下午又次之，最差是黄昏。
10、读书应有的心态
阅读心态与阅读效果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直接的、成正比的；阅读的心态越好，阅读效果也便越高。
（1）纯洁的心境；
（2）安静的心绪；
（3）乐观的心情；
（4）专一的心力；
（5）渴求的心志；
（6）渴求的心欲。
11、读书内容的巩固
练习是使知识内容得到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的一个重要环节。几类有效的练习方式：
（1）适度练习
（2）回忆式练习
（3）自问自答式练习
（4）全体法、部分法、综合法练习
此法分成三个步骤：①先采用全部法：把材料从头至尾看几遍，了解材料本身的大体内容、基本意义。②采用部分法：把这一材料分成几个小部分，分别来理解和记忆这些小部分。③再采用全部法：在掌握了材料的各部分之后，又把材料结合在一起，把整个材料再看几遍，归纳出材料的总体意义。
（5）集中练习与分布练习
连续地进行练习，把某个材料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叫做集中练习。分布练习，就是各次练习之间相隔一定的时间，反复多次后达到熟记。
（6）同一式练习与变化式练习
（7）信息反馈式练习
（8）及时练习与定期练习
12、 读书要读序和跋
序是书中正文前的文字，跋是书中正文后面的文字，即通常所说的书前为序，书后为跋。前言、序言、代绪论、作者的话、编者的话、出版者的话、出版说明、再版前言或序言、后记、后序等都属于序跋之类。
序和跋的目的、任务和作用是向读者说明或介绍与该书有关的一些情况，如写书的时代背景，书的起因和目的，引用了哪些材料，参考了哪些著作，告诉读者在阅读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一篇较好的序或跋，通常都是高度地概括该书所得到的结论，并指出为达到这一结论所使用的方法，告诉读者阅读的重点和应使用的阅读方法。序言和跋对读书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读书之前认真阅读序和跋，可以帮助读者深刻理解书的内容，有助于掌握其精神实质。
13、注释阅读法
在阅读一些论文或专著时，你会发现文章后头常常会拖有一条条“尾巴”，统称“参考文献”，“引文索引”，或“注”、“注释”。这些“尾巴”除了起到持之有据或佐证的作用外，还有许多学问值得研究。
（1）人们可以根据这些“尾巴”的提示去阅读被引用的文献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被引文献和引用文献的文章有必然的联系，有的属于溯源，有的是提供证据或证明，有的是批评否定过去的著作，无论出自哪种原因的引用，都可能使人更深刻地领会所读文章的精神实质、评论文章的价值。
（2）这些“尾巴”都是某一特定专题的文献信息再生源。在进行某一课题的研究时，可根据引文出处找到被引用文献，然后又从被引用文献的引文处再找它所引用的文献，采取这种“滚雪球”的办法，循迹追踪下去，便可检索到某一专题的丰富资料。
（3）由于引文和被引文之间的联系，不同学科的文章有横的左右连接线，同一学科的文章有纵的前后连接线，使某些文章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据此可对学科的相关性和科学结构层次进行分析，可以探讨学术发展源流，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
（4）图书资料部门对这些“尾巴”进行一系列的统计分析，可在大量的、杂乱无序的动态发展的文献当中发现出某些规律来，如哪些书刊常被引用，应为馆藏重点，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图书的供求关系。
（5）利用文章被引用情况了解作者的学术水平，帮助发现人才，开发人才资源。
14、读要点学习法
读要点是阅读参考书和普及读物的一个重要方法，可分“总、分、合”三个步骤：
⑴所谓总，就是在浏览前言、后记、引子、编后等基础上，认真地读一读目录，以概括了解书本的结构、体系、线索、内容和要点等，以形成对全书的总体印象，做到提纲挈领，心中有数。
⑵所谓分，就是在读目录的基础上，逐页但不是逐字地掠读正文。
⑶所谓合，就是在翻检掠读全书后，头脑中已有了许多具体的印象，有必要把它条理化系统化，使观点与材料有机结合。
15、略读法
略读就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进行阅读，它不要求对文章的内容深入理解。略读要求有选择地省略文章的一些部分，如某些段落、句子，而只掌握文章的主要意思，从而加快阅读速度。
16、读书必须做记号
为什么读书时要做记号呢？主要是因为记号经常提醒你注意。其次，读书本身就是一种思维过程，而思维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说和写。一本满记号的书，通常是一本在阅读时深思熟虑的书，还有，做记号能够帮助你记住自己在阅读时产生的思想火花或者自己对作者所表达的思想的理解。
17、如何做好笔记卡片
卡片是作笔记最灵活的形式，它最容易查找和排列使用。
18、古今中外学者治学方法40例
（1）科学家培根的“酿蜜法”：我们不应该像蚂蚁一样单只收集，也不应该像蜘蛛一样光会在肚里抽丝，而应该像蜜蜂一样采百花酿甜蜜。
（2）学者陈善的“出入法”：既能钻得进去，又要跳得出来。
（3）数学家华罗庚的“厚薄法”：书由厚变薄是阅读能力提高的标志。
（4）学问的“识理法”：“读有字书，识没字理。”
（5）戏剧家克尼雅日宁的“有无法”：要读懂书上所没有东西。
（6）理学家朱熹的“三到法”：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7）哲学家王充的“古今法”：“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
（8）儒学家子思的“五觉察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9）古文学家韩愈的“提要钩玄法”：“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10）教育家孔丘的“学思结合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11）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反问法”：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是问号。
（12）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思维法”：只有靠积极思维得来的才是真正知识。
（13）道德家老子的“得惑法”：“不则得，多则惑。”
（14）心理学家洛克的“多少法”：学习广博的决窍是：一下子不要学很多东西。
（15）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循序渐进法”：要想一下全知道，就意味着什么也不会知道。
（16）孔子弟子子夏的“温故知新法”：“日知其所无，月无忘期所能。”
（17）文学家伏尔泰的“再读法”：“重新再读一本旧书，就仿佛与老友重逢。”
（18）哲学家狄慈根的“重复法”：“重复是学习之母。”
（19）桐城派学者姚鼐的“三端法”：义理；考证；文章。
（20）古文学家欧阳修的“三上法”：马上；枕上；厕上。
（21）学者董遇的“三余法”：冬为年余，夜为昼余，雨天为时余。
（22）数学家科尔的“星期日法”：用三年的全部星期日证明一数学公式。
（23）历史学家陈垣的“读目法”：读书先读目录，心中有数。
（24）学者陆世仪的“分类法”：凡读书分类，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
（25）学问家王盛鸣的“竭泽法”：知识如鱼，目录如网，用网在书海中打捞。
（26）科学家波尔克的“消化法”：读书而不动脑，等于吃饭而不消化。
（27）化学家贝尔纳的“发现法”：受过未知物折磨的人，不会知道什么是发现的快乐。
（28）儿童文学家冰心的“创新法”：读书恨与古人同。
（29）学者阮葵的“冷热法”：按书的内容，分别采用冷看或者热读。
（30）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合精法”：要善于集合相近学科的理论精华。
（31）自然主义者左拉的“探索法”：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
（32）教育家布鲁纳的“兴趣法”：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
（33）国学家章学诚的“切己法”：“不切己者，虽泰山而不顾。”
（34）史学家侯外庐的“热处理法”：读书学习都应趁热打铁。
（35）科学家巴斯德的“坚持法”：使我达到目标的奥秘是我的坚持精神。
（36）作家李准的“浓淡法”：先浓后淡更有味。
（37）孟轲的“独立思考法”：“尽信书不如无书”。
（38）作家福楼拜的“发掘法”：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未被认识到的东西。
（39）短篇小说家马克?吐温的“专注法”：只要能专注就能取得连自己都会吃惊的成就。
（40）史学家顾炎武的“新旧法”：顾炎武每年用3个月复习旧知识，其余时间学新书。
19、如何正确阅读武侠小说
初兴于30年代前后的港澳武侠小说，发展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是“神怪立义派”，刻划的全是一批腾云驾雾、口吐飞剑的“剑仙”，专门进行凶狠的残杀和淫乱的色情活动，这派小说实为荒诞庸俗的“杀人”小说，确实低级、有毒，社会影响极坏。二是：“现实派”，内容有真实历史的因由，侠士冒险虽然奇诡曲折，但比较合理，很少有迷信神话。三是在侠士生活中掺入明显的臆想虚构，常有为似神话般的幻境出现，被称之为“浪漫派”。
这些小说的取材大都是外患内祸纷起的年代（如明末、清末），一般都是昏君当道、奸佞篡权、民怨沸腾，而唯有侠士却通过其高超的武艺或排除外患，或行侠丈义、杀富济贫，结尾是大团圆。这便使你能在阅读中产生审美心理上精神舒坦而绝无遗憾的快感。
但也应该看到，这些小说很难获得文学水平的提高和知识的增长，还会浪费大量的业余时间。其二，这些作品在海外发端，多少带点“商品化”的气息，应注意取舍，避免产生不良影响。其三，这些作品中侠士们的放荡不羁、江湖义气等思想性格特征，毕竟已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
20、LOVE学习方法
所谓LOVE方法，是美国一位心理学家在其论著《在大学里如何学习和研究》中所介绍的一种方法，即听（Listen），写纲要（Outlire）、表述（Verbalize）和评价（Evaluate）的方法。
21、SO3R阅读法
SO3R阅读法是当代美国大学里一种流行的读书方法。其含义是S(Surrey）——纵览，Q（Question）——提问，3R（Read、Recite、Review）——阅读、背诵、复习。
纵览：就是首先了解书的全貌，翻看目录，标题、图表、附录、内容提要等,对全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提问：在粗读时设疑，给自己提问题，然后带着这些问题去积极思考，联系自己的知识和原来的观点相比较，有重点、有分析地阅读，绝不盲目被动地“输入”。
阅读：读书的中心步骤，对重要章节要读得慢而透彻，做笔记，写批语，并不时返回前面去重温某些读过的内容，争取一遍读下来，基本掌握全部内容。
背诵：这种背诵除了对重要的公式、定理要求一字不差外，一般只要求提纲挈领地记住主要内容。其程度要达到能回忆起、无差错的水平。背诵在理解基础上进行，同时又促进理解。
复习：复习必须及时，即学完一小段就复习一次，不要过分依赖总复习。在复习时，要特别注意清理记忆的“误区”。一般认为，工具性知识、需要牢记的知识、逻辑性强的知识，应采用此法。
22、目标读书法
目标读书法是指在读书中围绕既定目标刻苦读书的一种方法。
目前世界上学科林立，据统计约有2000多种，确定国标、选准主攻方向是必要而明智的。怎样确定：一是要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二是要与自己的兴趣一致；三是要根据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不切实际选取目标、朝三暮四转移目标、急于求成广设目标等等，都不是真正在实行目标读书法，而绝不会收到理想效果。
23、读思结合读书法
在读书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把阅读和思索结合起来的方法就叫做读思结合读书法。
有三个步骤：（1）阅目录思考内容。（2）正读反思。（3）读完全书后，再将自己的观点同书中观点对照进行思考，或者折服深信不疑，或者提出质疑予以修正。这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它适合于读科学理论书。许多科学家、思想家都采用此种读书法。
24、诵读法
诵读法是我国古代学者提出来的一种读书法。
诵读法现在又称为朗读法，就是在读书时眼观其文，口读其声，耳听其音，脑思其义。可见，这是一种眼、口、耳、脑都动员起来的读书方法。它最适用于诗词歌赋之类的文艺书和极其深奥的理论书。
25、“出入”读书法
出入读书法又称之为活读书法，它的基本要求是，既能读进去，又能读出来。所谓读进去，就是完全理解所读之书，确切把握书中的观点、思路、结构、风格等等。所谓读出来，就是能把所得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一方面要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要用实际来检验所得之知识，不被书缚住手脚。读进去是读出来的前提，只有读进去，才能读出来，如读不进去，就无所谓读出来。无所得当然无所谓用，没有理论当然也无所谓联系实际。出入读书法是一种辩证的读书方法，它把学和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26、同化读书法
在阅读过程中，对于书中的思想内容细细理解，反复琢磨，慢慢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这种方法就叫做同化读书法。
27、扫描阅读法
扫描法是属于速读类的一种读书方法。人的眼睛在阅读时并不是逐字识读的，而是每次疑视几个单字组成的“文字群”来识读的，规律是“凝视——跳跃——凝视”，要提高阅读速度，达到像雷达扫描般的效果，可以缩短每一次“凝视”的时间，凝视时尽量用辨认反映方式，以识读更多的文字，这当然要通过锻炼达到。
28、审题阅读法
审题阅读法是指在读书中强化标题概念，吃透标题精神，从而读好全书的一种阅读方法。文章总有标题，许多文章在大标题下还套了许多小标题，每个标题对其所属内容都起着提示、概括作用，同样具有揭示文章主题，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的作用。
29、循序渐进读书法
循序渐进读书法有以下两种涵义：其一是指按照科学发展的顺序，遵照科学的阶梯，先读初等的基础性质的书，然后再读高等的专业性质的书。其二是指在阅读一本书时，要严格按照该书的体系按部就班读下去，不可随意跳跃，更不可掐头去尾只读中间的某一部分。没有读懂前面的，就不要读后面的。
30、粗读法和精读法
粗读法和精读法是两种对立的读书法。粗读法亦称浏览法，泛读法，是指以极快的阅读速度把书通读一遍，以求对全书内容有个概括了解，知道了大略轮廓，把握每一章节究竟讲了一些什么问题。精读法亦称细读法、研读法，是指以正常的或极慢的阅读速度深入钻研全书的内容，以求对全书内容有全面透彻的理解，详细掌握书中的每一个论点、论据和论证方式，清晰地勾划出全书的结构或情节。而粗读法和精读法又是相互联系的。
31、卡片阅读法
卡片阅读法是指在读书中运用记卡片的方法来掌握知识、储存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一种读书方法。
32、笔记阅读法
笔记阅读法是指在读书中边读边做笔记的一种阅读方法。精读书做笔记，特别是缩编式的笔记，即通过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扼要地复述一遍书籍的内容，还能发现原书作者研究问题、叙述问题的方法，学习到原书作者的治学方法。
33、对照比较法
对照比较法是指在阅读中注意运用联想对比，以加深学习理解的一种方法。
34、群体互利法
群体互利法是指在阅读中集体学习，相互交流的一种读书方法。在当今知识爆炸的形势下，一个人所接触的知识面是有限的，而采取行之有效的群体活动方式，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事实证明是有效的读书方法。
35、变速读书法
在读书时，以不同的速度阅读一本书的不同部分的方法，叫做变速读书法。变速法是一种科学的读书方法。它的优点是把粗读和精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能扩大阅读视野，又能掌握书中的精华；既有量，又有质。
36、“时间效应”读书法
“时间效应”读书法又叫做“隔时”阅读法，是指每隔一个时期就新阅读一本书的方法。使用这种读书法，每次都要做读书笔记。“时间效应”读书法是科学的方法。它的优点在于，通过这种方法能够从那些思想博大精深、情趣深厚、艺术高妙的书中不断地挖掘真理的宝藏。这种读书法只适用于世界名著，阅读一般的书不宜采用这种方法。
37、追踪阅读法
追踪阅读法是指在阅读中不断追踪问题的一种读书方法。追踪阅读法的基本步骤为：一是循“题”而读。二是挈“题”索知。三是觅“题”参照。四是“抱”题深究。
38、设问阅读法
设问阅读法是指读书中提倡多问几个为什么的一种读书方法。学问学问，学了就要问，学而不问，不成学问，学与问自古以来便是联在一起的，如何问，问什么，这本身也是读书的艺术。
39、三遍阅读法
三遍阅读法是指在阅读中有层次有重点，至少读三遍书的一种读书方法。读三遍其实是有步骤地读多遍的意思，中国古话说：“温故而知新”、“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讲的就是书要多读才能懂，多读收获才大。
40、三问阅读法
三问阅读法是指带着问题、层层深入研读的一种读书方法。问是做学问者的基本功，俗话说，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三问的过程，是读书者从内容到主题，从形式到手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是符合阅读的认知规律，是阅读文章或文学作品的基本方法。
41、悬测阅读法
悬测阅读法是在阅读中遇悬念而猜测的一种读书方法。一般适用于阅读章回小说，读其他作品时，也可自设“关子”。
42、质疑阅读法
质疑阅读法是指在阅读中不断提出疑问、解决疑问的一种读书方法。质疑，就是在掌握书中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不理解的问题，通过思考、查资料、请教教师等方法，找出正确的答案，从而使视野开阔而深入。疑问，通常是书中的难点或重点，也是引人更上一层楼的门槛。读书善疑者，往往思维敏捷，思路开阔，这样就能多思多问，深入其内，达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谁善于质疑，谁就能够掌握读书的主动权。
43、抄录读书法
抄录读书法是指边读书边抄书，以加深理解和加强记忆的一种方法。
对经典著作，重要论文，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叹为观止的今古名篇，则仍值得抄读。抄读也不一定是全部抄录，否则一生能抄多少本书呢！可以采取摘抄的办法，在全文中加以选择，在选择中加深理解，对于那些哲人睿语、国粹警句，摘抄整理出来，平时诵读翻翻，研究学问是大有裨益的。要使摘抄得法，抄有所得，就要对所学的知识做到懂、透、化，方可得其精髓、融会贯通，提高读书效益。
44、感官并用的协同读书法
协同阅读法是指读书时协调运用感觉器官的识记作用，从而加强学习效果的一种阅读方法。人们阅读中，通常眼、耳、口、脑、手都在进行识记作用，它们的作用虽不相同，却起着互相激励、互相补充的作用。对一些必须背记的有关知识，必读熟读的经典著作，用协同阅读法进行，必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5、标记精读法
标记精读法是指读书中及时将心得体会在书上加以批注的阅读方法。人们在读书过程中，常常会读出书中的“文眼”、要点和主题，有时会因内容而触类旁通、有感而发，这时，最好及时在书中的有关内容旁加以批注，从而加深对文章理解。
46、衍射阅读法
衍射法是一种在阅读中扩展书本知识的阅读方法。衍射法既可以提高学习外语的趣味性，又可扩大自己的视野，以学习外语为主，以增加各学科知识为辅。
47、全读分读法
全读分读法是指分配阅读量的一种读书方法。通常是自己比较熟悉的，或通俗浅显的材料，可以采用全读法；对于接触较少，深奥复杂的材料，则可以采取计划定量的办法，一部分一部分地读，这就叫分读法。全读和分读方法各有侧重。全读便于全面把握，俯视在胸；逐段读比较明晰；渐进读有助于分析理解；反复读有利于背诵记忆。文艺书籍有悬念，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通常全读法较好，而理论逻辑技能方面的书，应当也必须分读，先概念，后判断，再推理。
48、重复阅读法
重复阅读法是指在读书中运用多种手段复习巩固所学知识，从而加深记忆和理解的一种阅读方法。
要在读书中实施重复法，一是要及时复习，二是要默记复习，三是重点复习。重复阅读法的方式是很多的，如递进复习法，其基本精神是化整为零，化长为短，循序渐进。再如拉距复习法，也是根据人的记忆距按几何级数增长，拉开时间距离，多次重复印象才使人固定记忆的。
49、反刍读书法
反刍读书法是指在读书中对知识反复理解、消化和吸收的一种阅读方法。读书学习也有一个“反刍”的过程，翻书——阅读——笔记——复习，就如同动物反刍的４个过程，将一本书拿来翻一翻是品尝，而阅读则是吞食，笔记是咀嚼和消化，复习则是吸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50、一线两点法
一线两点法是指抓住书中的主线和难点、重点进行阅读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对于读理论书籍尤为见效。
51、交替阅读法
交替阅读法是指在阅读中将不同内容的书交换阅读的一种读书方法。在读书中交替阅读不同内容的书，可以减少疲劳，提高学习效率。
52、渗透读书法
渗透读书法即读书中将所学知识与其他领域知识渗透默化、融汇贯通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要怕读一时看不懂的书。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读懂的。采取渗透读书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大提高学习的效率。
53、“四多”读书法
毛泽东同志常说，读书的方法要“四多”——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他自己就是“四多”方法的实行者。
51、美国人的读书法
⑴先看全景。
⑵慢读和诵读。
⑶练习增强记忆技巧。
⑷将资料内容分类。
⑸专心致志。
⑹留意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