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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代丝绸](丝绸史话)四、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汉代丝绸
汉代的丝绸实物，在国内外的考古工作中多有发现，分布的地区也很广。
国内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内蒙古自治区、湖南、湖北、山西、河北
等地；国外如蒙古人民共和国诺因乌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乐浪遗
址、苏联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左岸奥格纳哈特地区，以及黑海北岸克里米亚
半岛的克赤地区，叙利亚沙漠中的帕米拉、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杜拉、欧罗巴
斯……等地，都有出土。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葬里，曾发掘出大批西汉初期的丝织
品，计衣著、鞋袜、手套等服饰四十余件，杂用织物二十种，还有整幅和不
整幅的丝织物五十余件。丝织品种有：
（一）绢：经丝密度粗的每厘米55根，中等的每厘米75根，细的每厘
米达120根。纬丝密度一般比经丝略松一些。细的绢一般作绵袍、几巾、枕
巾、夹袱等的边缘，或作手套、香囊等用。
（二）方孔纱：这是一种质地轻薄、有方形纱孔的丝织品。其中有一件
素纱?衣，衣长128厘米，袖通长190厘米，重仅49克，还不到一市两。还
有一块幅宽49厘米，长450厘米的纱料， 重仅2.8克。 汉代有一种 “蝉翼纱”，
同它很相近。这种薄纱在织制过程中从缫丝、牵经、络纬、穿综、插筘①到投
梭织纬，都需精工细作，工艺技巧很高。这种纱料，有的还经过印花，也有
的是印花后再用毛笔填彩的。
（三）花绮：这是在平纹地子上织出斜纹暗花的丝织品。其中有一些是
织出带耳的菱形花纹的，这种花形同汉代的漆耳杯外形相似，故称为“怀纹
绮”。这种绮质地细薄透明，仿佛是现代的玻璃纱。还有一些是在菱形几何
骨架内填双鸟纹和四面对称形花纹的绮，质地稍厚，表面都绣有五彩云纹，
用作香囊、竽律（乐器）袋、衾〔qī n亲，被单〕等。
（四）菱纹罗：这是利用特殊的绞纱装置织成的高级丝织品，特点是花
纹和地纹都露有绞纱纱孔，花地透明。这类品种在我国山西阳高，甘肃磨嘴
子，西北沿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乐浪遗址，及
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诺因乌拉等地都有出土，说明当时使用是很普遍的。
（五）起绒锦：这是一种多重经丝提花的丝织品，花纹由绒圈组成，有
浮雕状的立体效果。如果把组成花纹的绒圈剪断，让绒圈的丝头散开，就相
当于提花丝绒。因此，它就是提花丝绒的前身。
起绒锦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诺因乌拉汉匈奴墓和我国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
墓，以及湖北江陵汉墓中都曾发现。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起绒锦，有四
种不同的花型，有的绒圈大小
相等，有的绒圈大小相配，使花纹多一个起伏变化。这些起绒锦，主要用作
衣服和衾的镶〔xiā ng乡〕边，或者用来作香囊。
（六）经锦：这是西周、战国以来的传统品种，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
的经锦，同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的经锦一脉相承，花纹题材除几何纹外，还
有自然形象的兽纹和植物纹等。它是东汉丰富多采的经锦的光导。
（七）绦〔tā o滔〕：是一种狭幅织有八分体书文字①的丝带子，用来作
手套和边锦。在丝织品上织八分体书文字的风尚，到东汉盛行一时，许多经
锦，都织有表示吉祥的铭文。
（八）组带：即织花丝带，用来捆扎东西。
（九）其他的花纹装饰：包括1.毛笔彩绘；2.以墨线印花，然后填绘色
彩；3.以金、银粉印花；4.用辫子股绣法绣成五彩云纹；5.在方孔纱上纳绣
图案花纹等各类品种。色彩有朱红、绛、紫、墨绿、黄绿、深浅褐、深浅棕、
中黄、深蓝、宝蓝、浅蓝、银灰、黑、白、金色、银色等等，反映出我国在
西汉初期丝织、印染、刺绣技艺的高度成就。
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是西汉初轪〔dà i 代〕侯利仓夫人的墓葬。轪侯
利仓的封禄不过七百户，而随葬的物品如此精美，数量如此众多，证明封建
统治阶级的生活无比奢侈，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剥削是无比残酷的。另一
方面，这批宝贵的文物资料，却闪耀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光辉！
我国新疆是古代通往西域的必经之途，在古代“丝路”通过的地方，发
现的丝织遗物特别多。从这些丝织品的不同织法以及它们的花纹风格上，可
以清楚地判断出它们所属的朝代。汉代（主要是东汉）的重要丝织品种“经
锦”，图案的变化极为丰富，其中最生动的，是那些以动物、云气等花纹为
主题的图案。在这种类型的织锦中，各种动物的形象都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在作为主题花的动物纹样周围，穿插着流动自如的云气和山脉纹样，使整个
构图显得更加丰满和严谨。在花纹的空隙里，还织着各种汉字的铭文，例如
“万世如意”、“延年益寿宜子孙”、“子孙无亟”、“昌乐”、“长乐明
光”等等。
东汉织锦的花纹，一般都是利用多种彩色的经丝织成的。经丝一般有三
四组，每组经丝的色彩都不相同，其中有一组还采用分条换色的办法排成彩
色条纹，以增加色彩的变化。遇到有花的地方，彩色的经丝就浮织在表面上，
组成花纹。遇到没有花的地方，那些经丝就织在反面，使正面显露出地纹来。
这种织法，现在叫做“经丝牵彩条的重经织物”。使用经丝牵彩条的方
法，能使纺织品不致过厚，而色彩可以增多，是一种符合经济、实用、美观
原则的工艺设计。这种工艺设计从现代生产技术的角度来衡量，仍然具有科
学的价值。
通过对汉代的提花纱罗、提花起绒锦和提花经锦等品种的分析，我们可
以断定，我国至晚在西汉初期，就已经有了性能良好的提花机。这一事实，
从文献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在古书《西京杂记》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西汉的大官僚霍光的妻子，有一次把二十五匹散花绫送给一个叫淳〔chú n
纯〕于衍的人。绫子出于巨鹿郡陈宝光家，织机有 120 个牵引线的镊〔niè
聂〕。这种绫机可能就是一种用镊作为提花装置的提花织机了。
① 筘〔kò u扣〕，织布机上的主要机件之一，形状象梳子，用来确定经纱的密度，保持经纱的位置，
并把纬纱打紧。也叫“杼”。
① 八分体书文字，是汉代流行的一种字体，因它二分象篆书体，八分象隶书体而得名。
二：[汉代丝绸]【转】汉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汉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林梅村 赛博古
粟特人起源于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在今塔吉克斯坦国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南部。粟特人在早期历史上未能形成独立国家，公元前5～前4世纪，粟特人在古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统治之下，波斯波利斯王宫28国贡使浮雕上就有粟特贡使像。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雄主亚历山大征服中亚，粟特人又臣服于希腊殖民者。此后，粟特人相继在康居、寄多罗、嚈哒、西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
一、康居统治下的粟特城邦
粟特人繁衍于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汉代在锡尔河北岸康居国统治之下，故中国史书起初将“粟特”称作“康居”，而粟特历史则淹没于汉文史籍对康居国的撰述之中。魏晋文献始见“粟特”之名，《后汉书·西域传》写作“粟弋”，与严国、奄蔡国（西方史料称“阿兰”）一道，皆为康居的属国。
康居王族是斯基泰族游牧人，逐水草而居，无宫室城郭。不过，康居国幅员广阔，西起锡尔河中游，东至塔拉斯河，故康居国百姓既有游牧民族，亦有农耕民族。如锡尔河北岸赭时（唐代石国）就是康居国的农耕民族，定居于塔什干绿洲，以卑阗城（今塔什干市西南50千米康卡古城）为中心。《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今哈萨克斯坦讹答剌）。到卑阗城（今康卡古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乐）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西54千米库勒塔佩）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粟特人则不同，皆为农耕民族，定居于沙漠绿洲城邦之内。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国有五小王，指康居国统治下的粟特藩王。粟特五城邦后来发展为九个城邦，唐代文献称“昭武九姓”，而粟特人则称“九姓胡”。
1968年，苏联考古学家马克西莫娃（A.G.
Maksimova）在塔什干市西南103千米锡尔河北岸查达拉墓地发掘了一批偏洞室墓。随葬品颇具游牧文化特征，包括长、短铁剑、斯基泰式青铜鍑、铁马衔和各类陶器，年代在1～4世纪。历史上，许多古代游牧部落活动于此地，故发掘者不能断定这个墓地究竟属于康居人，匈奴人，还是大月氏人。
2001年，法国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城郊外科柯塔佩（Kok-tepe）发掘了一座偏洞室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锡尔河北岸查达拉墓地相同。科柯塔佩古墓出土四乳四虺镜，流行于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约在公元前1世纪。法国考古学家罗宾（C.
Rapin）认为，墓主人是中亚草原塞克-萨尔马提亚王子（La princesse
saka-sarmate）。其说有误，墓主人当为粟特城邦统治者康居贵族。
2004年，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波杜什金（A. N.
Podushkin）在奇姆肯特市西北54千米库勒塔佩（Kultobe）发现游牧人墓地。其中一座偏洞室墓保存完好，墓穴底部呈矩形（长3米，宽2米，深1.3米），墓主人身高达2米。随葬品计有：长短铁剑、斯基泰式弓箭和各类陶器。这个墓地还发现西汉连弧纹镜铜镜，说明该墓地可以追溯至康居国时期（前2～前1世纪）。正如波杜什金指出的，墓主人当即中国史书所载“康居人”。
在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中，最早到中国经商的是康居国的粟特人。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粟特人就开始扮演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间人角色。由于汉代粟特诸城邦在康居国统治之下，故粟特商胡被视为“康居人”。
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最初是以粟特商人为媒介进行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对策》曰：“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元光五年（前130年）司马相如《喻巴蜀民檄》曰：“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故知张骞通西域之前，粟特商胡就到巴蜀（今四川成都），乃至长安（今陕西西安）经商了。敦煌汉长城遗址出土粟特古书信称中国为cyn（秦），并称长安为khumdan（咸阳）。正如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法国学者魏义天（?tienne
de la
Vaissière）指出的，Khumdan之名译自秦朝首都咸阳，汉朝定都长安后才改指长安。那么，至少在秦朝（前221～前206年），斯基泰或粟特商人就来咸阳经商了。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汇报说：
臣在大夏时（前129年），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今阿富汗西北马扎里沙里夫）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印度-斯基泰王国，今印度河流域）。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身毒国，指印度-斯基泰王国（Indo-ScythianKingdom，公元前2世纪～公元1世纪），在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公元前1世纪末，粟特商人频繁地奔走于塔里木盆地南道诸国和甘肃河西走廊。西域都护敦舜致汉成帝（前32～前7年）一封上书说：“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大夏商人在身毒国（印度斯基泰王国，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买到的邛竹杖、蜀布等中国产品，当即康居国（即粟特）商胡从四川成都，经青海（或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南道，贩运到印度河流域的。
关于公元1世纪中叶印度洋国际贸易，《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第39节记载：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阿拉伯等地“进口到巴巴里贡（Barbaricum，今印度河口卡拉奇附近）市场的商品有：大量质地轻薄的衣服（thin
clothing）和少量赝品、提花的亚麻布（figured
linens）、黄玉（topaz）、珊瑚（coral）、苏合香（storax）、乳香（frankincense）、玻璃器皿、金银盘、葡萄酒（wine）。由此出口的物品有：香草（costus，又译“生姜”）、没药树脂（bdellium）、枸杞（lycium）、甘松香（nard）、绿松石（turquoise）、青金石（lapis
lazuli）、赛里斯兽皮（Seric skins）、棉布（cotton cloth）、绢纱（silk
yarn）、靛青染料（indigo）。”所谓“提花的亚麻布”是中东地区特产，而蜀布可以在身毒国际市场占一席之地，织造技术当不亚于中东生产提花的亚麻布。赛里斯兽皮，可能指汉代虎斑纹织锦。尼雅东汉墓8号墓（M8）出土过虎斑纹织锦残片和一件虎斑纹锦袋。
尼雅出土虎斑纹锦袋与帛鱼
2012～201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的一处西汉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4座西汉木椁墓，出土了大量漆木器、陶器，以及少量铜器和铁器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四台西汉织机。目前研究者多以为它们是蜀锦提花机，不一定正确。战国时代，中国丝绸和漆器生产中心在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产品远销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秦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国首都——郢都被彻底摧毁。屈原悲愤之极，投汨罗江身亡。
楚汉战争导致关中手工业遭到极大破坏，于是西汉中国漆器生产中心转移到四川成都，而丝绸生产中心则转移到山东临淄。《汉书·贡禹传》记载：“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锦创建时代较晚，不早于三国时期。诸葛亮《与陆逊书》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因此，老官山汉墓出土西汉织机可能是蜀布提花机。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这种织机制作的蜀布就被粟特商胡贩运到身毒国（印度斯基泰王国，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乃至大夏（今阿富汗西北马扎里沙里夫）。
二、塔拉斯河畔的郅支城
塔拉斯河，古称“都赖水”。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汉将甘延寿、陈汤远征中亚，灭郅支单于之战就发生在塔拉斯河。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发生内乱，五单于纷争。五凤二年（前56年），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与其弟呼韩邪单于发生激烈冲突，各奔东西。呼韩邪南迁归汉，郅支则率部众北迁，“因北击乌揭（今阿尔泰山南麓），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今叶尼塞河流域），北降丁令（今外贝加尔湖），并三国”，在坚昆建王庭，史称“北匈奴”。
永光元年（前43年），郅支单于与锡尔河北岸康居国结盟，联合对抗伊犁河上流的乌孙。不料，北匈奴在西迁途中遭遇寒流，随行部属大半冻死，最后仅余三千人到达康居国（今锡尔河北岸）东境。《汉书·陈汤传》记载：甘延寿、陈汤征匈奴郅支单于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踰葱岭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今伊塞克湖）西。”可知康居东界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岸。伊塞克湖至塔拉斯河之间原为乌禅幕部故地。据我们考证，乌禅幕考古文化就是哈萨克草原的塔斯莫拉文化（Tasmola
Culture，前800年～前92年），采用胡须墓（图四）。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2年），乌禅幕部投奔匈奴，从塔拉斯河迁往天山东部地区，成为匈奴统治塔里木盆地的生力军。此后半个世纪，塔拉斯河流域被锡尔河中游的康居部落占据。
1890年，芬兰考古学家海开勒（H.
J.Heikel）率芬兰-乌戈尔考察队前往蒙古高原考察鄂尔浑碑铭，并塔拉斯河流域进行大规模考古调查发掘，在塔拉斯河畔发现许多古代游牧人墓葬和突厥鲁尼文碑铭，今称“塔拉斯碑”。从考古报告看，海开勒在塔拉斯河畔发掘的古代游牧人墓葬中有许多偏洞室墓。这些墓葬（编号Kujan
Tuhaj M12-7 Tsjung
TipaM18）的形制和随葬品，与锡尔河中游的康居古墓如出一辙。凡此表明，乌禅幕东迁天山东部后，康居人占领了塔拉斯河流域。《汉书·陈汤传》记载：郅支单于“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这个“不居者且千里”之地，即乌禅幕的原始故乡。
好景不长。北匈奴西迁中亚不久就和康居发生激烈冲突。郅支单于兴兵讨伐康居王，杀死数百人，并强迫康居人在塔拉斯河畔为他兴建城市，名曰“郅支城”。《汉书·陈汤传》记载：
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今塔拉斯河）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
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远征中亚，攻打塔拉斯河畔郅支城。该古城采用土木结构建筑，有木城、土城、宫城三重城墙，城中有望楼。汉军攻陷郅支城后，杀死郅支单于，并将其首级送长安城，“宜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专家认定，郅支城和郅支之役古战场就在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为此，2001年塔拉兹市曾经举办建城2000年大型纪念活动。
1940年，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斯坦（A. N.
Bernshtam）在塔拉斯河上游支流肯科尔（Kenkol）河畔发掘了一处汉代墓地，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和偏洞室两种墓葬。前者为典型的匈奴墓，死者置于木棺之中，随葬丝绸残片、云雷连弧纹镜、铁剑、陶器、匈奴艺术风格的骨弓弭。1956～1963年，苏联考古学家多次在该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古墓60余座，年代断在1～4世纪。中亚粟特城邦遗址出土了许多云雷连弧纹镜。据长安汉墓发掘资料，这种云雷连弧纹镜流行于西汉晚期，尤其是新莽时期。肯科尔匈奴墓出土云雷连弧纹镜属于郅支单于时期，也即西汉晚期。
三、粟特钱币之创建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乌孙与匈奴联合西征大月氏，占领伊犁河、楚河流域。大月氏西迁阿姆河北岸，臣大夏而居。翌年（前129年），张骞自匈奴中得脱，西行大宛、康居和大月氏。关于中亚古国钱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
安息国，西方史料称“帕提亚帝国”，安息古都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西郊尼萨古城。帕提亚发行银币和铜币两种货币。尼萨古城不仅出土有安息银币，还发现希腊-大夏银币、塞琉古的黑海银币以及其他银币，却不见帕提亚自己的铜币。帕提亚发行的两种钱币正面都有国王头像，反面为王家弓箭手。早期帕提亚钱币有希腊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走样变形。公元1世纪起，帕提亚钱币铭文开始采用婆罗钵文。
中
亚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诸城邦，汉代粟特城邦在康居国统治之下，有五小王。史称“昭武九姓”，分别为安、康、史、曹、米、毕、赭时等。《汉书·西域传》记载：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薤王，治苏薤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护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护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阳关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护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属康居。
苏薤城即粟特城，唐代昭武九姓之“康国”，或称飒秣建（sm’rknδc），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市附近阿弗拉西亚卜古城。附墨城则为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bukhara）城之别称，唐代昭武九姓之“安国”。10世纪末阿拉伯作家纳尔沙希（Narshakhi）《布哈拉史》称作bumi?kath，在布哈拉市以西40千米处，占地面积约9平方千米，今称“瓦拉赫沙”（varakhsha）古城。窳匿城即贵霜匿（k?y’n’k），唐代昭武九姓之“史国”，或称“碣石”（kesh），在乌兹别克斯坦卡尔希市附近沙赫里萨布兹（Shahrisabiz）古城。罽城即劫布呾那城（kedud/
kaptutana），唐代昭武九姓之“何国”，在撒马尔干城东12千米。奥鞬城在土库曼斯坦古玉龙杰赤城，唐代昭武九姓之“火寻”，在阿姆河下游乌尔根奇市。
汉魏时期西域贾胡和僧人中有不少粟特人。《诸葛亮集》所载后主刘禅建兴五年三月诏书提到，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227年），“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如果说西汉时粟特人经商范围仅限于塔里木盆地至河西走廊，那么，东汉以后他们已深入到中国内地。《后汉书·马援传》有“伏波将军类贾胡，到一处辄止”的譬喻，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早在张骞时代，有些粟特城邦（如布哈拉和撒马尔干）就开始发行钱币。故《史记·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珣，善市贾，争分铢。”安国粟特城主发行的粟特银币就属于这个时期，模仿希腊-大夏王攸提德莫斯一世（Euthydemus
I，前230～前200年）德拉克麦钱。正面为国王头像，背面为弓箭手。早期类型有希腊和粟特双语铭文，成色较足，流行于公元前2世纪；晚期类型成色较低，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希腊钱铭走样或完全消失，钱铭只有粟特文，约流通于公元前1世纪或晚些时候。布哈拉绿洲还出土一种粟特银币，模仿塞琉古王安条克银币，正面为国王头像；背面为马头，正反两面周边有希腊铭文，流行于公元前2世纪。
公元前2世纪，康国粟特城主开始打造银币，可分两种形式。一种为塞琉古王安条克银币仿制品，正面为国王头像，背面为马头。此类粟特钱币与布哈拉出土第二种粟特银币相似，只是正反两面皆无文字；另一种正面为国王头像（或无头像），周边为粟特铭文，背面为希腊大力神、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周边为希腊铭文。
四、欧亚草原之路上的粟特商人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指罗马帝国），抵条支［波斯湾安条克城（Antiochia）或称CharaxSpasinu）］。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甘英畏惧大海，从波斯湾无功而返。不过，不久便有中国商人抵达意大利罗马宫廷。
罗马帝国时代作家福罗鲁斯（Lucius Annaeus
Florus，约74～130年）在公元1世纪末成书的《罗马史纲要》中说：“克拉苏军团所使
用的军旗就是丝绸织物”，并提到有中国使者出访罗马。他在该书第二章《帕提亚人的和平与奥古斯都的加冕礼》（II.34）写道：“Even
the rest of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whichwere not subject to the
imperial sway were sensible of its grandeur, and lookedwith
reverence to the Roman people, the great conqueror of nations. Thus
evenScythians and Sarmatians sent envoys to seek the friendship of
Rome. Nay, theSeres came likewise, and the Indians who dwelt
beneath the vertical sun,bringing presents of precious stones and
pearls and elephants, but thinking allof less moment than the
vastness of the journey which they had undertaken, andwhich they
said had occupied four years. In truth it needed but to look
attheir complexion to see that they were people of another world
than
ours.”意为：“现在还不在帝国统治下的其他民族，也皆知罗马之伟大，对其征服世界的行为表示敬畏。因此，我们见到了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都派遣使者前来与我们媾和。不仅如此，阳光普照下的赛里斯人和印度人也来了。他们带来的礼物中有宝石、珍珠和大象，不过，他们感觉长途漫漫，历时四年才走到。确实，仅从这些人肤色就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拜占庭作家米南德《希腊史残卷》将康居、粟特、突厥等中亚民族统称“斯基泰人”，福罗鲁斯所谓“斯基泰人”当指粟特人。这些赛里斯人并非中国政府派遣的使者，而是随粟特商团到罗马经商的中国商人。
20世纪初，在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古墓发现菱格纹汉绮残片。类似的汉绮残片在新疆孔雀河畔营盘东汉墓（95M7）亦有发现。凡此表明，中国商人是从欧亚草原之路，经克里米亚半岛，随粟特商队到达罗马宫廷的。
新疆营盘东汉墓出土菱格纹绮
近年，在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以北50千米发现一处公元1世纪贵妇人墓，随葬品有来自古埃及的圣甲虫形状宝石、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古罗马陶罐以及一堆中国漆盒残片。后来在日本住友财团的赞助下历时三年修复了这个西汉漆盒。显然，这个汉代漆盒是通过“欧亚草原之路”来到克里米亚。荷兰阿姆斯特丹阿拉德·皮尔逊博物馆（TheAllard
Pierson Museum）曾经借展这个漆盒，现为克里米亚博物馆藏品。
克里米亚半岛西海岸公元1世纪贵妇人墓出土汉代漆盒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河中地区沙漠绿洲的粟特诸城邦，汉代在北方游牧人康居的统治下。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康居商人主要为粟特商胡。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他们就将四川成都生产的蜀布贩运至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近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西汉织机并非丝绸提花机，而是蜀布织机。
第二，中亚塔拉斯河本为乌禅幕的原始故乡，采用胡须墓。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2年），乌禅幕部投奔匈奴，从塔拉斯河迁往天山东部地区，后来东迁蒙古高原。此后半个世纪，塔拉斯河流域被锡尔河中游的康居部落占据。塔拉斯河发现的古代偏洞室墓，应该是康居古墓。永光元年（前43年），北匈奴郅支单于西迁塔拉斯河流域，时称“都赖水”。公元前36年陈汤、甘延寿攻打塔拉斯河畔郅支城，灭北匈奴就在此地。
第三，公元前2世纪，河中地区沙漠绿洲的布哈拉和撒马尔干城主开始发行银币，主要模仿塞琉古和希腊大夏银币，并在钱币上采用粟特文。锡尔河北岸的赭时国并非粟特城邦，而是康居民族中的农耕民族。4世纪中叶，赭时国才开始发行铜币，但是后来居上，发行量极大，显然用于商业流通领域。
第四，为了打破安息帝国对丝绸之路的垄断，粟特人开辟欧亚草原之路，经克里米亚半岛向罗马帝国运送丝绸。公元1世纪末，中国商人可能从欧亚草原之路，经克里米亚半岛，随粟特商队抵达罗马宫廷。
本文由孙莉、王琳玮摘编自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编《北方民族考古（第3辑）》之“汉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赛博古 11月17日文
三：[汉代丝绸]汉代之前的丝绸之路 王巍
汉代之前的丝绸之路
王巍
发表于2015-12-30 04:28
在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做了题为“汉代之前的丝绸之路”的主题演讲，从考古发现出发，详解了欧亚大陆早期的文化交流。
考古学所见欧亚大陆早期文化交流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凤鸟花卉纹浅黄绢面绵袍领缘上附纳绣狩猎纹领缘局部
在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做了题为“汉代之前的丝绸之路”的主题演讲，从考古发现出发，详解了欧亚大陆早期的文化交流。在演讲结束时他指出：“汉代张骞通西域，并非丝绸之路的开始，而是开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交流的新时代。即由零星地、断续地、小规模地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地、持续地、官民结合的交流。”
现在俗称的“陆上丝绸之路”多指成型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由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基本干道，连通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它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这条通道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
然而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是从汉代才开始的吗？在著名的《穆天子传》卷三记载着穆王西行途中会见西王母的事：“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这一重要文献记载着了西周穆王游历四方的事迹。
那么，在考古学上有没有能够说明汉代以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证据呢？本文就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探讨汉代以前中原地区和西域乃至以西地区的文化交流。
粮食种植与彩陶、冶金工艺的交流
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先民们就与西域地区的居民发生了交流。粟黍大约就是在这一交流的背景下被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居民们所栽培。北京东胡林遗址的年代距今约10000年前后，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栽培粟和黍。在北方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也发现有8000年前的粟和黍出土。
另一方面，远古时期彩陶传播方向的争论也因为仰韶遗址的全面发掘和研究得到解决。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掘仰韶遗址，提出仰韶彩陶文化西来说。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量考古发掘证明，仰韶文化的彩陶距今6500年前已经出现，年代早于西亚的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彩陶艺术达到高峰，并向四周扩展，成为第一次中原地区文化的大扩展。传到甘肃青海地区，出现马家窑文化，影响所及达到更西。
在西亚地区发明的冶金术，以及小麦、绵羊和黄牛的某些种类通过河西走廊，约在4500年前传入中原地区。
小麦原产地在西亚的新月沃地。中国最早发现小麦遗址是在河姆渡流域附近。根据考古发现的线索证明，现在在东亚地区食用的小麦，最早可能是在公元前3000世纪从西亚地区通过中亚或者欧亚草原中西部传入新疆河西走廊，进而传入黄河流域，和粟、黍一起驯化成中亚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
冶铜术出现在西亚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000年。中国古代的冶铜技术的出现很有可能接受了外来的影响。迄今我国境内出土最早的铜器是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距今5200-4650 年。最近几年在张掖西城驿遗址发现了早期冶金遗存，铜器主要有锥、环、泡、刀、条等。并发现镜范、权杖头范等。器类从早到晚逐渐增多。各期段均以铜锥为主。
夏代后期都邑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3500年）与宫城仅一路之隔发现铜器和绿松石等高等级物品的作坊，表明这些物品的生产已经被王权所控制。
中国古代家马和马车的来源之谜
4000年至3500年前，居住在中亚到新疆地区中部及以北地区的安德罗诺文化的人们成为连接黄河流域和西亚地区交流的重要媒介。
安德罗诺文化人群的居住址和具有特色的石板墓群在中亚地区有广泛分布。新疆各地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既有欧罗巴人，也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种，而且可以见到一个墓地中，既有欧罗巴人，也有蒙古人，还有两者之间通婚导致的体质特征和遗传基因出现混合的现象。 说明这一时期不同人群的关系十分密切，交流相当频繁。
大约在距今3300至3000年间，马车从欧亚草原（很可能是经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在哈萨克斯坦Aiyrtau县发掘的博泰（Botai）遗址大约为公元前3500-3000年，在其重要发现中，马骨占80%，马骨上有石斧砍痕，在陶片上发现了马奶脂肪酸的残留，马骨上的象征性裂纹证明当时人们已将马骨作为礼器使用，而土层中含满马粪也说明了当时人类养马的能力。
骑乘马和马车的起源则要提到公元前2026年左右的俄罗斯辛塔什塔（Sintashta）遗址，在那里发现了驯化马匹陪葬的男性墓和目前所知最早的双轮马车。
在中国境内，则有以下发现：距今4000-3700年的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内，发现马骨；距今4000-3600年的甘肃省永靖县大何庄齐家文化的遗址里，发现3块马的下颌骨，在甘肃省永靖县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里也发现马骨；距今3700年的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遗址中，也发现可能和祭祀活动相关的马骨；距今4000-3500年的内蒙古赤峰市大山前、上机房营子等遗址，出土有马骨，数量随时间有明显增加，为家马。
根据对27个殷墟马骨的DNA研究显示，殷墟家马具有与现代中亚地区家马相似的单倍型类群分布频率，推测其可能源于中亚地区。
东亚迄今最早的用车证据是（约距今3700年前）在夏代后期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城南侧大路上发现的车辙，两道车辙之间的距离为一米，应当不是马车。
而在距今33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马和马车遗存在黄河下游地区的突发式出现，包括在河南殷墟遗址、山东前掌大遗址、陕西老牛坡遗址。
丝绸之路由东向西的主要物品中国丝绸的发明和西传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桑树的培育可能已有7000年历史。
根据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半个蚕茧被鉴定为家蚕，河南荥阳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蚕茧，至迟在仰韶时代黄河中游地区可能已经开始养蚕、缫丝。
浙江北部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距今约4200年的家蚕丝线、丝带、绢片等丝织品。
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桑、蚕、丝、帛等字。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采桑、养蚕已经是常见的农活。黄河流域也种桑养蚕。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出土了最早一批桑蚕丝织物，墓葬距今2500-2400年，各种精彩织锦实物的发现，开启了纺织文化研究的新篇章。出土密度最大的朱染织锦，密度为每厘米经线240根，纬线10根。
商代末期，周人崛起。周文王时期，占据了关中及陇东地区。至迟在西周时期，中国内地生产的丝绸已经经过丝绸之路被运到西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丝绸已经在西域乃至西亚受到广泛的喜爱，并可能已被销往地中海沿岸。西周时期，羌人和周人通婚，分布于关中地区以西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应当就是羌戎的文化。他们充当了沟通中国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交流的媒介。《穆天子传》中记载的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会见很可能就是这一交流的表现。而其中周穆王赠送给西王母的物品为“锦组百纯，×组三百纯”。锦组应为带有花纹的丝织品，纯则为丝织布帛的单位，一段为一纯（音读为“屯”）。就是说，穆王赠送给西王母大量的丝织品。这应当是文献记载中有关丝织品赠送最早的记载。
春秋时期，西域地区活跃着塞人、乌孙、月氏等部族。这一时期，西亚产的玻璃器和欧亚草原风格的青铜器及金器通过西域传入中国内地。此后，兴起于关中地区以西的秦人势力逐渐强大，至秦穆公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控制了河西走廊，使西戎臣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建立驰道，设置郡县，为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奠定了基础。
总之，丝绸之路历史悠久，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汉代张骞通西域，并非丝绸之路的开始，而是开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交流的新时代。即由零星地、断续地、小规模地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地、持续地、官民结合的交流，对于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根据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在“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的演讲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