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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重大逃兵事件篇(1):88年追剿悍匪:军队逃兵给武警造成重大伤亡
88年追剿悍匪:军队逃兵给武警造成重大伤亡
本文原标题：1988年白岩沟剿匪：1516人参战，场面很激烈
1988年，那一年四川省乐山市的井研县一夜之间在全国出了名，不到半年时间井研县境内连续出现了两起围歼持枪逃犯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出现了:四川军警民齐心合力围歼持枪逃犯的重要新闻。
电视新闻足有十分钟之长，其中一个镜头是:一个战士趴在一个大岩石上往一个洞里甩瓶子(后来才知道那是装满汽油的瓶子)，他身边还不时有瓶子飞过去，最后一把火烧了起来。
据说，当时此案惊动了公安部，中南海，李总理彻夜未眠，直到胜利的消息传来，才长出一口气!
那年初冬，天气奇冷。湖北省襄樊市武警部队，战士邵江兵和伺养员耿学杰杀害了武器弹药库的值班员代理排长汪波，抢走两只折叠式５６冲锋枪和１０００多发子弹逃入深山消失踪迹。
据后来了解：那邵江兵是劳改释放人员，因强 奸罪被判３年劳改。出狱后，因当时国家兵役制度的不完善，家里人走后门送礼将其送入部队，此人在部队里跟认为当猪馆亏待自己的耿学杰臭味相投惺惺相惜，两人就有盗枪后潜逃作大案的想法。
白岩沟剿匪现场，图为防化兵使用火焰喷射器攻击两名逃兵悍匪
公安、武警、民兵等部的领导在山下紧急开会
邵江兵军事素质过硬，枪法奇准。还曾在武警总队组织的射击比赛中得过亚军。两人在部队中拉帮结伙打架斗殴，被部队领导多次批评，两人心怀不满最终于走上了杀人抢枪负罪潜逃的罪恶道路。
两个穷凶极恶的罪犯从湖北逃窜往四川的路上，抢钱夺车连杀数人。其手段之残忍，一般在抢了钱后绝不留活口，一枪毙命或勒死。在路上抢夺摩托车，就直接对着驶过的车子扫射，将驾车人击毙后夺车而去。
两个家伙在逃到四川省乐山市境内后，他们将走到他们罪恶人生的尽头。由于连日奔逃，两人疲惫不堪蓬头垢面。有旅店又不敢去住，只好露宿在田间老百姓打了麦子留下的麦杆堆里。１１月２７号，天还没亮，一个农民去田间巡视自己的农作物，见麦草堆里有人在睡觉。
联想到近日偷鸡的在村子里偷得大家心慌。他连忙跑去村长那里报告，说是可能有偷鸡贼。村长但学清连忙带了几个人去现场。一见两人浑身脏的要命一口外地话不由生疑。将两人强行扭送乡政府。 两人虽然不情愿，但一看周围围观的人多。只好随大家一起来到乡政府的治安室。
治安室里，住乡民警，乡治安员，乡武装部长和村长等人问其是从何地何时来此，干什么？两人吱吱唔唔的说不清。于是准备检查他们提的黑包包。
两逃犯拒不接受检查，说是里边装的收来的天麻（一种草药）正在争执中，耿学杰突然弯腰拉开提包拉链，当过兵的乡治安员突然看见里边有一枝黑黑的枪管，枪！他们有枪！他刚刚喊出这一声。
邵江兵，这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家伙突然施开拳脚将围在身边的人打翻，一串子弹从耿学杰的枪中射出，开枪时，乡治安员猛扑上去抢夺他手上的枪，子弹打中但学清的手臂，又当场击中路过窗外的当地一个盐厂的厂长头部，并打伤两个村民。
此时邵江兵掏出了一把刀疯狂的乱挥，住乡民警和武装部长身负重伤，但仍拼死与其博斗，使其没有时间拿出另一只枪。而但村长和乡治安员也不顾一切的拼死抢夺耿学杰的枪。
疯狂的耿学杰猛扣板机，子弹打光了但奇迹般里边一个人都没伤到。乡治安员猛的一拳再加一膝盖将身材瘦小的耿学杰打翻在地，抢过那只打完子弹的枪拖起手上打飞一大块肉的但村长跑出门去。 另两个身负重伤的住乡民警和乡武装部长也退出了房间。被抢走了一只枪大大的刺激了两个罪犯，邵江兵用仅有的那只枪开路，耿学杰挥舞刀子。两人飞快的冲出了乡政府。
而身负重伤的四个人提着空枪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个罪犯跑掉。此时乡干部闻讯追了出来，两个罪犯拦下一辆白泉农用车挤上去威胁开车，车刚一起动，乡干部赵林元赶来，还没开口被邵江兵举枪打倒。
车刚开出十多里，由于驾驶员心慌一下死火了。有个过路的热心的来问：怎么了？也被邵江兵打死。两个罪犯马上下车又拦了辆野马车（四川****十年代自产的一种越野车）疯狂的逃跑，路上还丧心病狂的向路上的行人开火，打伤数人。
当车到井研高凤乡时，遇到民兵和群众的拦截。邵江兵疯了样对着老百姓开枪，十多人被打死打伤，有个抱在怀里的小孩也被打断手指。他们的车从血染的路上仓惶而过，见路上是实在不能跑脱的，两人弃车钻进了白岩沟里。
武警部队在另一座山上对山洞进行火力封锁
因为山洞地形原因，武警狙击手无法从外面瞄准目标
闻警出动的驻军，武警，公安人员开始大规模的收捕行动，逐渐将包围圈收向了白岩沟。当大家正在搜山时，枪法奇准的邵江兵开火了。 一发子弹打穿一名战士胸前武装带的弹匣，子弹击中战士胸部。两个战士头部中弹。（而据当地老百姓讲，当时带领部队搜山的民兵连长也是被一枪击中头部牺牲，从而部队失去向导，使两个罪犯有充分时间找到一个易守难攻的土鳖洞据险顽抗，造成后面重大伤亡）。
现场闻讯还有赶来的上千群众，有的家人刚刚在高凤乡遇害，大家群情激奋前来助战，但他们忘了，这两个歹徒是丧心病狂的，在穷途末路时是乱杀无辜的，一阵阵枪响，又有人倒下。。。。。 那土鳖洞在我们常人看来与一般山洞没两样，可是里边的人能看见外边一百多度的范围，外边要想看见里面就一定要站洞口直视才行。
因伤亡大，指挥部决定请陆航的武装直升机轰炸，但是没有得到批准，武警、民警只好继续搜索，伤亡数人仍然再增加，指挥部只好上报中央和国防部，请求解放军炮兵部队支援，得到批准后一小时，附近得解放军驻军炮兵得一门榴弹炮被拉到现场。
经侦察组经绘地形图，设定坐标，火炮开始轰击。大地震动，巨石摇晃，两犯藏匿的石洞洞口的杂草全被烧焦。于是战士手拿手电筒进洞搜索，被洞内射出的子弹打中手电筒。
就这独特的地型造成了重大伤亡。乐山刑警当地驻军武警部队，动用了步枪，机枪，瓦斯，甚至８２无座力炮，但效果不好，每次枪炮齐鸣后，洞里一片死静，当公安干警和战士进去时却又遭到邵江兵那准备的火力狙击。 乐山刑警武警战士接连中弹牺牲，冲进去的扑咬警犬也被击毙。最后一次当地驻军师长参谋长带领一个侦察分队赶来，侦察兵们拼死冲到洞口往里甩大威力爆炸手雷，炸得里边碎石乱飞烟雾弥漫。侦察兵们确定里边没活人时，进去找尸体，枪又响了。一位班长头部中弹。。。。
天色以晚，再如强攻肯定只会增加伤亡。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军警将那洞子围得水泄不通，大探照灯在农民们抬上山去的发电机支撑着，发出耀眼的光将那洞子周围照得雪亮。
夜里最终确定了：火攻。连夜，农民们下山抗来了８００多公斤汽油。当地矿山送来管子。天一亮，侦察兵们爬过去将装满汽油的瓶子往洞里扔，输油管也在抢架。最后将汽油全部灌进洞里。只待指挥部一声令下了。
洞里没有枪声，可能耿学杰邵江兵觉得最后的时刻来了吧。
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火轰的一下烧起来了······！后来现场里那些石头都烧崩了。两具相互紧紧抱在一起的尸体蜷缩在洞的深处，烧得缩来只剩一点点大了。枪上的木制部分也烧成炭状。这就是那两个欠下几十条人命的疯狂的邵江兵和耿学杰。
白岩沟围剿战斗历时三天两夜，长达60个小时，动用了曾参加越战的解放军某师的侦察连、防化连、喷火连，战斗中出动大小车辆120辆，使用子弹17000 发，手榴弹334枚，四零火箭弹２０枚，火焰喷射器３具，催泪弹13枚，毒气弹9枚，我方付出了牺牲8人(含1名围观群众)、伤9人(含3名围观群众)的 惨重代价。
部队重大逃兵事件篇(2):继寿阳逃兵事件后，云南3人当逃兵受罚 用自残要挟部队
去年9月，云南个旧市张某、弥勒市卢某、建水县孙某应征入伍，因怕苦怕累、不愿受部队纪律约束，以各种理由逃避服兵役，并以自残、威胁等极端行为相要挟。
资料图：新兵入伍军训
有关部门依法处罚严肃兵役法规
■郝鹏宇本报记者严浩
“现在在部队当逃兵，将来会被生活淘汰”“当逃兵无法给国家交代，也无法给家人、亲朋好友交代”“一点苦都吃不了，算什么男子汉”……这几天，云南省红河州3名征集入伍人员因拒服兵役受到严肃处理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网友热议。记者浏览在朋友圈刷屏的帖子，发现大家的发帖、跟帖都是支持兵役机关和州委、州政府做法。
去年9月，个旧市张某、弥勒市卢某、建水县孙某应征入伍，因怕苦怕累、不愿受部队纪律约束，以各种理由逃避服兵役，并以自残、威胁等极端行为相要挟。兵役机关、部队及家属反复教育，但3人仍拒绝留队服役。为此，部队依据《兵役法》作出退兵处理。由于3人都属于思想退兵，红河州依据《兵役法》《云南省征兵工作条例》《红河州拒服兵役思想退兵行为处理办法》等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
3人拒服兵役不仅让家人颜面扫地，还要受到以下处罚：按照县（市）2015年义务兵家庭优待金5倍的标准给予经济处罚；两年内不得出国（境）或者升学，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3年内不给予其进行就业登记和介绍就业，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不得安排其在乡（镇）、村办企业工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经商营业执照。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红河州委常委、蒙自军分区政委刘明军介绍，严肃处理拒服兵役行为，并追究相关责任，是红河州依法维护兵役法规权威的具体措施。惩前毖后，他们在依法处罚拒服兵役思想退兵的3名青年后，在州内新闻媒体进行宣传通报，将“罚单”公之于众，以此警醒后来者引以为戒。
新闻的发布，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中小学校将此事作为法制教育的现实教材搬进课堂，教育学生“当兵非儿戏”“公民当尽责”。据红河州征兵办工作人员介绍，为防止今年再次出现此类现象，州司法局为各县（市）征兵办派驻了1名律师，主要负责对《国防法》《兵役法》进行解读，对红河州制定出台的规定政策进行宣讲。在蒙自市人武部征兵宣传现场，文澜镇东村适龄青年刘立向律师肖强咨询完相关法规与优抚政策后，当即决定报名参军。
点评
当不当兵可不是“自家的事”
■柴 勇
依法服兵役是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在不少国家，适龄青年除身体健康状况等原因外必须服兵役，且对拒服兵役者大都施以重罚，美、法、日等国除给予经济处罚外，还要予以判刑。相对而言，我国人口基数大，虽然规定了依法尽义务服兵役，但更多时候强调个人自愿。这就让不少适龄青年包括家长产生了思想误区，认为当不当兵是自家的事。
拒服兵役，实质上就是逃兵。不可否认，数十年的和平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销蚀了一些人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使个别青年国防意识不强，担当意识不足。加之以往对拒服兵役者的惩治大多偏软，有的甚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行简单批评教育的“冷处理”，客观上降低了“惩”的警示作用。
我国《宪法》规定，“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拒服兵役，就是违法，理应受到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各层面的严肃处理和追究。把拒服兵役者公之于众，并依法处罚，这种以儆效尤的做法，表明的是党委政府和兵役机关严肃征兵工作的巨大决心，彰显的是法律法规的强大威力，树立的是拒服兵役于法不容、于己不利的鲜明导向，十分必要。
部队重大逃兵事件篇(2):有关部门依法处罚严肃兵役法规
部队重大逃兵事件篇(2):点评
部队重大逃兵事件篇(2):当不当兵可不是“自家的事”
部队重大逃兵事件篇(2):■柴 勇
部队重大逃兵事件篇(3):揭秘:八路军中当了逃兵的“大将”竟然是他
1938年2月间，八路军中发生了一件特大事件，一一五师参谋长周昆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返回途中，不辞而别。这样高级别的干部离队，在中共和八路军中， 尚属首次。当时师司令部工作人员把此消息报告师长林彪，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林师长，更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但这件事对他来说毕竟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常常一 个人独自去散步，思考这个周昆为什么会出逃呢？
周昆
周昆又为何要出走呢？ 周昆，1902年出生于湖南平江。1927年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岗山的老干部，曾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 连长、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的游击战争。1930年后任红十二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第三十四师师长，红四军第十一师 师长、军长，红一军团第十师、第三师师长，闽赣军区第二十一师师长，红军大学代理校长，红八军团军团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十三师师长，红一方面军参谋 长。并参加了长征。 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教导师（庆阳步兵学校）师长，抗大第二分校教育长。1937年参加过秋收起义的 部分干部在延安与毛泽东合影，其中有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叁、杨立叁、陈伯钧、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友才 等人。照片上毛泽东题字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红军改编八路军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一 五师参谋长。并且是中央军委23个委员之一。 在一一五师初过黄河的几仗中，周参谋长曾任也是战功卓著。太原沦陷后，一一五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可就在这时，谁知这位师参谋长周昆 竟然会携款而逃呢？可是对于他的出走之因，史书上很难找到答案，那么他是怎么出走的？离开部队又到了那里？是什么原因使他选择人生路上这一步错棋呢？
对于周昆出走，目前有三种说法 其一，1938年2月间，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115师的最后（最后二字不妥，国民党政府拨给八 路军的军费应该领至1940年底）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挎包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师作战科王科长。" 警卫员回来把包交给 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王秉璋，他打开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纸币。内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说"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 员带回，望查收。"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此后再未离开过。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 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从这一点出发判断，他当年潜逃的动机是非政治性的。（来处于王秉璋的回忆录）
旧照中八路军的抗战武器
其二，此说传来比较简单，周昆在参加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时，孔祥熙开给他一张3万元支票，他是带着这3万元支票跑掉的。 其三，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10万元军费，周昆自己取了3万元，将剩余的7万元让警卫员带回师部，这一说与上基本相同，只是数字的差异。 其二，传说周昆离开八路军之后去了瑞士，并成为杰出的慈善家。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慈善家周昆将军出于对国家的忠诚，曾经化名回到大陆，当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没人认得他，他也不认得别人。周昆又积极的为人民做出了贡献。 其三，周和一个资本家小姐挟款逃到了境外，结果在花光了公款后，被小姐抛弃，后回国，被人打死。 其四，文革中他曾受罪，被红卫兵天天揪斗，死在红卫兵的手里了。其实这四种说法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第一，他如果回到平江老家，象他这样有名望的人，当地 不会没有人认识他，那么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也会找到他，并利用此大肆宣传，再说他能活到解放后，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许多 的政治运动，一定会被当地人挖出来批斗的，不会成为一个谜。
旧照中八路军的抗战武器
第二，作为一个军人，拿了军响去做慈善家，也不很合理，再说如果有人知道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后， 曾经化名回到大陆，积极为人民做贡献，难道件事还能隐瞒了记者吗？第三，说他带资本家小姐挟款逃到境外，花光公款后被小姐抛弃，后回国被人打死。这也会被 爆光，一定不会没有任何痕迹留给媒体。 其四之说就理会谎谬了......那么他究竟去了那里？真的无人知晓了。 是什么原因使他选择人生路上这一步错棋呢？第一种是见财起意；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见财起意，6万元钱都在他的手上，他完全可以全部带走，没有 必要让警卫员送回去一半，自己只拐一半，有人说取3万留3万是保全自己的生命。 一个师一个月的军费全部没有了的话，八路军能不四处追杀吗？所以留3万是保 全之策，这是周的聪明之处。但凡要携款逃之，定是要冒风险的，他不会确信留下那3 万元，八路军就不去查找他的下落。第二种是贪生怕死；周昆在红军时期作战非常勇敢，特别是在强渡湘江中其21师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他都挺过来了。抗日战争 时期的条件要比红军时期好的多，何况此时官至八路军的师参谋长，一般情况是不上最前线的，战死的可能已经很小了。他怎么会有贪生怕死的念头？ 第三种是对革命失去信心；但仔细分析，也有许多疑点，因为他既没有投靠了国民党部队，又没有投靠日本方面。以往一些人多是去别的队伍是寻找靠山，而他却没有。 我分析周昆出走的原因是这样的。就在出事前不久，周昆曾到武汉参加全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会议的间隙，他看到国民党友军的参谋长们饮酒作乐， 嫖妓宿娼，挥金如土，生活极其糜烂。当时，周昆的心里并不是也想去追求那种生活，他曾经为了革命出生**，一心想为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奋斗，可在这样明显的 对比下，他感到心理上极不平衡，同在国民政府军队中为官，做人的差距怎就这么大呀？ 你们就能那样去挥霍，而作为八路军的参谋长，却每月只能领到3元钱的生 活津贴。共产党、八路军，整天叫着要抗日，要为广大民众过上好的生活。可是现在看来，我们所说的这些话有点自欺欺人。想想看，离自己的生活状况都无法改 变，难道还能改变广大民众的生活境况吗？我们一直在革命，难道革命说是只为自己吃苦吗？ 散会后，他返回山西的抗日根据地，去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汇报会议情况。在总部他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当时，朱、彭、左等首长，立即指出他 这种想法很危险，我们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但我们还是红军的思想，红军的精神，我们之所以艰苦，是为了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中国广大民众的 生活得以改善，如果要与国民党军队的干部去攀比，那我们就会失去民众对我们的支持和拥护。 可是，周昆认为那些话并不能改变他的观点，我们离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改善，还一直谈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使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这是不现实 的。可是今天他已经把这样的思想暴露出来了，上级会不会以为他的思想蜕变了？想想以往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感到前途渺茫了，也许为几句话，会将他半世的功劳 冲淡。与其......不如一走了之。 于是，他便在半路上，将刚刚领到的军费，取出3万元包好并写了几句话，将给警卫员，让他尽快交回师部，而自称自己还有事，等办完就会归队，就这样他带着3万元现钞，永远地离开了八路军，离开了革命队伍。 那么离开队伍之后，他究竟去了那里？史书已经无有任何记载。笔者分析：移民异地，隐姓埋名，忧郁而终。这就是他日后再无任何消息的原因所在。如果他投敌、做生意发了家、与资本家小姐出国、出国做慈善事业、文革受冲击等等，他都会再度扬名天下的。 揭秘抗日战争时期罕见的八路军整营叛逃事件 本文摘自：《王芳回忆录》，作者：王芳，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1941年春节前的一天夜里，正是我任山东纵队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期间，一旅突然发生一起干部带兵叛逃的严重事件。
资料图：八路军
那天清晨，一团团长李福泽在操场上看到别的营都出操了，而二营没有动静，去二营营地一看，全营的人都不见了。由于斗争环境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个别战士甚至干部开小差溜号的事时有发生。但由干部带领一个几百号人的整个建制营逃跑，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团团长慌了神，急忙报告旅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他俩把我叫去，告诉我二营的情况，要我立即率一个骑兵连火速把二营追回来。该营教导员有事不在位，肯定是营长侯志林带队出逃了。侯志林过去带过兵，打过仗，立过功，表现还可以，想不到在革命最困难的历史关头，经不起考验，看不到前途，背叛了革命。自己当了逃兵，还带上全营的人逃跑了。不用多说，大家都认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我率部火速出发追赶二营。 前一天刚好下过一场雪，路上雪很厚，马跑不快，二营的人当然也走不快。我们快马加鞭，马喘着粗气，人额上流着汗。追到下午三四点钟，追上了他们。我大声告 诉大家：我奉司令、政委命令，部队立即停止行动，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立场坚定，听从上级命令；逃跑是可耻的，没有出路的。这时部队停了下来，大家开始议 论纷纷。 我接着说：大家参加革命有迟有早，都受过革命的教育，革命是光荣的，共产党领导革命必定要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和伪军汉奸越是凶残，说明他们的末日快到了。 我们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越是困难越是考验人，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快要胜利的时候。害怕困难，动摇革命立场，这是懦夫 的表现。如果有人思想变节，欺骗战士，企图组织逃跑，肯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下场是十分可耻的。党员同志们，你们是经过战场洗礼，革命考验的，是最有觉悟，立场最坚定的，你们一时被蒙骗不要紧，赶快醒悟，发挥骨干作用，帮助我们做好全体战士思想工作，迅速返回部队。这时，大家渐渐向我靠拢。原来，侯志林欺骗大家，说是快过年了，上级同意部队放假回家，等过了年再回部队。 很多战士不明底细，听了很高兴，就跟着走了。走到第二天上午，几个指导员就有点怀疑了，队伍中怎么没有教导员？这么大的行动，团里也没有派人参加？等我们赶到后，大家才恍然大悟。 侯志林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通信员、文书偷偷溜跑了。后来，听说侯志林跑回家后当了汉奸，不久被老百姓抓住，打死了。
影视剧中的八路军
天黑后，一团团长、政委也赶到了。这里离营地有80多里地，为了稳定军心，做好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我们就地住了一夜。经过深入了解，愿意跟侯志林逃跑的就是文书、通信员，其余都是受蒙骗的。但是很多人因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认为主观上绝对不想逃跑，但客观上却做了一次逃兵，在部队造成了不良影响，感到抬不起头来。针对这种思想，我找所有干部谈了一次话，连、排、班都做了思想工作。大家痛恨侯志林，说跟他犯了大错误。第二天都顺利归队。 侯志林的叛变，在部队内外，造成了极坏影响。二营的300多人员带回来了，但不少人的思想情绪很不稳定，开小差的比较多，个别的甚至企图组织再次逃跑。旅领导对此感到非常恼火。周赤萍同志要我向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请示，把想组织逃跑的人毙他几个，威慑一下。我带着材料到纵队向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作了汇报。 他没有立刻表态，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部队有几个侯志林？二是怎样才能管好部队带好兵？并要我不要急于回答。他随即拿出一本书《统帅与士兵》，对我说，你先把这本书拿去看看，看完了再来汇报。这时已到中午，他留我吃中饭，吃的是水煮面条拌辣椒，吃得很香。在那时吃上面条，就是一顿好饭了。 这三种说法究竟那一种更合理呢？笔者分析应该是其一。其理由是，第一，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费是每月50万元，这是周恩来与顾祝同在西安谈判是定的，但由于 延安的中央机关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都不在此列，八路军总部要将这50万元军费，分一部分来供养延安，所以一一五师不可能分的太多，因为一一五师出师的人数最 多，而且是作战的主力，但此时新设立了晋察冀军区，且344旅此时与一二九师在一起，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 一个月给一一五师6万元的军费应该是合理的。 第二，当时师部没有参谋处长，王秉璋任师作战科长，周昆让警卫员将此款转给王也是合理的。第三，为何否定孔祥熙给的支票一说？此前周确定在武汉参加过全国 参谋长联席会议，但孔祥熙不可能给他3万元的支票，因为中央即使额外奖赏给一一五师3万元（假设），也会通过八路军总部转达，而肯定不会直接给了一一五师 的，这是一个制度。 那么周昆离开部队到那里去了？亦有四种说法 其一，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找了一个村子住下来做买卖，此后再未离开过。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 吃好饭，我抓紧时间看书，这本书当时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基本内容是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犯错误的干部战士不要简单采取关、杀的办法。 领导首先要像父母、兄长一样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打成一片，做到亲密无间。在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即使对犯错误的人要严肃处理，目的也不是惩罚，而是为了挽救他和教育大家。
资料图：八路军
第二天和江华同志吃中饭时，我说书我认真看了，向你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侯志林只有一个，不可能有第二个，但有侯志林那种思想的，可能还有。他们想再次逃跑的主要原因，是犯了这样大的错误，怕在部队今后没有前途了。 第二，部队要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主，不能以惩罚为主。江华同志说，你的理解很对。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是毛主席建设人民军队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能够战胜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力量源泉。你回去告诉王建安同志和周赤萍同志，对几个想逃跑的人要以教育为主，可以关禁闭，但是不能杀。侯志林带兵逃跑，背叛革命，肯定要受到惩罚。 但是我们各级领导平时在管理和教育上有没有缺点和问题？工作是不是都做到家了？也要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我回来向旅领导作了汇报，大家认为江华同志的 意见是正确的。旅党委经过认真研究，特别对原侯志林所属几个连队采取了一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调整充实了部分干部，此后部队很稳定，打仗很勇敢，没 有再出什么问题。 相关阅读：八路军“内讧”115师“肃托”杀掉很多人 1938年秋，115师在经营鲁西的同时，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沂河以西、蒙山以南地区。它靠沂蒙山区，南接徐（州）海（州）平原，是 华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在徐海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控制它可以威胁津浦、陇海两条成十字交叉的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8年，日本侵略军已控制铁路，侵占了鲁南的所有县城，对鲁南山区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在层峦叠嶂的山区中，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等犬牙交错，各霸一方。 在鲁南也有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叫“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是郭子化、张光中和何一萍等人创建起来的。 郭子化是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1937年他赴延安参加党的苏区和白区会议回来后便酝酿建立抗日武装，翌年春发动武装起义。5月间，将沛县、滕县和峄县的 武装调至峄县集结，从李宗仁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第5战区取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的番号，由中共苏鲁边区特委委员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总队曾多次破袭临（城）枣（庄）铁路，袭击日军小分队和辎重队。后来被秦启荣、申宪武等顽军包围，于是就派人到泰莱山区向中共山东省委求援。7 月间，省委率山东人 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由1938年1月1日徂徕山起义的部队组成，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两个团到鲁南，计划建立鲁南根据地，因受地主武装包围 不能立足而撤回到鲁中。9月间，孤单弱小的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只好接受当时对共产党态度较好的临沂专员张里元部直辖4团的番号，困驻于枣庄东的抱犊崮附 近的车辋、大炉一带，其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1939年4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第51军、第57军约2万人，受蒋介石之命，由皖进入鲁中、鲁南，驻扎于沂（山）、鲁（山）、莒（县）、日 （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山区。沈鸿烈为拉拢于学忠，作出了一个“防区划分”的决定。把山东纵队的防区划在泰山、徂徕山以南，津浦路以东，滕县 以，石莱（新泰县西南角）以西的狭小山地，并规定：山东纵队“除胶东、鲁西各支队仍在现地……以外，其鲁南及胶济路各支队应向前定地区集结，限5月15日 前到达。显然，沈鸿烈搞这个决定，是企图依靠于学忠的力量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并且借以挑拨八路军和于学忠部之间的关系。于是，八路军在鲁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1939年6月，日军2万人“扫荡”鲁中、鲁南。在这次“扫荡”中，秦启荣的部队和于学忠的部队都遭到重大损失，这样就为115师进入这一地区提 供了机会。远在陕西的毛泽东瞧准了这一机会。 6月21日，毛泽东及时致电集总，指出：在日军“扫荡”后，鲁南（这里指大鲁南，包括鲁中地区）局面混乱，省府秦部及东军损失 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115 师师部及686团（和）萧华（纵队）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大放（即任命）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但是，7月间， 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和方局建议，第115师指挥位置仍在鲁西地区。8月1日，第1纵队又致电115师，要求将686团调往鲁南，于是686团立即由鲁西出发，过南阳湖，进入邹县与滕县边界，9月初进入抱犊崮山区。 8月上旬，115师机关从费县南下，于9月1日到达大炉。陈光和罗荣桓率领少数参谋人员和两个连仍留在泰西。从这时候开始，津浦路以东也有了八路军的主力 部队。这次行动使得该师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对山东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沈鸿烈排挤山东纵队的企图也就随之而化为泡影。 9月4日，八路军集总致电115师，指出山东肥城周围山区的活动范围太小，不便于部队的行动和进一步扩展力量，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此时，第686团和师部已到达鲁南，实际上需要转移的只有陈光和罗荣桓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了。 接到集总的通知后，罗荣桓和陈光就着手准备向鲁南转移，可是，就在这时他们接到杨得志（当时他正率领冀鲁豫支队，这个支队由115师的344旅一部组成，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和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发来的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 八路军内部出了“托匪” 罗荣桓接到这两个电报，心里想，不好1共产党中的一些人的毛病又犯了。早在红军时期，反“AB团”扩大化，就不知冤枉了多少红军优秀干部、战士，造成了重 大损失。当年，很多国民党出很高奖赏都没有抓到的共产党员，最后却惨死在自己战友的枪口之下。这些事记忆犹新，今天有的人又搞起了这套把戏。 “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罗荣桓暗暗下了决心。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 年1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 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 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汉奸，或者 如同10年内战时期的“AB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1939年8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单。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和干部已达数百人。因为“托派”从性质上讲同汉奸是一样的，既然是汉奸，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当时的情况怎么能让人民公敌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长的时间 里，就有约300人被无辜杀害。 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4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湖 西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于1938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军第2总队（当时总队长是李贞乾，政委是王文彬，后为郭影 秋），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8年12月，由115师第685团改编的苏鲁支队到达湖西，和山东纵 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4000多日伪军对湖西的第一次“扫荡”，受到了湖西群众的热情欢迎。与抗日义勇军第2总队合编 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共有第1、2、3、4大队和游击7大队及独立大队等下属单位，曾发展到8000余人。 1939年5月间，遵照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领支队部和第2、3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领第1大队和第7大 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4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苏鲁豫 支队的这3支队伍，分别处在津浦路和陇海路十字交叉点徐州的西、西南和东南角（第686团则进入徐州的东角），南联彭雪枫纵队，西接冀鲁豫支队，共产党所 领导的抗日队伍的活动范围是越来越广了，按这样的情况看，这里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然而，到1939年8月间，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 王须仁搞“肃托”，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这些不确实的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是越肃越多。 “肃托”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湖西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 批优秀干部被杀害。二王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115师报告，而且还嫌当地“托派”的人数不够，“肃”起来不过瘾，于是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 在冀鲁豫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得志将该地区的“托派”抓起来，送到湖西地区处理。 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 不久，杨得志率领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对此置若罔闻。而梁兴 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得志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的敌人有 密切联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此例一开，4大队的“托匪”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很多营连干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 红军。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明治。彭明治无力扭转王凤鸣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和陈光反映。 罗荣桓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湖西发报制止，同时说明将亲自到湖西了解情况。见到罗荣桓的电报后，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不得不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准备迎接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制造的既成事实。 被关押的干部很快认识到这是一起大冤案。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原，是红25军干部，内战时期见识过“肃反”扩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毙，设法逃出了虎 口，并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回来。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千方百计地向上级报告情况。被关押的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 士等，在一个纸烟盒子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115师首长写了一封信，报告湖西“肃托”的情况，然后把这封信交给同监的一个小贩，托他释放后交给共产党的地 下交通站，再转到分局和师部。罗荣桓赶到湖西时，收到了这封信。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把共产党监狱内犯人的信交给共产党的机关，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恐怕是极 为少见的。 “肃托”在继续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后也被投进了牢房。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内，几间阴暗潮湿的房内，关了许多重要人员。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 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李贞乾、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他们的许多战友已经惨遭杀害，而他们自己的生命已是朝不保夕。可这位侦察科长却带来了好 消息，他告诉大家： “罗荣桓政委要来了”。 阴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跃起来。卑有救了，有救了1人们交换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转向窗户，盼望看到罗荣桓的身影；夜晚，大家都在侧耳倾听，想听出有没有罗荣桓到来的马蹄声。人们都在默默念着罗荣桓的名字，心里想着：“罗政委，你快来吧1 罗荣桓比他们更急。在被关押的人盼望他到湖西的时候，罗荣桓一行正马不停蹄地向湖西赶来。对于罗荣桓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多争取一点时间，就等于多为革命 挽回一些损失。罗荣桓亲自听取侦察员的报告，了解敌情，决定具体的行军路线。在行军途中，他们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提高行军速度。 罗荣桓骑在马上，脑子中闪过一个个画面：抓“AB团”，“肃反”扩大化……有多少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被惨遭杀害，革命遭到了多么重大的损失，人们已饱尝了因过火的政治斗争而造成的巨大痛苦，为什么现在还有人重蹈覆辙呢？ 为了路上的安全，应付意外事件，罗荣桓带了一部分部队同行。他们首先在滕县与薛城之间迅速穿过了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东岸。第4大队的第2营营长江燮元，率领部队过湖来迎接罗荣桓。他们见面后，罗荣桓就问江燮元： “你怎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不解地问。 罗荣桓接着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吗？” 罗荣桓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考虑到湖西的情况，就叮嘱说：“你们暂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们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 江燮元及其所率部队就留在了湖东。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便旨单县，到达第4大队驻地附近后，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事件，他们先住进了一个小村子里，随即派朱涤 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的真相。 在罗荣桓及其随行人员住的村子里，到处都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搞垮 了，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 按照事先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桓和王凤鸣谈。 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狠狠地盯着他。他知道事情不好，赶紧低下了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但假的就是假的，汇报漏 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这次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王凤鸣的话，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举起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出来的？”罗荣桓更加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你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连串的提问，好像连珠炮，王凤鸣终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 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斥责声中，在湖西地区专横跋扈的王凤鸣，此刻像泄了气的皮球，软在椅子上。 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经过郭洪涛的谈话，悔恨交加，意识到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同他谈话时说：“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1区党委的同志，像王 文彬同志，我听六支队的段君毅同志说，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经当过平学联的宣传部长，他和张如等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 他们是托派，能这样干吗？” 在牢房里似饥若渴的“犯人”们，从窗户看到外面有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干部，都估计：可能是罗政委的人已经到了。大家为很快就要被解救而感到欢欣鼓舞。然 而，住在单人牢房的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并不知道罗荣桓的到来。前几天审讯者拿着一张纸在郭面前摇晃，说这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电报里说，郭子 化（当时是山东分局的统战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已经交代自己是托派了，而且供出郭影秋是托派。郭影秋只好说：“我是由郭子化介绍 入党的。既然他是托派，那我也只好承认我也是。郭影秋被押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头，又翻了供，于是被关进了单人牢房。就在罗荣桓到达的这一天上午，王须仁再 次提审郭影秋，因取不到口供，当着郭的面把另一名“犯人”民运干事陈景文打死，并气急败坏地威胁郭影秋说： “如果再不承认，就将和陈景文同样下场。” 当时，郭影秋并不知道，这是王须仁的垂死挣扎，更不知道这正是罗荣桓即将来解救他们之时。 在陈景文死后不到几小时，郭影秋被带到一个四合院的西屋内。他抬头一看，对面桌后坐着几个他不认识的人。 中间坐着的那个人招呼郭影秋坐下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影秋。 “你认为肃托怎么样？” “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他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这样回答。 “是谁冤枉了你？” “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会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匪，而且还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还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审讯我的人说是分局来了电报。 “岂有此理1坐在中间那人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说：“郭影秋同志，我不是来审讯你的。分局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郭子化同志也从来没有自首过，这完全是捏造1他走到郭影秋面前自我介绍说： “我是罗荣桓。他又指指身旁的两位干部说：“这位是张经武同志，这位是郭洪涛同志。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等一会就会见到他。 罗荣桓命令立即释放郭影秋。 郭影秋一听，泪落如雨，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的，如果罗荣桓再晚来一会儿，他就有可能会不明不白地死去，临死之前，他还会认为是郭子化害了他。现在 真相大白，自己的上级，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居然会拿假电报来诱使他承认是“托匪”，真是人心难测啊1 后来郭影秋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4小时，我和李贞乾、郝中士、梁兴初几位同志，也就被拉出去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之后，所谓的‘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经过与郭影秋这次谈话，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一致认为，已经没有必要逐一进行甄别了。罗荣桓决定快刀斩乱麻，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返回原岗位，恢复工作。 接着，罗荣桓等又去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和李贞乾。 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梁兴初，看到罗政委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手，泣不成声地说： “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极为愤慨地说： “这简直是犯罪”！ 罗荣桓又向梁兴初问了一些情况，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罗荣桓等人又去看望了李贞乾。他是受刑最重的一个，受刑后一直卧在地铺上。罗荣桓进去时，他挣扎着要坐起来，罗荣桓赶紧迎上前去，随行人员介绍说：“这就 是罗政委1李贞乾没有见过罗荣桓，目光中还有一丝疑虑。罗荣桓立即安慰他说：“李贞乾同志，你受委屈了1你是一位好同志。为了开辟湖西根据地，你和区党委 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党是知道的。 李贞乾听到这暖人肺腑的话，热泪夺眶而出。罗荣桓随即派人将李贞乾转送到卫生队，并再三嘱咐，要细心护理，精心治疗。 罗荣桓的到来，使得湖西的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获得了自由，这就好像春潮冲破冰封，仿佛黑夜突见光明，长时间笼罩在湖西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人们很难掩饰内心的激动。 随后，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中共山东分局和115师向你们表示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此时此刻，人们听到这些话，就再也控制不住各自的感情，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激动的哭声。这哭声是发自对党的感激，是失去亲人后的悲痛，是对刽子手的愤恨。 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这时他更感觉到对不起这些受害的同志。他在想，由于自己队伍中某些人的行为，给这么多人带来了痛苦，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死去 的人已不可能再复生了，但这一事件给生者心灵上带来的创伤不知需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弥补。罗荣桓有一种负疚感，他恨自己对这件事了解得太晚了，恨在自己责任 能够涉及到的范围内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讲： “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过失1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 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他要求受冤枉的同 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帮助党组织把问题搞清楚。 “肃托”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4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 1929年后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是在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 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表情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AB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在这一段时间内，罗荣桓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红军时期肃“AB团”的运动。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在红军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结果造成了乱捕乱 杀现象。罗荣桓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任红4军政委，一位年仅十几岁的小战士也被打成了“AB团”，原因是他给被打成“AB团”的人买了酒和花生米，最后是 罗荣桓救了这个小战士。当时有人说12师师长萧克也有“AB团”的嫌疑，准备抓起来，是罗荣桓保护了他。另外，还有一个罗荣桓“刀下留人”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红4军政治部通知说12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个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 了，又供出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不到两个月，这个师抓了100多人。当时规定，捕人由各团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不 须向军党委和总前委请示报告。 12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那一天早晨，12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萧克便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汇 报。罗荣桓当即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听了罗荣桓的意见，萧克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30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 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过去的事就不要去想了，先把“肃托”的事处理好吧。罗荣桓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罗荣桓一到湖西，就开始注意到王须仁这个人。他整天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上，加上一副眼镜挡在前面，很难看清 他那诡秘的眼神。罗荣桓来了以后，王须仁很少抛头露面，话也不多，似乎并无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须仁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罗荣 桓初步了解情况后，便很尖锐地向区党委书记指出：“现在可能是这种情况：好人牺牲了，坏人却在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在抗战前，他在平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与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 在韩复榘的部队和第5战区第2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起初，2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这个人来历不明，就没有让 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他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随后，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并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须仁感到自己的罪孽太重，就畏罪自杀了。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686团当团 长。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罗荣桓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了，就与陈光商量，准备撤销王凤鸣的职务。于是，在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115 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1941年2月，中央根据王凤鸣所犯下的罪行，决定判处他徒刑。这一决定转到山东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115师 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 管理工作的决定。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要判处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 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2 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 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 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 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王凤鸣所在的4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 “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罗荣桓处理湖西事件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在115师机关和部队中，从此再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1940年，鲁南的第3地委曾开了一个70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2人。当时驻在鲁南地区的罗荣桓发现后，立即对地委负责人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不能盲目地搞。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鲁南的“肃托”运动很快就被制止了。 1941年，115师师部进驻滨海区。一天，罗荣桓听说山东纵队第2旅奉命在搞“肃托”，抓了几十个人。他立即对旅长邓继先、政委江华说：“此事应当慎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孙继先和江华按罗荣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72人全部释放。 山东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被制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