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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粟疏篇(一):论贵粟疏原文、翻译及赏析
论贵粟疏
两汉:晁错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39
古文观止,议论,农业,策略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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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 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注释(1)食(sì)之:给他们吃。 “食”作动词用。(2)衣(yì)之:给他们穿。 “衣”作动词用。(3)道:途径。(4)捐瘠(jí):被遗弃和瘦弱的人。 捐,抛弃; 瘠,瘦。(5)不避:不让,不次于。(6)地著(zhù):定居一地。《汉书·食货志》:“理民之道,地著为本。”颜师古注:“地著,谓安土也。”(7)廪(lǐn):米仓。(8)牧:养,引申为统治、管理。(9)石:重量单位。汉制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10)弗胜:不能胜任,指拿不动。(11)长(zhǎng):养育。(12)政:同“征”。虐:清代王念孙认为当作“赋”。(13)改:王念孙认为原本作“得”。(14)倍称(chèn)之息:加倍的利息。 称,相等,相当。(15)贾(gǔ):商人。(16)奇赢:以特殊的手段获得更大的利润。(17)阡陌(qiān mò)之得:指田地的收获。 阡陌,田间小路,此代田地。(18)乘坚策肥:乘坚车,策肥马。 策,用鞭子赶马。(19)履丝曳(yè)缟(gǎo):脚穿丝鞋,身披绸衣。 曳,拖着。缟,一种精致洁白的丝织品。(20)乖迕(wǔ):相违背。(21)县官:汉代对官府的通称。(22)拜爵:封爵位。(23)渫(xiè):散出。(24)损:减。(25)车骑马:指战马。(26)大用:最需要的东西。(27)五大夫:汉代的一种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级中属第九级。凡纳粟四千石,即可封赐。(28)擅:专有。▲
有用(134)没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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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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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有用(73)没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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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西汉建国初期,汉高祖刘邦由于采取了罢兵归家、抑制商人、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措施,使秦朝末年因连年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汉文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兼并侵夺加剧,大批农民展开阅读全文 ∨
创作背景 西汉建国初期,汉高祖刘邦由于采取了罢兵归家、抑制商人、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措施,使秦朝末年因连年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汉文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兼并侵夺加剧,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
有用(32)没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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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受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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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槐堂铭
宋代:苏轼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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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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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观止,赞颂,写人
心术
宋代:苏洵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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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馀勇,欲不尽则有馀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馀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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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观止,议论,用兵
捕蛇者说
唐代:柳宗元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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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饥渴而顿踣 一作:饿渴)▲
1477
古文观止,生活,赋税
论贵粟疏篇(二):《论贵粟疏》原文、注解和译文
《论贵粟疏》原文、注解和译文
论贵粟疏[1] 晁错[2]
圣王在上[3],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4],织而衣之也[5],为开其资财之道也[6]。故尧、禹有九年之水[7],汤有七年之旱[8],而国亡捐瘠者[9],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10]。今海内为一[11],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12],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13],何也?地有遗利[14],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15],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16]。民贫则奸邪生[17]。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18],不地著则离乡轻家[19]。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20];饥之于食,不待甘旨[21];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22],君安能以有其民哉[23]?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24],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25],趋利如水走下[26],四方亡择也[27]。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28]。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29]。此令臣轻背其主[30],而民易去其乡[31],盗贼有所劝[32],亡逃者得轻资也[33]。粟米布帛生于地[34],长于时,聚于力[35],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36],中人弗胜[37],不为奸邪所利[38];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39],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40],秋获,冬藏,伐薪樵[41],治官府[42],给徭役[43]。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44],养孤长幼在其中[45]。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46],急政暴虐[47],赋敛不时[48],朝令而暮改。当具[49],有者半贾而卖[50],亡者取倍称之息[51],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52]。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53],小者坐列贩卖[54],操其奇赢[55],日游部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56],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57]。因其富厚[58],交通王侯[59],力过吏势[60],以利相倾[61]。千里游敖[62],冠盖相望[63],乘坚策肥[64],履丝曳缟[65]。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66],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67],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68]。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69],复卒三人[70]。”车骑者,天下武备也[71],故为复卒[72]。神农之教曰[73]:“有石城十仞[74],汤池百步[75],带甲百万[76],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77],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78], 乃复一人耳[79],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解】
[1]本文选自《汉书·食货志》,题目是后人加的。贵粟,重视粮食储备,提高谷物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2]晁错(公元前200年?—前154年),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轻时学习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景帝时任内史、御史大夫,景帝的主要谋士,称为“智囊”。晁错力主改革政治,奖励农耕,抗击匈奴。当时各诸侯国地盘大,实力强,中央难以控制。晁错提出“削其支郡”、“以尊京师”的建议。这事触犯了诸侯王的利益,于是吴、楚等七国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兴兵叛乱。袁盎等人趁机诬谄,景帝为了平息叛乱,便把晁错杀了。史有“世哀其忠”之叹。
[3] 圣王:圣明的君王。在上:在上位。
[4] 食(sì):动词,给…东西吃。
[5] 衣(yì):动词,给…衣服穿。
[6]为开其资财之道也:因为他能给百姓开辟取得资财的道路。开,打开,开辟。
[7] 尧:传说中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首领。禹:尧时的一个部落酋长。相传尧时发生了连续九年的洪水。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了,禹又接着治理,终于把洪水治退。
[8] 汤:成汤,商朝的开国君主。传说商汤时发生过七年旱灾。
[9] 亡:通“无”。下文除“亡逃”、“流亡”外,其余的“亡”字皆通“无”。捐:抛弃,这里指无人供养。瘠(jí):瘦弱。
[10] 畜:通,“蓄”,储藏,下同。备:储备。先:事先。具:准备齐全。
[11] 海内:四海之内,国境以内。为一:成为一体,统一。
[12] 不避:不让,不差于。避,让。
[13] 及:赶得上。
[14] 遗利:余剩,指土地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潜力。遗,遗漏。利,财富。
[15] 山泽:山林和江河湖泊的统称。泽,聚水的洼地。
[16] 游食之民:指不从事农业生产到处流动以谋生活的人。归农:归到农业生产上来。
[17] 奸邪:不正当的行为,邪乱的事情。
[18] 地著(zhuó):定居在一个地方,著,附着。
[19] 轻家:不恋家。轻:轻视。
[20] 轻暖:轻软暖和的衣服。
[21] 甘旨:香甜可口的食物。
[22] 保:保养,保全。
[23]以:介宾词组“以此”之省,根据这种情况。有其民:拥有他的百姓,即保住他的统治地位。
[24] 薄:减少、减轻。赋敛:向国家缴纳的田地税。
[25] 牧:放养牲口,这里是抚养驾驭的意思。
[26] 趋:归向。如水走下:象水一样往低处跑。下,低下之处。
[27] 四方:东南西北。亡择:没有选择。
[28] 以:因。上:指君主。用:用来作资财货币。之:指珠玉金银。
[29] 周海内:走遍全国。
[30] 轻背:轻易背离。
[31] 去:离开。
[32] 劝:鼓励,这里是“助长”的意思。
[33] 亡逃者:指弃农,远走他乡的人。亡,外逃。轻资:轻便的财物。
[34] 布帛:古代麻织品叫“布”,丝织品叫“帛”。这里泛指布匹。
[35] 聚:聚集,指收获。力:指人力。
[36] 石:容量单位。汉代一石相当于今天的两斗。
[37] 中人:一般人。弗胜:不能胜任。
[38] 不为奸邪所利:不易被奸邪的人所贪图。利,贪图,贪求。
[39] 服役:服劳役和兵役。不下:不低于,不少于。
[40] 耘:除草。
[41] 伐薪樵:(替官府)砍伐木柴。薪樵,木柴。
[42] 治官府:修理官府的房舍。治,修理,修建。
[43] 给徭役:服劳役,供应官差。给,供给,供应。
[44] 吊:吊唁。
[45] 孤:孤独的老人。长(zhǎng):抚育。在其中:在一年之中。
[46] 尚复:还要。被:遭受。
[47] 急政:急迫地征收赋税。政,通“征”,征收赋税。暴虐:指残酷凶狠地压榨百姓。
[48] 赋:收刮钱财。不时:没有一定的时间。
[49] 具:备办。
[50] 有者半贾而卖:有谷的人把谷作半价卖出去。贾:通“价”。
[51] 取:借取。倍称(chèn)之息:照原数加倍的利息,指高利贷。
[52] 鬻(yù):卖。责,古“债”字。
[53] 商贾:有固定营业场所的商人。积贮:囤积货物。
[54] 坐列:摆摊开店。贩卖:贩卖货物。
[55] 操:把持操纵。奇赢:高额利润。
[56] 粱肉:精美的饭菜。粱,精米,精细的小米。
[57] 阡陌(qiān mò):田间的小路,这里代称田地。
[58] 因:凭借。富厚:有钱。
[59] 交通:交结,串通。
[60] 力:权力。吏势:官吏的势力。
[61] 以利相倾:指相互间比富有,赛阔气。倾:倾轧,互相排挤。
[62] 游敖:游玩。敖,通“遨”,出游。
[63] 冠:帽子。盖:古代车上象伞似的车篷子。相望:互相可以看见,指络绎不绝。
[64] 坚:指坚固的车。策:鞭策,鞭打。肥:指膘肥体壮的马。
[65] 履:鞋,用作动词,穿。丝:指丝织品做的鞋。曳(yì义):拖拉着。缟(gǎo):一种精细白色的丝织品,这里指缟衣。
[66] 乖迕(wǔ):违背。
[67] 县官:汉代对官府的称呼。
[68] 渫(xiè):疏散,分散。
[69] 车骑马:可以拉战车或供骑兵用的战马。骑,骑兵。
[70] 复卒:免除兵役。复,免除。
[71] 天下武备也:国家的军备。
[72] 为复卒:为之复卒,给他们免除兵役。
[73] 神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相传是他开始教民耕种的。
[74] 仞:长度单位,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75] 汤池:像充满沸水的护城河。比喻防守严密。步:古代一般以五尺或六尺为一步。
[76] 带甲:披挂铠甲的战士,指武装精良的军队。
[77] 大用:最重大的物资。
[78] 五大夫:一种爵位。汉朝沿袭秦制,侯以下共分二十级,五大夫在第九级。
[79] 乃复一人耳: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
【译文】
圣明的帝王在位的时候,他的百姓便不会挨饿受冻,这并不是说帝王能自己种粮食给他们吃,或亲自织布给他们穿,而是说他能够为他们开辟增加物质财富的途径。所以唐尧和夏禹都曾遭遇到了九年大水灾,商汤遭遇到了七年的大旱灾,可是国内却没有被遗弃的,或饿得瘦弱不堪的人,这是因为粮食储备得多,并且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现在全国已经统一了,土地的辽阔,人民的众多,也不下于夏禹、商汤时,加上并没有出现连年的水、旱灾荒,可积蓄却不如那时侯,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土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百姓的潜力没有得到全面的发挥,能够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得到全部开垦,山林川泽的资源没有得到全面开发,那些四处游荡,不劳而食的人还没有全部回来参加农业生产啊。百姓生活贫困,就会有坏人坏事出现。贫穷出自于物资不足,物资不足出自于不发展农业,不发展农业,百姓就不可能在农村定居,不能定居,他们就会轻易地离开家乡。人象鸟兽一样地去四方谋生,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严峻的惩罚,还是禁止不了这种行为的。
人在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就有急迫的要求,不会等到有又轻又暖的贵重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到有美味的食物才吃。饥饿寒冷危及自身,人就不会去顾及廉耻了。人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便要饿得发慌,一年不添制棉衣便会感到寒冷。肚子空空没有吃的,身上冰冷没有穿的,即便是慈爱的母亲也无法保护他的儿子,君主又怎么能保护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使人们致力于农桑,并减轻他们的田赋捐税,多多地积蓄粮食,用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天灾,这样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人民,是皇上所统治的,他们对利益的追求,就像水往低洼处流淌一样,是不选择东南西北的。珠玉金银这些东西,当人饿了的时候,它们不能当饭吃;当人们寒冷的时候,又不能当衣穿,但是人们认为它们珍贵,那是因为君王要用它的缘故啊。珠玉金银这些东西又轻又小,很容易收藏,拿在手掌里,就可以走遍全国,而不必担心饥寒。这就使得臣下轻易地背弃君王,百姓轻易地离开他的乡里,使得盗贼等人得到鼓励,使得逃亡的人得到轻便的资财。米粟布帛这些东西生长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要用人力去收获,不是一天就能办得到的。几石重的粮食,中等气力的人拿不动,不是坏人所能随便利用的,但是一天没有它,便会有饥寒,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一家有五口人的农民,其中为国家服役的不少于两个人,他们能够种的田地,不超过一百亩。而一百亩田的收获,不超过一百石。农民们春天耕地,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又要采伐柴薪,修理官府,应付公差。他们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一天能休息。他们又要有私人交往,如吊祭死者,慰问病人,养育孤儿幼童等。即便这样辛苦,还要遭受到水旱等自然灾害,紧急征敛赋税、凶狠的聚敛等人为灾害,而征收赋税又不按照生产季节,有时早晨接到命令,晚上又改变了!那些有粮的农民,就只好半价贱卖,而没有粮食的农民,就只有向人借贷,付加倍的利息。于是就出现了卖掉田宅、卖掉子孙去还债的惨事。可是那些商人,大一些的囤积货物,取得双倍的利润;小一些的就开设店铺,贩卖货物,取得暴利。他们成天在市场里转,趁着政府的急需,出卖时必定加倍地哄抬物价。所以,他们男人不耕田地,女人不养蚕织布,但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的米肉。他们没经历过农民的辛苦,却坐享着田地的收获。他们凭借自己的富裕,去结交王侯,力量超过政府。他们凭着财富,相互倾轧炫耀,到千里之外去游玩,彼此可以望见冠服和车盖。他们坐着坚固的车子,骑着肥壮的马,穿着丝鞋,披着绸衣。这便是商人侵吞农民,使得农民四散逃亡的原因!现在法律上轻视商人,实际上商人已经富贵了;重视农民,但事实上农民已经贫贱了!所以世俗所重视的,就是君主所轻蔑的;官吏所看轻的,就是法律所尊重的!上面和下面相反,喜好与厌恶相背离,却希望国家会富裕强盛起来、法制建立起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现在,最要紧的事,没什么比得上让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了。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就要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方法,在于使百姓可以用粮食来求得奖赏与免除刑罚。如果面向全国,广泛地征求,命令凡是缴纳粮食给国家的,便可以得到封爵,可以免除罪过。这样,有钱的人便会有官爵,农民就会有钱,粮食就有可能由中央统一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那些能够交粮食得到封爵的人,都是富裕的人。从富裕的人那里取得多余的粮食,供给朝廷使用,就可以减轻穷人的赋税,这就是常说的“减少有余,补充不足”。这个法令一旦颁布,就会使人民得到好处。顺从民心,可以有三个好处:一是君王的财用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了农民生产。现行法令是百姓出车骑马一匹的,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车骑是国家的军事装备,所以可以为他们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墙,有宽达百步的像贮满沸水的护城河,有雄兵百万,但如果没粮食,也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对国君极端有用的物资,也是治理天下最根本的东西。让百姓通过缴纳粮食而获得封爵,到五大夫这阶爵位以上,才只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这出粮食与出车马的功劳差得很远了。封赐爵位是主上专有的,只要开口说,就没有个穷尽;而粮食则是百姓耕种的,生长在土地上也不会缺少。而获得高的爵位与免除罪罚,也是人们所希望的。假如全国人民都缴纳粮食,用在边塞上,以换取爵位,免除罪罚,那么,不出三年,边境地区的粮食就一定会多起来。
论贵粟疏篇(三):《论贵粟疏》古文赏析
《论贵粟疏》全文紧紧抓住贵粟 ,从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实际出发,高屋建瓴,援古况今,层层剖析,反复论证,又明确提出 损有余补不足 的 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以振兴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国力,对历史上"文景之治"的局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原文】
论贵粟疏
出处:《汉书》 作者:〔西汉〕晁 错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1),织而衣之也(2),为开其资财之道也(3)。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4),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5),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6),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7),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8),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9),中人弗胜(10),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11)。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12),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13)。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14);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15),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16),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17)。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18),履丝曳缟(19)。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20),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21),得以拜爵(22),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23)。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24),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25),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26),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27),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28),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食货志》
【注释】
(1)食(sì寺)之:给他们吃。“食”作动词用。 (2)衣(yì益)之:给他们穿。“衣”作动词用。 (3)道:途径。(4)捐瘠(jí吉):被遗弃和瘦弱的人。捐,抛弃;瘠,瘦。 (5)不避:不让,不次于。(6)地著(zhuó着):定居一地。《汉书·食货志》:“理民之道,地著为本。”颜师古注:“地著,谓安土也。” (7)廪(lǐn凛):米仓。 (8)牧:养,引申为统治、管理。 (9)石:重量单位。汉制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10)弗胜:不能胜任,指拿不动。 (11)长(zhǎng掌):养育。 (12)政:同“征”。虐:王念孙以为当作“赋”。(13)改:王念孙以为本作“得”。 (14)倍称(chèn衬)之息:加倍的利息。称,相等,相当。 (15)贾(gǔ古):商人。(16)奇(jī基)赢:利润。奇,指余物;赢:指余利。 (17)阡陌(qiānmò千莫)之得:指田地的收获。阡陌,田间小路,此代田地。(18)乘坚策肥:乘坚车,策肥马。策,用鞭子赶马。(19)履丝曳(yè业)缟(gǎo搞):脚穿丝鞋,身披绸衣。曳,拖着。缟,一种精致洁白的丝织品。 (20)乖迕(wǔ午):相违背。(21)县官:汉代对官府的通称。 (22)拜爵:封爵位。 (23)渫(xiè谢):散出。 (24)损:减。 (25)车骑马:指战马。(26)大用:最需要的东西。 (27)五大夫:汉代的一种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级中属第九级。凡纳粟四千石,即可封赐。(28)擅:专有。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那时没有因饿死而被抛弃和饿瘦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象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有了轻暖的皮衣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有了美味才吃;饥寒交迫,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牟取利润。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农桑的收获。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宋心昌)
【题 解】
西汉建国初期,汉高祖刘邦由于采取了罢兵归家、抑制商人、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措施,使秦朝末年因连年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文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兼并侵夺加剧,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本文观点精辟,分析透彻,逻辑谨严,文笔犀利,具有汪洋恣肆的气势和流畅浑厚的风格。
【简析】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解析】
本篇从正反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特色: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本文建议文帝采取“以贵粟为赏罚”,入粟拜爵、除罪的办法,继续推行汉初的重农抑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西汉初年,土地迅速集中,富商重利盘剥,肆意兼并。汉文帝时,土地兼并的现象更为严重,农民破产流亡,造成朝廷粮食储备缺乏,不能与诸侯抗衡,也难于抵御北方匈奴的侵扰。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晁错对当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边防空虚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为了缓和这些矛盾,他在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给汉文帝上了一个奏疏,“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汉书·晁错传》)。晁错认为守边和劝农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但是,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人为地把这篇奏疏一分为二,其中“守边备塞”部分载入《汉书·晁错传》,而把“劝农力本”部分放在了《汉书·食货志》中,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贵粟疏》。该文围绕重农贵粟这个中心进行论证,摆事实,讲道理,前后相承,步步深入,明允笃诚,强志成务,是历来公认的好文章。
一、审时度势,切中时弊
西汉时期,贵族、大地主、大官僚和大商人互相勾结在一起,通过地租、徭役、工商业和高利贷等多种形式,对农民和手工业者进行疯狂的掠夺,迫使广大农民陷入“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的困境,有的弃农经商谋求生路,使农业愈加荒废。而在北部边境又有匈奴屡次侵扰,由于粮食储备短缺,守边士卒的粮食供应大成问题。“民以食为天”,温饱问题,是维护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任何一个政权得以巩固的先决条件。《论贵粟疏》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个关键,并围绕它展开论证的。晁错一语中的地指出:“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在这里,晁错实际上提出民众衣食乃是立国根本大计这样一个既朴实又十分重要的思想。浅显话语中寓有深刻的哲理,字里行间渗透着国家不能保有民众,败亡则可能接踵而来的警告。清人刘熙载说:晁错“深于筹策之文,……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艺概·文慨》)指出晁错文章不故为清高,只求切中时弊,这是很中肯的。
该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疾苦,揭示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卖儿鬻女遭受压迫的悲惨情景。在第四段中,作者以“五口之家”的农民为例,概括指出广大农民生活情况的三个方面:一是“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四时之间,亡日休息”的繁重劳动;二是“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的沉重负担;三是“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的苛政威逼和“水旱之灾”的经常袭击,这种种沉重的负担,最后只有使农民陷入“卖田宅,鬻子孙”的凄凉境地。这一段文字写得非常深刻,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农民的悲惨处境。接着,文章用“而”字一转,对那些囤积居奇,掠夺百姓,勾结权贵,穷奢极欲的大小商人无法无天的可恶行为进行了揭露,并指出这就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原因。由于“俗之所贵”正是“主之所贱”,“吏之所卑”正是“法之所尊”,皇帝、法律和执行法律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造成了一团漆黑的政治局面。这样“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要想使“国富法立”,是不可能的。这一段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真实而具体,很有认识价值,是本文最精采的一段。由此可见,“贵粟”,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深刻的政治问题。作者以其博文广见和透辟入微的分析,以鲜明对比的方式,深刻地揭示出汉朝表面重农轻商而实际上商重农轻的实质,并阐明了由此给国家政治带来的危害。晁错指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他主张“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今天也有可供借鉴之处。
二、结构严谨,说理透辟
这篇文章内在逻辑性很强,形成一环扣一环的严密结构。文章先通过古今对比提出只有广开财路才能使民温饱的观点,指出如今条件比古代时好多了,而民有饥寒、国无储备的原因就在于地利未尽出而百姓不劝农。于是,很自然地提出“务民于农桑”的论点。“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这段文字既是对前面的总结,又是引出下文的契机,前后过渡极其自然。作者认为贵粟在于人君的倡导。可是统治者贵金玉而贱粟帛,这是趋民重商轻农,最后将造成“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者有所劝,逃亡者得轻资”的严重后果。针对这一情况,作者指出要想让百姓务农就必须“贵五谷而贱金玉”,这才是“牧民”之道。接着,又用农民痛苦和商人富厚的事实相对比,深刻揭露出西汉王朝的政治危机,进一步阐明重农贵粟的必要性,说明唯有务农贵粟才能抑制土地兼并。最后,作者顺理成章地提出了重农贵粟的具体办法:“以粟为赏罚”和“入粟于边”。“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是对上文全部论证的收结,又是“贵粟”这一具体措施的前提条件。而“贵粟”的具体办法是“以粟为赏罚”,民“入粟”可以“拜爵”、“除罪”。这一措施的好处是:在“民利”方面可以“损有余而补不足”,达到“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的目的。在国家方面可以收到“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的实效。晁错以汉初实行的“车骑法”与“入粟拜爵”法相比较,权衡利害得失。按“车骑法”规定,“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而“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何况“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因此入粟拜爵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高的实效。不难看出,全文论证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段与段之间环环相扣,句与句之间步步逼近,鞭辟入理,将“贵粟”的主张阐述得鲜明而充分。
三、对比论证,是非分明
通观全篇,对比手法的运用可以说是贯穿始终,而且运用得极为精当,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文章先是引古论今,古今纵向对比。古之尧舜时,虽有连年洪涝灾害,百姓却生活安定,这是因为那时“畜积多而备先具”。而今天,条件比尧舜时好得多,却是国力贫乏,积蓄甚少,究其原因就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这样就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背景,打下了基础。接着,用对比和推论相结合的写法进行论证,“民贫则奸邪生”而“务民于农桑”则“民可得而有也”,点明重农贵粟的重要性。在第三段,作者将粟米布帛和珠玉金银各自的特点、作用以及使用后果等方面进行横向对比,指出现实时尚中不利于农业发展的社会风气,珠玉金银贵而粟米布帛贱。在第四段则是把农民和商贾相对比,指出商人兼并农民的事实;并进而把朝廷法律和世俗崇尚相对比,揭示出二者的背反。最后,在阐述“贵粟”的具体方法时,又把出车马和纳粟拜爵的功用相比较,指出贵粟政策将获得明显的政治和社会效益。作者在进行各项对比时,都极力渲染对立双方的区别、差异,从而使得是非利害一目了然,很有说服力。
四、句式多变,文笔流畅
《论贵粟疏》作为晁错上疏的代表作,在语言表达上,具有辞意晓畅、句式多变、活泼而严谨、生动而自然的特色。文中对偶句俯拾即是。如“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把农民的痛苦和商人的逸乐比较,作者的不平之感溢于言表。这些对偶句往往字数整齐,形式相称,相对举而成文,相比较以见意。作者还善于把对偶句和散句、长句和短句结合起来,显得整齐之中寓错综变化,语态潇洒,自由灵活,语气时急时缓,抑扬顿挫。如写农夫的辛苦:“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句句有力,生动细微,农民那种勤苦操劳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另外,文中的特殊句式和关联词语的准确运用,也给文章增添了无容置疑的气势。如:“……者,何也?……也,”、“不……则,不……则”、“……为……也”,以及“故”、“是故”、“如此”、“以是观之”等等,都大大加强了文章的色彩和力量。
晁错提出的以贵粟为中心的劝农政策,实际上是汉初重农抑商政策在文帝时的再强调和延续。这一政策被汉文帝采纳,对刺激农业生产提供了新的动力,为汉王朝积累了财力和物力,为“文景之治”,为汉武帝时汉王国的大发展,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晁错死后,武帝时出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的丰盛景象,这与晁错的主张不无密切关系。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贾谊、晁错“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论贵粟疏》的突出特色也正是在于紧密追踪现实政治的历史进程,审时度势,敢于直谏,表现出鲜明的针对性和无畏的战斗性。作者对民生的真切关怀,对国运的忧患感、责任感,一直激励着后人,为后世的政论家作出了榜样。
【作者小传】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政治家。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智囊”。景帝即位,任为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贵族的攻掠,并进言削藩以巩固中央集权,得到景帝采纳。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因此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畏于七国连兵,遂将其处死。晁错的著作较为完整的现存有八篇,散见于《汉书》的《爰盎晁错传》、《荆燕吴传》和《食货志》。他的文章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其中《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