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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军权:史上军权最大的太监是谁？
史上军权最大的太监是谁？(2009-06-01 09:48:26)
刘继兴
公元1111年，即宋徽宗政和元年，大太监童贯官拜掌控朝廷军事大权的枢密使，领枢密院。北宋时，枢密院同中书省分立并称二府，枢密使主军而宰相则主政。宋史上说“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枢密使，是朝廷中的最高军事首长。从此，童贯全国兵权在握，权倾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太监。
童贯不仅是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太监，他还开创了另外的几项中国历史之“最”：中国历史上握兵时间最长的太监（统兵二十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使外国的太监（以副使的身份，于政和元年出使辽国）；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太监（因收复全燕之境，封广阳郡王）；中国历史上唯一长着胡须的太监（与他年近二十岁才净身有关）。
北宋末年，由于宋徽宗醉心于书画艺术不务正业，致使纲纪不振腐败横行，朝政由“六贼”把持，他们分别是：蔡京、王黺、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蔡京与童贯是响当当的“六贼”领头人物，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因其是阉人，媪即母），不无讥讽之意。
当时都城汴梁流传着一首民谣：“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菜”便是指反复无常、两面三刀、唯利是图的蔡京。“筒”是指大太监童贯，
作为“六贼”头领之一的童贯，因为主持与金人签订引狼入室的“海上之盟”，成为导致靖康奇耻的大罪人，千年来人们对其骂声不绝，被《宋史》列为“奸臣”。妇孺皆知的《水浒传》中也曾多次提到童贯，写他统领80万大军去梁山泊镇压宋江起义军，中了十面埋伏，被杀得只身逃回了汴京。
童贯，开封人，字道夫，读过四年私塾，净身进宫当太监时已老大不小，近二十岁了。《宋史》记载他“颐下生须十数”（也就是说童公公的下巴不同于其他太监，他的下巴有若干稀稀拉拉的胡须）；“状魁梧，伟观视”（不但英俊，而且很魁梧，看上去还很伟岸）；“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阳刚之气十足，力量感很强，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太监）。
童贯净身入宫时，拜在同乡、前辈宦官李宪门下。李宪颇多战功的宦官中，曾在西北边境上担任监军多年。童贯跟随李宪出入前线，曾十次深入西北，对军事颇为熟悉，但在神宗皇帝一朝，命运之神并未垂青童贯，进宫二十余年，他始终没有出人头地。这一局面，终于在赵佶做了皇帝后得以改变了。
宋徽宗赵佶继位时，童贯已经四十八岁。宋徽宗以内廷供奉官的名义，派童贯到杭州设明金局收罗文玩字画。一般说来，内廷供奉官大体相当于皇宫的采购供应处长，并不是一个多高的职位，却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肥差。童贯没有满足于捞取好处，而是尽心尽职地区办好了这趟差事，甚获宋徽宗的欢心。
宋徽宗任命童贯担任西北监军，平息羌族吐蕃的叛乱。宋军开到前线湟川后，恰巧汴梁的太乙宫失火，宋徽宗十分迷信，认为是败战之兆，于是火速传一道手谕给童贯，阻止他出兵。童贯却胆大包天，他看罢手谕后马上若无其事的折起来放好。宋军主将王厚问：“不知陛下何故降旨？”童贯竟若无其事地说：“没有什么，只是敦促我等速取成功罢了。”
结果，宋军一举收复四州。将士们兴高采烈之际，童贯则在庆功宴会上地拿出皇帝的那份手诏，传示军中将领们观看。大家一看之下，无不大吃一惊，要知道矫诏可是灭族的大罪。领军主将惶恐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童贯回答说：“那时士气正盛，这样子止了兵，今后还怎么打？”主将问：“那要是打败了可怎么办？”童贯说：“这正是我当时不给你们看的原因。打败了，当然由我一人去领罪。打胜了，大家都有份啊。”
从此，童贯牢牢树立起了在西北军队中的威望。
之后，童贯征伐沙场，常年出没西北，主持与流氓国家西夏的战事，并率兵连打几次胜仗，西夏国力跟不上，经济快要崩溃，最后表示愿意赔钱谢罪。童贯也见好就收，上报了徽宗，徽宗遂罢六路大军， “加贯太傅，封经国公”。
后又在童贯主持下，大宋对吐蕃开战。一年后，宋军彻底打垮了河湟地区的吐蕃部队，控制了青海东南部、黄河以北地区。这次战役宋军 “开拓疆境三千余里，招降首领二千七百人，户口七十万，前后六战，斩首一万多级”，完全恢复了神宗时的故土。童贯升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成为西北边区最高军政长官。其后童贯又率军收复了西北重镇积石军和洮州。
宋徽宗对童贯赏识日深。公元1111年，童贯进太尉，领枢密院，执掌全国军权。从此，童贯位列三公。
宣和二年方腊起义后，很快就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南方宋军一触即溃。宋徽宗派童贯任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任两浙路制置使，调集京畿的禁军和陕西六路蕃、汉兵十五万，南下镇压起义。方腊起义惨遭失败。
宣和七年，童贯因收复全燕之境，封广阳郡王，统率大军重镇边疆，驻扎大原。当时，金已灭辽，大举兴兵南侵。童贯见大势已去，由大原遁归汴梁，且不听钦宗令他留守汴京的命令，而随徽宗南巡。于是，大学士陈东等上书劾蔡京、童贯等六人为误国六贼。童贯的主要罪名是 “结怨辽金，创开边隙”。此时，徽宗禅位，钦宗登基，童贯失恃，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被一连三贬。
1126年7月，童贯被贬至吉阳军（今之海南崖县），朝廷又诏数童贯十大罪，命监察御史张澄去对之就地正法。
虽然童贯被贬谪，人们仍畏他诡诈，畏他勇力，所以，张澄奉诏追斩童贯，不敢轻意动手。张澄一路追到南雄州，先派随员上门“拜谒”童贯，假称有圣旨赐给茶叶、药物，要童贯回京担任河北宣抚，明天中使即可到来传旨。童贯信以为真，拈须而笑：“还是少不了我!”并留下张澄派来的随员。第二天上午，张澄来了，童贯欣然出迎，跪接圣旨，张澄当即宣诏，申斥童贯十大罪状。待童贯省悟过来为时已晚，被张澄派来的随员—刀砍下头颅。
数天后，监察御史张澄一行数骑，由南雄州衙门出发，押着一只木匣，内装童贯血淋淋的人头，越过梅关向汴京疾驰而去。九月初七日，童贯的人头已在汴京城头高高挂起，观者如潮，轰动一时。
曾创下史上诸多“第一”的一代大太监，就这样命丧黄泉，结束了自己的人生。（刘继兴）
第二篇军权:斯大林如何谋取军权
斯大林如何谋取军权
2010-02-12 深圳新闻网
斯大林被列宁授予特别的权力到北高加索征粮，但是列宁并没有授予他军事方面的特别权力。也就是说，斯大林到北高加索去，没有军职，没有干预战线事务的特别权力。然而，在察里津的征粮却使斯大林得出了不享有特别的军权，不干预战线的事务就不行的结论。斯大林得出的这个结论瞬间使北高加索的局势复杂化起来。
1918年6月22日，斯大林就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注意力转移到了军事方面来。他在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我不想为自己谋求任何军事职务，但军区司令硬把我拉进他们那一摊事。我感到不这样也不行，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我认为，如果我拥有直接的正式的干预和任命的授权，诸如任命部队和司令部的政委、出席军区司令部会议以及在南方代表中央军事权力机构，将会对工作有利。”在这里，斯大林谋求军职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列宁很谨慎，没有回答斯大林的请求。7月7日，斯大林又给列宁和托洛茨基写信，又提出了6月22日信中要求过的军权，只不过口气有所缓和：“乘为时未晚，请给某个人（或我）以在俄罗斯南部地区采取紧急措施的特别权力（军事性质的）。”列宁依然没有回信，而托洛茨基作为事实上的军队最高指挥官继续他在南方战线的部署，从顿河州、库班州和斯塔夫罗波尔调去指挥员充实以斯涅萨列夫为首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这种安排更激怒了斯大林，7月10日，他给列宁写信，在这封信的最后，斯大林已经掩盖不住自己的火气了：“粮食问题自然是和军事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我之所以需要军事全权全是为了事业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过了，但我没有收到回复。很好。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自行其是，用不着任何手续，去撤掉那些危害事业的集团军司令员和军事委员。是事业的利益驱使我这样做的，并且，当然，即使没有托洛茨基的纸片片儿也不能阻止我！”
7月11日，斯大林再次给托洛茨基和列宁写信说：鉴于“南方（我管辖的范围）的粮食问题成了军事问题这一事实，迫使我不得不干涉司令部的工作。”他把矛头指向了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首先是对司令部实行监控，其次是准备更换司令员斯涅萨列夫。斯大林在7月11日的信中毫无遮掩地写道：“由于北高加索军区的各司令部在供给事务上明显的敷衍塞责，各条战线和地段司令部的代表团要求我进行干预。我向司令部派去了三位同志（根据当地人们的建议），按我的要求，其中一人被任命为军事监察处主任（鲁希莫维奇），其余两位为助理（瓦季姆、巴尔霍缅科）。”这三个人事实上成了“监军”，夺取了司令部的实际权力。斯大林还计划换掉斯涅萨列夫：“这里不需要像斯涅萨列夫这样的萎靡不振的军事指挥员。你们那里有没有其它人选？”
斯大林为什么会如此不顾一切地要求并在没有得到列宁认可的情况下自行掌控在南方、北高加索的军权呢？这至少有几个原因，一是，斯大林在察里津的征粮工作远不像他向列宁报告的那样顺当，“垄断性”征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破坏者”的镇压遭到地方政府机构和军区领导人的激烈反抗；二是南方战线和北高加索军区的指挥人员都是托洛茨基任命的。斯大林本来就不同意托洛茨基的利用旧的军事专家的方针，南方战线的旧军事专家和指挥人员不听他的指挥，这就更加深了斯大林对他们的成见和排斥；三是斯大林是向列宁保证过要将大批粮食运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去的，如果不将地方和军区的权力掌握过来，斯大林就无法完成他所允诺的征粮指标，因此“谋求军职”，谋求有中央全权代表称谓的军职就成了斯大林刻不容缓的追求。
斯大林谋求“中央全权军事代表”的核心，就是他与托洛茨基的对抗。而对抗的中心，就是斯大林极力要去掉斯涅萨列夫，安排自己的人。斯涅萨列夫和斯大林是前后脚到达北高加索的，5月26日，斯涅萨列夫是作为托洛茨基派出的司令员来到北高加索的，是来处理军务的，而10天后，斯大林作为征粮大员进驻察里津。斯涅萨列夫还没有来得及将北高加索的散兵游勇组成一支真正的军队，就像托洛茨基在喀山一带所做的那样，斯大林就来了。于是，斯大林就将尚不成军的军队的情况和问题及其责任统统推委给斯涅萨列夫及其司令部。为了谋求“军事职务”，斯大林精于心计，采取了周密的组织措施。他一方面对斯涅萨列夫的司令部进行了清洗，将所有的人员逮捕关押，另一方面利用一些地方上的领导人作他的帮手，来整治和清理司令部的人。斯大林则坐镇在察里津城下的自己的专列里指挥这一切。
在那个混乱的岁月里，伏罗希洛夫是最早支持斯大林对斯涅萨列夫斗争的军人。那时，伏罗希洛夫率第三军和第五军的残部从乌克兰辗转来到察里津城下，和10几年前就相识的斯大林见了面。这对斯大林来说是极好的事，因为他正苦于在北高加索没有支持自己的人。所以，早在6月23日，斯大林为了保证自己在北高加索军区的地位，就有意提拔伏罗希洛夫，于是他就让斯涅萨列夫签署了这样一份命令：“前第三军和第五军的所有残部、前察里津战线方面军的部队和由莫罗佐夫及顿涅茨边疆区的居民组成的部队合并成一个集团军，任命前第五军司令员克里门特·叶菲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为司令员。”没有任何军职的斯大林竟然签字批准了这份任命！
而到了7月22日，斯大林成立了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斯大林自任为委员会主席，支持他的两个人，一是“军队支持派”伏罗希洛夫，二是“地方支持派”、当时的察里津苏维埃和党委会主席米宁成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苏联的官方史书和现在绝对维护斯大林正确和权威的书上，关于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成立一事，都用了“受列宁委托”这样的说明语，但是又都没有提出任何文件来证实。时至今日，人们也没有发现，当时列宁签署了任何任命斯大林为北高加索“全权军事代表”和委托斯大林在那里成立军事委员会并由他任主席的文件。
但在北高加索，事情在按照斯大林的意愿发展。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队向察里津城下集结的情况下，对斯大林来说，消除斯涅萨列夫及其司令部已经远远不够了，他需要有一支自己能指挥得动的军队，他需要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和指派的司令员。于是，在察里津城下组建一支部队，一支与托洛茨基在喀山地区建立的部队不同的红军部队，就成了斯大林刻不容缓的工作。 （作者: 闻一）
第三篇军权:毛泽东临终交军权内幕
1976年2月2日，周恩来刚刚逝世，邓小平又遭受了“四人帮”的围攻和迫害，国内外形势异常严峻。在如此重要时刻，重病在身的毛泽东将三军指挥权交给了谁? 因卫护毛远新赢得毛泽东看重 陈锡联一生最为露脸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当时的风云人物，其时，陈锡联才22岁。在我党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陈锡联可谓是厥功甚伟。所以，年仅31岁的陈锡联荣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担负挺进中原的重任。陈锡联指挥战役时胆大心细，处理人际关系时小心谨慎。 1959年，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次年，宋任穷在恢复大行政区之后首度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是政工干部出身，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功可言，在非常讲究战功的年代里，这是一个缺陷。 但是，陈锡联对同是上将军衔的宋任穷大加推崇，他对宋在二机部的所作所为高度评价，这让宋非常受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宋任穷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推荐了陈锡联接任他的军队职务。然而，好景不长，宋任穷很快被打倒。 1966年之后，陈锡联官运亨通，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兼任沈阳部队一把手、辽宁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 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毛远新，他吹捧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惹火了黄永胜、吴法宪，但是，却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事实证明，他卫护毛远新的功夫没有白下，他后来的政治行情的不断看涨说明他这一宝押对了。 陈锡联成为接军权最理想人选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l号文件，内容只有两条：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当时，周恩来刚刚逝世，邓小平又遭受了“四人帮”的围攻和迫害，国内外形式异常严峻。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之所以将三军指挥权交给陈锡联，是因为当时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军委常委的只剩下陈锡联、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毛泽东几经权衡，最后交代说：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带过炮兵，在国务院也有个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一伙”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然而，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l号文件的发出，使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 后来，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在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以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为此，陈锡联还专门给叶剑英打电话，说：“叶帅你不能去广州。”叶剑英听了有些生气，说：“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对王璇梅说：“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 但即便如此，军队有什么重大事情，陈锡联都会及时和叶剑英沟通。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陈锡联更是把心和老同志连在了一起。 在他和李先念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他就多次向李先念表明对“江青一伙”的鲜明态度：“这样下去不行啊，对那几个人总得想个办法啊!”后来，他在碰到叶剑英时也说：“现在党内就数你老了，你要拿个主意。我有个建议，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开中央全会。一开全会，他们人多，什么事情也搞不成，政治局我们占多数，最好个别解决。” 助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 此后，陈锡联多次参加了华国锋主持的筹划小会议。 10月4日，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等人在国务院小礼堂利用看电视作掩护，再次开会，决定了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商定了主要部署和动手时机。同时决定，为分散“四人帮”的注意力，当日由陈锡联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赴唐山地区慰问抢险救灾部队。 10月6日晚上9时许，陈锡联接到华国锋的电话，说已将“四人帮”隔离起来，要他马上到玉泉山开会。 当晚l0时整，出席此次紧急会议的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全部到齐，华国锋和叶剑英详细通报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并一致通过了由叶剑英提出的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提议。 10月7日，陈锡联召集会议，向驻京部队各大单位负责人通报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