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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衡篇(1):刘衡：令人恼火的困难
2007-4-28 [0]
（一）
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的职工们，从集二线搬到包头来修铁路之后．碰到了许多许多困难。 对有些困难，职工们谈起来，一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就像在谈什么惊险有趣的故事： “那天夜里好险啦，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到处黑漆漆一团，找不到个缝。突然，山洪暴发了，人们打着手电，一边跑，一边喊，一齐拥到河堤旁边。这是刚砌的河堤呀，怎么经得住这么凶猛的波浪呀？只听见扑通、扑通响，堤身一大片一大片往下掉，眼看着河堤要决口了。就在这紧要关头，人群‘呼啦’一下涌上来了。大伙儿砍倒柳树，搬来石头，用篮子装满泥巴，用雨衣包着砂子，挡住浪头。咱们有100来人哪，光这100来人，在堤边摆起长蛇阵，就站成一道厚厚的人墙，这怕你河水逞凶吗？到后来，河水果然乖乖地给治服了。” 可是，对有些困难，职工们一提起来，脸色立刻就变了。越谈越气大，越谈越恼火，心都要烧起来了。 在这些令人恼火的困难中，有一个是盖临时工棚。 原来第三工程局的职工们是修铁路的，从来没有个一定的住处。铁路修到哪里，他们就搬到哪里去住。 要住就要盖房子。盖个坚固结实点的吧，一时不容易盖起来。同时，职工们住个一年半载、三月五月，就要走啦，在经济上很不合算。因此，大家弄些泥巴、草，盖许多茅棚子，临时凑合凑合。等到搬家的时候，把临时工棚上的梁呀、檩呀、席呀、钉子、木料呀，一个个拆下来，再一个个装车运走。今年1月，正是冷天，职工们来到包头，就把运来的那些梁呀、檩呀、席呀、钉子、木料呀，一个一个从火车上搬下来，又用汽车、牛车、马车等等运到工地上去。 铁路要通过好几段沙窝子，许多临时工棚就得盖在沙窝子上面。用沙子抹房抹不住，可是，周围又没有泥巴，要跑出三里、五里路去找。好容易找到了，用镢头一挖，只听见“当当当”响，看不见泥巴动弹。原来泥巴巳经冻得跟铁一样硬了！大伙儿就抱来好些柴禾，放在地上烧。把冻土烤化后，再往工地上运。 工地上，也是烧着几大堆火，用烧开的水和泥巴。冒着热气的泥巴，一拿到房顶上，立刻冻得抹不开了。你能在工棚上烧火吗？不能！那就不盖工棚了吧？不行！大伙儿只好凑凑合合、马马虎虎的盖上好多间。 春天到了，解冻了。工棚里稀里哗啦下开了雨，滴的到处是水、是泥。 平常．一有个打雷闪电，职工们干活的心立刻就飞了。碰到刮风下雨天，临时工棚就乱晃乱动。棚外下雨，棚里下泥。夜里，职工们抱着被子到处乱躲。有的躲在办公桌子底下睡觉，有的打起雨伞就在外边露营。那些段长们、工地主任们，吓得连夜在雨地里到处跑、到处躲，不敢回家睡觉。因为要是工棚垮下来，砸死砸伤了人，这个责任可负不起！在集二线上，就有过血的教训：有次，有座工棚垮了，砸死了3个人。有4个负责干部受到了撤职、警告、记过等处分。 （二）
有一天，我到第三工程局第二工程段去找段长丁万臣。就像吃了什么灵药一样，丁段长一听见我提起临时工棚，带笑的脸立刻不笑了，变成愤愤不平的样儿。 我问他：“盖临时工棚的困难这样大，你们为什么不想个别的好法子？” 他说：“其实，别的好法子早就有了。这个好法子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是人家牧民们想出来的。人家牧民根据几千几百年来的经验，都知道住蒙古包好。咱们修铁路的人也是到处流动，为什么不可以住住蒙古包，或者是帐篷？”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意见提上去？” “谁说我没有提上去？我哪次会上没提？提得我都不想再张嘴啦！我早就提上去了，一直提到铁道部啦！铁道部说：帐篷、特别是棉帐篷、毡帐篷投资太大了，没有这么多钱。” “的确，这个帐也得算一算。” “这个帐咱们早就算过了。粗粗一算，棉帐篷比临时工棚要贵好些倍，投资的确太大了。可是，算帐得算细帐，是不是？算帐不能光算眼面前，要算得更长远！算帐不能光算一种帐，要算各种各样的帐！比方，咱们老是搬来搬去，就得好好算算这个搬家的帐！搬起家来，一辆大卡车可以装4个帐篷。可是，一座临时工棚呢？得用3辆汽车来装！除掉汽车，还有火车、牛车、马车等等。这个运费该算不该算？还有，帐篷上的零件很少，而且零件就在帐篷上面，不容易丢失。可是，临时工棚上的小钉子、小木头呢？数都数不清！不是搬丢了，就是搬断了，这个损耗率呀，连上级都有明文规定，认为是合理合法，少不了的。还有．搬家得误工是不是？拆工棚、运工棚、洗工棚，得误多少工呀？光盖工棚，一平方公尺要花一个工！盖起工棚之后，还要不住地在上边抹泥。下一场雨就得抹一次泥。不说职工们担心受怕、无法安心工作了，光这个抹泥的工误得就没法算！要是有了帐篷，这些工不就完全可以用到修铁路上去了吗？这给国家带来的好处，不也应该算一算吗？” “帐篷固然是好，也许是国家一时拿不出这么些钱来吧？” “我也是这样想呀！但是，我说，国家一时拿不出这么些钱来，不要紧！可以订个长远规划，慢慢把我们住的临时工棚改成帐篷。可是，这个意见提上去后，人家连理也没有理，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实际上，不做声，不就是把意见给顶回来了吗？” “我想，这个意见，领导部门是不会不重视的，让我们写个稿子在人民日报上呼吁呼吁。” 丁段长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就写成了上面这篇稿子。我想，我们的职工都是一些不怕困难、勇于克服困难的人。可是，当他们碰到一些自己无法克服、需要领导来解决的困难而领导并不给以解决的时候，这种困难就变成可怕的，而且恼火的了。我们不应该让这些可怕的令人恼火的困难继续存在下去。 1956.9.13. 这篇文章写的是一件具体的小事，但通过这小事得出了大答案。
五柳村2007年4月27日收到
刘衡篇(2):陶世龙:不凡的刘衡...
不凡的刘衡 [原创 2007.04.02 19: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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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刘衡:人民日报的右派们,是2003年写出的，今年3月修改。在网上搜索还找不到这篇文章，于是赶快发出。这次很顺利就上了网。刘衡的孙女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比她早出名，但她本人也逐渐为大家所知道。其实她很了不起，李慎之先生就一再表示自愧不如。也许还有人不熟悉，下面转发她的个人网站中对她的简介：
刘衡，原名胡宗瑜，女，1921年12月22日生，湖北鄂州华容区武城乡人。 在国民党统治区，一直念书，从幼儿园念到大学二年级。1939年在恩施屯堡联合中学女高分校入党，1941年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念书二年后，进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 当过宣传部干事、文协秘书、报社编辑、师范教员。1945年以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在延安解放日报、新华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当编辑、记者。1957年在人民日报当记者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一直不服，一直认为反右派有问题, 一直被专政。1978年12月改正，恢复记者工作。 1981年当选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行委员。现已离休，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她这篇记人民日报1957年的文章，记述翔实、具体，是难得的史料。也有她自己的分析。她说： “有一种观点，认为反右派运动是毛主席的一大阳谋，大家不过是跟着他走，犯了错误。大家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毛主席身上，自己不负一点责任，心安理得了。通过我上面写的种种，可以看出，毛主席虽然是这次错误的发动者，但在《人民日报》内部(且不说《人民日报》在社会所起的作用) 跟着推波助澜的各色人等都是负有直接的决定性的责任。不然无法说明：为什么记者部的人数并不多，右派数目却占全社第一？ 为什么有的部门出现相同言论，却一个右派都不划？……通过这些为什么，照照镜子、找找原因，接受教训，坏事才能变成好事。”
我也有这种感觉。，事实是当时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事了解并不多，有意见大多是冲本单位的领导去的。后来要划什么人，除了极少数知名人物，大部分还是基层说了算，而那些整人的人大多就此提上去了，再要承认有错就更难了。虽然现在这些人大概也退得差不多了，但如仍无反思，身教胜于言教，他们的榜样在那里，对后来的干部会起什么作用，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这里还要多发一些这类文章。
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刘衡，从她的个人网站直立行走的水http://www.watersfall.com/index02.html取得一篇刘衡:我的自传，接着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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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衡篇(3):刘衡：党报女记者的风骨
上世纪80年代初，人民日报社有三位女性名记者的说法，即金凤、柏生、刘衡。金凤落笔犀利，柏生文字温婉，而刘衡则是湖北“九头鸟”的耿直和爽快。
1983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第2版上，刊出老记者刘衡的一篇口述新闻《“妈妈教我放鸭子”》，报道的是她湖北家乡沔阳县彭场公社18岁“鸭姑娘”陈惠容的谈话，她是全国最小的“三八红旗手”。
这篇报道通篇都是陈慧容和未出场母亲的快言快语。1979年她初中毕业，妈妈说：“现在党的政策好，不割‘尾巴’，不消灭‘海（鸭）陆（鸡）空（鸽）’，你跟着我养鸭吧！”女儿说：“姑娘伢跟着鸭屁股转，人家笑话！”妈妈说：“谁会笑话？我８岁就甩鸭篙子了。”我说：“你那是旧社会，饿得没法，就去放鸭！”妈妈叹气了：“咱们家，吃的多，做的少，么时候才能不吃国家救济啊？”我见妈妈伤心了，赶紧说：“妈，我跟你去，我不怕丑了！”
这是一对有趣的母女俩。陈慧容从最初在荒湖野地见到同学赶紧往草堆里躲，到坦然告诉围观的妇女代表：“我怎么会寂寞，害怕呢？我又不是光杆司令，我有一千多名鸭兵！我爱它们，它们也拥护我。”这是一个解放思想、张扬创造性的伟大年代。刘衡首创的口述体新闻，表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国富民的好政策，奖勤罚懒，带有鲜活清香的草根味道。很难想象本文作者已经62岁。
刘衡可不是寻常女记者。她1939年在湖北恩施女中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进入陕甘宁边区，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刘衡1951年进入人民日报，1957年被划为“右派”。
人民日报老记者王艾生感叹：“刘衡是中国成千上万‘右派’中绝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一个人。她是硬骨头，是那种宁遭受种种苦难也绝不向歪理低头的人。”她不断地给高层领导人写申诉信，希望甄别平反；遇到认为可谈的人，谈自己为什么不是右派，说起来没个完，有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登报、游楼、被骂、被打，超负荷劳改、没日没夜连轴转批斗，甚至送到精神病院检查，她都不服；无论是在报社，还是在农场和干校，甚至同为老干部的丈夫提出离婚，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
朋友们说：《红岩》中有一个善于与敌人作韧性斗争的华子良，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善于在党内作韧性斗争的“华子良”，她的名字叫刘衡。
“文革”期间，刘衡被送到北京房山的人民日报农场监改队。管教人员要她学习毛泽东《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两篇文章，联系自身检查反省。刘衡提笔写道：“我并不是真正的敌人，也没有什么不愿意交代的罪行，谈不上什么投降不投降。”“干校”的“造反派”扬言再不认罪就将她活埋，拿起铁锹，把她绑到村边的荒地上，以死恐吓，刘衡还是决不松口。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曾想追查此事，没想到刘衡轻描淡写地说道：“那几个人也不过吓吓我而已，他们不敢活埋的。”竟然一口原谅了当初要置自己于死地的人。
“文化大革命”后人民日报32名“右派”经复查，不管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一律宣告平反。最难办的是为刘衡平反。当年军宣队对她说：“你只要承认是右派，我们就给你摘掉帽子。”刘衡断然拒绝说：“我本来不是右派，是硬给我戴上的，如果胡乱承认，在我就是不实事求是，至于你们是否摘帽子，就看看你们的水平了。”“文革”后刘衡直接给胡耀邦写信要求平反。耀邦把信批转给人民日报处理。人民日报编委会当然愿意把“右派”问题一风吹，可是组织上找刘衡谈话时，卡在了胡耀邦煞费苦心发明的“改正”概念上。刘衡要求的是彻底平反，不要这羞羞答答的“改正”，她不依不饶地说：
“不是我不肯摘帽子，是你们要我承认帽子，才给我摘——承认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这不合逻辑。”
“你们给我戴的，你们应该给我摘掉，但不能以要我承认帽子为前提, 我是死也不会承认的。”
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亲自登门拜访刘衡，苦苦相劝：“这次平反，根本不问当时该不该反‘右派’，也不问给你戴‘右派’帽子，是戴得对还是不对，现在都一律平反。”
“过去都把你当敌我矛盾，同你谈问题是很不平等的，摘掉帽子以后，再讨论问题，你就取得了平等地位，无论是政治待遇问题，还是生活待遇问题，就好解决得多。二十多年前的是非问题，这笔账留到以后去算好不好？”
自身受过康生迫害的秦川不是军宣队，刘衡冰封多年的心在慢慢融化。她后来回忆说：“当时天气乍暖还寒，大家不好再说什么，相视而笑。”
刘衡在22年的磨难中坚强地站了起来，顾不上抚伤舔痕，就一头扎入基层的采访。在“中国鄂州网”上，这样描述刘衡“文革”后重见天日第一次到家乡采访的情形：
“一位衣着朴素、行走不十分方便的五六十岁的老太太，竟然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每个接待的人都会投以怀疑的目光。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刘衡留给家乡人的最初印象。
“跟当地老百姓没完没了地拉家常，没有床，晚上就在一张桌子上将就着睡，刘衡留给家乡人的永远是亲切的回忆和由衷的敬佩。”
1983年，刘衡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行委员。离休后，她被评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像刘衡这样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党员记者，是苦难赐给党报的宝贵财富。离休后，她热心评报，对报社年轻的记者编辑从文风到人品多有启迪。晚年她以74岁高龄学会电脑写作，81岁学会了电脑上网，创办了个人网站“独立行走的水”，自述诗一首：
“我是一块瀑布，有着奔腾的水势，
我要流，我要响，谁也阻挡不住。
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又不愿一天天干枯，
我生命的长河要流，一泻而成瀑布。”
在最后的岁月，她在报社北区宿舍养了几只鹦鹉，不挂窗帘，每天晨光熹微中被鹦鹉的叽叽喳喳声唤醒。人民日报社前副总编辑李仁臣感慨：“想不到倔强的刘衡就这样走了，她的鸭子陪伴她，她的鹦鹉陪伴她。她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刚直不阿的精神，永远是新闻工作者的良知。”
岁月沧桑，不忘初心，党报女记者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