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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男红军性问题篇1:揭秘长征中女红军的艰苦生活
两万五千里长征，关键在于行，其他可以说都是围绕行。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样，还要面对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吃饭、穿衣、睡觉等等。 这些女性她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行军速度慢曾引来不满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性，准备时间并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 她们每人带15斤的东西，其中包括5斤粮食。所有的东西被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挎包，里边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人的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她们与男红军相比，随身带的东西并不算多，但她们的行军速度慢，依然达不到要求.本来对女性随军就有偏见的男性，对她们拖后腿颇有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速度慢也不能全怨她们，她们所在的干部休养连几乎集中了所有老幼病残。最初的长征途中，她们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礼遇：规定好的行军序列不允许任何人插队，但却可以为干部休养连一路绿灯，就连中央领导也不例外，站在路旁向她们行注目礼。 坚决“不得8块钱” 女红军的行军队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过了遵义之后，就不再会因为行军速度的问题受人诟病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们如何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去。 邓六金长征到贵州时患了痢疾，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领导劝她留在老乡家养病，她坚决地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当时有“8块钱”之说：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按规定给8块光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因此，女红军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曾给康克清当过警卫员的女兵罗坤年仅13岁，她带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回来时部队已北上。这十几个女孩子组织起来追赶，沿途靠乞讨生活，又躲过野兽袭击和人贩子，战胜了疾病、饥饿，历时3个多月终于追上部队。 藏族女红军姜秀英的脚趾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砍掉了。 最头痛来例假 “三寸金莲”过雪山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路的女性。在过雪山的时候，她曾唱过这样一首歌来鼓励其他红军战士：“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后，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千山万水。 女性在“牛粪里刨食” 牛皮鞋底做成“美味” 长征之初，吃的问题并不突出。出发时大家都带足了干粮，在人烟稠密区获得食物也比较方便。1935年初，红军在贵州猴场过阳历新年的时候，女红军们还炖了一大锅菜，做了糯米糍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在晚饭后的篝火晚会上，还有从当地杂货店里买来的花生、瓜子享用。 但女性在过草地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领略到了自然环境的严酷。女红军汪荣华回忆道：“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如何使牛皮鞋底成为“美味佳肴”？乐观开朗的女性编了一首歌来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她们为了生存，甚至从牛粪堆里拣粮食吃。女红军钟月林、钱希钧和谢飞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着苦涩的野菜，细心的谢飞发现楼下牛粪堆里夹杂着一些没有消化掉的麦粒。起初她们还有点嫌脏，但饥饿的滋味更可怕。她们顾不上牛粪上还爬着蛆虫，开始拣麦粒，很快就拣了两三斤。她们把麦粒拿到河边仔细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去炒，金黄的麦粒就变成了美味的食品。过草地的时候，一位男性红军指挥员曾经提出要用半块香皂来换谢飞手中的一把熟麦粒，谢飞没有换，而是白送了他一把。 她们几乎什么都吃过，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皮带、皮帽。有一次，李伯钊把刘少奇采来的野烟叶子当成萝卜缨子，吃掉后差点中毒。 唯一不觉行军之苦的是康克清。她身体强壮，背着夜宿女房东屋里，闹出误会。 长征的女性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曾开玩笑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无论男女，无论职务高低，宿营时都有一项“功课”，就是捉虱子，谁也不笑话谁。徐特立还编过“捉虱舞”，亲自表演。 女性的长发是肯定不能留的，因为在作战时要防止被敌军认出是女的，也因为卫生问题。女性营养不良，第二性征没有了，住宿到女房东屋里，还会闹出误会。曾经发生过女红军宽衣解带，让当地妇女“验明正身”的事情。一些女性干脆剃成光头。她们平时戴着帽子，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男战士偷偷将她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女性恼怒和尴尬的神情，变成男性开心的笑料。 点评：正视事实 女性伟大 长征中的女性有着耀眼的光彩，却也有些人遭受到不公，但这些绝不会有损于她们的伟大，也不会有损于长征的伟大。 遗憾的是，以往关于长征的著述中，或者受史料局限，或者出于“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善意，对女性的不尊重鲜有涉及。 是继续隐瞒还是正视这些事实，拷问着治史者的良知。 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让这种遗憾再持续下去？通过长征中妇女的经历也可以看出，要消除对女性的不尊重，使妇女在社会上得到彻底解放，确实需要经历很长远的历程！
长征中的男红军性问题篇2:长征中红军如何解决“食”的问题 – 铁血网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不继，行军大忌。”吃饭问题是战斗力的基础和兵心的力量源泉，更是指挥员行军打仗首先思考的战略难题。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关系到红军能否翻过雪山、越过草地，胜利到达战略后方，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更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其承载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更加突出。那么，红军长征中是如何解决吃的难题呢？
一、组建应急机构，加强给养工作组织领导
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和作战需要，各级后勤组织机构不断完善和充实。红军总部就成立了包括财务、出纳、军需和军事工业局等在内的总供给部。在长征开始时，团以上单位在完善供给机构的基础上，还组建了数量不等的运输队，其中中央红军的运输队中仅民工就有上万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由于敌情紧急，准备工作尤为仓促，部队只补充了少量的给养，以致机动过程中时常出现粮弹不继的情况。加之在长征初期实行的是大搬家式的转移，后勤机关庞大臃肿，造成“尾巴”过大、行动困难，使大批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部队疲劳不堪，湘江一役损失过半。严酷的现实使红军各级领导认识到，只有改变原有供给制，成立精干高效的给养保障机构，才能适应长征需要。
一是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鉴于红军长征的特殊环境，1934年11月10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颁布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的命令》。规定从团至总政，均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在同级政治机关指导下工作，各级没委间建立直接的指挥系统，各级没委主任及工作人员中的出纳、会计、保管完全脱离军职，其余由各级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工作人员兼任。条例还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工作程序。1935年2月，随着情况变化，总政明令取消各级没委，而在各级政治机关内设立没收征发科，没收征发工作仍由政治机关领导。遵义会议时，整个长征期间部队筹粮、筹款、征集物资工作的命令、指示都是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和总部主要领导人名义发出的，同时，通过军委机关报《红星》给予具体指导。所有这些表明，红军长征的给养工作具有高度权威性和绝对政治性。
二是设立先遣队。遵义会议后，红军为了改变以前筹措物资混乱局面，严肃执行党的政策，中革军委决定改变红军的物资筹措方式——通过成立先遣队来筹措给养物资。1935年，中革军委给各军团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收集资财粮食的指示》。指示中强调：为严整部队纪律，争取黔西南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各部队筹措资财与给养，应以团为单位，由各连队派给养人员，在地方工作部领导下，组织先遣队，统一进行筹划、没收与分配给养的工作，严禁各连队在行军中打土豪。在宿营地区仍须发动连队积极调查土豪，但未得到政治处批准前，严禁没收。1935年1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中革军委纵队成立了先遣工作团，这是一个由政治部门和供给部门合组的联勤组织，编有70余人，并配有电台和1个便衣连。各军团、师、团，在行进中也相应组织了先遣工作队。先遣工作团通常是随前卫部队行进，在军委纵队出发前一至两天，以便在部队前面征集粮食和物资。筹集到的粮食，按计划进行分配。先遣工作团（队），对红军的给养保障起了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仅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从遵义到草地这一段，就筹款到70余万元以及相当数量的粮食。
三是设立筹粮委员会。部队进至毛尔盖等少数民族地区时（主要是藏民），粮食补给更加困难，部队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为加强领导，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军委组织了“筹粮委员会”，按红军驻地划分为毛尔盖和黑水两个筹粮区域，并在毛尔盖、芦花城设立粮委，分别由杨至诚、贾拓夫负责领导，团以上各机关、部队设筹粮委员会。当时，藏民田里的麦子开始成熟，总政治部1935年7月18日发出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才允许收割民田中已熟的麦子食用；收割时应首先收割头人土司的麦子；收割普通藏民麦子时，必须将所收数量、原因等，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后可拿木牌向红军领回粮钱。通令还规定由各军团与师统一将麦田作大体的划分，然后由各团再向下分，收麦的数量逐级上报并统一分配。各部队起早贪黑割麦筹粮。当时朱德总司令年近半百，不仅同战士一起割麦打麦，而且还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粮回驻地。徐特立、林伯渠当时虽已年逾50，但都参加了收割麦子的劳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筹粮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从7月15日到8月15日共筹到粮食75万斤，其中毛尔盖地区筹粮30多万斤，除按每人带粮10斤补足外，尚余一部分留给后续部队。黑水地区筹粮也基本上按带粮10天的计划完成。
二、统一政策制度，确保给养工作有序实施
红军长征是完全无后方作战，给养保障比有根据地时困难得多。古今中外，一切处于无后方作战环境的军队，无一例外地采取就地筹措的保障方式，红军长征也是如此。所以，仅就保障方式而言，红军长征并没有新的创造。问题的秘诀在于实行什么样政策，怎样进行就地筹措。
一是统一筹措政策。1934年10月22日及时颁发了《没收捐款暂行细则》。规定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随时注意筹款及征集资财的工作。对地主、反动分子，应没收其家产的全部，并拘捕其主要家人。对富农可向其筹款及征集必要的粮食。必要时，亦可拘捕富农。没收地主物资、枪决反动派及向富农筹款，均须张贴布告，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总政治部于1934年10月29日发出《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训令中指出：注意收集资财，保障红军给养。一切豪绅地主与反革命的财产、用具、米谷，应尽量发给当地群众，金银现款交没收委员会。严厉反对私打土豪和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为适应长征途中作战环境，严密组织与手续，严禁乱筹措、乱征发的现象发生，总政治部于同年11月10日特重新规定下发了《关于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
二是公平买卖政策。红军在滇、黔、川、甘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不搞打土豪和没收征发，物资筹措主要采取购买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所到之处，张贴标语、布告，阐明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公买公卖。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川北藏民居住的懋功等地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政治部先后制发了《关于为解决粮食困难进行政治动员的指示》《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关于在松潘筹借粮食的规定办法》《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等一系列文件。文件强调：解决当前的粮食困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件规定在买粮食时，必须很好地向群众做宣传，使其自愿地卖给红军一部分粮食；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征得本人同意，不得强迫购买；各部队每到一地即找当地革命政府或群众，共同商妥各项粮食的价格，共同发布告示让群众及部队周知；群众逃跑不在家时，购买他们的粮食一定要找到邻近的群众同去，并将钱付给邻近的群众，留信给逃跑的群众；禁止私人购买逃跑群众家中的鸡、猪及其他东西。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的统一组织和当地政府及群众的协助下，购食5.8万余斤，解决了红军的急需。
三是统一民族政策。红军长征经过的云、贵、川、甘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历代统治者反动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严重对立，以至许多军队都把通过少数民族地区视为危途和死地。红军长征中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规定凡不与红军为敌、少数民族群众不赞成没收的土豪，红军一律不进行打土豪斗争；红军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1936年4月底，部队进抵中甸地区后，由于在当地拥有最高权利的喇嘛寺僧人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挑唆，紧闭寺门不与红军往来，对立情绪相当严重，红军筹粮遇到困难。为此，贺龙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黔川滇康分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布告》，阐明了红军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与政策，希望沿途群众和喇嘛寺僧侣各尽其力代买粮草，红军一律按价照付现金，决不强制。在红军民族政策的感召下，他们很快帮助购买了一大批青棵，并赠送了一部分红糖。后来各部队都以司、政、后首长组成代表团，与当地的寺院及藏族头面人物进行谈判，筹集粮食和牛羊。这样，不论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红军都从政策上保证了筹粮、筹款的顺利进行。
三、采取超常措施，解决给养工作矛盾难题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数倍于我的强敌的围追堵截面前，在人迹罕至的险恶环境面前，在处处都有的生死考验面前，红军官兵依靠崇高的革命精神、严明的革命纪律，忍饥受冻，经受住了考验。
一是发扬团结互助与勇于牺牲精神。在没有后方补给基地和完整后勤机构的情况下，红军后勤敢于面对千难万险，全力组织粮秣员、医护人员、炊事员、担架员，甚至动员全军指战员，顺应形势，应机遂行。通过斗地主、打土豪、战场缴获、民间租借、市场购买等形式，千方百计筹集物资。物质极度匮乏时，动员人人筹粮食、挖野菜、摘野果，形成全军动手搞给养的生动局面，创造了后勤史上的奇迹。长征途中，红军给养人员相互支援，相互配合；主力红军会师时，互赠互助，慷慨解囊。过雪山后，在川北懋功中央红军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会师，上下齐动手，筹措粮食、牛肉等慰问中央红军。在懋功与马尔康一线，由原川陕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带领省委和政府同志筹集到一些粮食、盐巴和牛羊、骡马、蔬菜等，使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后立即得到补给。走在前面的部队，尽力为后续部队留下一些粮食；部队找到一点吃的，首先想到伤病员；首长和同志们同甘共苦，同吃一个标准。同时，给养人员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道，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胜，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栖牲。粮秣员为找到部队所需物资粮食，被反动武装袭击或残杀者不计其数。炊事员肩上扛着枪，还挑着炊事担子，部队宿营和休息时，要烧锅开水为战友们暖暖身子，而自己却常常死于饥寒交迫。红3军团一个连9名炊事员，他们从饮食上保证了红军官兵走出雪山、草地，而他们自己却牺牲在过雪山和草地的长征路上。
二是执行严格自觉的群众纪律。部队在流动作战、独立保障、给养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最容易发生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而不加约束或约束不力导致军纪败坏、军民对立终至全军覆灭的先例，在中外战史上也屡见不鲜。红军一向以铁的纪律著称于世，不仅经受了战场上刀光剑影、出生入死的考验，长征途中更经受了饥寒交迫的考验。这主要得益于干部以身作则、严肃执纪和全军指战员高度政治素质。长征中，尽管损失严重，但是任何一个指挥员从未因此对违犯群众纪律的人和事给予丝毫宽容，以致对极个别经教育不改者处以极刑。红军长征中表现出来的严明的纪律性，当时就传到蒋介石耳中，引起他高度关注，通令其部属引以为鉴。1935年3月6日，蒋介石致电正在同红军作战的刘湘、潘文华称，朱毛红军“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电报要求他们，“严饬军队、团队……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由此可见，红军的给养保障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方向正确、纪律严明，而这正是我军给养工作的独有优势。
四、多方并用，做好特殊条件下的给养工作
长征途中，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数省大范围机动，环境复杂多变，既有行动困难的高山峻岭，也有气候恶劣的雪山草地，还有民族关系对立很深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为此，红军发挥聪明才智，因地制宜，以变应变，想方设法搞好给养保障，展示了极大的灵活性。
一是就地筹措，保障部队流动作战。红军长征给养保障是在边打边走、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进行的。在长征初期，部队自出发到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这一阶段，主要是吃自己带的粮食，过湘江后就开始用打土豪的办法筹粮筹款。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红军的经济保障只能采取征借、没收、缴获和采摘等措施。部队行动前，由没委会派出先行组，先于部队出发到达宿营地，根据情况开展工作。除打土豪外，还向富农及城镇大商户募捐。募捐时，有钱要钱，有物要物。1935年，中央红军在遵义休整十余天。根据中革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准备渡赤水迅速北渡长江。为做好长途行军的给养准备，部队进驻遵义的第二天，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林伯渠即派杨至成随红一军团协助筹款。部队则组织力量在遵义、桐梓和松坎地区筹粮款和物资。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没收了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的盐行，价值几十万元，并截获他们准备春节用的价值5万元的香烟、食盐，除分给贫苦群众一部分和补给部队一部分外，其余食盐和香烟以低价出售，换得了一些货款。在遵义，总部和军团供给部迅速给每人缝制了一条能装10～15天粮食的米袋。同年1月下旬，红军一渡赤水时，在贵州土城打垮敌黔军3个多团，缴获一部分粮食和财物，除就地分给贫苦群众一部分外，其余分给各部队。5月29日，红军夺取了泸定桥，在杨春镇获得5000多袋大米，正在给部队分发时，毛泽东同志来了，他见弄到这么多粮食，兴奋地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为什么在这儿失败，我们为什么会胜利？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他没有群众，我们有群众；二是他没有粮，我们有粮；三是他们过不了河，我们却过了河。缴获的粮食，有计划地分发给部队，解决了部队的急需。”
二是携干粮、吃辣椒，保障部队翻越雪山。1935年6月初，红军来到宝兴地区，前面就是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根据雪山山高、寒冷、空气稀薄等特点，总政治部于6月10日以万万火急发出了《为解决粮食困难进行政治动员工作的指示》。要求各连队备足7天粮食，每个指战员、杂务人员，均须亲自参加收集粮食，并负责携带。还要求以竞赛方式完成和超额完成备足7天粮食的任务。炊事人员，更须以身作则，尽力搜集谷米杂粮。碾米工具须有计划分配使用。杂粮可做成饼，猪牛肉可烤成肉干，食盐应尽量补足一个月的用量。粮食使用应尽量节省、鼓励自觉减食，绝对禁止抛弃。按这一指示，部队抓紧筹措给养和防寒物资。当时准备的给养主要有：粮食和猪、牛肉干，并尽可能把粮食做成干粮或炒面携带；此外还有食盐和火柴或打火石，以及辣椒、生姜、麦酒、茶叶等刺激性御寒食物。尽管部队在出发前作了一些准备，但仍遇到极其艰险的困难。雪山气候变化莫测，战士难以适应，虽然可以采取咀嚼茶叶、吃辣椒等办法来抵御风寒，但仍有许多同志晕倒。由于高山缺氧，长途行军极其劳累，营养不良体质下降，病员增多，红军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但他们硬是凭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顽强的战斗精神，终于顺利地通过夹金山。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于6月下旬启程，继续北上，途中又相继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雪山高峰。由于红军有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在过雪山前对冻伤和高山病的预防作了充分准备，喝辣椒水，多穿衣服，用毡子裹身体，饱吃食物，随身带着强心药及救急水，体弱的病号骑马或坐担架，途中不许休息及睡眠等，使大家安全地越过了上述几座雪山，于7月上旬到达松潘的毛尔盖地区。
三是炒青稞、挖野菜、吃树皮，红军胜利走出草地。毛儿盖会议结束后，红军即分左右两路相继出发北上。右路军于1935年8月18日北上向草地前进时，张国焘百般阻挠，红军受阻于毛尔盖地区，致使粮食问题十分突出。部队成连成营地出去挖野菜、采豌豆苗和打野兽。有时遇上反动武装，经过战斗，从击毙的敌人身上缴获点皮背包，回来后烧水煮烂，切成小块，分给大家做干粮，准备过草地时吃。打的野物，连扒下的皮也烘干带着。采的野菜、豌豆苗等每顿每人只能分到一勺。从8月中旬开始的第二次筹粮，比第一次要难得多。经各部队努力，只筹集到40万斤，加之边筹边消耗，到过草地时，有部分部队带不到规定的每人10斤粮，有的只带了2、3斤，除肉（皮）外主要是炒熟的青棵粉。右路军离开毛尔盖向北走40多里，进入草地。茫茫草原，无边无际，遍地沼泽，气候变化莫测。由于缺少粮食，先头部队还可以找寻野菜吃，后续部队找野菜都困难，尤其是最后几天更加困难。打野生动物，挖草根，剥树皮，甚至首长的乘马都杀掉了给战士吃了。为了保证伤病员和体弱的战友安全通过草地，各级首长和一些红军战士，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他们。还有不少同志，宁肯自己吃野菜，却把粮食送给伤病员，结果自己倒下了。最后，粮食吃完了，野菜树皮采集不到，牛皮羊皮也没有了，只能饿着肚子走。在长征中最为辛苦的是炊事员，一路上不仅挑着自己的背包，还要挑厨具、粮食、木柴，少则四五十斤，多则六七十斤。宿营时也休息不了，还要为战士们烧水做饭。特别是在给养困难的情况下，还要和司务长一起走很远的地方设法筹集给养。“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这些红军留下的诗歌，真实记录了过草地的艰难困苦。风雪、饥饿、寒冷威胁着红军将士的生命，考验着红军将士的意志，但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终于在8月下旬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下，各部门密切协同，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在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依靠红军指战员艰苦奋斗，才最终战胜了各种困难，保证了长征军需任务的完成。
长江流日月，丹心载古今。长征路上的袅袅炊烟，忠实地记录下了军需创业者的艰辛，开拓者的跋涉，奋斗者的足迹，奏响了一曲曲交织着艰辛与汗水、拼搏与收获的催人泪下的战歌。
长征中的男红军性问题篇3: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的12个疑难问题
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的12个疑难问题
作者：郭德宏 时间：2012.10.07 来源：网易新闻
对于红军长征史的研究，历来十分重视，研究得也很充分。但是，有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写得还不是很准确，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下面，就谈谈自己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一、“长征”一词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突围转移时，并未使用“长征”一词，当时的说法是“转移”、“突围”、“西征”。那么，是什么时候使用 “长征”这一名词的呢？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王明于1934年11月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第一次使用的。但王明所使用的“长征”概念，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1935年6月10日，《前进报》第1期刊载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开始有了“长征”概念的内涵。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这是目前所见文献材料第一次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因为这份报告结尾署名“向前代草”，所以最早提出“长征”以及“万里长征”概念的是徐向前。到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此后，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距离的不断延长，“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说红军长征共经过了11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是目前最早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文献。从此，“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为人们所熟知了王建强、许秀文：《“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由来》，《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
但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1935年红军进入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以后，红军总司令朱德在5月22日于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最早使用的。这个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袁征：《关于“长征”一词的提法》，《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王大钊：《“长征”一词在冕宁第一次提出的考证》，同前刊。也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在1935年2月23日于贵州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最早使用的，该文件说：“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赵福贵：《“长征”称谓的由来》，《党史文汇》2005年第3期。
从上面的考证可以看出，王明虽然最早使用了“长征”一词，但他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真正用“ 长征”一词称呼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始于红军总政治部1935年2月23日于贵州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和朱德1935年5月22日于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是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才开始使用的。
二、红军长征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红军长征特别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原因，过去都归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以及由它导致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但有的学者认为，红军之所以进行长征，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认为“左”倾冒险主义控制苏区后，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错误使苏区由盛到衰，最终导致战争资源枯竭，红军失去立足之地。具体来说，其错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左”倾的土地、经济政策使苏区工农业生产发展受到限制；（二）财政政策的失误导致苏区财政拮据，红军给养失去有力保障；（三）苏区连年出现的粮荒使红军军粮常处紧张状态之中；（四）庞大的军政队伍超过了苏区的负荷能力；（五）不能有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使苏区物资短缺现象十分严重。“上述情况表明，土地革命后期，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区经济已经到了枯竭的边缘，红军除了转移，易地求食外，别无它途单人麟：《红军长征的主因是经济问题》，《甘肃理论学刊》1996年第5期。”。还有的学者认为，红军长征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1.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在全国确立，蒋家王朝“大一统”局面出现，使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消失，红军只有转移方能生存下去。2.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逐步深入人心，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危及蒋介石统治之势。故蒋必欲花大力气消灭之。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红军必须转移。3.“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不得不相应调整政策，实施转移。熊晓燕：《长征研究中需要再认识的两个问题》，《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有的仍然认为，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的大目标。闻文：《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12期。
关于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的说法，很多学者已经提出异议，指出那不过是一个宣传口号，求生存才是红军的真正目的。时局的变化，蒋介石必欲歼灭之等，也并不是长征之前才出现的，蒋介石早就想将红军彻底歼灭之。至于经济原因，确实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革命根据地一般都是人口较少的落后地区，连年的战争已经使这些地区财源枯竭，没有办法再支撑下去。但这也不是红军长征前才出现的现象，经济的困难在长征之前早已出现了。因此，它也不是导致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我认为，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还是军事的失败，经济的枯竭等是红军长征的深层原因。
三、红军长征是不是“战略转移”
长期以来，都说长征是一次“战略转移”。但有的学者认为不能这么说，理由如下：（一）所谓“战略转移”，是指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而实施的大转移，而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仍然坚持从前去湘鄂西的既定方针，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战略转移必须是主动的、适时的、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是有准备的行动，而当时中央红军在“左”倾错误领导下退出苏区时是被迫的、准备不充分的仓促行动，是不得已所为，故不能称之为战略转移，应称之为“大转移”更为准确。熊晓燕：《长征研究中需要再认识的两个问题》，《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但有的学者对长征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的第二次重大战略转移：第一次是社区性的转移，即将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第二次则是地缘性转移，即通过长征将革命大本营从南方转到北方。荆南翔：《长征最重大的意义--第二次战略转移》，《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6期。
我认为，长征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能因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的转移是被迫的、准备不充分的仓促行动，是为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就把它和中后期的长征分开，不承认它是战略转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红一方面军中后期的很多行动也是被迫的，否则它就不会转那么大的弯子。事实上，红一方面军从坚守中央苏区转移到湘西，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的转移。至于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的第二次重大战略转移，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确实是通过红军的长征，把革命的重心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
四、红一方面军是什么时候开始长征的
关于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即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的。但近年有的学者提出新的看法，认为黎平会议前的红军突围转移是“西征”而不是长征，“西征”和长征无论是在战略方向、实际领导还是在其评价和结果上都根本不同。黎平会议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是长征胜利的起点。因此，黎平会议才是红军长征的开端。方小年、周剑：《中央红军长征开端新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我认为，黎平会议虽然在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黎平会议后的长征是西征的继续，不能把西征和长征截然分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还是以1934年10月从江西开始比较合适。
至于红一方面军在江西是何时从何地开始长征的，也存在着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应以中革军委在瑞金发布长征出发命令和中央红军首脑机关离开瑞金出发为标准，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开始的。刘良：《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有学者认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应以红军在集中地队伍开始移动即渡过贡江为标志，因此，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是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出发地点是于都河（贡江）北岸（以于都县城为中心）。姚连红：《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几个历史问题的考辨》，《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还有的以红一方面军的集结地作为红军长征开始的地点，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长征的出发地不只一处，红军是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的。黄如飞、张杰：《长征，从这里开始--党史专家解读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福建日报》2005年10月26日。石仲泉认为，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接到转移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但是，他们又不是从所在地直接离开中央苏区各自长征的，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结，做好最后的准备，然后才统一地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应该以离开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于都为标志，同时不否认其他地方也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刘海音：《聚焦红军长征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访谈录》，《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10月号。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石仲泉的意见，即应该把红一方面军离开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于都作为长征开始的标志，但也不否认其他地方如瑞金、宁化等，也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
五、遵义会议是不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长期以来，为了突出遵义会议的意义，都说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关于遵义会议的档案在20世纪80年代公布以后，很多人看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不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会后确定的党的负责人是张闻天；他也不是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在军事上仍然由周恩来负责，后来新成立的“三人团”也是以周恩来为团长，于是加上“实际上”或“事实上”三个字，说遵义会议“实际上”或“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这实际上是后退了一步。后来很多学者还指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因此，在我2001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1卷中，改成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
后来，有的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何方：《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见张培森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4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 2006年，我部刘晶芳教授在《对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再认识》一文中，还列举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张闻天领导地位的肯定。例如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③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同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中，又讲到五朝领袖，说第四代是张闻天。周恩来在1967年7月12日的谈话中也谈到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③周恩来还在1972年7月5日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杨继武：《张闻天与扎西会议》，见张培森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4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也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1979年8 月25日，邓小平在代表中共中央对张闻天所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关于张闻天的词条中也明确地写着：“1935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8页。根据上述史料，刘晶芳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闻天从遵义会议开始当上党的总书记是公认的，党史上确有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
既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悼词中都承认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是党的总书记，我们为什么还要加以否认呢？虽然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在党内军内的集体领导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既然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后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遵义会议后党内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就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现在有的权威党史著作仍然这样说，并在列出遵义会议后新成立的“三人团”的名字时，仍然把毛泽东排在周恩来的前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2页。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而已。就拿军事领导职务来说，直到1935年8月周恩来病重，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掌管了党内的最高军事领导权，形成“毛主周辅”的军事领导体制。而在党内，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那更是以后的事。因此，不能再继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原来很多人那样说，实际上是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叙述这段历史了。
六、陈云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是不是传达提纲
关于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1985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遵义会议文献》根据陈云认定，说这是1935年2月或3月写成的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但一些长期从事档案研究的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齐得平等人认为，手稿中有明显的不宜向下传达的内容：一是会议明确规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即李德的名字；在团以上的干部中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而手稿不仅点了李德、博古的名字，还点出了周恩来的名，甚至还写了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二是缺少应当传达的内容，如决议最后四段激励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的话；三是出现了一段在当时不可能有的对决议的批评，如认为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地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清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因此，他们认定陈云的这份手稿不是传达提纲，而是他1935年10月在莫斯科为向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时写的汇报提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提纲包括《（甲）英勇的西征》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两部分。齐得平、田逢禄、耿仲林：《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我认为，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实不像向下传达的提纲，而是向共产国际汇报提纲的一部分。
七、“四渡赤水”是不是“真如神”
长期以来，为了突出毛泽东的功绩，把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极力拔高。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争论较大的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是“四渡赤水”能不能称为战役？有的学者说四渡赤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战役，四渡赤水各有各的决策过程，属于一个时间段内的多次作战行动。刘晶芳、刘振清：《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5年第1期。有的学者还提出，战役应具备五个条件：（一）有一定的战略目的；（二）有统一的作战计划；（三）有一定方向上的行动；（四）在一定时间内行动；（五）包括若干次战斗。而四渡赤水只符合第五个条件，因此四渡赤水只能说是长征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不能称为战役。元江：《“四渡赤水”不宜称作战役》，《南开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二是“四渡赤水”是不是“神来之笔”？有的学者认为并不都是“神来之笔”，因为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有四个失误：战略行动上，不适当地强调进攻；渡江战略方针的制定实施，一开头就遇到了麻烦；一次关键性战斗受挫（土城青岗坡之战），使红军一度丧失主动权；以己之短，击彼之长如鲁班场战斗。元江：《试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的失误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有的学者还说，四渡赤水的前三次与第四次的指挥风格与作战结果截然不同，真正由毛泽东指挥并体现其风格和精髓的应该是第四次渡赤水，即奇袭贵阳，因此对四渡赤水不能一概而论。刘晶芳、刘振清：《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5年第1期。
对于红军在四渡赤水中的某些失误甚至失败的原因，有的学者也作了分析，认为是对战略退却的现实缺乏足够的理解；未能始终如一地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对困难认识不足，等等。元江：《试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的失误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有的学者还说，土城之战和一渡赤水仍是“左”倾影响在军事上的惯性表现，遵义会议在组织上、军事指挥上转变的不完全性。徐波：《对四渡赤水前后红军军事转折问题的再研究》，《军事历史》1994年第4期。有的学者还提出，对于四渡赤水战役的意义应给予客观的、一分为二的评价：四渡赤水的胜利证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确能挽救危急中的红军；同时，四渡赤水的部分失利也说明了新的中央领导同样是人，而并非后人所说的是“如神”。赵晓石：《生机与危机同在，希望与考验并存，再探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我也认为，四渡赤水只是连续的几个战斗，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战役，因此不应再称为战役。至于对四渡赤水的评价，应该客观，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应该过多地溢美、拔高。把“四渡赤水”说成“真如神”，是20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的产物。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对那些个人崇拜的东西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八、关于张国焘的“密电”问题
关于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发给随右路军行动的原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密电”问题，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重大问题。
最早提出有这个密电的是毛泽东，但他没有说要“武力解决”。后来，关于“密电”中有“武力解决”内容的说法就多起来了。1981 年，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第12期发表《关于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密电的质疑》，指出至今没有找到张国焘要“武力解决”的电文，中央批驳张国焘关于反对一、三军团北上的言论中，也从未指出张国焘有过这样的密电。因此，“似可得出"武力解决"之说并不可靠的结论”。不久，吕黎平在《党史研究资料》 1982年第5期发表《对〈关于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密电的质疑〉的回答》，坚持这个“密电”是存在的。后来争论就越来越多，一是有没有这个“密电 ”，二是“密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曾就这个问题请示中央，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意见是有这个“密电 ”，但“武力解决”的内容查无实据，应以毛泽东1937年批判张国焘时的发言为准。所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肯定有这个 “密电”，内容按1937年毛泽东批判张国焘时发言的提法，说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但是，争论并没有停止。从2003年11月到2004年1月，范硕在《中华儿女》杂志连载了《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引用了大量的回忆材料，说明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甚至“武力解决”的密电是存在的。接着，朱玉、王年一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上发表《也谈长征中的“密电”问题--请教范硕同志》的文章，认为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南下的电报是有的，但所谓“ 武力解决”或“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根本没有，无论是党的有关决议、历史文件，都证明这个密电是不存在的。
对于这场争论，石仲泉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应当承认有“密电”，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第二，“密电”的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刘海音：《聚焦红军长征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访谈录》，《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10月号。因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虽然写了“密电”两字，但没有再写“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只说“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8页。前几年胡绳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对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上看，电报不一定讲得很明白，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看出了电报中的真正用意。我认为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即原来说的密电不一定有，但毛泽东担心张国焘会对红一方面军不利，于是就连夜北上了。
九、应该重视对其他几支红军长征的研究
过去讲长征，一般是讲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讲得很少。事实上，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非常成功的。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从1934年11月开始到1935年9月结束，时间虽然比红一方面军少两个月，路程也比红一方面军短得多，但同样艰苦。经过将近一年的转战，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即从出发时的2980人增加到了3400人，而且在长征途中成功地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坚持了半年以上。经过长征，红二十五军由孤军成为劲旅，由偏师成为先锋，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因此，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成功经验，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同样是成功的。有的学者指出，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红二、红六军团是在其他主力红军长征后，唯一留在南方并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后才开始北上长征的；二是红二、红六军团是在战略转移中根据实际情况逐步确定战略行动方针，以逐步转进的方式完成长征的；三是红二、红六军团是以大规模的运动战、游击战突破敌人的重兵围堵的。尤其是在贵州的乌蒙山区，红二、红六军团面对130多个团的敌人的围追堵截，采用“盘旋打圈子”的战术，与敌人来回周旋了1个月，转战1000余里，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朱德曾高度赞扬他们说：“你们是集运动战、游击战之大成。”另外，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还建立了临时根据地，使人员和粮食、资材得到及时的补充。仅在贵州的黔大毕地区，就扩大了6000余名新战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综上所述，红二方面军长征在整个红军长征中起到了与众不同的特殊重要作用。崔利民：《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显著特点》，《军事历史》1997年第6期。因此，对于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成功经验，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
对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过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而讲得不多。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不能因为张国焘搞分裂主义而否认或抹杀红四方面军的功绩，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支援和策应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季相林：《试论红四方面军对长征的贡献》，《哲里木畜牧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石仲泉也认为，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确作出了很大贡献：一是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的策应作用；二是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的支援作用；三是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四是在所经过地区也发挥了“播种机”作用；五是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刘海音：《聚焦红军长征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访谈录》，《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10月号。事实上，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和其他红军一样英勇，在有的路段上甚至更为艰苦。例如很多指战员是三过雪山草地，留下了很多动人的事迹。因此，对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应该同样加以重视。对于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英勇斗争的事迹，应该同样地大力宣传。
十、红军长征的路程究竟有多长
2003年底，两位英国人--马普安和李爱德在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里程的2/3，大约3700英里（约6000公里）。”李爱德还对媒体记者说，如果要说二万五千里，也许就得把当时红军其他方面军所走的路程加在一起。国内很多学者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如有的学者从“二万五千里”的提出过程入手，对萧锋当时所在的红三团和红一军团直属队行军情况和陈伯钧、童小鹏、萧锋的长征日记记录的行军里程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二万五千里”的结论，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并指出在计算红军长征行程时，有几个重要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如缺少地图走错路等王建强：《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不容质疑》，《军事历史》2004年第2期。
但应该指出的是，二万五千里是指红一方面军中的部队走的最多的路线，并不是红一方面军全部都走了这么长的路线。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讲话中就说“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还应该指出的是，二万五千里是指红一方面军走的路线，并不是所有红军都走的路线。有的文章已经指出，红二方面军走了两万余里，红四方面军走了一万余里，红二十五军走了不到一万里。如果将四支红军长征走的路线全部加起来，应该是约六万五千里郭钟理：《“长征”到底有多长》，《秘书工作》2005年第8期，《党政论坛》2005年第9期。。
十一、三大主力会师后究竟有多少人
对于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军还有多少人，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有的学者说，当年解放军档案馆后方档案库副主任和查对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刘铁林，曾撰文披露1981年5月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时，军委办公厅责成解放军档案馆对这一问题进行查对，计算的结果是：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8月到达陕北的总人数为3400人；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总人数为8000余人；二方面军（含红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红四军、红三十一军）于1936年11月到达陕北的总人数各为1.1万；以上合计为3.3万余人转引自马福生：《红军长征史研究所见与所想》，《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但这里边没有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部队，以及由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和原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合并而成的红五军。这些部队后来虽然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并于1937年春失败，但也应该算在三大主力会师的人数之内。根据甘肃省委党校秦生教授考证，西路军总人数为21000余人秦生：《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269页。。另外，也没有加上陕北红军的人数。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共7000多人。也就是说，陕北红军至少有3600多人。如果加上这些部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的人数就应该是58000多人。事实上，到三大主力会师时，红十五军团和红一方面军都进行了扩编，人数都有增加。所以，在三大主力会师时，红军的总人数应该在6万至6.5万人左右。
十二、应该怎么理解长征精神
纪念长征，宣传长征，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们英勇奋斗的事迹，更重要的是为了弘扬长征精神，建设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对于长征精神，我在1996年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曾提出它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对于革命事业和理想坚定不移的精神。第二，团结一致、亲密合作、共同战斗的精神。第三，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奋勇拼搏，一往无前的精神。第四，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并始终充满乐观的精神。第五，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近年来，很多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有的学者提出，长征精神的核心是“坚持信念，逆境奋斗”，因为长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80多年奋斗史中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长征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逆境中坚持理想信念英勇奋斗的历史。围绕着这一核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充分展示了“执着追求、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心系民族、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百折不挠、勇猛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险、排除万难的艰苦奋斗精神；审时度势、扶正纠错的实事求是精神；团结一致、维护统一的顾全大局精神；互助友爱、生死与共的集体主义精神；以苦为乐、奋发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邬家能、孙志清：《坚持信念逆境奋斗 --解读长征精神》，《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我认为，把长征精神的核心概括为“坚持信念，逆境奋斗”是很好的，突出了长征精神的基本特点和精神实质，使它更加鲜明地与其他几种精神区别了开来，应该加以肯定。（本文摘自《中央党校教授讲党史-上》，四川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