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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成立篇(一):7年收300万 前益阳市委书记马勇是贪官还是清官？
检方指控，马勇任益阳市长期间，滥用职权违法决定返还578.85万元土地出让金，任益阳市委书记期间，滥用职权造成中央财政专项资金360万元被用于支付企业欠款，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在益阳任职期间，他还伙同妻子李万新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中级法院一审的案子，通常是指被告人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此番由郴州中院一审马勇，很可能意味着官方想将其判重刑。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马勇属于正厅级官员，所以由中院一审。
由于湖南高院的报道语焉不详，我们无法得知马勇被控犯罪的细节。不过此前知名评论员陈杰人的微信公号“杰人观察窗口”，曾独家披露了马勇被控犯罪的细节。
根据报道，马勇被控滥用职权罪的是两件事。一是在2007年，当时益阳的“中南实业公司”在益阳市承建“香港城”项目建设过程中，向市政府要钱，时任益阳市长的马勇，违反法律和政策关于“土地出让金不得返还给土地受让者”的规定，通过主持“约见会”商议此事，又违反市政府文件和会议制度，把“约见会”偷梁换柱变性为“专题会议”，并下发会议纪要，以支持产业园建设的名义，将原市内衣厂家属区的8.95亩土地和赫山中心城区房管处3.1亩土地超过23万元每亩的部分，共计578.85万元，返还给中南公司，致使国家遭受578万余元损失。
二是在2012年至2013年间，马勇的妻子李万新所任职的湖南银华集团，向益阳市境内的天恩棉业公司讨欠款。马勇应妻子和银华集团之请求，向天恩棉业公司所在的大通湖区的区委书记汤瑞祥打招呼要求关照。汤瑞祥随后向马勇汇报，称天恩公司打算以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偿还银华集团和大通湖区政府的欠款。马勇明知预算法和有关政策规定，中央财政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能挪作他用，但他居然同意并感谢汤瑞祥的安排。事后，天恩棉业公司动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1000万元，其中偿还给银华集团360万元。银华公司遂以“特别贡献奖”的名义发给马妻李万新10万元，李万新将此事告诉了马勇。
马勇被指控的受贿犯罪，则涉及金额共折合人民币310余万元。检察机关指控，向马勇行贿的人包括陈清、陈信是、何运才、陈喜波、胡双福、王兰、肖胜利、王安安、卢光辉、郑名生、文剑平、梁成立、张之望等14人和银华公司一个单位。
这些行贿人，大部分是企业老板，其中有人是上市公司董事长，另一个女老板王安安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曾当选“湖南省道德模范”，也有两人系官员，包括已经落马、曾任益阳辖区沅江市市长的肖胜利，以及现任大通湖区区长梁成立。
“湘中闲话”独家得到的消息则是，马勇被抓后，办案机关挖地三尺，试图找出其重大贿赂线索，以便做成反腐风潮中的大要案。不过查来查去，并没有查到特别大的贿赂。最终，马勇在各类假日里所收的红包都被列入受贿，最大的一笔，不过就是一个3万元的红包。前述报道所说其涉案金额310万元，也就是将马勇的红包、黄金都折价算起来。其中，黄金主要是一些金质纪念币之类的礼品。
如此而言，马勇的贪贿金额，比起很多落马官员来真的是少得可怜。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马勇从2006年9月至2013年4月，担任益阳市长和市委书记长达7年，居然只有这么多钱，真的让人惊讶。
记得马勇被抓当初，媒体最关注的是他关照当地一起故意杀人案件，使一位浙江商人的杀人行为被开脱和轻判，为此，当地公检法机关多人落马。但仅从贪贿问题上看，马勇真的算是一个相对干净的官员了。
很多人知道，现在别说是一个市委书记，就是一个乡镇党委书记，都有很多猫腻，别的不说，光看那些乡镇书记们大打个牌，一晚输赢几万上十万，就知道他们的经济有多宽松。可是，如果按照他们每月三四千元的工资，他们打得起吗？
更搞笑的是，马勇落马后，虽然不少官员被查实向马勇行贿，比如大通湖区的区长梁成立，可这样的官员，居然现在还在区长之位上吆五喝六。这不是侮辱大通湖区的人民么？
严格按照法律说，马勇确实是个贪官，但相对而言，他算是个清官了。这，就是当前反腐的尴尬所在。
梁成立篇(二):湖南马勇案｜检方指控马勇收近5公斤黄金，两行贿官员仍在任
湖南省委原副秘书长、益阳市委原书记马勇。起诉书显示，湖南省委原副秘书长、益阳市委原书记马勇被指控的受贿中不少为黄金（金条）。澎湃新闻统计发现，马勇至少收受行贿人14根金条、4块金砖、3套金币，重近5公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发现，根据检方的指控，向马勇行贿的共14名个人及一家公司，其中包括两名全国人大代表及三名益阳官员，其中两名官员仍然在任，并已升迁。曾公布年收入8万，被控受贿几百万2011年10月，连任湖南益阳市委书记的马勇在记者见面会上公开了自己的家庭收入情况：“工资收入为五千多一点，年收入，加上各种稿费和其他费用，大体上是8万块钱一年”。马勇当时还介绍，自己有一个女儿，“她十五岁就靠奖学金在国外学习，一直到大学毕业。后来回到中国工作两年，现在又去了美国读书。总结起来，我的收入情况，应该说属于中国典型工薪阶层中较好的。”大胆公布自己的年收入，马勇也获得了舆论的喝彩。然而，对照起诉书上的指控，马勇显然撒了个大谎。起诉书显示，马勇所收受的财物包括人民币93万元、美元12.3万元、港币38万元、欧元1万元、以及一块白色伯爵牌女表和一对雷达牌白色情侣表，还有4708.33克黄金，价值141万元人民币。而行贿人中，绝大多数为当地企业家，其中益阳市浙江商会会长陈清送的黄金最多。起诉书显示，马勇接受陈清的委托，为陈所有的中南实业公司在项目建设、土地出让金返还、税费减免等方面谋取利益，8次收受陈清所送财物港币8万元，以及价值112万余元的黄金和一款手表。陈清送给马勇的黄金包括金条9根、金砖4块，以及“鲤鱼莲花”图案组合金条一套。两名全国人大代表被控为寻求连任送钱起诉书显示的14名行贿人中，包括两名曾经的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是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安安和益阳森华林业公司所有人何运才。公开资料显示，王安安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担任益阳市工商联副主席、益阳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等职务，并荣获湖南省道德模范荣誉称号。检方指控，2011年至2012年期间，马勇承诺支持其连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两次收受其人民币3万元、美元1万元。这两笔贿款均系2011年3月和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四次、第五次会议召开期间，马勇在其所住的国谊宾馆收受。公开资料显示，何运才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二届湖南省人大代表。起诉书指控，2008年至2013年期间，马勇受何运才所托，为何经营的公司谋取利益，并承诺支持何连任全国人大代表，共13次收受何运才钱物。何运才曾连续两年送给马勇两套熊猫金币，还曾送过一套“一代天骄”金币，加上另外3根金条，何运才共送给马勇的金子共808.18克。三名官员被控行贿，其中一人落马、两人升迁起诉书显示，益阳三名官员为了职务升迁，也曾向马勇行贿，该三名官员分别为：2015年8月初落马的沅江市市长肖胜利、时任大通湖区常务副区长的梁成立和时任安化县县长的杨光鑫。据起诉书指控，马勇为沅江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肖胜利（另案处理）在职务升迁上给予关照，2013年至2014年期间，4次收受肖胜利所送人民币13万元。2011年至2013年期间，马勇接受梁成立的请托，在梁成立职务升迁方面给予关照，3次通过李万新收受梁成立所送人民币2万元。2012年，马勇妻子李万新接受张之望和杨光鑫的请托，为杨光鑫职务升迁请求马勇予以关照，后李万新接受张之望所送美元1万元，并将此事告诉了马勇。而上述3名行贿官员除肖胜利落马之外，另两人仍然在任，并已升迁。大通湖区政府官网显示，2009年5月至2013年2月，梁成立任大通湖区委委员、管委会常务副区长，2013年2月升任大通湖区委副书记、区长。湖南省委管理干部此前发布的任前公示公告显示，2013年3月下旬，杨光鑫由安化县长提拨为安化县委书记。而马勇于2013年4月从益阳市委书记调任湖南省委副秘书长。
梁成立篇(三):黄金生：“肃反”险毁红军最后根据地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24期作者:黄金生
习仲勋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痛心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指‘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正是有了陕北根据地，为困顿中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并使中共领导的革命转危为安，“陕北救了中央”。但与此同时，陕北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承认是“中央救了陕北”。因为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差点因为“肃反”的滥捕滥杀所断送。习仲勋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痛心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指‘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三嘉原缴枪事件
经过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陕北领导的革命斗争，1932年1月，西北成立了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支队长。但由于当时西北的大环境，部队内部成分非常复杂，有些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者”，所以纪律难有保证，队伍也未明确打出红军或共产党的旗号。在“打红旗、改造部队”这个问题上，刘志丹与谢子长发生了分歧，谢子长认为部队应打出红军旗帜，“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 刘志丹则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他认为，要改造部队问题很多，应该慢慢来，现在还不宜立即打出红军旗帜。另外，打出红旗就会引起敌人马上进攻，不利于队伍的发展。
1932年春节前，谢、刘带领队伍来到正宁三嘉原进行整编。一天，一位百姓突然向谢子长、刘志丹告状，说赵二娃率队抢了永宁集市，在双佛堂一带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走了。赵二娃，即赵连璧，是刘志丹领导的第二支队队长。队委会连忙派人去查，果然发现赵二娃有严重违反纪律、强抢民财等土匪行为。于是，谢子长决定召集队委会，整顿纪律。在整顿时，赵二娃不服，欲拔枪反抗，被眼疾手快的警卫队队长白锡林一枪打死，接着二支队的枪都被收缴，除几十名队员留下外，其余都被遣散。刘志丹也被缴械软禁，直到第三天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
关于三嘉原缴枪的问题，198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对此曾做出过结论性意见：“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应该说，事件的两位主要当事人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是从革命角度出发，事后也仍以大局为重来看待和处理此事。但在当年“肃反”的大背景下，陕西省委的一些人却将之上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1932 年 6 月 2 日， 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份报告认为：“刘子(志)丹部都是土匪， 在保安一带，人一百余， 枪六七十支。”接着又对刘所执行的游击战术进行指责：“逃避上山，消极退却， 不采取积极的正确的进攻策略”;投降豪绅、地主、富农，放弃土地革命”，“政治工作徒有虚名，党的威信扫地”等等。
从这一系列指责和批评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对陕北游击队一直存有“偏见”，把游击队结合实际情况而进行的游击战争看作是不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意见， 并归纳为“梢山主义”，是“逃避”等等。
带着偏见到来的中央代表
在“三嘉原事件”后，根据地在刘志丹带领下发展非常迅速。但陕西省委对其一直“很不放心”。1932年底，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边，在他的指挥下，根据地损失惨重。1933年7月，杜衡在西安被捕，旋即投敌叛变。正是之后失去与省委联系的这段时间，没有了“左”倾错误的干扰，才成就了根据地的快速发展。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成立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标志着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开始。
1934年，上海临时中央局在秘密指示信中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并认为，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地区的工作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此后，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应该说，这两位是带着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成员的偏见，背负着“改造”、“整肃”任务而来的。“郭洪涛(时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向朱理治介绍：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一贯的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1933年红二十六军被搞垮，不仅是杜衡的错误，也是刘志丹的责任;刘志丹、高岗恢复红二十六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马明方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西安来的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过红二十六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等等。”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派遣的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永坪镇后，也听到了基本相同的说法，他回忆：“在西北工委的半个多月时间，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说法……刘志丹、 高岗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曾在陕甘边导致红二十六军全军覆灭;刘志丹当过白军旅长，张秀山是刘志丹的‘私人’等等。”
受“左”倾思想影响，对陕北领导人不信任、不了解当地实情的朱理治到陕北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些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反对和抵制，这更加深了他们对刘志丹等人的成见。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便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就在此时，从外地转战而来的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为肃反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小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对红二十五军的到来非常期待，他和刘景范等人亲往永宁山迎接。陕北群众也像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
能征善战的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应该是根据地壮大的好事，但这支部队却有着浓重的“肃反”情结，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更是“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杀人”，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只是在徐海东因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才幸免于难。1934年又怀疑当时的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第三党的首领”，郭有可能因此被杀死，幸亏当时徐海东坚决反对并且拍了桌子，才挽救了郭的命。
当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和刘志丹等欢聚胜利会师的背后，却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残酷的“肃反”。
责任编辑：花满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