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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雷马故事一:《科雷马故事》：“红色一手时间”里的“黑色因子”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称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为“红色人类”的“二手时间”，按此类推，那么，苏联的“时间呀，前进”的时代，应该称之为“红色一类时间”了。如果此说成立，那么，称古拉格群岛为“一手时间”里的“黑色因子”当无异议。
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为前苏联暴政的一个代名词，可以说，苏联大厦的土崩瓦解，也与这个群岛的宣扬者索尔仁尼琴存在着“蝴蝶效应”般的联系。
索尔仁尼琴的悲剧是双重的。当他有一天发现他写的三卷本著作，促成了前苏联消失的时候，他开始忏悔，忏悔他当年参与了唱衰前苏联的大合唱。他看到的最终结局，根本不是他当初所想的。他甚至称在之前著作中一直声嘶力竭加以诅咒的斯大林“是伟大人物”，他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
历史的困惑就在这里，有一种控诉是必须有承受者的，控诉者的目的，当初只是希望在既有框架里被接受，他根本不想去砸碎框架，因为砸碎框架，他的控诉得以成立的空间体系也失去了向他发出回声的功能，他将被彻底抛弃，弃置荒野，无人过问。
所以前苏联瓦解后，当初那些甚嚣尘上的向苏联体制投出矛枪的人，发觉已经没有予以回声的巨大墙壁了，他们也顿时销声匿迹了。比如前苏作家雷巴科夫写作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在苏联解体之前炙手可热，轰动一时，人人争睹为快，小说及续篇几乎直接指称斯大林暗杀了基洛夫，用假语村言认定斯大林制造了嫁祸于人的阴谋，对苏联体制的揭露可谓不遗余力，作者当时也沾沾自喜，乐不思蜀，可是没有高兴几天，苏联没有了，这部作品也无人提及了，因为小说的揭露一旦在苏联体制消失之后，便失去了任何的爆破性的价值，只能作为哑炮成为历史陈迹。
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们在第一次悲剧之后再度承受的悲剧。他的控诉因为受体的消亡而失去了意义。
在索尔仁尼琴的这本充满着诗一样激情洋溢的叙述语言的非虚构作品《古拉格群岛》中，也提到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并在书中引用了多处《科雷马故事》中的相关篇章。该书首页里，直指科雷马“是最大最有名的一个岛屿，是这个地理上撕裂开来而心理上则束缚于大陆的奇异的古拉格之邦的凶残极地。”索氏称，科雷马的劳改营，因为沙拉莫夫的文字记载而得以公之于世。
因此，《科雷马故事》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古拉格群岛”中的一部分，且是重要的部分。
“科雷马”在哪里？翻开俄罗斯地图，会发现它在哈尔滨的正北方，只不过，哈尔滨与科雷马的距离，几乎相当于哈尔滨到广洲的距离，在《科雷马故事》里，“科雷马”被称为极北之地，比我们习知的苏联语汇中的“远东”地区来得更为遥远，更为偏北。
科雷马的南边就是著名的扰动中国人愁肠的库页岛地区。中国人对这些偏北的极寒之地历史上就不珍惜，逐渐弃守自己的防线，回到了稍暖一点的南方地区，留下这些地方，让俄罗斯人尽收囊中。在前苏联的文学中，对远东地区的描述，几乎都能触动我们的柔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部曾经影响到我国领导人吴仪的职业选择的前苏联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虽然小说里的地名是虚构的，但显然它描写的石油产出岛屿，就是我们熟知的库页岛。小说里描写的在冰天雪地中艰难作业且付出惨重伤亡的建设工程队，后来在蓝英年的介绍性文章中，告诉我们都是劳改犯人，基本相当于《科雷马故事》中描写的主体部分。在另一部描写库页岛二战后清理曾经占领半个岛屿的日本人的丑陋残迹的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里，我们继续看到的是前苏联人那种站在太平洋岸边的自豪情怀，还有小说弥漫的特有的俄罗斯文学的“静静的、深沉的”的经典意境，都让我们中国人情感复杂。还有那部堪称景物描写辞典、深刻影响了张承志等一批作家的前苏联小说《鱼王》，描述了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的奇风异俗。这些地区都曾经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产生过交集，只是我们的先辈太过畏惧寒冷，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地区的巨大的资源与广阔空间，而拱手相送于他人。今天我们关注那个地域，常常为此触痛心中的的痛点与悲情。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读《科雷马故事》，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小说放入到劳改犯文学即“古拉格体系”中进行解读，同样，我们身为中国人，也有必要把这样的小说，放在特定概念的前苏联“远东”文学里进行考究。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雷马故事》，收了作者“科雷马”系列六个部分中的三个部分，但已经大体反映了作者的创作风格与表达意旨。在正文之前还有一个“三十年代故事”，里面收的几篇作品能够看出作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追求的言简旨远的风格特征，作者用极简的语言，勾勒出人物与事件逆转式的流程走向，作者的白描风格，听任事件自己发展，而在结尾展开的出人意料结尾，基本构成了作者日后短篇创作的大体趋向。如《大夫三死》里，作者用精炼的文字，描写了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医生在行刑前，因为典狱长的妻子难产，而暂时停止执刑，前去接生，接生下孩子，交给典狱长，回到病房，发现自己已是作为死人存在，最后，他仍面临着被枪决的结局。这篇小说使人想到中国作家汪曾祺的小说《陈小手》，妇科医生陈小手顺利地为团长太太接生了小孩，但他在救人一命之后，得到的报达却是团长的背后一枪，因为陈小手摸到了团长的禁脔。救了别人，并不能改写自己的命运。这种精妙的构思，在作品集中也能灵光一现地偶一绽放。《主动脉瘤》的内涵颇为丰富，一个色欲熏心的医生，为一女犯人检查身体，趁机揩油，意外地发现她的心音杂乱，患有危病，向上司反映，却被认为是为女犯人作袒护，最终女病人病发而死。小说中把体制的无视生命的整体氛围与医生的道德弊端多重地交织在一起，最终造成相互之间的解构消融，导致一个生命的离去，它反映出人性的角力是错位的，并不形成一个明晰的合力趋向，但最终效果却是一个生命的无辜消亡，小说构架相当富有弹性，带有深刻的寓言韵味，可以拉伸到对整个布拉格体制的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共性问责。同样的素材，在作者的不同时期，也分派出不同的用途。如《地矿图》中，老矿工藏有来自于比利时外企的宝藏图，但却不肯献出，而他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找到了宝藏，显现出歌颂意义的两代人的心胸差异。而同样素材的另一篇作品《金刚石矿图》却不见了前者的阳光灿烂，藏有宝图的老人愚昧狭隘，控制着家人，严令他们不得走出家门，代表着一种暴政与封闭性，散发着阴郁的霉味。可见这其中作者的心态变化。
沙莫拉夫的风格大体上与汪曾祺有某种相似。作者在小说里采取的笔法是克制的，但也不能说他达到了我们中国人所欣赏的“哀而不怨”的境界，在有的篇幅里，作者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愤怒的欣赏，但是这依然无法改变作者在字里行间沉淀的淡淡的倾诉风味，作者更多地让事件自然地流露出来，不着痕迹地呈现出生活最本质的残酷。集子中的主打三部分《科雷马故事》、《左岸》、《铁铲能手》中，我们还是大致能够看出作者叙事风格的嬗变。在前两个集子里，作者大体注重环境刻画、人物心态描摹以及结尾的荒诞性逆转，但到第三个集子《铁铲能手》中，作者似乎预感到时间已经不够，再也没有兴趣按照文学的样式，打造自己经受的苦难，而直接跳了出来，以近乎回忆录的实录体形式，来非虚构地记录自己的生活经历，这里已经没有文学性的那种隽永、含蓄的韵味，而变成了直露的事实记录。比较典型的是篇幅较长的《医训班》，几乎是寡淡的流水账介绍，逐一对培训的医生进行事迹罗列，已经很难称得上是文学作品了。但是，作者的这种创作轨迹，却不谋而合了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特点，索氏在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中以文学性的描写，再现了劳改犯的一天生活，但是到了《古拉格群岛》中，作者直接跳了出来，以政论体的风格，全景扫描劳改营的来龙去脉。这种迫不及待地跳上前台的原因，应该说与作者经受的苦难给心灵带来的巨大伤害有关，在沙拉莫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不宽恕的复仇情结，甚至毫不隐讳，对当年在狱中的告密者，如果再次遇到后“我一定会把他们杀掉”（P411）。索尔仁尼琴去世在苏联解体之后，而沙拉莫夫则逝世于1982年，他未能看到苏联“忽喇喇似大厦倾”，不知他看到控诉的最终结果是这样的话，他是否会和索尔仁尼琴一样，产生重视审视自己的创作目的的念头？
本集中的“科雷马故事”，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很多内容，在不同的短篇作品里出现，给人一种重复之感，毕竟素材是有限的，作者写得多了，难免会有重复，而短篇小说的缺点也在这里，它无法形成一个通贯全篇的气场，多纠结于片断式的即景还原，会给人一种隔断的感觉。从1937年到1953年，作者在科雷马劳改达十七年，小说的最后一篇，记叙了“我”离开科雷马回到莫斯科，构成了作者在科雷马的时间链条。在此作者恬淡的称这十七年是“出差”，但随即作者补充道：“而最重要的是，我不是出差回家。我是从地狱归来。”（P746）
作者所描写的地狱生活，大致可分为“饥饿、严寒、超时的劳动、殴打、疾病”（P424）。劳改犯的饥饿在小说里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展示出饥不择食的众生相，如《偷猪贼瓦西卡·杰尼索夫》里写到小偷破门入室，偷了一只冻透的小猪，被人追逐，一边逃一边啃，可见饥饿让人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变异状态，典型地代表了劳改犯为了填饱饥肠辘辘所作出的超乎想象的怪诞行为；再看严寒，工作面的正常温度达零下四十度，最高达到零下六十度，因为期待温暖，烧炉工成了美差；在超时的劳动方面，金矿是最让犯人畏惧的工作，每去必死，因此囚犯不惜采取五花八门的自残方式以逃过一劫，而作者小说里也多次叙述到触目惊心的自残方式，包括三人一组，用一个雷管炸伤自己的手臂，或将炸药放入靴中，炸伤腿脚，或有意染上传染病菌，在化验时被认定为病人，在尿液中滴入血液，以造假成血尿（见《生意人》诸篇）。而这其中，还有遭受到莫名其妙、随时随地的枪毙威胁，在《这是怎么开始的》中，作者以论文的归纳手法，交代了劳改营里枪毙人就像宰杀一只小鸡一般司空见惯，这一段内容，也被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直接引用。书中，作者更用见惯不惊的淡定手法，描写在永冻带挖出耸人听闻的死人墓的场面，叙述的零度情感与惨不忍睹的画面强烈映衬，产生出作者特有的叙事效果。
在这种严酷的情况下，作者直陈人性已经陨灭，囚犯之间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友谊，只会相互传染自私、仇恨以及伤害，而监管人员的残暴更在作者笔下达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小说里有相当的篇幅就是为这些管理人员留下的罪恶小传，作者的用意，就是用自己的笔，把这些丑恶的灵魂钉在耻辱柱上。如《十二月党人的后裔》中，一个烙印上先辈光彩基因的人，却抛弃了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在手术中，把病人全部治死，实际上他背叛了他的先祖的光荣，是一个残忍卑鄙的没有人性的小人；而同为劳改犯，本应该相互援手，但很多人却以告密求荣，《世界语》里的一位世界语协会会员，靠打小报告出卖同事，多少年后，“我”再次遇到他，住在他家中一晚，他竟然未忘收“我”的住宿费，人性的丑恶与无耻竟然能达到如此肆无忌惮不加掩饰的程度；《我的受审》纪实地交待了自己因为被人告密，而再次判刑十五年。人性的丑恶，被作者剥蚀得一揽无遗。
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在书中写出了艰难困苦之下的人性的光芒：“他们在没有任何权利的处境下，为了顽强地确立自古相沿的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权，而在这块园地里寻找一个精神力量的着力点。这些精神力量与一切监狱和侦讯规定对立，并战胜这些规定。”（P367）《莉达》中，统计处的女员工莉达出于善心，在打印犯人的判罪栏时，有意作了修改，使犯人得到了释放证书；《笔迹》中，犯人因为抄写工整，侦查员对其有好感，烧掉了犯人的档案夹，从而免致被枪毙。（P506）甚至一个名女护士的富有同情的对劳改犯的话语，也使作者心中涌起经久不息的感动。书中记载的他与难友们之间的开诚布公的交流，为了活着的相互鼓励，大部分牢友从没有去出卖过别人，这一切，都是人情冷暖异常时期的最宝贵的人性感受。
正像《古拉格群岛》在最后部分，记载了劳改犯们的反抗甚至是起义，在本书中，作者也记载了囚犯们奋进抗争，杀死残暴的监管人员，为了自由与尊严义无反顾地选择没有胜算的逃亡。在《布加乔夫少校的最后一战》中，在二战战场当了战俘被送至劳改营的军人们，难以忍受污辱性对待，杀死看守，抢夺武器，集体逃亡，与追捕者展开了激烈枪战，最后全部被打死，但作者却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反抗的力量，而这种反抗，也正是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只不过所使用的武器不一样而已。
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非常赞赏《科雷马故事》，其实，他们这一代人的脑海里永远都沉湎在前苏联的“红色人类”的“二手时间”之中，他们只有追究那段“红色时间”里的“黑色因子”，他们的生命才能找到自己的意义，文字才有自已的价值。据《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二季度某期刊载的《"红色人类’的命运：一位苏维埃人和她的"二手时间’》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专访：“在四个小时的采访和晚餐时间里，我从未听她提到过"全球化’或类似的新鲜词汇；大部分话题和关注点，始终围绕着从1917年至1991年的苏俄历史而展开”。他们已经离不开前苏联的恨爱交加的时间段，但那个消失了的帝国，注定是不会给予他们任何回音与回响，他们的恨与愤怒，是建筑在深深的爱上的。这未尝不是一种更为可悲的悖论：当你越努力去恨的时候，你越发现那个恨的目标，已经不需要任何的情感附加了，无论是恨，还是爱。你的所有的感情付出，都不会招致任何的情感回应。就像洪七公与欧阳锋打了一辈子，当他们不再互为对手的时候，便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用了。死亡，而且是一起死在一处，是他们的最后的荒诞与宿命。
科雷马故事二:【苏联正在有计划地屠戮那些念念不忘历史的人】
沙拉莫夫：苏联正在有计划地屠戮那些念念不忘历史的人
2016年08月19日 12:13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伊·西罗京斯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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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科雷马故事》是俄国著名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短篇小说集，根据他1937—1953年间在古拉格（科雷马）劳改营作为囚犯的经历写成。沙拉莫夫与索尔仁尼琴同出一个时代，虽然名气没有后者大，但他的“科雷马故事”一样以其主题的严肃性、作家崇高的人道主义情感享誉世界，称为俄罗斯三大劳改营作家之一。
沙拉莫夫用独特的文学形式，将在科雷马劳改营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写成一系列“科雷马故事”。这些故事以其巨大的艺术和道德力量，向读者呈现出一个陌生然而真实的世界，揭示了极端环境中各种人物的深层人性表现。
“科雷马故事”已译成英、法、德、日、西、意等国文字出版，获得读者和评论界极高的评价。如今沙拉莫夫作品的中译本也在国内首次出版，对于这位经典作家及其作品在中文世界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科雷马故事》，（俄）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著，黄柱宇、唐伯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09
命运尚未终结，
至今一息犹存。
坚信奇迹出现，
重往长空飞升。
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沙拉莫夫（一九〇七年六月十八日生于沃洛格达，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七日逝于莫斯科），小说家，诗人，举世闻名的《科雷马故事》的作者。很难找出一位作家，其人生经历同他的创作如此密不可分。
俄国发生的悲剧，无一例外全被他遇上。一九一八年，他的父亲吉洪·尼古拉耶维奇神甫一家无以为生，老迈的神甫双目失明。一九二三年，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以第一名的成绩中学毕业，却没有得到上大学的证明——神甫的儿子不许上大学。一九二四年，沙拉莫夫去莫斯科。一九二六年，他通过首次实行的自由选拔考入莫斯科大学，然而，却因“隐瞒社会出身”，于一九二八年被除名。当然，他在履历表上只填写了父亲是双目失明的残疾人，可是父亲当过神甫啊！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他参加了反对派的游行，高呼“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后来又参与印发反对派文件，其中包括《给代表大会的一封信》——列宁遗嘱。
一九二九年二月，他被逮捕。按照俄国革命者的优良传统，他拒绝作口供，被遣送到维舍拉劳改营（北乌拉尔地区）劳改三年。一九三二年一月返回莫斯科，在一些杂志社工作，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奥斯金诺医生的三次死亡》（《十月》1936年第1期）。他的计划是一九三八年出一本短篇小说集，然后再出一本诗集。他同加琳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古济结婚，生有一个女儿……
可是，就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深夜，有人敲他家的门。这位过去的反对派成员是被“记录在案”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决定对他进行惩处——因从事托洛茨基反革命活动，送科雷马劳改营，罚干五年重体力劳动。
正如沙拉莫夫后来所写，他从入狱那一刻起就明白了，两次被捕绝非偶然——国家正在有计划地屠戮人，因为这些人“念念不忘俄国历史上那些不应当记住的事情”。
在科雷马，在对人们进行残酷迫害的劳改营——那个“没有焚尸炉的奥斯威辛”，沙拉莫夫吃尽苦头：严寒、饥饿、力不胜任的劳动，还有窃贼、押送兵、队长残暴的殴打……
后来，在《科雷马笔记本》（诗集，1937—1956）中，他这样写道：
我孤独、穷困、赤条条一人，
心灰意冷，
极地淡紫色的暗夜，
将我团团围困……
一九四三年，他第三次被判刑（从事反苏宣传，十年），因为他称布宁为俄国经典作家，这被理解为赞美流亡者文学，甚至是赞美希特勒（提供情况的人很在意这一点）。
但命运使沙拉莫夫保住一命： 一九四六年，安德烈·马克西莫维奇·潘秋霍夫医生派他去医士训练班。按（反苏宣传罪）第五十八条第十款，囚犯可以送去这样的训练班。这条新规定无论多么荒诞离奇，毕竟拯救了沙拉莫夫，使他不至于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那个可怕的“标记”。
于是，一九四九年，沙拉莫夫到木材采伐场作医士，同时开始诗歌创作。这些作品后来都收入了《科雷马笔记本》。
即使是科雷马，也没有使这个人变得恭顺服帖。他发誓把一切牢牢记在心里，对刽子手决不饶恕。一九五三年一月，刚回莫斯科，还没有获得任何权利，也没有恢复名誉，他就开始写作《科雷马故事》。
他作加里宁州泥煤开采企业的供应代理人，每天夜里则不间断地创作小说和诗歌。他惟一担心的是：来不及写完二十世纪惨绝人寰的悲剧——集中营，国家暴力，千百万无辜者死于非命。当局极端残忍无耻，可劳改营大门上赫然大书的口号却是“劳动是光荣、豪迈和英雄的事业”。沙拉莫夫的散文不是回忆录，它具有多种意义和多层次的内涵。他那些富于哲理的散文，“试图提出并解决现时代某些重要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别的材料中根本不可能解决的。
“人和世界相遇的问题，人同国家机器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真相，为自身的斗争，内心和外部的斗争……
“希望的虚幻与沉重。依靠除希望之外的其他力量的可能性。作者打破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界限……他认为，是题材的重要性本身在提出某种艺术原则……《科雷马故事》不是回忆录，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散文，表现鲜活生活的散文。这种散文在当时就是一种另类现象，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献……”（沙拉莫夫：《论散文》，《文集》第四卷，第336页）
无辜的人被大量屠戮，在沙拉莫夫看来就是基于人道原则的文明的崩溃，就是蹂躏人道原则的新历史现实的不祥之兆。
《科雷马故事》首次问世是在国外，在俄文的《新杂志》上刊载了十年（1966—1976）。这种零星的发表破坏了作者缜密经营的文集结构的完整性。在每个集子中，都有几篇“压轴”故事，它们发挥作者的基本思想，真正产生他的散文的交响乐般的音韵。
《科雷马故事》一共包括六个部分： 《科雷马故事》、《左岸》、《铁铲能手》、《犯罪世界随笔》、《落叶松的复活》和《手套，或名科雷马故事之二》。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三年，沙拉莫夫一直埋头写作这些短篇。他在劳改营和流放中度过了二十年，这部劳改营史诗也写了二十年。他那悲剧性的生活和整个一生，就是对这场悲剧的回忆，记录在文字里的回忆。
沙拉莫夫生前未能看到他的小说在俄国出版。在俄国只出版过五本薄薄的诗集，而且被大肆删削，残缺不全（《火镰》，一九六一年，莫斯科；《树叶沙沙响》，一九六四年，莫斯科；《道路与命运》，一九六七年，莫斯科；《莫斯科的云》，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沸点》，一九七七年，莫斯科）。
直到一九八七年，他的小说才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一九八九年，在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马加丹等地开始出版小说集。一九九二年，由“俄罗斯图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集的《科雷马故事》，一九九四年出版了诗集《科雷马笔记本》，一九九八年出版了四卷本的沙拉莫夫文集（“文艺出版社”、“瓦格里乌斯出版社”）。
沙拉莫夫的小说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及其他文种。
还出版了许多论述沙拉莫夫的优秀著作： E.В.沃尔科娃教授的《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悲剧性悖论》（1998年，莫斯科）、F.阿帕诺维奇的《一种新散文》（1997年，格但斯克），以及米利·贝卢奇（法国）、L.托格尔（以色列）、高木美奈子（日本）、皮埃特罗·西拉季（意大利）、艾琳娜·米哈伊利克（澳大利亚）、劳拉·克莱因和迈克尔·布勒威尔（美国）、迈克尔·尼科尔森（英国），以及Л.季莫菲耶夫、А.Д.西尼亚夫斯基、M.黑勒、B.涅克拉索夫、B.约西波夫等人的学术专著和论文。
在对沙拉莫夫的散文和诗歌所作的众多评论中，我想引用一些论述：
“他的作品犹如水晶，向我们展示出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有的经过精心琢磨，有的故意不加修饰，全都包含着无穷的意蕴，闪烁着美学的光斑。看来，他的空间已超越地域，‘直达飞驰的宇宙’。而时间也奔往世纪深处，到达圣经起源的时代。”（E.沃尔科娃，1966年4月24日，列宁格勒）应当说，时间不仅奔往世纪深处，也飞向人类文明的未来。
一九八〇年，沙拉莫夫的一本薄薄的小说集在美国出版后，著名政论家和批评家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写道：“沙拉莫夫的文学天才，犹如钻石般光彩熠熠……即使这本小小的选集就是沙拉莫夫的全部作品，也已经足以让人们记住他的名字……这些小说，简直就是一抔金刚石！”作家索尔·贝娄当时也这样评价沙拉莫夫的小说：“《科雷马故事》是一本反映生活本质的书。”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身患癌症，生命垂危时，阅读《科雷马故事》，并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读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这真是难以置信！这是一位天才的作家！并非因为他写的事情如何，而是因为他留给我们——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一些怎样的感情。许多人读过他的作品后都感到惊奇：经过所有这些恐怖之后，哪来这样纯洁的感情？他讲述无尽的痛苦，以他自己不妥协的真理——他惟一的武器——使人们对这个曾经生活在地狱里的人顿生怜惜，肃然起敬。”
沙拉莫夫的小说，不仅使人们对被屠戮者感到悲痛，迫使他们想起地狱生活，而且能增强读者的道德力量和对正义的渴望，要求他们行动起来，而不只是说说空话。要求他们抵抗邪恶。
“如果从大的方面看，从艺术方面看，在《科雷马故事》中，恶总是遭到失败，善总是取得胜利。”（沙拉莫夫：《论散文》，《文集》第四卷，第362页）
此外，作品中还有着人所必需的东西——道德的典范，作者不妥协地抗恶的形象。
维克多·涅克拉索夫读过《科雷马故事》后，被小说的艺术力量，更被它的道德力量所震骇：“毫无疑问，沙拉莫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不仅在俄国文学，而且在世界文学的所有巨匠中，他也占有一席之地……《科雷马故事》是一幅回顾生活（如果这可以叫作生活的话）的巨大马赛克。只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即组成这幅马赛克的每一小块石子，本身也是艺术品，都保存着创作的完整性……沙拉莫夫的作品要反复阅读，要当作某种祈祷文来背诵。”（《世界言论》，1992年第3期，第81页）
我对沙拉莫夫十分了解。我敢说，大概没有一位作家，其个性与其创作更为一致。我们知道大量例证：趋炎附势者、渺小自私之徒却在教训别人；另一些人则玩文字，像玩一只空罐头盒。
沙拉莫夫写作时，是把自己的心血浇灌在字里行间的。他不仅用语言，而且用自己的生命，用全部独立的思想，用天才的力量，用坚忍不拔、刚直不阿的个性和崇高的精神，谆谆告诫读者：
像阿基米德在沙地上
捕捉一闪即逝的想象之影，
我在破皱不堪的纸页上，
涂下最后的诗文。
我自知这不是儿戏，
这性命交关……可是为了生存
我像阿基米德，不会放下笔管，
不会揉掉已经打开的笔记本。
在诗歌中，沙拉莫夫最为坦荡、最为虔诚。对他来说，诗比一切都宝贵。这是同世界、同大自然、同人类用“共有的语言”对话（他的一篇随笔就是这样命名的：《诗歌——一种共有的语言》）。（《文集》第四卷，第321—322页）
诗歌对每一种现象作出反应，捕捉每一种声音、每一道光线。世间万物都可以入诗——树木和石头的声响，风雪和溪流的低鸣。而隐藏在这一切后面的，则是人的命运。
沙拉莫夫的散文是诗人的散文。他的诗同样富含讽喻，意蕴丰赡，内涵深刻。它们看上去很朴实，跟他的散文一样朴实，但这正是它内在深厚与复杂的标志。沙拉莫夫在《我不需要修饰》一诗中说：
让谁也识不破你话中的秘密，
这才是高妙、幻化、离奇！
把主人公深埋在岩石下面，
让本性转化成物质……
沙拉莫夫的一生始终命途多舛。他失明失聪后，死在残老院。这位诗人在那儿度过了最后的日子。我保存有他去世前两周写下的诗稿。
他是作为胜利者死去的。一个战胜了狂暴、卑鄙、谎言的胜利者。不过，他死的时候，已经能够把一九七八年伦敦出版的俄文版巨著《科雷马故事》捧在手上了。
要像哥白尼幸运而死，
不早不晚，正是现在——
当死神也不再叩击
我这扇孤独的门。
一本好书即将诞生，
那可是未来万古流芳的息讯。
现在就辞世吧，一刻也别迟缓！
这就是最高的结局和殊荣！
科雷马故事三:这是一份可以果断入的荐书单，据说有些已经没货了
题图｜绿茶
这是一份可以果断入的荐书单
文｜绿茶
朋友圈热传一份《这些书被勒令下架，不准再印》，看了一下，我基本都有，细看发现，都指向一个主题“古拉格”。近一两年，关于古拉格及东欧的图书大量出版，而且普遍质量不低，《古拉格：一部历史》、《天鹅绒监狱》、《生存与命运》等在往年的各类好书榜中屡获青睐。今年已经揭晓的好书榜中，《科雷马故事》、《古拉格之恋》、《第二本书》、《二手时间》等也很受注明，尤其是《科雷马故事》更是获一致好评。
每到年底，都有一份类似的“书单”出炉，毫无疑问，这是一份很好的荐书单，大家纷纷下单，生怕晚一步就买不着了。有朋友在各大电商尝试了一下，“书单”中的很多书，的确已经出现缺货情况。其实，多数时候，这些所谓“下架”，对有些渠道来讲，反而是“上架”。比如去年秦晖的《走出帝制》，传出下架后，很多渠道就大量囤货，留着慢慢消化。
早些时候，我整理过一份关于古拉格和奥斯维辛的书单，光今年出版的就有将近20本之多，其中好多本质量很高，跻身各类好书榜书单并且屡屡获选。
面对灾难，书写与记录需要勇气，那些经历过大灾难的作家们，他们把故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世认识和警醒，是值得尊敬的书写。我们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去古拉格群岛、奥斯维辛或切尔诺贝利，但我们始终渴望了解这些灾难之所，这些灾难之书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呈现那些人类的灾难，铭刻的历史。
因此，去年诺贝尔奖，给了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以表示对她面向灾难时的书写勇气和对真实的敬畏。而她在国内已经出版的《二手时间》《切尔诺贝利的悲鸣》《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等作品，这次都在这份书单里。
有一年在柬埔寨，去了红色高棉屠杀场，在那个灾难现场，我心情沉重呼吸困难，没进入一会就赶紧出来，找个角落猛吸一口烟，真的很难面对这样的苦难。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从当时的画面走出来，始终有一股沉重的力量压着自己，以致于，特别害怕看这类题材的书。
越想避开灾难之影响，越想了解更多。这几年，先后看了《天鹅绒监狱》、《耳语者》、《二手时间》、《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第二本书》、《古拉格：一部历史》、《古拉格之恋》、 《科雷马故事》、《纳粹医生》等，内心反而对灾难之影响有所释放。我今年在不同场合推荐最多的书，是这些记录苦难，铭刻历史的灾难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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