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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宋庆龄与她身边的卫士长的故事，因其众说纷纭，一直处于一种神秘的状态，并被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遍搜相关的文史资料，人们也很难从中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随着2004年2月宋庆龄身边最后一任警卫秘书的逝世，尤其是当年曾担任宋庆龄第一任卫士长的靳山旺同志的公开亮相，才使得这一历史谜团浮出水面，成为了人们不可多得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填补了研究宋庆龄生平思想、人格、生活等方面的空白，从而也把一个血肉俱丰的宋庆龄较为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多位卫士长（警卫秘书）担任过宋庆龄的保卫工作，本文记录的是其中在宋庆龄身边作出过重要贡献或给她留下过铭心伤痛的四位卫士长（警卫秘书）与她之间的故事：为什么宋庆龄会意味深长地给她的卫士长起了个“大炮”的昵称(详见2004年人民出版社《宋庆龄书信集?续集》)，并由衷地把他称做“亡命之徒”？为什么忠诚的卫士长要托词离开宋庆龄？晚年的宋庆龄在出访印、缅、巴等国的时候又遇到了什么危险，而她那无比忠诚的卫士长又采取了什么办法巧妙地保护了宋庆龄？后来，为什么宋庆龄会因伤心至极而把警卫秘书调出自己所住的二楼、另外安排宿舍，为什么从此不经她许可任何男性不得擅自登上二楼？为什么宋庆龄要赌气地宰杀她所心爱的鸽子，并最终动用中央警卫连的武力解除了那个警卫秘书的武装？而这四位卫士长（警卫秘书）的人生最后归宿又是如何…… 这一切，都是本文想要破解的机密——一段段真实而不加文饰的史实。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作者分别用了“卫士长”与“警卫秘书”这样两个称谓，来区别曾担任过宋庆龄警卫工作的保卫人员。在这里，作者认为有必要就此作一说明：卫士长与警卫秘书应该是两个不同职位的概念，卫士长是公安部特派到宋庆龄身边担任保卫工作的带兵的干部，他有调遣指挥守卫在宋庆龄周围警卫军队的权力，长于武装保卫；而警卫秘书则是政府机构（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调派到宋庆龄身边的保卫干部，长于安全管理。事实也确如此，随着政权的巩固，卫士长一职逐渐由警卫秘书所替代也是必然的结果。 贯穿这篇文章的主角靳山旺同志，就是宋庆龄身边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卫士长。 他除了出身行伍（毕业于中央公安学院第八系）、1953年曾受国家公安部八局特派之外，在之前，就已是中央警卫师政保大队分队长了；1958年，他调离宋庆龄身边后，先后受命担任沈钧儒副委员长、刘伯承元帅的警卫与副官；1959年又被调到中央警卫团任周恩来总理的卫队长。所以，称他为宋庆龄的卫士长当是名副其实的。 作者曾以20年时间采访与写就了《宋庆龄与她的三个女佣》（东方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2004年1月再版），这次又以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专程赴西安、北京、上海等地进行采访，走访了至今仍健在的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何大章副主任的大力支持，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在宋庆龄身边”系列写作计划中的第二部《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的写作。现在，作者惴惴不安地把这部作品呈献到各位读者面前，希望得到各位读者、专家的批评与指正。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宋庆龄与她身边的卫士长的故事，因其众说纷纭，一直处于一种神秘的状态，并被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遍搜相关的文史资料，人们也很难从中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随着2004年2月宋庆龄身边最后一任警卫秘书的逝世，尤其是当年曾担任宋庆龄第一任卫士长的靳山旺同志的公开亮相，才使得这一历史谜团浮出水面，成为了人们不可多得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填补了研究宋庆龄生平思想、人格、生活等方面的空白，从而也把一个血肉俱丰的宋庆龄较为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多位卫士长（警卫秘书）担任过宋庆龄的保卫工作，本文记录的是其中在宋庆龄身边作出过重要贡献或给她留下过铭心伤痛的四位卫士长（警卫秘书）与她之间的故事：为什么宋庆龄会意味深长地给她的卫士长起了个“大炮”的昵称(详见2004年人民出版社《宋庆龄书信集?续集》)，并由衷地把他称做“亡命之徒”？为什么忠诚的卫士长要托词离开宋庆龄？晚年的宋庆龄在出访印、缅、巴等国的时候又遇到了什么危险，而她那无比忠诚的卫士长又采取了什么办法巧妙地保护了宋庆龄？后来，为什么宋庆龄会因伤心至极而把警卫秘书调出自己所住的二楼、另外安排宿舍，为什么从此不经她许可任何男性不得擅自登上二楼？为什么宋庆龄要赌气地宰杀她所心爱的鸽子，并最终动用中央警卫连的武力解除了那个警卫秘书的武装？而这四位卫士长（警卫秘书）的人生最后归宿又是如何…… 这一切，都是本文想要破解的机密——一段段真实而不加文饰的史实。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作者分别用了“卫士长”与“警卫秘书”这样两个称谓，来区别曾担任过宋庆龄警卫工作的保卫人员。在这里，作者认为有必要就此作一说明：卫士长与警卫秘书应该是两个不同职位的概念，卫士长是公安部特派到宋庆龄身边担任保卫工作的带兵的干部，他有调遣指挥守卫在宋庆龄周围警卫军队的权力，长于武装保卫；而警卫秘书则是政府机构（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调派到宋庆龄身边的保卫干部，长于安全管理。事实也确如此，随着政权的巩固，卫士长一职逐渐由警卫秘书所替代也是必然的结果。 贯穿这篇文章的主角靳山旺同志，就是宋庆龄身边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卫士长。 他除了出身行伍（毕业于中央公安学院第八系）、1953年曾受国家公安部八局特派之外，在之前，就已是中央警卫师政保大队分队长了；1958年，他调离宋庆龄身边后，先后受命担任沈钧儒副委员长、刘伯承元帅的警卫与副官；1959年又被调到中央警卫团任周恩来总理的卫队长。所以，称他为宋庆龄的卫士长当是名副其实的。 作者曾以20年时间采访与写就了《宋庆龄与她的三个女佣》（东方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2004年1月再版），这次又以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专程赴西安、北京、上海等地进行采访，走访了至今仍健在的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何大章副主任的大力支持，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在宋庆龄身边”系列写作计划中的第二部《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的写作。现在，作者惴惴不安地把这部作品呈献到各位读者面前，希望得到各位读者、专家的批评与指正。
篇二:[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鲜为人知的故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宋庆龄与她身边的卫士长的故事，众说纷纭，被蒙上了一层神秘和传奇色彩。随着2004年2月宋庆龄身边最后一任警卫秘书的逝世，尤其是当年曾担任宋庆龄第一任卫士长的靳三旺同志的公开亮相，才使得这一历史谜团浮出水面。
本书叙述了新中国建立后在宋庆龄身边作出过重要贡献或给她留下过铭心伤痛的四位卫士长（警卫秘书）与这位伟大女性之间的故事，从而也把一个血肉丰满的宋庆龄较为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 1、罗瑞卿急电召卫士
1953年11月一个金秋的下午，金黄色的阳光泼洒在一位英姿焕发的年轻军人的身上，他身高一米七左右，魁梧与挺拔的身躯，再加上那张国字脸与浓黑如漆的卧蚕眉，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此时，他在打靶场上刚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倒过枪身，轻轻吹去枪管里飘逸出来的青烟，静候靶台方向传来的报靶声。只见一名战士气喘吁吁地奔到他身边，轻声报告道：公安部来的电话！在电话中，公安部人员简洁地向他传达了首长的命令：即刻前往公安部报到。
军令如山倒。靳三旺不敢怠慢，急忙坐上吉普车，风驰电掣地直驶公安部。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与八局局长岳欣，正端坐在部长办公室等候他的到来。来不及寒暄，罗瑞卿便望着眼前的年轻人快人快语地来了个开门见山：“小靳同志，经过组织上研究，决定派你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好。过去我们也派过一些人，但都没有完成任务，这次就靠你了。”
“哈哈哈……”罗瑞卿一边笑着，一边站起身，隔着办公桌握住靳三旺的手，“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才像我的兵嘛！去吧，小靳同志，这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考验，希望你珍视它。”
回答的声音是洪亮的，但毕竟底气有些不足，尤其是罗部长的那句“过去也派过一些人”，更使靳三旺心中忐忑不安，直到岳欣局长把他送到吉普车前准备上车时，他再也忍不住了，低声向岳欣打探道：“岳局长，我就问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些人为什么都完不成任务呢？原因在哪里？”
岳欣见靳三旺这么机灵，便不假思索地低声回答道：“这两个家伙没完成任务的原因其实也简单：一个与厨师打了架，居然把人家的胳膊用刀子划伤了；另一个更是荒唐，居然连自己的手枪也没保管好，走了火。人家不被他吓坏才怪呢！”
尽管岳局长没再往下说，但靳三旺已从他的简短回答中大致知道了什么事：那就是自己将被组织上派到一位重要的中央首长的身边担任保卫工作，原先曾在那位中央首长身边工作过的两个人，因缺乏严明的组织纪律性而失败，被撤换了。
这一夜，靳三旺辗转反侧，那个中央大首长究竟是谁，始终缠绕着他的思绪。 2、初见"国母"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岳欣调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与焦万友一起，把靳三旺连同他早就准备好的简单的行李，接出了中央警卫师政保大队，然后把靳三旺送到了北京东城区的一座四合院前。趁哨兵验证开门的时候，靳三旺抬头看了一下门牌：方巾巷15号。当年，画家徐悲鸿及其夫人蒋碧薇从日本考察归来时，就曾听从康有为的建议，居住在这条方巾巷里。
进入院子，已有一位被岳欣称做卢秘书的年轻女子（卢季卿，宋庆龄1950年至1958年的秘书）笑吟吟迎上来。显然，岳欣与卢秘书很熟，一番握手寒暄后，她便把岳欣与靳三旺领进了正对院门的那个会客厅里。
会客厅正中的沙发上，坐着一位端庄典雅、面目慈善的中年妇女，她嘴唇微抿，面含微笑，向着来人微微点头示意。猛然间，靳三旺觉得这位女士很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却想不起来是谁。正回忆时，岳欣很有礼貌地向她介绍道：“宋副主席，他就是新来的靳三旺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考察，决定从现在起派他到您这里来工作。”
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庆龄呀！不等岳欣把话说完，靳三旺便恍然大悟了。 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靳三旺上前毕恭毕敬地向宋庆龄行了一个军礼：“宋副主席您好。”
“好，好。”宋庆龄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面前的俊小伙，不顾岳欣的示意，两手一撑扶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同时向靳三旺伸出了手，“欢迎你来帮助我工作。听说你在部队里表现不错，打仗勇敢，又立过战功，你来帮助我工作我非常高兴。”
在当时靳三旺的眼里，宋庆龄顶多也就四五十岁，她那红润白皙的皮肤、略显发福的体态与一丝不乱的头发，无一不显示着她对自己的精心保养与呵护。其实，要是靳三旺知道当时的宋庆龄已是整整六十岁的老人的话，说不定他会吃惊得把双眼睁个溜圆！
3、阿姨称宋庆龄为“所长”
目送岳欣他们离开方巾巷，宋庆龄就适时地让服务员钟兴宝领着靳三旺四处走走，先熟悉一下他将要生活工作的地方。楼上是宋庆龄及1952年3月就到她身边工作的钟兴宝阿姨居住的房间（李燕娥留守在上海的宋家中），正中分别是会客室、小餐厅与书房。 小餐厅里摆着一套红木桌椅与一台当时还不多见的冰箱，会客室里摆着一台不知牌子的外国钢琴，钢琴上方还亮着一盏红色的小电灯。钟兴宝告诉靳三旺，这里阴暗潮湿，主子为防钢琴受潮损坏，除了长年把琴盖打开外，还在上方点亮这盏红电灯，以起到除湿烘干的作用。
“主子？”解放多年了，这个称呼已久违了，靳三旺不禁有点愕然，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阿姨你刚才说主子？”
“是呀，夫人不是我们的主子吗？我们家里人可一直这样叫她的，李姐也这样叫她。”面对靳三旺的疑问，钟兴宝直言不讳。
“那、那我以后，也这么称呼她呀？”靳三旺接受不了这样的称谓，心中不由得左右为难。
“嘿嘿。”钟兴宝见状，忍俊不禁地笑了，操着一口苏州普通话解释道，“你是公家的人，你该怎么叫仍怎么叫嘛，宋副主席，刚才你不是叫得蛮好的吗？不过，卢小姐不叫宋副主席，而叫她夫人的。反正，你们都是公家的人，你们自有你们的规矩，我也弄不懂。”
大字不识一个的钟兴宝一边自言自语，一边领着靳三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熟悉，可她身后的靳三旺心里却感到不是滋味。
其实，钟阿姨的这声“主子”，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是当年跟着李燕娥大姐称呼而已。由于钟兴宝与李燕娥都是宋庆龄以私人的名义雇用的，她俩的月薪也都是宋庆龄从自己的稿费或工资中提出来发放的，所以，在李燕娥的影响下，钟兴宝一到宋庆龄身边，就沿袭着李燕娥大姐的习惯叫法，对内称呼宋庆龄为“主子”、对外称呼宋庆龄为“夫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她俩才在宋庆龄的一再纠正下，对内尊称宋庆龄为夫人，对外则一律称呼宋庆龄为“首长”了。遗憾的是钟兴宝阿姨仍不知“首长”是个什么官衔，再加上她的苏州普通话实在糟糕，所以，直到后来她回到苏州老家接受笔者采访时，竟然口口声声地把宋庆龄称为“所长”，以致笔者起初还以为宋庆龄果真担任过什么所长呢。直到笔者不得不向她的儿子请教后，才弄明白。
当天晚饭桌上就宋庆龄、钟兴宝、卢季卿与靳三旺四人。一坐下，靳三旺发现自己刚巧坐在宋庆龄正对面。餐桌上仅四菜一汤：烧鱼、豆腐、青菜、春笋与榨菜肉丝汤，主食是米饭。靳三旺没想到堂堂一个国家副主席的伙食，竟如此简单。此时此刻，坐在宋庆龄对面，靳三旺总时时感到宋庆龄的目光在瞄着自己，这使他吃得更加拘谨了，举手低头不合适，快吃慢用都不行。由于靳三旺第一次使用公筷，所以到后来简直连夹菜都不知怎么夹了，以致刚吃完一小碗饭，他就推说吃饱了，搁下碗筷就要起身。
“不行不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至少要吃三碗才能饱，只有吃饱了，才能干工作嘛！还得吃，还得吃。”这下，宋庆龄实在忍不住了，笑着站起身，并亲自为靳三旺盛了满满一小碗饭。眼看着靳三旺三下两下吃完第二碗，宋庆龄又站起身拿过了他的饭碗，一边盛饭一边笑着补充道：“以后呀，我们天天都要在一起吃饭，你就不要客气了，千万可不敢顾了面皮饿了肚皮呀！”说着，满满一碗饭，就又放到了靳三旺的面前。
宋庆龄这一番亲切而幽默的话语，使靳三旺心底里淌过一股暖流，他感激地望了宋庆龄一眼，觉得此时此刻的宋庆龄是那么的慈祥，刚才滞留在心底的一点疑问渐渐地开始融化了。
就这样，靳三旺开始在宋庆龄身边工作了。
4、“侬真是一门大炮呀”
“欢迎你，战斗英雄。”外出公干的隋学芳回来一见到靳三旺，就热情地迎上前，握住了他的手。
“你好，你好。”因是同行战友，所以，靳三旺面对眼前这位先来的战友也感到格外亲切。 从此，他们就要朝夕相处，从事一样的工作，再加上他们都有着军人的豪爽与直率，所以，当天他俩就一见如故、俨然老友了。
一段时间下来，靳三旺发现宋庆龄对隋学芳颇为信任，也许是她对靳三旺还并不熟悉，也许隋学芳对在宋身边的工作早已了如指掌，所以无论大事小事，宋庆龄大都指派隋学芳去完成。隋学芳也是多才多艺，诸如陪宋庆龄下跳棋、打康乐球、跳交际舞，他都能胜任。这使靳三旺很羡慕。他暗暗下定决心，尽快熟悉和适应这里的一切，因为这是工作的需要。
初出茅庐的靳三旺，确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拼命劲，比常人聪明机灵与好学，长进很快。
1954年元旦刚过，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家中楼梯上滑了一跤，不但扭伤了左半身，还摔裂了一根骨头。医生给她做全面检查时，还发现宋庆龄原本就高的血压更高了。宋庆龄浑身都上了绷带，靠拄拐杖才能在室内走动。这一跤，使宋庆龄整整半年没能出门。为排遣寂寞，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和靳三旺与隋学芳等一班警卫员，在楼上宽敞的过道里玩上一阵康乐球，在书房里下一通跳棋、五子棋。使宋庆龄感到既惊又喜的是，靳三旺不但棋艺长进惊人，而且康乐球打得又准又猛。
“我打！”“看我的！”“进！”每轮到靳三旺挥杆时，他总要气沉丹田低吼上那么一嗓子，两只大眼瞪得更圆了，好像他面对的不是几颗木质的棋子，而是国民党反动派马鸿逵、胡宗南之流。一俟棋子应声入洞，他便像个孩子似的欢天喜地，“哇”的一声情不自禁的大喊，震得一边的宋庆龄哭笑不得，连忙偏过脑袋急用双手捂耳朵。结果，由于忙不迭地腾出手来护耳膜，手中夹着的康乐球棒却应声滑下了地，惹得大家一阵哄笑。陕北汉子的粗犷奔放尽情展现，给一向静谧安宁的宋庆龄家中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终于有一次，在靳三旺又一次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后，宋庆龄笑指着靳三旺说了句：“大炮！侬（你）真是一门大炮呀。”
大炮？来到宋庆龄身边将近半年了，靳三旺已基本能听得懂老太太那口上海宁波话了：她怎么把我叫成大炮了呢？是不是嫌我高喉大嗓惊扰了她？还是婉转地批评我缺乏修养不文明？靳三旺望着宋庆龄一怔，一时不知所措。
心细如发的宋庆龄马上从表里如一的爱将脸上看出了他的紧张与不安，连忙笑着补充道：“大炮好，将来解放台湾，就要靠你这种大炮呢！”
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从宋庆龄给他起了“大炮”的外号后，从此就真的成为了她另外称呼靳三旺的方式。第二天，她和靳三旺单独在书房下跳棋的时候，尽管这天靳三旺吸取了昨天的教训，不再使自己得意忘形地大喊大叫，但宋庆龄却根本没有忘，当靳三旺像以往那样口口声声称她为“副主席”时，她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停下手，认真地望着靳三旺说道：“不要这样称呼，侬当卫士长，我当副主席，只是分工的不同啊，阿拉（我们）都是同志，还是相互称同志的好。大炮侬讲是？”
又是一声“大炮”！但这句“大炮”显然使靳三旺听出了亲切与自然。靳三旺意识到宋庆龄后面还有话要对自己说。
果然，宋庆龄干脆不下棋了，她目光闪闪地望着面前这个英气勃勃的娃娃兵，动情地打开了回忆的闸门：“侬勿要为我叫侬大炮而不高兴。侬勿晓得，这个外号，一般人还没资格得到呢。侬晓得，当年，有些民主革命的保守派和改良派，也曾讥称孙中山‘孙大炮’的。但我却认为这个‘孙大炮’的外号起得好，因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应该是不知疲倦的，总应该是把未来看做是光明的。而这些人为伊（指孙中山）起这个外号，恰恰说明了伊拉（他们）自家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心，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大炮，侬相信？”
靳三旺望着老太太双眸中似乎滚动着的泪花，不清楚宋庆龄为什么提到“大炮”两字会这样激动。“侬不相信，可以去看一篇我写的回忆文章，就是写到伊最亲密的两位同志陆皓东、朱贵全遇难的那一篇。”宋庆龄最后补充道。
在这一刻，望着面前这位慈祥善良的老太太，他忽然觉得她就像自己的生身母亲一样可亲可敬，他不由暗自下定了决心：无论何时何地，不管山崩地裂，我都要誓死保卫她、忠诚她，惟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她对我的期望。
从此，靳三旺就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大炮”的外号。不过，这个外号只有宋庆龄一个人可以用，因为这是她对手下这位爱将娃娃兵的昵称。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969年，宋庆龄在那封亲笔写给靳三旺的书信中，还直呼“大炮同志”，可见靳三旺在宋庆龄心目中的位置。
二、 1、朱老总的故事让他走了神
1953年的初冬，位于我国东北的辽宁旅顺、大连等地已是冰天雪地、银妆素裹。12月下旬，宋庆龄、彭德怀元帅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前往旅顺口欢送已完成了五年保卫与建设任务的苏联军队返回自己的国家。旅顺口欢送苏军的慰问会一结束，宋庆龄就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开始了前往各地的视察工作。在这次前往上海、江苏等地视察时，根据宋庆龄的指示，靳三旺脱下了军装，与隋学芳他们一样穿上咔叽布的中山装，下穿普通的布鞋子，显得格外朴素简洁。 他挑了一件比较宽松的中山装，以便自己藏掖那把765手枪，不至于鼓鼓囊囊地惊扰了基层干部群众。
当天晚餐前，宋庆龄饶有兴致地把靳三旺叫到楼上办公室，与他下开了五子棋。这一年多来，靳三旺已把宋庆龄所会的跳棋、五子棋，包括打康乐球什么的都学会了。别看靳三旺貌似粗犷性子急，其实，他是个粗中有细、善解人意的机灵鬼。为了逗老太太一乐，他总是在连赢对方几盘后，故意马失前蹄输上几盘，逗得宋庆龄情不自禁哈哈大笑。
但宋庆龄毕竟年纪大了，视力明显不济，稍一疏忽，就被对方不是摆成了无可救药的“双活三”，便是“东天不亮西天明”的环环通，直下得老太太无奈地摇头叹气。到后来，她干脆戴上那副轻易不戴的老花眼镜，还在征得靳三旺同意后，燃上了一支“中华”牌香烟。
在有一句无一句的闲聊中，不知怎的她忽然冒出了这么一件事：“大炮呀，你要知道，这几年来，老蒋反攻大陆的叫嚣与行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当年朱老总在延安时，有一个外国记者模样的人，趁给朱老总端茶送水的机会，偷偷地把一些毒药粉投进水杯中。幸亏老总的卫士警惕性高，当场拿掉了这杯茶水，结果你猜怎么样？一化验，这水中果然有毒呢，而且还是几分钟里就能致人死命的剧毒呢！”
也许言者无意，但听者心里“咯噔”了一下。靳三旺再次感到了自己肩头担子的重量，以致后来几盘棋走了神，宋庆龄连胜几盘，惹得老太太快活地放声大笑。
2、抢喝递给宋庆龄的茶水
1955年初夏，宋庆龄分别视察了上海国营第一棉纺厂和公私合营仁德纱厂、江苏省松江专区（今属上海）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领导的“联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邻近的“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扬州瘦西湖畔的农业水利工程工地等。 鉴于宋庆龄那天下棋时所说的秘闻，这回靳三旺的神经绷得更紧了，他始终紧随在宋庆龄身边，密切观察着四周一切动静，就连隋学芳好几次要抢拍一些宋庆龄的照片、示意靳三旺退让几步时，他也没有答应。
长期颠沛艰苦的生活，已使老太太的身体每况愈下：关节炎、坐骨神经痛、荨麻疹、麦粒肿等，在这两年中几乎折磨得她坐卧不安，以致她已暗中请靳三旺为她物色一根一端裹有橡胶皮（不易滑倒）的拐杖了。每当靳三旺看着宋庆龄沿着农村田埂或土路高一脚、低一步地向前行进时，他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多想伸出手去扶上她一把呀，但每当这时，总有那么多的照相机与摄影机齐齐地把镜头对着她，他绝对不能让这些照片中出现宋庆龄要人搀扶的画面。老太太一向把自己的公众形象看做是我们国家的对外形象，她要始终留给公众一个健康乐观、永远年轻的良好形象呢。
这就难为了靳三旺，急中生智，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那就是随机应变：他只有趁四周没有摄影镜头的时候，快速地把右手插进老太太的左胳肢窝，恰到好处地搀扶她一下，然后见到镁光灯闪烁的时候，尽快撤回自己的手。
最让靳三旺提心吊胆的是，宋庆龄每到一处，随意走进路边的农家时，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农民们，会热情地挤破整座小屋，欢笑声与鼓掌声此起彼伏。当地农村干部端上来的茶碗或茶杯似乎并不卫生。面对这场合，靳三旺脑子里转着的都是朱老总延安历险的一幕。
偏偏宋庆龄还要极力与广大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一碗大麦茶上来，她居然眉头也不皱地就端起往唇边送。又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溢着香味放到了宋庆龄的面前。这回，靳三旺已不再心惊肉跳了，因为刚才在赶路途中的轿车上，他已策划出了一条两全其美的妙计：趁宋庆龄还没端起茶水前，抢在她前面，不动声色地查验杯中物！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那杯茶刚一端上来，紧傍宋庆龄坐着的他便装做一副马大哈的样子，伸手就端起那杯水，不顾茶水烫嘴，先“咕咚”一下喝了一口。然后，当自己的那杯茶再端上来时，他又紧接着端起来喝了一口。直到两口烫嘴的茶水喝下去，他才装做刚发现自己喝错了茶杯的样子，“恍然大悟”地把第一杯茶水放到宋庆龄面前。
宋庆龄奇怪地瞥了一边的卫士长一眼，继续与周围的人们谈笑风生。直到回到住地，她才趁没人的时候问靳三旺：“我说大炮，侬今朝哪能连着几次喝错了我的茶杯呢？”
靳三旺连忙实话实说：“没喝错，我是担心有坏人在你的茶杯里下毒呢。”“下毒？那可是要毒煞人的呀。怎么，侬就不怕死吗？”宋庆龄故意追问道。
这下，靳三旺可被宋庆龄问住了，他只好再次实话实说：“当年与胡宗南部队血战，子弹呼呼地像蝗虫一样乱飞，我都没怕过死，现在和平年代，我更不怕了。”
宋庆龄感动得湿润了双眼。她连忙转过脸，借用笑话来掩饰自己：“侬这人哪，让我哪能说侬呢？要是侬万一真的倒在我的身边了，叫我怎么向侬格家人交待？侬要晓得，侬还年轻，连老婆还没娶呢！哎，想起来了，侬格对象阿是薛家莲花？”
宋庆龄竖起右手食指点了点靳三旺，叹了一口气：“侬呀侬，真是一个亡命之徒。” 3、与宋庆龄“约法三章”
“我赤胆忠心地保护她，这个老太太这么不领情，把我说成是亡命之徒呢？”但现在不是与老太太顶嘴的时候，还有大量的保卫任务在等着他呢。于是，靳三旺把自己的想法向宋庆龄和盘托出。他与宋庆龄“约法三章”：以后，凡是上那些秩序环境混乱、人员拥挤的地方视察，宋庆龄必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轻易不动用人家送上来的饮食。就是必须动的话，也当由靳三旺先检验，待确认安全无异后，才可上嘴，而且必须过了五分钟后才可以。
“勿来事格，勿来事格，我是人，侬也是人；我有一条命，侬也有一条命，而且还是一朵鲜花蓓蕾样的年轻的命，我绝对勿能让侬去做这种事体格。”宋庆龄连连摇头。
“不，你必须答应我！你也不要有顾虑，这是只有我们两人之间才知道的秘密。因为这样做不但是为了您的个人安全，而且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呀。再说，万一真要出了啥事，我这辈子也就完了。上级撤我的职还是轻的呢，闹不好关进牢房吃官司也说不定。”
“这样做，还是不太好呀，若是被群众发现了，人家会怎么想？我们给人民留下的是个什么印象呢？”宋庆龄神情严肃地表示疑虑。
“鬼都不晓得呢！”靳三旺咧开嘴笑了，“刚才，不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过去了？就算被人家看见了，也至多是我二二乎乎（陕西方言：简单愚蠢的意思）地拿错了杯碗嘛！”
“侬呀侬，侬叫我哪能说侬呢？”宋庆龄嗔爱地望着卫士长，无可奈何地直摇头……
就这样，靳三旺与宋庆龄达成了一个默契，并从此直到靳三旺离开宋庆龄。她视察江南的工作，在靳三旺等人的忠诚保卫下一切顺利，她的调查研究也特别细致深入。
4、“国母”设宴祝贺他晋升军官
1955年是宋庆龄外事活动比较繁忙的一年，从12月中旬起到翌年的1月份，她相继出访了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其中还因身体的原因，在云南逗留了两个星期。
但就这两个星期的休整期间，她也没有闲着，连续视察了晋宁县、阿拉乡、云南纸烟厂等十个地方。
党中央批准宋庆龄出访印度等国的决定刚一下达，靳三旺接到了公安部办公室打给他的电话。他赶到公安部时，罗瑞卿部长与岳欣局长已等候在那里了。
“少尉同志，你来了！请坐，快请坐呀。”罗瑞卿一如既往地风趣与幽默，却隐隐透露出几分严肃。
那天，靳三旺被中央警卫师一个电话召去，光荣地接受了由该师主持的、以彭德怀元帅的名义举行的授衔仪式，一下子从一个普通的分队长，晋升为少尉军官。当时，他笑得一张嘴就像庙宇里的木鱼似的，怎么也合不拢了。更令他没想到的是，当他穿着一身戎装雄赳赳地回到方巾巷时，楼下的小餐厅里，已摆开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原来，宋庆龄早已知道了这个好消息，竟亲自指挥着办事老练的“两口钟”（指服务员钟松年与钟兴宝），置办了庆功宴。所以，见到三旺一回家，宋庆龄就满面喜悦招呼全体人员围坐下来，下令潘厨师开了席。
“各位，今天是靳三旺同志的喜庆之日，刚才，他已前去警卫师参加了授衔仪式，现在开始，不，应该说从刚才他佩戴上这枚少尉军衔开始，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少尉军官了。这是党和人民对靳三旺同志努力工作的回报，更是我家从来没有过的一件喜事，我家终于出了一位解放军的军官了。为此，我建议大家一起举起杯，为靳三旺同志的进步而干杯！”
当时，靳三旺激动得视线都模糊了。平心而论，21年来，还从没有人如此郑重其事地高抬他、看重他。靳三旺握着酒杯的手颤抖了，一仰脖，喝下了满满一杯酒。
席尽人散，靳三旺红着脸来到宋庆龄面前致谢，一声“今晚这顿宴席共花了多少钱”还没问出来，老太太轻声说道：“少尉同志，侬放心，今朝侬授衔升官，我掏钱请客。”
“别别……”
“别跟我客气了，侬晓得？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侬在我的身边进步了呀。要放别人呀，或许人家办了酒席用八抬大轿抬我去，我也懒得动身呢！大炮呀，好好干，前途无量呀！”
5、周总理的谆谆嘱托
“靳三旺同志，”三旺正沉浸在授衔那天的喜悦的回忆之中，罗瑞卿部长的大嗓门使他情不自禁地来了一个立正，“在宋庆龄副委员长出访期间，你要保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你要百倍警惕，绝对保证宋副委员长的安全；二是你要时刻想到自己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行动听从宋副委员长的指挥；三是你要主动维护宋副委员长的形象暨我们国家的形象，严防国际上一切敌特分子的破坏与捣乱……”
罗部长与岳欣局长接见靳三旺并下达指示之后第三天，即宋庆龄一行即将出发的前夜，周总理专门接见了他们。 周总理微笑着握了握靳三旺的手，说道：“听说你是宋副委员长，不，应该是整个中央警卫师中年纪最轻的一位卫士长，是吗？”当他从靳三旺口中得到证实后，不由连连点头，“了不起，小小年纪，就已为中国革命建功立业了。不过，小靳呀，我还得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吩咐你几句，你要知道，这回，可是宋副委员长第一次出国访问，而且是单独率团，工作很艰巨，任务很重大呀。你可一定要竭尽全力地配合她，协助她。我相信，你小靳是会全节而归的……”
罗部长也向靳三旺明确了他这次随同出国时的特定身份——宋庆龄的私人侍从。根据国外一些规定，在国家元首级的外事访问时，是不能带任何军人出访的。所以，他必须以宋庆龄私人随从的身份，出现在外国朋友的面前，而且还必须严守秘密。
6、护卫宋庆龄出访印度 1955年12月16日，宋庆龄乘坐号称“空中霸王”的超音速飞机离开昆明，前往印度访问。
“大炮，侬了解印度？”宋庆龄一边望着舷窗下面渐渐放大的印度国土，一边兴奋地向身边的靳三旺提出问题。
“我哪能会勿晓得。”紧邻宋庆龄而坐的靳三旺用夹生的上海话回答，“印度人的歌唱得好，舞跳得更加好。去年，印度歌舞团到北京演出，我不是陪侬一起去观摩的吗？”
宋庆龄又突然问：“喂，我再问侬，侬晓得啥叫‘潘查希拉’？” “潘查……希拉？”靳三旺从来没听过这个名词，一时愣怔在那里。
然而，没等靳三旺冥思苦想找出答案，“空中霸王”已开始徐徐降落了，靳三旺跳了起来，开始做下机前的准备工作。靳三旺看见舷窗下已站满了前来欢迎的印度群众，鲜花与彩旗汇成了一片五彩缤纷的欢乐的海洋。
靳三旺本能地顺手摸了摸紧贴在左胸西装内衣口袋里的那把为这次出访、公安部特意配发的娇小玲珑的美式微型手枪，职业的本能使他顿时警觉百倍。
下午4时45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新德里机场上。
印度对宋庆龄的光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尼赫鲁的带领下，代表着印度人最隆重的礼节的鲜花环，已连着有几个套在了宋庆龄的颈项上，靳三旺有点担心老太太承受不起这重量。更使他感到容光焕发的是，欢迎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金大巴—金大巴—”的欢呼声。当时，宋庆龄告诉他，这是印度话“万岁”的意思。而这“万岁”一词，在靳三旺的印象中，向来是与毛主席、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连在一起使用的，没想到现在无比热情的印度人，竟把这个神圣祝愿的词语送给了宋庆龄！
篇三:[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揭秘宋庆龄与陈友仁汪东兴隋学芳隋永青之神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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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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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议漫笔
揭秘宋庆龄与陈友仁汪东兴隋学芳隋永青之神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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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永青（资料图）
《礼记》有一句话:“寡妇不夜哭”，意思是说身为寡妇，要安心守节，不能在深夜里哭泣。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寂寞的深夜里，一个人悲伤地哭泣，暗香疑是故人来？还是被某个男人欺负了？这是为社会道德和舆论所不允许的。
从明清众多文献对列女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当时绝大多数寡妇在步入中年之后，是情感的旺盛期，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极渴望异性的爱。但是，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寡妇们被迫只能望爱兴叹，这是对她们正常人格的一种摧残。
孙中山比宋庆龄年长27岁，孙中山离去时，正是宋庆龄一生中最美的时候。无奈爱人已去，从此只能半分流水半分天涯。
宋庆龄孀居长达五十六年，她永远都是那个美丽端庄的国母，但这一切真的是她心中所愿吗？从成为“国母”的那一天起，宋庆龄一直都是妇女解放追求自由的倡导者，但是她却扮演了一个贞洁的领袖遗孀的角色，这是否就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特定人物的命运呢？
她不是杰奎琳，当总统的丈夫死了以后，敢抛弃所有的光环去嫁富翁，就算全美国的人都骂她爱钱也义无返顾。偶像的荣誉是别人眼睛里的，偶像的寂寞是自己一个人品尝的，杰奎琳忠于了自己，而宋庆龄要忠于的东西太多。
宋庆龄32岁时就成为一名孀妇，关于她的绯闻从没断过，可也都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这些传闻有些是有政治企图的，但也有的是出于善意——难道她就不能再得到爱情、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么？
对宋庆龄伤害最大的绯闻是关于她在1927年与陈友仁结婚。陈友仁是国民党左派，在1927年政局发生剧变之时，他与宋庆龄因为政治立场一致，所以关系非常密切。同年，宋庆龄顶着来自家人的压力，与陈友仁以及其他几人一起，乘了一条苏联货船悄悄出走。不久在上海就有传言说她在莫斯科与陈友仁结婚了。
有一种说法，说制造这个谣言的人正是她大姐宋蔼龄。宋庆龄在莫斯科听到这个传言后大病了一场。
还有一个传言说蒋介石曾经向宋庆龄求过婚，目的自然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李敖就很相信这个说法。
宋庆龄和汪东兴的关系一直很神秘，关于两人的关系外界很多人表示怀疑。
汪东兴是江西省弋阳县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委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红军，历经长征与抗日战争，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并长期掌管8341部队。
汪东兴的妻子姚湘娥曾担任过江西省公安厅警卫处副处长等职，后来也调入北京，曾任中央警卫团副政委、警卫处副处长兼警卫值班室主任等职。汪东兴共有7个子女，多数都曾在部队服役。
长子汪春平，曾在北海舰队服役，后转业到北京电报大楼工作。长女汪延群，则担任汪东兴的秘书。汪东兴与姚湘娥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汪大燕和汪小燕。据称，汪东兴的另一个儿子汪振凯，也曾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如果消息属实，那么他们就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父子两代都担任过中央警卫局局长的人。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1968年起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被选为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新中国成立以来，宋庆龄频繁往返于京沪两地，搬进王府花园后，因为工作和政治等原因，她开始常住北京。宋庆龄当年园子里除了卫士、花匠、个别秘书等，宋庆龄所有贴身工作人员都是独身女性，这是她严格的选人标准。而卫士都是汪东兴精心为她挑选的，除此以外她与汪东兴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关系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宋庆龄有一个特殊卫士即警卫秘书叫隋学芳，跟随多年以后宋庆龄竟然拒见隋学芳，这是为何？因为大陆民间盛传宋庆龄早就与她的秘书同居。按这个说法，宋庆龄本来希望能够与秘书光明正大地结婚，但中共不愿意她失去孙夫人的身份，所以不同意，她与秘书只能同居。不过没有什么过硬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宋庆龄有好几个秘书，究竟哪一位与她关系这么不一般？
有关这个问题坊间说法不一。也没有正式的报道。有人认为宋庆龄死后没有与孙文合墓，是心中有愧。并的确有传闻说，宋庆龄与一个秘书日久生情。并向周恩来请示要结婚。再婚的事报到毛泽东那里，主席很豁达，说道“早该如此”。周恩来的反应却不同。说道“何必如此”。周恩来力劝宋庆龄以大局为重，影响为重，不要再婚。宋庆龄考虑再三，答应不再婚。但要求与那个秘书保持同居关糸。并有其身边人士证实。宋一直保留国母之尊，却至死与那个小十几岁的秘书同居在一起。
可以证实的是，宋庆龄的确与一位警卫员的关系与众不同，这位警卫秘书就是隋学芳，他的公开材料不多，只知是东北人，在东北参军，后由公安部从中央警卫团派到宋庆龄身边工作，38岁时醉酒后中风。宋庆龄的另一位卫士长在回忆中这样提过他：“宋庆龄对隋学芳颇为信任，……无论大事小事，宋庆龄大都指派隋学芳去完成。隋学芳也是多才多艺，诸如陪宋庆龄下跳棋、打康乐球、跳交际舞，他都能胜任。”一个秘书让首长颇为信任很正常，就像毛泽东信任李银桥、汪东兴、张玉凤一样，很正常。当然，张玉凤敢骂毛泽东就不太正常了，同样，隋学芳的妻子敢当面骂宋庆龄也是极不正常的。
隋学芳的妻子姓李，山东人，个头高大，在公安局工作。隋学芳结婚时，因没房子，就和妻子住进了上海淮海中路宋庆龄寓所，后迁居离宋寓咫尺之遥的武康大楼。先后生下隋家姐弟四个：老大永清、老二永洁、老三永卫都是女孩，只有老四永兵是男孩。到了北京，隋学芳先将大女儿隋永清带进北海宋庆龄寓所居住，后来小女儿隋永洁也来了。宋庆龄没有生育，倒很喜欢这两个孩子。
“一天下午，隋学芳正在宋庆龄上海家中的办公室里忙碌着，忽然，他的妻子冲到了他面前，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隋学芳的妻子想干什么？没说。她不知道丈夫警卫的是谁吗？吵架竟敢跑到宋庆龄的办公室里来？
“……夫妻俩的争吵声越来越大，隋学芳妻子的咆哮声都传到高高的围墙外面的马路上去了。尽管隋学芳东躲西藏避免交锋，但他的妻子仍盯着他不放，夫妇俩差点动手了……眼看他们越吵越不像话，宋庆龄再也忍不住了，不得不忍着病痛，亲自走下楼，来到隋学芳夫妇面前，平心静气地试着劝阻他们的争吵。岂料，隋学芳的妻子不但一点也不收敛，反而把一腔怒火发到了宋庆龄头上，骂出了不堪入耳的粗话与脏话。”
这段文字有问题了，如果是真的，泄密了，不仅让人想起一件旧事，并将一个人推到历史的舞台上亮相了。
1、隋学芳为什么东躲西藏避免交锋？作为一名军人，警卫的又是共和国名誉主席，他为什么不敢严斥妻子？
2、隋的妻子为什么敢把一腔怒火发到宋庆龄头上，而且骂出了不堪入耳的脏话？
那么，年轻时曾被人称为雄狮的宋庆龄，活到70多岁了，就这么让秘书的妻子当面污辱吗？没有下文了。只知隋学芳偏瘫后，宋庆龄让隋家两个女儿隋永清和隋永洁生活在自己身边，隋学芳的妻子后来怎样就不知道了，只是，隋学芳的妻子到底为何敢骂宋庆龄至此可见一斑。现在再看看“养女”之谜。
不少人把隋学芳的一对女儿视为宋庆龄的养女，但毕竟不是正式的，而且也说不清宋庆龄到底象她们的老祖母还是象母亲。宋庆龄在1970年代一次宴会上有答美国记者的一段对话。记者问：“这两位姑娘是谁？是您领养的吗？”宋庆龄答：“不，不是领养的。她们的父亲是我的随身警卫，几年以前瘫痪。她们从童年开始就住在这里。”宋庆龄表弟倪吉士也曾说，那是宋庆龄警卫隋学芳的女儿，宋庆龄从未向他说过是她的养女。两个女孩中的老大隋永清结婚时，宋庆龄曾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我警卫的女儿要结婚了。”
虽然隋家姐妹不是宋庆龄的养女，宋庆龄晚年却对她们倾注了许多精力和爱，她们也给她寂寞和孤独的生活带来许多乐趣，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宋庆龄的老朋友爱泼斯坦在她的传记中曾坦率地说：“在这段时期里，两个由她抚养大的小姑娘，给了她一些生活上的安慰，减少了一些寂寞，但也带来了烦恼……像一个宠爱孙辈的老祖母一样，她过分溺爱这两个孩子，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要求，而且常常让她们去见她的客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人物），为大家跳舞、表演，客人们自然也逗她们，夸她们，这使她们滋生了一种优越感和特权意识。”据说后来她们养成了一些高干子女的派头，又让宋庆龄很头疼。台湾有个小说家平路写了本《行道天涯》，里面对隋家姐妹进行了大肆渲染，看网上书评，似乎是本有意思的小说。
隋家姐妹长大后，宋庆龄安排她们去参军。隋永清去了总政文工团当舞蹈演员，隋永洁则去了卫生队。
1978年，隋永清嫁给年长她14岁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侯冠群（1982年主演过电影《张铁匠的罗曼史》），宋庆龄虽不太赞成这桩婚事，显得有点不开心，但仍在家中为她们搞了一个婚庆聚会，请了她的许多老朋友来参加。已经85岁高龄的宋庆龄，平日几乎难得出门，为了永清的婚礼，她特意请人陪她去商店选购了几段上好的衣料，作为送给她的嫁礼。隋永清后来因伤转行为话剧演员，转业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至今。
1979年，宋庆龄又送隋永洁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86年在特尔尼蒂大学毕业后，回到纽约工作，并同一位美国籍的意大利男子结了婚。
宋庆龄去世后，留给隋家姐妹的钱也最多。“宋庆龄在遗嘱中除说把自己的一些物件在她身后赠送给隋家姐妹，还向她们赠送钱款。按遗嘱给隋永清5000元，隋永洁1万元。”宋庆龄去世后的赠款共给了10人，最少的500元，隋学芳的两个女儿受赠最多。这些材料是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成员，原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李家炽先生提供的。这些也许没什么，“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过去20年了，周恩来病危前依旧没忘了他贴身警卫的后人。
宋庆龄去世后没有与孙中山合葬，有人据此猜测她大概早已不是孙夫人了，但这毕竟也只是猜测而已。廖承志和爱泼斯坦都试图对此做出解释，认为宋庆龄对孙夫人的名份并不特别看重，不葬中山陵是不想劳民伤财。相反，她遗嘱将自己葬在上海宋氏家族的墓地，希望长伴在父母身旁，以弥补生前的缺憾。她早就说过：“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
（文章来源：汤雄《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泉影《不能公开的情与恨——宋庆龄与秘书情缘之谜》以及网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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