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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麦宗禹:顾保孜：毛泽东两个女儿为何不姓毛？
本文摘自《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们》第一章，顾保孜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有这样的总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此话有些极而言之，不过看一下从创建共产党、夺取政权到“文革”的漫长历程，人们也会感到，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与实干家周恩来的结合，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幸，也是中国人民的大幸。
从撤离延安到落脚西柏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广阔的中国大舞台上，指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这次合作是他们最成功的合作。毛泽东擅长宏观把握战略全局并经常有出奇之想，周恩来则善于将其在各个微观细节具体落实。他们的合作，是和而不同、差异互补。
当国民党进攻延安的炮弹落在了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面，把土地炸了一个大坑，飞起的弹片还把附近的一棵大树的树皮都炸掉了时，毛泽东一如既往，照常坐在窑洞里批阅文件。警卫员从外面拣回两块弹片递给毛泽东看，并焦急地劝他赶快撤离延安。可是，毛泽东接过弹片，在手上掂了掂，轻轻地敲着说：“嗬，真是块好钢呀，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当敌人逼近了延安，周恩来焦急地再次请毛泽东动身时，毛泽东却一身轻松地说：“好吧。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吃过晚饭，傍晚6时，毛泽东得知群众、干部机关已全部安全转移了，才和周恩来等一行人离开王家坪，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这就是毛泽东，泰山崩顶眼不眨！
临上汽车前，毛泽东双手握着前来送行的彭德怀的手说：“你的担子很重，要谨慎用兵，出奇制胜。天空黑下来就预示着黎明在即。我们走后，你要检查一下群众纪律，把延安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胡宗南进来，这叫有客不容怠慢。”说完之后，互道保重。19日清晨，胡宗南部队占领了延安，立即给蒋介石拍电告捷。蒋介石见到电报后，忘乎所以，欣喜若狂，20日便回电嘉奖。其实，胡宗南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根本无法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首脑和解放军主力转移的踪影。胡宗南命令其主力部队气势汹汹地向延安西北方向推进，力图寻找西北解放军主力决战。
这时，彭德怀指挥部队主力一直隐蔽在敌人背后的另一侧。胡宗南侵占延安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们突然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打了一个伏击战。这一仗，一举歼灭胡宗南部2？900多人，活捉旅长李纪云。这是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第一次大捷。
得到消息，毛泽东十分高兴。这次战役后，前线部队准备拿出一部分缴获的卡宾枪等，将中央警卫战士的武器更新一番。但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坚持把新式武器送到前线，警卫战士仍然使用旧的。
3月26日深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绥德以南的清涧县北面的小山庄枣林沟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和中央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等问题。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会议讨论得很激烈，一直开到27日中午。
会上，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留在陕北。
他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这样，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
毛泽东在会上也不同意给陕北增加部队。他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加负担不起了。”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从人民的利益着想。
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在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这一着棋是许多人所未料到的。人们不能不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心。警卫战士们对此也纷纷议论。周恩来听到后，便问他们：“你们见过大海吗？”接着，他说，“航船在大海上遇到风暴，舵手坚守岗位，沉着驾驶，会给全船的人带来无穷的力量，这是战胜风暴的决定因素！”
事实的确如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留在陕北，不仅牢牢地吸引住了胡宗南这支敌人的战略预备队，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而且对鼓舞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进而夺取胜利，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命令中央机关人员，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一个司令部，下属四个大队和中央警卫团。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都应该起个代号。”
毛泽东表示赞成，笑着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就叫李德胜。”（“离得胜”的谐音）
周恩来接着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
任弼时说：“我叫什么名字好呢？”
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
就这样，毛泽东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德胜。后来，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姓李。
1947年4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部转战到安塞县的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只有十七八户人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在贫农薛老汉腾出来的两孔半套窑里。一盘土炕、一张破桌、一个树墩，便是他们住宿、办公的用具。
到王家湾后，周恩来就成立了一个军事小组，有五六个参谋主管作战方面的工作，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他们不仅指挥着陕北战场的作战，而且指挥着全国战场的作战。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事实上成了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得力副手。据当时担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回忆说：“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
邓颖超也曾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由他再来贯彻。”这确是事实。
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王家湾住了近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由于他们的指挥，西北战场及山东和全国其他战场都是捷报频传。
当时，胡宗南的几十万人马，杀气腾腾，四面围剿，狂妄叫嚣要不惜一切代价活捉毛泽东。
毛泽东根据胡宗南急于和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和敌强我弱的特点，制定了一套“蘑菇战术”，来对付志大才疏的胡宗南。青化砭战斗后，当胡宗南发现西北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就由安塞扑向延安以东。这时，西北解放军主力已转移至榆林坪一带隐蔽休整，只派出一小部分部队和敌人“蘑菇”。当胡宗南的数万大军在延川、清涧、瓦窑堡（即子长县）一带兜了400多里的大圈子，企图稍事喘息之时，我军又于4月14日在羊马河地区进行伏击，全歼由瓦窑堡向蟠龙前进的敌军135旅计4？700余人，又活捉敌旅长麦宗禹。胡宗南对此大伤脑筋！
4月下旬，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中共中央及西北解放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阳）榆（林）公路北进，第22军由榆林南下，企图夹击歼灭西北解放军于葭（佳）县、吴堡地区，或逼迫西北解放军东渡黄河。西北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彭德怀指挥下，以一部佯装主力，诱敌主力北上，而集中4个旅秘密南下，袭击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5月2日，对蟠龙镇守敌发起攻击，经两天三夜激战，全歼敌军6？700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夏季军装4万多套，面粉12？000多袋，子弹百万余发，骡马千余匹，药品无数，解决了解放军衣、食、弹、药缺乏的问题。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狠狠打击了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那种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军民胜利的信心。5月9日，新华社发表了经周恩来修改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辛辣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不到两个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
就在他们走后不到一个月，西北解放军收复了延安，延安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时间总共一年零五天。在这一年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重点防御转入全面进攻。战争形势发展之快，几乎是出人意料的。
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
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在更加宽阔的舞台上，指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
三大战役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作为这三大战役的正副指挥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将永远地载入史册
在西柏坡，周恩来成了最忙的人，他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大量的命令和电报，随着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他还要及时下达调整方案，对各大军区和野战军的组织和人选作相应的调整。据身边的同志回忆，他在那段时间的睡眠最少，席不暇暖。他参与各战略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都曾以电报作出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22份。
其实，周恩来投身革命后长期日理万机，在重大历史关头多少天日夜不眠。1931年4月，负责保卫的特科领导顾顺章叛变，为了安排上海的中央几十处机关和几百人迅速转移到新秘密住址，周恩来连续几个日夜奔忙，眼睛熬得通红。过去他从不抽烟，这次也破例向身边的陈养山要了一支，只抽了几口就呛得直咳嗽。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周恩来就因坚韧耐劳被党内同志称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他自己却说：“不，我只是一只小毛驴。”
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残酷的战争，面对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不能不事必躬亲。
在西柏坡，令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作战指挥场所的条件有了改善。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回忆：
“这一时期，战役战斗的规模大了，指挥作战也需要有较为正规的场所。为适应指挥重大战役的需要，在靠近朱德、周恩来的院内，由行政部门建了一栋五间宽的军委作战室。这是中央和军委机关最大的办公室。由于前委、工委、后委的参谋人员十来人都集中了，作战部就分为作战、情报、战史资料等科，都围着几张大木桌，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四周墙上挂满了各个战场的军用地图，值班参谋将每天敌我军的位置用蓝色和红色的小旗子插在地图上，朱德、周恩来、杨尚昆（叶剑英到石家庄办军校去了）经常到这里向参谋们了解敌情和战况，同他们研究作战方案。”“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以严肃、紧张、准确、有效的工作作风完成了任务。他除了每天将战况用书面报告毛泽东外，还经常到毛泽东的平房里当面报告、商谈。毛泽东有时也走到周恩来的小办公室里商谈战局。”
那时、军事上的问题，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解决。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小作战室，由张清化任主任，相当于他的军事秘书，每天根据局势的变化负责标图。周恩来常到军委作战室了解情况。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甚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有了什么情况，周恩来总是先仔细地核实并弄清，然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人经过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张清化回忆说，发送军事方面的文电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议后发，有了情况，书记处几个领导人共同商议，然后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文电发出。二是阅后发，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一起商议，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文电，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后发出。这种状况是比较多的。三是发后阅，由于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为了争取时间，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电文先发出，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
如何进行第三年的解放战争，如何迎接即将开始的战略决战，这是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面前一大重要课题。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商议。正式会议9月8日至13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和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共32人，这是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先由毛泽东报告有关军事问题。
周恩来在13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三年军事作战计划与军队建设的长篇发言。他说：“这个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可能。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可能垮得早些，胜利来得快，我们也应有此准备。当然，也有可能遇到曲折，时间就长一些……
关于解放战争第三年的军事要点，他说，首先，“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把战争负担加到敌人身上，“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第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多”，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第三，增强各战场的战役上的协同和配合。第四，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相互配合。第五，“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他说，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场上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他也提出了新的重要课题。
关于“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留下了珍贵的手稿。手稿是个提纲，共分八个部分：一、战略方针，二、作战计划，三、军队建设，四、后方勤务，五、干部训练，六、政治工作，七、克服军队无纪律性，八、军委在部队走向正规的过渡时期的准备工作。
对于东北战场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在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中写道：全国以中原战场为中心，东北战场“如能控制和消灭多数敌人，敌必将逐渐失去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一年内我东北野战军及华北二、三兵团如能大量歼敌，肃清北线除平、津、沈以外的各大据点，则东北、华北便可打通，东北敌人增援中原的可能便将减少”。这里表达了两个思想，一是消灭敌军在东北，二是控制敌军，使其不能增援中原。
确定首先打东北后，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首先应选在哪里？东北的敌人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内，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军委确定首先攻取锦州，以调动长春、沈阳之敌援锦，然后在锦州、山海关、唐山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东北国民党全军就地消灭。同时，攻占锦州，也就切断了敌人东北与华北两个军事集团的联系，切断了东北向华北撤退的通道，将东北敌军封闭在东北各个歼灭。
可是，林彪一直主张先打长春。1948年5月下旬，他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没有奏效，改成长围久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一再来电要部队南下北宁路，先打锦州，林彪犹豫不决。7月间东北局常委开会，决定南下作战。东北野战军各纵队纷纷南下，包围锦州及外围据点。
10月2日晨5时半，周恩来代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等电：“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出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可就在这一天，林彪接到葫芦岛蒋军增加4个师的情报，动摇了打锦州的决心。他不同任何人商量，于当晚22时，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提出锦州如能迅速攻下，仍以攻锦为好；但强调长春比前好打，想回师打长春，要军委考虑。”
10月3日早晨，罗荣桓从参谋长刘亚楼口中知道这件事，又气又急，立刻拉着刘亚楼到林彪住处。见到林彪，他克制激动，问道：“总司令给军委发电报，考虑回师打长春？”
“是的，”一贯独断专行的林彪，不觉得自己有错，“关内敌人增派四个师海运葫芦岛。葫芦岛有10万援军，锦州城里８个师敌人，工事坚固，不是短时间能拿下的，援兵不一定堵得住，我们会陷于被动，不如回师打长春。”
“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辽西，义县刚打下，锦州外围敌人肃清了，部队情绪很高，忽然不打了，干部战士会怎样想？”罗荣桓严肃地问，“打锦州的作战方针，是经军委和毛主席批准的，怎么可以随便变更？”
“我是向军委建议，两个方案请军委考虑指示嘛！”林彪说。
“电报中强调打锦州困难，强调打长春有利，显然想回师打长春，我看军委不会同意。”罗荣桓肯定地说。
林彪坐不住了，站起来踱着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思呢？”
“我同意政委的看法，还是打锦州好。”刘亚楼回答。
林彪感到不妥，叫秘书去追回那份电报，秘书回来报告，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怎么办？”参谋长问。林彪不吭气，罗荣桓回答说：“不要等军委回电，我们重新表个态，说明仍然按军委指示办，打锦州。”
林彪不动。刘亚楼请罗荣桓拟电稿。罗荣桓当场写好，林彪过目时，把“前电作废”和检讨词句删掉，以林罗刘名义签发。
电报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一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电报是3日上午9时签发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同志看到，已是4日凌晨1时半。在这之前，由毛泽东拟稿于3日下午5时和7时，接连发来的两封电报，批评回师长春的错误想法，分析打锦州的有利条件，要求迅速打下锦州，只要打下锦州，便取得战役上的主动权，迁延过久，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刘亚楼看了军委来电后说：“果然挨批了！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又发了电报。”
由于罗荣桓的及时劝阻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林彪坚定了攻锦州的信心，立即指挥攻击部队勇猛冲杀，打援部队顽强堵击，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我军于10月18日解放锦州，歼敌12万人。
锦州解放后，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中央贺电，这次贺电与往常的贺电不同，往常都用中央军委的名义，这次用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可见中央对首先攻击锦州和取得锦州作战胜利的重视。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使东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10月15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沈阳，严令长春守军向沈阳突围。长春守军中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起义，使我军控制了长春东城，接着新7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8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局并林彪、罗荣桓电，要他们对曾泽生“开会表示欢迎”。19日，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10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飞到沈阳时，部署了“总退却”。他确定，主力廖耀湘部夺取锦州，打开通往关内大门，另以一部抢占营口，以待廖耀湘攻锦州受阻时，从营口上船由海上撤退。
10月20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等电，提醒林彪等“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州、长春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营口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如此两种可能均告失败或无法实现，则只有退集沈阳，依靠空运撤退一部”。
这封电报，对敌情估计十分准确。辽沈战役后一段的发展，与这封电报的估计完全一致。
廖耀湘兵团在接到蒋介石指令后，即向锦州方向出动。人民解放军于10月20日下达了全歼东北敌军的政治动员令，在黑山、大虎山组织了强有力的阻击，并乘敌混乱展开大规模的围歼战。28日拂晓，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人，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新1军主力和新6军全部，俘虏廖耀湘，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东北战场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匆忙从沈阳乘飞机而走，东北敌军已无招架之功。东北野战军分两路，一路解放沈阳，一路向营口急进，截敌退路。11月2日，沈阳解放。同一天，解放营口。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和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
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同志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三兵团西开协同第一兵团攻太原后北返，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执行围攻归绥计划，以防傅部西退，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共同夺取平、津。这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规模，并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惟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12月末的计划，提前进关。
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29日，平津战役开始。12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构成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
作为这三大战役的正副指挥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将永远地载入史册。
当历史的车轮呼啸着驶入1949年的时候，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确定无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要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投入到缔造新中国的伟大而艰巨的斗争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久经沙场的元帅徐向前又接过总参谋长的重担，而等待周恩来的是另一副更重的担子——政务院总理。人们对他的称呼也由“周副主席”改为了“周总理”，没有想到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生命的终点。
第二篇麦宗禹:民国年间的豫西镇嵩军
民国年间的豫西镇嵩军2013-07-09 09:52阅读： 辛亥革命后在河南预西地区成立的镇嵩军，先后在中原横行三十多年，给豫陕两省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真实记述这一历史，对于研究河南的民国史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辛亥革命那年，陕西和湖南在十月二十二日响应武昌起义，也举行了辛亥起义。陕西军政府组建秦陇复汉军，任命张钫为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率部与毅军赵倜、清军王占元、周福林部在潼关激烈战斗，刘镇华与王天纵率豫西民军加入秦陇复汉军，参加对清军作战。辛亥革命胜利后，由于军队人数众多，地方政府负担难以承受，一九一二年军队开始整编，许多军人解甲归田，重新回到农村过着以农为业的耕种生活。张钫部有两万多人，需裁减五千人，刘镇华和王天纵的民军大多数是豫西人，分居在洛阳、偃师、巩县、登封、郏县、宝丰、临汝、鲁山、伊川、嵩县、新安、宜阳、卢氏、渑池、孟津、陕县等地。张钫担心这些民军遣散后回到地方对治安不利，就电请袁世凯同意，成立镇嵩军由刘镇华统领，刘是以豫西巡察使（后称道尹）的名义来统领的。因为镇嵩军的人员大部分居在嵩山周围，就起名叫“镇嵩军”。镇嵩军下辖三个标统，第一标统柴云升，第二标统张治公，第三标统憨玉琨，共有四千多人。这三个标统都是打家劫舍当刀客出身，是豫西地区著名的惯匪。刘镇华有了豫西巡察使的头衔，并把镇嵩军作为自己的实力，在官场处处钻营。他对袁世凯一再表忠诚，得到袁的信任，不断扩大镇嵩军，使镇嵩军逐渐成为一个军事集团。镇嵩军刚成立时不过是省军的一个外围武装，属于地方部队。他的成员大部分是土匪出身，为了扩大镇嵩军，刘暗地让他的部下出去当土匪，给一些枪弹拉杆子。谁拉的人多抢多，就收抚回来给个官当。如有的拉回三百多人就给个营长当，拉回千把人就给个团长当，放出去时叫当“外队”，杀人绑票一概不管，回到镇嵩军叫“收抚”，列编授官。这一扩军招法，没经多长时间就使镇嵩军急剧膨胀，原先的几千人变成了几万人。镇嵩军的军官名为官，向地方派粮派款，暗为匪打家劫舍照样干，镇嵩军驻守的地区人们都称官匪不分。与全国其他封建军阀相比，刘镇华的镇嵩军是以土匪、民团为基础的军事集团，从镇嵩军走出的将领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王振、梅发魁、张得胜、万选才、孙殿英、王凌云、范龙章、武庭麟、宋天才、李纪周、麦宗禹等都做过山大王。刘镇华是河南巩县人，弟兄七人他排行老大，上过保定军校，在炮科毕业。善于在官场钻营，投机取巧，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奔走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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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全文 个派系，朝秦暮楚，翻云覆雨。他先后投奔同盟会的张钫，袁世凯，安福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山西军阀阎锡山，西北军冯玉祥，然后又背叛这些主子，不停地改换门庭。一九一三年他出卖革命党人和老长官张钫，赢得袁世凯的信任。鲁山白朗起义时，他因进剿不力被袁世凯撤销职务，戴罪立功。白朗打到陕甘受挫折返回豫，在豫陕边界富水关、太平沟打了一仗，刘受损不小。白朗回到鲁山病殁，刘镇华派人掘尸枭首，并谎报袁世凯说自己怎样派人侦查，部署攻击，如何击毙白朗。刘镇华就这样骗得袁世凯的信任，袁明令恢复刘的原职务，同时授陆军中将，并得到勋五位表扬。从此，刘镇华成了袁的红人，忠实于袁世凯。一九一八年，陕西进步力量靖国军围攻北洋军阀陕西督军陈树藩，陈以省长职位相邀刘镇华入陕就位，并希望镇嵩军前去增援。刘以“调停”名义进入西安城，当上陕西省长，镇嵩军开赴入陕后就直接攻打靖国军。刘镇华在陕八年，当了五年省长，三年督军。这期间他善于观察中国政坛风云，娴熟的玩弄权术，处处钻营取巧，谁有势靠近谁，谁掌权向谁表忠心，牢固的守住了已得的地位。这八年，他用陕西人民的血汗养活和扩大了镇嵩军，同时还指挥留在河南的镇嵩军，掌控陕豫两省的事物。他的部将韩玉昆在一九二五年与国民二军胡景翼开战，随后，他亲自上前指挥，名曰胡憨大战，实则是胡刘大战。刘在豫西被胡打得大败，逃亡山西当了阎锡山的座上宾。两省军民在此战中死伤二十多万人，特别是豫西人灾难深重。一九二六年，国民二军胡景翼病故后由岳维峻继任河南督军。奉系、直系军阀攻击河南的国民军岳维峻部，岳败退豫西，刘镇华趁火打劫，招集分散的镇嵩军各部在潼关堵截，使国民军损失惨重。然后，刘率领十几万镇嵩军进攻陕西，包围西安城八个月，使西安的民众和军人饿死。战死者达五万人。西安军民在杨虎城，李云龙的统帅下奋勇抵抗，最终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革命军支援下，取得了彻底胜利。镇嵩军包围西安城时，势力正盛，达五个军。有张治公一军，王振一军，柴云升一军，梅发魁一军，张得胜一军达十万之众，再加上直属部队有十几万人。在西安失败后，镇嵩军溃退到豫西灵宝、陕州一带，刘收容和整顿了他的残部，并获得喘息的机会。一九二七年，冯玉祥在西安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并部署进攻潼关出兵中原。这时，吴佩孚败退湖北，刘镇华见风使舵离开直系投奔奉系，国民革命军从西安一直打到河南开封，刘带领他的镇嵩军转到宝丰、临汝、鲁山一带坐观时局变化。刘镇华见奉系直系军阀颓势明显，又起了改换门庭的主意。他邀请老长官张钫出面，向冯玉祥请罪，愿意重回国民党，他带了许多金银财宝到开封，在国民军的高层四处打点，最终编入冯玉祥的国民军序列。一九二九年，刘镇华让他的五弟刘茂恩接掌镇嵩军，他退入幕后。一九三零年，冯、阎、蒋中原大战，刘茂恩按照刘镇华的指令叛冯投蒋，并设计捕获反蒋的同僚万选才，献给蒋介石做礼物，将在南京枪杀了万选才。刘茂恩的倒戈使阎冯阵线陷入混乱，蒋军借机进攻，取得了胜利。刘镇华、刘茂恩兄弟投蒋以后，，镇嵩军一直成为蒋的鹰犬，先后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猖狂进攻红军。刘镇华在一九三四年当上安徽省主席，刘茂恩仍在军队任十一路军总指挥，十五军军长。一九三九年，十五军军长由武庭麟继任。这支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几次大的战役，如忻口会战、中条山战役，鄂西会战、洛阳保卫战等。解放战争期间，积极向解放军进攻，一九四八年在河南郏县被陈赓大军歼灭，武庭麟被俘，镇嵩军就此画上句号。纵观镇嵩军的历史，这支以惯匪和民团为基础的反动军队，干了许多坏事。它打家劫舍，祸害乡邻，无恶不作。它镇压农民起义，进攻国民革命军，围剿红军，攻击解放军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它的反动本性及最终灭亡，是历史的必然。镇嵩军和其他军阀武装一样，自从被蒋介石收编以后，在蒋的严密管制下，没有再改换门庭，忠实为蒋政权服务。这说明蒋介石统治手段的高明，使这些“变色龙”式的军阀人物不敢轻举妄动。蒋介石先后杀了万全才、韩复渠、石友三、杨虎城，对众多军阀将领就是一个震慑。尽管镇嵩军罪恶累累，但在蒋的统治下做过一些好事，如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对日作战。刘茂恩、武庭麟率部参加了山西的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鄂西战役、洛阳保卫战等。特别是洛阳保卫战，武庭麟率十五军及部分川军英勇抵抗，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守城半月之久，歼敌二万余人，最后突出重围。镇嵩军虽消失六十多年，但豫西人民应记住这段历史，记住刘镇华这个反复无常，翻云覆雨的军阀人物，记住镇嵩军给豫西人民带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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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麦宗禹:彭劲秀：彭德怀的文化素养———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彭劲秀：彭德怀的文化素养
进入专题： 彭德怀
● 彭劲秀
彭德怀曾说自己“是个‘李逵’式的粗鲁人”、“粗人”，事实并非如此。 彭德怀幼时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只读过两年私塾，后为生计所迫而失学，做过牧童、煤矿工和修堤劳工。17岁投身军伍后，枪林弹雨，戎马半生。他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的大门，但他却与那些不爱学习的所谓“大老粗”完全不同。由于他酷爱学习，勤于读书，所以，他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字功力，这位性情刚直的彭大将军在文字上精雕细刻、审慎斟酌的佳话很多，令人钦佩。 “不得违误”的用与不用 1947年，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部队有2个纵队，6个旅，16个团，共2．6万人。 这是一支经过整编重新组建的部队，彭德怀对所属的纵队、旅、团干部都比较陌生，而且这6个旅没有在一起进行过协同大兵团作战，彼此不太了解，加之当时弹药奇缺，3月间，西华池战斗抗击敌军进攻延安后的枪弹消耗一直未能得到及时、充足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针对部队是刚刚整合起来的野战兵团，必须强调纪律，突出军令的严肃性，真正做到令行禁止，才能取得胜利。 为此，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首战青化砭，又战大、小寨，再战羊马河。在三次均投入6个旅的战斗中，所有下达给各纵队各旅的战斗命令均在末尾写有：“务于某日某时到达某地，不得有误”、“某日某时发起攻击，不得延误”、“坚决阻击敌军前进，保障主力歼敌，不得违误”等字样。在青化砭伏击战中，经107分钟的激烈战斗，全歼敌第三十一旅2900余人，俘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团长谢养民等。4月14日，我军集中4个旅激战4小时，在羊马河歼敌第一三五旅，活捉敌旅长麦宗禹。 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军开始和胡（宗南）军作战时，因我军系由各单位新组成，思想不一致，我在每个命令上都附署一句‘不得违误’。但在羊马河作战后，部队的信心建立起来了，所以就不要这一句话了。如再用这一句话，就会妨碍大家的机动性和积极性。这些问题，领导人在时间和分寸上都要掌握好。” 总结工作反对自称“经验” 在西北战场上，每当一场战斗结束后，野战军各级司令部在总结报告文稿中常有“几点经验：一、二、三……”等字样。这实际上是一种骄傲自满的表现。彭德怀看到后总是严肃地提出批评：“什么经验！仅仅是一次自己一点不成熟的初步感觉，就说成是‘经验’，这不但误了自己，也可能误别人。你不用‘经验’二字，那可使别人有思考余地。只供人家参考，误不了大事。” 彭德怀认为：“什么是经验？它必须是千百件事反复证明准确之后的真理，不然就是狭隘的经验主义。” 彭德怀反对别人自称“经验”，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如1948年1月11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彭德怀主持召开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做《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就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以来西北野战军进行的12次大规模战斗，在认真总结得失成败时，他综合归纳了“四点认识”，而不是“四点经验”，充分体现了彭德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 修改《国际歌》中文歌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于10月8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把他安排在志愿军司令部做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 一天，彭德怀看见毛岸英手里捧着一本书，嘴里哼着歌曲，于是问：“岸英，你究竟在看书还是在唱歌？”毛岸英说：“彭总，我是在研究《国际歌》，有些歌词中文翻译得不准确。”彭德怀笑着说““你小子，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改《国际歌》！”毛岸英说：“我觉得‘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罪人’译得不带劲，也不准确。还有那句‘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这不是把自己说扁了吗？我觉得把‘罪人’改成‘苦人’比较好。”彭德怀说：“改成‘受苦人’更顺口。”毛岸英接着说：“‘我们一钱不值’这句翻译过来，是‘我们一点财产也没有’，唱起来太拗口。”彭德怀说：“‘没有财产’不如改成‘一无所有’。” 196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译文重新修订时，根据全国许多类似毛岸英、彭德怀提出的意见，将《国际歌》中文歌词中“全世界的罪人”改为“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改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彭德怀的意见被采纳。 不宜轻易发布“动员令” 1954年7月22日下午，《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经电话联系后，带着铅印的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清样稿来到中南海永福堂彭德怀的住处，说：“明天见报，要连夜排版。新华社还要译出外文播出。首长审阅修改后要赶快拿回去急办！” 按正常工作程序，一般情况下应先由军事秘书看一遍稿件，尽可能提点供参考的意见以备咨询。但在连云山催促下，军事秘书来不及细看，就送彭德怀审阅。半个多小时后，彭德怀要军事秘书去取稿：告诉他“可拿回去发表。”样稿上有几处已用铅笔修改过。军事秘书还没有逐一细看，连云山就催促说：“首长审完了，要赶快回去办理，交给我吧！”说着就拿着文稿匆忙骑自行车返回王府井报社。 随后，彭德怀问军事秘书：“社论修改的地方你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军事秘书说：“报社的同志急于拿回去连夜排版，我未细看。”彭德怀说：“我改了几处，其中末尾处原稿写着‘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为解放台湾而努力奋斗！’我把‘动员起来’划掉，改用‘一致努力’，又划掉后面‘努力’两字。这样改一下，是因为按世界各国惯例，只有在国会通过对外宣战议案后，才可在全国下达动员令，或者国家遭受重大灾祸进入紧急状态时下令局部动员。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不能轻易号召动员起来。当前中国的中心工作是进行五年经济建设，至于解放台湾，主要是政治上、外交上广造舆论，使全国人民在和平环境下不可懈怠。从军事工作上看，台湾海峡的斗争是长期的，只是军事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全力以赴，全军的中心工作是训练。” 7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彭德怀审定后的这篇社论。 对苏联的援助划掉“无私”两字 彭德怀于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在审阅军队内部文稿文件时，每逢看到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之类的字样时，总是把“无私”二字划掉。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的特殊状况，彭德怀也不作任何解释。直到50年代后期，人们才对彭德怀为什么划掉“无私”二字有所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中，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苏联订立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中国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开始5年经济建设进程中，苏联确实提供了武器、贷款、工厂设备，派遣顾问专家，转让技术资料等支持和援助。但是，苏联提供的物资、贷款和技术资料，都不是无偿的。中国要用“外贸现汇付款或付贷款利息，而且按国际惯例并不怎么‘优惠’，甚至有苛刻之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的武器，有些是国际先进水平的，如米格—15歼击机、伊尔—28轻型轰炸机。但如米格—9歼击机、图—4活塞式重型轰炸机和大部分陆、海军武器，则是苏联军队换装下来的淘汰品，具有推销旧军火的成份。”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苏联武器曾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但使彭德怀深有感触的是，苏联出于利己主义考虑，在志愿军出国时，虽答应先提供36个步兵师的轻武器，但却不肯提供40型步兵反坦克火箭筒。”由于志愿军缺乏反坦克火器，致使战争受到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后，美军败退到“三八线”上。美国好战分子狂妄叫嚣，要轰炸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沿海，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要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气氛之下，苏联于1951年1月2日通过驻日本东京军事代表团向美国表示：苏联没有军事人员在朝鲜作战，今后也不会有。但如美军越过苏联边界，苏军将全力投入战斗。显然，苏联对美国可能向中国领土的军事行动有意回避，违反了中苏同盟条约。 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也曾坦率地说过，苏联援助不是“无私”的。所以，彭德怀在苏联援助问题上划掉“无私”二字是实事求是、有根有据的。但是，在当时把苏联奉为“老大哥”的历史背景下，对苏联稍有质疑都有可能招致横祸。彭德怀敢于划掉“无私”二字，没有非常的政治勇气和牺牲精神是做不到的。 把“大跃进”改为“大发展” 人所共知，1958年是中国的“大跃进”之年。“大跃进”是“三面红旗”之一，谁对“大跃进”稍有微词，就有给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大帽子的危险。 然而，彭德怀不顾忌这些。2月18日，《解放军报》刊载了由彭德怀审定的《元帅与士兵的愿望》一文。这篇文章原稿中，有多处提到各条战线上已兴起的“大跃进”，彭德怀在审阅时，把“大跃进”均改为“大发展”。 彭德怀为什么要将“大跃进”改为“大发展”？因为彭德怀认为，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中，量与质互变的体现，是量的积累、渐进过程的中断而产生质变的飞跃。因此，“跃进”与“飞跃”涵义相近似。在彭德怀看来，中国工农业建设和生产力的提高日益加速，但仍是量的积累发展过程，还远未达到质的飞跃。 但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思想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其中有：“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1958年春节过后，中共中央又于3月3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再次强调“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3月9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除继续批判“反冒进”外，中心议题是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将“总路线”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 红旗”。当时，全国党内外从上到下不知有多少干部仅仅因为提一点不同意见就被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政治帽子，乃至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轻则批斗，撤职，重则开除、关押、判刑。 在接二连三的压力下，彭德怀也曾为自己思想落后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但11月到西北甘肃视察后他开始产生疑虑，12月深入到湖南农村调查后，现实情况更促使他思想上苦闷不安，导致他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因万言书获罪。 “不懂就问书本” 彭德怀求知欲强，酷爱读书，他曾对通讯员说：“没有文化干什么都难，等于睁眼瞎。我们天天打仗，不懂的事问不到先生，只有想办法多读些书，不懂就问书本。” 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彭德怀的主要精力当然都要用在指挥打仗上。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忘读书、学习，总是将搜罗到的军事、政治、历史书籍随身带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间隙阅读，并形成习惯。 1959年，彭德怀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遭到不公正批判，被罢官后即从中南海搬到京郊吴家花园居住。搬家时，他对工作人员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但书一本也不能丢！”他让工作人员上交了元帅礼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画等，但20多箱书籍都随身带去。彭德怀赋闲吴家花园的这段日子，虽然心情沉重，精神苦闷，但他利用这段时间，读了不少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德怀受到残酷的迫害，被人从成都揪回北京批斗。当工作人员问他还有什么嘱咐时，他感慨地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就是惦记我那些书……”。彭德怀即使身陷囹圄，仍坚持读书，还常写信给侄女让她在外面代购书籍。书籍成为陪伴彭德怀终生的朋友。 彭德怀与作家的文字情缘 彭德怀早年由于家贫而失学，但他一生始终重视文化，尊重文化人。他经常说：“别看我是个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处。”在他的头脑里，“孔夫子”就是“书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1943年5月，抗日战争期间，已被调到了中共北方局党校调研室工作的作家赵树理，通过深入生活和调查研究，酝酿写作小说《小二黑结婚》。完稿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嘲讽和反对，说这样的通俗文艺作品“太土”。于是，在稿子交给太行区新华书店出版印行时，被压了下来。 北方局党校的杨献珍将赵树理的书稿交给时任副总司令彭德怀，彭德怀看后很满意。面对有些人《小二黑结婚》的嘲讽和非议，彭德怀毫不犹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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