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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李先念后悔篇(一):叶剑英晚年流泪自批:文革后错用何人？
回首十一大：结束“文革” 否定错误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迈出了拨乱反正的一步。本策划内容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人民出版社出版。
01
粉碎“四人帮”非一时之功 集集体之力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能够完成历史赋予的党和人民迫切要求的拨乱反正的任务。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其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是多方面努力促成的。
第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特别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搞全面整顿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邓小平和叶剑英又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对军队进行整顿。这就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尤其是以“天安门事件”为标志的全国亿万群众悼念周恩来同志、声讨“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毛泽东没有把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并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和揭露，指出了“四人帮”的野心，这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从中央领导层来说，在“十年内乱”后期，实际上很多同志都在为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而进行着酝酿和准备。甚至在毛泽东去世之前，这种酝酿、准备就已经在进行中了。当时有的老将军曾多次到叶剑英那里提议：“四人帮”祸国殃民，应当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叶剑英认为，毛泽东病重，我们这样做了对他的病情不利。这就是叶剑英讲的“投鼠忌器”的情况。
第五，毛泽东病逝以后，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反对“四人帮”，“四人帮”处于少数和孤立的地位。这时，许多老革命家、老将军找到叶剑英商量，酝酿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最后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
02
五中全会解决大问题 邓小平战略部署眼光高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全会还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起过积极作用，取消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是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一律予以平反。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顺利解决了事关全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刚刚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自己家里与一位朋友进行了倾心交谈。这是一则颇能反映当时历史情况的“珍贵史料”。
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胡耀邦谈到，公报定稿时，已是2月29日下午7时42分，离广播只有18分钟。有人建议推迟发表，这怎么能行呢？已经事先打过招呼，国内外都在等着，不能按时广播，人家会发生各种猜测，说五中全会有分歧啦！公报意见不一致啦!等等。必须按时广播，这是一个战略眼光问题。公报一公布，国内外反映非常强烈。总的反映是好的，都认为中国政治局面更稳定了，保证了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
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三年，经济工作大的发展，也在三年以后。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奋图强，好好干。
我们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政治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个好的意见，做了一件工作，写了一篇文章，起了好的作用，也是一种建树。
要有建树，就要敢闯。我个人有什么？就是敢闯。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这次要我出来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条：第一，我虽然没有他那样高的战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我能理解，能够跟得上；第二，我能够进行各项组织工作，实现他的战略布局；第三，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门邪道。
03
小平强调废除领导终身制 华国锋提出辞职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强调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讲话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事业的发展和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其他同志在发言中对他在过去4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
华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感情十分真挚地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
04
六中全会：通过纲领《决议》 完成人事更动
根据形势发展和历史前进的要求，1981年6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会议之前，先举行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6月22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预备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价。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正确总结建国32年来经验教训的时机已经充分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历史地位，充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工作的需要，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认为，经过这次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对于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保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充分实现，将起重要的作用。
对于选择胡耀邦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著名历史学家胡绳主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说。该书提出：“由于需要年轻一点的同志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而胡耀邦有长期在红军中工作和从事党、团工作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所以被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这是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评价。
邓小平后来曾经强调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
胡耀邦自己对此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以后发表的讲话中强调：
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资历威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
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 [>>点击返回读书频道首页]
陈云李先念后悔篇(二):李先念：邓小平与陈云的政治协调者
~~~~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陈云与李先念三人，在政坛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朱玉说，这3位元老中，李先念有时也扮演中间人与协调者的角色。本文摘自2009年第13期《三联生活周刊》，作者李菁，原题为《李先念：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为何李先念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从1926年参加黄麻起义，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斗争了23年，非常了解情况。”李先念传记小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向本刊记者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一个根据地的一把手，考验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李先念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
“黑白之战”
1949年初的李先念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去。“当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到三兵团工作，还是等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书的黄达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李先念选择了后者，他放弃的，是一个“兵团司令”的职务。
因为长期艰苦作战，李先念落下了胃病的病根，有时病情发作，疼得满头大汗，要靠止痛药才能缓解。此外，李先念还有神经衰弱问题，经常失眠，有时甚至半夜起床，爬山锻炼。在反攻的日子里，鼻窦炎、额窦炎又经常发作，每天额头内发痛、发冷、发热，昏昏沉沉，所以那段时间，李先念一边养病、一边坚持工作。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也开始谋划一些关键城市的领导人布局，邓小平与李先念的谈话显然即出于此意。
1949年3月，李先念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特地把李先念叫到他住处谈过一次话。毛泽东告诉李先念：中央已确定湖北解放后，让你回湖北工作。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为何李先念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从1926年参加黄麻起义，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斗争了近20年，非常了解情况。”李先念传记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向本刊记者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建立一个根据地，考验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李先念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
西柏坡会议之后，李先念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长期困扰他的鼻窦炎。一位日本外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此后再也没有复发。在北平治病的李先念，已在考虑湖北的建设了。5月17日武汉解放当天，李先念给潘梓年写信：“原伪《和平日报》一部转筒机已坏，但可以修理，现仍放在《和平日报》。据说已拨给四野，四野同志谈，他们并不需要，为此请将此机器拨给省委宣传部，以便筹办《湖北日报》之用。”
5月中旬，李先念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久，李先念不顾医生劝阻出院，带着随行人员南下。他先从北平坐火车赶到河南漯河，因南下铁路中断，后乘汽车到汉口，再乘轮渡过长江到武昌红楼——当时湖北省委所在地，开始肩负起支援大军南下和建设新湖北的重任。
那时的湖北，跟全国一样，正面临着一个新旧政权的交替，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他一上任时就遇到‘黑白之战’。”黄达解释说，“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也暴涨。黄达说，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比如周小燕的父亲、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等人，在他领导下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管理工作，李先念是完全陌生的。在他身边工作11年的秘书黄达，对老领导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非常善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黄达以前一位同事下放到湖北浠水县，有一次，这位同事进城来看黄达，碰巧遇到李先念到黄达办公室退还文件，李先念于是把这位同事叫到楼上办公室。两个多小时后，同事才下了楼，黄达很纳闷地问，谈什么谈了这么长时间？那个同事说：“我们谈的面很宽，谈土改、农会、问减租的情况，先念同志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告别时，李先念还说：“以后你有什么情况，还可以随时给我写信来汇报。”
还有一次，李先念到荆州考察防洪时，遇到基层的一个区长。李先念向区长问了人口、经济情况后，又问供销社建起来没有。区长答不上来，说是供销社由另一个副区长分管，对互助情况也说不清楚，李先念发了火说：“你这样的区长应该重新去学习！”
“他在湖北期间做得很出色，中南财政特别稳定，没有出现像其他一些城市物价飞涨等情况。”高敬增说，“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当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李先念在湖北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由中央转发全国、向全国推广。”这也为李先念日后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主管财贸工作打下了基础。
军事生涯
李先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注：现在的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为谋生，他曾学过木匠。因为经常走街串巷，他广泛接触社会，也成为最早接受革命思潮的一批无产者。1927年，李先念参加黄麻起义，1932年，他率领3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编为红四军第11师33团，李先念任政委。
张国焘从上海初到鄂豫皖苏区，就见到时任高桥区苏维埃主席的李先念，听取了他的汇报。张国焘后来在回忆中说：“李先念所说的，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干，后来他被调任红四军某团的政治委员，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一。”
李先念以前只打过游击战，缺乏指挥团队经验。他在晚年时也颇为有趣地回忆：有一次，红33团2000多人集合，一律着浅灰色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等待出发。李先念还纳闷这么多人怎么个走法，挤在一块行军，岂不要把老百姓的庄稼踩坏了？他就问旁边的营长孙玉清。孙玉清笑着说，“别担心，有办法”，接着就高声宣布：按一、二、三营和团直属队的顺序，一路纵队行军。李先念这才明白，大队人马是这样行进的。
“1931年秋，我当红军33团政委，孙玉清当二营营长。他告诉我一些军事知识，如怎么下达命令，什么是前卫、后卫等。我从地方转到军队，拼命学，钻军事，读日本兵书、苏军战斗条令，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1990年，81岁的李先念这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从那时起，李先念明白，当一个指挥员，自己掌握的东西远远不够，他从此开始有意识地学习。一年后，李先念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师政委之一。1933年，24岁的李先念升任红30军政委。
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对川陕根据地发起六路进攻，红四方面军以8万之师抗击20多万大军，鏖战10个月，虽损失兵力2万余人，却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辉煌战绩。“战役进程中创造的以寡敌众、收紧阵地、大纵深迂回歼敌等经验，进一步丰富了红军的战略战术，其中无疑也有李先念的一份贡献。”朱玉教授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李先念后来也无数次提到，“在军事上，徐帅是我的老师”。李先念在徐向前指挥下，与其他军事将领并肩作战，不仅使红30军成为全军的主力之一，也使自己成长为经得起考验的军事指挥员。毛泽东后来说：我们不懂得战争，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李先念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榜样。
而在李先念的军事生涯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便是中原突围。
1946年6月，国民党30万美械装备的嫡系部队对中原形成合围之势；而中原军区部队，却被五六倍于己之敌，重重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当时，中原部队有3个转移方向：向东、向北和向西。部队内部众多军事将领要求向东突围，往新四军军部靠拢，这样可以极大减轻新五师的损失。但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经过反复思考，却选择了向西突围，这样要面临刘峙和胡宗南部队的双重围剿，加大突围的伤亡。
在突围的时机上，李先念的看法是，中原部队的突围，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原部队在中原多坚持1天，就能为兄弟解放区多赢得1天的时间，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突围。一直等到从情报部门得知，刘峙已做好部署，准备于7月1日发动总攻，要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时，他才做出了立即分路突围的决断。
突围的第一阶级，5万人的中原部队仅以伤亡2万多人的代价就跳出了包围圈，进入陕南地区。按照当时的突围路线，进入陕南后直接开往延安。但这时，李先念一连接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3份电报，要求部队不要北上，化整为零在陕南打游击，在条件极为艰苦的陕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
虽然这个命令有点突然，但为整体利益，李先念还是放弃了进入其他解放区的计划，在南线扮演了牵制胡宗南部队的角色，为此，他们通常要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直到7月底，部队终于和前来接应的陕南游击队取得联系。
“即便在中共内部，对中原突围的结果看法也并不一致。有人认为中原突围是场失败，但是从大局看，它把国民党方面的中原部队都吸引过去了——它先后共牵制了国民党15个整编师32个旅共约36万人。”朱玉教授说。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牵制，“这些国民党大军无论进攻华东还是华北，都将给中央造成极大的压力”。
在朱玉教授看来，坚持中原，也充分显示了李先念顾全大局的品质。在建国后，传统的军史教育和宣传往往将重点放在那些参加大型歼灭战的部队，而扮演牵制敌人的角色、很少参与歼灭战的中原部队往往成为被忽略者。直到近些年来，它们在整个战役里的作用才被慢慢重视。
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同李先念交谈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当时就是准备牺牲你们的，你们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就是胜利。”为了全国战局，自己一手创办的部队遭受了不少损失，但李先念从未有任何怨言或牢骚。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这也是李先念日后赢得毛泽东长期信赖的原因之一。
“四大名旦”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时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成为被相中的人选之一。
因为住处还没有安排好，李先念暂住在北京饭店。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和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邓小平分别找李先念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当年是陈云推荐李先念到中央工作并任财政部长的。”朱玉教授向本刊记者介绍，陈云与李先念渊源颇深：当年李先念带领西路军余部九死一生到达新疆时，受党中央委派及时赶到、迎接他的正是陈云。全国解放后，李先念在湖北和中南地区工作时，陈云也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李先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的依据是：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比较年轻；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爱学习，爱钻研；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对于自己的新角色，李先念思想准备不足，因而犹豫不决甚至推辞不就。但两位老领导分别跟他讲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
不知道是否因为知道了李先念的犹豫和迟疑，有一天，毛泽东特地打电话叫李先念到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再次说：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
李先念深知自己的弱势，因此他虚心向内行请教，陈云仍是他的第一人选。李先念也常说，“我在军事上的老师是徐（向前）帅，经济上的老师是陈云”。另一方面，李先念也真心实意地向吴波、段云等财政部内的专业人士学习。
“在先念同志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开的工作会通常都会很长，结束得很晚。特别是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关于物价是否上涨，一直争论不休，李先念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得也很热烈。李先念总是让每个人都充分把意见表达完整，他仔细地听。”黄达笑着说。中南海一位负责会议的服务员都有如此总结：陈云开会按时结束，邓小平开会提前结束，李先念开会过时结束。
黄达印象中，李先念工作得很辛苦。他夏天一大早就起床，因为屋子热，工作人员很早就把藤桌藤椅摆在回廊里，成了办公场所。等到7点钟工作人员上班时，李先念已经将文件处理完毕，“工作效率非常高，很少积压文件”。黄达说，工作人员给李先念挑文件，经常是看完了就忘了，“一开会时他却说得清清楚楚，记忆力非常好，数字记得非常清楚”。
在新岗位上，李先念很快就赢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在回忆录里坦率地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1960年，时任古巴国家首任银行行长的切·格瓦拉的访华，毛泽东安排财政部长李先念与他见面，还向格瓦拉介绍：“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他指着李先念风趣地说，“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李先念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回忆，李先念工作非常细致。他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的供销社，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李先念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他于是发文向全国推广这个办法。
李先念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而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都略显特殊的年月里，他所担负的责任也更特殊。黄达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成了李先念最操心的事。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先念，回北京前就打来电话，让黄达等工作人员通知有关人员前来开会，商讨如何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李先念下了车以后直奔办公室，即便自己的家就在隔壁也顾不上。“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非常急迫，都是关于粮食的会。”1960年，全国物价高涨，一个鸡蛋几块钱，远远超出老百姓的负担，李先念决定，包括学生课本、煤油等，与民生相关的18种商品平价供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生之苦。
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对李先念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最形象的一句话是：大到宝钢设备的引进，小到女人头上戴的发卡，几乎都是他一手经办的。
不过，程振声回忆，“经济学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绝承认的身份。196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接见来访的李先念时，称李先念是经济学家。李先念说，我就是位实干家。1977年，李先念接待日本创价学会代表团，他们也称赞李先念掌握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财政，是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李先念很坦诚地说：“我就是做具体事情的。我只读了3年书，后来虽然有机会到延安学习，但一心想打仗，课也听不进去。”1986年，他在与金日成谈及这一点时，类似的意思他又重述一遍。
“所以我们在传记里很尊重老人家生前的意愿，没有称他为‘经济学家’。”程振声告诉本刊记者，“但是他确实是在实干当中摸索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的办法，这也是领导人依靠他来抓财贸工作的原因之一”。
政治之变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事件。此后若干年，诸多当事人从不同角度写了不少回忆文章，而这场运动究竟如何酝酿的、李先念究竟在其中参与程度如何，也是不少文章探讨的话题。
“关于粉碎四人帮事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这样一段话：‘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程振声特地提醒我们重温这句话，他意味深长地说，“别看就这么一句话，它可是经过三四千人反复讨论之后定下来的结论，表明已经弄清了这个历史事实，也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程振声曾在李先念身边做秘书工作10年之久，他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弄清楚李先念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世时，我们曾3次去他家访问过。”此外，华国锋在中央内部会议上曾几次谈及粉碎“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也就此做过发言，传记组的工作人员都查看过当时的会议发言记录，真实的历史过程也渐渐清晰：由于李先念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为华国锋探知叶剑英的态度、进而争取到叶帅支持的一个重要桥梁。
朱玉说，华国锋其实很早就与李先念熟识。当时华国锋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文革”后期，华国锋被调到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一样，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接受组长周恩来的领导。
林彪事件后，华国锋渐渐进入权力中心，华国锋与李先念“经常在一起研究事情，所以接触非常多”，程振声说。在工作接触中，他们进一步明确彼此的立场和态度，“当时，李先念是愿意看到华国锋做代总理的局面的，因为权力最终还是没有落到‘四人帮’手里”。而华国锋对这位老领导也表示了信任和尊重。
程振声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李先念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几个月后，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员工作的是陈锡联，而李先念与陈锡联私交甚好。陈锡联夫人王璇梅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提及，陈、李都是湖北红安人，两人的老家只相距两里路。李先念母亲的前夫姓陈，丈夫去世后又嫁到李家，说起来，与陈锡联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
王璇梅回忆，“文革”期间，李先念会经常叫上陈锡联一家同去，在中南海小礼堂看电影。“我们看电影时，他们就在里面的屋子里谈。”那时同带着家属看电影的，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关系比较好的这几家人每次必到”。与老帅、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李先念，成了一个不能忽视的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李先念与陈锡联一起守灵。有一次，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
本刊记者也曾采访过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他们回忆，当叶剑英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几分钟后，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或许是出于谨慎，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
若干年后，李先念将两人当时的秘会场面做了还原，而程振声忠实地记录下来——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我有一次还专门问过华国锋：在和李先念见面之前，是否找过叶剑英？他的回答是否定的。”程振声告诉本刊记者。3个关键人物取得一致后，开始进一步酝酿具体行动。华国锋在接受程振声的访问时说，与叶帅商量好计划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李先念通电话，李先念对具体的行动计划也是知情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当时全国一片“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包括某些“相当负责的同志”也主张枪毙江青等人，而李先念则对此持否定意见。为此事，李先念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商量，探讨处置方案，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后来他曾回忆说：当时，小平、陈云同志为考虑处置这两个反党集团成员问题几夜未睡好觉，我也是几夜未睡好。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开杀戒。
三朝元老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是‘低调’”，传记组的高敬增教授对本刊记者打趣说。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李先念一直对母亲怀有歉疚之情。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听到消息后，小脚母亲跑了几十里路，赶来看自己的小儿子。那时李先念年轻气盛，又担心母亲安全，还跟母亲发了火，埋怨她跑到战场上来。母子俩在战场上匆匆告别，李先念安慰母亲，不会走得很远，很快就会再回来。
战斗结束后，李先念在行军时，听到大衣口袋里叮咚作响，掏出来一看，是母亲留给他的两块银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真后悔当时不该对她发火。现在我是80岁的人了，想老娘！”60年后，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的李先念，时常会向亲人念叨这一段。
战场告别的两年后，李先念的母亲患食管癌去世，死前，她还念念不忘这个杳无音信的老儿子。李先念的妻子姚泽辉变卖了陪嫁的首饰，掩埋了婆婆，有人逼她再嫁，不同意就来抢亲，她被迫去静山庙当了尼姑。
李先念的二哥陈有元也是农会的发起人之一，李先念非常敬重自己的这位同母异父的哥哥。但是陈有元在肃反中被捕，押往新集受审。部队路过新集时，李先念见一批在押的犯人中有二哥在内，大吃一惊，又不好过问。二哥也发现了他，大声向他喊：“先念兄弟，我犯了错误，对不起你们，你在部队要好好干……”不久，这些肃反对象被无辜杀害，其中包括徐向前的妻子、王树声的妹妹和李先念的二哥，共千余人。李先念是在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而一旦遭批评，为了顾全大局，他也是很诚恳地作检讨，不推上、不推下，是各派眼里的“老好人”。
出生于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看他，多了些亲昵。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们之间也留下不少难得的轻松而亲密的场景。
朱玉告诉本刊记者，李先念曾对他提及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在火车上，李先念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玩牌打发时间，水平不高的李先念经常被搭档总理批评。下了火车，李先念“委屈”地说：“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打牌，你老剋我！”周总理听罢哈哈大笑。
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1935年6月，红一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当时李先念只有26岁，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更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和朱德都留下深刻印象。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全国解放不久，云南王龙云从北京回云南，路过武汉，想见李先念，他说：“毛主席对我说，李先念是我们的青年英雄！”
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六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朱玉说，当年从新疆回来后，李先念从来没有怨言或表示过不满，相反，经常发牢骚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在后来都被秘密处决。
大跃进期间，李先念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在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与张闻天住得很近。他们经常碰在一起交谈，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但没有想到，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
回京后，李先念做了检查。某一天，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谈话。李先念后来曾在很多场合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未起床。他把我叫进去，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就问我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吃惊，就坐起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他不但耐心认真听我讲，还提出一些问题问我，说明我讲的那些实际情况，他都听进去了。他还要我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这次谈话，不仅消除了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怒气，也让他了解到真实的状况。
1966年，周恩来准备让李先念作为代表团一员，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李先念所主管的财贸口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取消他代表团副团长资格。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还说了一句：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有意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句话，也借机向外界传递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这个信息。
因为在中原突围的某些历史，有一段时间，李先念又被写大字报，称他为“大叛徒头子”。毛泽东得知此事，一天晚上让秘书打电话，请李先念去看戏。开演前，毛泽东特意把李先念叫到他身边坐下，并风趣地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他显然是用这样的举动显示了自己对李先念的爱护和信任。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里有他，而没有叶剑英、徐向前和王稼祥，他很吃惊，立即写信，说从资格到能力，他们都比自己强，这样的安排让他睡不着觉。”高敬增教授还提及这样一个细节：1988年，中央动员李先念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就任政协主席一职，李先念也没什么意见。
“李先念为人比较老实，没什么野心，所以最高领导也对他比较放心。”程振声说。周恩来去世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曾讨论过总理的人选，在谈到李先念时，毛泽东的回应是：“是好人，但‘软’了点。”也许正是这个不温不火的“软”保护了李先念。从另一方面，在政界工作的李先念与军界的徐向前，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主席很重视”，这大概也是李先念“不倒”的原因之一。
程振声说，有人说李先念是不倒翁，但实际上，李先念曾在“文革”中两次靠边站，后来也和诸多老帅一起与“文革派”闹翻，上演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他不是没倒过，只不过是没彻底倒，这一点跟叶剑英有点像。”在其身边工作的人看来，李先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斗争策略。程振声说，1974年，李先念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与“文革”派的关系，李先念说：“我对他们是只说不做。”毛泽东回答：“你就敷衍他们。”后来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时，还说过一句话：“人家是敷衍你们！”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乱局中，李先念协助周恩来，竭力将这场运动的影响缩至最小。1975年1月，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2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会议，介绍毛泽东指定的3名副总理人选——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在介绍到李先念时，周总理特地说：“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九一三’以后，甚至更早一点，国务院主要是先念同志在管。‘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从来没有泄气过，一直工作。大字报反对他、打倒他，他还工作。”在传记组看来，这是对李先念在动乱年代工作的高度评价。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曾直接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朱玉回忆，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文革”结束后，在“文革”期间工作的人都受到严厉批评，李先念在湖北意味深长地说：“不要以为在‘文革’中工作过的人日子好过，我们也想被打倒，这样就可以不用动脑筋，也不用想怎么和他们斗争了。”
晚年，邓小平、陈云与李先念3位元老继续在中国政治中发挥他们的作用，朱玉说，这3位元老中，李先念有时也扮演中间人与协调者的角色。
在李先念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印象中，性格温和的李先念，“很少有声色俱厉的时候”。1954年被调到北京后，有关方面安排李先念住在按院胡同。工作人员给房子粉刷一新，又重新加固，院子四周加了电网。“老人家一看真发了脾气，把我和另外一个秘书找去，问这是谁拿的主意，批评我们这样做太脱离群众。”负责房屋维修的是财政部行政处，处长赶来向李先念解释：粉刷廊柱是保护木材的需要，拉铁丝电网则是公安部的统一规定。李先念这才消了气。后来因为工作变化，李先念一家又搬到中南海东华厅，有一次房子需要翻修，黄达问李先念有什么要求，李先念想了一下说：“我爱洗头，你给我安个大脸盆吧！”这是这么多年黄达记得的李先念提出的唯一的要求。
陈云李先念后悔篇(三):陈云李先念等1983年谈西路军问题：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上世纪80年代初，许多学者提出，应当重新对西路军远征问题做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有的学者提出，应当坚持原来基本否定西路军远征的认识。学者们的争论反映到中央，在中央高层也出现了与学者争论相同的两种认识，这引起了历史上与西路军有关的两个中央高级领导人———陈云、李先念的注意。因为当年，李先念是西路军左支队领导人，陈云则是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新疆去迎接李先念所部400多人的领导人。他们都是历史见证人。
那时，陈云和李先念多次一起专门谈论西路军问题。
1981年11月22日，陈云请李先念到家里来谈西路军问题。但这次只是一个开头，没有详细谈。陈云在这次谈话中只提出一个基本看法：西路军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产物。李先念是参加了西路军西征的，过去就曾被扣上过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帽子，他当然希望搞清楚这个问题以还自己一个清白，而陈云则是迎接并安排李先念所部的人，他认为此事是与自己有关的重大事件，自己有生之年，应当负责搞清。在这次谈话中，陈云与李先念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们还认为，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付出了重大牺牲，他们的精神是永存的。
1982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陈云家里开会。在研究决定了一些重要问题后，其他政治局常委都走了，陈云把李先念留了下来，二人主要是谈西路军问题。李先念先介绍说，去年，邓小平批给他看了一篇有关西路军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些新的观点。李先念向陈云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这次谈话之后，李先念按照陈云的意见，搞了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陈云看后认为，光是这个材料，还不充分，应收集当年中央的有关文电稿作为证据。李先念随即安排手下的人收集当年中央有关西路军的文电稿，到1982年底，已经收集到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往还文电稿共29份。这些文电稿充分证明了陈云的观点，即：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不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产物。
1983年初，李先念将收集到的29份历史电报稿送到陈云处，请陈云过目。陈云看到这些文电稿，感慨万千，他钦佩西路军战士们的英勇牺牲精神，也感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蒙受的冤枉，感叹这件事情隔了这么多年才搞清楚，也回忆起当年与李先念一起在新疆的岁月。1月5日，他委托秘书给李先念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李先念，送来的29份电报稿已经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他特意让秘书转告李先念：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之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200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的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陈云的这番话，非常清楚明确地为西路军定了性，等于给西路军平了反。
李先念听秘书转达了陈云的话后，十分感动。他赞佩陈云晚年仍然为平反历史冤案而尽自己的责任，同时也感觉到自己有重大责任。他提起笔来，根据自己的回忆和认识，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并把新收集到的历史文献附上作为历史证据，经过整理后，送陈云同志。陈云把李先念写的材料看了两遍，认为李先念的材料扎实可靠，证据充分，应当作为党的历史的重要文献保留。
九死一生杀入新疆的西路军最后400余人
1983年3月8日，陈云给李先念写信。信中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建议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李先念认为陈云的意见好，想得周到，他就按照陈云的意见，把他写的材料和附件送给邓小平阅，并提出了存中央档案馆的建议。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这样，西路军问题，在中央高层算是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一桩历史公案，在中央算是了结了。
每个人对历史的记忆都是挥之不去的。陈云和李先念到了晚年，总忘不了在新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1983年7月21日，陈云同李先念在谈完国际问题、经济问题之后，又谈起了西路军的问题。两个人共同回忆往事，共同为西路军这桩公案终归有了结论而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