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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薄熙来文革:薄熙来再走文化大革命 惊人一身冷汗
原标题: “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的野心家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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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回应薄熙来案 坚定推进审判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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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网讯】5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习近平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政事儿”注意到，讲话中，习近平三次提到政治野心问题。
谈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时，习近平讲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但有的置若罔闻，搞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一门心思钻营权力；有的明知在换届中组织没有安排他，仍派亲信到处游说拉票，搞非组织活动；有的政治野心不小，扬言“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有的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独立王国”，搞小山头、拉小圈子，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
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决不能回避政治问题时，习近平指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全党必须讲政治，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消弭隐患、杜绝后患。
这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提及政治野心问题。
“政事儿”注意到，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就指出：“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他们热衷干的事目的都是包装自己，找人抬轿子、吹喇叭，为个人营造声势，政治野心很大”。
那么扬言“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的政治野心家都有谁呢？
蒋洁敏
当副省长后“立志”：“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
指出一些人政治野心不小时，习近平表示，这些人扬言“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
“政事儿”发现，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就说过相同的话。据媒体报道，走上青海副省长岗位后，蒋洁敏曾对看望他的老同事放出“豪言”：“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
作为周永康“石油帮”的重要成员，蒋洁敏在石油系统工作多年，公开履历显示，其2000年6月44岁时，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岗位，升任青海副省长，跻身省部级序列。在青海，他工作了近4年，曾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离开青海后，蒋洁敏的仕途不断“进步”，当了两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7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一把手，并于2012年11月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2013年3月走上国资委主任岗位。
国资委主任成为蒋洁敏仕途的最后一站，履新国资委主任半年后，蒋洁敏被查。去年10月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判决书显示：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周永康指使或授意下，违反规定，为他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责任编辑: 潘超 UM005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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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薄熙来文革:文革中薄熙来曾被要求揭发父亲
文革中“黑帮子弟学习班”：薄熙来曾被要求揭发父亲
核心提示：从这个少管所，到后来西城分局的学习班、北京市公安局办的学习班——“黑帮子弟学习班”，刘历远被整整关了两年。他回忆：“不光我一个，叶剑英家的叶选平、叶楚梅和邹家华；贺龙家的两个，贺鹏飞和贺黎明，还有亲侄子贺新州；薄家三个儿子，薄熙勇、薄熙来、薄熙成……一共是56个‘黑帮子弟’，其中(父亲职务)部队最小的是少将，地方最小的是副部长。关我们的目的是每天让我们写材料，揭发我们的父亲，他们怎么把我们培养成修正主义苗子的。”
找不到父亲的儿子
1967年1月，谷牧从西南检查大三线建设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即被建委造反派绑架。随行秘书李灏当然马上报告周总理，第二天总理派人把谷牧营救出来。之后，就被周总理“藏”进中南海。谷家老三刘历元回忆说：“我父亲当地下党的时候曾经化名叫‘刘曼生’，造反派在国民党的特务档案里，翻出一个叫刘曼生的，是天津情报站的站长。解放以后被共产党判了刑，他们就说那个人就是我父亲。”
住进了中南海，无法跟家人见面，谷牧后来告诉孩子们：当时他最惦记的就是几个孩子。老大刘念远去西藏当兵去了，没问题。女儿最小，也没问题。但老二刘会远高中、老三刘历远初中、老四刘宪远才小学六年级，这几个最让人担心。
高考前6天，刘念远放弃高考，去当了兵——他回忆到：“当时周总理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说蒋介石要窜犯大陆，印度也欺负我们受灾。我没有儿子，我送我的侄子当兵，我号召所有的干部都送自己的孩子到前线去锻炼一下。我父亲站起来说，我的儿子高中毕业，我送去！”这样，刘念远就成了军人。
1967年，在西藏当了5年兵后，刘念远第一次回到北京探亲。刘念远回到北京，结果却是找不着爸爸。“我妈妈找到余秋里。余秋里说：5年没见了，怎么能不见呢。”刘念远回忆说，“当时中南海规定不准和子女私自见面，不准通风报信。我在传达室说，我和余主任约好的，西藏军区派来的。他秘书把我接进去了。”
刘念远自然留下来跟父亲还有余秋里一道吃食堂。“正当我们三人吃饭的时候，李先念进来了。我们三人都站起来了，余秋里说报告李副总理，是我让谷牧的儿子来的，违反了纪律。李先念说，这是什么世道，父亲见儿子也违反了纪律，岂有此理。”
回西藏后，刘念远又在西藏的部队呆了10年，1977年调回北京进了总参，后来以少将的身份退休。
“你是革命的后代”
那时，其他孩子的出路何在？老二刘会远后来下了乡。他在家里被妹妹称为“书呆子”，他那一拨同学，都热爱文学，他也不例外。刘会远在“文革”结束后，是当时一出十分轰动的话剧《绝对信号》的编剧之一。现在的刘会远，果然按着他曾经的喜好，成了一名大学老师。老三刘历远也报名去当兵。“去的是保定的38军，是我们国家的精锐部队，到了部队没两天，造反派就发函、来人，说我爸爸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领导跟我说，你先回北京等你爸爸的叛徒和历史帽子摘了，你再回来。我们给你留着军籍，留着军装、牙膏、牙具什么的。果然，两年之后我回来时都给我留着呢。”刘历远说。
虽然当时很不情愿，刘历远也只能回到北京。当时刘历远初中毕业没多久，找不着爸爸，也找不着妈妈，没人能够帮忙，结果也被抓了，被关进了德胜门外的北京市少管所。
从这个少管所，到后来西城分局的学习班、北京市公安局办的学习班——“黑帮子弟学习班”，刘历远被整整关了两年。他回忆：“不光我一个，叶剑英家的叶选平、叶楚梅和邹家华；贺龙家的两个，贺鹏飞和贺黎明，还有亲侄子贺新州；薄家三个儿子，薄熙勇、薄熙来、薄熙成……一共是56个‘黑帮子弟’，其中(父亲职务)部队最小的是少将，地方最小的是副部长。关我们的目的是每天让我们写材料，揭发我们的父亲，他们怎么把我们培养成修正主义苗子的。”
刘历远在少管所及学习班的前一年是不许探视的，后来才允许父母探视了。刘历远告诉记者：“我母亲每个周末都来看我，那天，她趴在我耳朵上说：‘你爸爸来了，他在三道电网外边，你站得高点。’我就站在那个碾玉米的碾子上看。看我爸爸穿着黑呢子大衣，戴着个帽子，围着个围巾，在冰天雪地里来回走路。当时，我爸爸说，‘如果我的儿子是犯人，就跟他断绝关系了。如果不是犯人，早晚有一天他会放出来。这个监狱的门我不能迈进去。’当时我站在那个石碾子上掉眼泪，拿着帽子对着我爸爸挥，我爸爸拿着鸭舌帽跟我挥。我一想起，就难受。他到监狱去看我，去监狱是一种耻辱啊！”
刘历远从少管所放出来，谷牧正好在家里：“我给他鞠了个躬，我说感谢政府的改造，我一定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爸爸一拍桌子：‘什么政府！你是革命的后代！’犯人每天吃饭前都要感谢政府，所以我从监狱里出来说的那些个话啊，我爸爸听着多难受啊。”
接着刘历远也经历过一段下乡生活。当母亲听到部队还给他留着名额时，对刘历远说：“你还是到部队当兵吧。”这样，刘历远又回到了38军。后来，刘历远一直在38军、武警部队工作。最后从公安部边防军大校的职位上退下来。
“我不用你管”
就在刘历远茫然地从部队回到北京之际，他妈妈带着女儿刘燕远去到江西五七干校；随后，1969年，只有15岁的刘宪远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
在那种情形下，刘燕远也非常好强。“当时我在干校表现也挺好的，挑担子别人挑一筐，我能挑两筐，晃悠晃悠的。那些干部都说，这孩子表现还不错，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高中的时候，刘燕远和妈妈终于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上高中的刘燕远，在班里担任团支部书记。“我记得有一次团支部发展新团员，我很晚都没有回家，大概有22点多了。爸爸就找到学校来了，他就是担心我没吃饭。当时我觉得特别丢人！我在那儿组织团支部发展大会，本来是特别庄重的事，他那样，好像一个特别落后的父亲来叫我吃饭，让我很尴尬，我非常生气，就说：‘你回去吧，我不用你管！’当时我爸根本就没能进学校门，隔着铁栏杆，就让我把他给训斥回去了。现在想起来挺后悔的，当时真是不懂事，不理解父亲的爱！”
第三篇薄熙来文革: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
光明网：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
光明网评论员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自此，薄熙来的仕途被划上了句号，所谓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薄熙来的余生如何度过，还有待未来法庭的宣布。
回观薄熙来的政治之旅，其勃其衰，可谓“玩得就是心跳”。作为众所周知的高干子女，薄熙来的人生轨迹与其父辈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人生经历实可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印证。不过，也许正是“吃透”了中国政治的原因，薄熙来并没有从父辈们九死一生的政治波折中汲取教训与经验，当然也更不可能产生具有超越性的政治抱负。
薄熙来此前的仕途，如果不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也堪称是坦途一条，绝对算得上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但是，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政治魅力”，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这种“磊台阶”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政治人格化的过程。
而政治人格化的负面效应之登峰造极，恰恰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之不可取，就在其以人格弱化和替换品格与政格，以人格抽空和虚置制度及其约束，最终借以人格的“魅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由此导致社会大众人格和整个政治结构的“无格”，引发社会政治灾难。按照薄熙来自述，他也是“文化大革命”这种人格化政治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灾难的受害者之一。只不过，他的这个“受害者”之说，不是用来反思、警戒、清算从而超越为害国家和社会的人格化政治，反而成为其构造自己的人格化政治的一个金字招牌。
不可否认，薄熙来的从政背景坚实，个人形象上乘，可谓风流倜傥，洒脱自如。但是，薄熙来把所有这些都用来构筑他曾因其受害的人格化政治上来，希冀重拾那个给中国带来空前灾难的老套政治模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然，这一次，在他的治下，他摆脱了受害者的地位，反以此来加害别人，为害社会。
薄熙来在其所辖范围，实行“一言堂”统治，说一不二，一言九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所在的官场，只允许他一个人的魅力存在，其他人在其眼中都是家丁，尽是蝼蚁。薄熙来设计打造自己的魅力形象，鼓励放任那些肉麻地吹嘘和“歌颂”自己的文字和歌曲，但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言词甚至哪怕仅仅是表示，都要以其不被监督和限制的权力，动用专政的力量给予最严厉的打击。《薄熙来之歌》的诞生和扩散，反感薄熙来并有所表示的人所受到的非人道迫害，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毫无疑问，无以制约的权力是薄熙来崛起于政坛、跌落于政坛的根本原因之一。此正所谓“成也权力，败也权力”。他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权力，利用权力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而就是这样一个龌龊至极的人，在公众面前却是满腹治国经、满口漂亮话的正人君子。这样的人能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一路上行，真是让已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这茬罪的人们惊出了不止一身冷汗！
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