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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比尔·波特]比尔·波特：“写完这本书，我就可以去死了”
比尔·波特在彩云之南、丝绸之路时，途经麦积山、嘉峪关古长城、塔什库尔干等著名地标，并和当地居民留下了珍贵的影像画面。
精短的白发、蓬松的白胡子，一身运动装，坐在衡山宾馆斜对过咖啡馆内的比尔?波特颇有几分“云游高人”的意味。“按计划，我不应该出现在上海。”他一边吃面包一边说。最近他回来了。“我要再爬霞幕山，随后去杭州看林逋、绍兴看陆游，最后到天台山，寻找寒山的踪迹。”这个落脚点是特意挑选的——寒山是比尔?波特的偶像，《寒山诗集》是他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作品。
美国人比尔·波特已经写了15本书，正在写一本书，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关于中国。他是最早注意到“终南山隐士”的人，是较早走过丝绸之路的当代外国人，更是一位“修行人”。近期，他携《丝绸之路》和《彩云之南》的中译本现身沪上，并进行一场“诗歌之旅”。
文 唐骋华 图 受访者提供
寒山
1970年波特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并取得奖学金。该奖学金要求学第二语言，他选了中文，“之前我读过一点禅学，觉得有道理。”
每周五天、每天早晨8点到12点学习中文，从“我的名字是……”“我从哪里来”起步，到简单对话、讲故事，逐渐进入汉语的世界。翌年学文言文，难度提升，他却顺风顺水，老子孔子、唐诗宋词都读得很畅快，“好像我前一辈子是中国人”。同时，他到唐人街学打坐，对“修行的方法”日益感兴趣。
1972年，波特决定放弃奖学金、学位，跑到中国台湾领受中华文化。“家人很不理解，但还是帮我买了张飞机票。”
他先住高雄佛光山，但感觉“太热闹”，又搬到海明寺居住。其间，方丈送了他一本寒山诗集。寒山（约691-793），唐代诗僧，隐居浙东天台山，以白话作诗，内容涵盖儒、道、释。晨钟暮鼓里，捧读这位被中国人遗忘的诗人，波特倍觉兴奋：“他幽默、喜欢笑，鼓励别人，擅长描写大自然，太好了。”他尤爱寒山笔下的月亮，说“那代表了他的心”。
经过潜心翻译，1977年波特用“赤松”作笔名出版了《寒山诗集》英译本，收录300多首诗。此前，寒山的诗作已零星传入欧美，并影响了“垮掉的一代”“嬉皮士运动”，波特的翻译则激起了更大的热情，也奠定了他“汉学家”的声名。
不过谈及旧作他耸耸肩、摆摆手，“从前我只能翻译语言，现在才能翻译精神。”确实，三十多年来波特陆续翻译过《石屋山居诗集》《金刚经》《六祖坛经》，将屈原、李白、苏东坡等引介给欧美读者，又撰写《空谷幽兰》《禅的行囊》《丝绸之路》《彩云之南》等书，中华文化的精神体会得越来越深刻。
台北
翻译《寒山诗集》之际的波特绝非清心寡欲。
在海明寺住久了，方丈曾对他说：“你该出家了。”波特遂琢磨着“逃走”。他虽注重禅修，可还没到看破红尘的地步。1977年秋，波特入台北的中国文化学院进修中国哲学，相识了一个女孩子，祖籍上海浦东。为了爱情，他“还俗”跑到阳明山顶的竹子湖。《寒山诗集》和《石屋山居诗集》的翻译就是在湖畔农舍里定稿的。
但彼时，女孩父母反对两人谈恋爱，理由是，这老美太吊儿郎当，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后来波特发现，这类批判伴随了自己大半辈子，从岳父岳母到妻子再到儿女。
起初，他靠晚上给人补习英文谋生，1980年起做英文广播员，电台就在半山腰。每天早晨5点，他抵达电台，浏览当天的中文报纸，选择新闻并翻译，7点半准时开播。9点，打电话给各报社，了解最新动态。他播报了整整六年。
由于兼做记者，波特经常下山到台北市区转悠，找合适的采访者。“要说英语，在1980年代可不太好找。”他常去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馆，在那儿结识了不少作家、诗人、艺术家。
明星咖啡馆创建于1949年，经营俄式餐点和饮品，据说，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偏爱这家的俄罗斯软糖。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人聚集于此办文学沙龙，白先勇、陈映真、陈若曦、三毛、黄春明等皆频繁出入。诗人周梦蝶则在门口摆起小书摊，专卖文史哲，成为台北街头的经典场景。
“我认识周梦蝶，每次去他都在，很和气，也喜欢开玩笑。我还记得他的书摊上有一本线装的寒山诗集，是明代版的。”波特说。学习打坐后，周梦蝶才变得寡言少语。
1989年明星咖啡馆歇业，2004年5月重开业，风格延续往日。如今只要到台北，波特必回此处，点上咖啡、糕点，看街景。“上世纪70年代，透过二楼的窗户能俯瞰全台北，80年代不行了，现在又看得见了，说明污染得到控制，空气改善，我十分欣慰。”算起来，他居住台北十多年，作为观察者则有三十余年，亲历了这座城市的变迁，例如，从“男人不准留长发”到遍地“伪娘”。
隐士
明星咖啡馆歇业的同一年，波特首度探访大陆。翻译《寒山诗集》时他就很好奇：中国究竟还有没有这样的“隐士”？尽管身边人都否定，他仍不死心。1989年，机会来了。
在北京参观广济寺时净慧法师告诉他，终南山附近有隐居者，不过多藏身深山，不好找。法师劝波特别着急。然而波特第二天就坐火车赴西安，一出火车站，他打了辆出租车直扑终南山。“我让车停在山脚下，告诉司机，3天后来接我。”
恰逢人间四月天，春暖花开，波特于山间行走、攀爬，寻找到一个又一个隐士，据估算达数百人。胡子拉碴的他也令隐士惊讶：他们从未见过外国人，何况他中文那么流利。波特与隐士们相处了三个月，喝茶、吃面条、住茅棚、打坐、同睡一张炕。他拎着台大录音机，录制了许多磁带。回台湾后开始写稿，感觉材料还不够，又进山采访了两个多月。
1990年《空谷幽兰》问世。和之后的《禅的行囊》《丝绸之路》《彩云之南》等一样，书名都是他自个儿起的，很带些唐代诗人王维的禅味。
在西方，《空谷幽兰》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特别是经美国诗人、“垮掉一代”代表人物盖瑞·施耐德推荐，很多人对“中国隐士”的生活产生了浓厚兴趣。中译本迟至2001年才出版，影响力逐渐扩大。2012年初，西安市民张剑峰受该书启发，多次进山寻访，引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一时间，“终南山隐士”成为舆论热点。
此时，波特已“混迹”大陆二十多载，从南到北、由东往西，跨大江、越大山、穿隔壁，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此次他来华携带的三部中译本——《黄河之旅》《丝绸之路》和《彩云之南》，即是在探访终南山隐士后相继完成的。
行走
1991年，波特原供职的那家广播电台的老板移居香港，请他负责一档每天两分钟的节目。波特想了想，提出一项策划：当时来内地的港台人士主要是做生意，较少关注风土人情，他何不填补空白，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呢？老板同意了，并提供资助。
首行为黄河之旅，计划从河口走到源头。“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一直到宋朝，那一带都是其中心地区。我要走遍黄河流域，了解成就了如此伟大文明的事件、人物和景观。”
节目播出后大受欢迎，翌年秋，波特走上了“丝绸之路”。此行对他个人有重大意义。“我们从中国的古都长安出发，横穿整个中亚，抵达印度西北部的古都塔克西拉。两千年前，佛教正是从这里启程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因此，即便经历了“漫天的风沙和炙人的热浪”，即便彼时的交通、住宿常令他抓狂，但多年以后，诸多场景仍历历在目、津津乐道。
前些年，波特屡次以导游身份行走于中国西北，“都是四五个人的小团体，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看了《丝绸之路》主动找我带队，希望深度了解某个地方的历史、艺术、风俗。”不过，波特并无开旅行社的念头，至于商机，这位美国隐士从没考虑过。
1993年，波特由广东至广西，经贵州入云南，探访了当地的少数民族。这回，他的人类学训练派上了大用场。“晚上我住村寨里，和他们聊天，记录他们的故事、神话、歌词和历史。”
可想而知，这样的内容吸引了大量听众。波特在香港做了两年广播，又勤奋写书，总算攒够了首付——他和太太在西雅图附近的小镇上买了套房子，并把儿女送往美国读书。
起点
这或许是波特赚的最大一笔钱，因为选择“云游四方”，无固定工作，他的日子至今过得紧巴巴。“我一个月需要1500美元，而退休金只有700美元，剩下的全靠版税。”每次来中国，他都买打折机票，住普通宾馆或旅社。自从电子书兴起，近两年，他的收入提高三成。
不过对金钱，波特始终保持着不甚关心的态度。他的解释是：打小就看破红尘。
原来，幼年时波特家境富裕，父亲有权有势，常有人登门拜访。“他们对我很好，送我礼物、玩具。可小孩子看人很清楚，我知道他们戴着面具，目的是奉承我父亲，得到钱、得到权力。”12岁那年父亲破产，家道中落，波特反而感到很快乐。
波特的青春期，适逢“嬉皮士运动”风起云涌。嬉皮士不追求物质财富，提倡简单、质朴、随性的生活方式，强调个性和心灵自由。东方文化恰好契合这些主张，受年轻人追捧。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波特接触、学习中华文化，来到中国修行。“缘分呢”，他笑言。
有意思的是，无论在港台抑或大陆，他的这种生活态度都被归结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他倒不在乎，继续年年来上海，从这儿走向中国腹地。
2012年8月29日，69岁的比尔·波特沿着黄河、长江，寻访36位古代诗人的足迹，包括曹植、阮籍、陈子昂、李白、杜甫、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白居易等。他带着“美国最好的酒”——用玉米酿制的波旁威士忌，每到一位诗人的墓地，就往坟头放一杯酒。“古代诗人特别爱喝酒，我想，他们会喜欢我的威士忌。”
终点站选在天台山，那是寒山隐居并终老的处所，也是波特的一次昭示：他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写完这本书，我就可以去死了。哈哈哈！”
修行在心里
历程Course
2012年8月，波特打算以36位中国古代诗人为对象写本书，为此，他从孔子的故乡曲阜出发，到济南（李清照），往西安（白居易），经成都（杜甫、贾岛），赴湖北（孟浩然）、湖南（屈原），并一路走到南方，陶醉于陶渊明、谢灵运的山水之中。不料今年3月在湖州霞幕山探访时不慎摔伤，腿骨植入十余枚钢钉，只能返美养伤。
Q:生活周刊
A:波特
Q:在中国，寒山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在欧美国家很受追捧，为什么？
A:寒山写的诗是白话文，比较容易懂，李白、杜甫的诗不配注解，外国人看不懂。当然，盖瑞·施耐德的推荐也很有影响。在加州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中文教授向他介绍寒山，后来他自己翻译过一些，他的朋友又写了本关于寒山的书。于是，寒山对垮掉的一代、嬉皮士运动都产生了影响，甚至可以说，寒山成了他们的英雄。
Q:你自己呢，喜欢寒山什么？
A:他的诗简单而富有禅意，他幽默、喜欢笑，鼓励别人，擅长描写大自然。这些都很吸引我。
Q:那时你用“赤松”做笔名，请解释下。
A: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广告，叫什么“黑松汽水”，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但黑色不是很好，我喜欢红色，就取名叫“赤松”。过了几年，我发现道家讲上古有位赤松子，啊呀，那真是缘分啊。
Q:《空谷幽兰》反响热烈，之前你想到过吗？
A:没有。我很惊奇，在美国很多大学的图书馆能看到这本书，而且我去演讲，听众中既有学者、大学生，也有普通的社区居民。他们兴趣盎然。我想，他们羡慕这些隐士，因为隐士们做了我们虽梦想而没勇气做的事情。
Q:你对中国隐士的印象是什么？
A:很清贫，但他们的微笑，使我觉得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其实隐士没有什么思想，他们讲话的内容就是关于吃的，“吃什么？”“你吃了没有？”我们在大学很容易讲观念，但修行人不要观念。观念制造了很多麻烦，他们是看破了这些的。
Q:不过你并没有做纯粹的隐士。
A:我要养家糊口（笑）。修行未必要做隐士，修行是在心里面的。另外，我翻译《心经》《金刚经》，翻译李白、杜甫也是修行，一边翻译一边学习，可以说他们就是我的师傅。我不是鲜花，我是野草。
Q:中国文化最吸引你的是？
A:Heart and Mind。虽然生活方式变了，但中国人的精神从未改变，中国的诗歌都保存了下来。
Q:你的孩子读你的书吗？
A:从前完全没兴趣，可能受他们母亲影响，总觉得他们的爸爸不务正业。但最近几年，态度有所改观。他们发现，很多人喜欢我的书，常常有陌生人打来电话、寄信给我，甚至敲我们家门。他们觉得，啊，原来爸爸做的事是有意义的。
篇二:[比尔·波特]比尔·波特：空谷幽兰
【内容】
空谷幽兰，常用来比喻品行高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隐士这个独特的群体中就汇聚了许多这样的高洁之士，而今这些人是否还存在于中国广袤的国土之上？这是一直在困扰着比尔·波特的问题。因此，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亲自来到中国寻找隐士文化的传统与历史踪迹，并探访了散居于各地的隐修者……
《空谷幽兰》作者比尔·波特1972年去往台湾。在一个佛教寺庙里生活了三年。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天亮前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我就读书。
三年后，他离开寺庙，隐居在一个山村里，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但最终，他决定自己亲自去寻访中国隐士，即使岁月流迁，他根本无法预知自己是否能够找到他们。或这种与宗教联结的生活方式是否存在。1989年，他找来自己的朋友，摄影师史蒂芬，两个人一起踏上去往终南山的路途。
后来他写了一本书。《空谷幽兰》。翻译出版是2001年，印了四千册。曾在一本先锋杂志上见到封面。是路途中拍下的照片。作者拄着登山的拐杖，穿蓝布衬衣，摄影师戴斗笠，身上斜背着包袋。两个对东方文化充满激情的成年美国男人。旁边站着年轻的和尚，路途装束，光头，浓黑的眉，左手手腕上绑着白毛巾。他们似正经过峻峭山顶的灌木丛，背后是尖耸的山峰和浓雾。
【作者】
比尔·波特，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人。服兵役以后去加州大学读人类学，1970年~1972年，比尔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从1972年用奖学金从美国去台湾佛光山定居，1991年在香港的一个广播电台工作，他一直生活在台湾和香港，经常在中国大陆旅行，并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文物的书籍和游记，翻译过佛学经典《楞伽经》《菩提达摩禅法》，诗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翻译过王维、韦应物的诗作，曾在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比尔波特（BillPorter）说他最早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期间，他接触了一些中国的佛道经典，深感其中的微言大义，于是开始苦读中文。两年后，他中断了学业，搬到台湾，在寺庙里过起暮鼓晨钟的简单生活：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直到他结识了做庄子研究的中国女友——后来的妻子后，才离开寺庙，隐居在竹子湖边的一个家舍里，以“赤松”的笔名翻译出版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等英文著作，并萌生了探访传说中的隐士的念头。
一开始，对于是否还能在中国找到山林隐士，比尔波特心里并没有谱，他说，在他动身前往中国大陆寻访隐士前两个星期，台湾的一位官员还告诉他，别浪费时间了，大陆现在连和尚都没有，哪有隐士？（1989年比尔波特为ICRT采访马英九时马所述，援引比尔波特《禅的行囊》第258页，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10月）但他不信，非要实地察看。1989年，他邀约上自己的朋友，一位摄影师史蒂芬，踏上了终南山探访之旅。那些摄于幽谷悬崖中的照片记录了此行的艰难：古老破败的寺庙与道观、万丈深渊和铁链。而比尔波特也用自己的笔详细记录下他与隐士们的交流，以及他所看到的隐士们的生活现状。
【文摘】
如果人静，那么他们在哪里都能静下来；如果人不静，那么他们就是在这里也静不下来。什么事情都取决于你自己。经中说“离相即佛”。我们都有佛性。你必须修行，然后才能觉悟到你的真性、你本来的面目。
【书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 / 作者: 梦亦非
“隐士”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词，中国人已经不相信还有什么隐士存在，但天真的老外却对此不死心，比尔·波特便是不死心的一位，在上世纪一九八九年左右来到中国大陆寻找隐士，其过程写下来，便是《空谷幽兰》一书。
比尔·波特在1972年离开美国来到台湾，在一座寺院中生活，他这样描述：“天亮之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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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比尔·波特对隐士这种生活方式感兴趣的原因是他的生活与他对隐士的想象，他这样想：“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瞑之时的片刻小憩。”隐士在中国可以分为自觉的隐士、自发的隐士。自觉的隐士是离开城市或人群，到幽静之处筑居下来，过一种物质上最简单的心灵生活，他们又分为几种，一种是许由、务光、陶潜这类不想过公众生活而逃避者，尧要禅让天下于许由，劝了半天，被许由毫不客气地嘲笑了一把，许由更行为艺术的是，他干脆去河边洗耳朵，要“清除”这席谈话的残留。舜要禅让天下给善卷，善卷也推辞了一翻，逃入山中去躲起来。而陶潜则是不耐烦公务，回家种地喝酒看菊花就算了。另一种是王维这种大官，公务之余到山中弄个别墅，过过隐士瘾，但隐士也当得像模像样，“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这算是比较风流型的隐士。再有一种是修道之人，道士与和尚。自发的隐士要算生活在僻远小村子里的农民，他们是天生为隐士，虽然他们也许不会体会到隐居之乐，但客观上讲他们也算隐士。
比尔·波特到中国的神农架、秦岭等地寻访隐士，主要是去秦峰，中国古代的隐士主要隐居在这里，终南山，指的是秦岭的一部分。波特在这里碰到的主要是修道者，道士与僧人，因为山上总有一些小观小庙，里面住着一些不喜欢呆在大修道院里的修行者，有些人五十年不下山，有些人活了近百岁。这些修行者与波特交谈的内容主要是生活方式，自己的经历，对道的理解。有些人的理解简单而透彻。
有个叫宝胜的和尚讲：“真修行的人太少了。至于我自己，我不怎么修行。我晚上打坐，白天干杂活儿。我只是在照管这座庙。”这是得道之人所说的话。
陈世杰道长这样谈修道：“当人们努力去寻找道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道。他们混淆了有和无，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修德（美德，精神力量），德包括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我们的想法。真正的德导致真正的道。但是大多数人修的不是真正的德。他们修炼的是神通和心念，于是我们以为他们得道了。但是他们错了。修习真正的德不是要去掉所有的神通和念头，像一个婴儿一样，无看而看，无听而听，无知而知。首先你要修德，道自然就来了。”这是我听过最好也最透彻的对修道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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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也有隐居这种生活方式，虽然隐居者不能算是典型的隐士。美国自然文学的作者们都是隐士，或当过隐士，比如梭罗、惠特曼、巴勒斯、缪尔、奥斯汀、艾比、迪拉德等等。
女作家奥斯汀与丈夫在欧文斯河谷住下来，后来离婚，但她却创造了一种生活，一种与土地和沙漠接壤的生活，写下来就是《少雨的土地》一书。书中的看法是：现代人应该放弃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以平等的身份去接近自然，经历自然，融于自然。1971年女作家迪拉德隐居，她选择了弗吉尼亚州蓝山的汀克溪畔。那时依山傍水而物种众多，她在那里度过了四季，将观察与事情都写入日历，就是著名的《汀克溪的朝圣者》。至于梭罗的瓦尔登湖隐居与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则方为人知了。
最出名的是巴勒斯的“山间石屋”，1873年，他在哈德逊河西岸购置了一个九英亩的果园农场，亲自在那修建了了一幢石屋，称之为“河畔小屋”，两年后再在距此两英里上的山间盖了一所“山间石屋”。他一生中的后四十八年几乎都是在这两种贴近自然的乡间度过，既是作家又是农夫，写作了《新鲜的土地》、《日光》、《自然之道》、《鸟与树》、《叶与蔓》等著作。惠特曼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巴勒斯掌握了一门真正的艺术——那种不去刻意追求，顺其自然的成功艺术。”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发明家爱迪生、汽车大王福特、诗人惠特曼均来过他的“山间石屋”做客。“山间石屋”几乎成了十九世纪美国然文学的象征符号。巴勒斯去世后，美国设立了巴勒斯纪念协会，“山间石屋”被作为国家历史遗产受到保护。在美国，有十一所学校以巴勒斯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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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与隐士与西方隐士有相似，亦有所区别。
相似之处在于对繁华尘世的厌倦，不喜欢过社交过于频繁、打理杂事的生活；此外，都热爱山水、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生活与修身之道，这个自然不仅是作为对象的大自然，也是“自己本来这样”的自然，自然运行之道。这些隐士们心都很安静，所需要生活物资极少。用比尔·波特在书中的开篇来说，是这样的：“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区别之处在于，西方当代的隐士们不拒绝名声，他们往往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并利用这些声誉去做影响社会的公益性事业。比如爱默生、巴勒斯、利奥波德等等；这些隐士们会把自己的隐居生活写成书籍，这就是“自然文学”，美北的自然文学最为出色，完全可以与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学相媲美。在美国，“自然文学”是最悠久的文化传统，美国人开始踏上北美大陆时就开始了，所以我才有这些著名的自然文学名著可读：《瓦尔登湖》、《醒来的森林》、《夏日走过山间》、《沙郡年鉴》……而中国的隐士们极少写作，留下作品最多的是陶潜，他的诗构成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暗流。但中国的隐士们不喜欢名声，认为被人知道、认识不是什么好事情，所以他们拒绝做官，拒绝人们的吹捧。典型的是韩康，2世纪时他住在长灞陵一带采药为生。他在长安卖药，言不二价，这样过了三十多年，有一天一位美女来向他买药，他不愿意讨价还价，美女火了：“言不二价，你以为你是谁？韩康啊？！”韩康叹息道：“我一直想保持默默无闻，但现在连年轻姑娘都知道我的名字，卖草药还有什么用吗？”他回到灞陵，再也不去长安了。桓帝派人带车去请他到洛阳作官，第二天当特使还在睡觉时，韩康驾着他的牛车离开，消失在终南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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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隐士越来越困难了。
困难之处在于，一、环境不允许。现在的名山都被砍伐得差不多了，没砍伐的都变成了名胜风景区，山林被分为：林场与风景区。再也不存在以前那种人迹罕至的地方了。而流水，或者被农药化肥污染或者被工业污染，鱼被电死药死，水不能濯缨濯足。这就是我们的自然，自然之皮不存，隐居之毛焉附？二、社会不允许。你要做隐士，意味着你没有足够的开支，意味着人们认为你是个不合时宜者，是失败者，不是成功人士。三、我们的内心不允许。我们太想做成功者，太想拥有房子、车子、票子、位子……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累人但体面的生活。
隐居是一种“奢侈的清贫”。这种清贫不是缺少的清贫，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省略，是万千繁华只取一朵的审美，是回归内心宁静的智慧。是一种用减法甚至除法去过的生活。它的奢侈在于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对凡人而言欲望在增加而不是减少。所以这种隐居的清贫不是贫匮，不是缺少，而是减少，所以，它奢侈，它难得。
在比尔·波特的书中，一个叫彻慧的女尼这样说：“需要的菜我都自己种，整个冬天光吃土豆。夏天，我每天都在菜园子里劳动。通常总有东西可吃。如果没有，我也不急。”
这就是奢侈的清贫。
篇三:[比尔·波特]比尔·波特：在中国旅行就像穿行历史中
在隐士身上学到快乐，把陶渊明当成英雄
比尔·波特：在中国旅行就像穿行历史中
本刊记者 凌云 《 环球人物 》（2014年第6期）
70岁的比尔·波特（下文称波特）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样子似乎也和一般的美国人不太像，随身总用一个布囊装东西，像中国古代的僧侣道士那样。这个习惯是他从年轻时就养成的——上世纪70年代，当其他美国同龄人留着长发，穿着奇装异服，听摇滚，参加各种示威与抗议时，波特却到了台湾，隐居在一个寺庙中，过着清苦的修行生活。
1989年，波特第一次前往终南山，之后在中国大陆行走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他把每一次行走都记录成书，《空谷幽兰》《禅的行囊》《黄河之旅》……这个大胡子的美国人，像一个好奇的孩子，在五千年历史的余晖中翻找那些精彩的片断，随手串成迷人的珠链。
波特有禅者的心，行者的脚，还有一双记者的眼睛。他所行走和记录的地方，都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液，都饱含着那些已经被我们自己遗忘、但在一个外国人眼里却非常优秀的文化基因。
不久前，波特的新书《丝绸之路》 《彩云之南》出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联系到身在美国的他。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话如同他的书，有种独特气质——开卷行云流水，掩卷回味悠长。
在唐人街结识大师
在波特眼里，20多年的中国行走，始终是一次“迟来了1000年”的穿越与惊喜。他与中国的一切，都是“缘分”。而他的人生，更像是一场戏剧。
波特出生在一个相当传奇的美国家庭，他的父亲靠抢银行起家，奇迹般地逃掉罪责混入了上流社会。波特小时候读的是美国名校，室友的父亲上过《时代》周刊封面，同学的母亲中不乏好莱坞大明星。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波特却没有对金钱、名利顶礼膜拜，反而厌恶起金钱来。“有钱的生活，不一定是快乐的生活。钱太多，是一种负担。”直到现在，波特仍然这样说。
所以，父母离婚时，家里的资产大部分耗在了高额诉讼费上，父亲破产了，波特却如释重负，甚至觉得快乐。告别了贵族式的生活后，波特一个人闯荡，当了3年兵，之后考上大学。
1970年，26岁的他从加州大学本科毕业后，希望到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人类学。但他没有钱。哥大那时有个语言研究奖学金，如果选择学一门“不同寻常”的语言，就能得到大笔资助。波特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中文”。因为他刚看了一本讲禅宗的书，很喜欢禅的哲理。就这样，波特得到了4年的奖学金，来到了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哥大。
在纽约唐人街，波特还有一段经历堪称奇遇。他偶然认识了一个来自五台山的出家人。“每个周末，我都去乡下，和他一起坐禅、冥想。”这位不起眼的出家人，正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寿冶法师，他曾刺舌血写了一部《华严经》，足迹遍及中国的佛教名山圣地，还到南洋等地弘扬佛法，后定居美国。
这个情节就如同初入武林的傻小子碰到了世外高人，在寿冶处学了一年多以后，波特就觉得学禅比读书更有意思，于是，他从哥大退学，1972年去了台湾。“我给佛光山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去学佛。他们说‘欢迎’。我就去了。”在佛光山住了一年，波特觉得那里游客太多，就去了一个小寺院海明禅寺，待了两年。
波特曾如此描述自己的修行生活：“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腿太痛了，我就读书。”海明禅寺的悟明法师对波特很好，希望点化他出家。波特却不想真的当和尚，于是再次离开，在阳明山顶的竹湖边租下农舍，住了14年，翻译诗歌，习禅。
波特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唐代诗僧寒山的诗集。就在他如痴如醉翻译唐诗的期间，遇到日后的妻子。“她比我小7岁，父母来自上海，她毕业于阳明山文化大学。我们决定结婚。婚后，我需要钱，于是去了台北一个英语电台工作，每天把中文报纸的内容翻译成英文播出，周末也做些采访。后来，我老板去香港，要我一起去。于是我又去了香港，在那里做了两年记者，制作中国的文化新闻、旅行故事等。因为工作，要亲自去大陆旅行、采访。这就是《空谷幽兰》《黄河之旅》《彩云之南》《丝绸之路》等书的由来。1993年，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美国，这样他们可以学英语。此后我就一直住在美国，写书、译诗，翻译佛经。”说起自己的经历，波特就像讲述一部长篇小说的浓缩版，寥寥数语，轻描淡写地带过。在他看来，聊中国文化和在中国的旅行，显然要更有意思。
不喜欢坐着旅游车，跟着一大批人参观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中国的每一次旅行似乎不只是随处看看，凭吊文化遗迹，而是有一个主题？
波特：的确如此。我最早是在1989年来到中国大陆，花了半年时间，先后三次在终南山、武夷山探寻隐士，那次的经历写成了《空谷幽兰》，当中国隐士的故事被西方看到之后，大家都很感兴趣。这让我有了更大的动力。
1991年，因为要给电台做一个240期的节目，我开始了新的旅行，从香港启程，途经上海，再到山东。因为黄河入海口在山东，我要逆流而上追溯至源头，探索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这就是后来的《黄河之旅》。
新出的《丝绸之路》《彩云之南》都源于我1992年的旅行。走丝绸之路时，我们就像古代的玄奘一样，从西安出发，一路经过兰州、武威、敦煌……一步步向前，一直到伊斯兰堡。在西南边陲，则是从梧州出发，途经阳朔，在云贵高原上探访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
2006年春天，我还进行过一次穿越中国中心地带的旅行，是为了重寻禅宗。我想介绍禅的历史，从初祖到六祖。我每天都把旅行过程中重要的事记录下来，一路介绍禅宗的历史和背景。这本书叫做《禅的行囊》。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好几本游记中，都表示对中国那些所谓的名胜古迹不感兴趣？
波特：我不喜欢坐着旅游车，跟着一大批人参观。比如到曲阜，我不会去参观拥挤的孔庙，而是会去孔子的出生地尼山看一看，找一找孔子读书、讲学的旧地。我还会专程去找李白和杜甫最后一次见面的石门山，一边观景，一边想象这两个伟大的诗人如何见面。在这些地方，你会感受到你是真正在和古人对话。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中国旅行中遇到的最有趣的人是谁？
波特：我想是那些隐士。我经常告诉别人，我在中国遇到的一些人一无所有，在山中修习冥想，却是我遇到的最快乐的人。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中国读者都是您的“粉丝”，在您看来，中国人能从您的书里读到什么？
波特：人们喜欢这些书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并非学者，并非对中国了解很多，而是问道于中国，并想把我所学所看与人分享。我以一种清晰、坦率的方式写作。也许在中国，人们已许久不如此写作，所以中国人喜欢这样的书。
我欣赏中国文化，对我来说在中国旅行，宛如穿行于历史之中。去云贵地区，让我看到了500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和少数民族交谈，我听到与汉族同样的民间故事，比如女娲、伏羲等。我去了中国大部分地方，唯一没去的是东北，因为那里没有太多的历史遗迹。
环球人物杂志：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作为一个经常在这片土地上行走的外国人，这种变化是否也影响到您？
波特：我在香港做了多年记者，虽然学佛，却不是对世事一无所知。十几年前，在西安兵马俑，我会买假教师证来享受与中国人同样的票价；火车拥挤不堪，为了上厕所，我经常得备一把尖嘴钳，偷偷撬开列车员专用厕所；还曾经因为误入了军事区，被警察抓起来盘问过。不得已或不方便的地方有很多。
现在来中国旅行的食宿条件已经改善了太多，外国人也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是最大的变化。而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点也在变化。过去，我的朋友总会问起到中国旅行的政治禁忌，如今则会向我打听有什么地方更值得一去。
儒释道是通往和谐、安宁、幸福的三道门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用比尔·波特的真名写游记，您还以“赤松”的笔名翻译了很多中国典籍。
波特：是的。我翻译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等14本书。寒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中国诗人。我觉得他的诗是非常美妙的作品，简单、易懂，坦率地谈论人生，这吸引我开始翻译中国诗歌。我可以和西方人分享中国智慧，寒山是为我打开这扇门的人。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最喜欢的中国古代诗人是谁？
波特：是陶渊明，不仅因为他的诗歌，而且因为他的生活之道。很多诗人的诗歌很优美，生活却不美满。陶渊明则是诗歌与人生皆美满。他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多次去过他的故居，向他致敬。他晚年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的村落内，不是在山中隐居，这与寒山不同。我欣赏陶渊明的生活方式，他生活在社会之中，但依旧保持宁静。
环球人物杂志：您习禅多年，何为禅？成为佛家弟子意味着什么？
波特：习禅与学佛其实是一回事，你必须诚实对待自己。看清你的人生，你的思想，这是修习佛教任何一个法门的共通之处。你不能自己欺骗自己。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道家呢？
波特：我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宗教文化时常说，中国的儒释道是通往和谐、安宁、幸福的三道门。儒家走的是社会和谐，道家走的是身心和谐，佛家走的是思想和谐。我走的是佛家之门，不是道家。其实，我们被不同的门所吸引，走进去却发现是在同一间和谐之屋内。起初修习的时候，它们看起来不同，但实质并无不同。只是我们不能同时走三道门，只能选择一道。
环球人物杂志：能说说您的生活之道吗？
波特：我每天早上7点左右起床，冥想半小时到一小时，早饭后在电脑边工作到12点左右，主要是翻译诗歌和佛经。然后去散步。我住在海边的山上，下山到海滩散步，再从另一边上山，大概走45分钟。回去后冲个澡，吃午餐，再小睡半小时。起来后工作到下午5点，我妻子开始做晚餐。晚上我一般9点上床，10点就算很晚了。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不外出吃饭，不看电影，不去别人家做客。
环球人物杂志：据说您是素食者，对吗？
波特：不，我什么都吃。我结婚前是个素食者，但我岳母要我吃肉。如果我一个人生活，我会选择素食，但是现在就不方便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如何与家人分享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心得？
波特：我妻子在台北电信局工作多年，12年前退休。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31岁，在一个百货公司卖化妆品。女儿27岁，是个服装设计师。他们的母语都是中文，当然也会讲英语。
我的孩子从来不看我的书。他们不感兴趣。我也不在意。我不想勉强他们。随着他们年龄增长，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感兴趣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近几年一直在寻访古代诗人的故居、墓地等。听说去年3月在湖州霞幕山您不幸摔伤，腿里打了10多枚钢钉，但6个月后又回到中国，为什么行程这么赶？
波特：因为我打算撰写一部主题为“寻人不遇”的游记，写写我最爱的中国古代诗歌，诗人的遗迹太多了。
环球人物杂志：为探访一位古代诗人的墓忍受这么大的痛苦，是否值得？
波特：当然（笑）。
